台灣的教育人權不容踐踏

教育是人權的重要一環。在各個國際人權組織與宣言裏,都強調教育的重要。要求能做到尊嚴,公平,參與,沒有歧視。國際的諸多人權宣言也都強調,教育的目的在於使孩童能得到人格的完整成長,強化對人權與自由的認知與尊重。
但在一個獨裁與極權政體裏,教育的目的不是啟蒙,而是洗腦的工具。用洗腦的方式製造出無知的順民以達到獨裁者的政治目的。這也是馬政權主導下的台灣教育部目前所在推動的「課綱微調」的目的。
目前馬政權的所謂「課綱微調」其實是個巨大的調整。它刪除了一些史實:如日本人早於荷蘭人據台時就已駐台以與中國經商,並發生與荷蘭人對抗的事實;也大大刪減了日本治台的那一段歷史;大大減少了原住民的歷史敘述;也刪除了228與白色恐怖的歷史。另一方面,新課綱強調台灣與中國的關聯。簡而言之,這是一部推動大漢沙文主義,抹殺少數民族及蔑視台灣歷史的教科書。尤有甚者,整個新課綱的推展過程都是在黑箱作業中進行,也違反正當的程序。這種開民主倒車的惡舉自然引起台灣學界與年輕學生的抗議。
從去年的太陽花學運之占領立法院,攻進行政院,到今年7月23日的青年學生攻進教育部。我們看到的是抗議學生的平均年齡越來越年輕。而7月30日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發言人林冠華之選擇於他生日那天死諫,更使這個反「課綱微調」運動帶上悲壯的氣息。林冠華之死讓我們想起了1989年4月7日,為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而自焚的鄭南榕。鄭南榕自焚那天,帶動拘提的正是7月23日下令逮捕攻進教育部的學生的中正一分局局長張奇文。令人納悶的是台灣解嚴已經二十九年了,台灣的政治社會固有進步,但國民黨的獨裁本質及其劣質的行事作風可有任何改變?顯然的,台灣的轉型正義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呼籲我們應重視台灣青年學生的教育人權。馬政權應撤回所謂的「課綱微調」,教育部長吳思華應立即下台並停止對學生的法律訴訟與騷擾。對於林冠華之死,政府應當扛起道義上的責任並做適當的處置。將來整個課綱的調整應依法訂程序,在公開的情況下進行。課綱固應由專業人士來制定,但也應因循合理合法的公聽程序來完成。教育下一代是屬於全國人民的責任,不屬於任何政黨,更不屬於那個強調中國人史觀而踐踏台灣人史觀的中國國民黨。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

201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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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四事件的回顧–後記 四十五年後的今天—–與黃文雄的一番對話

要討論四二四事件當然要有主角的參與才能凸顯各層面的思考。筆者於今年一月就已完成四二四事件討論的初稿並將文章寄送給黃文雄先生,求取他的意見。黃文雄兄當時私事纏身,加以其他繁忙的事務無法表述他對「四二四事件的回顧」系列的意見。筆者於是於三月初訪台之前將該系列逕付《太平洋時報》發表。
三月訪台期間,筆者於事務處理一段落後與同行的王泰和兄一同拜會舊識陳南天兄。由南天兄口中了解黃文雄兄與台獨聯盟還是有所聯繫。數天後筆者透過台獨聯盟取得黃文雄兄的電話,那天是3月13日星期五。黃文雄兄說隔天下午兩點他要參加於凱道舉行的廢核遊行,我們可以於該地會面。由於3月9日我們方由祈夫潤 (Jerome Keating) 口中了解3月14日於張榮發基金會 (前國民黨的中央黨部所在地) 有由「世界台灣人大會」與「台灣國家聯盟」聯合主辦的第六屆「海內外台灣國是會議」。我與王泰和兄於是決定於3月14日早上參加海內外國是會議,下午到凱道的廢核集會中與黃文雄兄會面。
由於泰和兄有事,所以在與文雄兄寒暄一陣子後得先離開。為了討論四二四事件的問題,我與文雄兄先是到附近的麥當勞。到了後發現樓上坐滿了學生,喧嚷得很。在聊了一陣子後我們轉到二二八和平公園繼續討論下去。
文雄兄於見面前一日傳給我他於2009年4月7日於鄭南榕殉道20周年追思紀念會的演講稿 — 「一位不是用勇氣就可以形容的兄弟」。講稿中文雄兄提到價值與策略的問題。提到Nylon於1989年所面對的關鍵局面比他於1970年所面對的台灣情勢要複雜多了。「1970年的台灣,還處在蔣家連最基本的人權,也加以踐踏的『超穩定』高壓統治下,反對運動也處於低潮。我的目標其實非常、非常有限;我知道即使蔣經國不在了,蔣介石還是會牢牢的掌控台灣;我只不過想打亂蔣氏王朝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計劃,希望能挑起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藉此鬆動—只是鬆動—那一個『超穩定』的高壓統治,為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打開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
筆者知道黃文雄於刺蔣之前與兩位生死之交有所討論,而他們都反對刺蔣對運動的幫助。見面中文雄兄提到他這兩位摯友後來於討論後都同意他的論述與看法。對於刺蔣一事,文雄兄同意對台灣的局勢發展將會是一個賭注。既然是賭注,筆者難免要問:你如果能回到當年那個時候,你是否會採取同樣的行動。文雄兄的回答是肯定的。
對於筆者所描述的六十年代的美國,如counter-culture, 舊金山Haight-Ashbury的Summer of Love之嬉皮文化,及1969年於Woodstock所舉行的三天狂歡音樂會,文雄兄認為會予人錯誤的印象,其實六十年代的美國也有相當嚴肅的新左派運動。文雄兄也同意蔣經國的「崔苔菁」政策是一種收編,並不是民主化。對於刺蔣後對台灣政治犯的影響,文雄兄也提到他與柏楊的會面而同意當時的政治犯確實因四二四事件而遭受到刑期被加重的影響。這些政治犯雖沒人向他抱怨他的刺蔣,但也有人向他說你的槍法這麼會那麼差。
言談中也觸及當年他留學康乃爾大學的那段時日。當時在康乃爾大學讀書的台灣留學生有30幾位,是個大家都彼此熟識的小圈圈。那時留學康乃爾大學的有李登輝,也有後來走上台灣左翼的《台灣時代》創辦人左雄。四二四事件的發生自然影響到他的家人。黃文雄有個建築師的弟弟黃政雄於最近去世。黃政雄是當今外交部大樓的設計人。四二四事件發生後,雇用他的建築師事務所受到影響而最後將他解雇。黃文雄提到黃政雄於臺大醫院的最後時日,他們如何將他的病房轉到面向凱道的一邊所以他能遠眺他的作品—外交部大樓。但黃政雄已不省人事而最後的時日只不過用現代的醫學技術延長他的生命而已。這種醫療資源的耗用及我們該如何走人生的最後一程是個值得檢討的課題。談到醫療資源的運用,黃文雄也提起臺大醫院的景福門診。台大醫院的景福門診是為達官貴人所設的門診。近年來一些病痛纏身的黃文雄也因有友人介紹到該門診就醫。與一般門診的醫生之大量看病而沒時間細診的不同處在於景福門診有名醫的詳細問診治療。看了幾回後黃文雄就受不了而離開了。這種門診的存在到底是社會醫療資源沒有公平分配的寫照。
長期從事社會運動的他可由他的交往看出。在凱道行走時他不時與人有所交談,而這些人大都是台灣社會運動的要角,也有政治運動的人士及新的政黨的籌備者,也有專欄作家。四度提及他今年已78歲的他也覺得所剩的時日不多。文雄兄強調他對歷史是非的爭論沒興趣,他的興趣在於事務與政治動態 (political dynamics) 之互動及其影響與結果,強調台灣的未來是非常困難的,我們要考慮地緣政治 (geopolitics) 並客觀考量各種因素,要維護台灣的自由民主與人權。不論老少皆要人以Peter之名稱呼他的黃文雄強調青年學子是台灣的未來,而也相當支持青年學生的運動。在社會運動中常居第二線,偶而居第一線的他也多少定位了他在台灣政治社會運動中的角色及他在後半生的寫照。

 

李堅

故事的力量 — 由 Masada 到鄭南榕

Masada 是以色列最熱門的旅遊及朝聖地。Masada 位於一個岩石山的頂端平台(mesa)。平台的面積約長500 公尺,寬220 公尺。岩石山的一邊是高約400 公尺的懸崖,另一邊是高約91 公尺的懸崖。於平台上可眺望死海。Masada 是 Herod the Great (73/74CE – 4CE) 建立的。Herod the Great是羅馬統治下的第一個猶太地區的地方國王。Herod 是一個好大喜功,極為殘忍及狂妄的暴君。Herod 在 Masada 建立了豪華的宮殿,澡堂及游泳池。Herod 死後羅馬將猶太地區分為三個小國分給Herod 的三個兒子。西元66 年羅馬皇帝尼祿要增稅而引起了猶太人對羅馬帝國的抗暴,被稱為the Great Revolt (66 – 73)。當羅馬帝國攻下耶路撒冷並摧毀猶太人的聖殿後,一群狂熱的抵抗成員 (稱為Zealots)在Eleazer Ben Yair 的領導下攻下羅馬人控制的Masada以向羅馬帝國做最後的抵抗。由於Masada易守難攻,這群將近一千人的「自由鬥士」抵抗了三年,直到最後被八千羅馬大軍摧毀了城牆而攻入城內。但當羅馬軍攻入 Masada 時發現除了糧食儲藏室外,其於都被放火焚毀,而960 人全都自殺死亡,只留下兩個女人及五個小孩。不燃燒糧食代表他們不是因飢餓而自殺,而是他們寧死不屈。留下兩個女人及五個小孩是要將這些人的抵抗故事公諸於世。Masada 的故事相當感人而也激勵了歷經浩劫餘生的猶太人。以色列的新兵都被帶到Masada去效忠宣示 “Masada 不會再淪陷” (Masada will not fall again)。

抵抗羅馬的猶太人固然有,但投降的也不少。在投降羅馬的猶太人中有一個學者名教Titus Flavius Josephus (37-100),他後來被羅馬賦予公民的地位。我們目前所了解的Masada的故事都是經由Josephus來的。雖然Masada地處沙漠的乾燥地帶,寸草不生而兩千年來也無人跡,但考古學家發現Josephus對Masada的描述並不正確,如宮殿的數目,城牆與瞭望台的高度等等。但更重要的是考古學家沒法驗證有集體自殺的證據。Masada的歷史事實雖是一個大疑問,但這個故事已存在於猶太人的文化及集體記憶裏。

Masada的故事之動人處還在於它發生在逾越節(Passover) 的第一天。逾越節是慶祝摩西帶領猶太人逃離埃及的「出埃及記」(Exodus)的節慶。但歷史學者及考古學者無法證實整個「出埃及記」故事的真確性。埃及的記錄中沒有摩西這個人而也沒有十個災難的歷史記錄。歷史的真相如何正反兩邊都有。但有一點大家都不能否認的是猶太文化充滿了故事,節日,與儀式。
稍為了解猶太文化的人都知道猶太人的節日很多,有大有小,各有不同的意義及典故,而也都帶有儀式及生活飲食上的規範。除了上述的逾越節外,較重要的節日有Rosh Hashanah (新年),Hanukkah (Festival of Lights, 光明節),及Yom Kippur (贖罪日)。每個節日幾乎都有它的歷史典故,而也有許多儀式及生活的規範要遵循。經過這些節日的遵循及故事的述說及傳承,猶太人雖散居世界各地,但一直有辦法維持該民族的認同與意識。

有很多人會認為儀式及節日都只是表面而已,不值得重視。但在我們的生命過程中有許多階段及儀禮是會深深的影響一般人的感受及記憶的。猶太男人對他們的成年禮 (Bat Mitzvah) 有很深的記憶。同樣的,台灣的政治人物懂得跑白帖與紅帖,或參加一些典禮。因為那個有效,人們會記得你。節日儀式及生命階段 (phase of life) 的慶典及規範是會深深的影響個人的心靈記憶的。

猶太人的許多典故,同許多古老文化的典故一樣都有其歷史的疑點,但這並沒改變他們對他們歷史的看法而深信不疑 (至少是一般人)。當一個故事,即使不是真的,被一講再講的傳承下去時,這個故事就變成真的而據有強大的影響力。一個故事的最終要點在於故事的詮釋權。台灣民族是一個新興的民族,我們沒有悠久的歷史也不存在有那些不能考據的典故。雖說是一個新興的民族,但我們有很多自己的故事。台灣民族必須一再的講自己的故事,我們必須掌握我們自己故事的詮釋權,不容別人的扭曲。鄭南榕 (9/12/1947 – 4/7/1989) 的自焚事件如今因成大不准學生通過的「南榕廣場」之命名而成為焦點。除了那不值得一提的「伊斯蘭炸彈客」之詮釋外,可悲的是有些人將他的自焚解釋為只是為了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已。鄭南榕固然是為了爭取百分之一百的言論自由而遭國民黨的迫害,但引起國民黨要對他採取拘提行動的是他在1988年12月10 日世界人權日於他發行的「自由時代週刊」上刊登了許世楷教授的「台灣新憲法草案」。鄭南榕於之前的1987年4 月16 日已公開高呼「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鄭南榕固然為言論自由而自焚,他更是為台灣獨立而自焚的。台灣人必須掌握我們自己故事的詮釋權。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