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廣場的母親—–白髮接黑髮的棒

1970年,大二的寒假。即將滿二十歲的我向我父親宣布獨立。將於二十歲起開始過自己的獨立生活。從此不再接受他的經濟援助與約束。在二十歲生日那天,我依原計劃到宜蘭公路局站搭乘公路局的車子,要經由橫貫公路到台中。那天早晨,稍帶感傷的父親一言不語的送我到公路局車站乘車。臨走前只叮嚀我要小心。那時年青氣盛,只求早日獨立的我,在車上向我父親揮手再見。腦子或心中就是沒有朱自清的「背影」一文裏所描寫的他對他父親的感情。
梨山巧遇
車子沿著宜蘭濁水溪 (又稱蘭陽溪) 的河床前進。蘭陽平原是個沖積扇平原,由蘭陽溪所沖積出來的。沒有蘭陽溪的沖積,也就沒有蘭陽平原。但沖積出蘭陽平原的蘭陽溪卻也將宜蘭切割為二:北以宜蘭市為主的溪北,及南以羅東鎮為主的溪南。溪北、溪南便成為宜蘭地方政治派系的基礎。
河床的公路大都是簡易的舖路及簡單的橋樑。在那空曠的河床裏,車子左曲右拐,倒也是一番景色。在河床行駛了一段時間後,車子開始往山上爬。而台灣的美麗山景也開始一幕幕的映入眼裏。在那段穿過中央山脈的綺麗山路上,看到了許多泰雅族的聚落。上下車的也有不少是「榮民」。沿途也有許多奇異的地名 (如思源唖口),也經過了武陵農場。推測武陵農場這個名字可能是由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而來,意味著世外桃源。而也是的,在那美麗的深山裏,倒也令人有一種與世隔絕的安詳感覺。而來自不同地方的人也看來是和平的共處,共謀生活。
車子大約在十一點半左右抵達梨山。在深山中的梨山,人群卻是熙熙嚷嚷。在梨山休息的那時候,我巧遇了高中及大學已有數面之緣的陳文成。我們互打招呼並做了簡單的交談。那時獨行俠的我也沒看到他與任何人同行。休息過後我就繼續乘車到台中去走我的獨立之路。
我那時的「獨立運動」最終是失敗。要當家教維生並繳學費談何容易。還記得大二暑假時,我還有一天沒錢買東西吃而餓的躺在宿舍的床上冒冷汗。到頭來還是向我父親「投降」而做順民去。不過,我父親也依我在高中時的要求:「進入大學後不得再對我嘮嘮叨叨」,而減少了很多「雜音」。在這種「和約」下我們倒也維持了「恐怖平衡」,而他卻也從此不再干涉我的一切決定。
再見陳文成
本來不想留美的我,卻因當時台灣那種沉悶的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圍而於1979年來美。來美不到三、四個月,台灣就發生了美麗島人權日事件。隔年又發生林義雄家滅門血案。同許多關心台灣的留學生一樣,參與政治也就成為正路。台灣留學生大多受台灣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的影響。而這些重大事件也多多少少影響了留學生及社會人士,而成為人生旅途上重要的標竿,一個決定性時刻的「界定事件」(defining moment)。各個民族各有不同的界定事件。日美人的主要界定事件是二次大戰中的被關進集中營。韓美人的主要界定事件是1992年洛杉磯的暴動,而使韓美人的小生意大受影響。台灣留學生的第一個界定事件應是1970年的424事件。第二個可能就是1981年影響留學生深遠的陳文成事件了。但一般而言,台美人大部分的界定事件都發生在台灣: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鄭南榕事件,解嚴,蔣經國的死亡及隨後的政爭….等等。
1980年底, 1981年初左右,我因求職的關係路過匹茲堡。透過一個共同友人的介紹我暫住陳文成家。他下班回來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原來就是你」。因為他本來沒有把我的名字與人連起來,只知有人要來暫住便慷慨的答應了。在那幾天,陳文成夫婦倆也帶我去參加一次同鄉的聚會。大家的話題自然是政治了。喜歡喝兩三杯的陳文成也開了話匣子暢談起來。在回家的途中則由陳太太陳素貞開車了。
回到德州後約半年,聽到陳文成與陳素貞有個初生兒,而兩人計劃要返台一趟。雖然只有至親好友才知道他倆及兒子要返台的消息,但陳素貞家人的鄰居卻有不明人士來告知他們要返台的消息。隨後發生的陳文成離奇死亡一事震驚了美國的台灣留學生,也凸顯了國民黨在美國的校園間諜問題。在休斯頓,我們所能做的卻也只是到國民黨所辦的活動現場去做抬棺抗議。除了抗議外,也是要觸他們的霉頭,並彰顯國民黨是個殺人政黨這個事實。陳文成就這麼不明不白的死了,至今兇手們仍然逍遙法外。
白髪接黑髪的棒
陳文成事件固然深遠的影響到當時的台灣留學生,但受創最重的無疑是他的家人了。陳素貞後來在美國的聽證會上表現得堅強而有力。但事件後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了。
經歷過戰後那段亂世及228的陳庭茂,本也無奈的做個順民而只專心為自己的事業奮鬥,並努力提供子女的教育。本來不參與政治的他卻也逃不開政治的迫害。 1981年7月3日,陳文成被發現陳屍於台大校園。對此一政治謀殺事件國民黨卻反而指責陳文成是畏罪自殺。而於那時為國民黨這個暴政搽脂抹粉並百般阻擾國際媒體採訪的,正是時任新聞局局長的宋楚瑜。宋楚瑜也在新聞稿中加註「中華民國國民」陳文成一詞。意思是,當時只有綠卡但不是美國公民的陳文成之死干你美國何事。
受到愛子橫死的打擊,使陳庭茂不願再當順民而加入了與國民黨獨裁政權抗爭的行列。時已70歲的他就此投身黨外運動。從1981年至1988年他臥病為止,陳庭茂於八年間走遍全台。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為黨外人士助選,也為「陳文成博士文教基金會」籌措基金。這位人人尊稱為「陳老爸」的老先生也曾於1984年5月訪美,拜會台灣人社團和美國關懷人士。於1990年2月17日去世的陳庭茂固然見到了台灣的解嚴 (7/15/1987),但沒看到民進黨陳水扁的進入總統府 (5/20/2000-5/20/2008)。也同我們一樣尚未看到台灣的獨立,尚未看到台灣人的當家作主。
五月廣場的母親
在陳庭茂為了愛子的冤死而投身台灣的民主運動之前,在地球的另一端及另一半球 (南半球) 的阿根廷,也有一群媽媽為了她們的兒子與女兒的不明失踪而進行了七年的公開抗爭,及至今尚未停止的平反與家庭的彌合工作。
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的軍人政變奪權推翻了文人政府。掌權後的軍政府開始進行所謂的「國家重整計劃」(Process of National Reorganization, 或 El Proceso)。「國家重整計劃」著重在消滅左翼的「顛覆活動」,並進行經濟改革。這個被稱為「褻戰」(Dirty War) 的「國家重整計劃」,全面禁止言論自由與集會遊行,並大肆逮捕異議份子。據估計,在那段時日就有三萬人失蹤 (the disappeared, 西班牙文 los desaparecidos),咸信皆被刑求後處死。在這些失蹤人口中約有五百位女性懷有身孕。有人解釋因為阿根廷是天主教國家,反對墮胎。所以這些孕婦都在等到生產後被處死。嬰兒則分散給與軍方有關的人員認養。雖然這種殺人盜嬰的罪行美國政府也知道,但這種反共的軍人専政作風受到美國尼克森總統,季辛吉,及雷根總統的支持與援助。
在那個肅殺的氣氛下, 1977年4月30日,14名不知她們兒女下落的媽媽們聚集在總統府「玫瑰宮」(Casa Rosada) 前面的「五月廣場」(Plaza de Mayo)。她們手中拿著她們兒女的照片,希望知道他(她)們的下落。在軍警要她們解散下,情急的媽媽們以每兩個人互牽相依的方式開始繞著圓圈走。一個定期的抗議活動就此成形。從此以後,越來越多的媽媽們就於每星期四來到五月廣場進行示威。她們頭戴白頭巾,象徵孩子的尿布。手上拿著失蹤孩子的相片,大家繞著圈圈走。剛開始時,也有兩個媽媽及一個法國修女遭到政府的殺害。政府稱這群媽媽為「肖查某」(las locas, madwomen)。但這群後來被稱為「五月廣場的母親」(Madres of the Plaza de Mayo) 的「肖查某」們,卻漸漸引起國際人權組織與國際社會的廣大注意。而她們的非暴力抗爭方式也鼓舞了在軍事統治下的許多南美洲國家人民的抗爭。
阿根廷軍政府最後的倒台倒也不全然是這批娘子軍的努力。在經濟不斷惡化下,1983年,阿根廷軍人發動了與英國的福克島之戰 (the Falkland Islands, 阿根廷稱之為Las Islas Malvinas)。結果阿根廷慘敗。慘敗後的阿根廷軍人政府也因而垮台。
當年的媽媽們如今已都已是祖母級的人物。部分成員另組成了「五月廣場的祖母」(Asociación Civil Abuelas de Plaza de Mayo),致力於尋找目前都已近四十歲的當年被盜的嬰兒的下落。截至目前為止她們已尋找到114名盜嬰的下落。但可以想像的是,許多被尋找到的當年的盜嬰如今很難去面對他 (她) 們的身世。因為不只有受騙的感覺,撫養他 (她)們 的人可能也就是殺害他 (她) 們生父母的人。
拉丁美洲的婦女傳統上只是照顧家庭而已,她們不介入公共事務,而一般也都沒有政治意識。但當這群媽媽們發現,好好的照顧家庭卻沒法保證孩子的安全後,她們開始走上街頭,開始介入公共事務。在經過政治洗禮後,她們也知道她們不能再保持沉默。而大部分的媽媽們也都走上了她們冤死的兒女們的政治路線,接了棒,走他 (她) 們未能走完的路。
一代不如一代?
「五月廣場的母親」們與陳庭茂都走上了為子女伸寃的道路,他 (她) 們也都走上了他 (她) 們子女的政治路線。白髮為黑髮伸寃,也接了黑髮的棒。
但白髮接黑髮的棒到底是一個非常的情形,也不是一般人願意見到的。我們希望的是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一代比一代來得堅強, 來得更好。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之所以感動了許多白髮族,是因為白髮族知道傳承有人。白髮族看出了過去的路線與方向是正確的,了解過去的努力沒有錯,沒有白費。
社會政治的改革是一條漫長的道路,許多改革也不是在一代之間就可以達成的,而有可能是幾代間的事。在這種改革的信念下,我們是相信未來的社會是會比目前的社會好。而未來的一代因為成長於較優良的環境裡,也會比目前的一代好。「未來是會比現在好的,一代是會比一代好的」。這也是改革者的信念。但也只有在「老而不死」及「老賊」掌權的漢文化裏,我們才會聽到「一代不如一代」這種說法。這些「老賊」們充滿了對未來的恐懼與不安,對年輕人充滿了敵意。因為他們知道未來的社會不是他們的社會,未來的社會不是他們這些獨裁者所能掌控的社會。我們希望,在改革成功的未來台灣社會裏,「一代不如一代」這種落伍的說法也會走入歷史。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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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密西根之行—- 懷念許永華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高雄事件,1980年2月28日林義雄家滅門血案,1981年7月3日陳文成命案。件件都刺痛並震撼了台灣人的心,而也引起海內外台灣人的深思、反省與策略檢討。美國的台灣人社區也進行了幾度激烈的論戰。當時論戰的主要議題為台灣民族主義、左右之爭、民主與革命之爭、美國的角色等等。各地熱心政治的台灣留學生也四處進行串聯,盡情討論台灣的未來。1981年的秋冬之際,當時還是個學生的我也有個機會到密西根州的安雅堡 (Ann Arbor) 與East Lansing 訪問,與兩地的學生會談。安雅堡是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所在地而East Lansing則是密西根州立大學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的所在地。在安雅堡時我住在許永華家,在East Lansing時我住在當地學生稱為老台獨的張家成的家中。這兩戶人家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張家成家借住時,他安排了一些台灣的留學生到他家座談。同當時的許多座談一樣,議題主要是環繞在台灣民族主義與革命革新之爭,而討論也一般都進行到深夜才結束。隔天在睡夢朦朧中被培根的香味薰醒了。起來時發現張太太已準備好了豐盛的台式與美式的早餐。在用餐期間張太太感嘆的說左翼的人批評右翼的台獨運動為良心運動,但你若沒有良心怎麼能做台獨運動呢?雖然左翼所指責的良心運動其意義未必如字面上所顯示的,但張太太的那一句話卻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仍記憶猶新。
未到許永華家之前我已知道他是一個常常為文論述的人,到他家後也體會到他說起話來是一個慷慨激昂的人。後來也知道他也是一個喜歡畫畫而畫筆不錯的人。許永華帶我拜訪當地的一些要角並交換意見。可以想像的是討論是相當激烈並不時充滿了火藥味。有天在回到他家後他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他說他目前有人來訪,大家在話仙。同許多當時台灣的留學生一樣,我的台灣話是到美國後才進步的。但北部人的我還是沒聽過台南人許永華的話仙這個用語。我當時也問許永華「話仙」一字的意義,知道是閒聊的意思但不能確定是畫仙或話仙。但不管如何這個用語傳神又文雅。1988年到1992年間我在《台灣公論報》寫「話仙」專欄。20年後重新執筆而在《太平洋時報》重開「話仙」專欄。定名專欄名字之前並沒向許永華「專案聲請」或解釋命名的由來,諒他不會在意。
後來回想許永華與張家成兩家之所以會留給我深刻的印象是他們都保有早期台灣農業社會的傳統:純樸、好客、奉獻與真誠。在台灣走出農業社會後,這種有情有義的傳統精神與文化逐漸的在消失中。
由於陳文成是密西根大學的畢業生,所以許永華相當盡力於陳文成基金會的事務。他後來也回台任職一段時間,返美後多少是退休了。我於33年前的密西根之旅後本也與許永華失去連絡,他後來全家搬到南加州後使我們有了見面的機會。約十年前,以前《台灣新社會》的老同志李賢群開始策劃老朋友的會面而與目前都已是老台獨的老朋友每三個月在不同地點會餐一次。也因此開始與許永華及他的太太Amy較有來往。在來往中有時發現許永華有點邏輯上的問題,後來由許太太Amy的口中了解許永華曾中風過,有失智的現象。之後許永華又有幾次中風,雖沒影響到他的行動,但失智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雖然造訪時發現他好客的個性沒變,但聽說行徑有時如任性的小孩般,使照顧的Amy相當繁重。去年許永華與太太返台。我們幾個朋友於2014年6月24日到機場送行。那天許永華的精神很好,不時有玩笑還說沒有幾天就會返美。永華夫婦回到台灣後沒多久我們就由Amy的emails中了解他又一再的中風,最後於2015年2月15日病死於板橋的一家安養院。
以後的老朋友聚會中將少了許永華一位,而無常的人生也都縈繞在我們這些老台獨的頭上。大半人生致力於台灣的獨立建國能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台灣解嚴了,也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而台派也曾執政過。後來馬政權的掌政代表了國民黨的復辟。當馬政權大開民主倒車而倒行逆施時,老台獨們是一陣心痛,懷疑我們是不是做得不夠。去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感動了我們這些老台獨。老台獨可能凋零萎落,但新台獨及少年台獨會前撲後進。我們知道台灣有前途,有救。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