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金山和約的歷史之一 二次大戰後敵軍變成友軍 —–對日和約的歷史背景

1951年9月4日,51個國家的代表齊聚舊金山的歌劇院(San Francisco War Memorial Opera House),討論戰後對日本的和約問題。四天後的1951年9月8日,他們簽訂了舊金山和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或稱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與會的蘇聯、波蘭、與捷克並沒有簽約。也受到邀請與會的印度、緬甸、與南斯拉夫則沒有參加。

在這四天的會議中固有其戲劇性與激辯,但所有的政治工作與外交運作都已於前一兩年在美國的強勢主導下完成。舊金山和約對東亞及東南亞的影響都於今甚鉅,而也有學者稱舊金山和約所建立的體制與影響為舊金山體系(San Francisco System)。舊金山體系這個名詞與觀念是首先由美國知名的日本學者約翰‧道爾(John W. Dower)所提出的。

舊金山和約的簽訂反應出了國際社會中沒有永遠的敵人與盟邦,靠的常常是情勢的變化與實力的消長。在二次大戰中,美國與蘇聯是盟邦,共同對抗軸心國的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但二次大戰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政權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陣營進入冷戰。冷戰開始後,杜魯門總統採取了當時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代辦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的意見,開始建構對共產陣營的圍堵政策。在這種思維下,美國希望能加速日本的經濟復原,及社會與政治上的重建與穩定,以加入美國的圍堵防線。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 Acheson, 4/11/1893-10/12/1991)也在這種思考背景下推動對日和約的工作。

進入50年代後,對日和約出現了一些急迫性的問題。首先是已變成美國敵邦的蘇聯於1949年8月29日成功的試爆了原子彈。接著是中共於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國」。隔年的2月14日,中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原先美國是期望中共能有如狄托下的南斯拉夫般,能夠多少不完全服從蘇聯而採取較獨立的國際外交政策。但當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中共在「抗美援朝」的口號下於10月加入韓戰後,美國對中共的期望已完全消失。而對日和約也進入了一個迫切期。

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軍事佔領之下,民生凋敝,社會破敗,治安不良而走私猖獗。美國也擔心在長期佔領下,不但會造成日本共產黨的壯大,也會促成並加速右翼民族主義的抬頭。要加速日本的復甦以變成美國的同盟,並減輕美國占領作業的負擔,和約在四十年代底就已開始積極進行。

當時的美國因為二次大戰中才與日本激烈作戰過,民間未必能同意對日的和約。為了促進和約的順利進展與日後在國會的安全過關,民主黨的杜魯門總統任用了共和黨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2/25/1888-5/24/1959,杜勒斯後來於艾森豪總統任內當國務卿)為特使,負責和約的起稿作業,及於和約前一兩年訪問要參與的國家做說明與遊說的工作。杜勒斯是於1950年後才負責對日和約的工作的。但這之前,美國國務院得應付那時駐日本的盟軍總部(SCAP,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的麥克阿瑟將軍。

那時的日本處於盟軍的軍事佔領下,沒有主權。而佔領的盟軍總部的頭子是那個貢高我慢,不甩華盛頓的麥克阿瑟將軍。對麥克阿瑟而言,日本是他的地盤,要如何處置是他的事,別人管不著。在這種背景下,國務院派肯楠於1948年2月到日本,去與麥克阿瑟溝通。除了在一些社交的場所會面外,麥克阿瑟一直故意避開與肯楠會談。最後肯楠透過遊說麥克阿瑟信賴的周邊人士而促成了一個會談。在那場會談中,肯楠展現他聰明、機智、及外交官的能力。他說明蘇聯的威脅,重建日本的迫切性。而在整個說明會中,他都利用了他對麥克阿瑟觀點的了解,而多少將整個建議說成是麥克阿瑟的看法,而取得了麥克阿瑟的同意。肯楠也做一些實質上的建議,如警察制度的民主化,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建立,以阻止猖狂的走私與非法入境。據當時一些與會的人士回憶道,肯楠的表現相當的優秀(ADST: Moments in U.S. Diplomatic History. 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 The 1951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韓戰爆發後,首爾於1951年一月落入北韓手中。此時美國面對可能要放棄韓國的問題。美國在換指揮官後於1951年三月奪回首爾,並將北韓與中國軍逼回38度線。此時的美國於1951年3月截獲了一個秘密的外交電報。內容顯示麥克阿瑟與駐東京的西班牙與葡萄牙大使(當時兩個都是反共的法西斯政權)的談話表示,他有信心將戰爭擴大成為對中共的全面戰爭。明顯違反杜魯門總統不擴大戰事的指令,因為當時中共與蘇聯已簽有「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有可能引起蘇聯的介入與核武衝突。震怒的杜魯門總統在與白宮幕僚會商後,解除了麥克阿瑟的職位。但麥克阿瑟(共和黨)的被解職並沒有影響到杜勒斯(也是共和黨)的留任與否問題,他繼續處理對日和約工作的完成。杜勒斯於1951年2月完成了和約的草案。接下來是寄送給要參與的國家過目,徵求是否有需要修正的部分,以便在和約會議中能順利通過。

李堅

Advertisements

中華文化的說文解字 —- 紙老虎

統戰這個觀念雖然不是毛澤東的創舉,但他卻是一個懂得如何去運用它的人。在那個大部分都是文盲的中國農村社會裏,毛澤東懂得用民間故事及俚語來表達他的理念。1944 年創作,1945 年2 月於延安首演的「三打祝家莊」就是一例。這是一齣用家戶喻曉的水滸傳中的一個故事來宣傳並鼓勵紅軍必勝的戲劇。毛澤東也善用俚語來說明他的理念及說服群眾。而在毛澤東的所有用語中,紙老虎一說倒享有「國際聲譽」。

紙老虎一說源於毛澤東於1946 年8 月6 日於延安接受美國記者安娜思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 1885-1970) 的訪問時說的。毛澤東說所有的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也如此紙老虎一詞開始出現於英文的詞彙裏。但其「發揚光大」則是在韓戰後。韓戰期間毛澤東稱美國為紙老虎。意思是說美國看起來像個老虎,不果卻是紙糊的,不用怕。在韓戰期間美國人死了三萬六千人,南韓人死了四十一萬五千人。中國及北韓的陣亡人數則不是很清楚。中國官方的說法是十八萬人死亡,但也有人估計中國及北韓共死了一百五十萬人。看來美國這個紙老虎的殺傷力頗強。

但美國是個紙老虎嗎?

二次打戰前的美國軍火工業微不足道。但經過二次打戰的洗禮後,整個情勢改觀了。美國的軍火工業於戰後初期其總值超過所有美國公司的總值。當一個產業如此巨大時,其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不言可喻。軍火工業應是應運戰爭的需要而產生的。但當戰爭結束後,軍火工業便面臨裁員,裁減的危機而會發生尾巴搖狗的現像。軍人出身而深知戰爭可怕的艾森豪總統對這個現相提出了警告。1961 年1 月17 日於其離職演說中,艾森豪總統提出了軍火工業綜合體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這個名詞與概念。艾森豪總統於其演說中提到當時就有三百五十萬人直接受雇於軍火工業。軍火工業的龐大影響到了美國的各級政府,也影響到了政治,經濟,甚至精神的層面。軍火工業自然對聯邦政府造成了重大的影響。艾森豪總統了解強大國防對維持和平與自由的重要,但也了解這是一刀兩刃的而勸告美國人應時時警覺這個軍火工業綜合體對美國社會及外交的影響力。事實是軍火工業能夠成長的主要因素源於戰爭。如果大家都和平共處了,有誰需要軍火工業呢。事實證明了艾森豪的高瞻遠矚是正確的,但其勸告卻成了耳邊風。二次大戰及韓戰後,美國介入了大大小小的戰爭。大的如越戰,波斯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戰爭。小的如豬玀灣事件 (Bay of Pigs Invasion),打巴拿馬,打格瑞那達 (Grenada)等等。而美國也介入了許多國家的內戰及區域衝突。如尼加拉,伊朗,利比亞,黎巴嫩,索馬利亞等等。更不用說與蘇聯的冷戰而大舉建軍了。大部分的美國人並沒有感受到戰爭的威脅或受到其影響,但美國的對外政策是很剛強的。這種剛強的作風自然影響到了美國國內的文化。美國的槍枝氾濫而一般人習以為常。管制槍枝的法案屢屢不過關。軍火商的背後影響力不容忽視。暴戾的文化充斥美國。說美國為一個暴戾的社會及帝國主義並不為過。但要說美國為紙老虎為免太離譜了。

毛澤東當然知道美國不是紙老虎。他不會不瞭解美國供應給蔣介石武器的先進。他生平第一次坐飛機是經由美國特使赫爾利 (Patrick Hurley) 安排用美國飛機將他從延安飛到重慶的。再說他也了解他的「蘇聯老大哥」對美國也敬畏三分。他是說給中國人聽的。要中國人相信美國老虎是紙糊的。要中國人去「抗美援朝」。他的人海戰術說明了「別人的兒子死不完」的自私狠毒哲學。中國文化是沒有民有,民治,民享的觀念的。中國的封建政治文化永遠是民主少了一點 (民王)。了解這個你也就了解聲稱為漢文化傳統的中國國民黨的政治文化了。中國國民黨也罷,中國共產黨也罷,要談民主與自由是緣木求魚。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