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俄國革命之五 俄國革命與左右問題 —-台灣的左派議題將日趨主軸

俄國革命是20世紀最重大的變局之一。其重要性不只在一個龐大帝國沙俄的被推翻,而更重要的是布爾雪維克(後來改名為俄共)標榜他們的革命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俄國革命也便成為世界第一個建立社會主義體制的社會主義革命。

當法國革命(1789-1799)推翻封建體制建立共和後,所引起的是歐洲各個封建體制的緊張,深怕他們會是下一個被革命的對象。這也反映在拿破崙的攻打歐洲中,各個封建政體一再的建立聯盟以企圖阻止這股革命浪潮。深諳政治經濟學及那段歐洲歷史的馬克思對法國革命的解釋是,那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也就是說,那是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挑戰舊體制(封建體制)的革命。馬克思也認為,推翻舊封建政體而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也會隨著下一波的社會主義革命而走入歷史。因為資本主義下的無產階級,將會起而推翻掌有巨大政經利益而居少數的資產階級,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

馬克思的邏輯看起來很簡單。但歴史的發展與事實常不是如一般理論所預期的。

革命前的俄國是一個相當落後的國家。與西歐比起來,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工業發展上、及文化水平上,都有一大段距離。自稱是馬克思主義信徒的列寧,卻抄捷徑而宣稱由封建社會,避開資本主義社會,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俄共掌權的成功卻也鼓舞了歐洲、美洲、及亞洲,以共產主義自居的左翼份子。尤其在俄共建立第三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簡稱 Comintern,1919-1943),開始支援扶助國際間的共產主義運動後,更擴大了共產主義的勢力。

但俄共(後來的蘇聯)所支援的也未必全是共產主義者。在中國,他們原先支持的是國民黨,而非中共。蔣介石也於1924年被孫文派到蘇聯,去學政治與軍事組織的運作。寫《蘇俄在中國》的蔣介石是不喜歡蘇聯的,但後來的莫斯科中山大學裡吊有蔣介石的肖像。而在五一勞動節的遊行中,蔣介石的肖像也與馬列及其他蘇聯領導人的肖像並列遊行。蔣介石也被稱為紅將軍(Red General, Wiki)。西方國家對「紅將軍」自然有所警惕,而於北伐前支持曹錕的直隷系軍閥,而非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日本支持張作霖的奉天軍閥,蘇聯自然押寶國民黨。但北伐後的1927年,蔣介石屠殺了黨內的30萬名共產黨員而結束了與蘇聯的「合作」。蘇聯政治顧問鮑羅廷(Mikhail Markvich Borodin, 本名 Mikhail Gruzenberg, 7/9/1884-5/29/1951)與軍事顧問加倫( Galens,本名Vasily Blücher, 12/1/1889-11/9/1938)則離華返俄。這兩人於後來也都遭到史達林的清算,死於獄中。

史達林下的蘇聯相當封閉,外人也大都不明瞭發生什麼。在集體農場及一系列的五年計劃下,蘇聯的工業發展及經濟建設是有明顯的起步。當1929年全球發生經濟大恐慌後,由於與西方的資本體系隔離,蘇聯的經濟並沒受到重大的影響。但在1930年代的經濟政策上,蘇聯與外在世界其實有類似處—政府的大量干預。美國在羅斯福總統下推行新政(New Deal),用大量公共投資的方式雇用了大量的失業人員。希特勒的國家社會黨也在德國用同樣的方式推動建設以降低失業率,如高速公路(Autobahn)的建設。1939年,在滿州國的岸信介也大膽的用「統制經濟」的方式推動五年計劃。

在用政府的力量介入以推動經濟來看固然有類似處,但史達林的手法卻有個與眾不同之處—免費勞工及低價糧食的大量使用。透過集體農場,政府壓低了糧價以補貼工業。使用了大量的勞改人員等於製造出了大量的免費勞工。蘇聯的經濟也因而在那段時日有明顯的進展,也於戰後成為超級強權並控制了東歐各國。這一招最後自然也被中共學習到了。中國的勞改及下放提供了大量的免費勞力。也不只共產國家如此,五十年代的台灣在國民黨下也實施了「勞動服務」一段時間。成年男子都被迫每年做一段時日的無贘「勞動服務」,為「國家」的建設「服務」。在一個獨裁極權政府底下,人民是免費而可隨意被拋棄或運用的。

雖然蘇聯的極權統治引人反感,也使共產主義得了個惡名。但社會主義的平等、福利、及就業保障,卻有其迷人之處。也多少源於此,北歐及西歐於戰後紛紛建立社會主義型式的社會福利政策,以保障人民的醫療、就業、與教育的權益。資本主義殿堂的美國是至今都仍然強烈反對這種社會福利國家的傾向的。

法國革命後所召開的國民大會(Estate General)中,座位的排座已定位了左右的分野。坐在主席台右側的傾向於保留舊體制與舊價值。坐在左側的傾向於廢除舊體制以建立共和。左派與右派也因而與當今的進步派與保守派劃上等號。保守的右派強調自由競爭,優勝劣敗,保存現況。進步的左派強調人民平等,照顧弱勢,建立福利社會。

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一直都是右翼的範疇。左翼的一些主張雖然都一直浮現,但都不是主力。所以一直是右翼的範疇源於民族主義—–台灣民族(綠營)對抗「中華民族」(藍營)—-一直都是台灣社會的主要問題。當代表藍營的一些大(國民黨)小(親民黨,新黨)黨都已走入歷史後,台灣將只是綠營本身內部的問題,而左派的一些社會議題也將會逐漸的主導台灣的政局。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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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與強者的對立之四 競爭或合作 —-達爾文主義的推想

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固然大大的提升了生產力,也改善了人類的生活。但在同時,卻也摧毀了原有的社會體制而產生許多社會問題與生態的破壞。19世紀的西歐社會黑暗面我們也都在狄更生(Charles Dickens, 2/7/1812-6/9/1870)的《雙城記》(1859 ),《孤雛涙》(1838 ),《塊肉餘生錄》(1849-1850),及雨果(Victor M. Hugo, 2/26/1802-5/22/1885)的《悲慘世界》(1862)中得以窺見一般。1859年,達爾文(Charles Darwin, 2/12/1809-4/19/1882)發表了至今仍影響深遠的《物種的起源》一書。達爾文「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演化論,也成為今日生物學界的基石。

達爾文是一個自然科學者,但許多在政治社會運動中的人物,也都將演化論這個觀察運用到社會裡,而成為社會達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最早提出這個名稱而大力推廣的是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4/27/1820-12/8/1903)。這派人物的想法合理化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帝國主義的掠奪,與種族主義,也多少成為右翼保守派人士的思想武器。

也不只右翼的保守派受到達爾文理論的「鼓勵」,左翼的馬克思也指出,達爾文的演化論「印證」了他的歷史唯物論與階級鬥爭的理論。但左翼的另一學派與團體—無政府主義者,卻有不同的想法。同早期普魯東之強調互助一樣,俄國貴族出身的無政府主義哲學家與科學家克魯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 12/9/1842-2/8/1921)強調互助合作而非競爭。他對達爾文演化論的解讀是:一個物種在演化上的成功在於互助,而非競爭。(《互助:演化的一個因素》,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 )。

那麼,競爭與合作孰是孰非?那一個才是最好的生存策略與優勝途徑?

在自然界,各種動物都有競爭與合作的不同行為。由於資源永遠是不夠的,所以我們也看到許多競爭的行為,但同時也看到群體合作以求取資源或與外在團體兢爭的現象。在資源有限下,搶奪資源常常成為零和遊戲(zero-sum),而競爭也會變得激烈。在資源相當充足下,搶奪資源變成非零和遊戲(non-zero-sum),而兢爭也不會激烈。這是一個相當邏輯的現象。但也有一個研究狒狒的學者發現到一個「文化」上的問題。他研究的那個狒狒團體的資源相當充足,但雄性間卻常常暴力相向,超級競爭。有一天,一場疾病的來襲摧毁了大部分的狒狒。一段時間後,這個「劫後餘生」的狒狒團體成長到原來的大小。這個研究員發現,暴力與競爭卻大幅的減少。這個研究員認為這是一個文化上的改變。

研究靈長類的學者也注意到,雄性成員的地位是靠對立與對抗得來的。但對立與對抗的解除常常靠的是有地位的雌性。

動物行為如此,人類的行為如何呢?研究競爭與合作行為的心理學家常以遊戲的設計來探討這個問題。較有名的一個是「卡車遊戲」(the Trucking Game. Deutsch and Krauss, 1960)。遊戲的規則是競爭雙方各擁有各的卡車公司,要經過一些關卡及對方有可能控制的關卡來將貨物載運到目的地,完成目標。遊戲的結論是雙方的合作是最好的策略。另一個有名的遊戲是「監獄犯的兩難」(Prisoner’s dilemma, RAND, 1950)。有兩個共犯被隔離監禁,但檢察官沒有足夠的證據起訴。若這兩個囚犯都不說話,則兩人都會被處以一年的徒刑。若兩人都互相指控,則兩人都會被因証據而被判兩年的徒刑。若一人不說但另一人指控對方,則指控者會被判無罪,不說話的人會被判三年的徒刑。也有研究員將刑期做調整(從無罪到20年不等)而做一系列的結果分析。他們發現最終的動機常常是個人利益的考量來決定到底是要合作或競爭。

有競爭自然會有強弱勝敗之分。在人類社會裡,競爭與合作都是存在的。而也可說在每個社會的不同組織層級裡,這兩個現象都存在。由家庭、班級、學校、小公司、大公司、社會、國家、世界,等等不同的組織層級,我們都可看到這兩個現象的存在。一般研究競爭與合作效應的大都僅只限於一個公司團體。而一般的研究也都認為合作會比競爭較有效應,較有成效。這種看法常與許多人的想法背道而馳。許多人認為只有經過激烈的競爭,才會產生出優勝者。但一個優勝者(強者)的產生並不就代表會造福整個團體而成全嬴的狀況。有如監獄犯的兩難遊戲一般,個人對自己有利或有害的動機最終決定了他要合作或兢爭。到頭來,要兢爭或要合作,固然有個人因素的考量,設計遊戲規則的人也要考慮到,整個「遊戲」的目的是要製造出一個英雄或造福全團體。

要競爭或要合作,要製造個人英雄或全民英雄,除了生物與自然界的限制外,追根究底取決於遊戲規則的制定。也多少源於如此,許多較左翼的社會都採取對社會資源分配的掌控,強調資源的永續經營而不是漫無目標的開發,也對人口的成長多所掌控,對社會制度加以改造以增加共享而非獨斷壟占,政治體制也朝良性競爭的方向做設計。這也是以北歐為首的社會福利國家的設計原則及發展方向。

李堅

弱者與強者的對立之一 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的社會病變下 —–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產生

強與弱,有與沒有,有力與無力,嬴與輸。這種對立不只存在於物種之間,也存在於同一物種之中。而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幕演也演不完的戲劇。在封建社會裡,這種對立大都依循世襲的方向排定,人們大多只有認命的份。但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尤其是工業革命後,促成了資本與自由人的移動,及財產的轉移與價格的依市場波動,也因而帶動了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動。強弱的對立也急速的轉變而造就了許多社會轉化的現象及政治對抗。許多社會運動及哲學觀也就在這種背景下一一產生了。不難想像的是許多哲學觀是互相對立的。

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雖然於中古世紀歐洲的一些地方(如義大利的一些城邦)就有運作。但其較明顯的運作是16、17世紀的荷蘭與英國。17世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是較顯著的例子。但資本主義的起飛應該是18世紀末年(1760)到19世紀初(1820/1840)之間的事。工業革命大大提升了生產力,而使財富的分配重新得到調整。對資本主義的運作原理,一般人無疑的都指向《國富論》的作者,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之父的亞當史密斯。同較早期的休姆(David Hume)一樣,亞當史密斯是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但他們的影響也都不僅止於當年的蘇格蘭,而是當今的全世界。

資本主義及工業革命固然提升了生產力,也創造了許多財富,但卻也尖銳化了階級對立及弱者與強者的分野。在這種背景下,一些求取解決這種社會對立的哲學及社會運動也產生了。進入19世紀以後,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便成為歐洲最顯著的社會政治運動。

若要論及成功,至少是表面上,日後發展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可說是獨樹一幟。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馬恩將其他的社會主義者都打入了烏托邦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的行列。意思是說,其他的社會主義者都只是空想而已,不了解經濟原理,也不知應如何才能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與理想。相對之下,馬恩的社會主義則是「科學的」,他們所推動的也因而是「歷史的必然」。在相當程度上馬恩的評斷也不很離譜,這些被歸納成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固然有其理想,而一些也付諸實行。但總的來說,有好心好意但卻缺乏實際施行的步驟與成功的方法。

在這被馬恩稱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三個人中,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可說是最烏托邦的一個。傅立葉是全盤否定工業革命,認為工業革命只有百害而無一益。他也要將工作改造成對身心都有益的活動,而不再是件苦差事。他也分析而認為人類有12種基本的感情(passions)。而依據這個,他要建立每1620人為一單位的自給自足社區(phalanx)。而這種理想社區將會維持八萬年。

貴族出生的聖西門(Claude Henri de Saint-Simon, 1760-1825)本身不以社會主義者自居,也不反對工業革命。相反地,他的思維頗具菁英色彩及技術官僚的看法。一個程度上支持工業化所帶來的進步及社會轉化。他認為貴族與教士是社會的寄生蟲,已失去了他們的歷史功能。他認為勞力須依科技來重組而由技術官僚做領導。聖西門是在死後才由他的門徒發展成一種類似宗教(新基督教,New Christian)的組織。

被指稱是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羅勃‧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則本身是個資本家。他在蘇格蘭的新拉那克(New Lanark)建立紡織廠。與當時一般工廠不同處在於他縮短工時,禁用童工,辦理工人的住宅與教育,辦健康保險。在這種作為下他仍有盈利。在當時(1805-1815 ) 就有15,000人去參觀他的工廠社區。新拉那克目前仍是個觀光景點及世界歷史遺趾。歐文深信他合作村(Villages of Cooperation)的理念能予推廣。1824年,他到美國建立他的理想社區。第一個是在印第安納州西南角的新和諧 (New Harmony)。到1829年為止他一共建立了16個社區,但最後都失敗了。他美國同夥人的盜取利潤及文化的差異是失敗的主因。

約翰‧米勒(John Stuart Mill, 5/20/1806-5/8/1873)雖沒被馬恩點名為烏托邦,但一些現代經濟學者卻視他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米勒是19世紀英國著名的思想家。他在社會、政治,及經濟的理論上著墨頗多。對米勒而言,經濟應要有道德原則而要在體制上做根本改革來做財富的重新分配。對米勒而言,分配,而不是生產,才是政治經濟的要件。

烏托邦社會主義的主張也不全然是空想。這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其實也都一再出現在現代社會中。從透過稅制改革以建立的福利社會,以色列建國出期的群居社區奇布茲(kibbutz),認為後天重要而環境會改變人類行為的一些學派⋯⋯等等,都可看到這種烏托邦思想的影響。要改造社會的許多主張,不管有多奇怪,從有歷史以來就一直在推陳布新而帶動人類社會的前進。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