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民族的認同政治之四 台灣的族群與民族認同的演變 —-平等融合及內力的強弱決定未來

1979年12月10日,高雄事件爆發及隨後一系列的鎮壓與殺害後,在海外的一次台灣人聚會中,聽到有些人表達對伊朗革命(1/7/1978-2/11/1979)的羨慕。在那國民黨穩如泰山堅不可攻的年代,看到伊朗人竟然能以宗教(伊斯蘭)的力量,推翻看起來也是穩如泰山的巴勒維暴政,因而會使有些台灣人羨慕伊朗革命無寧是自然的。伊朗革命可說是一場基於宗教力量的革命(1979年4月1日公民投票建立伊斯蘭共和國。伊朗的官方名字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 of Iran),伊斯蘭教的認同是主要動力。

解嚴前後讀到一篇報導,一名客家大老慷慨激昂的說,只要是對客家人的權益有幫助的,他就會支持。對他而言,統獨不是一個問題,客家人權益的維護才是唯一的標竿。

客家人爭取客家人的權益天經地義。在台灣的移民歷史上,各姓及各族群結黨械鬥,人數的多寡與移民的先後成為得勝與否的要素。一個概略的說法是,最早來的泉州人占居城市及港口要衝,漳州人佔良田,後來的客家人居山坡地而多少與原住民毗鄰而居。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對客家人而言,國民黨固然為壓迫者,福佬人也是個壓迫者。若台灣獨立是福佬人的獨立壟斷的話,則客家人為什麼要支持。

解嚴前後,不只爭取客家人權益的運動展開了,爭取原住民權益的運動也於同時展開。這兩者皆展示了族群作為認同元素所產生的力量。

宗教與族群/民族之為認同所產生的力量是相當驚人的。但載舟的水卻也能覆舟。當年參與伊朗革命的許多領導者後來皆遭到整肅與被處死。而在許多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中,許多領導人也被標為「民族罪人」而遭到迫害。

當年一些台灣人之所以會羨慕伊朗的革命是有其歷史背景的。三十多年前的國民黨看起來是穩如泰山,堅若磐石。當年許多反對運動的人是抱持著悲觀的態度的。更早的一些反對運動人士更有寄望於國民黨的敵人中共政權的。在那種時空背景下,會羨慕伊朗的宗教力量之能摧毁巴勒維政權是可以理解的。觀諸伊朗革命後的情勢發展及當今的局面,料想不會再有人去羨慕當年的伊朗革命了。而另一方面,那個「堅若磐石」的國民黨也早已基於「炎黃子孫」及「中華民族大義」去「通敵」,而失去了當年逃到台灣後堅決反共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了。其封建腐敗的措施也在台灣的自由民主運動的一波又一波的推動下,最終走上潰敗散亂的情境。但自由民主思想真的是反對運動的主要動力嗎?

再回到那個客家大老的心願:只要對客家人有利的他就支持。這就回到人類社會的一個基本認同元素:共生的群體。這個共生的群體有可能是家族、宗族、村落、部落、族群、宗教區域、民族與國際社區,依社會演化的程度而異。孫文時代的中國是宗族制度的天下,談不上什麼民族(如今也談不上,有的只是大漢沙文主義)。非洲的局勢常受到部落文化的左右。歐洲最早走上民族國家的道路,但也因民族主義而爆發兩次大戰。大戰後的歐洲共同市場,歐盟及全球化的推動多少要的是祛除民族主義對抗所造成的問題。但全球化推動至今卻引起低收入及教育水準較低者的受害,而使民族主義於各處再度抬頭。

客家人是一個族群,其演變也同台灣各族群的演變一樣,是有其時空背景及與其他族群互相調適以共進的演變歷史的。清朝的台灣有的是各姓的械鬥。日本治台則是第一個統一台灣的外來勢力。這個外來勢力卻也促成了台灣人這個觀念及台灣話這個名詞的產生。但福佬話之成為「台灣話」多少也排擠了客家話及更應該是被稱為台灣話的原住民語言。1962年,年幼的我到台北找我住在台北的大哥,遇到了他一個美濃來不會說台灣話的客家朋友。大哥說他是台灣人,但我滿腦子的疑問是,不會說台灣話怎麼會是台灣人,而客家人是什麼人?早期的「台灣人」這個觀念並不包括外省人,更有人將客家人排除在台灣人之外。台灣各族群的對抗與歷史恩怨是最近三、四十多年來才有人慢慢的去面對的。所以要去面對也代表了一個融合及成長的過程。

台灣獨立及台灣民族主義的呼聲固然於日治時期就有,但頗微弱。1947年的228事變加速了台灣各族群的融合及成長過程。這個融合及成長漸漸的也包括了1949年後來的新移民,而也應該包括1980年代來的新住民。當年所提的四大族群(福佬、客家、外省、及原住民)顯然已不合時宜,也應該包括新住民才對。

自由民主的追求固然能說是一個普世價值及台灣民主運動的動力。但在台灣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台灣民族主義的推動無寧是更基本的動力。這也反映出台灣基本認同的演變已由早期的分類械鬥,族群,到如今的民族了。每個民族都是要建立民族國家的,有國家才有在國際社會平等運作的機會,及追求下一階段的演變—國際社區。

族群/民族的認同及宗教的認同所產生的力量(內聚與外抗)是相當的驚人的。宗教方面,台灣有很可貴的多元宗教社會,在沒有一宗一派獨大而大家都大約和平平等共處的情況下,台灣的宗教生態實為人類社會文明的一個典範。而另一方面,在台灣大家都有族群平等的共識下,族群的認同也會朝更高一階段的民族認同前進。而在這個台灣民族認同的建構中,與一個外來而虛構的「中華民族」的對抗便難以避免。認同是一種內力,內力的強弱多少決定了外力的能否得逞。  (系列完)

李堅

老綠男與老綠女的對話 —–左右開弓,談古論今

60年代是美國社會動亂的年代。在那反戰、反傳統、及民權高漲的年代,年輕世代與年紀較大的一代有很不同的政治觀與文化觀。也就在那美國動盪但台灣卻在高壓統治下出奇「寧靜」的年代,筆者於1969年在台北牯嶺街的舊書攤買到了一本美國的生活雜誌(Life)。封面有個主題:討論美國的代溝(generation gap)問題。那年的春假我回宜蘭老家時帶回了這本雜誌。多少要向管教甚嚴的父親做無言的抗議,我將這本雜誌放在桌面上讓他「過目」。父親看到了封面的主題,也因我常與他起衝突,於是跟來我家幫忙的隔壁老太太「指著和尚駡禿驢」的指點我起來。父親說,現在的年輕人很不像樣,稍懂一些東西就對長輩說三道四,也不想想長輩吃的鹽比年輕人吃的米都要來得多。

後來據母親說,當年從日本學成回台的父親也常與祖母起衝突。不滿陳舊的繁文縟節的父親與那傳統禮教下長大而有纏足的祖母常常爭執不下,為的就是父親不願意遵從祖母堅持的舊禮儀及祭祀傳統。父親當然沒料到他當年革祖母的命,但於日後卻會遭到自己兒子革他的命。

家庭革命只是社會革命的一個小縮影。 60年代的美國青年說: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的話。那時20歲不到的我也頗有同感。但如今,自己的年齡都已是30歲的兩倍,而也是當年那段往事發生時的三倍以上年齡了。如果會被革命,倒也沒有什麼奇怪,那到底是一個新陳代謝的自然過程。但令人覺得孤單無奈的是:我們還是在革命中。

國際左派

2016 年11月,美國大選之前,一群一向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在南加州有兩個會面的機會。也因為艾琳達來美訪問,大家有這麼個機會做會談及交換意見。

在台灣住久了,也了解台灣人敬老尊賢的文化,對「老」這個稱呼艾琳達沒有一般美國人的避諱。艾琳達雖然以國際左派、國際人自居,但說她是綠也相當得體。她到底比一般台灣人都更早,也更深入的介入了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她也是於最近第一個跳出來指控蔡英文用李大維為外交部長,用的都是藍營「支持一中」原則的人士。很早就介入工人問題的她,了解及分析社會的角度都是由左派的觀點著手。也因為這種左傾思想,促使她當年到紐約的州立大學賓漢頓校區(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去修取博士。賓漢頓校區卻也有個提出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 theory)的社會學大師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對國際左派的思維及建構頗有影響。

世界體系主要是以宏觀的角度及左派的分析方式,去探討中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秩序的發展。這個理論大略將世界各國區分為核心國家(core countries,也就是已開發國家),半邊陲國家(semi-periphery countries,半開發中國家),及邊陲國家(periphery countries,未開發國家)。這個體系是建基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方式,及其所採取的國際的資本與勞力分工作業的方式來運作的。核心國家重資本密集及高科技的作業,半邊陲及邊陲國家則為勞力密集及自然資源的榨取。用動態的觀點來看,核心國的老大也是在變化中的。由早期的荷蘭,到後來的大英帝國及今天的美國。由於世界體系的理論完全建基在經濟上,缺乏對文化及其他社會政策,及國與國之間或地區與地區之間關係的考量,批評的聲浪也不少。

台灣在荷蘭時期屬於邊陲地區,日治後逐漸變成半邊陲國家。戰後在投靠美國經濟體系後,卻也獲益不少。台灣的經濟發展比起許多國家而言都相當前進。也多少源於這個原因,目前艾琳達也多少放棄了在台灣推動一個激進的左派運動的想法。但這並沒改變她用科學證據及左派的分析方法去看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

想當年

2016年11月7日,我們在加州爾灣的一間安養院與愛琳達會面。高齡96歲的艾琳達的媽媽納莉(Nellie Amondson)那時住在一間設備良好的安養院。因為已有失智現象,所以艾琳達一直向她提起高雄事件的當年往事,希望喚起她的記憶。

高雄事件後艾琳達被國民黨遞解出境。回美後母女倆開始展開救援及國際發聲的工作。在她們巡迴美國參與各地同鄉的示威並拜會政要時,當過學校老師的納莉知道如何先做好準備稿,事先聯絡媒體及相關機構以達到最大的宣傳效果。 納莉也拿著「我的女婿被處決了嗎?」(Has my son-in-law been executed?)的傳單,在國會山莊拜訪各個國會議員,控訴國民黨的暴行。她也寫信給在台灣投資的各個美國廠商,抗議他們助長了國民黨的暴政。AIT自然也是納莉投訴的對象.當時的AIT主席丁大衛(David Dean)說納莉是他最頭痛難纏的人物。

在美國做抗議,在全國性媒體的曝光率不高。艾琳達知道香港是國際媒體的中心,因此決定到香港直接訴諸國際媒體,以求新聞的發布與宣傳效果。但當時的台獨聯盟不贊成到香港,認為只要在美國遊說即可。休士頓的盟員蔡正隆則私下捐了800美元。為籌措經費,納莉因此標售了她喜歡蒐集的古董時鐘,得到4000多美元。母女倆就飛到遠東。在日本時她們聽到了林宅血案的消息。在香港,她們只能呆一個月。而也在香港,艾琳達與國民黨的新聞局長宋楚瑜隔海對衝起來。那時要入台的納莉也被國民黨拒絕入境。

在艾琳達想當年的敘述中,納莉只有靜靜的聽,不置可否。除了更正艾琳達說她已96歲不是95歲外,納莉並沒有做任何更正,也沒什麼表情。那一段時日及其他的記憶對納莉來說,可能真的是已煙消霧散。

看當今的民進黨

長期介入台灣的反對運動,艾琳達及當天也在場的林水泉,對一些民進黨人物及一些事件的發展與處理也都相當有意見。帶有左派批判性的艾琳達與恨鐵不成鋼而急求台灣獨立的林水泉,對當前民進黨的檯面人物都頗有微詞,兩人的意見當然不盡相同。扁案對林水泉來說完全是個政治案件,艾琳達則不認為阿扁是完全清白的,但覺得扁案的司法程序很有問題。阿扁目前已出來即好。艾琳達也提及紅衫軍之前幾個月,人權律師魏千峰因不滿陳水扁與資産階級走太近,就有意要發動倒扁。要的是批扁,而非要他坐牢。但魏千峰後來不滿民進黨內原來支持他想法的元老最後都沒出來為他背書。

艾琳達對獨派人士的一般評論是:短視與急功近利,而民進黨內也有許多人士的立場很有問題。艾琳達更點名施明德、許信良、許榮淑等都早已被中國收買。而顯著的檯面人物如辜寛敏、康寧祥、及張俊宏等在立場上也都很有問題。林水泉也提及尹衍樑與蔡英文的哥哥是同一夥人,兆豐銀一案難以辦下去。林水泉也提及有許多民進黨的人與過去執政時的國民黨暗通款曲,導致立場的搖擺不堅定。更有一些人根本就是替國民黨做情治工作,如謝長廷。

對於一個一向主張一中政策的李大維之任為外交部長,艾琳達特別有意見。艾琳達當年為民進黨到南非做外交,了解國民黨外交人員的不學無術,也不去了解當地政情及社會人文的工作。國民黨外交人員汲汲於事的是做鑽石與黃金的走私。艾琳達也認為民進黨內不乏外交人才,為甚麼不用自己人。台灣人也應當了解國民黨如何訓練中美洲右翼政權的行刑隊(death squad)。這些中美洲的行刑隊都經由國民黨的安排到北投的復興崗(政戰學校)受訓,學習情治及刑求的「技術」。台灣人應當了解國民黨不只在台灣壓制自由民主及迫害人權,在中南美洲及南非也都與當地的右翼政權合作,做迫害人權及壓制自由民主的勾當。人權問題是沒有國界的,自由民主也是一個普世價值,是需要一起奮鬥的共同目標。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早於60年代初期就參與獨立運動的林水泉,卻也因國民黨的誣陷而被關入監獄12年。在那一段煉獄時日,林水泉也深深了解中國人特務治國的手法,認為那種國家如何能強大。凌晨那段時間一般是執行死刑的時刻,而林水泉也於那時見證了許多政治犯於凌晨那時被拖出去槍決。槍斃看多了,覺得生死是一瞬間,而也看開了,反而沒有心理上的負擔。林水泉說:有如「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台灣獨立對林水泉而言已成一種信仰。與有些人經由刋物而了解台灣獨立的不同處在於,林水泉的台獨信仰是依據自己親身的體驗而得來的。靠的不是理論,而純粹是經由觀察國民黨占據台灣後的一切所作所為及自己本身的經驗而來。

有這麼個信仰,但卻看到當年自己也幫忙催生的民進黨如今的表現,卻也令他焦急異常。有如自己生的小孩走入歧途般令他頗為著急。尤其是蔡英文上台後的所作所為更已遠離當年民進黨的創黨初衷。已屆80高齡的他覺得再也無法在美國隔海觀望。在這種心態下,林水泉在訪談中提及他已經決定要回台灣長住久居。覺得若只有空喊而沒有具體的行動也不是辦法。要如何具體行動,則有待他回台後與一些人士廣泛交換意見後才能決定。重要的是要去除「中華民國」以推動台灣獨立。長年在獨派人士中打滾的林水泉,除了政治犯人士外,也與老中青三代都有聯繫。他只希望能有所成,否則他真的會死不瞑目。

看美國

台灣處於兩大國之間:一邊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強權美國,一邊是自己本身內部的問題重重但卻很會虛張聲勢的中國。獨派的人拉攏美國,統派的人則向中國投懷送抱。看來好像只有這兩種選擇,但事實上只能有這兩種選擇嗎?殘暴專政的中國固然不可取,但美國是個可靠的籌碼嗎?

對艾琳達而言,美國是個帝國主義。美國雖然有西方自由民主社會的優良形象,但當牽涉到美國的利益時,別的國家人民的福祉與生死是不干美國何事的。在利益的考量下,美國會操弄國際情勢及外國的政權,也會不惜出賣友人及出兵。艾琳達認為這是對美國應有的基本認識。

對目前的台美關係,艾琳達認為美國重申的「六個保證」已給執政的民進黨很大的空間去運作。民進黨不應畫地自限,而應勇往直前。獨派因為怕美國,所以什麼也不能,也不敢做。她也認為吳釗燮同邱義仁一樣,到美國後,都變成美國的走狗。

艾琳達對美國的評定是由歷史事實,動態的國際關係,及左派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分析而來。另一方面的林水泉,他本身沒反美,也沒指稱美國是帝國主義,但卻有他本身堅定的信念。他堅定台灣要去除「中華民國」以建立自己獨立的國家。在獨立建國的這條路上,台灣人只有自己做,沒有別人可依靠的。林水泉這種邏輯其實也是很簡單明析的:要依靠別人則不可能有獨立,要獨立就需要先建立獨立性。

再下來……

台灣的處境複雜,也很特殊。艾琳達對台灣未來發展的路程不是很樂觀,但她對蔡英文所推的南向政策予以肯定,認為那是一個正確的方向與作法。台灣人也應向菲律賓學習他們當年的群眾運動。國際社會的左派運動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這都是台灣人需要虛心學習的所在。台灣青年不滿資金的大量流往中國,台灣人也應多思考階級問題,階級問題是國際性的。

林水泉則認為只有透過壓力團體及群眾運動才能改變現狀。他計劃在回台後與老中青三代及社會的不同階層對話,了解情況才採取下一步驟。蔡英文說的是「謙卑、謙卑、再謙卑」,但卻重用藍營人士而遠離獨立及革新之路。林水泉走的將是「鬥爭、鬥爭、再鬥爭」,「革命、革命、再革命」,不達獨立誓不罷休。老人搞革命是累而孤單的,但有幸的是太陽花學運前後,年輕的一代已走上街頭,參與獨立建國的行列。在獨立建國的這條路上,老綠男與老綠女至少與年輕的一代沒有代溝的問題。

李堅

審視宋楚瑜‧解剖宋楚瑜

台灣的藍綠對決不是什麼新聞,主權的爭議與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的對抗到底是台灣的根本問題。要說有新聞的是,一些本已被歷史定位為獨裁者的人,最近卻頻頻被重新包裝,而從新以民主先行者的角色出現,企求騙取人民的膜拜。而這些殺人獨裁者的徒子徒孫們,也於同時搖身一變而成為民主政治的信徒,並於社會上招搖撞騙起來。更有一些已走到政治道路上的末路而成為政治殭屍的,也不甘寂寞的有如湘西趕屍般的復活起來。這是蔣經國 (前者) 與宋楚瑜 (後者) 的寫照。
近幾年來蔣經國的形象一直被漂白。但台灣人怎麼會忘掉,高雄事件、林宅滅門血案、及陳文成事件都是在他任內發生的。他直接間接的都與這些暴力殘殺事件脫離不了關係。而那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 (5/19/1949 – 7/15/1987) ,也是在民眾抗爭不斷的情況下,蔣經國才於最後 (他死前六個月) 被迫解除的。在那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下,有四十萬人莫名其妙的被逮捕,刑求,入獄。有三千至四千人遭到槍決。蔣經國可曾為國民黨的暴政做過任何道歉?而於蔣經國當任中華民國總統 (8/18/1984 – 2/25/1987) 那段期間,為他搽脂抹粉而充當文化打手的正是宋楚瑜。宋楚瑜於那時當新聞局長兼發言人 (6/14/1979 – 8/24/1984),國民黨文工會主委 (8/8/1984 – 2/25/1987) 。如今宋楚瑜不但沒有為過去的惡行惡言加以道歉,反而將那段時日形容為盛世,並以「仁君」蔣經國的傳人自居。那麼,我們就以兩三件事來看宋楚瑜在那段時日的表現吧。
你的人權,我的霸權
1979年 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一個人權日的和平遊行,對國民黨而言卻是用之以暴力鎮壓,及羅織罪名以逮捕當時黨外人士的大好機會。大逮捕後聯合報的標題是:「高雄暴亂事件外人歪曲渲染,新聞局長嚴正駁斥惡意謠言,呼籲痛定思痛記取教訓,認清環境信任政府,勿因陰謀份子濫用民主而對民主起了懷疑」。宋楚瑜在國民黨的會議中說明「高雄事件發生之後,陰謀份子大放獗辭,造謠生事,惹是生非,使外國人對我國產生不少的偏見與誤會」。宋楚瑜指責外國的新聞報導是嘩眾取寵的新聞 (yellow journalism) ,充滿了白種人的優越感,認為黃種人沒有訴諸於司法的能力,因此先行代為審判。西方媒體寧可相信白種人的謊言,不信黃種人的真話。寧可相信一個人的謊言 (註:指艾琳達的言論),而忽視一百八十三個證人的證言,也不聽一千七百萬人的心聲。宋楚瑜還去信外媒抗議,但一些外媒如《新聞周刊》都支持 (stand by) 他們原來的報導。隔年,宋楚瑜在耕莘文教基金會發表演說,批評高俊明牧師獨獨愛護施明德一人,而不去慰問被打傷的一百多名憲警,這算什麼愛心?
三打周清月
1981年的陳文成教授遭到國民黨謀殺一事,震撼了台灣社會, 也震驚了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當時的美國全國電視台NBC 由主播John Chancellor (7/14/1927 – 7/12/1996) 報導了陳文成回台卻神秘死亡的新聞,也報導了國民黨在美國的校園間諜問題。新聞中也訪問了新聞局長宋楚瑜。當時宋楚瑜那一副教訓人的天朝嘴臉倒也使美國人大開眼界。國民黨的新聞局不外是用之以控制媒體的,那時的宋楚瑜就針對美聯社的駐台記者周清月開了刀。
陳文成被國民黨謀殺後,陳文成以前的同事狄格魯特教授 (Professor Morris DeGroot) 與刑事鑑驗專家魏契 (Dr. Cyril Wecht) 來台了解事件。他們兩人在清華大學教授沈君山與法醫方中民及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陪同下,到第一殯儀館去調查陳文成的死因。周清月後來訪問了陳庭茂而寫下魏契做驗屍 (autopsy) 的報導。宋楚瑜堅持只是審視 (view) 屍體,並非驗屍,要周清月更正。周清月說要引用宋之詞,或訪問陳父,或驗屍的美國人以做更正。但宋楚瑜不但不准,反而取消了周清月的採訪權。
周清月當時曾訪問魏契與狄格魯特,但他們兩人害怕會危及他們生命的安危而不願多說。只答應周清月他們離開台灣後會與她聯絡。兩人離開後於過境夏威夷時,狄格魯特打電話給周清月說明魏契法醫有做一些切割以確認死因,並不是審視而已。
那時的黨外立委康寧祥,張德銘與黃煌雄,曾在立院就周清月被吊銷採訪權一事,向宋楚瑜提出質詢。宋楚瑜大聲說,美聯社的報導是外國殖民主義再度想陰謀操縱中華民國的證明。宋誓言要保衛台灣,不讓外國勢力得逞。
在台灣被吊銷採訪權後,周清月遭到國民黨的監聽與監視。隔年,國民黨悄悄的答應周清月要恢復她的採訪資格,但要美聯社及她都不能對外宣布。 1983年,周清月被美聯社調到印度。在離開之前,宋楚瑜還召見她,說一切都是誤會。 1986年周清月被調回台灣擔任美聯社台北辦公室主任。但在宋楚瑜的壓力下,只上一天班的她就被新聞局說她的資格從未正式恢復。周清月只好號離開台灣。
解嚴後的2003年,半官方的「台灣民主基金會」於12月10日人權日舉辦「國際友人對台灣民主與人權奮鬥的回顧」。原本要周清月就「國際媒體的角色」一題於會中發表演講。但怕影響2004年總統大選的宋楚瑜與親民黨立委,於立院就「台灣民主基金會」的預算問題,杯葛她的返台與會。周清月不得來台,只有改以書面文章 (Tina Chou: A Political Death and a Media Casualty) 發表她的經歷和看法。
三度封殺周清月。為什麼?依周清月於事後所寫的一些文章來看,她認為原因有如下幾點。她是第一個外媒派來台灣的本地人 (她父親是華南銀行經理,支持黨外),在全為大陸人掌控的新聞局中,一直對她存有戒心。周清月也提及在報導台灣的社會及經濟的文章中,她曾報導過台灣人對戒嚴法的不滿,而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而在一個台美人政治學者訪台談論台美關係時,她也為他舉辦了一場外媒的晚宴。用該教授的標題「台美關係」,而非「中美關係」,使新聞局相當不悅。在陳文成事件的同年,台灣空軍少校黃植誠駕駛F5E戰鬥機投共,同機的許秋麟不願投共而於東引島跳傘。國民黨的官方說法是迷航,不是投共。但周清月有她在空軍的消息來源而於記者會中質問,也引起新聞局的不滿。
國語歌仔戲
宋楚瑜要給人的是一個開明、親民、本土、有能力、願意苦幹的形象。但他在任新聞局長及國民黨文工會的主委時可不是那麼一回事。那段時日宋楚瑜大量壓抑言論自由,極力抹殺及滅絕台灣文化,而對外媒也一再要求「端正視聽」。
從他當代理及正式的新聞局長後,每個星期都與警總,調查局,憲兵司令部,警察局及國民黨文工會等單位參加警總的「書刊調查小組」。在那段期間,被迫停刋的雜誌有四十多本,被查禁的書刊雜誌不計其數。他也向外媒説:黨外雜誌在政治的看法與推測走偏鋒,連一些不宜討論的都搬出來討論。
打國民黨民族壓迫政策先鋒的宋楚瑜一伙人,於1982年修正「廣電法」。訂定「方言應逐年減少」的方針,用意就在於打壓台灣話 (福佬話) 與客家話在台灣化中的角色。 1983年相關法令設定後,壓抑本土文化的政策便正式上道。也因而產生了「國語歌仔戲」與「國語布袋戲」的怪現象。
宋楚瑜變了嗎?
人是會變的,而事實上人是不斷的在改變的。因為在一個無常 (impermanent) 的世界裡,變也是唯一不變的事實。但人的本性是很難改變的,會改變的大都是被迫的。從當年的極權統治的維護者到如今滿口民主、親民、本土。宋楚瑜變了嗎?
當年指責外媒為「白種人優越主義」,「外國殖民主義想再度操縱中華民國」的宋楚瑜,在2004年的總統大選失利後,與連戰共同召開國際記者會。在會中用不很靈光的英語訴求於外國媒體。而同時也向扁政府擺出逼宮與政變的態勢。最近十幾年來,宋楚瑜勤跑北京。會中國政要,祭黃帝陵,謁中山陵。宋楚瑜變了嗎?一個人的行動說明一切。不是你說你是什麼而大家都會相信的。宋楚瑜及馬英九等國民黨高幹之流,信仰的是敵視西方自由民主文化的大漢沙文主義。到美國混個文憑不過是掛個自由民主開明的假面具罷了,骨子裡是仇視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的。
當年打壓言論自由,企圖滅絕台灣本土文化的宋楚瑜,後來也講起台灣話來了。與馬英九心結頗重的他,目前也「支持」被馬英九極力打壓的所謂國民黨本土派來了。但一般國內外的學者及媒體都知道他是強烈反對台灣獨立的。宋楚瑜對統一的看法與一般藍營人士一樣,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他不是淺藍, 而是深藍。
但宋楚瑜也變色了。由當年的「藍得發黑」,轉而成為橘色 (親民黨),而最近又與那已國民黨化的民進黨搞合作關係,而開始染上一點綠色了。由藍轉橘再加綠,但其「中華民族」的藍骨是一致的。而其一再不變的也就是對權位的追逐。一生在宦海打滾的宋楚瑜,早年的權位都是蔣經國「恩賜」的,他有能力贏得選舉嗎?
幾乎每有大位必爭的宋楚瑜,於2000年, 2004年,及2012年都參與總統副總統的大選。 2012年那次只得到2.77% 的選票。 2006年他也參與了台北市長的選舉,但只得到4.14% 的選票。 宋楚瑜一生唯一的勝選是1994年的第一屆台灣省長選舉,得到56.22% 的選票。但那一次的勝選卻也不是全然公平的。因為那時宋楚瑜已任職了一年多的官派台灣省政府委員,占盡了現任省長的優勢與國民黨浩大資源的支持。
宋楚瑜於省長任內(官派, 3/20/1993 – 12/20/1994。民選,12/20/1994 – 12/21/1998)最為人樂道的是,他跑遍了全台灣的每一個鄉鎮村里。他看過的台灣比絕大部分的台灣人所看過的都要來得多。這麼一個看遍台灣而也說他愛台灣的人,怎麼會反對台灣獨立呢?很顯然的,他無心無意,也不願意去了解台灣人的心聲。當你無心無意但卻說你愛台灣時,那自然成為一個空泛的口號與無意義的呻吟,有如妓女叫床一般。妓女要的是你的錢,楚瑜要的是你的票。修正:楚瑜兩個都要。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