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心與政治運動 —-打落水狗‧費厄潑賴‧轉型正義

如果沒有什麼巨大的變數與不可預期的狀況的話, 2016年的台灣大選將是民進黨的執政與國民黨的下野。也不只是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勝負而已,台灣的政治板塊在過去一年多來已發生了質變:台灣的政治勢力對比已不再是藍大於綠,而是綠大於藍。將主導未來台灣政局的不只是民進黨而已,而是綠營。而失去政治勢力的,不將只是國民黨,而是整個泛藍集團。在過去幹盡悪事,作威作福的藍營雖不至於就此消失,但可想見的其惡勢力將會越來越小。曾經威風不可一世的國民黨集團(含親民黨與新黨)將會有如一隻落水狗般。台灣人要打落水狗嗎?或是拯救之而予以應有的地位?
費厄潑賴
受西方教育的林語堂當年在第57期的《語絲》談「費厄潑賴」(fair play),認為這種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要提倡並鼓勵。又提起如果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補充「費厄潑賴」的意義。為了這篇文章,魯迅於1926年1月10日發表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刑」一文。
在此附帶一提的是,我們知道fair play是公平競爭、公平對待的意思。林語堂之所以做「費厄潑賴」的音譯,反映出了當時的中國缺乏這個觀念與名詞。就如同那時也泛用的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一樣,代表一個外來的觀念尚未植根於該國的文化之中。
魯迅說:「『犯而不校』(註:被人侵犯但不計較)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中國最多的卻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這其實是老實人自討苦喫」。魯迅舉與他在日本留學期間一同參加留日學生革命運動的秋瑾為例,「她是死於告密的」。革命後她的同志王金發「抓住了殺害她的謀主,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為她報仇」。但最終認為已經是民國了,將那謀主釋放了。因為「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發卻被袁世凱的走狗槍決了,與有力的是他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
魯迅不是反對公平競爭與公平對待(費厄潑賴)的,魯迅說: 「土紳士或洋紳士們不是常常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外國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適用嗎?我以為這『費厄潑賴』也是其一。否則,他對你不『費厄』,你卻對他要去『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喫虧…..所以要『費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牠也『費厄』了,然後再與牠講『費厄』不遲」。魯迅最後的結語是:「但我敢斷言,反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鬆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卻還在睡覺,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後,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
打泥巴戰
反動勢力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在阻擋社會的前進的。要的就是保護他們的不法所得及特權。隨著社會進步力量的逐日增強,反動勢力的反撲也會越來越強化。明目張膽的反撲容易識別,但拐彎抹角而委婉的作法卻是很難察覺的。在這方面,曾經當過新聞局局長而手上沾滿鮮血的宋楚瑜是個最佳代表。
會哭,會鬧,而唱作俱佳的宋楚瑜於宣布他要競選總統後,第一支廣告便是將泥巴往自己身上貼。表明是要打泥巴戰了。這不免令人聯想起美國過去流行的泳裝美女打泥巴戰的情況。宋楚瑜這一個泥巴戰廣告用美國社會的觀點來看,是一個很成功的「風頭特技」(publicity stunt)。雖說並不是一個青春的泳裝美女而已是一個老妓了(雖然宋楚瑜會自比為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但宋楚瑜的這一招倒也再打響了他的能見度與知名度。有知名度並不就代表人民對他的印象有所改變。宋楚瑜接下來便針對台灣人的同情心與厚道下手。 2015年8月,宋楚瑜為過去他當新聞局局長及國民黨文公會主任時,打壓新聞一事首度鞠躬道歉。宋楚瑜這一「道歉」頗有奏効。一些綠營的名嘴竟然認為他的「道歉」有誠意。
有誠意?Give me a break! 宋楚瑜若是放下紅麈一切去閉關三年。出關後痛改前非而道歉,並宣布從此不再涉足政壇而致力於公益,則我們當然能說他有誠意。但宋楚瑜是有求而來。他因為有所求而道歉,有什麼誠意?今天他若不是想當總統,他會道歉嗎?老奸巨猾的他若有一天真的向善了,那真可是「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之時。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東北的貂
魯迅在文中說:「俗語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也許太刻薄一點罷,但仔細想來,卻也覺得並非唆人作惡之談,乃是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驗之後的警句」。也提到反動的人常藉人們的惻隱之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同情票在台灣的選舉文化上是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宋楚瑜要的就是引起人民的同情心來達到他的目的。有同情心的人應該要了解,濫施同情而缺乏認識的可能遭遇。
貂皮是名貴的產品。但在過去貂不是容易抓到的。以前讀過一則東北人如何抓貂的故事。他們用壯漢在喝酒避寒後,脫掉上衣躺在雪地裏裝昏死。有同情心的貂會過來依偎這個人的上身給予溫暖。這些有同情心的貂也就因而上網,而最終都遭到剝皮的厄運。
許多投同情票的人顯然不知悪人的本質。在投下同情票後也將遭到被壓迫、被剝削的結局。反動人士是很會演哭、鬧、上吊的「悲劇」的。台灣的先輩不就早就說過「作戲悾,看戲憨」嗎?看看一笑置之就好,否則到頭來傷的是自己。
要的是轉型正義
當連戰要於2015年9月到中國參加九三大遊行時,台灣社會的反對聲浪不只是綠營人士,也包括藍營人士。但也有支持的。中國航運董事長彭蔭剛就於8月31日在報紙刊登半版廣告,力挺連戰之前往中國。 彭蔭剛是前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妹夫,更是彭孟緝的兒子。
一個在228事件中被稱為高雄屠夫,而於其後也參與清鄉並製造不少政治迫害案件的彭孟緝(9/12/1908-12/19/1997),生前不但沒受到法辦,反而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這已經夠離奇了。而更荒唐的是民主化後的台灣,其後代竟然敢在台灣如此狂妄囂張而不避諱。真的是視台灣人為草芥。而這也不是彭蔭剛的第一次廣告了。他在過去也曾委用中研院的朱浤源與黃彰建等人為彭孟緝翻䅁,而説他「消除了對外省人的誤會,為中國統一促進」。並登廣告稱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為「暴徒」。(鄧鴻源: 彭孟緝的兒子有何資格說三道四, 2015年9月1日)
日本政府在1978年決定,雖然二次大戰中的甲級戰犯被盟軍定罪並處刑,但他們在日本的法律下並沒有犯罪,所以被准許供奉在靖國神社。在這些甲級戰犯中有一名是東鄉茂德(12/10/1882-7/23/1950),其孫子東鄉和彥則建議將甲級戰犯的靈牌移出靖國神社, 直到與受害國家得到解決的共識為止。
另一個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的曾孫東條英利則從小就被視為是「一個惡魔的後代」。在2015年的一個訪談中,東條英利表示願意盡力幫助日本與二次大戰中的交戰國改善關係,也要日本自我反省。
日本於二次大戰中的戰犯是經由盟軍處置的,也多少完成了該階段的轉型正義。相對之下的台灣在戰後,即使遭受到國民黨的一再戕害,但至今都沒有什麼轉型正義可言。不只當年的加害者繼續逍遙法外,連其後代也不但不知反省,反而在台灣吃香喝辣,狂囂至極。台灣要的是轉型正義,而這也是所有經過獨裁集權統治的國家都應走的路。
魯迅之所以說「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主要是當時(即使今日)中國的國情不同,而更重要的是當年並無轉型正義這個觀念。魯迅若知道有轉型正義這個觀念而可援用的話,他也不會去論述「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了。
同情心是好的,但也只有在一個公義可以伸張的社會才會有用,才不至於反因同情心而受害。漢化是一個使壞人出頭,好人受挫的文化。也因為有那種畸形的文化與社會,才會有棒打落水狗之說。這在愛狗如家人的西方社會是很難理解的。西方社會只有救落水狗的看法,那來棒打落水狗之說。有異於漢文法的社會,西方文化是重視同情心而且也強調好人出頭,惡人受罰的。
荒山之夜
在國民黨的長期凌虐下,台灣社會是群魔亂舞。正常建設無法循序進行,而公義也不得伸張。當有天這群惡勢力從台灣社會消失之時,回首一顧,我們將會有如欣賞穆索斯基(Modest Mussorgsky)的荒山之夜(Night on Bald Mountain)音樂一般。滿山的妖魔夜宴與群魔亂舞最終在黎明與教堂的鐘聲中四處流竄。邪惡消失,而光明的世界重新來臨。國民黨倒台後,我們無妨將魑魅魍魎的「荒山之夜」列為慶祝曲之一。

 

李堅

中華文化的說文解字 —– 奴才文化

英文的字彙雖然浩瀚而其文法與語句結構也相當邏輯,但有些中文是很難翻譯成英文的,找也找不到相關的用語。奴才一詞便是其中之一。奴才不是奴隸。奴隸是沒有選擇的。但奴才是心甘情願做奴才的。心甘情願還不夠,他得還有一些「才能」才行。要了解奴才文化我們可由魯迅 (本名周樹人, 9/25/1881-10/19/1936) 於1925年所寫的一篇簡短的故事「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談起。

魯迅寫道奴才總是尋人訴苦。有一天他遇到了一個聰明人,在訴苦了一陣後,聰明人安慰奴才說「你總會好起來….」。奴才聽了心胸舒坦而說但願如此,可見天裡沒有滅絕。幾天後奴才又尋人去訴苦了。這次他遇到了一個傻子。奴才抱怨說他住的地方比豬窩還不如,陰濕汙穢而連個窗子都沒有。主人對他的哈巴狗比對他要好到幾萬倍。這個傻子聽了義憤填膺要奴才帶他去看奴才的住所。到了奴才的住所這個傻子就開始砸泥牆要開窗。奴才心急了,喊強盜在毀咱們的房子了。一群奴才都出來將傻子趕走。最後主人出來了,這個奴才便邀功而受到主人的誇獎。之後有人來慰問這個奴才,聰明人也在內。奴才說”你先前說我總會好起來,實在是有先見之明”。

魯迅是一個善於剖析中華文化的作家。奴才與聰明人多少代表了中華文化的傳統。奴才要懂得跟對人,知道如何談仁義道德。奴才不是忠貞的,只是投靠,而也會知道甚麼時候要背叛。要會精心計算,伺機行事,要在奴才群中出人頭地而成為奴上奴。另外一邊是傻子,嫉惡如仇,打抱不平而當機行事。這也類似林義雄所說的笨鳥先飛。在魯迅眼中的中國,奴才與聰明人多,傻子少。

一般認為奴才一語之廣泛使用與清朝有關。這本是滿人的文化,在主子之前僕人自稱為奴才。在清廷裏,滿臣自稱為奴才而漢臣則自稱為臣。臣顯然不如奴才。1773年滿臣天保與漢臣馬人龍為科場舞弊案向乾隆皇帝上奏摺。由於兩人一同上奏而天保在先,所以一開始用”奴才天保,馬人龍”。乾隆不喜歡漢臣冒充為奴才而下令以後上奏摺一律稱臣,不得再用奴才一詞。也可能是奴才一詞與清朝廣泛被聯想在一起有關,所以日本人對中國人的鄙稱為「清國奴」。奴才一詞雖沒有英文字,但奴才的標準動作 – 磕頭 (kowtow) 則有,負面意義很明顯。

說奴才文化始於清朝也未必公平。也有不少人論述其實奴才文化於孔子(551 BC-479 BC) 的時代就有,而搞不好孔子就是始作俑者。孔子的生父是殷代皇族的後裔叔梁紇,母親顏征則十分貧賤。「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孔子貧且賤」(史記孔子世家)。但孔子一生攀權附貴,周遊列國而向統治者推銷他的君君臣臣那一套仁義禮樂但不得志。同期的莊子於其三十三篇的「莊子」中有二十一篇提及孔子並加以批判其對仁義禮樂的執著。孔子雖然於生時不得志,但儒家於漢武帝(7/14/157 BC – 3/29/87 BC) 時因董仲舒 (179 BC – 104 BC)的建議而獨尊孔家。因為太好用了。對一個帝制的絕對獨裁者來看,孔子的那一套倫理規範真可說是人民的鴉片。

若我們來看與孔子同期而成為西方哲學基礎的蘇格拉底 (469/470 BC – 399 BC) 就可多多少少了解中西基本哲學的差異,為什麼一邊強調自由人而一邊強調奴才。蘇格拉底本身沒有著作而我們當今對他的了解都是由他的學生來的。蘇格拉底一生不從俗,不認為他有甚麼智慧,常與人用問答的方式去顯示我們的無知。他幫助別人去了解他們自己及真相。這種分析的能力與辯證方法也因而被稱為蘇格拉底方法 (Socratic method, 或elenchus)。蘇格拉底後來被認為他不虔誠以及對雅典的年輕人有不良影響而遭處死。蘇格拉底不想辯護而也認為時間到了,該走了。看蘇格拉底與孔子多少讓我們了解為何中西文化有這麼大的分歧,而奴才文化為何一直主宰著中華文化。

但西方並不是沒有這種奴才文化的陰影的。Erich Fromm (佛洛姆, 3/23/1900-3/18/1980)的逃避自由 (Escape from Freedom)一書就在探討納粹產生的社會心理因素。極權下的人民放棄一些自由而獲得另類的自由 – 衣食的保障,結構性的生活及仇恨的自由。

過去的奴才是永遠最多只能做為奴才的,頂多是奴上奴。因為皇帝是世襲的。但現在是「民國」了,皇帝沒了而奴才也有可能爬到頂端成為「總統」了。了解奴才文化就多少能了解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及鬥爭型態。奴才固然能當上總統,但習性終究難改。行徑與過去的太監奴才之宮廷鬥爭其實沒有甚麼不同。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