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四事件的回顧–後記 四十五年後的今天—–與黃文雄的一番對話

要討論四二四事件當然要有主角的參與才能凸顯各層面的思考。筆者於今年一月就已完成四二四事件討論的初稿並將文章寄送給黃文雄先生,求取他的意見。黃文雄兄當時私事纏身,加以其他繁忙的事務無法表述他對「四二四事件的回顧」系列的意見。筆者於是於三月初訪台之前將該系列逕付《太平洋時報》發表。
三月訪台期間,筆者於事務處理一段落後與同行的王泰和兄一同拜會舊識陳南天兄。由南天兄口中了解黃文雄兄與台獨聯盟還是有所聯繫。數天後筆者透過台獨聯盟取得黃文雄兄的電話,那天是3月13日星期五。黃文雄兄說隔天下午兩點他要參加於凱道舉行的廢核遊行,我們可以於該地會面。由於3月9日我們方由祈夫潤 (Jerome Keating) 口中了解3月14日於張榮發基金會 (前國民黨的中央黨部所在地) 有由「世界台灣人大會」與「台灣國家聯盟」聯合主辦的第六屆「海內外台灣國是會議」。我與王泰和兄於是決定於3月14日早上參加海內外國是會議,下午到凱道的廢核集會中與黃文雄兄會面。
由於泰和兄有事,所以在與文雄兄寒暄一陣子後得先離開。為了討論四二四事件的問題,我與文雄兄先是到附近的麥當勞。到了後發現樓上坐滿了學生,喧嚷得很。在聊了一陣子後我們轉到二二八和平公園繼續討論下去。
文雄兄於見面前一日傳給我他於2009年4月7日於鄭南榕殉道20周年追思紀念會的演講稿 — 「一位不是用勇氣就可以形容的兄弟」。講稿中文雄兄提到價值與策略的問題。提到Nylon於1989年所面對的關鍵局面比他於1970年所面對的台灣情勢要複雜多了。「1970年的台灣,還處在蔣家連最基本的人權,也加以踐踏的『超穩定』高壓統治下,反對運動也處於低潮。我的目標其實非常、非常有限;我知道即使蔣經國不在了,蔣介石還是會牢牢的掌控台灣;我只不過想打亂蔣氏王朝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計劃,希望能挑起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藉此鬆動—只是鬆動—那一個『超穩定』的高壓統治,為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打開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
筆者知道黃文雄於刺蔣之前與兩位生死之交有所討論,而他們都反對刺蔣對運動的幫助。見面中文雄兄提到他這兩位摯友後來於討論後都同意他的論述與看法。對於刺蔣一事,文雄兄同意對台灣的局勢發展將會是一個賭注。既然是賭注,筆者難免要問:你如果能回到當年那個時候,你是否會採取同樣的行動。文雄兄的回答是肯定的。
對於筆者所描述的六十年代的美國,如counter-culture, 舊金山Haight-Ashbury的Summer of Love之嬉皮文化,及1969年於Woodstock所舉行的三天狂歡音樂會,文雄兄認為會予人錯誤的印象,其實六十年代的美國也有相當嚴肅的新左派運動。文雄兄也同意蔣經國的「崔苔菁」政策是一種收編,並不是民主化。對於刺蔣後對台灣政治犯的影響,文雄兄也提到他與柏楊的會面而同意當時的政治犯確實因四二四事件而遭受到刑期被加重的影響。這些政治犯雖沒人向他抱怨他的刺蔣,但也有人向他說你的槍法這麼會那麼差。
言談中也觸及當年他留學康乃爾大學的那段時日。當時在康乃爾大學讀書的台灣留學生有30幾位,是個大家都彼此熟識的小圈圈。那時留學康乃爾大學的有李登輝,也有後來走上台灣左翼的《台灣時代》創辦人左雄。四二四事件的發生自然影響到他的家人。黃文雄有個建築師的弟弟黃政雄於最近去世。黃政雄是當今外交部大樓的設計人。四二四事件發生後,雇用他的建築師事務所受到影響而最後將他解雇。黃文雄提到黃政雄於臺大醫院的最後時日,他們如何將他的病房轉到面向凱道的一邊所以他能遠眺他的作品—外交部大樓。但黃政雄已不省人事而最後的時日只不過用現代的醫學技術延長他的生命而已。這種醫療資源的耗用及我們該如何走人生的最後一程是個值得檢討的課題。談到醫療資源的運用,黃文雄也提起臺大醫院的景福門診。台大醫院的景福門診是為達官貴人所設的門診。近年來一些病痛纏身的黃文雄也因有友人介紹到該門診就醫。與一般門診的醫生之大量看病而沒時間細診的不同處在於景福門診有名醫的詳細問診治療。看了幾回後黃文雄就受不了而離開了。這種門診的存在到底是社會醫療資源沒有公平分配的寫照。
長期從事社會運動的他可由他的交往看出。在凱道行走時他不時與人有所交談,而這些人大都是台灣社會運動的要角,也有政治運動的人士及新的政黨的籌備者,也有專欄作家。四度提及他今年已78歲的他也覺得所剩的時日不多。文雄兄強調他對歷史是非的爭論沒興趣,他的興趣在於事務與政治動態 (political dynamics) 之互動及其影響與結果,強調台灣的未來是非常困難的,我們要考慮地緣政治 (geopolitics) 並客觀考量各種因素,要維護台灣的自由民主與人權。不論老少皆要人以Peter之名稱呼他的黃文雄強調青年學子是台灣的未來,而也相當支持青年學生的運動。在社會運動中常居第二線,偶而居第一線的他也多少定位了他在台灣政治社會運動中的角色及他在後半生的寫照。

 

李堅

Advertisements

四二四事件的回顧 (下) 刺蔣的失敗是成功的開始—– 也談刺客心理學

要有刺客才會有暗殺這件事。那刺客是如何產生的,不少學者與文字工作者著了不少墨。新聞工作者Kris Hollington 的《Wolves, Jackals and Foxes: The assassins Who changed history》將刺客分為三類:求取名聲的個人 (wolves),職業殺手 (jackals),與要做政治訴求的新手 (foxes)。學者James W. Clarke 的《 American Assassins: The Darker Side of Politics》則將刺客分為四類:第一種刺客視他們的做法為政治理想而自己可能犧牲。第二種刺客要求的是強烈的自我中心慾,要被認可,要地位。第三種刺客為病態人 (psycho-paths 或socio-paths),覺得生命沒意義不如將社會都毀滅掉。第四種刺客為精神病患,有幻想或妄想症。美國的安全機構 U.S. Secret Service也於1999年於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發表了他們的研究報告:Assass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Operational Study of Recent Assassins, Attackers, and Near-Lethal Approachers)。他們訪談了從1949年以來被關在獄中的刺客共83人。大致的發現是80%都事先有精心策劃。一半的刺客的目標不是固定的,暗殺的對象有改變過。雖然刺殺的對象是政治人物但絕大部分的刺客動機都不是政治的,要的是解決自己生活上的問題與名聲。有些刺客有考慮逃亡的路線但有些刺客想藉暗殺一事一了百了。值得一提的是U.S. Secret Service 的研究以美國的刺客為主,而暗殺在美國這個有制度化的國家裏是改變不了政局的,也難免政治暗殺大都與政治無關而以私人問題為主。
回到台灣的黃文雄於2003年10月17日的Taiwan News總合周刊第101期發表「四二四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黃文雄回憶他從小就不是「乖囝子」,對學校的管教方式有很深的反感。退學,留級,記過都經驗過。由於對英文有興趣,因此在當時的國際學舍結交幾個外國朋友。有機會接觸及讀到美國的另類資訊。當時他接受一個美國朋友Chuck的建議,不要於留美時只跟自己人來往,否則難以見識到美國與世界。黃文雄說他於1964年來美留學後雖與台灣人社區有所連絡,但始終和其他各國學生有所來往並同住。「這種做法對我的美國經驗 (甚至我後來二十五年的流亡) 有著相當的影響」。
黃文雄於1964年9月來美留學。六十年代的美國是個動盪的年代。女權運動,黑人的民權運動,反越戰,及各種社會運動一波接著一波。六十年代也是個反傳統、反文化體制 (counter-culture) 的年代。1967年的夏天十萬年青人聚集在舊金山的Haight-Ashbury,啟動了Summer of Love的嬉皮革命。1969年在紐約的Woodstock之三天音樂會聚集了40萬年青人。黃文雄稱此世代為Sputnik世代,因為蘇聯於1957年發射Sputnik人造衛星。緊張的美國大增研究所招收優秀的外國學生到美國留學。黃文雄來美的第一年就透過鄭自財的介紹與陳以德見面而走上台獨之路。雖然認同台獨,「但對台獨的內容以及達成目標的策略,卻仍在探索中」。由於蔣經國是明顯的接班人而他的數度訪美 (1953, 1963, 1969) 也激發暗殺他的討論。當時的台灣人有想雇用殺手的,有考慮遠距離的狙擊手的。黃文雄說他興趣不高,直到鄭自財和賴文雄邀他討論台灣人自己來做後他才認真起來。黃文雄也開始思考暗殺蔣經國的政治意義。為此他還與兩個生死之交的外國朋友討論這個計劃。這兩個左傾的朋友都反對,認為那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行為。黃文雄的論述有四點。第一,「雖然必須使用武器,暗殺蔣經國的首要意義還是政治性的。因此必須由一個普通的台灣人去做,才能凸顯其政治意義」。第二,「如果台灣是一個國家領袖的繼承機制已經以民主規範制度化的國家,暗殺將沒有意義」。第三,「對當時相對沉寂的反對運動可能有某個程度的鼓舞作用」。第四,「蔣政權在越戰中既然是華盛頓的幫兇」,削弱蔣政權有可能幫助越南人民的獨立戰爭。
在那個時空背景及那種論証下,黃文雄於1970年4月24日於紐約的廣場旅館向蔣經國開出了台灣人的那一槍。
黃文雄那一槍對當時的反對運動,尤其是海外台灣人的台獨運動的影響是頗為深遠的。台灣最後一位黑名單的他目前擔任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的董事長,推動人權,也推動廢除死刑運動。雖說他的暗殺蔣經國是針對制度而非個人,不過當年將蔣經國判處死刑而欲執行之但如今卻推動廢死難免予人今是昨非的意味。政大畢業的他於刺蔣後也遭政大徹底除名而找不到有這個校友。時代變遷之下在2012年的政大85周年校慶校方欲頒發傑出校友獎給黃文雄,表彰他對台灣民主、自由及人權的貢獻,低調的他婉拒出席。
暗殺常是會改變歷史的,但常不是刺客要的或所欲見的。曾經將黨政軍特一把抓而遭台灣人懼恨的蔣經國如今卻享有良譽,即連一些綠營的人也對他恭譽有加,說來有點令人覺得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覺。蔣經國是否於後來「從良」了有待史家評斷。但有趣,或者說是諷刺的是黃文雄的刺蔣失敗卻多多少少引導致後來蔣經國下的台灣社會開始成功的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 (系列完)
李堅

四二四事件的回顧 (中) 四二四事件及後續討論—- 對海內外台灣人及國際的影響

1970年4月24日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於訪美時在紐約的布拉薩旅館 (或譯廣場旅館,Plaza Hotel) 遭當時的留學生黃文雄開槍行刺。由於安全人員的及時發現使子彈沒擊中蔣經國。在混亂中前往相助的鄭自財也成為被告。兩人後來以20萬美元交保。在那個以留學生為主而美國台灣人人口不是很多的年代,20萬美元約合2014年的一百二十四萬美元,那可是個天文數字。但令人感動的是保釋金在很短的時間內湊足了。鄭自財於5月28日交保,黃文雄於7月8日交保。1971年7月6日是宣判日,但鄭黃兩人皆跳保逃亡。鄭自財逃亡瑞典尋求政治庇護但於1973年被引渡回美。鄭於被引渡之前開始絕食抗議,由於身體過於虛弱使飛機降落於倫敦而他也於英國停留了一陣。後來在倫敦,引渡的訴訟也進了一段時間,但終究被引渡回美服刑。鄭自財後來被判五年徒刑而於1974年年底出獄。1991年潛回台灣。黃文雄則從此消聲匿跡直到1996年的神秘回台。
這是有關四二四事件的最簡短的敘述。
四二四事件的發生對當時的海外台灣人及無能發聲的島內台灣人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在海外,此事件動員了台灣留學生而也使剛成立不久而存有路線之爭的台獨聯盟面臨內憂外患而於最後重新改組。四二四事件對台灣島內的影響在當時戒嚴而無言論自由的台灣較難測定。但當時在大學讀書的我也聽到一些如可惜沒成功等說詞,一些台派的同學也有出一口悶氣的感覺。據聞當時有許多政治犯被加重刑期。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被踢出聯合國。1972年6月遭暗殺沒死的蔣經國如所預期的上任行政院長,從此展開了「蔣經國時代」。蔣經國上台後即開始推動十大建設,而於用人上也採取了所謂的「崔苔菁」政策。由於崔苔菁是當年的名藝人,媒體因此用她的名字來描述蔣經國用人的特色是選用一些會吹牛的,台籍青年及青年才俊。蔣經國在晚年也招待一些地方耆老在總統府茶敘而說他在台灣住了很久,也是台灣人。也因為如此有人認為蔣經國在推動本土化、民主化。但我們也不能忽略1977年的中壢事件,1979年的高雄事件,1980年的林義雄家滅門血案及1981年的陳文成命案都是在他任內發生的。黨禁的解除及解嚴也都是在反對人士一波又一波的抗爭之下達成的。台灣最終是走上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但這與四二四有無直接關聯難以下定論。不過我們可說四二四事件是有其一定的歷史意義的。
四二四事件後受挫的台獨聯盟重新盟員的登記而開始重建的工作。1973年張燦鍙接任台獨聯盟主席後開始了他的長久任期而與台獨聯盟多少成了同義詞。這段時間人們對四二四事件的記憶也逐漸淡化,直到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高雄事件後當時人在美國的許信良與陳婉真於隔年(1980) 的8月26日”復刊”了《美麗島周報》,從出刊到1985年8月的停刊,《美麗島周報》共出刊了246期。《美麗島周報》的出刊本也受到台獨聯盟的支持,但在出刊後沒多久《美麗島周報》即刊登了四二四專輯,多少展開了對台獨聯盟的批判。四二四事件的刊出在當時的美國台灣人社會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受創的聯盟也由張燦鍙到美國各大城市透過盟員去解釋四二四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台獨聯盟之決定於1981年7月31日開辦每周出兩期的《台灣公論報》多少與這場論戰有關。
當時的討論要點多少集中在聯盟是否為了保護組織而犧牲了同志。不管你站在哪一邊,單就有這個題目的討論對台獨聯盟的傷害可想而知。針對新銳的《美麗島周報》,老大而以早期留學生為主體的台獨聯盟頗有令人招架無力的感覺。而在之前,台獨聯盟方被左翼的《台灣時代》及《半屏山》因台灣民族主義問題批判的體無完膚,如今又被右翼的《美麗島周報》就四二四事件的處理問題攻的雖不一定是理屈但詞窮。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台灣左翼並沒積極的參與有關四二四事件的討論。理由也很簡單,左派的人有他們「馬列教科書」對暗殺行動的標準看法。按照列寧學說,個人的暗殺行動不但對整體的革命運動沒有幫助,反而會有害。
四二四事件對台灣及海外的台灣人社區皆有重大的影響。除了台灣人外,此事件對國際社會也都有影響。那一槍讓世人了解到台灣人不滿國民黨的統治而追求獨立自主的心聲。在鄭自財逃到瑞典但後來被引渡到美國的過程中,許多關心人權的國際友人也都參與了該案的引渡訴訟而鼓舞了第三世界許多弱小民族的反殖民抗爭。據中研院台史研究員吳叡人指出,該訴訟被研究者列為1970年代影響國際的十大司法案件之一。
沒有人會否認四二四事件在台灣歷史上的地位,但如何評定則難免還會有爭議。由於主角黃文雄的銷聲匿跡近三十年,使得這事件的討論多少呈不完全狀。但黃文雄於1996年回台了,爾後也發表他的看法。這使得我們對四二四事件的詮釋較完整了些。

李堅

四二四事件的回顧 (上) 政治暗殺與社會演化—- 政治暗殺是催化或倒退

對政治掌權者的暗殺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就層出不窮的。早期聞名的刺客東方有西元前227年的荊軻之刺秦王,西方則有公元44年羅馬參議院貴族怕權益被凱撒 (Julius Caesar) 剝奪而將凱撒刺死之歷史名案。而暗殺/刺客的英文assassin則由阿拉伯文的hashashin一字而來。Hashashin是11世紀時中東的一個刺客團體。在過去的兩百年裏,幾個較有名的暗殺事件在世界各地都有。美國總統遭到刺殺而死的就有四位,被企圖暗殺但沒成功或沒致死的就有20多次。在印度,聖雄甘地及甘地夫人 (與聖雄甘地沒關係) 分別於1948及1984年遭到暗殺。三十年代的日本軍人也暗殺首相犬養毅。在中國則有汪精衛之企圖行刺清廷攝政王載灃,但汪精衛本人也遭到孫鳳鳴的暗殺但沒死 (本也要暗殺蔣介石)。南韓則有1979年的朴正熙之遭暗殺。在歐洲,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於1881年的遇刺及1914年奧匈帝國的費迪南公爵之遭到暗殺則在現代史上相當有名而也影響深遠。
暗殺的對象常不止政治人物,而也包括社運人士 (如馬丁路德‧金恩) 及名人 (如披頭四的John Lennon)。但本文將著重在政治暗殺對社會的影響。暗殺是否會改變社會政治結構及政治發展的方向,而整個政治情勢是變好或變壞。這是一個頗富爭議的課題。
無可否認的是歷史上有些暗殺對整個局勢的發展影響深遠。最有名的可能就是1914年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的暗殺奧匈帝國的哲嗣費迪南公爵了。這個暗殺事件發生在當時民族主義浪潮洶湧而各國權力平衡失均的歐洲而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的歐洲各國間的問題重重,費迪南公爵的遇刺事件只不過成為大家開戰的藉口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員財物損傷巨大,也產生了失落的一代。其結果只是由一個不平衡進入到另一個不平衡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而在這之前,19世紀末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本於他被暗殺之時本要引進英國式的議會政治,但他於1881年遭到無政府主義者的暗殺後使繼任的沙皇改採強硬的路線直到1917年的俄國革命。亞歷山大二世的暗殺對俄國的發展看來是不利的。
但在一個有體制運作的民主社會裏,暗殺對整個體制不會有太大的影響。1963年11月22日美國總統甘迺迪的遭到暗殺是一件相當令人震撼的事件。但經過那一段時日的人都會記得領導階層的順利轉移。最能夠表現這個情景的就是詹森總統宣誓就職的照片了。在甘迺迪遇刺死後當天,副總統詹森在空軍一號上宣誓就職美國總統。在詹森旁邊的是衣服尚沾有血跡的甘迺迪夫人。這張有名的照片向世人宣示了美國領導階層的順利轉移及政權的穩定。
再回到之前的問題:暗殺會改變歷史嗎?
2007年5月,學者Benjamin Jones與Benjamin Olken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分析暗殺對歷史走向的影響 (Hit or miss? The effect of assassinations on institutions and war)。他們排除政變而專注於分析研究有計劃的對國家領導人的暗殺行動。他們發現從1875年到2004年間總共有298次的暗殺行動,其中成功的機率為五分之一 (59個暗殺成功的例子)。這個研究發現暗殺事件對一個民主國家的影響不大但對一個獨裁國家則有較大的影響 — 在制度上的變化或民主化與否的結果上皆有影響。他們比較了在一個獨裁國家中成功的暗殺與不成功的暗殺發現結局有相當程度的不同。成功的暗殺比不成功的暗殺較有可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差13個百分點)。成功的暗殺也比不成功的暗殺較能使爾後的領導者的產生透過制度化的方式來達成 (差19個百分點)。一個失敗的暗殺多少減低了民主化的機率,而獨裁者也更加謹慎並加強打擊反對人士。資料顯示從1950年以來,每二、三年就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遭到暗殺。若就國家領導人而言,1910年左右每個國家的領導人每年有百分之一的機會會遭到暗殺。這個機率目前是百分之0.3。
現代學術的研究是離不開統計學的,但統計學的使用也常為人所詬病,這當然可能牽涉到方法的錯誤使用及樣本的採選問題,而也牽涉到詮釋問題。發生於1970年4月24日在紐約的黃文雄槍擊蔣經國一事算是個失敗的暗殺行動。若按照Jones 與Olken的分析,則台灣走上民主化的機率會減少而領導階層的轉移也較會有問題。但統計一事是否有如馬克吐溫所說的:「世上有三種謊言:謊言,天大的謊言與統計學。(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es: 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 )」。要了解這問題我們只有去解析四二四事件的歷史框架,事件的前因後果及後來對台灣的影響與評價。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