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英文的字彙雖然浩瀚而其文法與語句結構也相當邏輯，但有些中文是很難翻譯成英文的，找也找不到相關的用語。奴才一詞便是其中之一。奴才不是奴隸。奴隸是沒有選擇的。但奴才是心甘情願做奴才的。心甘情願還不夠，他得還有一些｢才能｣才行。要了解奴才文化我們可由魯迅 (本名周樹人, 9/25/1881-10/19/1936) 於1925年所寫的一篇簡短的故事｢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談起。

魯迅寫道奴才總是尋人訴苦。有一天他遇到了一個聰明人，在訴苦了一陣後，聰明人安慰奴才說｢你總會好起來….｣。奴才聽了心胸舒坦而說但願如此，可見天裡沒有滅絕。幾天後奴才又尋人去訴苦了。這次他遇到了一個傻子。奴才抱怨說他住的地方比豬窩還不如，陰濕汙穢而連個窗子都沒有。主人對他的哈巴狗比對他要好到幾萬倍。這個傻子聽了義憤填膺要奴才帶他去看奴才的住所。到了奴才的住所這個傻子就開始砸泥牆要開窗。奴才心急了，喊強盜在毀咱們的房子了。一群奴才都出來將傻子趕走。最後主人出來了，這個奴才便邀功而受到主人的誇獎。之後有人來慰問這個奴才，聰明人也在內。奴才說”你先前說我總會好起來，實在是有先見之明”。

魯迅是一個善於剖析中華文化的作家。奴才與聰明人多少代表了中華文化的傳統。奴才要懂得跟對人，知道如何談仁義道德。奴才不是忠貞的，只是投靠，而也會知道甚麼時候要背叛。要會精心計算，伺機行事，要在奴才群中出人頭地而成為奴上奴。另外一邊是傻子，嫉惡如仇，打抱不平而當機行事。這也類似林義雄所說的笨鳥先飛。在魯迅眼中的中國，奴才與聰明人多，傻子少。

一般認為奴才一語之廣泛使用與清朝有關。這本是滿人的文化，在主子之前僕人自稱為奴才。在清廷裏，滿臣自稱為奴才而漢臣則自稱為臣。臣顯然不如奴才。1773年滿臣天保與漢臣馬人龍為科場舞弊案向乾隆皇帝上奏摺。由於兩人一同上奏而天保在先，所以一開始用”奴才天保，馬人龍”。乾隆不喜歡漢臣冒充為奴才而下令以後上奏摺一律稱臣，不得再用奴才一詞。也可能是奴才一詞與清朝廣泛被聯想在一起有關，所以日本人對中國人的鄙稱為｢清國奴｣。奴才一詞雖沒有英文字，但奴才的標準動作 – 磕頭 (kowtow) 則有，負面意義很明顯。

說奴才文化始於清朝也未必公平。也有不少人論述其實奴才文化於孔子(551 BC-479 BC) 的時代就有，而搞不好孔子就是始作俑者。孔子的生父是殷代皇族的後裔叔梁紇，母親顏征則十分貧賤。｢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孔子貧且賤｣(史記孔子世家)。但孔子一生攀權附貴，周遊列國而向統治者推銷他的君君臣臣那一套仁義禮樂但不得志。同期的莊子於其三十三篇的｢莊子｣中有二十一篇提及孔子並加以批判其對仁義禮樂的執著。孔子雖然於生時不得志，但儒家於漢武帝(7/14/157 BC – 3/29/87 BC) 時因董仲舒 (179 BC – 104 BC)的建議而獨尊孔家。因為太好用了。對一個帝制的絕對獨裁者來看，孔子的那一套倫理規範真可說是人民的鴉片。

若我們來看與孔子同期而成為西方哲學基礎的蘇格拉底 (469/470 BC – 399 BC) 就可多多少少了解中西基本哲學的差異，為什麼一邊強調自由人而一邊強調奴才。蘇格拉底本身沒有著作而我們當今對他的了解都是由他的學生來的。蘇格拉底一生不從俗，不認為他有甚麼智慧，常與人用問答的方式去顯示我們的無知。他幫助別人去了解他們自己及真相。這種分析的能力與辯證方法也因而被稱為蘇格拉底方法 (Socratic method, 或elenchus)。蘇格拉底後來被認為他不虔誠以及對雅典的年輕人有不良影響而遭處死。蘇格拉底不想辯護而也認為時間到了，該走了。看蘇格拉底與孔子多少讓我們了解為何中西文化有這麼大的分歧，而奴才文化為何一直主宰著中華文化。

但西方並不是沒有這種奴才文化的陰影的。Erich Fromm (佛洛姆, 3/23/1900-3/18/1980)的逃避自由 (Escape from Freedom)一書就在探討納粹產生的社會心理因素。極權下的人民放棄一些自由而獲得另類的自由 – 衣食的保障，結構性的生活及仇恨的自由。

過去的奴才是永遠最多只能做為奴才的，頂多是奴上奴。因為皇帝是世襲的。但現在是｢民國｣了，皇帝沒了而奴才也有可能爬到頂端成為｢總統｣了。了解奴才文化就多少能了解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及鬥爭型態。奴才固然能當上總統，但習性終究難改。行徑與過去的太監奴才之宮廷鬥爭其實沒有甚麼不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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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一群嘉義地區的行善志工以行善堂的名義四處修補橋樑與道路。1968年於圳頭里修建第一座木橋，事後改建為水泥橋，稱為玄明橋。這群義工於1970 年正式更名為行善團。因為設於嘉義市，所以又稱為｢嘉邑行善團｣。1991年部分成員以｢中華民國嘉邑行善團｣的名義申請社團，成立分支。1998年2 月何明德過世後，行善團的部分成員申請正式成立人民團體｢嘉義市嘉邑行善團｣，而何明德的遺族則於1998 年6 月成立｢何明德行善團｣。行善團到2010 年7 月為止已興建有436座橋。

橋樑和道路是人類社會的必須品，是我們交通來往的基礎。造橋需要人力，金錢，也牽涉到地點的選擇，結構及美學。嘉邑行善團的造橋靠自己的募款，志工。其造橋的目的在於人民的需要，美感當然不會是首要的考慮。但你若是一個老台北人的話，你會記得在圓山曾經有一座美麗的明治橋，如今只存在人民的記憶裏。而其｢屍塊｣則放在再春游泳池的舊址上。

1901年台灣總督府於劍潭山 (今圓山大飯店所在地) 興建台灣神社，並興建了連結劍潭山與圓山而橫跨基隆河的明治橋。明治橋原先是鐵椼架橋，類似以前連接台北與三重的台北橋。1932年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使日本人考慮到了橋樑的安全與耐震問題。明治橋於是於1930年1月25 日開始改建而於1933年3月20日完工。全長120公尺，寬17 公尺。橋底用三個拱門支撐，兩端小，中間大。拱門雖沒有加州 Big Sur 的 Bixby Creek Bridge 的高，但其優雅美麗是一點也不遜色的。橋面兩邊用花崗石砌成欄杆。明治橋的入口兩邊有簡單的燈座，中間則有兩對高的燈座。明治橋的美觀配以基隆河，劍潭山及圓山的美景使該區成為當年台北的美景之一。

國民黨據台後台灣神社被拆除了而明治橋也被改名為中山橋。1968年花崗石欄杆與燈座被拆除而拓寬了橋面。2002年12月20日台北市宣布要拆除中山橋。在文史學者的抗議下，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承諾於一年後將異地重建。但當年北市花了6300萬將明治橋切成435塊，如今仍被｢棄屍｣於河邊。重建之日遙遙無期。

原來一座橋不只牽涉到人力，金錢，地點，結構及美學，還牽涉到了意識型態。明治 (中山) 橋固然美麗堅固，但也深具日本建築的味道，而也與日本神社有關。這看在一些藍營人士的眼裏自然有如眼中釘，非去除而後快。除卻政府機關及台大醫院的歐式建築外，台北市的日治建築早已被剷除的蕩然無存。

一座橋會有許多觀點不是新鮮事。投射作用是一個很普遍的心理作用，所以心理學裏有一個心理測驗叫Rorschach test。Rorschach test用十張水墨畫片給受測試的人看並以其反應做人格及情緒的解讀。重視心境作用的佛教也於｢攝大乘輪｣中有一境四心的說法。一境四心又名一水四見。即說同樣是一池水，人看起來只是一個水池，但對魚來說可是它們的住處。對天人而言，一池水看起來是個種種寶莊嚴地。但對餓鬼來說，一池水對他們而言是一攤膿血。佛教認為不同眾生因為心識之不同，雖然是同一境界，但其觀點卻大異其趣。

一個台灣的名女歌星在成名之前在一間歌廳駐唱。歌廳的經理跟他說客人不是來聽歌而已，也要看體態與面相。這位女歌星領悟了而以後也就著重化妝及著裝而很快就扶｢搖｣直上。美國的名鄉村歌手Garth Brooks也於一次訪問中提到他於成名前領悟到要成功得靠Sex，但他也說其運作難以解釋。台灣的馬幫當然知道性的作用，而且也全力運作。馬英九的許多不太含蓄的暗示｢性｣身體語言｢激勵｣了馬迷而將他於2008年送進了總統府。這是馬英九的第一見 — 馬迷眼中的性感偶像。但不久其施政無能，用人不當的敗相很快就被台灣民眾視破了，原來是個中看不中用的空心大老倌。這是馬英九的第二見 — 台灣民眾眼中的無能總統。但就中共政權而言，馬政權是中共政權進入台灣屠城的木馬 (Trojan Horse)。這是馬英九的第三見 — 能夠出賣台灣的人。綠營的人與2008年後也發現馬政權對綠營執政時期的官員大肆追殺而抄家滅族。其手法違反現代民主政治而其封建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這是馬英九的第四見 — 台灣民族獨立運動眼中的厚黑政權。不予以剷除則難以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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