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的說文解字 —– 奴才文化

英文的字彙雖然浩瀚而其文法與語句結構也相當邏輯,但有些中文是很難翻譯成英文的,找也找不到相關的用語。奴才一詞便是其中之一。奴才不是奴隸。奴隸是沒有選擇的。但奴才是心甘情願做奴才的。心甘情願還不夠,他得還有一些「才能」才行。要了解奴才文化我們可由魯迅 (本名周樹人, 9/25/1881-10/19/1936) 於1925年所寫的一篇簡短的故事「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談起。

魯迅寫道奴才總是尋人訴苦。有一天他遇到了一個聰明人,在訴苦了一陣後,聰明人安慰奴才說「你總會好起來….」。奴才聽了心胸舒坦而說但願如此,可見天裡沒有滅絕。幾天後奴才又尋人去訴苦了。這次他遇到了一個傻子。奴才抱怨說他住的地方比豬窩還不如,陰濕汙穢而連個窗子都沒有。主人對他的哈巴狗比對他要好到幾萬倍。這個傻子聽了義憤填膺要奴才帶他去看奴才的住所。到了奴才的住所這個傻子就開始砸泥牆要開窗。奴才心急了,喊強盜在毀咱們的房子了。一群奴才都出來將傻子趕走。最後主人出來了,這個奴才便邀功而受到主人的誇獎。之後有人來慰問這個奴才,聰明人也在內。奴才說”你先前說我總會好起來,實在是有先見之明”。

魯迅是一個善於剖析中華文化的作家。奴才與聰明人多少代表了中華文化的傳統。奴才要懂得跟對人,知道如何談仁義道德。奴才不是忠貞的,只是投靠,而也會知道甚麼時候要背叛。要會精心計算,伺機行事,要在奴才群中出人頭地而成為奴上奴。另外一邊是傻子,嫉惡如仇,打抱不平而當機行事。這也類似林義雄所說的笨鳥先飛。在魯迅眼中的中國,奴才與聰明人多,傻子少。

一般認為奴才一語之廣泛使用與清朝有關。這本是滿人的文化,在主子之前僕人自稱為奴才。在清廷裏,滿臣自稱為奴才而漢臣則自稱為臣。臣顯然不如奴才。1773年滿臣天保與漢臣馬人龍為科場舞弊案向乾隆皇帝上奏摺。由於兩人一同上奏而天保在先,所以一開始用”奴才天保,馬人龍”。乾隆不喜歡漢臣冒充為奴才而下令以後上奏摺一律稱臣,不得再用奴才一詞。也可能是奴才一詞與清朝廣泛被聯想在一起有關,所以日本人對中國人的鄙稱為「清國奴」。奴才一詞雖沒有英文字,但奴才的標準動作 – 磕頭 (kowtow) 則有,負面意義很明顯。

說奴才文化始於清朝也未必公平。也有不少人論述其實奴才文化於孔子(551 BC-479 BC) 的時代就有,而搞不好孔子就是始作俑者。孔子的生父是殷代皇族的後裔叔梁紇,母親顏征則十分貧賤。「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孔子貧且賤」(史記孔子世家)。但孔子一生攀權附貴,周遊列國而向統治者推銷他的君君臣臣那一套仁義禮樂但不得志。同期的莊子於其三十三篇的「莊子」中有二十一篇提及孔子並加以批判其對仁義禮樂的執著。孔子雖然於生時不得志,但儒家於漢武帝(7/14/157 BC – 3/29/87 BC) 時因董仲舒 (179 BC – 104 BC)的建議而獨尊孔家。因為太好用了。對一個帝制的絕對獨裁者來看,孔子的那一套倫理規範真可說是人民的鴉片。

若我們來看與孔子同期而成為西方哲學基礎的蘇格拉底 (469/470 BC – 399 BC) 就可多多少少了解中西基本哲學的差異,為什麼一邊強調自由人而一邊強調奴才。蘇格拉底本身沒有著作而我們當今對他的了解都是由他的學生來的。蘇格拉底一生不從俗,不認為他有甚麼智慧,常與人用問答的方式去顯示我們的無知。他幫助別人去了解他們自己及真相。這種分析的能力與辯證方法也因而被稱為蘇格拉底方法 (Socratic method, 或elenchus)。蘇格拉底後來被認為他不虔誠以及對雅典的年輕人有不良影響而遭處死。蘇格拉底不想辯護而也認為時間到了,該走了。看蘇格拉底與孔子多少讓我們了解為何中西文化有這麼大的分歧,而奴才文化為何一直主宰著中華文化。

但西方並不是沒有這種奴才文化的陰影的。Erich Fromm (佛洛姆, 3/23/1900-3/18/1980)的逃避自由 (Escape from Freedom)一書就在探討納粹產生的社會心理因素。極權下的人民放棄一些自由而獲得另類的自由 – 衣食的保障,結構性的生活及仇恨的自由。

過去的奴才是永遠最多只能做為奴才的,頂多是奴上奴。因為皇帝是世襲的。但現在是「民國」了,皇帝沒了而奴才也有可能爬到頂端成為「總統」了。了解奴才文化就多少能了解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及鬥爭型態。奴才固然能當上總統,但習性終究難改。行徑與過去的太監奴才之宮廷鬥爭其實沒有甚麼不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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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四見 — 從明治橋到馬政權

1965年一群嘉義地區的行善志工以行善堂的名義四處修補橋樑與道路。1968年於圳頭里修建第一座木橋,事後改建為水泥橋,稱為玄明橋。這群義工於1970 年正式更名為行善團。因為設於嘉義市,所以又稱為「嘉邑行善團」。1991年部分成員以「中華民國嘉邑行善團」的名義申請社團,成立分支。1998年2 月何明德過世後,行善團的部分成員申請正式成立人民團體「嘉義市嘉邑行善團」,而何明德的遺族則於1998 年6 月成立「何明德行善團」。行善團到2010 年7 月為止已興建有436座橋。

橋樑和道路是人類社會的必須品,是我們交通來往的基礎。造橋需要人力,金錢,也牽涉到地點的選擇,結構及美學。嘉邑行善團的造橋靠自己的募款,志工。其造橋的目的在於人民的需要,美感當然不會是首要的考慮。但你若是一個老台北人的話,你會記得在圓山曾經有一座美麗的明治橋,如今只存在人民的記憶裏。而其「屍塊」則放在再春游泳池的舊址上。

1901年台灣總督府於劍潭山 (今圓山大飯店所在地) 興建台灣神社,並興建了連結劍潭山與圓山而橫跨基隆河的明治橋。明治橋原先是鐵椼架橋,類似以前連接台北與三重的台北橋。1932年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使日本人考慮到了橋樑的安全與耐震問題。明治橋於是於1930年1月25 日開始改建而於1933年3月20日完工。全長120公尺,寬17 公尺。橋底用三個拱門支撐,兩端小,中間大。拱門雖沒有加州 Big Sur 的 Bixby Creek Bridge 的高,但其優雅美麗是一點也不遜色的。橋面兩邊用花崗石砌成欄杆。明治橋的入口兩邊有簡單的燈座,中間則有兩對高的燈座。明治橋的美觀配以基隆河,劍潭山及圓山的美景使該區成為當年台北的美景之一。

國民黨據台後台灣神社被拆除了而明治橋也被改名為中山橋。1968年花崗石欄杆與燈座被拆除而拓寬了橋面。2002年12月20日台北市宣布要拆除中山橋。在文史學者的抗議下,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承諾於一年後將異地重建。但當年北市花了6300萬將明治橋切成435塊,如今仍被「棄屍」於河邊。重建之日遙遙無期。

原來一座橋不只牽涉到人力,金錢,地點,結構及美學,還牽涉到了意識型態。明治 (中山) 橋固然美麗堅固,但也深具日本建築的味道,而也與日本神社有關。這看在一些藍營人士的眼裏自然有如眼中釘,非去除而後快。除卻政府機關及台大醫院的歐式建築外,台北市的日治建築早已被剷除的蕩然無存。

一座橋會有許多觀點不是新鮮事。投射作用是一個很普遍的心理作用,所以心理學裏有一個心理測驗叫Rorschach test。Rorschach test用十張水墨畫片給受測試的人看並以其反應做人格及情緒的解讀。重視心境作用的佛教也於「攝大乘輪」中有一境四心的說法。一境四心又名一水四見。即說同樣是一池水,人看起來只是一個水池,但對魚來說可是它們的住處。對天人而言,一池水看起來是個種種寶莊嚴地。但對餓鬼來說,一池水對他們而言是一攤膿血。佛教認為不同眾生因為心識之不同,雖然是同一境界,但其觀點卻大異其趣。

一個台灣的名女歌星在成名之前在一間歌廳駐唱。歌廳的經理跟他說客人不是來聽歌而已,也要看體態與面相。這位女歌星領悟了而以後也就著重化妝及著裝而很快就扶「搖」直上。美國的名鄉村歌手Garth Brooks也於一次訪問中提到他於成名前領悟到要成功得靠Sex,但他也說其運作難以解釋。台灣的馬幫當然知道性的作用,而且也全力運作。馬英九的許多不太含蓄的暗示「性」身體語言「激勵」了馬迷而將他於2008年送進了總統府。這是馬英九的第一見 — 馬迷眼中的性感偶像。但不久其施政無能,用人不當的敗相很快就被台灣民眾視破了,原來是個中看不中用的空心大老倌。這是馬英九的第二見 — 台灣民眾眼中的無能總統。但就中共政權而言,馬政權是中共政權進入台灣屠城的木馬 (Trojan Horse)。這是馬英九的第三見 — 能夠出賣台灣的人。綠營的人與2008年後也發現馬政權對綠營執政時期的官員大肆追殺而抄家滅族。其手法違反現代民主政治而其封建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這是馬英九的第四見 — 台灣民族獨立運動眼中的厚黑政權。不予以剷除則難以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李堅

西藏起義五十五周年紀念 — 洛杉磯示威記實

1950年10 月,中共建國後的一年便派人民解放軍侵入西藏的昌都,企圖霸占已經是一個獨立國家的西藏。1951年5月23 日強迫西藏政府簽訂所謂的「十七條協議」。所謂的十七條協議其實就是一國兩制。中共強調尊重西藏的文化與宗教自由,尊重班禪與達賴的體制。但我們現在知道這些都是謊言。簽訂十七條協議後西藏各處便有零星的抵抗而於1959年3月10日演變成全面的抗暴運動。達賴喇嘛與八萬名西藏人從此遠離家鄉而散居世界各地。3月10 日也就成為西藏人的228。每年的3月10日,全世界的西藏人都會紀念這個痛苦的日子。

西藏人的苦難本來是沒有多少人注意到的。但隨著西藏佛教的傳播及達賴喇嘛於198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全世界都注意到了西藏人的苦難與中共的殘暴。十七條協議的強迫簽署只是藏人痛苦的開始。文革期間大部分的西藏寺廟都受到全毀或半毀,僧人被強迫還俗。1978年的開放並沒帶給藏人生活上的改善。進入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藏人的抗暴此起彼落。最近幾年來,雖然達賴喇嘛極力勸阻,但自焚事件一再的發生。從2009年來,估計已有126 人自焚而死。

今年的3月10日是西藏起義五十五周年紀念日。約七十名藏人,一些中國的民運人士及一些台灣同鄉於下午四點至七點聚集在洛杉磯的中國領事館前向中共暴政做示威抗議。中國領事館門面深鎖。除了有一個固定的崗哨外,另外有兩個看起來是中國臨時請來的安全人員。洛杉磯警局則派有一輛巡邏車及一名警察停駐在旁。在人員聚集齊全及標語牌及布條都就位後我們開始呼口號。藏人都很高興有台灣同鄉的支援而也都知道當今的台灣當權者傾中。由於有台灣同鄉的支援,藏人也呼台灣獨立的口號。口號主要是:Long Live Dalai Lama, Human Rights in Tibet, China out of Tibet, Tibet for Tibetans, Independent for Taiwan。在口號呼了一陣子後,也由一群人走到對面中國領事館的人行道上來回遊行呼口號。在美國,人行道是人民的,是公家的,任何人都可於人行道上做示威抗議而不需申請。在大型的建築物外可能都有相當寬廣的人行道,而在這種人行道上你只要不超過地上標示的「產權線」(property line),則沒有人能夠管你。

在示威期間,南加州藏人協會的會長Tenzin Dorjee也分發了一份目前藏人司政 (Sikyong, 有人翻為總理) Dr. Lobsang Sangay對藏人起義55 周年紀念的聲明稿。Dr. Sangay回顧過去藏人追隨達賴喇嘛到印度的艱難路程,而許多人不是過世就是永遠不再見家鄉。Dr. Sangay強調對話以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展望未來,Dr. Sangay強調自力救濟,培養下一代及重視教育,並且要維護傳統如傳統食物及服裝。在印藏邊界眺望,Dr. Sangay看到了西藏的高山與河流,Dr. Sangay認為這是一個藏人將可返藏的訊息。

在示威結束前,南加藏人協會會長Tenzin Dorjee也邀請了參與藏人活動多年的Ann Lau發表談話。Ann Lau來於香港,屬於一個叫做Visual Artists Guild的組織。該組織主張言論自由及藝術家自由表達的權利。其後Tenzin Dorjee也邀請台灣同鄉發表談話。這位台灣同鄉表示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台灣人了解西藏問題並同情藏人的處境,以後我們會加強與藏人社區的合作。其後Tenzin Dorjee做了一個總結。強調藏人會繼續奮鬥下去。最後西藏人合唱達賴喇嘛原本於1960年所寫的祈禱文 “Words of Truth”。祈求三寶加持,祈求觀世音菩薩保護雪山王國。場面相當感人而也令人覺得沉重。示威活動就於互道珍重再見中結束。

示威結束後一個台灣同鄉表示,藏人人少而財力也不好,但能有這麼多人參加委實可貴,而他們也顯得有精神。與藏人比起來台灣人有需要學習的地方很多。而藏人的處境也是台灣人的一面借鏡。藏人已經亡國。流亡的藏人沒有辦法說回故鄉就回故鄉。故鄉已是豺狼當道。台灣人有幸還能自由來回而多多少少尚擁有我們自己的家園。如果不珍惜我們所有並力阻中國的進犯,難道要醉生夢死的等到有一天國破家亡的時刻嗎?

李堅

香格里拉。人間煉獄

與世隔絕又位處青康藏高原上,南邊有喜馬拉雅山的阻隔,西藏對外人來說一直是個神祕的所在。早在17 世紀就有極少數的歐洲人進入西藏傳教,其後也有人到西藏考察與英國通商的可能。進入19 世紀後大英帝國與沙俄都要爭取他們在中亞的影響力而動作頻頻,這促使西藏於1850年左右開始採取鎖國政策。大英帝國因而也於1865年開始用印度人冒充為商人或佛教修行者進入西藏做秘密的調查。進入20 世紀之後大英帝國與沙俄在中亞的地盤競爭漸趨白熱化。1904年,大英帝國的Colonel Francis Younghusband 率領一支遠征軍抵達拉薩,強迫簽訂通商協議。達賴13 世於遠征軍到達之前逃到蒙古,後於1908年到達北京。此事引起清朝首次宣稱他們對西藏的主權。大英帝國與沙俄於1906年同意中國對西藏有宗主國關係,而任何國家都不應侵佔西藏。

1908年清朝派趙爾豐進兵西藏去強迫漢化,也要控制達賴十三世。本要回拉薩的達賴十三世因此逃到印度。清朝倒台後達賴十三世回到拉薩,將駐紮大臣及所有的清朝軍隊趕離西藏,而西藏也於1912年至1951年間維持獨立的局面。

西藏雖然神秘,但當時許多外人也聽聞到西藏的一些陋習及殘忍的刑罰。不過這並沒阻止想要到西藏去的人。除卻大英帝國與沙俄的領土覬覦外,在西藏鎖國期間許多對西藏好奇的人各有各的來頭。有的是愛冒險犯難的探險家。有的是為淘金而來,因他們相信印度的黃金是由喜馬拉雅山流下去的。有的是西方的傳教士。而在這些以西方人為主的冒險家中有一個異數 — 日本的河口慧海 (2/26/1866-2/24/1945)。河口慧海是個和尚但他不滿日本佛教的墮落而決心到西藏去。他是第一個到尼泊爾及西藏的日本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受創極大。除了城市及工業的破壞外,社會結構及文化也受到衝擊,而在文學上也產生了「失落的一代」 (海明威語) 這個名詞。在此同時他們也面臨了全球經濟大蕭條,西班牙內戰及即將來臨的二次大戰。1933年英國小說家 James Hilton (9/9/1900-12/20/1954) 出版了「失去的地平線」 (Lost Horizon) 一書。1937年拍成電影。書中描寫喜馬拉雅山上的一個人間仙境。那邊的住民享有愛、和平、長壽及有意義的生活。那個仙境叫香格里拉 (Shangri-La)。在那個動亂的年代這種人間仙境的說法有極大的吸引力,而許多人也認為香格里拉位於西藏。但事實是有人判斷香格里拉一語可能是香巴拉 (Shambhala ) 的誤傳。香巴拉是印度教與藏傳佛教的傳說,意指一處雪山圍繞起來的王國。該國充滿了和平、安詳與快樂,而居民也都有開悟。說起來是一個淨土。不管來源如何,香格里拉於三十年代享有盛名。1942年大衛營成為總統別館時,羅斯福總統將之命名為香格里拉。後來艾森豪總統將其改名為大衛營,因為他的父親及孫子都叫大衛。

雖然有人認為香格里拉是在西藏,但事實是目前的西藏是個人間煉獄。西藏被中共「解放」後文化及宗教遭到廣泛的破壞,更不用提政治迫害及經濟剝削了。西藏的悲慘境遇其實提供了香港與台灣一面清楚的鏡子。

中共建國後不久就出兵攻打已經獨立的西藏而於1951年強迫西藏簽訂「十七條協議」,可說是一國兩制的濫觴。十七條協議強調尊重西藏的文化, 宗教及和平。如果中共自己遵循十七條協議的內容則今天沒有所謂的西藏問題。事實是中共「解放」西藏後,藏人從1950年代開始至今抗暴不斷。香港「回歸祖國」後至今,問題也不斷的產生。這說明了「一國兩制」的問題本質在於中共這個極權政體。一個極權政體是只能有一制而無兩制的。一個極權政體也只有存在 (如目前的中共) 或倒台的 (如以前的蘇聯)。沒有中間地帶。

一個在紐約開餐館的義大利天主教徒在其餐館裏懸掛了達賴喇嘛的肖像。被詢及原因時他說他受到達賴喇嘛在一場於中央公園演講的感動。達賴喇嘛說他由中國人中學到了許多。藏人被中共迫害如此而達賴喇嘛卻以中國為師,這與耶穌所說的「愛你的敵人」之說不謨而合,也難怪西方人對達賴喇嘛尊敬有加。達賴喇嘛是個宗教家,但台灣民族的獨立運動是個政治社會運動,固然也有文化運動的成分,但不是一個宗教運動。我們也不是宗教家。如果說有宗教成分在內的話,我們只能說我們要阻止中共政權的繼續造惡業。對一個十惡不赦的暴徒來說,一個修菩薩戒的人不應極力阻止他的惡行嗎。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