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與美國之二 羅斯福的新政與歐洲的情勢 —-孤立主義瀰漫的年代

羅斯福總統是美國歷史上唯一做過三任以上總統的人。1932年擊敗要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總統胡佛(胡佛於1919年設立了在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院。胡佛水壩也以他為名)而當上第37任總統。1936年連任成功。 1940年再度競選連任時擊敗了後來與宋美齡有一夜情的威爾基。在二次大戰尾聲中的1944年,他再度連任而死於任內(4/12/1945)。1947年3月21日,美國國會通過憲法第21條修正案,限制總統任期最多為兩任。到1951年2月27日時, 已有36州(當時有48州)同意 (三分之二) 而定案。

1933年初上任的羅斯福,所面對的最大問題是美國的經濟。那時是全球大蕭條的年代。羅斯福重用了一群以學術界為主的智囊團(Brain Trust),而於第一任內就頗有建樹。他上台後就推動新政(New Deal),強調紓困、復原、改革(3 Rs : Relief, Recovery, Reform)。第一任内他建立了社會安全局(the Social Security Act, 8/14/1935),改革了金融制度(Glass-Steagall Act),用公共投資的方式去製造大量的就業機會(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他也用爐邊談話(Fireside Chats)的收音機播放方式拉短了人民與他的距離。由於這些施政的成功,使他於1936年以壓倒性的多數贏得了連任。

1936年連任成功後的羅斯福,施政目標開始著重於外交。在亞洲方面,日本於1931年9月18日製造了九一八事變,而於1932年建立了滿州國。而這時也是日本全面侵華的前夕。但亞洲不是美國戰略利益的主要考慮。與美國較有關係的歐洲也緊臨大戰的前夕。

1933年1月3日,希特勒選上德國的總理(Chancellor)。2月27日德國議會(Reichstag)遭大火焚毀。1934年7月25日,納粹暗殺了鎮壓奧地利納粹黨的奧地利總理杜爾弗斯(Engelbert Dollfuss, 10/4/1892-7/25/1934)。1935年3月16日,德國開始徵兵(違反凡爾賽和約)。1936年5月9日,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攻下衣索比亞。7月,西班牙爆發內戰。1938年3月,納粹德國併吞奧地利 (Anschluss)。1939年5月22日,德義結盟。1939年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二次大戰的歐戰正式展開。

歐洲的緊張情勢雖然已進行有一段時間,但在戰火燎起後,大部分的美國民意還是要維持孤立的情況。美國孤立主義的成分很雜,有保守派的,自由派的,有進步派的,也有和平主義者,有政要,也有民間人士。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並沒有解決歐洲的問題,而國內經濟問題嚴重的那時,孤立主義的盛行可說是理所當然。1936年出版的《死亡商人》(H.C. Engelbrecht and F.C. Hanighen : Merchants of Death),與隔年出版的《戰爭是詐財術》(Smedley D. Butler : War Is a Racket),都指出銀行與製造業因戰爭而獲利的證據,所以銀行與製造業都支持美國介入戰場。這種看法更加深了美國人孤立主義的想法。1940年9月4日成立的「美國優先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號稱有80萬會員,他們支持中立不介入的政策。這個委員會當時的成員包括有未來當總統的福特與甘迺迪,也包括許多政要,出版商及社會賢達人士。最有名的支持者可能就是飛行英雄林白(Charles Lindbergh)了。林白於二次大戰前夕避居德國(1936-1939),與德國的關係良好。期間他也於德奥有了三個情婦,並育有七個私生小孩。林白是反對介入歐戰的。以1941年1月30日的蓋洛普民意調查來看,雖然有79%的人反對林白所提議的與納粹德國簽和約,但也有88%的人反對美國介入歐戰。美國優先委員會於珍珠港事變後的三天(12/10/1941)解散。

美國的民意雖然反對介入歐戰,但華府的戰略專家卻有他們的考量。他們了解日本帝國對美國沒有戰略上的威脅,至少是在短期內。他們看出德國對美國的威脅是很明顯的。以當時海軍情報官員麥卡倫(Arthur H. McCollum, 8/4/1898-4/5/1964)的分析來看,當德國打敗英國後,德國將占有英國在中南美洲的領土而會直接威脅到美國。麥卡倫以軍事眼光提出六點看法:一,歐洲大陸已都受控於德義軸心同盟。二,只有英國在抵抗軸心國的霸權。三,軸心國成功的提倡美國對歐戰的冷漠。四,美國在西半球的安全將受到威脅,因為軸心國在鼓動中南美洲的革命運動。五,當英國敗於軸心國後,德國將會馬上攻打美國。六,當英國被打敗後,英國皇家海軍的艦隊都將會被控制在軸心國手裡。

了解美國大部分人都反對介入歐戰,但又覺得歐洲情勢對美國的安全相當重要的羅斯福,也慢慢的在為美國的介入戰場做準備。當1940年6月德國攻下法國後,美國民間是同意恢復徵兵制的。1940年9月,美國國會以一票之多通過徵兵法案。1941年3月11日,美國通過租賃法案(Lend-Lease Act),開始提供物資援助給英國、自由法國、中華民國,後來也包括蘇聯在內。在民間反對介入歐戰,而許多大企業支持的國會議員也反對(一個原因是許多大企業都與納粹德國有商務來往),而納粹德國也小心不去觸動美國的情況下,羅斯福政府於是將目標轉向日本。此時,麥卡倫的八點對日主張 (麥卡倫備忘錄),便成為羅斯福路身邊的小圈圈人士用以引導日本帝國攻打珍珠港的設計圖。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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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與美國之一 二次大戰前的美國 —-百場戰役與持續擴張

如果沒有美國的參與,也就沒有所謂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時有的只是歐戰與中日戰爭。無論是納粹德國或日本帝國都無意要美國介入他們的紛爭。但美國最後是介入了歐戰與亞洲的戰場。美國的介入不但改變了歐洲戰場的結局,也在太平洋戰爭中擊敗日本帝國而終止了日本帝國對中國的侵略。美國的介入二次大戰也改變了美國。美國不再是美洲的美國, 而是世界的超級強權。

美國之成為超級強權雖然不能說是歷史的必然,但其發展是有軌跡可循的。從獨立後美國就介入了一百多場大大小小的戰役,而不斷的擴大她的實力與影響力。早期大都是境內的,如與印地安人的戰爭。但對美國國土及國力較有影響的應該是美墨戰爭、美西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墨戰爭(1846-1848)後,美國取得西部的大片土地而開始將勢力伸入太平洋。美西戰爭(4/25/1898-8/12/1898),則使美國取得波多黎各、關島、與菲律賓,而使美國的勢力正式進入太平洋的西邊。但美國其實早於19世紀初就已開始進入亞洲的戰役了。1832年及1838年就與荷蘭聯合進軍蘇門答臘, 1855年及1859年進軍斐濟,也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與英法聯合攻打中國。而在日本出兵南台灣的牡丹社事件(1874)之前的1867年,美國的遠征軍也攻打排灣族以示報復。事源於美國商船羅發號(Rover)因船難而船員受到排灣族的殺害。美國為了報復而出兵。但因羅發號而出兵的軍事行動並沒有一個成功的決局。

對美國之成為當今世界強權的戰役則為第一次世界大戰(7/28/1914-11/11/1918)與第二次世界大戰(9/1/1939-9/2/1945)。第一次世界大戰原本只是歐洲的家務事。一次大戰前,在各個帝國攻城掠地及兢武下,歐洲失去了原來的勢力均衡而成為一觸即發的現象。斐迪南公爵的被刺(1914年6月28日)只不過提供了一個交戰的藉口罷了。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歐洲人因為長期在緊繃的情況下,反而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也因此,當時的歐洲人在交戰之初都會以為這場戰爭將會是一場解決一切紛爭的戰爭(The war to end all wars)。但在戰事進入膠著及死傷慘重後,那種想法自然成為笑話。尤其在戰後因處置不當,卻也埋下了更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與歐洲固然較有商務與人口上的來往,但美國人視歐洲戰事為歐洲的家務事,不想介入。當時的德國帝國封鎖來往英國的船隻,並用潛水艇做封鎖及攻擊之用。德國帝國雖然於紐約的報紙上登廣告警告要到英國的美國人,但許多人顯然沒注意到這個小廣告。 1915年5月7日,一艘英國的郵輪露西塔尼亞號(RMS Lusitania)遭到德國的潛水艇U-boat 撃沈。 共有1198人喪生,其中包括128名美國人。美國的民意雖然開始不利德國帝國,但人民還是不想介入歐洲的戰爭。而事實上,在1916年的總統大選裡,威爾遜以孤立的主張險勝而贏得連任。威爾遜總統競選前的保證是,他不會將美國捲入歐洲的紛爭而加入歐洲的戰場。

1917年1月,德國的外交部長欽默門(Arthur Zimmermann)發外交電文給墨西哥。指出若美國介入歐戰對抗德國,則德國會支援墨西哥對美國的戰爭,幫墨西哥收復因美墨戰爭以後割讓給美國的西部土地。這個電報遭到英國情報人員的截獲而交給威爾遜總統。威爾遜總統將之公布後激起民憤,由國會通過而於1917年4月6日向德國帝國宣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不當處置 (凡爾賽和約,1918-1919),只增加更多的紛爭而種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近因和遠因。但對美國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只加深了美國孤立主義的聲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共派出了470萬名軍人,有11萬6千人死亡(116,516,其中53,402戰死),受傷者共204,002人。這些軍人在回國後並沒有受到妥善的照顧,他們在經濟大恐慌中成為最弱的一群。當時的美國國會開了一張遠期支票,要補償退伍軍人的就業損失,但要到1945年才能領取。1932年,15,000名到兩萬名退伍軍人開始在華府埋鍋造飯,要求國會立法即時補償。這群被稱為奬金軍隊(Bonus Army)的退伍軍人及支持者於6月7日遊行華府。受到威脅的胡佛總統下令軍人打退伍軍人。執行任務的是麥克阿瑟將軍,助理則是時為少校的艾森豪與巴頓。麥克阿瑟指稱這群「暴民」是共產黨。這場驅逐退伍軍人的舉動造成民意的反彈,而使羅斯福於1932年的大選中擊敗了要競選連任的胡佛,也贏得了民主黨參眾兩院的多數。1936年,美國國會通過退伍軍人的獎金,不再要等到1945年。也因這個事件的歷史教訓, 1944年,美國也通過了給予退伍軍人福利的軍人權利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一般稱為G.I. Bill of Rights)。

羅斯福總統上任後的美國是個千瘡百孔及孤立主義高漲的美國。從1929年紐約股市崩盤後所引發的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造成美國25%的失業人口。到三十年代末期,經濟都沒有明顯的成長。但在進入二次大戰後,美國的經濟全面復甦,而也走上世界超級強權的地位。在這個轉變中,羅斯福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李堅

台灣‧中國‧天堂‧地獄 —-遊士林官邸的聯想

1975年4月5日,返回宜蘭老家的隔天一大早,就被我那帶興奮口氣的父親給吵醒了。每天早上都聽經由琉球轉播過來的日本NHK新聞的他,按不住氣息的向我宣布:蔣介石死了。那一天,我父親就一直聽NHK有關蔣介石一生的報導。那時一直掌政的日本自民黨與國民黨的關係良好,可以想像NHK的報導不會太「偏頗」。但台灣人自有我們對蔣介石的評價。

那一個時代的結束

從1945年到他去世的1975年的30年間,蔣介石掌控了台灣的一切。尤其在他敗退到台灣後的26年間,他的全權掌控只有增,沒有減。對活過那一段時期的台灣人而言,留在腦子裡的記憶是228屠殺,白色恐怖,戒嚴,民族壓迫,等等不愉快的經驗。

「不愉快的經驗」的用詞是輕了許多,但那只是對沒遭受到特定迫害的人(含筆者)而言的。對那些遭受到入獄、刑求、甚至殺害的人及家屬而言,那種慘痛的經驗可是難以用言語形容的。筆者有幸沒遭受到那種迫害,但卻也成長在那一個恐怖的灰色年代。學校裡有教官,社會裡到處都有特務。話不能隨便說,能夠看的書籍及報章雜誌也都相當有限。外國的電影也都被剪得七零八落而令人看得不知所云。而結社組黨更是個夢想。讀高中時,在蔣介石的生日那天,我們要集合在那時稱為「介壽路」的凱達格蘭大道上,向著那時稱為「介壽館」的總統府,共10萬人合唱肉麻兮兮的「祝壽歌」。而在成功嶺受訓時,站在烈陽下一動也不能動的等候他的閱兵。更確切的說是,他來看他也知道不可行的「反攻大陸」的未來炮灰。那種不愉快的經驗也就伴隨了我在台灣的整個求學過程。

蔣介石的去世固然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但那股中國封建勢力卻也不是就此罷休的。他們要已被愚民的台灣人在他出殯那天披麻戴孝,要哭的如喪考妣。但當然也有許多台灣人是不「領情」的。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朋友不但不接受建議去戴孝,反而去買他從來不穿的紅色衣服去作無言的「慶祝」。不幸的是這股封建勢力是當時台灣社會的主流。也不能說是主流,應該說是掌控軍政特務系統的豬流在把持。他們把目前蔣廟的那一大地段,當時本要規劃成世界貿易中心的土地,做成了一個所謂十大建設之一的「中正紀念堂」。而在筆者於1979年來美留學的那一年,把另一個也是十大建設而新落成的桃園國際機場改名為「中正國際機場」。筆者在台灣出生,成長,到離開的關卡,也都因而生活在蔣介石的陰影下。

1997年,在美國住了17多年後第一次能夠回到台灣。家人要帶我去參觀我離開前尚在興建而後來完工的「中正紀念堂」。在一再回絶後,但思及台灣已民主化了,最終是去了。那時在蔣廟前的台階上與家母合影時,心中是百感交集,想的只是我們未來該如何去處置這座蔣廟。

中國在台灣

2016年1月回台灣時,蔣介石已是一個遙遠的記憶。我也抽了個空去參觀1996年開放,但我一直興趣缺缺的士林官邸。

士林官邸是蔣介石敗退到台灣後,從1950年3月1日到他去世時的1975年的主要居住所在。失去中國江山的他沒有離開過台灣一步。位於士林中山北路五段與福林路交界處,佔地9.28公頃(9.57甲)的士林官邸原本是日治時期的「士林園藝試驗分所」。附近是福山環繞,而也一直到開放前的1996年,那個地方都是管制地區。1970年8月12日,一架國內班機的中華航空在降落松山機場時,「因故」撞擊福山失事。官方的說法是悪劣天氣,操作不當,人為因素。但筆者事後聽由空軍眷村人員的傳聞是,該架飛機偏離降落航線,誤闖福山禁區而被射擊下來。

在那寒冷陰森的台北一月天,士林官邸所處的那個公園(花園)卻是人潮洶湧。聽口音、服裝、及舉止,幾乎清一色都是中國觀光客。花園部分是公開對外免費開放的,但官邸正館則要收費,而且裡面不能拍照。入門費優待票只要台幣50元,相當便宜。進場的人數有管控,所以不會太擁擠。官邸正館是一棟2樓的建築,有會客室、交誼廳、家庭餐廳、及社交用晏廳,等等。傢俱大都是中國式的。整個格局與擺設缺乏典雅與溫馨,與美國中上家庭的家庭擺設場景比起來,相差很大。但那是50年前的擺設情景,是否有時間上的因素,不敢確定。裡面也有間「病房」,是蔣介石最後生病幾年所居住的地方。館內也有短片介紹歷史。不少中國觀光客都駐足觀賞,因為內容與他們在中國所學的有異。

正館內有不少義工。當我問她們一些問題時,整天接待的都是中國觀光客的她們,對我這個本土觀光客特別親切,還以為我是她們的藍營同黨。正館目前的營運由蔣家基金會的人負責。那天基金會的負責人也到場,義工看到她冷峻的模樣也稍微收斂些。

士林官邸會有這麼多的中國觀光客是很自然地。士林官邸離故宮與士林夜市都不遠,都是觀光景點。而蔣介石與故宮都是在中國存在過的東西,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蔣介石,同張學良、白崇禧、閻錫山、杜月笙、胡適,等人一樣,在中國歷史上都佔有一席之地。很自然地,這些中國觀光客想要了解這些名人後來到台灣的結局。蔣介石尤其是個權傾一時的風雲人物,他的官邸也自然成為中國觀光客的所愛之一。蔣介石是幸運的,得以掌權至他的「壽終正寢」。大部分在中國當年呼水會結凍的人物到台灣後,都因「水土不服」而默默無名,如張學良、白崇禧、閻錫山、等人。

台灣在中國

中國人到台灣說來是被善待的,但台灣人到中國可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早在日治時期,一些左翼及右翼的抗日份子就往中國西進。以漢民族自居的這群人希望中國能夠統一強大,來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國,抑制日本在台灣的壓迫。但兩邊的關係一開始就是不對等的。許多當時的台灣人將中國視為中原宗主國,希望幫助中國的建設來助益台灣。一個程度上,這種由日本殖民地人民轉化成中原帝國子民的過程卻也是不困難的,但缺乏的就是獨立自主性。

但即使有獨立自主性也大都沒有好下場。以1928年成立的台共來說,在當時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統治下,受到與日共一樣被分化迫害與瓦解的命運。台共最後是逃到中國。但本應為兄弟黨的台共與中共,於中共掌權後卻不再是共產國際或兄弟了。台共最終遭到中共的迫害,因為在中共的眼中,中共與台共的關係是從屬關係,並非兄弟關係。

當年一些滿懷祖國情懷的台灣人,或企求中共援助的台共,最終也都消失於中國,可說是了無痕跡。

但也不能說是了無痕跡。台灣在中國的存在是無形的。台灣有的是現代社會多元的文化與開放的社會,有自由民主的風氣與傳統,也有相對下較尊重個人的民間文化。這些都是中國所沒有的。而在台灣人在中國,及中國觀光客在台灣短聚的體會下,這些軟實力的作用是會比那些故宮或士林官邸的歷史化石之影響,都要來的深遠與長久的。

當年自知,明知不可能而高喊要「反攻大陸」的蔣介石,如今他的住所卻充滿了「共匪」。但也很難說「反攻大陸」是個妄想,與蔣介石毫無關聯的軟實力的反攻,最後很可能終將打跨中國。

內戰的延續?

一些西方學者將台灣與中國的對峙,或更明確的說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對峙,看成是當年國共內戰的延續,一場沒有打完的戰爭。但事實上,國共內戰在中國是結束了,國民黨是被共產黨打跨了。所以會有「內戰的延續」那種看法是因為國民黨有台灣可退,而台灣也莫名其妙的被捲入了中國的家務事。

在台灣與中國的歷史上,只要台灣與中國有所關聯,兩邊的關係就是對峙與對抗的。當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佔據台灣時,台灣干中國何事?但當鄭氏王朝攻下台灣後,台灣就捲入了與中原政權的對抗。即使在清領台的大部分時期,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都是對峙而不平等的。日本領台後切斷了那對峙的關係而使台灣與中國成為國際關系,一個對等的關係。當時居住於台灣的中國人被稱為華僑而非「外省人」,而中華民國也於台灣設立了領事館。但當戰後台灣被「歸還」中國後,那種對峙與對抗又重新挑起了。深層的原因在於中原政權的天朝觀點及一個大陸封建文化與一個現代海洋文明的格格不入。結語是,分治合亂。

國民黨的取得台灣,及日後敗於中共後國民黨的全面進佔台灣,帶來了中國的封建文化、文物、與人民。人是會變的,而事實上許多當年思鄉的來台中國人的後代,如今都已變成反國民黨反中共的天然獨了。但歷史人物是不會變的,蔣介石這種在中國歷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便成為文化標本與化石。士林官邸及故宮等也都變成「中國在台灣」的代表。它提醒了人們那一段國共歷史及至今都留存於台灣的事實。也可能需要那種「中國在台灣」的物件來架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迷思,八二三炮戰時有那麼個傳聞:當戰事進行中時,蔣經國派密使去告知周恩來,若中共硬要攻打而拿下金馬等沿岸列島的話,則台灣與中國就會從此分裂了。

有「中國在台灣」,給中國一個歷史及證物所有權的說辭與立論根基。而這多少是綠營人士要「去中國化」的原因。有所需要分辨的是事實與詮釋。綠營人士所要去除的是歷史及文化的大漢沙文主義詮譯,而非歷史及文化的事實。沒有人會去否認台灣受漢文化及漢移民的影響至深,而漢文化已成台灣多元文化裡的一個主要部分。這有如英國的語言文化與典章制度對美國立國的影響,但美國人不會去說他們是英國人或歐洲人,也不會因為他們也受影響的亞非文化而說他們是亞洲人或非洲人。

天堂與地獄

當年在中國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人物,除了少數外,到台灣後都只有萎縮凋零的份。他們失去了滋潤他們的泥土,不再有維持他們地位的社會體系與經濟關係,都走入沒落之路。大部分在台灣的歷史上都起不了什麼漣漪。蔣介石是一個不意外的例外。

士林官邸的一個義工解釋說蔣介石的隨葬品有三本書(一說是四本):聖經、荒漠甘泉、三民主義、唐詩三百首。我們知道蔣介石是因為宋美齡的關係而改信基督教。那麼,信基督得永生的屠夫蔣介石(與共犯宋美齡)是否就會死後升天而受到耶和華的關愛呢?這是一個神學上的問題,筆者無權也無能置啄,但卻使我想起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蜘蛛之絲」。

「蜘蛛之絲」小說的大義是,有天佛陀在庭園中散步的時候,以法眼觀察到地獄裏的血池中有個受難人犍陀多。佛陀心思如何能讓犍陀多脫離地獄,這個無惡不作的人是否曾做過任何善事。佛陀以法眼觀看此人的前生,知道犍陀多有次故意避開以免踩到一隻蜘蛛。以此善緣之故,佛陀用一條蜘蛛絲降落至血池中。犍陀多看到這一條蜘蛛絲的降臨,也開始沿著蜘蛛絲往上爬。但在爬到一半中時,發現許多地獄眾生也都隨著他企求沿著蜘蛛絲爬離地獄。情急而怕斷絲的犍陀多向這群地獄「同僚」喝斥,欲阻止他們的繼續往上跑。而也就在那一剎那,蜘蛛絲也斷掉了,而犍陀多也再度掉入了十八層地獄的血池中。

芥川龍之介的這篇小說可以悲觀的解釋成他對人性的失望,但其積極面也在於善善相乘足以消悪。佛教是相信眾生都有佛性的,而最終(可能是百千億萬劫以後的事)都會成佛。法華經說,提婆達多(佛陀的堂兄弟,企圖殺害佛陀的人。類似於基督教的猶大)最後也會成佛。用這個邏輯,蔣介石最後也應該會成佛。當然啦,他要經過幾個浩劫的犍陀多的處境,可不是我這個凡夫能算知的。我也寧願相信信基督教的蔣介石最後能升天,但不太可能是當下。以天主教的教義來說,他應該在煉獄(purgatory)中, 洗滌他的所有罪行後(那可需要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才可以進入天堂。要是蔣介石真能馬上死後升天的話,那他豈不將天堂馬上變成地獄—-有如他在台灣的所作所為一般。

李堅

神話與歷史之五 神與佛都要聽信中共中央 ——-世界最大的神話製造工廠

西藏文化的最大特色可能是它大都建基在佛教之上,而其中最為外人好奇的可能就是活佛轉世之說了。活佛轉世有許多不同的系統,但最有名的是格魯派 (黃教,Gelug, 或Gelugpa) 的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這兩大傳承系統了。

達賴喇嘛這個制度的建立是第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 (Sonam Gyatso 1543-1588) 才開始的。他被認定為格魯派的創始人宗喀巴 (1357-1419) 的主要弟子根敦珠巴 (1391-1474) 的轉世而來,而根敦珠巴也因而被推認為是第一世達賴喇嘛。(第二世為根敦嘉措,1475-1542)。達賴的封號是蒙古王阿爾坦汗 (Altan Khan, 1507-1582) 給的,意為智慧浩瀚如海洋 (Ocean of Wisdom)。目前的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Tenzin Gyatso, 7/6/1935-  ) 是第十四世。藏人視達賴喇嘛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班禪喇嘛(或稱班禪額爾德尼,Panchen Erdeni)則被藏人視為是阿彌陀佛的化身。我們所知道的班禪喇嘛是第十世的確吉堅贊 (2/3/1938-1/28/1989)。十世班禪於中共建國後留在西藏。 1962年班禪喇嘛排除身邊人的勸阻發表了《七萬言書》,為藏人說話請命。但也成為毛澤東的眼中釘,而於文革間被以非人道的監禁折磨十幾年。 1989年十世班襌到日喀則的札布倫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禪的遺骨合葬靈塔的開光大典。他在當時也為藏人的文化與宗教沒受到尊重與保護而提出呼籲。隔天的他在神秘的情況下死亡,五十一歲不到。

西藏的活佛轉世制度不是沒有問題的,但大致上都能順利的運作,而產生下一代的宗教與政治領導人。在過去,西藏與蒙古及滿清有「供施關係」(上師與施主的關係),而傳統上西藏是不負責國防與外交的。政教合一制度雖然由來已久,但達賴這個系統的政教合一制度是第五世 (1617-1682) 才開始的。十八世紀末年,尼泊爾入侵西藏,西藏政府請滿清派兵支援,而清朝也從而開始介入達賴及班禪的選擇及認證過程,而有了「金瓶掣簽」(抽籤) 的選擇過程。話雖如此,只有十一世達賴喇嘛是經過「金瓶掣簽」認證的。其他都與北京無關,而由藏人做自己的選擇。

活佛轉世是藏人的一個宗教信仰。同所有的宗教信仰一樣,信者恆信,不信者視之為無稽的神話。但在宗教自由的原則下,你有信仰的自由,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但在中共的極權統治下,它做了比其他共產政權都要來得絕的事:信不信由不得你,一切都由中共中央來決定。

班禪喇嘛去世後六年的1995年5月14日,流亡在外的達賴十四世依慣例宣布更登確吉尼瑪為十世班禪的轉世。消息宣布後,更登確吉尼瑪隨即被中共收押,而成為全世界最年輕的政治犯。同年10月29日,中共宣布確吉𠎀布是十世班禪的轉世。但藏人還是相信達賴喇嘛選出的「藏班禪」,而不相信中共選出的「漢班禪」。

中共對達賴喇嘛的選擇之所以如此的反擊,原因在於達頼在藏人心目中及世界上的地位。達賴十四世於1959年逃離西藏到印度設立臨時政府。除了佛法的傳播外,他也致力於與不同宗教的對話,與科學界的工作平台—科學與宗教的溝通對話,及和平的工作。他已成為西方世界中佛教的代表人物,及藏人爭取自由民主的象徵。有鑒於此,中共自然視他為眼中釘,而今年(2016)81歲的達賴十四世也了解到,他去世後中共會對達賴十五世的產生動手腳並加以控制。

2011年,達賴十四世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先從事政教分離,使達賴僅成為西藏佛教的精神領袖。 2011年8月8日,西藏流亡政府選出洛桑森格 (Lobsang Sangay, 1968- ) 為司政 (Sikyong, 相當於總理)。2011年9月24日,達賴十四世發表了有關轉世的公開聲明。達賴十四世說:「當我到了一世達賴喇嘛根敦珠巴的年齡時 (註:84歲),我會諮詢各宗派的大喇嘛,以及藏族民眾和相關事眾,檢討並決定是否延續達賴喇嘛的轉世」。

達賴的可能不轉世卻引來中共的跳腳。2015年3月,負責處理西藏事務的中共全國政協常委朱維群說:「達賴喇嘛的轉世也好,這個世系的廢存也好,決定權在於中國的中央政府」。西藏自治區主席白瑪赤林說:「達頼的轉世是有嚴格的程序的,也需要中央政府的制定,他的言論是對藏傳佛教的褻瀆」。

一個無神論的政權卻要干涉並控制轉世,這種現象自然成為國際媒體的笑話。追根究底中共是神話的最大製造者。別的神話如自由、民主、憲法、法治、和平,等不提,就以領土的神話來說,中共的神話及符咒就是「XX是中國自古以來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從目前他所占領的 (如西藏,新疆),到他企圖要占有的 (如尖閣群島,台灣,南海,及印度邊界,等等),中共是將此符咒唸唸有詞而要「信徒」信以為真。即使許多與歷史事實及現況不符合,沒有關係,只要有暴力的極權統治做基礎,不信也得信。寫《1984》的喬治‧歐威爾 (本名Eric A. Blair, 6/25/1903-1/21/1950) 於該 小說中就描述一個極權國家的口號是:「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 (War is Peace. Freedom is Slavery. Ignorance is Strength)。對以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來說,再荒唐無理的事也不怕你不信。因為槍桿子也可以用以支撐及製造神話,拉出「信徙」。 (系列完)

李堅

神話與歷史之四 美國社會中神話與傳說的力量 —-大憲章‧華盛頓‧星際大戰

神話看來好像是古老社會和原始社會才會有的東西,美國這個歷史不長而又以理性、自由、民主及人權立國的年輕國家,大概不至於有神話吧。但也不盡然。雖然美國的傳說都有歷史根據,不是憑空捏造的。但許多歷史或傳說也常被誇大和神秘化,甚至神格化。

八百年前的1215年6月,英國國王約翰 (King John, 1166-1216) 與貴族所簽的「大憲章」(Magna Carta), 被當年的美國獨立運動先驅視為立國的重要精神。大憲章強調法治與程序正義 (due process),及人民權利的保障。而大憲章也被視為是美國憲法修正案中「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 的基礎。但實際上美國的人權法案並沒採用大憲章的大部分,採用的主要部分是陪審制度,程序正義與對酷刑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的反對。但這並沒改變美國人視大憲章為立國的主要精神傳承的想法。但大憲章在英國的故事又不太一樣。

約翰國王是英國史上最暴虐的一個君主。而也可能如此,往後的英國國王沒有一個用約翰為名。 1215年,抗暴的英國貴族攻下倫敦,強迫他簽下大憲章作為談和的條件。大憲章的大部分條款與當時的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及社會關係有關。在那個絕大部分的人都是文盲而講英語的時代,貴族及宮廷是以法語交談的,而大憲章則是以拉丁文寫的。心不甘情不願而被迫簽大憲章的約翰國王於隔月馬上向教皇求助,要教皇宣布它的無效。而教皇也於八月宣布大憲章的無效。約翰國王死後,大憲章也於13世紀的英國經過幾次的修正而沉寂了一段時間,直到17世紀才再以「人身保護條款」(Habeas Corpus Act, 5/27/1679) 及「人權法案」 (British Bill of Rights, 12/16/1689) 的形式再出現。一個最暴虐的國王卻與最有名的大憲章扯上關係固然是個諷刺,但也不意外,因為到底是要有大問題的存在才會有改革的動力。

而在美國的獨立運動中,許多人也愛引用曾兩任維吉尼亞州州長的巴特里刻‧亨利 (Patrick Henry, 5/29/1736-6/6/1799) 在1775年的演說。在那場激情的演說中,亨利說「不自由,毋寧死」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當時並沒有記錄,而我們對該演說的了解是42年後的1817年出版的亨利的傳記中所寫的。該傳記所依賴的只是記憶而已,並非當時的紀錄。

沒有人會否認華盛頓是美國的主要開國元勳,但將他神格化則又是另外一回事。在美國的國會大樓穹頂是19世紀義大利移民布魯米迪 (Constantino Brumidi) 於內戰後所繪的鉅畫:「華盛頓的升天」(The Apotheosis of Washington)。這可能代表美國人對華盛頓的極端尊敬吧,但顯然是個造神運動。

神話也好,傳說也好,或是歷史的紀錄方式也好 (史觀),都代表了該文化的人民和民族如何看待他們的過去,解釋目前,及如何看自己。

研究人類神話的早期西方學者,如德國的醫生及人類學學者巴斯添 ( Adolph Bastian, 6/26/1826-2/2/1905) ,他很早就提出文化演化 (cultural evolution) 的觀念。巴斯添認為所有人類的文化及神話在基本上都是類似的,不同處在於因地理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演化。巴斯添的論述多少影響了後來的人類學家及心理分析家楊格 (Carl Young, 1875-1961)。1949年,研究神話的美國學者喬瑟夫‧坎伯 (Joseph Campbell, 3/26/1904-10/30/1987) 發表了《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一書。坎伯發現各個不同文化的神話,或多或少都依循一個基本的故事結構:一個英雄原本生長於凡世,但因應感召而走上冒險的途徑。在冒險的過程中有很嚴苛的挑戰。如果英雄能夠克服各種挑戰,之後必須決定是不是要返回俗世。如果英雄返回俗世,則英雄於嚴苛的挑戰中所學到的智慧將會用於造福社會。這不就是武俠小說的底本嗎。

美國是個資本主義的殿堂。在這個殿堂中,數一數二的產業就是那個專門製造神話的好萊塢了。坎伯的著作被好萊塢的製片人注意到了而大為運用。最有名的可能就是「星際大戰」(Star Wars) 的製片人喬治‧盧卡斯 (George Lucas, 5/14/1944-) 了。盧卡斯視坎伯為他的導師,他將人類神話的基本架構貫穿於星際大戰的故事情節中。星際大戰這部現代科技電影果然風行全世界,因為故事的情節也是不同文化中神話故事的基本結構。星際大戰電影系列是所有電影中最成功的系列之一,而其成功處也在於美國文化的求取共通性而加以現代科技的包裝,使之能適用於不同的社會。

美國的社會學家亞瑟,施萊辛格 (Arthur M. Schlesinger, Sr. 2/27/1888-10/30/1965) 說:「科技改造了我們的生活,但記憶、傳統、與迷思界定了我們的反應」(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olutionize our lives, but memory, tradition and myth frame our response)。也就是說,即使在一個現代社會,我們還是相當受記憶、傳統、與神話的制約的。了解這個我們就能了解一個文化的記憶,傳統,與神話的力量,尤其是在巨變中的政治社會運動中它所發揮的力量。而了解這個也多少會明了在解構「中華民族」與黃帝神話的過程中,我們所會遭遇到的蠻頑抵制。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