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高等教育與智庫的排行榜 —-財與色為動力的教育制度

一位在美國大學研究並教書一段時間後,目前在台灣從事研究並偶爾兼教大學的朋友,在有次訪美時的聚會中談到他的一個小經驗。在美國教書那時,當他於早上八點鐘走入教室時,全場兩三百名學生都已就位等候他的到來。在台灣,他早上八點到教室時只有一人就位準備好,一人還帶著早餐走進來, 一人方才進教室,其餘的更不用說都是姍姍來遲了。

讀過台灣與美國大學的人對這種現象應不會陌生。筆者當年在加州大學當助教時, 也對美國大學部學生的積極求學印象良深。課堂是滿堂滿座,學生對成績也頗計較,而一些課也有學生專門抄筆記,再影印販賣給較不會抄筆記的人。

所以有這個差別原因也不少。但主要原因看來是在台灣,考上大學也同時進入科系,大致已決定未來就業的走向。而進入大學也都代表大家大都能畢業得學位。但在美國,一般大學生是由沒有主修的科系開始的。學生要進入熱門的科系則需要特別的學分與像樣的成績。而一些課也不是每年都有開的。學生在大學這段期間則積極往自己要的科系走。熱門的科系競爭自然也激烈。美國的大學學會不但貴,進去後也沒保障就能夠畢業的。

台灣的高等教育

台灣的學子是擠破了頭也要進名校的,尤其是台大。進入名校後,目的達到了一大半,而似乎也都鬆懈了下來。那麼, 台灣人擠破頭也要進入的名校在世界大學的排行榜表現如何呢?以2004年成立的「時代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的世界大學排行榜(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來看(2016-2017), 台灣的排名不是很好看。台灣的大學中排在最前面的是台灣大學(排名195),遠遠落後於國際有名的大學及亞洲的一些名校。在亞洲的領先大學中,新加坡國立大學(24),北京大學(29),北京的清華大學(35),東京大學(39),香港大學(43),香港科技大學(49),首爾大學(72),京都大學(91)…..等等都遠遠排行台灣大學之前。

時代高等教育的世界大學排行榜是基於教學、研究、國際觀、及聲望,來評比的。另外一個是成立更早(1983)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的世界最佳大學排行榜(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Rankings)。以2017年的亞洲部分(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in Asia)來看, 台灣在前50名中只有兩間學校晉入排名:第14名的台灣大學(全球排行144),與排名第49的清華大學(全球排名340)。在這前50名最佳亞洲大學中,東京大學拔頭籌(全球排名第44),新加坡國立大學其次(全球排名第50),北京大學第三(全球排名第53),清華大學第四(全球排名57),新加坡的南洋科技大學第五(全球排名第74)。在這前50名亞洲最佳大學中,中國有15間,日本10間,韓國六間,香港5間,新加坡與台灣各兩間。

智庫的排行榜

台灣的各大學在全球高等教育的排名看起來,相當的難看。若要進入更高一層的智庫排行榜來看,只有更慘的份。

賓州大學有個「智庫與公民社會計劃」(Think Tank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這個計劃附屬在成立30年的珞德學院(Lauder Institute)。他們有世界智庫排行榜的評比。 以2014年的全球智庫排行榜的前150來看,台灣一個也沒有。在這前150名中,中國有7個,日本4個,韓國4個,新加坡3個。而一些小國如馬來西亞,亞塞拜然(Azerbaijan)、瓜地馬拉、肯亞、加納、烏拉圭等也都有進榜。美國的布魯金斯固然拔頭籌,英國的Chatham House則第二。小國的比利時的Brugel拿第五,而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院(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也拿到第六。

在地區的排名上,由於台灣被分類納入東南亞與太平洋區(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包括紐澳及南亞), 台灣的智庫排名才在這60名中看到列名。在這前60名的排名中,台灣有五個智庫列入。台灣民主基金會排第5,台灣經濟研究院排第18, 中華經濟研究院排第23,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aiwan) 排第26,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Transitions (Taiwan) 排第60。

在2015年的排名上,若美國的智庫不包括在內的話,則台灣的中華經濟研究院排名第127。在不包括美國的前100名智庫中, 中國有6家, 南韓5家,新加坡4家,日本兩家,台灣掛零。

孰以致之

台灣的大學在世界優良大學的列比上如此的失色, 在智庫的排名上更是慘不忍睹。莫非是台灣人的資質其差而以致之。

台灣人重教育,講升學。各式各樣的補習班也應運而生。為了要子女專心讀書,父母也要子女讀書就好,家事都不用做,而各種活動只要是無助於升學的都不要參加。只要把書讀好就好。而更重要的是考入名校及名系為最大目標。

但考入名校名系又如何呢?台灣的名校名系為何如此落後於國際社會的評比呢?上焉者於本系本行內發揮專才,許多也相當突出。但總的來說,在進入大學後一般都鬆懈下來。從許多績優生於畢業後的表現來看,也不再求上進了,而也不喜歡看書或讀書了。在台灣,讀書的目的似乎只是為了進入良好的大學以利將來的就業。在那升學競爭激烈壓力大的情況下,讀書自然變成一種折磨,而非追求知識的興趣與享受。這也難怪在畢業後大家都不再看書了。台灣人不愛看書其來真是有自。加以台灣社會沒有日本社會那種怕被人看成不愛看書,因而人手一冊的文化。在台灣,買書真是浪費錢,而看書耗神又耗時間。結果是許多一般知識的缺乏。在美國生活過一段時間而與美國人多所來往的話,會發現台灣人缺乏一般知識,也缺乏對事務的分析與探討的能力。

由於只知熟讀本行的書,從來也沒做過家事及其他與讀書無關的事。許多生活上的技巧及能力自然缺乏。在這個過程上, 傳統上由上一輩教給下一輩的生活能力與技巧,都沒有傳承下來,而成斷層的現象。許多祖先遺留下來的技能與智慧也就因而失傳了。在美國社會,我們看到子女皆由父母學習到生活上的基本技能,如烹飪、清掃、整理家園、修理房舍、汽車、運動、社區活動、及本地的文化與歷史等等。而更重要的是生活技巧(life skills)的學習,如何去面對每日生活上的問題與人生的挑戰。這牽涉到溝通、思維、人際關係等等問題及如何求取解決之道。同是漢文化出來而競爭超級激烈的中國留學生,在過去幾年在美國的校園裡已發生幾起與教授或同學有爭執而付諸暴力行兇的不幸事件,不能不說是生活技巧的短缺及社會關係的缺乏培養及訓練的結果。

黃金屋、顏如玉、財與色

要鼓勵學生讀書,我們常聽到這句話:「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句出自《勸學詩》的字句,相傳是宋真宗所作。全文是:「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這首詩的意思是要你好好的讀書。即使「十年寒窗無人問」也沒關係,到頭來會「一舉成名天下知」。因為只要讀好書,書中什麼都有。書中會提供你一切所要的,舉凡糧食、豪宅、僕從、車馬、美女、樣樣都有。在那「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年代,女子是不能受教育的,這首詩只是要鼓勵男性的。要男子好好的讀書,最好是讀成書呆子或「手無縛雞之力」。不要有奇異之想或妄想造反,則皇上豈不天下太平。這真的跟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的教育有很根本上的不同。美國的教育固然要訓練專才,但也很強調奇想異論,以著重學術的開發與進步。而在同時,也強調學生統御治理的能力,以裁培未來國家與社會的棟樑與領導人物。

漢文化下的台灣教育所要教出來的是一群唯唯諾諾, 不會獨立思考及挑戰權威的人。但同等重要的是,這種教育腐化了人格。如果讀好書只是為了「黃金屋、顏如玉」的話,說來根本是鼓勵讀書人對財色的追求。有這種標竿,能不怪讀書人的腐敗與墮落嗎?

學術論文之造假,固然不是台灣的專利。但台灣學術界之互相遮醜而不求徹底的解決之道,不也表現了這種腐敗傳統的傳承嗎?

曾經有那麼個小國帶領風騷

高等教育及高等學術研究,所要做的是對社會、人文、科學、政治、工程、及醫療等做更深入的探討。也就是說,要將學問的研究帶往更高層次、更廣面、及更深入的研究。台灣的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在全球來說並不是頂尖的。雖有其成就處,但離先進國家,尤其是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面,仍有一大段距離。台灣在這方面起步較晚,加以先天不良。尤其在戰後那段期間,日本人的學術人員離台返日而造成青黃不接,而許多由中國撤退來台的「學術人員」則有許多濫竽充數的情形下,可說是先天不良。但只要好好學習一些先進國家的方法與經驗,則不應該有後天失調的問題。

台灣不是個先進國家,也不具先進的文明、社會與文化。台灣所有的與所經歷的,在許多先進國家都已走過。以目前台灣的條件來說,要在國際社會的高等學術研究上出人頭地而占一席之地也並非不可能,台灣有的是優良的地理位置與在亞洲最開放自由的社會。令人聯想起的是16、17世紀的荷蘭。從16世紀末年開始反抗西班牙統治的荷蘭,在1581年宣布「誓絶法案」(Oath of Abjuration,可說是荷蘭人的獨立宣言)而與西班牙帝國進行前前後後長達80年的對抗,最終也捲入全歐洲的30年戰爭(1618-1648)。1648年 4月24日,在談判五年後,歐洲交戰國簽署了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西班牙也承認荷蘭的獨立。在這段期間,荷蘭也由於對宗教容忍的作風及國內自由開放的態度,吸引了許多外國(特別是英法)的學者到荷蘭居住,並在荷蘭發表他們的著作。萊頓大學(University of Leiden)成為當時歐洲的學術中心。荷蘭也成為歐洲的出版中心、紡織業中心、及金融重地。這期間,荷蘭的海外貿易大放異彩。倡議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s theory)的學者也認為第一個建立世界體系的是17世紀的荷蘭。這個世界體系的盟主於19世紀後轉到大英帝國, 20世紀中期後轉到美國。荷蘭因為她優越的地理位置及自由開放的社會,在17世紀時(有人說是1587-1670),建立了輝煌燦爛的荷蘭黃金時代(Dutch Golden Age)。荷蘭的成就讓我們了解到,小國不是不能帶頭領先的。看的只是你有什麼條件,怎麼做而已。

楊起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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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東亞共榮圈的起落之五 一個失敗的典範 —-從脫亞,返亞,到地區整合

日本處於亞洲大陸的離島邊陲地區,雖然也有漢化,但明顯的沒有韓國來的深,而也在孤立下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文化與習俗。但在歐美勢力進逼下的早期,日、韓、中三國常被西方列強列為一談。而事實上,日韓中三國之改革人士也常互通有無,齊擕共進。1885年3月16日,日本的《時事新報》刊登了一篇沒有署名的文章—-「脫亞論」(だつあろん)。

「脫亞論」雖然沒有署名,但一般咸信作者是大力弘揚西洋文明,而目前是日本萬元大鈔的票面人物—福澤諭吉。文中說:「雖然我日本之國位於亞細亞東部,但國民的精神已經開始脫離亞細亞的頑固守舊,向西洋文明轉移。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一個叫朝鮮。 …與日本相比,支國與韓國的相似之處更為接近」。又說,「假如支那、朝鮮政府的陳舊專制體制無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的國家;假如支那、朝鮮的知識人自我沈溺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人就認為日本也是陰陽五行的國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恥,日本人的俠義就會因此被掩蓋;假如朝鮮國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會被推測也是同樣的沒有人性。如此事例,不勝枚舉」。結語是,「…與其坐等鄰國的文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

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史上相當重要的一個思想人物。這篇文章的結尾也被一些人解釋為其後日本的合理化了對韓國與中國的侵略。後來也有人將之延伸為托亞入歐。說脱亞,當然是意謂原為亞洲的一部分而要求脫離。但日本不是亞洲的一部分嗎?

問日本是否為亞洲的一部分,其實類似於問英國是否為歐洲的一部分。同處離島邊陲的英國與歐洲大陸的關係一向是若離若合的。最近的脫離歐盟(Brexit)更說明了這種歷史的心理層面。福澤的「脫亞」說的只是脫離中國與韓國。而事實上,亞洲大部分國家都與中國及韓國沒有什麼特別關聯。中南半島除了自己的文化外,所受的是中國與印度的影響,由英文名印支半島(Indochina)可見一斑。而菲律賓以南人民所認同的不是東亞或遠東,而是太平洋島嶼民族(Pacific islanders)。嚴格說來,福澤以日韓中三國為一體而有脫亞之說,實際上要的只是脫離中韓而已。將脫離中韓說成脫亞,在文義及觀念上都會產生誤導。

在地理上,日本當然是亞洲的一部分。基於「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口號,而企求用「日(當時包括台灣與韓國)滿華」為主體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計劃,最後也隨著太平洋戰爭的敗北而結束。這個曾於當年掀起許多反西方殖民的亞洲人的熱烈反應,而於1943年11月的大東亞會議中達到巔峰的大東亞共榮圈,最後也煙消雲散的了無痕跡。

日本帝國打的是反對西方殖民政權的泛亞思想,但在作為上卻是侵略與奴役。這種雙重標準的做法不只當年的亞洲人,連日本國內一些反戰的人(如重光葵,7/29/1887-1/26/1957。在密蘇里號上代表日本帝國簽降書的外相)都注意到了。貫穿於根本的則是日本傳統文化的延伸與種族主義的思惟。

走進日本的傳統房子都有個玄關,脫鞋子的地方。不將外在的不潔淨帶進潔浄的內部。一般家庭浴室也分內外室,將要洗的衣物置於外室,而不帶進要潔淨身體的內室與乾淨的風呂。日本文化中有很強的內外之分,也重潔浄與秩序。一個程度上與重潔淨與秩序的德國相當類似。但這種內外分明的文化多少也定調了大和民族與非大和民族,浄與不浄之分,秩序與紊亂之分,及內外之分。總的來說,會出現排他性而缺乏包容性。

二次大戰有很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在美國當年也有極少數的人注意到了。在1942年的紐約時報雜誌上,賽珍珠寫道:「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主要障礙是白種人不願意放棄他們的優越感,而有色人種再也不願意忍受這種劣勢…有色人種知道殖民地和殖民主義思惟都是過時的。」(John Toland: The Rising Su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當年遭受西方列強歧視與壓迫的日本帝國,在對種族主義的列強反彈下,自己也走上種族主義的道路。雖然日本成功的驅逐了西方殖民列強,但亞洲人所得到的卻是另一個新的殖民者,而非解放與獨立。高喊反對西方種族主義的日本,最終也走上歧視亞洲人的道路。

大東亞會議時西方列強已都被逐出東亞與東南亞,而日本帝國也於四處介入一系列的戰爭。軍國主義下的日本,戰爭成為一切。當時日本在前西方的殖民地只做相當有限的政治與文化運作,談不上社會改造與未來的建設遠景。戰敗自然代表了大東亞共榮圈的結束。大東亞共榮圈的正面在於地區的整合這個觀念,而地區的整合在戰後如歐盟、東南亞公約組織、亞太經合會議、及還在談判中的泛太平洋貿易組織(TPP)等都代表了這個趨勢。要整合,重要的是平等對待,溝通協調,互惠互利,有容乃大。在這個觀點上看來,大東亞共榮圈是一個失敗的典範。   (系列完)

李堅

大東亞共榮圈的起落之四 東南亞民族主義的喚醒 —-亞洲人的亞洲還是日本人的亞洲

在日軍偷襲珍珠港的同時,日軍也開始攻打菲律賓、香港、新加坡、與馬來西亞。1941年12月25日,日軍攻下香港,1942年1月11日,日本佔領吉隆坡, 1月12日佔領馬尼拉。退守到新加坡的英軍於2月15日投降。3月中,日軍取得印尼。退守到巴丹(Bataan)的美軍於4月9日投降。1月就開始進攻緬甸的日軍到5月時英軍全部撤退。

日軍在短期內打敗了殖民東南亞的英、美、法、荷,西方強權,倒也震驚了東南亞人民。在西方殖民政權迅速的一一倒台後,有些人是看得發呆,有的人歡欣鼓舞,也有人是憤怒、悲傷、與不滿。突顯的是,西方強權不再是那麼的優越而堅不可破。日軍的進占東南亞也激發了人民的民族意識與追求獨立自主的意願。在這一段期間,日本帝國也於東南亞各國一一設立傀儡政權以做統治之用。雖然表面上答應東南亞各國日本會支持他們的獨立,但私底下對授與印尼及馬來亞獨立是有保留的。原因在於日本對這兩國的資源(石油、橡膠、及礦產)有所需求。但日本也不是攻下東南亞後才支持東南亞國家的獨立的。緬甸是一個例子。

陸軍情治系統的鈴木敬司(2/6/1897-9/20/1967)住過菲律賓,於30年代及40年代成為日本在曼谷的南機關(特務機關)的頭子。他吸收緬甸的異議分子及倡導獨立的人士,包括奈溫(Ne Win, 5/14/1910-12/5/2002),翁山(Aung San, 2/13/1915-7/19/1947, 翁山蘇姬的父親)等人。鈴木將他們組成緬甸獨立軍與殖民的英軍作戰。但日本最終是要佔領緬甸,而非全心全力的支持緬甸的獨立。過於熱衷緬甸獨立運動的鈴木因而於1942年被調回日本。緬甸獨立軍的領導則由翁山接下。當戰後英軍要將鈴木敬司依B、C級戰犯處置時,遭到翁山的抗議而釋放鈴木。1981年4月,為了感謝他們對緬甸獨立的貢獻,奈溫授予死後的鈴木及其他前七名日本軍人緬甸的最高榮譽勳章。

雖然緬甸的獨立運動人士對日軍佔領時的殘酷對待當地人民,及缺乏溝通頗有微詞,但也都肯定日軍對獨立運動的貢獻。獨立運動人士如吳努(U Nu, 5/25/1907-2/14/1995,首任總理)及戰時的國家元首巴莫(Ba Maw, 2/8/1893-5/29/1977)都肯定日軍打破了人民對西方列強優越不敗的觀念,也因而鼓舞民族意識以追求獨立建國。

在歐美殖民政權一一被日軍打倒,而殖民地國家一一「獨立」後,日本帝國在1943年11月5日到6日,在東京召開了大東亞會議。與會的主要人物是日相東條英機,滿州國首相張景惠(1871-1/11/1959),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總統汪精衞,菲律賓第二共和總統勞瑞爾(José P. Laurel, 3/9/1891-11/6/1959),緬甸國家元首巴莫,泰國特使旺‧外塔亞孔親王(Wan Waithayakon, 1891-1976),及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的首領鮑斯(Subhash Chandra Bose, 1/23/1897-8/18/1945)。

鮑斯與尼赫魯及甘地被認為是印度獨立的三大領袖。與甘地的不合作運動不同處在於鮑斯採取激烈的手段。在日本攻下新加坡後,他將投降的英軍中的數千名印度人組成印度獨立聯盟。多少冀望乘著這股打倒歐美勢力,建立泛亞聯盟的氣勢中,爭取到印度的獨立。日本宣布投降後的第三天(1945年8月18日),鮑斯在離台往滿州國時,飛機於松山機場起飛後不久墜毀而亡。當時在台北的西本願寺為他辦了個法會。遺骨運往日本,在東京杉並區的蓮光寺有他的半身雕像。

由於鮑斯在印度的聲望,許多印度人拒絕相信他的死訊而有不同的傳言。一說他到了蘇聯,一説他去了中國,也有人說他回到印度成為印度教的聖士。2004年,印度人也將他的故事拍成電影(Netaji Subhas Chandra Bose: The Forgotten Hero)。目前還有網站專為他而設。

大東亞共榮圈強調的是亞洲人的亞洲(Asia for Asians)的泛亞精神,而也鼓舞了東南亞的民族主義。但在泛亞及團結亞洲人這個目標上顯然有所缺失。日本打下東南亞的目的為的是取得資源(特別是石油、橡膠、與礦產),驅逐歐美的殖民勢力,而非為亞洲人爭取獨立。而更關鍵的是,日本在事前沒有做好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準備工作,領頭及執行的都是軍方。而在當時一切都為戰事做準備下,其他的建設也都免談。在軍國主義下的軍方人物是獨霸而殘暴的。這也引起許多東南亞地區人民的不滿與怨聲載道。尤其是日本軍方使用了許多該地的「勞務者」(勞工,更確切的說是奴工),去開路、建機場、及建築橋樑等。但緬甸與印尼可說是個例外。印尼是因為蘇卡諾與日本交換條件,他用支持日本來換取他的宣掦民族主義。而緬甸多少源於日軍很早就開始支援他們的獨立運動。

但大東亞共榮圈也有正面的一分。戰爭爆發前日本就開始引薦一些優秀的東南亞學生到日本接受教育。這個稱為「南方特別留學生」計劃下畢業的學生,後來在回國後也都學有所用而受益良多 (John Dower: Japan in War and Peace, Selected Essay. 1995)。可能也基於如此,國民黨敗退到台灣後,在美國的建議與支援下,台灣開始接納東南亞的留學生(僑生)以形塑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宗主國的思惟。

李堅

大東亞共榮圈的起落之三 門羅主義與羅斯福推論 —–亞洲版本的產生

日本極右翼的小說家三島由紀夫(1/14/1925-11/25/1970)於1960年出版了一本小說《晏後》(晏のあと)。《晏後》所描述的卻是真有其人的政治人物,有田八郎(9/21/1884-3/4/1965)與藝妓的誹聞事件。有田八郎提告三島由紀夫侵犯個人隱私而於1963年獲勝。這一判例也確認了日本的公共人物有隱私權。

有田八郎於戰前曾任三次外長及駐外大使與領事。他致力於美日關係的改善,而也反對軸心國協定的簽署。有田八郎也咸信是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架構者。當時日本強調,亞洲之於日本,有如拉丁美洲之於美國的重要。而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源於美國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特別是後來又發展出來的「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

當1821年沙皇宣稱美洲大陸北緯51度以北都是俄國墾殖地後,那時的美國總統亞當即提出反駁。而同時期,拉丁美洲反歐洲殖民以爭取獨立的運動此起彼落。門羅總統 (James Monroe, 4/28/1758-7/4/1831) 因而於1823年12月2日宣示,美洲大陸不再是歐洲列強的殖民所在地。門羅主義的宣示基本上表示了,美洲大陸有自己的自主性與主權,不再是歐洲的掠奪地。其間美國雖然有介入紛爭,但基本上門羅主義只是一個消極性的宣示。

當1902-1903年委內瑞拉發生動亂時,主張「委婉的說但要有強大後盾」(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的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 10/27/1858-1/6/1919)提出了他有名的「羅斯福推論」,主張美國有權阻止歐洲列強的干涉美洲事務。也就是說,美國有權出兵干涉美洲的事務。 1934年,老羅斯福總統的遠親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30/1882-4/12/1945)則將美國的美洲政策改為「睦鄰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但不管是門羅主義也好,羅斯福推論也好,或是睦鄰政策也好,美國對中南美洲事務的干涉是一直沒有間斷的。事實證明美國的政策一直都是依循「羅斯福推論」的。

而貫穿於其間的還有一個美國的擴張精神—「命運昭章」(Manifest Destiny)。命運昭章這一名詞一般咸信是德州併入美國後(12/29/1845),一個作家歐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首先提出的。命運昭章主張安格魯撒克遜人有權利向西拓展,推廣安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文化與宗教。這種看法於當時得到了廣大的回響。而當時的美國人也視往西部拓展是他們的天賦權利。這種想法卻也得到同時間展開的宗教運動的支持。美國的立國是世俗的(secular),而非基於宗教的,也強調政教分離。但18世紀末年到19世紀上半年,美國有很強大的宗教運動 (摩門教也於此時產生)。這個以福音派(evangelical)為主而被稱為「第二次大覺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的宗教運動,也多少強化並合理化了命運昭章。促使當時的美國人向不是基督徒的印地安人,及非新教也非安格魯撒克遜的西班牙領地前進。一場基於經濟、文化、種族、及宗教的西部開拓史也就此展開。這也是美墨戰爭(1846-1848)的背景。當1898年美國將夏威夷納入領土,而於同時發動美西戰爭取得波多黎各、關島、與菲律賓,並進而開發巴拿馬運河後(1903),美國的往西及往外擴張只有增,沒有減。

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說是等同於門羅主義及羅斯福推論,說來也並非全無道理,但更明顯的事實是,日本帝國用這個為藉口來合理化她對亞洲各國的侵略行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因素比較複雜,但進軍東南亞的目的則較為明顯:驅逐西方殖民勢力及對原料(石油、橡膠、金屬礦產、及糧食)的取得。但這個大東亞共榮圈的範圍有多廣,也一直都沒有明顯的界定。日本原意是要以「日華滿」為主軸,但顯然日本都無法全面控制中國。當1942年日本已拿下東南亞的全部後,又多少將未來的目標擴張到印度、澳洲、與紐西蘭。這個共榮圈的範疇也因此一直沒有如美洲大陸的明顯。但可以說的是,在經濟上,這是一個追求廣域經濟以求取自給自足(autarky)為目標的手法。在當時各國保護主義抬頭,而美國(夥同英荷)對日本實施石油及廢鐵禁運及資產凍結下,一個鋌而走險的做法。

美國獨立後及持續擴張下,早已成為美洲的老大及盟主。但在亞洲歷史上,中國一向以老大自居,而多少也受到鄰國的首肯(尤其是朝鮮)。但在歐美勢力進逼下,日本成功的轉型並擠身列強。相較之下,顢頇的中國卻舉步維艱而不知所從。在這種情境下,日本之要當老大,雖有部分的實力基礎,但在文化、歷史、及人們的思維上都會有所問題。

美國的命運昭章所昭揭的是安格魯撒克遜的文明,而「第二次大覺醒」所推動的則是跨越民族的宗教。美國的擴張固然霸道,但卻也運用到柔和及推廣自由民主的現代理念的軟實力。相對之下的日本帝國,所推動的是以天皇為中心的「八紘一宇」的「皇道樂土」,以大和民族為主的「共榮」。這已呈偏狹性,更不用提主其事的都是軍方人士,而非政治人或文化人了。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即使非日本的戰敗而消失,也會因其偏狹性及粗糙手法而走上滅亡之路。

李堅

大東亞共榮圈的起落之二 大東亞共榮圈成立的歷史背景 —-廣域經濟、文化、政治、與軍事

二次大戰前的世界局勢是左右意識形態的爭執,民族主義的交戰,與帝國主義互相對抗的年代,而貫穿於其間的是相當明顯的種族主義。

左右之爭在進入19世紀後日趨明顯。1917年,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更尖鋭化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抗。而也因為俄國共產政權的建立,相對之下帶動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1919年,俄共建立了共產國際(Third International,第三國際,簡稱Comintern),要積極的「外銷」共產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與納粹德國於1936年11月25日簽訂了反共産國際協議(Anti-Comintern Pact)。一年後,法西斯的義大利也參加了這個協議。1939年9月27日,德義日簽署了軸心國協定。

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全面進占東北。隔年的2月18日宣布滿州國的建立。日本的進占東北挑戰了美國對華的「門戶開放政策」,而美日關係也開始持續的急走下坡。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發動了第二次中日戰爭。日本的製造滿州國所宣傳的是「日華滿協助天下太平」的口號。而也為了圓說這個侵略行為,日本首相近衛文麿(10/12/1891-12/16/1945)也於1938年12月22日,針對東北亞的局勢發表「東亞新秩序」的主張。

日本的侵華在初期相當順利,但於佔領沿岸地區後,也很快的便進入僵局。日本懷疑國民黨經由中南半島得到補給,因此於1940年初便開始逼迫法國殖民政府讓日軍進駐越南。1940年6月,德軍攻下荷蘭與法國。9月,日軍大舉入侵越南,但容許法國的維琪政權做行政的管理工作。

而在同時,美國與英荷也加強對日本的制裁。1940年7月2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出口控制法案(Export Control Act),禁止石油與廢鐵的輸日。1940年8月1日,日本正式發表了「大東亞共榮圈」的主張。

大東亞共榮圈開宗明義的敘述到:世界面臨新形式的政府、經濟、與文化,而日本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日本的國策是要建立一個基於「八紘一宇」的世界和平(按,八紘一宇源於神武天皇的”掩八紘而為宇”,意指世界都在一大傘之下,以天皇為中心)。而第一步就是要建立日本、滿州國、與中國為一體的一個新體系。日本的外交政策是要建立一個大東亞的新秩序,但之前必須先解決中國事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整個政治結構、教育、與倫理,必須強調以國家為重,廢除自私自利與追求物質的享受。要走計劃經濟的路線,強調政府與人民的合作,追求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大力發展工業、科學、與計劃生產,推動土地改革以富國為目標,改造議會以輔佐天皇為主,改造政府體制以建立強大的國防。

大東亞共榮圈有文化的意涵,政治的目標,與經濟的構想,但這些最後都在軍國主義的蹂躪下被踐踏的了無綜影。大東亞共榮圈的原始構想應該是源於經濟上的需要。1929年全球經濟大恐慌後,各國紛紛設立保護條款而嚴重的影響到貨流與貿易。在一次大戰中戰敗的德國尢其深受戰敗賠款及經濟制裁之害。為了突破英美對海洋的控制,納粹德國於1938年開始籌劃建立聯繫萊茵河與多瑙河的水道而將之標準化。用意在整合中歐及未來的整個歐洲,在德國的統治下成為單一經濟領域(Grossraumwirtschaft,廣域經濟)。當時的蘇聯已成為一個自己的經濟體,大英帝國控制下的成為英鎊區(sterling bloc),西半球為美元區(dollar bloc),日本自然想將整個東亞(及後來包括的東南亞)成為日元區(yen bloc)(Peter Duus, Stanford University: The Greater East Asian Co-prosperity Sphere – Dream and Reality)。

日本的進占東北,全面侵華,侵入越南,及宣示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只加深了美國及大英帝國與日本的對立。美日的外交關係更是走上交戰的方向。以1941年7月2日的日本帝國內部開會紀錄來看,中國問題的解決是迫切的。目標是由南方逼進以迫使蔣介石的投降。與蘇聯的爭執也將看未來德國侵蘇的結果來決定(按,德國於1941年6月22日開始攻打蘇聯)。對英國與美國的戰爭也在準備中。若外交上沒法阻止美國的介入歐戰,則將依軸心國的協定進行下一個目標。若德俄戰爭有利於日本,則將會用武力解決與蘇聯的邊界問題。

1941年7月26日,美國與英國及荷蘭凍結了日本的資產。美國與日本雙方的外交斡旋已進入死巷,太平洋戰爭似乎已成定局。日本在明治維新現代化後加入列強的行列,但一直覺得沒受到歐美列強應有的尊敬與平等對待。戰爭發生的原因很多,但也有學者(Jeffrey Record: Japan’s Decision for War in 1941: Some Enduring Lessons. February 2009)指出,在分析各種因素後,日本的覺得受到屈辱是她發動那一場不可能打贏的戰爭(對美作戰的太平洋戰爭)的原因。

李堅

大東亞共榮圈的起落之一 歐美勢力進逼下中日的不同反應 —-走上往外擴張的軍國主義路線

15世紀到18世紀是歐洲人到處開發探險,「發現」新領土並往外殖民的的年代。這股往外掠奪的歐洲勢力可說所向無敵,從美洲大陸、澳洲、非洲、印度、到東南亞都一一淪陷。當這股勢力,夥同日後興起的美國,抵達遠東時,清朝下的中國、韓國、及日本都無應付的能力。如何去面對這股外來的勢力,也於當時的中日掀起了不同學派的討論及策略的爭執。

這種東西勢力的對衝可說是史無前例的,無論東方或西方都非單一勢力。中國歷史上固然有戰國時代的合縱連橫。但不論是六國聯合對抗秦國的合縱,或是企求與秦聯合的連橫,雖然六國之間各有矛盾,但秦是大家共同的敵人。但在進入19世紀後的東西交會中,弱者的東方議論紛紛,而強者的歐美也非夥同一致的。

歐洲不是如中國般的大一統的國家。在歷史上戰亂頻繁,也透過皇親國戚的聯姻來結盟。而在這一系列的戰亂中,社會、文化與科技的變革也一再的產生。首先是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接著而來的科技發明及日後的工業革命也一再登場而改造了世界局勢。1648年 4月24日所簽訂的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西伐利亞和約雖然大扺結束了歐洲各國都參與,而死傷慘重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但三十年戰爭的結束並不就代表歐洲的和平與相安無事。歐洲各國的戰爭與奪利也延伸到海外的市場與殖民地的搶奪。

歐洲勢力的往外掠奪有如幫派的爭奪地盤,如果能夠獨吞幹嘛要「分享」。所謂的「分享」也都是暗盤交易的結果。在東南亞,有多次交戰歷史的英國與荷蘭最終也劃分了他們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印尼屬荷蘭,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屬英國。而在南亞與中南半島方面,英國佔領了印度與緬甸,法國佔領了越棉寮。介於其間的泰國也因兩大勢力的交衝而得到有條件的獨立。清朝是塊大餅, 大到沒有一個列強有獨吞的能力,而只能夠簽訂通商條約,要租借地。19世紀末年加入掠奪的美國,也怕分不到中國這塊大餅而於1899年9月6日由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與外交官柔克義(William W. Rockhill)發出「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的主張。希望大家都能到中國「登門造訪,互通有無」,而有得吃,有得用,不要一個強權獨呑中國後使大家都沒得吃。

在歐美勢力的進逼下,面對危機的清朝及日本也有不同的反應。兩國在思想及決策上都有所對策,而也在學界及政界都激起了熱烈的討論。但總的來說,清朝的反應是老大僵硬而被動的,日本則採取了積極主動的角色。

有兩千年大一統文化觀的中國,在面對變局時常常是僵化的不知如何應變。也因而於歷史上都以改朝換代的形式來換成另一個大一統政權的產生。當19世紀末年以來,西方勢力逐日進逼下,中國的思想界也產生了傳統與西化的辯論,而也有全盤西化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但到頭來是窮也不會變,變也不會通的有了義和團那種清朝所鼓勵出來的怪胎,導致了列強有藉口入侵的八國聯軍,最終造成了清朝的垮台。

在日本方面,面對西方列強的進逼,目睹亞洲各國一一淪陷,而本身也於早期被迫簽下不平等條約後,傳統與西化的辯論也於日本國內展開。一方面是要將西方勢力都逐出亞洲的攘夷論。要獨立的亞洲各國都置之於日本的領導之下而成為「皇道樂土」的尊皇論。這也是頭山滿(5/27/1855-10/5/1944)的「黑龍會」的主張。一個極右翼的團體而多少也與中國的革命黨(孫文)有所聯繫。另一方面是較不右翼而帶平等對待精神,也支持「亞細亞連帶主義」的宮崎兄弟(宮崎八郎、民藏、彌藏、及最有名的宮崎寅藏(滔天))。他們是支持中國革命的。但也有一組日本人在中國做經營。這群被稱為「大陸浪人」的日本人包括民間人士、政治人物、及軍人,他們多少成為後來日本侵華的尖兵。最有名的就是支持滿蒙獨立運動的川島浪速(川島芳子的義父)。除了攘夷尊皇的極端主義外,其餘多多少少都屬於興亞、亞細亞連帶主義、及大亞細亞主義的思惟範疇,而也多少與孫文的泛亞論有所相通。

在這西化與傳統的辯論中,福澤諭吉(1/10/1835-2/3/1901,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的「脫亞論」及「文明開發論」,多少推動了日本與亞洲有共同基礎的佛教與儒家文化的走向衰弱,而走上日本與亞洲其他各國的對立,助長了日本大亞細亞主義後來轉變成為國權主義與擴張主義(廖代翔:評介趙軍《大亞細亞主義與中國》,「史耘」第15期, 2011年6月)。

有異於尚空談而光說不做的漢文化,日本文化多少是言說必行的。除了這些理論上的論述有異外,日本文化之有異於漢文化之處還在於她有一個優久歷史的武士道與尚武傳統。明治維新後也造成許多浪人(無主的武士)。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的軍人也日漸抬頭而最終走上軍國主義的往外擴張之路。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