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金山和約的歷史之二 舊金山和約與美日安保條約 —–定調了東亞的戰後情勢

舊金山和約一般雖說是由美國與英國共同起草,但實際上大都是美國的獨門秀。在美國的強勢主導下,多少逼英協國家(英、澳、紐、等)同意了美國的主張。當時美國的主張大都是應冷戰的要求而發展出來的。

當時的美國已在冷戰的思維下,將蘇聯定調為主要敵人。在那種思維下,圍堵蘇聯及共産政權的作戰防衛方式也就上場了。既然以蘇聯及共黨為主要敵人,美國得加速日本的經濟復甦,使日本成為美國的友邦,壓抑並避免日本共產黨勢力的擴張。為了促進日本經濟的復甦,則戰爭賠償應予儘量避免。在這種思維下,美國多少說服了大部分國家不要提及戰爭賠償問題。在對日和約中(第五章),雖然沒有反對各國與日本談賠償問題,但在多邊和約的舊金山和約中,則多少避開了這個問題。要達到這個決定,美國施於簽約國相當大的壓力。而事實上,緬甸在知悉沒有賠償後也不想與會了。

談到賠償問題,在舊金山會議中也出了一個小插曲。當時代表錫蘭(1948年2月8日從英國獨立後稱為錫蘭,Dominion of Ceylon。1972年獨立成共和後, 稱為斯里蘭卡 Republic of Sri Lanka)的是財政部長嘉雅瓦定(J.R. Jayewardene,後來成為斯里蘭卡的總理)。嘉雅瓦定在9月6日中發言道,他認為他同許多亞洲國家一樣,都認為日本應該得到自由。他強調亞洲各國都受到佛陀的教化而有共同的文化。他引用佛陀所說:「愛,而不是恨,才可止恨」(hatred ceases not by hatred but by love),(按,源於《法句經》的「慍於怨者,未嘗無怨,不慍自除,是道可宗」,或《四分律》的「以怨除怨仇,怨仇終不除,無怨怨自息,其法永健樂」)。基於這個理由,嘉雅瓦定也同意和約中不明確提賠償問題的條文。嘉雅瓦定也反駁蘇聯要限制日本自由的要求。他的發言無疑的符合美國與日本的要求,而也受到全場熱烈的掌聲。當時的紐約時報報導道:「自由亞洲的雄辯,愁緒,與帶有牛津腔調的聲音主導了整個會場」(The voice of free Asia eloquent, melancholy and strong with the tilt of an Oxford accent dominated the Conference )。

當時亞洲有許多新興的獨立國家,他們雖然多多少少都受到日本侵略的迫害,但他們對日本的新恨常常比不上他們對原來歐洲殖民帝國(英、法、荷)的舊仇。他們也多少喜見第一個亞洲國家在戰爭開始時能夠擊敗西方殖民國家,而多少以日本為師。以嘉雅瓦定來說,他於戰前參與反抗英國殖民的獨立運動,並且與日本在東南亞的政軍勢力有所聯繫。不管如何,嘉雅瓦定的這個「義舉」也大大的為日後的日本與錫蘭/斯里蘭卡關係之改善大為舖路。雙邊貿易及日本在斯里蘭卡的投資都是相當巨大的。

當然,舊金山的會議(1951年9月4日到9月8日)只是個表演與簽約而已,內容大都是原先就已決定而協調好的。代表美國與日本談判的是杜勒斯,代表日本的是日本政壇的元老,當時的首相吉田茂(9/22/1878-10/20/1967)。日本與美國的談判當然不是一個對等的關係,美國到底是個戰勝國與佔領國,雙方不能說是有個平等的談判關係。但對和約的內容而言,吉田茂也說對日本相當優厚。而事實上據報導,當吉田茂首次看到初稿時,他是欣喜的。

但當然,和約並非全給日本甜頭。

在各國代表於9月8日簽下舊金山和約的同一天,美國與日本也簽下了「美日安保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ion and Japan),容許美國的繼續駐軍與對外防衛。由於琉球地理位置的重要,在軍方的要求下,美國國務院也只得同意硫球將繼續留在美方的管轄下。美國將繼續佔領琉球諸島而做行政上的管理。但美國宣稱不擁有琉球的主權,而只有行政治理權。在這種處置下,日本也暫時被分割為二。而事實上,吉田茂政府於沙盤推演中,也有放棄琉球的打算。多少可能因為硫球人不是大和民族,而於1879年才納入日本版圖。在這之前只是薩摩藩的附屬國(1609年開始)。

在這約略同時期,美國也與菲律賓、紐、澳、與台灣的中華民國都簽下了防禦條約。

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約正式生效,日本也恢復了她的主權。但日本直到2013年4月28日才正式慶祝「主權回復の日」。

戰後的日本經濟突飛猛進,隨著而來的是政治意識與民族意識的高張。當美日安保條約要續約時,引起社會強大的抗爭。為了配合艾森豪總統的訪日,時任總理大臣的岸信介於議會強度關山。此舉引起議會內外的暴動,而艾森豪也被迫取消訪日行程。最後安保續約是通過了。通過後岸信介也宣布辭職下台。這一幕都看在岸信介寵愛的外孫安倍晋三的眼裡而深殖腦海。

戰後歐洲的局勢大都依雅爾達會議的協定而定局,直到東歐及蘇聯共產政權的倒台而終止那個局勢。但雅爾達會議在亞洲並沒完全實行,舊金山和約也因而多少取代了雅爾達會議的協定,界定了戰後亞洲的局勢(Kimie Hara (原貴美惠):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and Frontier Problems in the Reg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A sixty year perspective. 4/22/2012.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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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和約的歷史之一 二次大戰後敵軍變成友軍 —–對日和約的歷史背景

1951年9月4日,51個國家的代表齊聚舊金山的歌劇院(San Francisco War Memorial Opera House),討論戰後對日本的和約問題。四天後的1951年9月8日,他們簽訂了舊金山和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或稱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與會的蘇聯、波蘭、與捷克並沒有簽約。也受到邀請與會的印度、緬甸、與南斯拉夫則沒有參加。

在這四天的會議中固有其戲劇性與激辯,但所有的政治工作與外交運作都已於前一兩年在美國的強勢主導下完成。舊金山和約對東亞及東南亞的影響都於今甚鉅,而也有學者稱舊金山和約所建立的體制與影響為舊金山體系(San Francisco System)。舊金山體系這個名詞與觀念是首先由美國知名的日本學者約翰‧道爾(John W. Dower)所提出的。

舊金山和約的簽訂反應出了國際社會中沒有永遠的敵人與盟邦,靠的常常是情勢的變化與實力的消長。在二次大戰中,美國與蘇聯是盟邦,共同對抗軸心國的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但二次大戰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政權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陣營進入冷戰。冷戰開始後,杜魯門總統採取了當時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代辦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的意見,開始建構對共產陣營的圍堵政策。在這種思維下,美國希望能加速日本的經濟復原,及社會與政治上的重建與穩定,以加入美國的圍堵防線。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 Acheson, 4/11/1893-10/12/1991)也在這種思考背景下推動對日和約的工作。

進入50年代後,對日和約出現了一些急迫性的問題。首先是已變成美國敵邦的蘇聯於1949年8月29日成功的試爆了原子彈。接著是中共於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國」。隔年的2月14日,中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原先美國是期望中共能有如狄托下的南斯拉夫般,能夠多少不完全服從蘇聯而採取較獨立的國際外交政策。但當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中共在「抗美援朝」的口號下於10月加入韓戰後,美國對中共的期望已完全消失。而對日和約也進入了一個迫切期。

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軍事佔領之下,民生凋敝,社會破敗,治安不良而走私猖獗。美國也擔心在長期佔領下,不但會造成日本共產黨的壯大,也會促成並加速右翼民族主義的抬頭。要加速日本的復甦以變成美國的同盟,並減輕美國占領作業的負擔,和約在四十年代底就已開始積極進行。

當時的美國因為二次大戰中才與日本激烈作戰過,民間未必能同意對日的和約。為了促進和約的順利進展與日後在國會的安全過關,民主黨的杜魯門總統任用了共和黨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2/25/1888-5/24/1959,杜勒斯後來於艾森豪總統任內當國務卿)為特使,負責和約的起稿作業,及於和約前一兩年訪問要參與的國家做說明與遊說的工作。杜勒斯是於1950年後才負責對日和約的工作的。但這之前,美國國務院得應付那時駐日本的盟軍總部(SCAP,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的麥克阿瑟將軍。

那時的日本處於盟軍的軍事佔領下,沒有主權。而佔領的盟軍總部的頭子是那個貢高我慢,不甩華盛頓的麥克阿瑟將軍。對麥克阿瑟而言,日本是他的地盤,要如何處置是他的事,別人管不著。在這種背景下,國務院派肯楠於1948年2月到日本,去與麥克阿瑟溝通。除了在一些社交的場所會面外,麥克阿瑟一直故意避開與肯楠會談。最後肯楠透過遊說麥克阿瑟信賴的周邊人士而促成了一個會談。在那場會談中,肯楠展現他聰明、機智、及外交官的能力。他說明蘇聯的威脅,重建日本的迫切性。而在整個說明會中,他都利用了他對麥克阿瑟觀點的了解,而多少將整個建議說成是麥克阿瑟的看法,而取得了麥克阿瑟的同意。肯楠也做一些實質上的建議,如警察制度的民主化,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建立,以阻止猖狂的走私與非法入境。據當時一些與會的人士回憶道,肯楠的表現相當的優秀(ADST: Moments in U.S. Diplomatic History. 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 The 1951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韓戰爆發後,首爾於1951年一月落入北韓手中。此時美國面對可能要放棄韓國的問題。美國在換指揮官後於1951年三月奪回首爾,並將北韓與中國軍逼回38度線。此時的美國於1951年3月截獲了一個秘密的外交電報。內容顯示麥克阿瑟與駐東京的西班牙與葡萄牙大使(當時兩個都是反共的法西斯政權)的談話表示,他有信心將戰爭擴大成為對中共的全面戰爭。明顯違反杜魯門總統不擴大戰事的指令,因為當時中共與蘇聯已簽有「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有可能引起蘇聯的介入與核武衝突。震怒的杜魯門總統在與白宮幕僚會商後,解除了麥克阿瑟的職位。但麥克阿瑟(共和黨)的被解職並沒有影響到杜勒斯(也是共和黨)的留任與否問題,他繼續處理對日和約工作的完成。杜勒斯於1951年2月完成了和約的草案。接下來是寄送給要參與的國家過目,徵求是否有需要修正的部分,以便在和約會議中能順利通過。

李堅

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之五 歐亞大陸的梟熊與惡龍 —–大漢沙文主義與想像地圖

蘇聯倒台後的俄國與西方世界有一段蜜月期,但這個蜜月期隨著東歐局勢的變化(如南斯拉夫的垮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張,及普亭的上台而結束。普亭是情治系統出身的人物(屬於KGB的國外情治官員foreign intelligence officer),善於玩弄人際、團體、與國際關係的矛盾。中東的難民潮(主要是敘利亞)有一大部分是他促成的。他了解難民的湧入歐洲將會造成歐洲的分歧與動亂(John Herbst: Assessing and Addressing Russian Revanchism. 7/18/2016)。普亭下的俄國也利用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的情感對外不斷的擴張。當今的俄國已在歐洲造成相當頭痛的問題。除了難民問題外,俄國的駭客與干涉歐洲各國的內政與選舉也是一大隱憂。

在「新中國」尚未建立前的毛澤東,就已宣示要向「蘇聯老大哥」「一邊倒」。這一倒,卻也使有兩千年醬缸文化的中國不但學習到俄共的精髓,卻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在亞洲(及世界)造成更大的紛爭。在「收復固有領土」的口號下,中國與每個鄰近國家都有領土上的爭執。而在完成「民族統一大業」的意識形態下,周邊國家也都遭殃。而那個尚未完成「民族統一」的台灣更成為中國的世代邪願。

中國有22,000公里的陸地邊界,與14個國家為鄰。這十四個國家是北韓、俄國、蒙古、哈薩克(Kazakhstan)、吉爾吉斯坦(Kyrgyzstan)、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緬甸、寮國、越南(Wenwen Sh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troubled relations. 3/1/2012)。與蒙古的邊界最長(4677公里),與阿富汗的邊界最短(210公里),每個邊鄰國家都於過去或目前與中國有領土上的爭執。

中國與印度原本是沒有邊界的,只有圖博與印度有邊界。而圖博與印度的邊界是在1914年的西姆拉會議(Simla Accord)中所界定的。這個由圖博與大英帝國所定的邊界,也因當時在大英帝國下的印度的外交部長亨利‧麥克馬洪(Henry McMahon)之斡旋此事而稱之為「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當時的中華民國雖有代表與會,但沒簽字。中國目前不承認麥克馬洪線,而中印邊界的爭執也導致1962年的中印戰爭與2017年的對抗。2017年印度的出兵主要是援助不丹,而非中印邊界的直接衝突。中印邊界的爭執主要在阿克賽欽(Aksai Chin)與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而這也是中國所有陸地邊界糾紛中最難解決的。

除了攻下圖博的領土而佔領外,中國因邊界糾紛而引起的軍事衝突,較嚴重的有1969年與蘇聯的珍寶島事件(俄國稱為Damansky)與1979年的中越戰爭。與中亞國家及巴基斯坦的領土爭執較容易解決,因為中國需要他們的援助以對付新彊的伊斯蘭份子,而做一些表面上的讓步。與大部分陸地邊境國的糾紛大都在進入1990年代後,透過明文(條約)或不明文的方式一一解決了。但與北韓的爭執,主要是邊界河流中的島嶼及海域,則尚未談判簽約。

中國的陸地邊界看起來也許大都已解決,但海域的問題則是越來越嚴重。

原本自限於海洋之外而為百分之百陸地動物的中國,在二次大戰後突然「發現」了他們海洋的「固有領域」了:黃海、東海、與南中國海。而自然的,也與臨海的這些國家起了衝突。從北韓、南韓、日本、台灣、菲律賓、越南、汶萊、馬來西亞、到印尼,都與中國有所爭執。有些只牽涉到經濟領域(如北韓與南韓),大部分則還牽涉到島與礁及海域的爭執。以南中國海而言,始作俑者是中華民國於1947年所劃的11段線。1953年,周恩來為了對北越示好而去除了東京灣的兩段線,而成為九段線。不管是11段線或九段線,都是憑空想像的紙上作業,其界域一看便知不是透過航海科學杖量的結果。

這種憑空想像的領域之所以產生的原因也不是沒有「歷史」或「理論」上的基礎的。就歷史而言,強調大一統文化的中國於《詩經》中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大一統的觀念也燃燒起了「中華民族主義」。但「中華民族」一詞是梁啟超於1902年首先提出來的。他併合了原有的中華一詞,加上現代觀念的民族而組合成的,是一個不存在的東西。其推動力主要為大一統的觀念與大漢沙文主義。也就是說,「中華民族」是大漢沙文主義的代號。在現代理論的解釋上,中國(及中國國民黨)的這種沙文主義可由「想像地圖」(imagined geography)這個觀念來解釋。首先提出想像地圖這個觀念的是薩依德(Edward Said),他在《東方主義的批判》(Critique of Orientalism)一書中首先提出這個理論。薩依德的批判原本所指的是,西方社會對東方社會的觀念常常是西方強權對東方社會的想像而建構而提出的。但這種分析也適用於中國這種對「固有領域」的想像建構。

雖然與中國已屬不同民族,但中國對台灣的「民族統一大業」可是不死心。其理論主要是源於大漢沙文主義及想像地圖的「固有領域」憧憬。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不只已佔領下來的圖博與新疆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西伯利亞(鮮卑利亞)又何嘗不然。成吉思汗不是曾攻到俄國、中亞、南亞、與歐洲嗎?這些又何嘗不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不是也曾有學者提出法顯曾經登陸美洲大陸嗎?美洲又何嘗不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國憑其想像力可有得忙了。只想吃下一個小台灣未免太沒志氣而愧對祖宗吧。    (系列完)

李堅

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之四 普亭下俄國的對外侵略 —–歷史因素與西方的對策

當高加索區的喬治亞共和國於2003年秋天發生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將整個國家開始帶往親西方的路線後,2000年在俄國上台的普亭開始採取強硬的對策。俄國於2008年8月(8/7/2008-8/12/2008)侵入喬治亞,並佔領了俄國人較多的地區(Abkhazia與South Ossetia),而驅逐了喬治亞人。俄國此舉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與具體對抗。

獨裁極權政權是有如切香腸般(Salami tactics,或稱Salami-slice strategy)的逐步進逼、分而治之的。藉由民族統一及俄國人遭到危害為由而侵入喬治亞,但國際社會沒有反擊下的普亭胃口也變大了。當2013年烏克蘭有意要與歐盟簽自由貿易協議後,普亭於2014年初派兵攻佔克里米亞。克里米亞是1783年沙俄由奧圖曼帝國的手中掠奪過來的(沙俄與奧圖曼帝國1768-1774的戰爭,Russo-Turkish war )。1954年,赫魯雪夫將克里米亞的治權由俄羅斯手中轉送給烏克蘭。那時俄羅斯與烏克蘭都在蘇聯體制下,所以這種轉移只是一種象徵性的意義而已。佔下克里米亞後,普亭更以保護俄國人為由攻入烏克蘭的東部(Donetsk與Luhansk,合稱Donbass。Donetsk住有38.2%的俄國人)。俄國之侵佔克里米亞及侵入烏克蘭引起西方世界對俄國的經濟制裁。經濟制裁加以國際油價的下跌確實傷害到了俄國(俄國是個石油的主要輸出國)。由於俄國的經濟數據不很透明,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估計, 2015年俄國的國民生產毛額(GDP)減了3-3.5%,薪資減了9.5%。對俄國的經濟制裁是每六個月要重估一次的,一些與俄國較有貿易來往的國家也都遭殃而不時有要求解禁的聲音。

俄國人與烏克蘭人有同文同種的關係,許多俄國人可能不太同意俄國進軍烏克蘭,但俄國人一般大都支持普亭的極端民族主義作風,而這都是有其歷史背景的。追根究底在於蘇聯的垮台與世界超級強權地落的失落。

蘇聯成立於俄國革命(1917)後的內戰中(1922),含有15個共和國。但在成立近70年後(1991),因為經濟的衰退,境內民族主義的興起而走向潰散。1991年12月25日,蘇聯主席戈巴契夫的辭職代表了蘇聯的走入歷史。蘇聯解體後的今天,主要的承續者俄國雖然仍屬國際強權,但已風光不再,不再被西方世界視為超級強權。這也難怪一個沒落人家要想當年了。

在一場2005年的演說中,普亭認為蘇聯的解體是20世紀最嚴重的地緣政治災難(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in 1991, “the greatest geopolitical catastrophe” of the 20th century)。在2015年的一個調查中(Pew Research Center),有69%的俄國人認為蘇聯的解體不利俄國。這個數字在2017年的調查中只剩59%,代表了年輕世代與老一代的不同看法,也可能與整個經濟與社會的景觀改變有關。既然不同意蘇聯的解體,很自然地有61%的俄國人認為鄰近俄國的國家應屬於俄國。在蘇聯時代,鄰近國家是屬於俄國(蘇聯)沒錯。既然如此,派兵攻打鄰國便成為是正當的行動與舉止。俄國這種對待前蘇聯境內共和國的心態可由情治單位的重組看出。蘇聯時的情治單位只有一個(KGB),解體後俄國看來是仿效美國而成立對內(FBI)與對外(CIA)的兩個情治組織。在俄國,對內是聯邦安全局(FSB,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對外是國外情報局(SVR, External Intelligence Service)。對前蘇聯境內共和國的情報附屬在對內的聯邦安全局。這多少看出俄國對前境內共和國的態度(John Herbst: Assessing and Addressing Russian Revanchism, 7/18/2016)。

除卻這種失去領土而要收服失土的心態外,俄國在歷史上遭受外來的侵略而死傷慘重的例子也不少。如13世紀蒙古人的大舉侵犯及迫害(1223-1240), 1812年拿破崙的攻打莫斯科,及二次大戰中納粹的攻打蘇聯(Operation Barbarossa, 6/22/1941-12/5/1941)。在1941年的戰役中,蘇聯軍方死傷將近5百萬人(4,973,820),這還不包括平民的死亡。單單列寧格勒(Leningrad,今天的聖彼得堡)一役(Siege of Leningrad, 9/8/1941-1/27/1944)就死傷一百多萬軍人, 三百多萬平民。而在那時以史達林為名的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今天的伏爾加格勒Volgograd)戰役中(Battle of Stalingrad),也死傷了一百多萬人。有這些外來侵略的慘痛教訓,你可以理解俄國人的對外疑慮與不安。

俄國這種對外的疑慮與不安,在美國參院於1998年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擴大案後更加深了。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本只是針對蘇聯(及東歐國家)而成立的。照理說蘇聯的倒台應使NATO 失去主要功能,但目前卻已擴張並包括許多前東歐國家。這不是對俄國「指著和尚罵禿驢」是什麼。

俄國因遭受入侵的歷史而有的對外疑慮,加以西方國家之擴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俄國的對外侵略對象大都屬於前蘇聯境內的領土及俄國人較多的居住所在來看,這些大都能解釋俄國那種企求民族統一(irredentism)與收復失土(revanchism)的立場。雖然令人不齒,但說來也都是有歷史事實與根據的。但有些國家的侵略藉口卻沒有什麼事實根據而只都是憑空想像出來的。中國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