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August 27, 2015 by Ken Lee
在八國聯軍尚未攻到北京之前，有將近四千人躲在使館區避難。其中包括473名外國使館人員及平民，409名前來護衛的八國軍人，及約三千名中國基督教徒。而在同時也有約三千多人避難於北堂 ( 或稱西什庫天主堂，救世主教堂 )，其中有33名外國教士，43名法國與義大利的防衛軍人，及3200名中國天主教徒。在55天的圍城中，使館區有55名軍人死亡， 135名受傷，參加防衛的平民也有13人死亡，24名受傷．
1900年7月底，八國聯軍的五萬多名軍隊已抵達天津，其中包括49255名陸軍，4971名海軍陸戰隊。他們一路擊敗清兵而於8月14日抵達北京。除了日軍及俄軍在要進入城門時遭到抵抗外，美軍爬牆而入，英軍走地下水道而入，法軍則迷了路。清軍及義和團則潰散而逃。八國聯軍進佔北京的阻力不是很大。除了戰爭所引起的死傷之外，也有不少聯軍的死傷是源於熱天氣與蟲害而引起的疾病。晚到的德軍沒參加攻城的作戰，但致力於事後對義和團的追殺。
八國聯軍的數萬名陸軍與陸戰隊中，以日本的兩萬八千名軍隊最多，沙俄的一萬三千名兵員其次。第三是大英帝國的一萬兩千名軍隊，大部分由印度調來，由很多印度人組成。第四多的是法國的三千五百名軍隊，由印支半島調來。美國的三千三百名軍隊則由駐菲律賓的軍隊調來，遠程而來的德國有九百人，奧匈帝國296人，義大利80人。人雖少的奧匈帝國中有個英勇的中尉Georg Ludwig von Trapp (4/4/1880-5/30/1947)，他未來的故事就是｢真善美｣(音樂之聲, The Sound of Music) 電影中那個男主角的故事。
在八國聯軍攻進北京的第二天，八月十五日，慈禧太后及隨同人員逃到西安避難。
攻下北京後的聯軍也進行了殺人，姦殺及掠奪的惡行。日軍帶有自己的”慰安婦”，在所有聯軍中倒是最自制的。有目擊者描述俄軍的肆虐與德軍的暴行，也有目擊者稱法軍也好不到哪裡去。除了姦殺婦女外，許多平民也都遭殃。據美國的指揮將軍 Adna Romanza Chaffee (4/14/1842-11/1/1914) 表示，保守的估計是每殺一個義和團人員，就有約五十名無辜的平民、婦女或兒童遭到殺害。德軍在四處追殺義和團人員中也殺害了很多無辜的百姓。英軍及美軍則付錢給本來就鎮壓義和團的山東巡撫袁世凱去追殺義和團的成員。袁世凱在直隸山東兩省就殺了成千上萬個義和團成員。在八國聯軍一役中，聯軍的死亡人數約在一千人左右，清兵的死亡人數約兩千，但義和團及一般平民的死亡人數則估計在十萬到十三萬之間。
除了濫殺無辜外，當時聯軍最令西方社會詬病的是四處的掠奪。美國的指揮官雖然明禁軍人的掠奪，但顯然沒什麼效力。參與掠奪的人除了軍人外，外國的平民與教士也都參與了掠奪的｢盛會｣。有當時的報紙稱之為”掠奪的嘉年華會” (Carnival of loot) 及”掠奪狂歡” (an orgy of looting)。美國的外交官Herbert G. Squires (1859-1911) 的掠奪貨就用了好幾個火車車廂載走。英國的掠奪是最有系統與制度的。除了星期天外，在兩年間他們每天都在英國使館區拍賣贓物。外國的天主教及基督教教士也不例外。北堂成了贓物的銷售場所。美國傳教士梅子明 (一名梅威良, William Scott Ament, 9/14/1851-1/6/1909) 為了報復基督徒遭義和團的迫害，帶領美軍去追殺義和團人員並沒收他們的財產。反對美國占領菲律賓及侵華的馬克吐溫 (Mark Twain, 原名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11/30/1835-4/21/1910) 對這種行為有很尖銳的批評。
聯軍的暴行與惡行於當時受到許多西方媒體記者的批評而使許多人引以為恥。有人將這種暴行原因歸咎於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李鴻章與北京的掌權階級有衝突，不接受北送救援兵的命令，人也不北上。掌控電報系統的他向西方國家誇大並謊報情況，宣稱清軍暴行並屠盡了西方人士。李鴻章的誇大其詞激起了歐美各國對清朝的憤怒。而他與列強的簽訂｢東南互保條約｣，保障西方人員的安全也使他成為西方列強的英雄。一般咸信李鴻章的做法與他及北京掌權者的對抗關係有關。
當時被激怒最厲害的可能是公使被殺的德國帝國的威廉二世了。在1901年7月27日向離德赴中的德國遠征軍的訓詞中表示，要德軍不留活口，不收戰俘，要使中國人在一千年內都不敢正視日耳曼人。由於一些不當用語及引用令日耳曼人尷尬的歷史典故 (King Attila, 人稱為Attila the Hun, 掌權期 434-453 CE, 是中世紀暴虐歐洲並侵犯羅馬帝國的一個野蠻帝國。外界對日耳曼人的鄙稱是 Huns)。當時德國的外交部也刪除了一些這後來被人稱之為 “Hun Speech” 的訓詞。
八國聯軍後沙俄趁機進占東北並遲遲不退，也因而導致日後的日俄戰爭。而｢東南互保條約｣的簽訂也削弱了中央的權利，成為日後軍閥割據的基礎。事後簽訂的辛丑和約也根本剷除了清朝的存在撐柱：武裝的被迫解除與鉅額的賠款而導致的國庫空虛。當時的賠款之鉅是歷年來之最。而為了保證清朝能賠償，鹽稅及關稅的控制權也都落在列強手裏。清廷為了税入也大增各種稅目，當時人稱之為｢洋捐｣。在國防受制及武器進口受限下，列強也得以在北京及其他地點駐軍。1937年7月7日，依約而在北京進駐的日軍也與國民黨的軍隊起了衝突而引起第二次中日戰爭．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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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ugust 20, 2015 by Ken Lee
要看清朝的倒台，我們可說兩次鴉片戰爭（1839-1842， 1856-1860）起動了清朝的滅亡之路。鴉片戰爭讓歐洲列強及美日看到清朝原來是不堪一擊的空心大佬倌。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還打到北京並燒毀了圓明園。鴉片戰爭後歐洲列強及美國也紛紛要求依最惠國待遇的條款爭取到租借地的設立。中日甲午戰爭 (日清戰爭) 後，本來不看好日本的歐洲列強看到了日本的勝利後，也警覺到一個亞洲列強及競爭者的產生。中日戰爭的結果也難免令人思索，為什麼同樣面臨歐洲列強兵臨城下的中日兩國會有這麼不同的結局。鴉片戰爭固然起動了清朝的滅亡之運，但最終使清朝遭受致命傷而不能再恢復的則是1900年的八國聯軍。
鴉片戰爭後清朝的通商門戶洞開，但本土經濟並沒有充分的準備及應變的能力。再加上賠款及後來的天災導致華北地區民不聊生。而在同時，日益增加的歐美傳教士及改信基督教的中國人也一再的與一般民眾發生衝突，稱為｢教案｣。據估計從鴉片戰爭後到八國聯軍期間就發生有不下四百件的教案。教案的發生固然有實質的原因，如在財產糾紛上有些外國的教士較偏袒基督徒的一方，而確也有一些中國基督教教徒仗勢欺壓平民百姓。再說外國傳教士也享有治外法權，不受清朝法令的約束。但教案發生的原因大部分為文化的因素。
蔣夢麟在《西潮》一書中提到｢基督教與以兵艦的商業行為結了伙，慢慢地人們產生了一個印象，認為如來佛是騎著白象到中國的，耶穌基督卻是騎在炮彈上飛過來的｣。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敘述，但並沒描述到當時中國社會 (尤其北方) 的閉塞、無知、守舊、迷信及缺乏對外在世界的了解。中國人視現代科技為｢奇技淫巧｣，對教會引進的新思想及新作法極為排斥。守舊人士對教會的設立西醫院，開辦學校並允許女生上學，提倡陋習如纏足的廢除等等極為反感。而教徒不再參加被視為迷信的公共儀式，如祭祖及拜龍王以求取解旱等等，令一般民眾極為反感。而更要命的是由於大部份的人從來沒接觸過西方人，許多謠言也不斷地產生。如說洋人醫院挖小孩的眼睛以製造藥物，童子割腎，婦女切乳，剖心剜目…..等等。又云凡入教之人，新婚除夕，令男子避去，神父宿於新婦房中，為之赦罪。可說謠言四起。
一般民眾如此愚昧無知而仇外不難理解，但當時清朝的權貴及統治階級卻也大都持如是觀。我們就以當時極端愛清而仇外的大學士徐桐 (1819-1900) 來看。他極端頑固守舊，仇視西學，並於戊戌政變後得到慈禧的信任。他說｢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於此｣。除了洋錢外，其餘有關洋的他都不用。住在接近外國使館區的東交民巷的他，在屋外寫了一對聯｢望洋興嘆，與鬼為鄰｣。徐桐是支持義和團的，而他也於朝廷的要不要殲滅洋人的爭議中力挺義和團。但當義和團進入北京開始燒毀教堂、殺使臣、攻使館中，徐桐的家也遭到了掠奪，而本人也受屈辱。而當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年已八十的他懸樑自盡。
舉國上下都這麼愚昧無知而不知維新自強的中國社會，會有義和團的產生也就不足為奇了。
原名為大刀會的義和拳原本是盛行於山東，河北，河南地區的｢反清復明｣組織。但隨著列強的進逼中國及教案的頻頻發生，原本｢反清復明｣的義和拳也因仇外而改口號為｢扶清滅洋｣。仇外而又不知如何禦侮的清朝統治階級顯然認為｢民氣可用｣。山東的巡撫毓賢將義和拳納入民兵編制而名之為義和團。1900年春天，義和團開始燒毀教堂，濫殺中國基督教徒。情勢危急下， 1900年5月30日，外國使節要求外國的軍隊來北京保護使館區的人員。在清朝的勉強同意下，隔天有四百名由八國來的軍隊抵達北京保護各自的使館人員。 6月13日，日本的外交官杉山彬慘遭清廷武衛後軍指揮官董福祥的軍隊活活肢解軀體，斬頭並挖心給董福祥。當時的德國公使克林德 (Clemens von Ketteler) 本身也介入戰鬥並殺死一個疑為義和團的男孩。憤怒的義和團人員於是在北京放火燒教堂，並屠殺許多中國基督徒。 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前往總理衙門會談的過程中被｢虎神營｣的人殺死了。｢虎神營｣是專門用來對付｢洋鬼子｣的旗軍。因為虎能吃羊(洋)，以神抓鬼。外國公使於是要外國公民到使館區避難。而從6月20日開始支撐了五十五天清兵與義和團對使館區的圍城。 6月21日，慈禧太后發佈向八國聯軍宣戰的上諭。
據當時參與防衛的一名列強軍官表示，使館區的防衛力量不是很堅強。人員居優勢的清兵及義和團沒有不能功下的理由。而理由也可能在於慈禧太后的搖擺不定。指揮清軍圍城的榮祿本身反對義和團而支持和平。但另一方是端郡王載漪，支持義和團而且主戰。兩方的人馬也常在朝廷上爭執起來。而慈禧也時而呼籲停火，但旋而又改變主張。
慈禧太后雖然舉棋不定，但地方諸侯可不跟隨中央。兩廣總督李鴻章，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閩浙總督許應騤及山東巡撫袁世凱與各國領事簽定｢東南互保條約｣，宣布中立，答應保護外人。也因此隨後而來的八國聯軍只牽涉到北京及華北，但不及於東南各省。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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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ugust 13, 2015 by Ken Lee
一個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美國朋友，於三十多年前中國剛開放不久就去中國，做社會科學的田野研究工作。為了瞭解當時中國人對一些社會職位尊卑的看法，他列舉了當時中國的一些職位然後要受訪人依地位的重要性做排列。有異於美國的醫生與律師之崇高社會地位，他好奇的發現中國醫生的地位不高，律師這職位等於不存在而無重要性可言。地方的黨主委及省書記則被一般人都看成是職位最高且最重要的。這也難怪，在那時的封閉 (目前仍然是封閉) 社會裏，以黨領政的中國共產黨掌握了所有的社會資源，而其黨官自然掌握了其轄區人民的升遷就業及生殺大權。
社會資源不外乎財富，權力，名聲與地位。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裏這些資源雖有關聯而也互相影響，但多多少少是各自獨立存在的。我們就以美國為例。華爾街可說是財富的象徵與中心，華府則可說是權力的象徵與中心，好萊塢則是名聲的象徵與中心，地位則多少存在於宗教界及學術界的手裏。在美國有錢不見得就能買到權力，地位與名聲。有權力也未必與財富，地位及名聲有緣。政要固然要找有錢人募款，也喜歡與影藝人員為伍，互相取暖，也喜歡邀宗交界人士如達賴喇嘛來訪，藉以提高地位。總的來說，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裏是沒有人能夠一把抓的。
三十多年前的中國是一個極為封閉的社會而使共產黨能全面控制。但三十多年前的台灣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1972年5 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而啟開了｢蔣經國時代｣。那一陣子對台灣來言是個動盪的年代。｢中華民國｣被踢出聯合國，尼克森訪問中國，日本與中國建交，及石油危機等等。在那種背景下蔣經國於1973年12 月16日，涵蓋了原本就已進行的一些建設而提出了｢十大建設｣。十大建設是一個以政治性考量為主的經建計劃。傳傳當時的財政部長李國鼎於蔣經國做此宣布時都未知有此計劃。一般咸認十大建設是蔣經國個人獨自促成的。無可否認的是蔣經國的十大建設改變了許多台灣人對他的印象。蔣經國不像他的父親蔣介石之沒有建設台灣而只吹誇要反攻大陸，他決定要在台灣推動建設。十大建設弊端固然不少。當時的中時記者陳婉真就曾報導，榮工處為了開鑿北迴鐵路隧道，以鉅額向國外採購大約翰開挖機。但卻因不會操作及該機器之不適用於台灣而報廢了。雖然有弊端，貪污，及以政治取向為主，但總的來說十大建設對台灣的經濟成長是加分的。十大建設是需要大筆經費的，若財政部長李國鼎都不知蔣經國要花費大筆錢的話，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就得靠蔣經國的｢募款｣能力了。
宣布十大建設後，蔣經國及其人馬就於台灣各地向各大公司行號進行｢募款｣工作。特務頭子出身的蔣經國當然知道各公司的財務情況而依此做募款數量的依據。募款的數目由大公司的億到小公司的百萬元。蔣經國的｢募款｣常以與大公司的負責人共吃早餐的形式出現。遽聞台南有間大藥廠的老闆在蔣經國的募款下開出了一張四千萬元的支票。蔣經國看了後知道對方錢財不只如此而要該藥廠的老闆加碼。在那戒嚴及白色恐怖的年代，情急的老闆改開成四億元，但卻也因而倒閉。傳此消息的人說若改成為一億四千元，則該藥廠應可以維持下去。
法國革命 (1789-1799) 推翻了舊體制(Ancien Régime) 而建立了共和。社會資源的掌握與分配也由舊的貴族體制轉手到自由、平等、博愛口號下的新的政治及社會體制。馬克思稱法國革命為資產階級革命。權力的運作由貴族轉移到新興的資產階級手裏。法國革命的思想也影響到了歐洲大陸政局的發展，並進而影響到往後的世界政治思維。在｢自由中國｣統治下的台灣，這個新思維顯然尚未生根成長。三十年前的中國，中共掌控一切。三十年前的台灣，雖然民間勢力如企業界慢慢崛起，但中國國民黨仍主掌一切。國民黨掌控了政權及社會的大部分資源，而也控制了大片的財富。錢不是賺來的，是｢污｣來的。其高官顯要個個飛黃騰達，腰纏萬貫。台灣解嚴已二十多年了，但情況改善多少？連戰家族是國民黨下的公務人員，但卻是億萬富翁。連戰家族只不過被點名到而已，國民黨內那個不是貪官污吏。越高官手法越高明，而也越知如何｢藏污納垢｣。在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下，入黨求官是掌控社會資源的主要途徑。台灣的新興資產階級是有能力去摧毀舊體制而建立一個公平的新體制的，但巴結及賄賂政要顯然是｢好辦事｣多了。嗜錢如命但缺乏理念的這些企業家可知，個人的好辦事代表了台灣的事辦不好。當蔣渭水 (2/8/1891-8/5/1931) 於1921年與同志成立｢台灣文化協會｣以推動台灣的啟蒙運動時，就於其｢臨床講義｣中為台灣島下了診斷：世界文化時期的低能兒。我們好奇的是：我們進步了多少。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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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ugust 6, 2015 by Ken Lee
教育是人權的重要一環。在各個國際人權組織與宣言裏，都強調教育的重要。要求能做到尊嚴，公平，參與，沒有歧視。國際的諸多人權宣言也都強調，教育的目的在於使孩童能得到人格的完整成長，強化對人權與自由的認知與尊重。
但在一個獨裁與極權政體裏，教育的目的不是啟蒙，而是洗腦的工具。用洗腦的方式製造出無知的順民以達到獨裁者的政治目的。這也是馬政權主導下的台灣教育部目前所在推動的｢課綱微調｣的目的。
目前馬政權的所謂｢課綱微調｣其實是個巨大的調整。它刪除了一些史實：如日本人早於荷蘭人據台時就已駐台以與中國經商，並發生與荷蘭人對抗的事實；也大大刪減了日本治台的那一段歷史；大大減少了原住民的歷史敘述；也刪除了228與白色恐怖的歷史。另一方面，新課綱強調台灣與中國的關聯。簡而言之，這是一部推動大漢沙文主義，抹殺少數民族及蔑視台灣歷史的教科書。尤有甚者，整個新課綱的推展過程都是在黑箱作業中進行，也違反正當的程序。這種開民主倒車的惡舉自然引起台灣學界與年輕學生的抗議。
從去年的太陽花學運之占領立法院，攻進行政院，到今年7月23日的青年學生攻進教育部。我們看到的是抗議學生的平均年齡越來越年輕。而7月30日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發言人林冠華之選擇於他生日那天死諫，更使這個反｢課綱微調｣運動帶上悲壯的氣息。林冠華之死讓我們想起了1989年4月7日，為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而自焚的鄭南榕。鄭南榕自焚那天，帶動拘提的正是7月23日下令逮捕攻進教育部的學生的中正一分局局長張奇文。令人納悶的是台灣解嚴已經二十九年了，台灣的政治社會固有進步，但國民黨的獨裁本質及其劣質的行事作風可有任何改變？顯然的，台灣的轉型正義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呼籲我們應重視台灣青年學生的教育人權。馬政權應撤回所謂的｢課綱微調｣，教育部長吳思華應立即下台並停止對學生的法律訴訟與騷擾。對於林冠華之死，政府應當扛起道義上的責任並做適當的處置。將來整個課綱的調整應依法訂程序，在公開的情況下進行。課綱固應由專業人士來制定，但也應因循合理合法的公聽程序來完成。教育下一代是屬於全國人民的責任，不屬於任何政黨，更不屬於那個強調中國人史觀而踐踏台灣人史觀的中國國民黨。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
201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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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ugust 6, 2015 by Ken Lee
台灣的藍綠對決不是什麼新聞，主權的爭議與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的對抗到底是台灣的根本問題。要說有新聞的是，一些本已被歷史定位為獨裁者的人，最近卻頻頻被重新包裝，而從新以民主先行者的角色出現，企求騙取人民的膜拜。而這些殺人獨裁者的徒子徒孫們，也於同時搖身一變而成為民主政治的信徒，並於社會上招搖撞騙起來。更有一些已走到政治道路上的末路而成為政治殭屍的，也不甘寂寞的有如湘西趕屍般的復活起來。這是蔣經國 (前者) 與宋楚瑜 (後者) 的寫照。
近幾年來蔣經國的形象一直被漂白。但台灣人怎麼會忘掉，高雄事件、林宅滅門血案、及陳文成事件都是在他任內發生的。他直接間接的都與這些暴力殘殺事件脫離不了關係。而那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 (5/19/1949 – 7/15/1987) ，也是在民眾抗爭不斷的情況下，蔣經國才於最後 (他死前六個月) 被迫解除的。在那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下，有四十萬人莫名其妙的被逮捕，刑求，入獄。有三千至四千人遭到槍決。蔣經國可曾為國民黨的暴政做過任何道歉？而於蔣經國當任中華民國總統 (8/18/1984 – 2/25/1987) 那段期間，為他搽脂抹粉而充當文化打手的正是宋楚瑜。宋楚瑜於那時當新聞局長兼發言人 (6/14/1979 – 8/24/1984)，國民黨文工會主委 (8/8/1984 – 2/25/1987) 。如今宋楚瑜不但沒有為過去的惡行惡言加以道歉，反而將那段時日形容為盛世，並以｢仁君｣蔣經國的傳人自居。那麼，我們就以兩三件事來看宋楚瑜在那段時日的表現吧。
你的人權，我的霸權
1979年 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一個人權日的和平遊行，對國民黨而言卻是用之以暴力鎮壓，及羅織罪名以逮捕當時黨外人士的大好機會。大逮捕後聯合報的標題是：｢高雄暴亂事件外人歪曲渲染，新聞局長嚴正駁斥惡意謠言，呼籲痛定思痛記取教訓，認清環境信任政府，勿因陰謀份子濫用民主而對民主起了懷疑｣。宋楚瑜在國民黨的會議中說明｢高雄事件發生之後，陰謀份子大放獗辭，造謠生事，惹是生非，使外國人對我國產生不少的偏見與誤會｣。宋楚瑜指責外國的新聞報導是嘩眾取寵的新聞 (yellow journalism) ，充滿了白種人的優越感，認為黃種人沒有訴諸於司法的能力，因此先行代為審判。西方媒體寧可相信白種人的謊言，不信黃種人的真話。寧可相信一個人的謊言 (註：指艾琳達的言論)，而忽視一百八十三個證人的證言，也不聽一千七百萬人的心聲。宋楚瑜還去信外媒抗議，但一些外媒如《新聞周刊》都支持 (stand by) 他們原來的報導。隔年，宋楚瑜在耕莘文教基金會發表演說，批評高俊明牧師獨獨愛護施明德一人，而不去慰問被打傷的一百多名憲警，這算什麼愛心？
三打周清月
1981年的陳文成教授遭到國民黨謀殺一事，震撼了台灣社會, 也震驚了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當時的美國全國電視台NBC 由主播John Chancellor (7/14/1927 – 7/12/1996) 報導了陳文成回台卻神秘死亡的新聞，也報導了國民黨在美國的校園間諜問題。新聞中也訪問了新聞局長宋楚瑜。當時宋楚瑜那一副教訓人的天朝嘴臉倒也使美國人大開眼界。國民黨的新聞局不外是用之以控制媒體的，那時的宋楚瑜就針對美聯社的駐台記者周清月開了刀。
陳文成被國民黨謀殺後，陳文成以前的同事狄格魯特教授 (Professor Morris DeGroot) 與刑事鑑驗專家魏契 (Dr. Cyril Wecht) 來台了解事件。他們兩人在清華大學教授沈君山與法醫方中民及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陪同下，到第一殯儀館去調查陳文成的死因。周清月後來訪問了陳庭茂而寫下魏契做驗屍 (autopsy) 的報導。宋楚瑜堅持只是審視 (view) 屍體，並非驗屍，要周清月更正。周清月說要引用宋之詞，或訪問陳父，或驗屍的美國人以做更正。但宋楚瑜不但不准，反而取消了周清月的採訪權。
周清月當時曾訪問魏契與狄格魯特，但他們兩人害怕會危及他們生命的安危而不願多說。只答應周清月他們離開台灣後會與她聯絡。兩人離開後於過境夏威夷時，狄格魯特打電話給周清月說明魏契法醫有做一些切割以確認死因，並不是審視而已。
那時的黨外立委康寧祥，張德銘與黃煌雄，曾在立院就周清月被吊銷採訪權一事，向宋楚瑜提出質詢。宋楚瑜大聲說，美聯社的報導是外國殖民主義再度想陰謀操縱中華民國的證明。宋誓言要保衛台灣，不讓外國勢力得逞。
在台灣被吊銷採訪權後，周清月遭到國民黨的監聽與監視。隔年，國民黨悄悄的答應周清月要恢復她的採訪資格，但要美聯社及她都不能對外宣布。 1983年，周清月被美聯社調到印度。在離開之前，宋楚瑜還召見她，說一切都是誤會。 1986年周清月被調回台灣擔任美聯社台北辦公室主任。但在宋楚瑜的壓力下，只上一天班的她就被新聞局說她的資格從未正式恢復。周清月只好號離開台灣。
解嚴後的2003年，半官方的｢台灣民主基金會｣於12月10日人權日舉辦｢國際友人對台灣民主與人權奮鬥的回顧｣。原本要周清月就｢國際媒體的角色｣一題於會中發表演講。但怕影響2004年總統大選的宋楚瑜與親民黨立委，於立院就｢台灣民主基金會｣的預算問題，杯葛她的返台與會。周清月不得來台，只有改以書面文章 (Tina Chou: A Political Death and a Media Casualty) 發表她的經歷和看法。
三度封殺周清月。為什麼？依周清月於事後所寫的一些文章來看，她認為原因有如下幾點。她是第一個外媒派來台灣的本地人 (她父親是華南銀行經理，支持黨外)，在全為大陸人掌控的新聞局中，一直對她存有戒心。周清月也提及在報導台灣的社會及經濟的文章中，她曾報導過台灣人對戒嚴法的不滿，而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而在一個台美人政治學者訪台談論台美關係時，她也為他舉辦了一場外媒的晚宴。用該教授的標題｢台美關係｣，而非｢中美關係｣，使新聞局相當不悅。在陳文成事件的同年，台灣空軍少校黃植誠駕駛F5E戰鬥機投共，同機的許秋麟不願投共而於東引島跳傘。國民黨的官方說法是迷航，不是投共。但周清月有她在空軍的消息來源而於記者會中質問，也引起新聞局的不滿。
國語歌仔戲
宋楚瑜要給人的是一個開明、親民、本土、有能力、願意苦幹的形象。但他在任新聞局長及國民黨文工會的主委時可不是那麼一回事。那段時日宋楚瑜大量壓抑言論自由，極力抹殺及滅絕台灣文化，而對外媒也一再要求｢端正視聽｣。
從他當代理及正式的新聞局長後，每個星期都與警總，調查局，憲兵司令部，警察局及國民黨文工會等單位參加警總的｢書刊調查小組｣。在那段期間，被迫停刋的雜誌有四十多本，被查禁的書刊雜誌不計其數。他也向外媒説：黨外雜誌在政治的看法與推測走偏鋒，連一些不宜討論的都搬出來討論。
打國民黨民族壓迫政策先鋒的宋楚瑜一伙人，於1982年修正｢廣電法｣。訂定｢方言應逐年減少｣的方針，用意就在於打壓台灣話 (福佬話) 與客家話在台灣化中的角色。 1983年相關法令設定後，壓抑本土文化的政策便正式上道。也因而產生了｢國語歌仔戲｣與｢國語布袋戲｣的怪現象。
宋楚瑜變了嗎？
人是會變的，而事實上人是不斷的在改變的。因為在一個無常 (impermanent) 的世界裡，變也是唯一不變的事實。但人的本性是很難改變的，會改變的大都是被迫的。從當年的極權統治的維護者到如今滿口民主、親民、本土。宋楚瑜變了嗎？
當年指責外媒為｢白種人優越主義｣，｢外國殖民主義想再度操縱中華民國｣的宋楚瑜，在2004年的總統大選失利後，與連戰共同召開國際記者會。在會中用不很靈光的英語訴求於外國媒體。而同時也向扁政府擺出逼宮與政變的態勢。最近十幾年來，宋楚瑜勤跑北京。會中國政要，祭黃帝陵，謁中山陵。宋楚瑜變了嗎？一個人的行動說明一切。不是你說你是什麼而大家都會相信的。宋楚瑜及馬英九等國民黨高幹之流，信仰的是敵視西方自由民主文化的大漢沙文主義。到美國混個文憑不過是掛個自由民主開明的假面具罷了，骨子裡是仇視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的。
當年打壓言論自由，企圖滅絕台灣本土文化的宋楚瑜，後來也講起台灣話來了。與馬英九心結頗重的他，目前也｢支持｣被馬英九極力打壓的所謂國民黨本土派來了。但一般國內外的學者及媒體都知道他是強烈反對台灣獨立的。宋楚瑜對統一的看法與一般藍營人士一樣，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他不是淺藍, 而是深藍。
但宋楚瑜也變色了。由當年的｢藍得發黑｣，轉而成為橘色 (親民黨)，而最近又與那已國民黨化的民進黨搞合作關係，而開始染上一點綠色了。由藍轉橘再加綠，但其｢中華民族｣的藍骨是一致的。而其一再不變的也就是對權位的追逐。一生在宦海打滾的宋楚瑜，早年的權位都是蔣經國｢恩賜｣的，他有能力贏得選舉嗎？
幾乎每有大位必爭的宋楚瑜，於2000年， 2004年，及2012年都參與總統副總統的大選。 2012年那次只得到2.77% 的選票。 2006年他也參與了台北市長的選舉，但只得到4.14% 的選票。 宋楚瑜一生唯一的勝選是1994年的第一屆台灣省長選舉，得到56.22% 的選票。但那一次的勝選卻也不是全然公平的。因為那時宋楚瑜已任職了一年多的官派台灣省政府委員，占盡了現任省長的優勢與國民黨浩大資源的支持。
宋楚瑜於省長任內（官派， 3/20/1993 – 12/20/1994。民選，12/20/1994 – 12/21/1998）最為人樂道的是，他跑遍了全台灣的每一個鄉鎮村里。他看過的台灣比絕大部分的台灣人所看過的都要來得多。這麼一個看遍台灣而也說他愛台灣的人，怎麼會反對台灣獨立呢？很顯然的，他無心無意，也不願意去了解台灣人的心聲。當你無心無意但卻說你愛台灣時，那自然成為一個空泛的口號與無意義的呻吟，有如妓女叫床一般。妓女要的是你的錢，楚瑜要的是你的票。修正：楚瑜兩個都要。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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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ugust 6, 2015 by Ken Lee
如果沒有錢財的流通那來貪腐的問題。有錢財的流通而無愛財的人性，貪腐也無從產生。｢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錢是身外物｣，這些都是我們常聽到的有關人們不應太重視錢財的勸句。但有這些勸句的存在多少也反映出人們對錢財的重視與執著。若說愛錢是人類的通性可能不為過，但顯然的不論在個人上或文化上都有所差別。有些人好像特別愛錢 (或不太重視錢財)，而有些文化也似乎特別愛錢 (或不太重視錢財)。對從事台灣社會政治運動者而言，我們不免好奇：台灣人愛錢嗎？任何政治社會運動都需要金錢的運作，但若過於重視金錢的話則很可能不但會阻礙，嚴重的話還會摧毀整個政治社會運動。
所以會有這個提問，說來不外乎源於後藤新平 (1857-1929) 的｢治台三策｣。1927年2月20日的《台灣民報》有一篇菊仙 (黃旺成，1888-1978) 所發表的｢後藤新平的治台三策｣。文中指出曾任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於研究台灣人的文化後，發現台灣人有三項弱點可好好的利用以利統治。這三項弱點是：一，台灣人怕死，所以要用高壓手段；二，台灣人愛錢，可以用小利誘惑；三，台灣人重面子，可以用虛名籠絡。這個後藤新平的｢治台三策｣也就於台灣人的政治社會運動中被廣為引用。但說起來這個說法的被廣為引用，無論對後藤新平也罷，對台灣人也罷，都是不公平的。
先說後藤新平吧。在台灣的現代化過程中，說他是最重要的一個人也可說不為過。1898年，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 (1852-1906) 重用後藤新平為台灣總督府的民政局長。這個職位是僅次於總督的。加以兒玉兼任其他職位而大部分的時間都不在台灣，使後藤成為實質上的總督。本身是學醫的後藤新平於1892年留學德國。那年是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掌權20多年後下台的那一年。俾斯麥對德國民族主義的推動，工業化的促進，國家社會主義的實施，及擅長於地緣政治的運作，料必對後藤有所影響。後藤治理台灣強調的是生物學的原則。名字雖說是生物學，但依今日的眼光來看，是比較文化學的研究。也就是說用廣收證據，及用假設與求證的態度來做對社會的治理。那時他引進日本優秀的學者來成立｢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以完成對台灣社會的了解。後藤了解台灣被清廷視為化外之地，也如此自治能力較好。他廢除了用軍隊、憲兵與警察管理的｢三步驟警備法｣，而只用警察做治理。強調總督府只在監督，而警察的職務在於治理台灣，並非征討台灣。後藤也進行了土地調查，推動農業的開發，戶口普查與戶口制度的建立，公共衛生的推動，教育的推廣，鐵公路及海港等交通建設的進行，及基礎設施的建設。後藤請了一個蘇格蘭的工程師威廉‧波頓 (William Kinninmond Burton, 1856-1899) 在台北建立自來水系統及衛生下水道。波頓雖然於1887年就被日本邀請到日本從事衛生工程的建立與教育，但他在台北的建設是比當年東京的衛生系統都要來得廣泛。1904年台灣的財政已完全自主，1909年台灣的縱貫鐵路已完成。在台八年又八個月的後藤新平可說為往後的台灣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如前所述，我們目前所知的後藤新平的｢治台三策｣都是由黃旺成於1927年的那一篇文章所來的。後藤有沒有如是說，或是說全文如何，筆者無從考證，但可以確定的是用這麼一個說詞去框架後藤新平是有欠公平的，多少掩蓋了他的其他作法與成就。而同樣的，用這一說去框架台灣人也是有欠公允的。好像說台灣人都是愛錢、愛面子而怕死的。
住美國的一個好處是幾乎全世界各種不同文化的人都有。在與韓國人來往的過程中，發現許多韓國人為追求蠅頭小利真的可以命都不要。而在死要面子上可不下於中國人。相較之下，台灣人在愛錢及要面子上可說大不如中國人與韓國人，或其他文化的人。西方文化也有對猶太人是個愛錢民族的刻板印象 (stereotype)。就說台灣人愛錢，料也不如猶太人愛錢來的有名。當然這種論述都是信手拈來，在沒有一個完善的研究及調查之前都將只會是一個口水戰而已。我們所能說的只是若後藤有此治台三策，則不代表他若於不同的國度不會有治韓三策、治華三策、治越三策….等等。這個｢治Ｘ三策｣不會只適用於台灣而已。
但我們也不能說台灣人不愛錢的。台灣的經濟發展、人民的善於理財與高儲蓄率，大都是這種愛錢文化所推動出來的。但台灣人也為此付出很高的代價：環境的汙染，建康的損害，傳統社會的崩解，及人際關係的疏離等等。金錢也許買不到長壽、健康、情感等等。但你若逆向思考的話，金錢確實是可以買得到壽命、健康、情感等等。也就是說你若較少汲汲於利的話，你將較有時間處理自己的健康問題，改善人際關係及家庭生活等等，而當你自己較有時間照顧自己時，自然代表了延壽的事實。
後藤出身日本貴族，成長於明治維新時期而多少被那個時期的氛圍所朔造：內憂外患，舉國極力於富國強兵，及國家社會的建設。留學過德國的他較可看出台日間的同異處。若有｢治台三策｣一說，則不難看出是他對台日比較文化學的定論。他對人生的看法可由他留下的名言看出：｢下焉者於死後留金錢；中焉者於死後留事業；上焉者於死後留名望｣。(金を残して死ぬ者は下だ。仕事を残して死ぬ者は中だ。人を残して死ぬ者は上だ。)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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