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清朝末年固然外患迭起，但更要命的可能是內亂不斷了。而內亂也反映出了清朝的無能治理中國。

在19世紀的後半年，最大的內亂不外是造成兩、參千萬人死亡的太平天國運動了（12/1850-8/1864）。這個與基督教有關聯，而有兩名美國傳教士（美南浸信會羅教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 1802-1871，與Edwin Stevens, August 1802-1/5/1837。Stevens 給洪秀全梁發所寫的《勸世良言》）直接或間接被牽扯進去的「運動」，是由洪秀全（1/1/1814-6/1/1864）所領導的。太平天國的平息最後受到英法美的協助，清廷才得以平息戰亂。另外幾個內亂則與伊斯蘭教有關。看來大都源於漢族對回族/伊斯蘭教徒的迫害所引起。以雲南的回族來說，他們遭受到不斷湧入的漢族的排擠與屠殺，在屢次上訴清朝官員而沒得到回覆後，最後爆發了雲南回變（Panthay Rebellion），也稱杜文秀起義。他們建立了一個維持十多年（1856-1873）的平南國。而在約略同時的陝西甘肅一代，也爆發了東干族起義（Dungan Revolt, 1862-1877），又稱同治回亂。在中亞方面，則因沙俄與英國的角逐中亞而引發了阿古帕（Yaqub Beg）的回亂。最後由平息同治回亂的左宗棠於1876-1878年間將中亞回亂控制下來，而於1881年與沙俄簽了聖彼得堡條約（Treaty of St Petersburg），劃清了中俄邊界而建立新疆。

由這些內亂與基督教及伊斯蘭教有關來看，我們多少也能夠了解當今的中共為何視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為洪水猛獸了。當今的中共不只迫害基督教徒，關押百萬維吾爾人，也迫害已漢化的回族。但歷史的教訓是，是先有鎮壓而後人民才反抗的。中共顯然不願去面對，或不了解這個簡單的邏輯與事實。

不了解官逼民反這個簡單的事實，也說明了中共的所謂「百年國恥」的片面性。中共無法客觀的了解與分析歷史的演變，不願去了解境內少數民族的文化與想法，也不尊重不同的思想與看法。在在都顯示過去的問題到如今都一直存在。而在另一方面，中共在倡議「百年國恥」的同時，可否曾去分析探討，中國千百年來欺壓鄰國非漢族，而所造成的鄰國「千年國恥」這個問題。事實顯示，中國的鄰國大都不是有如中共般的自怨自艾，而大唱｢千年國恥｣的。他們也不哀嘆「都是別人的錯」，而自怨自艾的指責他人。但那不代表那一段歷史的不存在。

越南與中國是有兩千年的對抗經驗的。今天越南的反中也不只是源於南海之爭而已。在1946年3 月6 日 策略性的簽下「六三協定」，由法國取代國民黨駐留越南後， 胡志明 說：上次中國人來一呆就是一千年。 … 如果中國人留下來，則他們 永遠不會離開。我寧願多聞法國屎五年，也不要 一輩子吃中國屎。

中國可說一向沒有善鄰，但自認為是愛好和平的中國人並不自知，或寧願不知。在大漢沙文主義的思維原則下，漢族對異旅一向以動物或昆蟲之鄙稱為名：如夷、狄、羌、吐蕃、胡、戎、閩，…等等。在大漢沙文主義的眼中，非漢人不是人。而漢化的異族也都「數典忘祖」的跟隨漢人打壓異族起來。中國的歷史是一部打壓異族的歷史，但一向擅長於為自己擦脂抹粉的漢族可不這麼看。我們就以鄭和下西洋（1405-1433）為例來看。

鄭和下西洋所為何事？最多的傳言是為了尋找失蹤的建文帝。後來所言的「耀兵異域，表中國富強」，「遍歴諸番國，宣天子詔」，而更有人說是為了促進中國與‘西洋’各民族的交流融合，鄭和是個幫助友邦並引進貿易與繁榮的親善大使。對這些說法，有歷史學家指出這是中國人的理想化，並非歷史事實。事實是經由征服與移民，而將馬六甲（目前的馬來西亞），爪哇與越南臣服了，斯里蘭卡也受中國的影響（Howard W French: Everything Under the Heavens: How the Past Helps Shape China’s Push for Global Power）。

漢族自認為是天下的中心，有諸多發明。但在西元450年左右中國剛崛起時，他向南方學習了許多科技（有如今天的盜取科技）：向柬埔寨學得水稻的栽培，也學到了馬來人的造船術與印度的染布（Edward Friedman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以中國人今天之盜取西方科技，而厚顏無恥的轉而登記為自己的專利來看，中國人是不會承認外來文化對他的影響的。在大漢沙文主義的思維下，他是天下的中心，而萬邦都應來向他朝貢。清末的內亂也說明了漢族/滿族之缺乏對不同民族與宗教的了解與尊重，不了解應與他人平等對待。一部中國的歷史也可說是一部漢族擴張、欺壓、毁滅他族、摧毁不同文化的歷史。

19世紀也受到列強欺壓的日本早已翻身而向前行進了。歷史上被中國趕盡殺絕的各族也都往前看的前進了。欺殺異族千年，而只於上世紀因自己沒有去面對自己內部的問題，所以遭受到列強兵臨城下的逼簽了不平等條約的中國，如今卻像個小媳婦般的哭訴「百年國恥」。台灣人因過去慘澹的歷史也曾打過悲情牌。悲情牌有其效力，但也有其極限。中共的這種「悲情牌」一來打錯對象（以滿清為主）；二來缺乏歷史的架構分析與內省；三來不明白可能引來的副（負）作用。其結果將只會引來一波又一波的「百年國恥」，而成為心理學上所稱的「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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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是打打和和而最後簽訂條約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0/8/1856-10/24/1860）本也應該如此。當英法聯軍打下廣州後揮軍北上，進逼北京，而於1858年5月扺達天津時，清國被迫與英法簽下了天津條約。同意外國使節在北京設立大使館並建立官邸，同意外人在中國內地的旅遊與基督教的傳播。1858年6月簽下天津條約後，英軍於同年夏天由天津撤軍。當隔年（1859年）6月，英法使節回到天津要進入北京正式簽署天津條約時，清國拒絕履行原本已同意的條約。不但如此，清國且扣押前往溝通協議的40多名英法使節與相關人員（包括泰晤士報的記者Thomas William Bowlby）。

淸國的反覆無常導致戰爭的重啟。後來帶著愛妃（將來的慈禧太后）逃到東北的咸豐皇帝，將北京的防衛交由蒙古親王僧格林沁（Shengge Richen）去處理。但僧格林沁顯然不是英法聯軍的對手。 1859年10月8日，英法聯軍已抵達，但尚未佔據北京城。這時，英法聯軍的總指揮額爾金伯爵（8^th Earl of Elgin），方由首先被釋放的英國使節巴夏禮（Henry Smith Parkes）口中，了解到被抓去當人質的英法使節的下場。額爾金伯爵的震驚與憤怒，決定了圓明園的命運。

當時先抵達圓明園的法軍已開始做「收藏」的工作。在那軍人沒有什麼收入的年代，搜刮財物是軍人的收入來源之一，而也用來做傷亡軍人的補償與家族的撫卹。那是那個年代歐洲的正常行事方式。而國民黨到戰後也都如此（看二二八事變中的搜括，不是只有濫殺而已）。這種搜刮圓明園寶物的行為也無異於40年後八國聯軍的大舉搜括。後來扺達圓明園而參與搜刮工作的英軍也可以說是遵循那種「傳統」。但在那個時候，英法聯軍總指揮額爾金由釋放的使節中聽到了令人震怒的消息：有一半以上遭扣押的使節人員遭受到清國的凌遲至死，屍體難以辨認，也有被肢解的。這種難以想像的殘殺使節的暴行，引起額爾金的震怒而下令燒毁圓明園。

額爾金的理由是：摧毀圓明園是對清國所犯下的殘暴惡行的一個嚴肅的報復（a solemn act of retribution, the horror and indignation.…with which we….were inspired by the perpetration of a great crime）。他說，將沒有任何人會留血，但會摧毁皇帝的自尊與感受…清國將不會忘記即使在遙遠的中國，英國人的權益是不容侵犯的. …將摧毁清皇的天下優越感…讓中國人了解到他們所認為的皇帝擁有天下主權的荒謬（…no blood would be spilled, but an emperor’s “pride as well as his feelings,” would be crushed….that the British Crown would not tolerate having the rights of Englishmen violated, even in faraway China….Reducing the gardens to ruins was “the strongest proof of our superior strength” and “served to undeceive all Chinamen in their absurd conviction of their monarch’s universal sovereignty.”）（Orville Schell and John Delury: Wealth and Power –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火燒圓明園本不過是19世紀以來中國與西方列強交會衝突的一個插曲之一，本會漸漸被淡忘。但在要推廣「愛國教育」的中共眼中，這可是一個宣傳西方列強如何欺負中國的大好機會。將火燒圓明園宣傳成為西方列強羞辱中國的原點（ground zero），而也同時宣傳只有中共才能抵禦外侮。中共透過圓明園的遺址、電影、文化宣傳、教育，及宣傳歐洲人仍在拍賣盜竊古物的新聞，來引起中國人的憤怒（Chris Bowlby: The palace of shame that makes China angry. BBC magazine, 2/2/2015。Chris Bowlby是當年殘死於清國手中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Thomas William Bowlby的後代）。中共既然要拿火燒圓明園來引發仇外的愛國情緒，中共自然要明白其意義及可能的結果，也要自食其果。

清朝對漢族來說是個滿人的異族統治。要不然也不用說有早期鄭成功的「反清復明」，及後來孫文所提的「趨除韃虜」了。而也不會有清末時期日本對中國人的鄙稱「清國奴」了。英法聯軍打中國固然有錯誤的假借理由及不當處，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行徑。但在這些不當中，「火燒圓明園」卻是有其正當性的。它所針對的是清國殘殺使節的野蠻性，而其動機也只在於針對咸豐皇帝的自尊、自大與感受。但如今的中共卻要站出來為當年欺壓漢族的滿族皇室做辯護， 替咸豐皇帝叫屈。這不是永遠的「清國奴」是什麼。再說，在英法聯軍進入北京展開搜括之前，因官員的逃離北京，有些北京人已開始先行搜刮了。到了60年代，文革的紅衛兵在「反封建」的旗幟下大肆破壞古物（包括圓明園在內），但可有任何官方的譴責，或是任何官員與民間學者出來做指責。將「火燒圓明園」視為「百年國恥」的焦點之一，突顯了中共的歷史觀—片面曲解歷史，掩蓋歷史事實，最終的目的乃在於是，為了鞏固中共政權做無所不用其極的宣傳統戰工作。但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為當年的「腐敗滿清」做辯護及維護的工作，只不過突顯出了中共的「愛國教育」只不過是個奴化教育，而也只能教養出一批又一批的奴才而已。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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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很清楚，鴉片戰爭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是否認定清國是不堪一擊的。但以清國之大而且是居於地利，不若東印度公司之需要遠從英國或印度取得補給來看，英軍料也不敢掉以輕心而孤注一擲。但甜頭吃到了，人總是會貪婪無厭的。不要說是英國，歐美各國看到鴉片戰爭的結局，也都覺得有機可乘而手癢癢的。

當1856年，清國截獲一艘中國的海盜船時（Arrow，亞羅號。亞羅號有英國的登記證，但是已過期。英國用登記證的方式賺清國中間商買辦的錢），海盜船的船長向英方報告中方取下英國船的旗子。英方因此向清國興師問罪而炮打廣州城。這也開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0/8/1856-10/24/1860）。由於法國有一名傳教士，在不准傳教的廣西傳教而遭處死，法國也因而「插會」式的參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因而也稱為英法聯軍，也稱為 Arrow war（因被捕的海盜船亞羅號 而名）。在戰爭期間美國海軍也試了火力，而在戰爭結束後沙俄也「分了一杯羹」的得到了烏蘇里江以東的土地（包括今天的海參崴）。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對當今的中共最具宣傳意義的是「火燒圓明園」（後文討論）。在戰後簽訂的兩個條約中（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更多的港口被迫開港通商（包括台南、淡水）。另外，清國要賠英法八百萬銀兩；割讓九龍給英國；鴉片合法化；基督教可自由傳教，可以買土地的產權；英國船可用之於運載華工到美國。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果之一是大量西方傳教士的縱橫中國。傳教士與中國的基督徒也與一般民眾不斷地發生衝突—稱為教案。據估計到八國聯軍之前，全中國約有四百件教案（參見話仙專欄：義和團及其效應，太平洋時報， 8/20/2015-9/17/2015）。這種衝突也成為日後八國聯軍的導因之一。

第二次鴉片戰爭20多年後爆發的中法戰爭（1884年8月–1885年4月），雖然戰爭的結果是雙方不相上下，但結局的天津條約是清國承認法國為安南的保護國。

甲午戰爭（也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7/25/1894-8/17/1895）的勝負就很明顯。結果是清國承認韓國的獨立，割讓台灣，（原本包括遼東半島，但被德、法、俄，三國干涉而放棄），並答應賠償兩億銀兩。

甲午戰爭後，清國日益衰弱而國庫也空虛，在求外貸下逐日陷入債務危機。虎視眈眈的沙俄、德國、英國、法國，也趁機取得了占各地要衝的租借地—德國租青島與膠州灣；法國租廣州灣；英國租威海衛與新界；沙俄則漸漸的將其手，尤其在八國聯軍後，伸入東北。

甲午戰爭的四年後，中國爆發了義和團拳亂，濫殺德日公使與迫害外國傳教士，破壞教堂，而引來了八國聯軍攻北京（11/2/1899-9/7/1901） 。八國聯軍後的辛丑條約限制了清國的武器進口，外國使節的駐軍也增加了，而清國也得賠十一國共四億五千萬銀兩，所謂的庚子賠款。八國聯軍後的清國可說已如同行屍一個，最終走上了滅亡的途徑。

清國倒台後的群龍無首下，造成了有國際聲望的孫文之中華民國的建立。但在內鬥持續加烈及軍閥割據下，最後引來日本的逐漸鯨吞蠶食中國，而於1937年7月7日爆發了第二次中日戰爭。

二次大戰的爆發拯救了當時孤立無援的國民黨，美援及軍援大量湧入中國。但在缺乏內政改革及狐假虎威的抱住美國大腿，而於戰後宣傳有名無實的「抗戰勝利」後，到頭來還是因缺乏實力而遭到中共的將其趨出中國。但是，因為二次大戰中的聯盟關係，中華民國時期卻也廢除了所有不平等條約。只是，這些成果都不意外的被中共泯滅掉了。

勝利在手的毛澤東於1949年9月1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發表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著名談話。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宣稱：「同胞們，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看來，過去一百年來清國所遭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戰敗與喪權辱國可說是告了一段落。中國人是否就有如毛澤東所說的站起來了。列強也許不再侵略中國了，但當年統治中國而欺壓漢族的滿族皇親國戚是否就此消失了？

1905年，孫文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口號。口號只是口號，孫文等同盟會人員是沒有能力推翻滿清的。最後推翻清朝的是列強的一再攻打，賠款與剝削下的結果。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沙俄帝國，奧圖曼帝國，與奧匈帝國的崩解一般。再說，滿清真的被推翻了嗎？清廷倒台後所建立的民國，及後來的人民共和國，都明顯的急著要當｢韃虜｣起來。有若媳婦熬成婆一般，他們急著殺回清廷倒台後已獨立的西藏、新疆、與蒙古。也不只在「天朝版圖」上的表現如此，在「法統」的傳承及歷史的延續上，今天的｢新中國｣實在無異於當年的舊中國，談不上有什麼脫胎換骨。在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下，最明顯而突出的例子是「火燒圓明園」的意義。當年的圓明園突顯出了滿族皇室的欺壓漢人，是個異族奴虐的表徵。如今卻於中共的擦脂抹粉與宣傳下，成為西方列強欺壓中國的歷史證據與表徵。為滿族皇室叫屈的當今中共領導人可真成為了當年滿清的皇清國戚，真可說是延續了滿清的「法統」。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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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人而言，他們的現代史觀分界點，常常是基於鴉片戰爭之前與鴉片戰爭之後。意思是說，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是天下的首富首強。這個天朝愛好和平穩定，而成為各國朝貢覲見的對象。但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遭受到西方列強及新興日本的不斷侵略，而遭受到百年多的羞辱。在這期間，中國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國土，也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這個｢百年國恥｣一直到「抗戰勝利」（二次大戰的結束）後才結束。尤其是在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後，中國才建立成一個世界強權。中國人的要務是不容許這種國恥的重現，而中國也要回覆他原本為天下中心的地位。而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捍衛中國，重建國威。

用所謂的「百年國恥」做為中心論述，看起來簡單扼要，而容易引起中國人的共鳴。但這個論述有多少真實性？而這個論述的功用與成效（對內與對外）如何？在中國的教育界、文化界、及政治界不斷宣傳「百年國恥」（尤其是日本的侵華）下，我們不能不對這個議題/問題掉以輕心。因為這種論述是目前頗引起國際困擾的，中國的超強民族主義（hypernationalism），問題的來源。

嚴格而言，中共的崛起之初也靠了民族主義（參見Chalmers Johnson的日本侵華期間中共領導的所謂”農民民族主義”peasant nationalism的論述，及之前的五四運動也是基於民族主義）。但這個所謂的｢百年國恥｣的擴大宣傳，及伴隨而產生的中國超強民族主義，還是1991年以後的事。

中共建國之初，為了要引進日本的工商投資及科技，避不談過去戰爭中的問題。但在鄧小平的推動改革走上現代化（走資）後，共產黨本身的意識形態受到了挑戰。在後來的東歐共產政權的一一垮台與蘇聯的解體後，尤其是在天安門事變後，中共不但遭到了意識形態的危機，更遭到了生存的挑戰。許多西方學者都注意到中共在1991年後才開始加強推動愛國教育（William Callahan: History, Identity, and Security: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Nationalism in China，及William Callahan: Humiliation, Salv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與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的著作）。這種愛國教育目前已深入中國各界，受影響最深的尤其是1991年後受教育成長下的年輕一代。也就是說，中共的這種超強民族主義會持續「凌虐」一段時日，這是我們要好好去面對並思考解套之道的。

那麼，中共的所謂｢百年國恥｣（Century of humiliation）到底所指為何？有多少事實或真實性？而這又反映出中國人的什麼心理因素與文化架構的背景？

美國是於一次大戰前躍居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在十九世紀之前，印度的蒙兀兒王朝與清國是全球兩大經濟體。以1820年前的估計來看，蒙兀兒王朝的GNP約為1114億國際美元，清朝約為2286億國際美元（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2006）。於清朝年間，中國的人口也約增加了三、四倍而約有四億多人。當十五世紀的航海時期（age of discovery或age of exploration）開始時，歐洲人到亞洲所要的是香料（印度、東南亞），茶（印度、清國），陶瓷與絲（清國）。到美洲則為的是搜刮黃金、白銀，與殖民。當年的清國有歐洲人要的茶、陶瓷、與絲，但自給自足的清國不覺得歐洲有什麼他們所需要的。也因此，在清朝只限制廣州為單一貿易口（Canton system，一口通商）的交易下，英國每年流失360萬磅的白銀。不堪貿易逆差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於是想出了｢刺激｣中國人需求的方法—鴉片。鴉片原本也是傳統漢醫的藥材之一，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本也有出口到中國，現在只不過是大量｢擴大外銷」罷了。結果是造成社會的頹廢與凋敝。在這種背景下，目前被中國人視為民族英雄，但一些歷史事實尚有待考證的林則徐之「虎門銷煙」，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9/4/1839-8/29/1842）的導火線。

鴉片戰爭中，有37艘船（一說44艘），而軍力不到兩萬的英軍，卻能由珠江、湛江、打到長江，而擊敗了有22萬兵力的清軍。靠得不外是新科技的船堅炮利，與現代化下訓練出來的軍隊（英軍中有7000名英國用歐洲制度訓練出來的印度軍人）。戰爭的結果是簽下了被中國人稱為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的南京條約。英國政府的外交部及台灣的故宮博物院都保有原來的版本。

南京條約除了割讓香港給英國，清國賠英210萬銀圓外，也開放五口通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清國的關稅基於英國的利益而定，也給予英國最惠國待遇，及治外法權。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過程與結果，使世界各國看到一個由遠方來的小國英國，竟然能擊敗東方大國的清國。鄰國的日本是剉的等。果不其然，鎖國200年（1633-1854）的日本於1854年3月31日被迫開港。1858年簽署了喪權辱國的安政條約，開放五口通商並予外人治外法權。這刺激了後來的明治維新（1868-1912）。另一方面的歐美各國看到了清國之不堪一擊，而看來是有大利可圖，也都參與了進軍中國以做瓜分中國的準備。而到最後，連當年是同病相憐的日本於明治維新後，也都參與了對中國的角逐。第一次鴉片戰爭也因而成為這一系列侵華戰爭的第一幕。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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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個國土廣大，資源豐富，而且具有豪邁山河與秀麗景觀的國度，而自然的，穿越美國各地的Amtrak也會看到一些美麗的風景。那一條路線最美，依人而異，但也都有共識所在。 筆者搭Amtrak的經驗不算很豐富，不能評斷。因為各路線都有各路線的特色。如由洛杉磯到芝加哥的路線（Southwest Chief）讓你體會由美國西南區（Southwest）的綠漠岩構景色慢慢地進入中西部的廣大無垠的良田。但在我有限的行程中，印象較深的是由洛杉磯到西雅圖的路線（Coast Starlight），與由芝加哥到奧克蘭（Emeryville，接駁到舊金山）的路線（California Zephyr）。

Coast Starlight全程2216公里（1377哩）。火車行駛要34小時44分鐘，兩天一夜。這條路線沿著南加州與中加州的海岸行駛，進入內陸後由北加州開始慢慢地爬升到5000呎（1500公尺）左右，進入奧勒岡後就走下坡地。在南加州及中加州那一段因為沿著海岸線走，頗為迷人。對在加州看慣海洋的人而言可能覺得較沒什麼。但在車上用餐看海景或日落還是別有一番享受。一般而言， Amtrak的餐點種類有限，但品質還不錯。Coast Starlight每天一班車，由洛城出發是早上10點左右，到西雅圖時一般是隔天晚上八點。笫一天入夜時，一般都在爬山（Siskiyou Mountains）。筆者第一次坐這班車時是坐普通座位，在火車後面。在黑夜中看著火車頭不時鳴笛而緩緩爬山前進，旁邊是黑夜的森林，真猶如迷夢一般。到凌晨時火車大都已登上高山處，沿著山谷前進，而環繞著那時（四月）山頂上都還是一片白雪的夏斯達山（Mount Shasta， 4321.8公尺，14179呎）。夏斯達山與華盛頓州內的名山雷尼爾（Mount Rainier，4392公尺，14411呎）都同屬一個群山系列（Cascade Range）。在觀賞夏斯達山時，隨車人員說明夏斯達山是個聖山（a very spiritual mountain）。這也令人想起為何富士山是日本的聖山。它們幾乎都是獨樹一幟而積雪期很長。在Amtrak所經過的北加州的山上，許多車站都是為了當年木材業而建立的。如今已不再伐樹，山上只剩下一些沒落的小聚落。在這個地方，水量很充足也很清淨。不只山溪，也看到一些湖泊。有興趣的人也可以於夏天時在Klamath Falls站換搭巴士去看有名的火山口湖（Crater Lake）。

在進入奧勒岡州不久，火車就直線的走下坡。那一段路火車平穩，靜寂無聲而一路衝下，兩片是一片白雪，令人印象深刻。奧勒岡州與華盛頓州是長年綠油油的，地理景觀與加州相當有異。

Coast Starlight是個美麗的路線，有海也有山。但由芝加哥到奧克蘭的California Zephyr則相當壯觀。因為它穿越了兩大山脈：洛磯山（Rocky mountains）與希也拉山（Sierra mountains）。工程艱鉅而景色磅薄迷人。California Zephyr主要連結舊金山/奧克蘭，丹佛，鹽湖城，歐馬哈（Omaha），芝加哥。

筆者由芝加哥到丹佛時，可能是因為在夜中，不覺得已爬到海拔一哩高而有Mile High City（1609.3公里）之稱的丹佛。丹佛是個盆地。在停留補給一段時間後，火車開始慢慢地爬洛磯山。先是繞幾個大圈子的慢慢地往上爬（Big Ten Curves），然後穿過28個隧道。大部分都是短隧道，其中最長而也最高海拔的是莫菲隧道（Moffat Tunnel）。1928年2月通車的莫菲隧道全長十公里（6.2哩），海拔2816公尺（ 9239呎）。在通過莫菲隧道時 ，車廂與車廂間的門都鎖了起來，不能互通。為的是防止柴油廢氣的進入車內。由於都是岩石山，可以看出工程的艱鉅。洛磯山的岩石大都是紅色的，而我也從當地人了解科羅拉多是西班牙語，是紅色之意，而也是科羅拉多州州名的由來。

火車出莫菲隧道後，大致沿著山谷前進，沿途的風景美不勝收，也常看到野生動物。其中有一段與70號州際公路平行，各具山谷溪流的一邊。這些看來不大的山谷溪流也就是科羅拉多河（Colorado River）。隨著火車的往西，河流也越來越大，到Grand Junction後，Colorado river與Gunnison river會合。我聽Grand Junction的站長說明才知道河流的會合是Grand Junction市名的由來。這條全程2330公里（1450哩）的科羅拉多河也是內華達州Lake Mead的水源，成為拉斯維加斯與美國西南區的發展基礎。

洛磯山脈也就是北美大陸的大陸區隔（Continental divide），與南美的安抵斯山脈（Andes）是同屬整個美洲的大陸區隔與分水嶺。

火車離開大陸區隔後不久也進入猶他州，在入夜前看到了美麗的紅寶石峽谷（Ruby Canyon）。隔天清晨在過了小賭城雷諾（Reno）後，火車進入希也拉內華達山脈（Sierra Nevada），又是一番美景。看到滿山的雪只讓我這長年居住在南加州的想到這也是我們的水源之一。火車在通過Donner Pass時約海拔2151公尺（7056呎），也看到了美麗的湖泊Donner Lake。這個地區之所以名為Donner Pass與Donner Lake，源於1846-47，有87名中西部的開墾者（稱為Donner Party）在路經此地時困於雪中四個月，最後只有48名存活了下來。為了生存，也傳出吃人肉的駭聞。Donner Party也說明，當年由東往西要開墾加州的困難（另一路則是要繞道南美洲到加州的海運）。坐在火車上你可以看出工程的困難與艱鉅。而大部分的勞工都是在當時被排擠欺負得很厲害，而沒受到肯定的華工。直到最近幾年，華工對鐵路建設的重要才漸漸的被受到重視。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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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參與為期四天的靜修（retreat）中，由於大家都是同道，難免倍加親近而想多溝通。但除了極少部分的時間外，帶領靜修活動的領導人指示，靜修期間也是禁語期，不能講話，也不能使用手機（要關機）。剛開始時很不習慣，但久而久之因為減少了外在的溝通與外來的「騷擾」，而自然的也慢慢地走入自己的心中。而這原本也是靜修的意義，不是個夏令營，而是個提供參與者走入自己內心的機會，做內視與省思。

靜修的最後一天，在交誼中聽到一位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的紐西蘭人說，到山明水秀的加州令她眼花繚亂，目不暇給。相對之下，當她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時，因為到處都是沙漠，比較容易進入內心的世界。可以這麼說，禁語有如居住於一個單調乏味的環境一般，使人較容易往內心的方向走。這使我想起耶穌與穆罕默德都因「落單」於沙漠一段時間而有所覺悟。

但人絕大部分都不是修行人。同動物一樣，我們都是群居的動物（即使有一部分是獨自生活的動物，但在交配期時還是要在一起），都需要溝通。而在溝通方法上，人類可說是獨樹一幟。因為只有人類使用語言溝通。學者大扺能知道各種不同文字產生的期間表（因為有考古紀錄），但無法知道語言是什麼時候產生的。即使是語言學家（linguistics）也知道所有的說詞都只是臆測而已。但對一些哲學家而言，語言的產生也就是人類/人性（humanity）的產生。而在原始期間，語言也代表了真理，而有很大的力道。在語言的力道所表現出來的最精純境界是，一些主要文化中所存有的咒語（mantra）。咒語一詞在希臘與拉丁文的語根上看來，是代表了思考的工具（mens 思考，tra工具）。但後來由於大量語言文字的使用與印刷術的出現，許多咒語雖然保留了下來，但大都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與效用。西藏文化可說是最後一個保留咒語功能，但也已漸漸失去它原有功能與效用的文化（Lama Anagarika Govinda: Foundations of Tibetan Mysticism）。但總的來說，人類已與過去的神秘主義越行越遠。

也許是物以稀為貴的相對版吧，語言與文字的泛濫已使它失去及重要性與神秘性。但語言還是很有力道而能夠產生很大的破壞性的，而這也是人類自有文明以來就受到宗教界的注意的。不管是佛教或基督教，都有對惡言惡語的戒制。佛教是比較有系統性的在｢八正道｣的修道法中列有一條「正語」。正語也就是防止修道人的造四個口業。這四個口業的第一是不妄語，也就是不欺騙；第二是不綺語，也就是不做空談或花言巧語；第三是不惡口，也就是不罵人或說苛刻惡毒的語言；第四是不兩舌，也就是不搬弄是非。基督教也有類似的說法。雅各書三章強調對語言應有的約束。強調語言的重大力量，說明舌頭是嚼環、是舵。舌頭是小的，但能管理大的。舌頭沒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惡物。也訓誡人不能一面讚美神，一面咀咒。因為一個泉源不能出兩樣水（雅3:10-12）。又說，「耶和華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詩篇141篇3節）。「撒謊的嘴唇是耶和華憎惡的」（箴12:22）。「撒旦是說謊之人的父」（約8:44）。總總訓示都說明語言所能產生的強大力量及其可能的破壞性。

口業在所有惡業中是最容易造的，真有如台灣人所說的「出一張嘴」。宗教固然都在勸阻惡言及謊言的使用。但有時看起來文化的規範也佔了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以前聽一位美國的人類學教授說，美國海軍曾經編纂了一本世界各國各文化的悪語與髒話的書，發現日本話最少（一頁都不到），俄國話最多（真的是琳瑯滿目）。那時忘了問他台灣的排名如何（如果有的話），想來台灣不會離俄國太遠。搞不好還能超前「為國爭光」。了解台灣惡言惡語文化傳統的我們也只有祈求台灣能「減肥」一番。

但在網路媒體氾濫的今天，要避免造口業「減肥」說來也不容易。即使我們知道惡言惡語的可怕（如有人因網路霸凌而自殺），但對有些出口成章或暗中放箭的人來說，要「從良」卻也非易事。「正念」（mindfulness）的訓練在最近幾年來的美國相當流行，在醫學（尤其是疼痛治療）上有其一席之地。一位教正念訓練的美國教授提到，他有時收到不同意見或惡意批評的來郵，雖然相當不滿，但在幾次深呼吸下也就釋然了。若不釋然，則起草回郵但只做個草稿（draft）而已。隔天再看一眼，通常不會將這個草稿郵件送出。也就是說，做事不要衝動草莽行事。

罵人話多的俄國社會是不會比罵人話少的日本社會要來的和諧的。但比較能藉由駡人來「舒壓」的俄國人是不是比日本人要來的快樂？這是一個另外的議題。在過去的心理學界曾認為「吐苦水來舒壓」是對身心健康有益處的，但近幾年來學者又有不同的想法。訓練「情緒管理」（anger management）的心理學家都建議採取：按耐一下，了解，及友談等等方法，而不是直接與正面的對抗。因為對抗性的大吐苦水不但不會達到舒壓的效果，反而只會徒增自己的苦惱與不快樂。

惡言惡語之有害固然是宗教與身心健康者所關心的，但語言與文字是有許多正面的地方的。如文學、藝術、科學、律法、及一切智識的傳達…等等，都得靠語言與文字的適切表達。而在小節方面，一句簡單的鼓勵之語與讚美之詞，也會使當事人覺得窩心而受到鼓勵。一般而言，傾心聆聽，而非各說各話，也較會改善人際關係。語言當然是正反兩面都有的。而語言的正反兩面也同人類的許多對立面（如黑白、高低、長短、善惡…等等）一樣，都是共同存在，但卻是可以做抉擇的。

但，若缺乏正語的認識與訓練，則難免會難以辨認邪言歪語。

台灣本身就不是一個很具善言善語的社會。我們充滿了許多惡言惡語，肯定是比英文要來得多，但真的會比俄文少嗎，可能有待「研究」。美國（與歐洲）在最近幾年都受到俄國的網路造謠攻擊，頗招架不住。俄國人口不若中國多，而美國比台灣大好幾十倍。台灣對抗中國假消息的能耐將不若美國之得以抵禦俄國的能力。中國傾全力要併吞台灣，軟硬兼施是一直都在進行的，如今更藉由台灣的言論自由而發動網軍大舉攻台，進行共產黨一向擅長的造謠與分化。台灣人若缺乏正語的根本訓練及一些基本的邏輯、認識、常識、知識、道德、與堅定的民族認同，則只有陷入中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陷阱。而這也是中國的上上策，台灣的下下策。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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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年前，一個受邀到台灣旅遊的美國朋友在回到美國後向我說：我真替你離開台北感到慶幸，台北是一個醜陋的都市。那時聽到這位朋友這麼說，心裡頗有一番滋味，但我也沒表示抗議或提出一些說辭，多少是默許了。

台北是一個醜陋的都市這種說法也不只我這位朋友這麼說的，看到一些旅遊報導一般也對台北的市容沒有什麼好話可說。對這種觀感我個人是同意的。相對之下，七十年代時，一些西方觀光客與媒體人，將東京的擁擠與居住空間的狹小稱之為「兔子窩」（ rabbit hutch），但就沒聽說過西方人視日本城市為醜陋的。反而對日本的文化及優雅美麗讚譽有加。好幾次到日本旅遊給我的印象是整齊、乾淨、與優雅。不只表現在硬體上，也表現在軟體上。為什麼？

醜陋代表了沒有美。但美是什麼？最近到日本一遊又讓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而在同時，我也想起了以前北大校長與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1/11/1868-3/5/1940）所推動的「以美育代宗教」之說。那美與宗教又是什麼關係？

醜陋的台北？

拿全世界許多現代化國家的主要都市來比，台北皆算不上是個美麗的城市。歐洲有名的都市如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蘇黎世、京都、等不用說，美國與日本的許多主要城市看起來也都比台北美。那麼，台北若不美，她的平庸或醜陋在哪裡？說來有些是結構性（硬體）的問題，有些則是軟體（文化教養）的問題。但軟體的文化是主要根基。

建築與一個都市的規劃與格局當然是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台北的建築給人的印象是凌亂、難看、與骯髒，缺乏清理與維護。早於二次大戰前就有一位曾經在中國、日本、與台灣皆當過領事/副領事的美國外交官包蘭亭（Joseph W. Ballantine, 7/30/1888-1/29/1973），對台北的街景做了一番描述（Joseph W. Ballantine: I Lived on Formosa.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Jan. 1945）。由於那時太平洋戰爭仍在進行中，這名外交官的用語也很不委婉（用Jap鄙稱去稱呼日本人）。他描述日本人在台北的建設，包括良好的公共建築，寛廣的馬路，與林蔭公園，看來多少是肯定的。但他又加了一句，台北表面上模仿歐洲城市的造景，但沒有學到歐洲的文化內涵。台北缺乏音樂、文學、及藝術的活動與涵養。

當然不能說只有歐洲文化才有美或美的效應。每個文化都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或廣或狹的藝術水平與涵養。而藝術也不是自然產生，而是需要細心栽培與涵育的。台灣文化受漢文化的影響很大，而漢文化本身就是一個相當缺乏藝術與美育的文化。雖然台灣在日治時代的後半期也開始發展出一些新文化與現代藝術，但卻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遭到夭折。

嚴格而言，戰前的台灣社會還沒發展到藝術普及的層次是可以理解的。而有幸的是戰後的台北曾經出了個當11年市長的高玉樹（9/3/1913-6/15/2005）。在高玉樹任內多少定調出了今天台北市主要街道的格局：中央快車道，兩旁安全島，慢車道，及寬廣的人行道。今天走在這些主要街道上可以看出設計的格局與效應。但缺乏定調的是兩邊的建築是否優美與潔淨與否。沒有管理到的是人行道上與騎樓下的凌亂與摩托車的停置。走出台北市而進入鄰近新北市的城市，狹窄的街道與凌亂更使人覺得不但刺眼，而且有壓迫感。更不用提那到處都有的鐵門窗與醜陋骯髒的建築及空氣污染了。

漢文化缺乏美學及美育的傳統。而台灣的建築審核也缺乏對美的評估，也不若一些歐美城市之規定大型建築的一部分（如1%或3%）得用於藝術造型。一個程度上，台灣城市的建築看來多少反映了台灣一些墓地的造型，有如亂葬崗一般的雜亂無章。

走在日本主要都市的道路上，感覺上就是乾淨、整齊、而井然有序，空氣也乾淨許多，建築不但比較優美，也頗潔淨而有保養。

一個都市的市容到底是該文化的表現。台北之為醜陋，而鄰國也人口密度高的日本卻呈現出另一種風貌，顯然在文化上有相當大的不同。城市的美或醜到底只是文化的一種表徵。要回歸根源，其實在於美學文化。在日本，美學的表現在於如插花、盆栽、字畫、戲劇、庭園造景、言談及行為舉止，…等等。日本可說是亞洲國家中（甚至是世界各國中）從小就重視美育的一個國家。而這自然反應在市容及整體文化上。美不是短時間內所能塑造出來的，而是長期栽培與教育的結果。

侘寂

十幾年前與家母遊日時，住在我那個生活一切都是傳統日本式的舅舅家裡。有天我舅舅大談侘寂（わびさび，Wabi-Sabi）。第一次聽到那個詞句對我而言是一片模糊。雖然大約知道它的含義，但很難解其意。而你若問日本人侘寂是什麼，一般人也都難以用言語去解釋。只能說是可以意會，但不可言傳。

但對外人而言，言語的解釋與描述是需要的。在讀一些敘述侘寂意義的文章後才發現，這可說是日本美學的哲學根基，而也源於佛教，尤其是禪宗。說起來是反應了佛教中的三法印：無常、苦、空（Leonard Karen: Wabi-Sabi for Artists, Designers, Poets and Philosophers. 1994）。在哲學基礎上，接受事物的變化與臨時性，人生的不完美與不完滿等。也反映出禪宗中美學的根基：簡素（即簡單），不均齊（即不對稱），渋み（低調），自然，幽玄，脫俗，與靜寂（Garr Reynolds: 7 Japanese aesthetic principles to change your thinking, 9/7/2009）。

侘寂的觀念可由一般我們所知道的日本文化中看出。如賞櫻（無常），俳句（簡單不對稱，脫俗，自然，無常），茶道及所使用的茶具（不均齊，簡單，脫俗），及插花（不對稱，自然，脫俗，幽玄）…等等。日本的庭園造景與盆栽也都反應出這個哲學。不若歐洲（如法國）的庭園造景強調幾何式的排列，日本的庭園所要表現出的是自然的景觀（雖然也是人造的），使你身在人造的｢自然｣世界中而忘卻它的人造性。

侘寂固然是日本美學的主要哲學根基，但也未必反應在生活的一切層面。一般而言，美學及美育在日本是相當受到重視的。不只在藝術及文學界、建築、街景、庭園與公園，在一般日常生活上我們也都可以看出美學及美育的影響。雖然侘寂的觀念普遍而深入民間，而也源之於佛教。但目前的日本已是一個相當世俗化而非宗教味道濃厚的國家。目前我們已很難看出日本的美學/美育與宗教的關係了。

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說

日本的侘寂固然有佛教/禪宗的哲學根基，但也有可能只源於日本文化的特色，只不過借用佛教的觀念予以闡述罷了。否則，同樣有禪宗歷史的中國，為什麼沒有那種侘寂的美學觀。也可說，日本的侘寂美學觀與禪，倒底是雞生蛋或蛋生雞實在很難去定論。但蔡元培對美育與宗教的論述所採取的是兩者是互相排斥的觀念。

蔡元培強調美育的重要而說「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 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又說：「宗教本舊時代教育，…..所以宗教中兼含著智育、德育、體育、美育的原素」。蔡元培又針對現代的四育說明道：「…..宗教上所有的解說，在現代多不能成立，所以智育與宗教無關，…..宗教上所懸的戒律，…..不特掛漏太多，而且與事實相衝突，所以德育方面，也與宗教無關。…..運動的方式極為複雜。…..所以體育方面，也不必依賴宗教。於是宗教上被認為尚有價值的，止有美育的元素了。…..然則保留宗教，以當美育，可行麼？我說不可。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強制的；美育是進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新青年》， 1917年8月。及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現代學生》， 1930年12月）

從事教育的蔡元培之著重於四育是可以理解的。他將過去的宗教描述的似乎涵蓋了教育的全部內容。雖肯定宗教所保留的「莊嚴偉大的建築，優美的雕刻與繪畫，奧秘的音樂，雄深或婉摯的文學，…..絕不能抹殺其美的價值，是宗教上不朽的一點，止有美」。而在結論道「以美育代宗教」之時，他將兩者視為可互相取代的東西。沒有去論述宗教是否可以被任何東西取代，也沒有去論述宗教是不是人類社會所不可或缺的。

美‧宗教‧科學

戰前的台灣在日治下受日本文化的影響，戰後的台灣受到「光復」來的漢文化影響。也就是說，台灣的街頭若給人一種醜陋的印象，根源在於漢文化。而漢文化的中心重鎮在中國。在蔡元培時代的中國，中國的智識分子倡議新青年，新文化。對賽先生（科學）德先生（民主）充滿了憧憬，但也頗有認知上的不足。這自然也反映在蔡元培的論述中。但蔡元培的論述我們是應予以肯定的，因為他除了強調德育、智育、體育外，還特別強調美育。論述本應僅止於此，但他卻加了個「代宗教」的尾巴。也許他本要一石兩鳥，但實際上卻成為論述上的主要缺失，難以立足。

但美與宗教是有關聯的。有學者指出，比較美學感應與宗教靈驗時發現，兩邊的描述與感受幾乎雷同。也就是說，有強烈的美學感應與宗教靈驗的人，在心裡感受上相當類似（M.R. Austin: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the Nature of Religious Perceptio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July 1980）。一個丹麥的哲學家索仁·‧克爾克嘉德（Søren Kierkegaard, 5/5/1813-11/11/1855）則對美與宗教予以方法式的論述。克爾克嘉德認為，人為了脫離人生的苦海而採取不同的方法去對待自己。每個人與自我的關係決定了生活的形式：美，倫理，與宗教。為美而生存的人反應出為自己而生活，追尋美與歡愉。為倫理而存在的人，著重在為他人而存在，強調義務與服務他人。為宗教而存活的人則將自我與他人的關係放在超越這個世俗的宗教領域裡（Jeff Mason: Kierkegaard’s three forms of life: the ethical, the aesthetic and the religious）。

克爾克嘉德的論述之有趣在於他提供了一個容易了解的架構，但落於簡化，也無法涵蓋個體如何去對待自己的一切層面。但那超乎本文的要點與筆者的論述能力。在此要說的是，美與宗教是有關聯的，但不能說是互相排斥，有如蔡元培的論述一般。更何況，宗教也非如蔡元培所說是能用科學的研究來取代的。諷刺的是，是科學的研究（特別是心理學）使我們了解到，宗教是無法消失的。

宗教的影響雖然一直在減少中，但很多只是在形式上的改變。如北歐的無神論者很多，但相信神靈，超自然現象及迷信的人也很多。而在許多傳統宗教衰退的社會中，許多不同的信仰（如巫術，New Age…..等等）也在增加中（Rachel Nuwer: Will religion ever disappear? 12/19/2014）。宗教的影響力固然在減少中，但宗教之所以繼續存在，很大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在生理與心理基礎上的認知問題（心理學上的Dual process theory）。我們一大部分的認知是基於直覺，潛意識，而自動自發的，而非基於科學理性的。科學方法是新的現象，是需要靠長時間的教育、分析與研究，而非自然、與生俱來的。這也是為什麼有學者了解到，人類的心智適合/趨向於宗教而非科學的探討（Robert McCauley: Why Religion is Natural and Science is Not）。

美育的重要

沒有一個學科，現象，或個體是能單獨存在的。萬象都是有所關聯而互相聯結的。這也是西藏文化（及藏傳佛教）中的無盡結（eternal knot，或譯作金剛結，吉祥結）所要傳達的訊息。美，宗教，科學，及一切學科、學派，及自然界都是互有關聯的。但蔡元培之將美育與宗教當成對立面來論述，未免有失偏頗，也下錯前提。但他的論述至少是提供了一個討論的機會。

文末應該回到本文的主題：台北的醜陋（或說不美麗）。問題何在？有解嗎？

教育家的蔡元培提出美育時，他已看出那時中國社會的主要毛病之一。那時那個中國社會的統治者｢中華民國｣「轉進」到台灣後，自然也將那缺乏美學、美育的腐蝕文化帶到了台灣。在升學主義及威權統治下，許多「不重要」的學科，不是不存在就是被忽略掉。如音樂、美術、藝術、工藝、舞蹈、倫理、體育、家事…..等等。學生只被灌輸要讀好書，上好學校，找個好工作而已。而也因為威權統治，不鼓勵學生發表意見，或尋找自我，也不激勵好奇與探索等。也多少源於此，許多成長於當年那種環境而今天已屆退休年齡的人，不知自己的興趣在哪裡，面臨退休後要做什麼也感到很迷惘。今天，台灣的年青世代已不再生存於威權統治之下，而我們已可看出年輕世代所能展現出的亮眼事蹟。整體而言，台灣社會過去被忽略輕視的學科雖有得到重視與改善，但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這其中，美育是一個要項。

歐洲是現代美術、音樂、雕刻、及與美較無關的科學、工業、哲學等的發源地。過去歐洲藝術的發展受到貴族、皇室，與後期的資產階級的支持。日本的美學也受到貴族、皇室、僧人、及後來仕族（武士）的支持。而在延續與傳承方面，也都有個現代的教育制度做啟蒙與推廣的工作。美育其實不應僅止於藝術，也應普及於日常生活與社會中的人際對應。所要培養的是人的文化涵養與氣質。而這也是蔡元培所認知到的：「美育要達到的是人我之見與利己損人之念的漸消沮。因為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復有人我之關係，遂亦不能有利害之關係」。蔡元培這種說法固然顯得有點空洞與浮誇，但他要說的是，在一個有藝術涵養與重美的社會裡，醜陋的事自然不會發生。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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