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種族對立中的亞裔人士 ——看第一代台美人的處境

退休前的最後一個頭路是在聯邦社會安全局的殘障審核單位工作。透過電話及信件與申請人(稱為claimants),醫院,及診所聯絡。在收集到足夠的醫療證據後,便依殘障的審核條文做分析,而決定申請人符不符合殘障的條件。由於牽涉到複雜的醫學與法律條文,殘障審查單位是社會安全局各部門中,在比率上運用到最多行政作業資源的。在約30年前剛開始到殘障審核單位工作時,大部分的工作都可如期完成,而餘有約15%的時間。那期間也因而在工作期間閱讀了不少書。但在克林頓上任後,他任命副總統高爾將作業電腦化,改善作業的流程(稱為government reengineering)。在高爾的改善下,效率及精確性提高了不少。但在同時也因預算的逐漸減縮而使工作量持續的增加。大約10年前,也就是在筆者接近退休時,工作量大到使氣都喘不過來。而也在那一陣子, 筆者接到了一通到如今我都還記得的申請人的電話。

人在忙時總是會迫不及待的希望將案件一一的解決掉,難免會流露出求速與急迫的態度。那天一位有輕度智障及一些身心問題的黑人打電話來尋問他的案件進展,也提供一些新的資料。但他的講話速度奇慢,而且不很切題。在我兩次要引導他的話題回主題以後,他顯然將我的急迫作風視為敵意而向我說:你們亞洲人都很歧視黑人。他那一句話雖然我於過去就時有所聞,但當他衝著我的面前說那一句話時,滋味還是很不同。這個事件發生後,難免令我好奇亞裔與非裔在美國的相處狀況如何?尤其在最近,因一名黑人佛洛伊德(George Floyd)死於一名白人警察手下的事件,而引爆了全美及全球就種族歧視議題的抗議與討論之際,更難免令人想起亞美人,尤其是台美人,在美國社會的處境及應有的應對之處。

亞美人與黑人的關係

在美國的亞裔人口是極為少數。以2017年的資料來看,亞裔人口占全美國總人口的5.4%(有1700萬人)。這其中包括東亞,東南亞,與南亞(印度巴基斯坦)的人口。印度裔約330萬人,占全美總人口的1%。人口少不能起大作用,也常夾於黑白對立與黑白褐(西裔)的衝突對立之間,成為夾心餅乾。

由於亞裔人口不多,有關種族/族群關係的研究也頗缺乏。黑白問題,褐黑問題有不少研究,但很少看到有亞裔與其他族群關係的研究的。有的,也只有一些論述(非學術研究或調查)。而在這些論述中,可看出黑人社區與亞裔社區之間存有猜忌,不信任,甚至敵視的問題(Michelle Kim: 30+ Ways Asians Perpetuate Anti-Black Racism Every Day, 5/28/20)。在南加州,許多韓國人經營位在黑人區的小店,雙方的衝突時有所聞。在過去也常聽到有韓國人店主被打死的新聞。在1992年的洛城暴動中,一個估計是,韓國人的店面損失占洛城所有商業店面損失的一半(CNN: The LA riots were a rude awakening for Korean-Americans, 4/28/2017)。雙方也許關係不很好,但至少在商業上及工作上還是要有所來往,只是在社會生活上較無來往。

在過去,我們常聽到亞裔人口是「模範少數民族」(model minority)。這句用語是由紐約時報於1966年時首先發表的(William Pettersen: Success Story, Japanese-American Style, New York Times, 1/9/1966),它描述日美人的成功。由於這篇文章的發表背景是60年代的民權運動高峰期,多少被認為是針對黑人而來。也就是說,你只要努力,則成功是可預期的。這多少使亞裔在黑白對立中被當成對抗的籌碼,與論述的依據。這句用語我們於最近已很少看到或聽到了。而其實,亞裔的成分很複雜,教育成就及經濟狀況也各異。尼泊爾人的貧窮率比一般平均高21% ;苗族(Hmong)的人較少有大學教育(比平均少20%) ;而70%的印裔有大學程度,收入也比美國社會平均高出80%(Sophie Khan, Huixian Li: Stop Pointing at Asian-Americans to Downplay Racism at Universities, 1/17/2018)。亞裔的這種複雜性也反應在平均收入中。以頂層10%與底層10%的收入比例來看,亞裔在1970年時是各裔中最平等的(6.1) ,黑人是最不平等的( 9.1)。但到2016年,亞裔變成最不平等( 10.7) ,黑人其次( 9.8) ,再來是白人與西裔( 7.8)(Pew Research Center: Analysis of 1970 decennial census and 2016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亞裔與黑人社區間的關係也許不是很良好,而也因為亞裔極為少數,因此常被利用作為論述的工具與籌碼。我們也常看到不少亞裔人士似乎都站在白人這一邊,而以白人的世界觀去看問題。但在美國的歷史上,種族歧視一向是個問題。我們也可看出,美國的開國元勳雖然思維頗為激進而具理想主義,但許多開國元勳(如傑佛遜與華盛頓)都是擁有不少奴隷的奴隸主的。說美國的建國與立國是建立在種族歧視上也不為過。

美國的種族歧視歷史

400多年前的1619年 ,維吉尼亞「進口」了第一批黑奴,這也是美國奴隸制度的開始。美國的獨立(1776)並沒有改變奴隸制度。但在1774年與1804年間,北方各州都一一的禁止了奴隸制度。1808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禁止奴隸的進口,但國內的交易熱絡。而黑奴的人口也於1860年增加到400萬人。占南方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在這約略同時,以北方為主的反奴隷制度運動(abolitionist movement)也逐漸升溫。

當1860年,主張廢除奴隸制度的林肯選上總統後,南方七州宣布脫離聯邦而成立邦聯(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內戰開打後(4/12/1861-4/9/1865),再有四州加入南方。林肯的內戰是為了維持美國聯邦的完整而開戰的。進入內戰開打後的隔年1862年 9月22日,林肯發表了那有名的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但黑奴的真正解放則要到憲法第13條修正案(13th Amendment),於1865年12月6日在三分之二州都同意後才正式通過。林肯則於4月14日遭暗殺而死。

美國的奴隸制度雖然最終被禁止,但在內戰後要將南方各州整合入聯邦的價值與體制的工作(稱為重建Reconstruction,1865-1877)並不很成功。KKK也於1877年成功的左右了南方的政局。而南方各州的黑白隔離政策(Jim Crow laws)也一直公開的持續到五、六十年代,至今都有遺留。

但在重建期間,美國也於1868年通過了憲法第14條修正案,給予在美國出生的人(包括前奴隸)有公民權。1870年通過了憲法第15條修正案,給黑人有投票權。

美國憲法固然給予在美國出生的人有公民權,但要入籍則又是另外一回事。1790年的入籍法(Naturalization Act)只給「自由白人」(a free White person)有入籍的權利。這個入籍法被應用到當年一名很小就來美國的日美人小澤孝雄(Takao Ozawa)之申請入籍。日美人團體支持他上訴到最高法院,但於1922年11月13日因這個入籍法而敗訴(Ozawa v. United States)。

美國早期的移民以西歐,北歐,與中歐為主。而在這個過程中也依序排擠天主教徒,南歐人,東歐人,與猶太人。但在19世紀後,由於亞洲勞工的湧入,歧視的主要對象也轉向亞洲人。1882年 5月6日,美國通過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1924年 5月24日,美國通過了排亞法案(Asian Exclusion Act)與限制南歐與東歐移民的法案(National Origins Act),合稱為Johnson-Reed Act。那時的菲律賓是美國的殖民地,所以菲律賓人來美國較沒限制,但後來也因為1934年的法案(Tydings-McDuffie Act)被禁止來美。在這種長期的歧視、排擠與壓迫下,東方人在美國成為極少數。而許多東方人都覺得在美國常被看成是永遠的外來者。即使一些在美國出生成長,而家族已在美國居住好幾個世代的人,還時而會被問他從那個地方來(Helier Cheung, Zhaoyin Feng, Boer Deng: Coronavirus: What attacks on Asians reveal about American Identity, BBC News, 5/27/2020)。有一個心理學的研究,用兩個電影明星作比較,去問大學生那個人較美國人。一個是英國明星Kate Winslet(鐵達尼號的女主角),一個是在紐約出生的華裔演員劉玉玲(Lucy Liu)。結果大部分都選擇那個英國明星Kate Winslet較美國人(Thierry Devos, Debbie S. Ma: Is Kate Winslet more American than Lucy Liu? The impact of construal processes on the implicit ascription of a national identity. Br J Soc Psychol, June 2008)。

美國在民權運動高潮的1965年通過的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 又稱為Hart-Cellar Act)後,才使移民的種族/民族/國家來源地走向平等化。移民平等化的結果是,美國成為了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而使一向佔多數(目前還是多數),但已在人口上相對減少的白人社會產生焦慮感。一個估計是到2046年,美國將沒有一個種族/族群是佔一半以上的多數的(稱為majority-minority)。這種趨勢造成了一向掌握社會資源與政治權力的白人社會有所反彈,而也反應在民權運動歷史的對立面上。例如,明顯的是個種族歧視主義者的川普之上台反應了這個現象。而他的上台也加速與加強了這種反民權運動的趨勢。

美國的民權運動

美國施行250年的奴隸制度雖然於內戰結束後,是於法律條文上明文禁止了( 1865年6月19日也被稱為黑人的獨立紀念日,Juneteenth),但南方各州還是用盡各種手法施行種族隔離與歧視的政策(稱為Jim Crow)。在施行奴隸制度與廢除後的那段時期,各種爭取平權的運動也持續展開。最早是於19世紀上半期幫助黑奴逃亡的地下鐵路(Underground Railroad。不是真正的鐵路,而是逃亡路線與庇護所的網絡)。但較大的變化是二次大戰所引起的巨大的社會變動而引發的社會政治運動。

二次大戰爆發前夕美國便因武器的大量生產而出現缺工的現象。羅斯福因而於1941年6月25日頒布行政命令8802號,使雇用不同種族平權化。二次大戰爆發後,大量黑人參軍,本來持種族主義思想的杜魯門總統也得於1948年發佈行政命令9981號,禁止軍中的隔離與歧視。而戰爭中,黑人也大量湧入工廠,往大都市移動。整個社會結構與價值文化也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進入五十年代後便是一連串的民權運動。由1955年12月1日在公車上拒絕讓位給白人的Rosa Parks;1957年,小岩城拒絕遵守最高法院的禁止學校種族隔離政策的判決(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而促使艾森豪總統下令聯邦軍隊去執行反隔離政策;再來是黑人團體的抗議餐廳的種族隔離政策,及一些民權運動人士搭車到南方去反對種族歧視/隔離政策等等;高潮是1963年8月28日,20萬人走上華府街頭(March on Washington),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發表他那一篇有名的演講(I Have a Dream)。在這一連串社會運動的壓力下,德州出生的詹森總統於1964年簽署了保障種族/族群平等的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1965年簽署了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禁止一些阻擋投票的技術性手腳。

美國的民權運動雖然都以黑人的民權為主,但其他少數民族與弱勢團體也都於同時跟進,爭取權益:如亞美人,西裔,女權,同志權,殘障人士權益, …等等。而也經過這些民權運動,使黑人的權益得到很大的改善與保障。但美國社會中保守的阻力還是很大,而黑人也於社會經濟與文化上遭到很大的阻力。不過整個局勢也在轉變中。以最近的白人警察殺死黑人佛洛伊德(George Floyd)至死所引起的全球性抗議來看,抗議的群眾是各種族/族群都有。而以最近的一份民調來看,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也有翻成黑命關天,或黑命亦命的)的白人已由四年前的26% ,兩年前的36% ,增加到今年的51%(Yahoo YouGov,6/9-10/2020)。另一個民調顯示全美國有74%的人支持這次因佛洛伊德案而引起的抗議活動(Washington Post-Schar School poll,6/2-7/2020)。一些分析家已預測,這次因佛洛伊德案的抗議活動將會造成政治社會的重大變革,將會再是個黑人民權運動的轉捩點。

在此順帶一提的是,一個已推動多年,但意見各異的黑人民權運動—-賠償(Reparations)也在持續的醖釀中。他們主張美國社會應對奴隸在美國經濟成長上所做出的貢獻,對黑人多年的奴隸傷害,及因種族歧視所造成的損害做出賠償。

第一代台美人的不同調

台灣人來美留學、求職、就職而留下,及後來的移民與商人,大都是1965年以後的事。1965年美國通過的新移民法案,可說推翻了過去充滿歧視的移民法案,而走向一個公平對待不同種族與民族的新移民法。戰後來美的台灣人可說都受益於那個新移民法。但受益的台灣人大都不了解這個目前在川普政權下已逐漸喪失的平等移民法的產生背景,也沒有了解到過去亞裔人士在美國所遭受到的迫害與歧視。

亞裔中來美最早的華工是受害最深的。在1870年的洛杉磯,總人口只有5728人,其中172名是華人。在那一陣子的反華浪潮中,有一次由於一個在華埠的槍擊案,引起500人圍攻華埠,造成17名華人的死亡。在1877年的舊金山與奧勒岡也都有殺戮華人的事件。1887年5月,在奧勒岡有34名華人金礦工人遭到掠奪與殘殺。該地現在已稱為「華工浴血灘」(Chinese Massacre Cove)。1877年7月,舊金山也發生反華暴動(San Francisco riot of 1877),有如歐洲反猶太人的Pogrom,造成四人的死亡與十萬美元財產的損失。在這種反華氛圍下,美國國會於1882年通過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較晚來美而有日本政府做後盾的日美人也逃不開歧視與迫害。第二代日美人的求學受到排擠與歧視,不能進入公立學校。而1924年通過的排亞法案也禁止了所有亞洲移民。二次大戰爆發後,羅斯福總統的9066號行政命令更造成12萬日美人的被關入集中營。

不了解美國種族歧視與迫害的歷史,則難以明瞭過去亞裔人士所遭受到的排擠與迫害,也難以清楚的了解美國黑人反歧視爭取平權的民權運動。要了解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要的是多看,多聽,以同理心來對待處理。在這次因警察殘殺佛洛伊德案所引起的全球抗議遊行中,我們看到了多元族群與種族的參與。但第一代台美人似乎普遍表現出不但不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許多反而表現出敵視,而與極右翼及白人至上主義者(White Supremacist)的觀點同出一轍。這尤其在美國武漢肺炎疫情擴大後,美國社會反亞裔的案件層出不窮之際,許多第一代的台美人竟然要與打壓你的人站在一起。這種心態是很奇怪的。為什麼?

與其他民族/族群移民美國大都由底層社會來的不同是,台美人初期都是留學生來美求學。許多留學生後來留下來,而展開台灣人的移民來美。留學生都是受有高等教育的,而高等教育是晉升中上層社會的要素(另一個要素是世承)。如前所述,亞裔的收入是各族群中最不平等的。雖無直接數據,但我們幾乎可以斷言台美人的收入大都是居於中上層社會的層級的。富有的人一般是傾向於保守的,也就是說會傾向於保守而較不支持少數民族的共和黨。若這個推論正確,則第一代的台美人與一般亞裔是相當不同調的。以2016年的總統大選出口民調來看, 65%的亞裔投克林頓, 27%的亞裔投川普。台美人若傾向於共和黨,則也與30年前的局勢很不同。在戒嚴時期,台美人大都遊說民主黨,因為民主黨較重視人權議題。而當年美國支持台灣的反對運動(黨外)與人權問題的也大都是民主黨,如甘迺迪,索拉茲,培爾,裴洛西,…等等。

另外一個原因是第一代台美人的「質料」問題。第一代台美人大都成長於台灣的威權時期,成長於威權文化的社會中。許多台美人固然都參與了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但其動力主要是基於對國民黨民族壓迫政策的反抗,而未必是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口中雖喊自由民主,但其根基其實基於台灣民族主義。這種做法無可厚非,但若不了解早期台獨運動的本質與動力,則難以了解要如何進入新階段的自由民主運動。第一代台美人與同年齡層在台灣的人,與年輕世代的台灣人(及年輕世代的台美人)看法也會各異,而衝突也難以避免。因為年輕世代成長於自由民主的多元環境下,對異己與異見,較能容忍,也較能接受。

在這次全美國各地因佛洛伊德案所引起的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運動中,也導致許多亞裔家庭內的世代革命(Sydney Trent: Young Asians and Latinos push their parent to acknowledge racism amid protest. Washington Post, 6/22/2020)。在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始後,我們也讀到不少家庭中的世代對立。在一次返台與一位在軍中服役時的朋友閒聊中,談到了年輕世代的「問題」。他提到他的兒子最重視的是社會的公平正義。這也說明了台灣社會的世代差異常常表現在一些社會議題上:如同婚,廢死問題,勞工權益,移工權益…等等。

第一代台美人有如美國社會中的一個孤島,而也慢慢地在凋零消失中。看日美人的處境也難免令人想起台美人的未來。在南加州歷史悠久的日美人報紙「羅府新報」(Rafu Shimpo),由於讀者群逐年減少,而訃聞(Obituaries)的版面只有在增加中,使得近幾年來財務困難重重,每年都傳出要停刊的消息。第一代台美人這個孤島遲早也會消失,但消失的島嶼是會留有記錄、記憶、與傳承的。後代的人也會問:在美國追求種族/族群平權的歷史上,第一代的台美人是站在歷史的對立面或相同面,或是被拋棄在歷史的後面。

李堅

百年國恥的迷思之四 百年國恥與千年欺負他族 ——大漢沙文主義的盲點

清朝末年固然外患迭起,但更要命的可能是內亂不斷了。而內亂也反映出了清朝的無能治理中國。

在19世紀的後半年,最大的內亂不外是造成兩、參千萬人死亡的太平天國運動了(12/1850-8/1864)。這個與基督教有關聯,而有兩名美國傳教士(美南浸信會羅教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 1802-1871,與Edwin Stevens, August 1802-1/5/1837。Stevens 給洪秀全梁發所寫的《勸世良言》)直接或間接被牽扯進去的「運動」,是由洪秀全(1/1/1814-6/1/1864)所領導的。太平天國的平息最後受到英法美的協助,清廷才得以平息戰亂。另外幾個內亂則與伊斯蘭教有關。看來大都源於漢族對回族/伊斯蘭教徒的迫害所引起。以雲南的回族來說,他們遭受到不斷湧入的漢族的排擠與屠殺,在屢次上訴清朝官員而沒得到回覆後,最後爆發了雲南回變(Panthay Rebellion),也稱杜文秀起義。他們建立了一個維持十多年(1856-1873)的平南國。而在約略同時的陝西甘肅一代,也爆發了東干族起義(Dungan Revolt, 1862-1877),又稱同治回亂。在中亞方面,則因沙俄與英國的角逐中亞而引發了阿古帕(Yaqub Beg)的回亂。最後由平息同治回亂的左宗棠於1876-1878年間將中亞回亂控制下來,而於1881年與沙俄簽了聖彼得堡條約(Treaty of St Petersburg),劃清了中俄邊界而建立新疆。

由這些內亂與基督教及伊斯蘭教有關來看,我們多少也能夠了解當今的中共為何視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為洪水猛獸了。當今的中共不只迫害基督教徒,關押百萬維吾爾人,也迫害已漢化的回族。但歷史的教訓是,是先有鎮壓而後人民才反抗的。中共顯然不願去面對,或不了解這個簡單的邏輯與事實。

不了解官逼民反這個簡單的事實,也說明了中共的所謂「百年國恥」的片面性。中共無法客觀的了解與分析歷史的演變,不願去了解境內少數民族的文化與想法,也不尊重不同的思想與看法。在在都顯示過去的問題到如今都一直存在。而在另一方面,中共在倡議「百年國恥」的同時,可否曾去分析探討,中國千百年來欺壓鄰國非漢族,而所造成的鄰國「千年國恥」這個問題。事實顯示,中國的鄰國大都不是有如中共般的自怨自艾,而大唱「千年國恥」的。他們也不哀嘆「都是別人的錯」,而自怨自艾的指責他人。但那不代表那一段歷史的不存在。

越南與中國是有兩千年的對抗經驗的。今天越南的反中也不只是源於南海之爭而已。在1946年3 月6 日 策略性的簽下「六三協定」,由法國取代國民黨駐留越南後, 胡志明 說:上次中國人來一呆就是一千年。 … 如果中國人留下來,則他們 永遠不會離開。我寧願多聞法國屎五年,也不要 一輩子吃中國屎。

中國可說一向沒有善鄰,但自認為是愛好和平的中國人並不自知,或寧願不知。在大漢沙文主義的思維原則下,漢族對異旅一向以動物或昆蟲之鄙稱為名:如夷、狄、羌、吐蕃、胡、戎、閩,…等等。在大漢沙文主義的眼中,非漢人不是人。而漢化的異族也都「數典忘祖」的跟隨漢人打壓異族起來。中國的歷史是一部打壓異族的歷史,但一向擅長於為自己擦脂抹粉的漢族可不這麼看。我們就以鄭和下西洋(1405-1433)為例來看。

鄭和下西洋所為何事?最多的傳言是為了尋找失蹤的建文帝。後來所言的「耀兵異域,表中國富強」,「遍歴諸番國,宣天子詔」,而更有人說是為了促進中國與‘西洋’各民族的交流融合,鄭和是個幫助友邦並引進貿易與繁榮的親善大使。對這些說法,有歷史學家指出這是中國人的理想化,並非歷史事實。事實是經由征服與移民,而將馬六甲(目前的馬來西亞),爪哇與越南臣服了,斯里蘭卡也受中國的影響(Howard W French: Everything Under the Heavens: How the Past Helps Shape China’s Push for Global Power)。

漢族自認為是天下的中心,有諸多發明。但在西元450年左右中國剛崛起時,他向南方學習了許多科技(有如今天的盜取科技):向柬埔寨學得水稻的栽培,也學到了馬來人的造船術與印度的染布(Edward Friedman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以中國人今天之盜取西方科技,而厚顏無恥的轉而登記為自己的專利來看,中國人是不會承認外來文化對他的影響的。在大漢沙文主義的思維下,他是天下的中心,而萬邦都應來向他朝貢。清末的內亂也說明了漢族/滿族之缺乏對不同民族與宗教的了解與尊重,不了解應與他人平等對待。一部中國的歷史也可說是一部漢族擴張、欺壓、毁滅他族、摧毁不同文化的歷史。

19世紀也受到列強欺壓的日本早已翻身而向前行進了。歷史上被中國趕盡殺絕的各族也都往前看的前進了。欺殺異族千年,而只於上世紀因自己沒有去面對自己內部的問題,所以遭受到列強兵臨城下的逼簽了不平等條約的中國,如今卻像個小媳婦般的哭訴「百年國恥」。台灣人因過去慘澹的歷史也曾打過悲情牌。悲情牌有其效力,但也有其極限。中共的這種「悲情牌」一來打錯對象(以滿清為主);二來缺乏歷史的架構分析與內省;三來不明白可能引來的副(負)作用。其結果將只會引來一波又一波的「百年國恥」,而成為心理學上所稱的「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李堅

 

 

百年國恥的迷思之三 中共的「火燒圓明園」史觀 ——永遠擁護滿清的「清國奴」

戰爭是打打和和而最後簽訂條約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0/8/1856-10/24/1860)本也應該如此。當英法聯軍打下廣州後揮軍北上,進逼北京,而於1858年5月扺達天津時,清國被迫與英法簽下了天津條約。同意外國使節在北京設立大使館並建立官邸,同意外人在中國內地的旅遊與基督教的傳播。1858年6月簽下天津條約後,英軍於同年夏天由天津撤軍。當隔年(1859年)6月,英法使節回到天津要進入北京正式簽署天津條約時,清國拒絕履行原本已同意的條約。不但如此,清國且扣押前往溝通協議的40多名英法使節與相關人員(包括泰晤士報的記者Thomas William Bowlby)。

淸國的反覆無常導致戰爭的重啟。後來帶著愛妃(將來的慈禧太后)逃到東北的咸豐皇帝,將北京的防衛交由蒙古親王僧格林沁(Shengge Richen)去處理。但僧格林沁顯然不是英法聯軍的對手。 1859年10月8日,英法聯軍已抵達,但尚未佔據北京城。這時,英法聯軍的總指揮額爾金伯爵(8th Earl of Elgin),方由首先被釋放的英國使節巴夏禮(Henry Smith Parkes)口中,了解到被抓去當人質的英法使節的下場。額爾金伯爵的震驚與憤怒,決定了圓明園的命運。

當時先抵達圓明園的法軍已開始做「收藏」的工作。在那軍人沒有什麼收入的年代,搜刮財物是軍人的收入來源之一,而也用來做傷亡軍人的補償與家族的撫卹。那是那個年代歐洲的正常行事方式。而國民黨到戰後也都如此(看二二八事變中的搜括,不是只有濫殺而已)。這種搜刮圓明園寶物的行為也無異於40年後八國聯軍的大舉搜括。後來扺達圓明園而參與搜刮工作的英軍也可以說是遵循那種「傳統」。但在那個時候,英法聯軍總指揮額爾金由釋放的使節中聽到了令人震怒的消息:有一半以上遭扣押的使節人員遭受到清國的凌遲至死,屍體難以辨認,也有被肢解的。這種難以想像的殘殺使節的暴行,引起額爾金的震怒而下令燒毁圓明園。

額爾金的理由是:摧毀圓明園是對清國所犯下的殘暴惡行的一個嚴肅的報復(a solemn act of retribution, the horror and indignation.…with which we….were inspired by the perpetration of a great crime)。他說,將沒有任何人會留血,但會摧毁皇帝的自尊與感受…清國將不會忘記即使在遙遠的中國,英國人的權益是不容侵犯的. …將摧毁清皇的天下優越感…讓中國人了解到他們所認為的皇帝擁有天下主權的荒謬(…no blood would be spilled, but an emperor’s “pride as well as his feelings,” would be crushed….that the British Crown would not tolerate having the rights of Englishmen violated, even in faraway China….Reducing the gardens to ruins was “the strongest proof of our superior strength” and “served to undeceive all Chinamen in their absurd conviction of their monarch’s universal sovereignty.”)(Orville Schell and John Delury: Wealth and Power –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火燒圓明園本不過是19世紀以來中國與西方列強交會衝突的一個插曲之一,本會漸漸被淡忘。但在要推廣「愛國教育」的中共眼中,這可是一個宣傳西方列強如何欺負中國的大好機會。將火燒圓明園宣傳成為西方列強羞辱中國的原點(ground zero),而也同時宣傳只有中共才能抵禦外侮。中共透過圓明園的遺址、電影、文化宣傳、教育,及宣傳歐洲人仍在拍賣盜竊古物的新聞,來引起中國人的憤怒(Chris Bowlby: The palace of shame that makes China angry. BBC magazine, 2/2/2015。Chris Bowlby是當年殘死於清國手中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Thomas William Bowlby的後代)。中共既然要拿火燒圓明園來引發仇外的愛國情緒,中共自然要明白其意義及可能的結果,也要自食其果。

清朝對漢族來說是個滿人的異族統治。要不然也不用說有早期鄭成功的「反清復明」,及後來孫文所提的「趨除韃虜」了。而也不會有清末時期日本對中國人的鄙稱「清國奴」了。英法聯軍打中國固然有錯誤的假借理由及不當處,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行徑。但在這些不當中,「火燒圓明園」卻是有其正當性的。它所針對的是清國殘殺使節的野蠻性,而其動機也只在於針對咸豐皇帝的自尊、自大與感受。但如今的中共卻要站出來為當年欺壓漢族的滿族皇室做辯護, 替咸豐皇帝叫屈。這不是永遠的「清國奴」是什麼。再說,在英法聯軍進入北京展開搜括之前,因官員的逃離北京,有些北京人已開始先行搜刮了。到了60年代,文革的紅衛兵在「反封建」的旗幟下大肆破壞古物(包括圓明園在內),但可有任何官方的譴責,或是任何官員與民間學者出來做指責。將「火燒圓明園」視為「百年國恥」的焦點之一,突顯了中共的歷史觀—片面曲解歷史,掩蓋歷史事實,最終的目的乃在於是,為了鞏固中共政權做無所不用其極的宣傳統戰工作。但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為當年的「腐敗滿清」做辯護及維護的工作,只不過突顯出了中共的「愛國教育」只不過是個奴化教育,而也只能教養出一批又一批的奴才而已。

李堅

百年國恥的迷思之二 從英法聯軍到新中國的建立 ——中國人民及文化脫胎換骨了嗎?

我們不很清楚,鴉片戰爭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是否認定清國是不堪一擊的。但以清國之大而且是居於地利,不若東印度公司之需要遠從英國或印度取得補給來看,英軍料也不敢掉以輕心而孤注一擲。但甜頭吃到了,人總是會貪婪無厭的。不要說是英國,歐美各國看到鴉片戰爭的結局,也都覺得有機可乘而手癢癢的。

當1856年,清國截獲一艘中國的海盜船時(Arrow,亞羅號。亞羅號有英國的登記證,但是已過期。英國用登記證的方式賺清國中間商買辦的錢),海盜船的船長向英方報告中方取下英國船的旗子。英方因此向清國興師問罪而炮打廣州城。這也開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0/8/1856-10/24/1860)。由於法國有一名傳教士,在不准傳教的廣西傳教而遭處死,法國也因而「插會」式的參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因而也稱為英法聯軍,也稱為 Arrow war(因被捕的海盜船亞羅號 而名)。在戰爭期間美國海軍也試了火力,而在戰爭結束後沙俄也「分了一杯羹」的得到了烏蘇里江以東的土地(包括今天的海參崴)。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對當今的中共最具宣傳意義的是「火燒圓明園」(後文討論)。在戰後簽訂的兩個條約中(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更多的港口被迫開港通商(包括台南、淡水)。另外,清國要賠英法八百萬銀兩;割讓九龍給英國;鴉片合法化;基督教可自由傳教,可以買土地的產權;英國船可用之於運載華工到美國。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果之一是大量西方傳教士的縱橫中國。傳教士與中國的基督徒也與一般民眾不斷地發生衝突—稱為教案。據估計到八國聯軍之前,全中國約有四百件教案(參見話仙專欄:義和團及其效應,太平洋時報, 8/20/2015-9/17/2015)。這種衝突也成為日後八國聯軍的導因之一。

第二次鴉片戰爭20多年後爆發的中法戰爭(1884年8月–1885年4月),雖然戰爭的結果是雙方不相上下,但結局的天津條約是清國承認法國為安南的保護國。

甲午戰爭(也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7/25/1894-8/17/1895)的勝負就很明顯。結果是清國承認韓國的獨立,割讓台灣,(原本包括遼東半島,但被德、法、俄,三國干涉而放棄),並答應賠償兩億銀兩。

甲午戰爭後,清國日益衰弱而國庫也空虛,在求外貸下逐日陷入債務危機。虎視眈眈的沙俄、德國、英國、法國,也趁機取得了占各地要衝的租借地—德國租青島與膠州灣;法國租廣州灣;英國租威海衛與新界;沙俄則漸漸的將其手,尤其在八國聯軍後,伸入東北。

甲午戰爭的四年後,中國爆發了義和團拳亂,濫殺德日公使與迫害外國傳教士,破壞教堂,而引來了八國聯軍攻北京(11/2/1899-9/7/1901) 。八國聯軍後的辛丑條約限制了清國的武器進口,外國使節的駐軍也增加了,而清國也得賠十一國共四億五千萬銀兩,所謂的庚子賠款。八國聯軍後的清國可說已如同行屍一個,最終走上了滅亡的途徑。

清國倒台後的群龍無首下,造成了有國際聲望的孫文之中華民國的建立。但在內鬥持續加烈及軍閥割據下,最後引來日本的逐漸鯨吞蠶食中國,而於1937年7月7日爆發了第二次中日戰爭。

二次大戰的爆發拯救了當時孤立無援的國民黨,美援及軍援大量湧入中國。但在缺乏內政改革及狐假虎威的抱住美國大腿,而於戰後宣傳有名無實的「抗戰勝利」後,到頭來還是因缺乏實力而遭到中共的將其趨出中國。但是,因為二次大戰中的聯盟關係,中華民國時期卻也廢除了所有不平等條約。只是,這些成果都不意外的被中共泯滅掉了。

勝利在手的毛澤東於1949年9月1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發表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著名談話。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宣稱:「同胞們,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看來,過去一百年來清國所遭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戰敗與喪權辱國可說是告了一段落。中國人是否就有如毛澤東所說的站起來了。列強也許不再侵略中國了,但當年統治中國而欺壓漢族的滿族皇親國戚是否就此消失了?

1905年,孫文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口號。口號只是口號,孫文等同盟會人員是沒有能力推翻滿清的。最後推翻清朝的是列強的一再攻打,賠款與剝削下的結果。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沙俄帝國,奧圖曼帝國,與奧匈帝國的崩解一般。再說,滿清真的被推翻了嗎?清廷倒台後所建立的民國,及後來的人民共和國,都明顯的急著要當「韃虜」起來。有若媳婦熬成婆一般,他們急著殺回清廷倒台後已獨立的西藏、新疆、與蒙古。也不只在「天朝版圖」上的表現如此,在「法統」的傳承及歷史的延續上,今天的「新中國」實在無異於當年的舊中國,談不上有什麼脫胎換骨。在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下,最明顯而突出的例子是「火燒圓明園」的意義。當年的圓明園突顯出了滿族皇室的欺壓漢人,是個異族奴虐的表徵。如今卻於中共的擦脂抹粉與宣傳下,成為西方列強欺壓中國的歷史證據與表徵。為滿族皇室叫屈的當今中共領導人可真成為了當年滿清的皇清國戚,真可說是延續了滿清的「法統」。

李堅

 

百年國恥的迷思之一 第一次鴉片戰爭 ——中國「百年國恥」的開始

對中國人而言,他們的現代史觀分界點,常常是基於鴉片戰爭之前與鴉片戰爭之後。意思是說,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是天下的首富首強。這個天朝愛好和平穩定,而成為各國朝貢覲見的對象。但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遭受到西方列強及新興日本的不斷侵略,而遭受到百年多的羞辱。在這期間,中國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國土,也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這個「百年國恥」一直到「抗戰勝利」(二次大戰的結束)後才結束。尤其是在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後,中國才建立成一個世界強權。中國人的要務是不容許這種國恥的重現,而中國也要回覆他原本為天下中心的地位。而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捍衛中國,重建國威。

用所謂的「百年國恥」做為中心論述,看起來簡單扼要,而容易引起中國人的共鳴。但這個論述有多少真實性?而這個論述的功用與成效(對內與對外)如何?在中國的教育界、文化界、及政治界不斷宣傳「百年國恥」(尤其是日本的侵華)下,我們不能不對這個議題/問題掉以輕心。因為這種論述是目前頗引起國際困擾的,中國的超強民族主義(hypernationalism),問題的來源。

嚴格而言,中共的崛起之初也靠了民族主義(參見Chalmers Johnson的日本侵華期間中共領導的所謂”農民民族主義”peasant nationalism的論述,及之前的五四運動也是基於民族主義)。但這個所謂的「百年國恥」的擴大宣傳,及伴隨而產生的中國超強民族主義,還是1991年以後的事。

中共建國之初,為了要引進日本的工商投資及科技,避不談過去戰爭中的問題。但在鄧小平的推動改革走上現代化(走資)後,共產黨本身的意識形態受到了挑戰。在後來的東歐共產政權的一一垮台與蘇聯的解體後,尤其是在天安門事變後,中共不但遭到了意識形態的危機,更遭到了生存的挑戰。許多西方學者都注意到中共在1991年後才開始加強推動愛國教育(William Callahan: History, Identity, and Security: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Nationalism in China,及William Callahan: Humiliation, Salv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與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的著作)。這種愛國教育目前已深入中國各界,受影響最深的尤其是1991年後受教育成長下的年輕一代。也就是說,中共的這種超強民族主義會持續「凌虐」一段時日,這是我們要好好去面對並思考解套之道的。

那麼,中共的所謂「百年國恥」(Century of humiliation)到底所指為何?有多少事實或真實性?而這又反映出中國人的什麼心理因素與文化架構的背景?

美國是於一次大戰前躍居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在十九世紀之前,印度的蒙兀兒王朝與清國是全球兩大經濟體。以1820年前的估計來看,蒙兀兒王朝的GNP約為1114億國際美元,清朝約為2286億國際美元(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2006)。於清朝年間,中國的人口也約增加了三、四倍而約有四億多人。當十五世紀的航海時期(age of discovery或age of exploration)開始時,歐洲人到亞洲所要的是香料(印度、東南亞),茶(印度、清國),陶瓷與絲(清國)。到美洲則為的是搜刮黃金、白銀,與殖民。當年的清國有歐洲人要的茶、陶瓷、與絲,但自給自足的清國不覺得歐洲有什麼他們所需要的。也因此,在清朝只限制廣州為單一貿易口(Canton system,一口通商)的交易下,英國每年流失360萬磅的白銀。不堪貿易逆差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於是想出了「刺激」中國人需求的方法—鴉片。鴉片原本也是傳統漢醫的藥材之一,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本也有出口到中國,現在只不過是大量「擴大外銷」罷了。結果是造成社會的頹廢與凋敝。在這種背景下,目前被中國人視為民族英雄,但一些歷史事實尚有待考證的林則徐之「虎門銷煙」,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9/4/1839-8/29/1842)的導火線。

鴉片戰爭中,有37艘船(一說44艘),而軍力不到兩萬的英軍,卻能由珠江、湛江、打到長江,而擊敗了有22萬兵力的清軍。靠得不外是新科技的船堅炮利,與現代化下訓練出來的軍隊(英軍中有7000名英國用歐洲制度訓練出來的印度軍人)。戰爭的結果是簽下了被中國人稱為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的南京條約。英國政府的外交部及台灣的故宮博物院都保有原來的版本。

南京條約除了割讓香港給英國,清國賠英210萬銀圓外,也開放五口通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清國的關稅基於英國的利益而定,也給予英國最惠國待遇,及治外法權。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過程與結果,使世界各國看到一個由遠方來的小國英國,竟然能擊敗東方大國的清國。鄰國的日本是剉的等。果不其然,鎖國200年(1633-1854)的日本於1854年3月31日被迫開港。1858年簽署了喪權辱國的安政條約,開放五口通商並予外人治外法權。這刺激了後來的明治維新(1868-1912)。另一方面的歐美各國看到了清國之不堪一擊,而看來是有大利可圖,也都參與了進軍中國以做瓜分中國的準備。而到最後,連當年是同病相憐的日本於明治維新後,也都參與了對中國的角逐。第一次鴉片戰爭也因而成為這一系列侵華戰爭的第一幕。

李堅

新冠肺炎‧武漢肺炎 ——疾病名稱的政治社會學

1866年,英國的一名醫生唐約翰(John Langdon Down, 11/18/1828-10/7/1896)首先發表了一篇他命名為「蒙古痴呆症」(Mongolism)的病症(Observation on an Ethnic Classification on Idiots)。這個我們現在稱為唐氏症(Down syndrome)的疾病特徵是顔面的造型,智障,及常帶有心臟上的問題。在早期都是經由這些臨床特徵來做診斷的,一直到1959年才有法國的一名醫生(Jêrôme Lejeune)發現了以染色體做病理上的診斷。他發現這些在當時還被稱為蒙古痴呆症的病患的第21號染色體不是成一對,而是有三個(Trisomy 21)。

那麼,「蒙古痴呆症」是如何變成唐氏症的?

在那個演化論已上場而歐洲人佔盡殖民優勢及船堅炮利的年代,白人自有他們自以為優越的演化觀。那時的人類學觀念是將全球的人種分為三大類:白種人(Caucasoid),黃種人(Mongoloid), 黑人(Negroid)。對白人社會而言,白人自然是自認為最進化的一個種族。在那種背景下,唐約翰基於這些病患的臉部特色看起來有如黃種人,而認為這是一種演化上的倒退(reversion)。稱這個病症為「蒙古痴呆症」明顯的是一種種族歧視,也不符合科學上的事實與驗證。而巧合也不幸的是,後來唐約翰的一個孫子也有唐氏症。

過去,在台灣的我們都不了解這個診斷名詞的種族歧視背景,台灣及日本的醫學界也似乎都沿用了「蒙古痴呆症」這個診斷名詞。記得七十年代初期在醫院實習時,台大骨科的一名老教授(陳漢廷)在一次閒聊中表示非常痛恨「蒙古痴呆症」這個診斷名,他希望將來若發現了一個臉部醜陋怪異的疾病時,要稱之為「高加索症」。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蒙古痴呆症」的種族歧視背景。而也約略在這個時候,美國也廢除了「蒙古痴呆症」這個病名,而依循醫學界的先例將名字決定於首先發表這個疾病的唐約翰,稱之為唐氏症。

科學界的命名

當年唐約翰以帶有種族歧視味道的「蒙古痴呆症」來稱呼我們今天所知的唐氏症。那麼,用唐氏症來稱呼這個疾病是否對唐約翰的不敬呢?

唐約翰早已過世,我們無法知道他的看法。但在醫學界(或是科學界),用發現者的名字來命名是約定成俗,而也是發現者的榮耀的。我們所知道的大部分疾病的命名法都遵循這個原則。如亞斯柏格症(因Hans Asperger而名),帕金森病(James Parkinson),橋本氏甲狀腺炎(橋本策),何杰金氏淋巴瘤(Hodgkin disease,因Thomas Hodgkin 而名),漢生病(Hansen’s disease,因Gerhard Armauer Hansen而名,也就是一般通稱的痲瘋病), …等等。也有一些病是原本有學名,但常因事況的變化而使用一些比較通用的名字。如幾年前大家沖冷水而出名的AL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台灣稱為漸凍人),在30年代因洋基職棒強棒Lou Gehrig得此病而使美國大眾對這個疾病有所了解,也因而稱之為 Lou Gehrig’s disease。

也不只醫學界的疾病之命名,其他學界也有許多以科學家來命名的。如德國的科學家普朗克(Max Planck)的名字在物理學界四處可見,而許多化學元素也都是以發現者為名的。生物學界也如此,而許多新發現的生物品種(包括低等動物等)也都以名人(不見得是發現的人)為名。如小布希甲蟲(George Bush beetle),希特勒甲蟲(Adolf Hitler beetle), 海夫那兔子(Hugh Hefner rabbit),查理王子青蛙(Prince Charles frog), …等等(Bethan Jinkinson: 10 species named after famous people, BBC World Service, 7/19/2002)。這其中, 海夫那是因為捐錢贊助該兔種的保育而得名。希特勒甲蟲則是由一名崇拜他的生物學家在1933年就命名的。在小布希甲蟲的命名後,小布希還特地打電話感謝給建議以他為名的生物學家。

一般而言,這些科學界的命名大都不是基於發現者之名而名,就是以發現者的建議而命名的。大都沒有什麼問題。但不論是在科學界或一般社會,名稱的使用是會引起人們的強烈反應的。最近幾年來,尤其是在網路媒體產生後,大家反應的速度加快了,而意見的分唄也高了起來。這多少是一種政治社會的運作,而非單純的科學問題,但也可說是一種文化論戰。遭殃的是許多已經約定成俗的名字(至少還不太牽涉到科學界)。而早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國,這種「論戰」就已展開了。我們就以德國文化在美國的消失為例來看這個演變。

日耳曼文化在美國的消息

在美國的白種人中,日耳曼後裔是占最大宗的。以最近幾年的資料來看,依序是日耳曼人(17%),愛爾蘭人(12%),英國人(9%,一般咸信低估),義大利人(6%),法國人(4%),波蘭人(3%) …等等。但你若看今天的美國社會,除了每年10月的啤酒節(Oktoberfest)外,你看不出有什麼德文、德語、或德國文化的痕跡。這與一百多年前的美國社會是相當不同的。當時有許多地方以德語為主,有許多德國學校,也有許多教堂以德語為主。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再加上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這整個的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國內的歐洲各族群尚未完全融合。德裔及愛爾蘭裔(因討厭英國)同美國的主流社會意見一樣,主張維持中立。但有意參戰而站在英國這一邊的威爾遜總統則採取了宣傳戰。他設立了「公共資訊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PI),在各報章雜誌登廣告詆譭德國,也四處散發為什麼要參戰的小冊子。「公共資訊委員會」也鼓勵醜化德國的影片的製作(如The Kaiser: the Beast of Berlin,凱撒:柏林的野獸),宣傳德國的暴行。結果是引起美國社會的排德運動。許多德語學校被迫關閉,德語教堂也被迫改用英語。許多市鎮與街道的名字都被換掉了。如密蘇里州的Luxembourg改成Lemay。連許多有大量日耳曼人的都市(如聖路易)也遭殃。柏林街變成Pershing Street,稗斯麥街變成第四街,凱撒街變成Gresham street (Over Here: World War I on the Home Front)。愛荷華州的城鎮Lakota與Lincoln是當年的Germania與Berlin。

食物及病名也都遭殃,連巴哈與貝多芬的音樂都被排禁。當時的一些「愛國者」把德國酸菜(Sauerkraut)改稱為自由高麗菜(freedom cabbage),德國香腸(Frankfurters)改稱為自由香腸(freedom sausage)。在一名波士頓醫生的建議後,媒體改稱德國麻疹為自由麻疹(liberty measles)。結果是日耳曼文化在美國的消失。

不要以為一百多年前的美國社會民智未開,所以才會發生那種可笑的現象。當2003年小布希發動侵略伊拉克時,法國的拒絕參戰引起「愛國者」共和黨的憤怒與排法。在國會的餐廳裡,他們將炸薯條(French fries)改稱為自由薯條(freedom fries)。許多人也將法國蘋果派(French apple pie)改稱為自由蘋果派(Freedom apple pie)。人類的愚蠢可不是那麼容易治癒的。

除了地名被換及德國學校被關閉外,最後這些食物的名稱與病名仍大都維持原樣。說明的是,名稱可能帶來的「人心浮動」,也多少顯示了「名相」的重要。底下我們再專注到病名這個議題上。

WHO 的新疾病命名方針

2009年6月, WHO宣布一個可能與1918年西班牙流感有關的流感為大流行(pandemic)。這個H1N1而通稱為豬流感(Swine influenza)的病毒,引起全球的恐慌而使許多人聞豬色變,許多豬隻也都遭殃。這個流感後來證明並不是很嚴重。但卻也顯示了一個病名可能造成的誤解與不必要的恐慌。

又如,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的命名源於伊波拉河(Ebola river),這使得住在河流附近的人很不以為然。中東呼吸症候群(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的病名使阿拉伯人不高興。引起上吐下瀉的病毒Norovirus也使許多姓野呂(Noro)的日本人頗不以為然。多少在這種「輿論」壓力下, WHO於2015年5月8日發表了新疾病的命名原則(WHO Best Practices for the Naming of New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

依照WHO的命名原則,疾病的命名應該避免用地名,如中東呼吸症候群,西班牙流感,日本腦炎, Lyme disease, …等等;也應該避免用人名,如Creutzfeldt-Jacob disease(台灣稱為庫賈氏病,與俗稱的狂牛症有關);該避免用動物品種名或食物,如豬流感,禽流感;該避免用職稱,如Legionnaires disease(退伍軍人症),礦工,屠夫,….等等。

WHO這種命名原則雖然用意良好,但會造成很多困擾與混淆。原先的命名方法是約定成俗的,雖然有些人有意見,但它使學者較容易了解疾病起源,傳播與變化的關鍵,而也因不同名字較容易記得與辨別。如Marburg disease(因德國一個城市而得名)與伊波拉(因非洲的一條河流而命名)都屬同一類病毒引起,若單純用病毒來命名則難免會造成混淆。例如Marburg disease 稱為filovirus-associated haemorrhagic fever 1,而伊波拉病毒稱為filovirus-associated haemorrhagic fever 2。再說,無論如何,一個新病名的產生是常會引起一些紛爭的。即使以一般可能爭議性不大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為例,因為它做了一個症狀描述性的命名,但許多香港人也不爽,因為與香港自治區(Hong Kong SAR)之名類似(Kai Kupferschmidt: Discovered a disease? WHO has new rules for avoiding offensive names. Science, 5/11/2015)。WHO的這個命名原則對許多學者及評論者而言是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極度反應,並不符合過去的歷史,也不符合現狀。

武漢肺炎或新冠肺炎

基於這種新的命名原則, WHO於2020年2月11日宣布將台灣已通稱為武漢肺炎的疾病定名為COVID-19。名字源於Corona virus disease of 2019。病毒則名為SARS-CoV-2。WHO的命名大致定調了西方媒體對這個新疾病的用名。但在相當的一個程度上,我們常可讀到或聽到媒體仍用已於先前所用的coronavirus而不是COVID-19。為什麼?

Covid-19這個病名聽起來像是一個類碼(code),而非名字。這也難怪西方媒體仍大都用coronavirus這個名稱。再由文化的另一個角度來看,Covid-19這個名詞頂多適用於歐洲拉丁語系的國家,而較不適合非拼音系統的漢語系的國家。因為在拉丁字母的使用與拼音體制下,Covid-19之名較合適於歐洲語系。這也是為什麼這個名詞在中國、台灣、香港、與東南亞的華文界都沒被直接採用。中國稱之為新冠病毒,而台灣的官方則稱之為武漢肺炎,因為國內已使用了一段時間。習慣於用外來語的日本則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新型コロナウィルス感染症),也不用Covid-19。

反對使用武漢肺炎的人所持的理由是那是一種仇中。但這個說法無法說明過去依地名的命名是否就是基於仇視。是不是「仇中」暫時撇開不談,說來也不符合WHO的新命名原則。但就另一方面而言,說是新冠病毒也不符合WHO的新命名原則。既然兩個名字(中國的與台灣的)都不符合WHO的新命名原則,那我們要用哪一個?

Covid-19 是WHO於2015年5月8日發表新疾病命名原則後的第一個主要新疾病(而也是最肆虐的),這種極為政治正確的方針下所產生的名字之所以會出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

若不考慮一個病名的政治社會因素,而只考慮醫學的角度的話,一個病名最好是容易記憶,容易辨別,不混淆,且帶有流行病學的聯想:如,疾病的特質, 流行病的因素,及疾病的發展歷史,等這些內涵。伊波拉,德國麻疹,退伍軍人症,日本腦炎等病名對醫學界的人而言都是容易記得,含有流行病學的內涵,且知道疾病症狀及治療方針的疾病。當然這些都不符合WHO的新規範。武漢肺炎這個病名也有這個好處,它使人了解一個由武漢地區爆發出來的全球大流行。新冠病毒固然也非不可,但它缺乏那種聯想性,缺乏疾病的歷史演變,它也缺乏對下一個新型冠狀病毒該如何稱呼。新的總是會變成舊的。

再由前面美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反德國的運動來看,當時的極端「愛國」的美國人企圖消滅一切與德國有關的聯想,也不管「好」或「壞」。既不要大家喜歡吃的香腸帶有德國意味,也不要人民怕得到的德國麻疹。可以看出與病名聯結在一起未必是壞事。更何況說發現新疾病的醫學家都喜歡冠上自己的大名。再說,美國有一個說法,出名無所謂好名與壞名。而這次武漢肺炎的爆發卻也使全球知道有武漢這個地方。大略知道了他們所經歷過的災難與痛苦,中共的如何暴力封鎖武漢。用武漢肺炎這個名字也多少表示對武漢人所經歷過的苦難予以肯定,並加以致意。

但這次在武漢爆發的武漢肺炎,卻也因中共的極力隱瞞疫情及缺乏有效的醫療體制,而導致全球的大爆發。在這種背景下,這個疾病名稱之會引起國際政治的對抗也就難以避免了。一方面,中共竭盡所能要撇開他與武漢肺炎的關聯,而大力攻擊使用武漢肺炎這個名詞的台灣。而更進一步的天方夜譚似的要歸咎於美國之將病毒帶入武漢。另一方面,美國川普的稱之為「中國病毒」,及國務卿龐佩奧的堅持在G7的聲明中使用「武漢病毒」一詞而導致G7聲明的流產。兩者的作風雖然顯露出了不成熟的孩子氣式的對抗,但一般國際社會箭頭之指向中共卻也是很明顯的,只是沒有美國的那麼「露骨」而已。也有學者及評論人員建議使用中共病毒(CCP virus)一詞,因為所以會這麼一發不可收拾都因為是中共政權體制的原故(Paul D. Miller: Yes, Blame China for the virus. Foreign Policy, 3/25/2020。與Josh Rogin: Don’t blame ‘China” for the coronavirus – bla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hington Post, 3/19/2020)。

在名詞的使用之沒有共識及堅持不下之下,最後靠的是歷史的發展與演變,因為這是一個仍在演變中的情況。在中國及日本都已經使用新冠肺炎/新冠病毒感染症下,台灣及香港的媒體界則兩個名字都有人使用。將來是否會有定案仍有待觀察。雖然李文亮不是發現武漢肺炎的人,但他卻已與中共對掩瞞病情的做法連結上了。在一個程度上,李文亮在中國已成為人們在整個疫情受難上的代表(Gerry Shih: As Wuhan’s lockdown ends, residents leave messages for the dead doctor who sounded the alarm on coronavirus. Washington Post, 04/08/2020)。他之求取控制疫情但卻受到打壓,而最終被犧牲成為「烈士」,也多少使他在中國被視為先烈而成為近乎神靈的地位。稱武漢肺炎也罷,新冠肺炎也好,也不妨稱它為李文亮肺炎。說來也是對他的致意與懷念。而我們只能希望,中國人的懷念李文亮會開展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局面。有如1989年時,中國人民的懷念胡耀邦而引爆了六四天安門事件。

李堅

美國的鐵道旅遊之四 Coast Starlight 與California Zephyr ——Amtrak的兩條景色迷人的路線

美國是個國土廣大,資源豐富,而且具有豪邁山河與秀麗景觀的國度,而自然的,穿越美國各地的Amtrak也會看到一些美麗的風景。那一條路線最美,依人而異,但也都有共識所在。 筆者搭Amtrak的經驗不算很豐富,不能評斷。因為各路線都有各路線的特色。如由洛杉磯到芝加哥的路線(Southwest Chief)讓你體會由美國西南區(Southwest)的綠漠岩構景色慢慢地進入中西部的廣大無垠的良田。但在我有限的行程中,印象較深的是由洛杉磯到西雅圖的路線(Coast Starlight),與由芝加哥到奧克蘭(Emeryville,接駁到舊金山)的路線(California Zephyr)。

Coast Starlight全程2216公里(1377哩)。火車行駛要34小時44分鐘,兩天一夜。這條路線沿著南加州與中加州的海岸行駛,進入內陸後由北加州開始慢慢地爬升到5000呎(1500公尺)左右,進入奧勒岡後就走下坡地。在南加州及中加州那一段因為沿著海岸線走,頗為迷人。對在加州看慣海洋的人而言可能覺得較沒什麼。但在車上用餐看海景或日落還是別有一番享受。一般而言, Amtrak的餐點種類有限,但品質還不錯。Coast Starlight每天一班車,由洛城出發是早上10點左右,到西雅圖時一般是隔天晚上八點。笫一天入夜時,一般都在爬山(Siskiyou Mountains)。筆者第一次坐這班車時是坐普通座位,在火車後面。在黑夜中看著火車頭不時鳴笛而緩緩爬山前進,旁邊是黑夜的森林,真猶如迷夢一般。到凌晨時火車大都已登上高山處,沿著山谷前進,而環繞著那時(四月)山頂上都還是一片白雪的夏斯達山(Mount Shasta, 4321.8公尺,14179呎)。夏斯達山與華盛頓州內的名山雷尼爾(Mount Rainier,4392公尺,14411呎)都同屬一個群山系列(Cascade Range)。在觀賞夏斯達山時,隨車人員說明夏斯達山是個聖山(a very spiritual mountain)。這也令人想起為何富士山是日本的聖山。它們幾乎都是獨樹一幟而積雪期很長。在Amtrak所經過的北加州的山上,許多車站都是為了當年木材業而建立的。如今已不再伐樹,山上只剩下一些沒落的小聚落。在這個地方,水量很充足也很清淨。不只山溪,也看到一些湖泊。有興趣的人也可以於夏天時在Klamath Falls站換搭巴士去看有名的火山口湖(Crater Lake)。

在進入奧勒岡州不久,火車就直線的走下坡。那一段路火車平穩,靜寂無聲而一路衝下,兩片是一片白雪,令人印象深刻。奧勒岡州與華盛頓州是長年綠油油的,地理景觀與加州相當有異。

Coast Starlight是個美麗的路線,有海也有山。但由芝加哥到奧克蘭的California Zephyr則相當壯觀。因為它穿越了兩大山脈:洛磯山(Rocky mountains)與希也拉山(Sierra mountains)。工程艱鉅而景色磅薄迷人。California Zephyr主要連結舊金山/奧克蘭,丹佛,鹽湖城,歐馬哈(Omaha),芝加哥。

筆者由芝加哥到丹佛時,可能是因為在夜中,不覺得已爬到海拔一哩高而有Mile High City(1609.3公里)之稱的丹佛。丹佛是個盆地。在停留補給一段時間後,火車開始慢慢地爬洛磯山。先是繞幾個大圈子的慢慢地往上爬(Big Ten Curves),然後穿過28個隧道。大部分都是短隧道,其中最長而也最高海拔的是莫菲隧道(Moffat Tunnel)。1928年2月通車的莫菲隧道全長十公里(6.2哩),海拔2816公尺( 9239呎)。在通過莫菲隧道時 ,車廂與車廂間的門都鎖了起來,不能互通。為的是防止柴油廢氣的進入車內。由於都是岩石山,可以看出工程的艱鉅。洛磯山的岩石大都是紅色的,而我也從當地人了解科羅拉多是西班牙語,是紅色之意,而也是科羅拉多州州名的由來。

火車出莫菲隧道後,大致沿著山谷前進,沿途的風景美不勝收,也常看到野生動物。其中有一段與70號州際公路平行,各具山谷溪流的一邊。這些看來不大的山谷溪流也就是科羅拉多河(Colorado River)。隨著火車的往西,河流也越來越大,到Grand Junction後,Colorado river與Gunnison river會合。我聽Grand Junction的站長說明才知道河流的會合是Grand Junction市名的由來。這條全程2330公里(1450哩)的科羅拉多河也是內華達州Lake Mead的水源,成為拉斯維加斯與美國西南區的發展基礎。

洛磯山脈也就是北美大陸的大陸區隔(Continental divide),與南美的安抵斯山脈(Andes)是同屬整個美洲的大陸區隔與分水嶺。

火車離開大陸區隔後不久也進入猶他州,在入夜前看到了美麗的紅寶石峽谷(Ruby Canyon)。隔天清晨在過了小賭城雷諾(Reno)後,火車進入希也拉內華達山脈(Sierra Nevada),又是一番美景。看到滿山的雪只讓我這長年居住在南加州的想到這也是我們的水源之一。火車在通過Donner Pass時約海拔2151公尺(7056呎),也看到了美麗的湖泊Donner Lake。這個地區之所以名為Donner Pass與Donner Lake,源於1846-47,有87名中西部的開墾者(稱為Donner Party)在路經此地時困於雪中四個月,最後只有48名存活了下來。為了生存,也傳出吃人肉的駭聞。Donner Party也說明,當年由東往西要開墾加州的困難(另一路則是要繞道南美洲到加州的海運)。坐在火車上你可以看出工程的困難與艱鉅。而大部分的勞工都是在當時被排擠欺負得很厲害,而沒受到肯定的華工。直到最近幾年,華工對鐵路建設的重要才漸漸的被受到重視。

李堅

有語言才有人類 ——但有些人也因語言而遭滅

在一次參與為期四天的靜修(retreat)中,由於大家都是同道,難免倍加親近而想多溝通。但除了極少部分的時間外,帶領靜修活動的領導人指示,靜修期間也是禁語期,不能講話,也不能使用手機(要關機)。剛開始時很不習慣,但久而久之因為減少了外在的溝通與外來的「騷擾」,而自然的也慢慢地走入自己的心中。而這原本也是靜修的意義,不是個夏令營,而是個提供參與者走入自己內心的機會,做內視與省思。

靜修的最後一天,在交誼中聽到一位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的紐西蘭人說,到山明水秀的加州令她眼花繚亂,目不暇給。相對之下,當她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時,因為到處都是沙漠,比較容易進入內心的世界。可以這麼說,禁語有如居住於一個單調乏味的環境一般,使人較容易往內心的方向走。這使我想起耶穌與穆罕默德都因「落單」於沙漠一段時間而有所覺悟。

但人絕大部分都不是修行人。同動物一樣,我們都是群居的動物(即使有一部分是獨自生活的動物,但在交配期時還是要在一起),都需要溝通。而在溝通方法上,人類可說是獨樹一幟。因為只有人類使用語言溝通。學者大扺能知道各種不同文字產生的期間表(因為有考古紀錄),但無法知道語言是什麼時候產生的。即使是語言學家(linguistics)也知道所有的說詞都只是臆測而已。但對一些哲學家而言,語言的產生也就是人類/人性(humanity)的產生。而在原始期間,語言也代表了真理,而有很大的力道。在語言的力道所表現出來的最精純境界是,一些主要文化中所存有的咒語(mantra)。咒語一詞在希臘與拉丁文的語根上看來,是代表了思考的工具(mens 思考,tra工具)。但後來由於大量語言文字的使用與印刷術的出現,許多咒語雖然保留了下來,但大都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與效用。西藏文化可說是最後一個保留咒語功能,但也已漸漸失去它原有功能與效用的文化(Lama Anagarika Govinda: Foundations of Tibetan Mysticism)。但總的來說,人類已與過去的神秘主義越行越遠。

也許是物以稀為貴的相對版吧,語言與文字的泛濫已使它失去及重要性與神秘性。但語言還是很有力道而能夠產生很大的破壞性的,而這也是人類自有文明以來就受到宗教界的注意的。不管是佛教或基督教,都有對惡言惡語的戒制。佛教是比較有系統性的在「八正道」的修道法中列有一條「正語」。正語也就是防止修道人的造四個口業。這四個口業的第一是不妄語,也就是不欺騙;第二是不綺語,也就是不做空談或花言巧語;第三是不惡口,也就是不罵人或說苛刻惡毒的語言;第四是不兩舌,也就是不搬弄是非。基督教也有類似的說法。雅各書三章強調對語言應有的約束。強調語言的重大力量,說明舌頭是嚼環、是舵。舌頭是小的,但能管理大的。舌頭沒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惡物。也訓誡人不能一面讚美神,一面咀咒。因為一個泉源不能出兩樣水(雅3:10-12)。又說,「耶和華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詩篇141篇3節)。「撒謊的嘴唇是耶和華憎惡的」(箴12:22)。「撒旦是說謊之人的父」(約8:44)。總總訓示都說明語言所能產生的強大力量及其可能的破壞性。

口業在所有惡業中是最容易造的,真有如台灣人所說的「出一張嘴」。宗教固然都在勸阻惡言及謊言的使用。但有時看起來文化的規範也佔了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以前聽一位美國的人類學教授說,美國海軍曾經編纂了一本世界各國各文化的悪語與髒話的書,發現日本話最少(一頁都不到),俄國話最多(真的是琳瑯滿目)。那時忘了問他台灣的排名如何(如果有的話),想來台灣不會離俄國太遠。搞不好還能超前「為國爭光」。了解台灣惡言惡語文化傳統的我們也只有祈求台灣能「減肥」一番。

但在網路媒體氾濫的今天,要避免造口業「減肥」說來也不容易。即使我們知道惡言惡語的可怕(如有人因網路霸凌而自殺),但對有些出口成章或暗中放箭的人來說,要「從良」卻也非易事。「正念」(mindfulness)的訓練在最近幾年來的美國相當流行,在醫學(尤其是疼痛治療)上有其一席之地。一位教正念訓練的美國教授提到,他有時收到不同意見或惡意批評的來郵,雖然相當不滿,但在幾次深呼吸下也就釋然了。若不釋然,則起草回郵但只做個草稿(draft)而已。隔天再看一眼,通常不會將這個草稿郵件送出。也就是說,做事不要衝動草莽行事。

罵人話多的俄國社會是不會比罵人話少的日本社會要來的和諧的。但比較能藉由駡人來「舒壓」的俄國人是不是比日本人要來的快樂?這是一個另外的議題。在過去的心理學界曾認為「吐苦水來舒壓」是對身心健康有益處的,但近幾年來學者又有不同的想法。訓練「情緒管理」(anger management)的心理學家都建議採取:按耐一下,了解,及友談等等方法,而不是直接與正面的對抗。因為對抗性的大吐苦水不但不會達到舒壓的效果,反而只會徒增自己的苦惱與不快樂。

惡言惡語之有害固然是宗教與身心健康者所關心的,但語言與文字是有許多正面的地方的。如文學、藝術、科學、律法、及一切智識的傳達…等等,都得靠語言與文字的適切表達。而在小節方面,一句簡單的鼓勵之語與讚美之詞,也會使當事人覺得窩心而受到鼓勵。一般而言,傾心聆聽,而非各說各話,也較會改善人際關係。語言當然是正反兩面都有的。而語言的正反兩面也同人類的許多對立面(如黑白、高低、長短、善惡…等等)一樣,都是共同存在,但卻是可以做抉擇的。

但,若缺乏正語的認識與訓練,則難免會難以辨認邪言歪語。

台灣本身就不是一個很具善言善語的社會。我們充滿了許多惡言惡語,肯定是比英文要來得多,但真的會比俄文少嗎,可能有待「研究」。美國(與歐洲)在最近幾年都受到俄國的網路造謠攻擊,頗招架不住。俄國人口不若中國多,而美國比台灣大好幾十倍。台灣對抗中國假消息的能耐將不若美國之得以抵禦俄國的能力。中國傾全力要併吞台灣,軟硬兼施是一直都在進行的,如今更藉由台灣的言論自由而發動網軍大舉攻台,進行共產黨一向擅長的造謠與分化。台灣人若缺乏正語的根本訓練及一些基本的邏輯、認識、常識、知識、道德、與堅定的民族認同,則只有陷入中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陷阱。而這也是中國的上上策,台灣的下下策。

李堅

人際關係與國際關係 ——被出賣是個殘酷的現實

從小到大我們都生活在一個社會中。社會是人的組成,而自然的,我們的生活關係也都牽涉到人與人之間的對應,親朋關係,與事業關係等等。每個人的一生都會經歷過人際關係的酸甜苦辣:婚友問題,信任問題,利益的衝突,孤立與同盟問題,愛別離,怨憎會,拋棄,背叛的問題, …等等。對國際關係的現實派(Realism)學者而言,國與國的關係也是如此:結朋成黨,爾虞我詐。現實派的國際關係學者更指出,國際關係比社會中的人際關係要來的更為險惡。因為一個社會中多少有些文化與社會的規範,與統治機構及權威的存在,多少有所約束。但國際社會中並沒有一個統治權威的存在(聯合國只不過是個聚會討論的地方,沒有約束國際關係的能力與統治的權威),是處於一個艱險的無政府狀態。弱肉強食而成為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世界。但為了生存,大部分的國家都需要盟邦,以結朋成黨來扺禦可能的外患。出賣友邦則不但會使原來的權力平衡失去,也多少會使出賣者在國際社會失去他的信用。

在現代的國際關係史上,俾斯麥可能是個最有名的現實派人物。現實派(德文Realpolitik。Realpolitik與Realism及Pragmatism常互相使用)雖然不是俾斯麥首先提出來的名詞與觀念(首先提出的是19世紀的日耳曼人Ludwig von Rochau),但俾斯麥的不重意識形態,只考慮現狀,以求達到他的政治目標是有名的。不是日耳曼民族主義者,而是個普魯士忠君者(monarchist)的他,發動了三個短暫的戰爭,而建立了以普魯士為主體的德國帝國。了解到位處中歐的德國不能兩面受敵的他,也透過同盟關係來達成了當時歐洲五大強權–英、法、德、沙俄、哈普斯帝國—的權力平衡,而維持了歐洲局勢的平穩與和平。俾斯麥是德皇威廉一世的首相,但好大喜功而急於往外擴張的威廉二世上台後將俾斯麥解職了。威廉二世的擴軍與往外擴張,也與沙俄及英法造成衝突,而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德國帝國的潰敗。

進入20世紀後的國際關係史上,美國多少是個異數。美國國土廣大,資源豐富。在地理上又有兩大洋—太平洋與大西洋,的隔離,相當安全。北隣的加拿大是友邦,南邊的墨西哥只有聽話的份。在意識上而言,美國人覺得相當的安全。因為她遠離了紛擾的亞洲與歐洲,也沒有中南美洲的政經之不穩定。從過去以來,美國人一直有孤立主義的想法。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競選連任的威爾遜總統,雖利用美國人孤立的心態贏得連任(他的口號是”他讓我們免於戰爭”。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但他連任後卻也藉由宣傳手法將美國帶向戰爭。一次大戰後,看到歐洲不但沒有解決自身的紛擾而再走向衝突的美國人,不用說是孤立主義瀰漫,覺得歐洲是歐洲人的事,干美國何事。醖釀多年,主張孤立主義,而於1940年成立的「美國優先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 AFC),有將近100萬名會員,包括有許多社會中的賢達人士。他們反對有跡象顯示要參戰的羅斯福總統。但羅斯福總統知道納粹在攻下全歐洲後,下一步將針對的是加勒比海與中南美的控制,然後進攻美國。孤立主義有違美國的安全。這個象徵美國孤立主義的「美國優先委員會」,最後於珍珠港事變三天後解散。

二次大戰使美國體會到世界各地的動亂,最終都可能會波及到美國。也在這種認識下,在戰後成為全球首富首強的美國於世界各地駐軍駐防,並組成各種同盟(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美日安保條約,…等等)。各種結盟及各地的駐軍使美國一直享有國際關係的平穩與安全。但十幾年來這種情勢逐漸在轉變,而於川普上台後使美國的孤立主義幽靈再度借屍還魂。

川普上台後,不但走的與一些獨裁者較接近,也批評美國的友邦占美國的便宜。川普不但取消一些協議(如TPP, NAFTA,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伊朗核協議),也威脅要廢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表明的是,美國不需要友邦。不需要友邦是一回事,將友邦放棄出賣又是另外一回事。2019年10月,川普下令美軍由敘利亞撤軍,造成土耳其的攻入敘利亞屠殺庫德族人,也引來了俄國軍隊與原敘利亞軍人的進駐。川普這種出賣美國友軍庫德族的行徑,引來國內與國外各方的交相責難。但事實是,這也不是美國的首次出賣朋友。就台灣而言,我們(台灣人與中華民國)至少也被美國出賣過兩次。

1949年10月1日中共宣布建國。對蔣政權很反感的杜魯門總統於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國不再介入中國事務,宣示對國民黨(也包括被無辜連累到的台灣)的放棄與不再支援。但1950年6月25日爆發的韓戰使美國驚覺到蘇聯與中共的擴張,於是派第七艦隊巡迴台灣海峽,救了大命不死的國民黨,也救了被國民黨牽連到的台灣人。當1972年年尼克森訪華時,背後運作的權臣季辛吉與尼克森總統多少是將台灣(中華民國)出賣掉了,只是當時窮弱的中國無法消化,也無能治理台灣,而多少沒有付諸實現。

每個人都需要有朋友,但每個人也都有可能被朋友出賣。美國是一個有高度消費文化的社會,所謂的「友情」也難免成為消費品。對我們而言,有國際友邦及同盟固然重要,有草根級的國際聯盟、同盟、與共事關係可能更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立自主,不事事求人的決心與毅力,那才會是獨立的保障。沒有獨立性,談不上有獨立。

李堅

美‧侘寂‧美育‧宗教 ——兼談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

十幾年前,一個受邀到台灣旅遊的美國朋友在回到美國後向我說:我真替你離開台北感到慶幸,台北是一個醜陋的都市。那時聽到這位朋友這麼說,心裡頗有一番滋味,但我也沒表示抗議或提出一些說辭,多少是默許了。

台北是一個醜陋的都市這種說法也不只我這位朋友這麼說的,看到一些旅遊報導一般也對台北的市容沒有什麼好話可說。對這種觀感我個人是同意的。相對之下,七十年代時,一些西方觀光客與媒體人,將東京的擁擠與居住空間的狹小稱之為「兔子窩」( rabbit hutch),但就沒聽說過西方人視日本城市為醜陋的。反而對日本的文化及優雅美麗讚譽有加。好幾次到日本旅遊給我的印象是整齊、乾淨、與優雅。不只表現在硬體上,也表現在軟體上。為什麼?

醜陋代表了沒有美。但美是什麼?最近到日本一遊又讓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而在同時,我也想起了以前北大校長與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1/11/1868-3/5/1940)所推動的「以美育代宗教」之說。那美與宗教又是什麼關係?

醜陋的台北?

拿全世界許多現代化國家的主要都市來比,台北皆算不上是個美麗的城市。歐洲有名的都市如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蘇黎世、京都、等不用說,美國與日本的許多主要城市看起來也都比台北美。那麼,台北若不美,她的平庸或醜陋在哪裡?說來有些是結構性(硬體)的問題,有些則是軟體(文化教養)的問題。但軟體的文化是主要根基。

建築與一個都市的規劃與格局當然是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台北的建築給人的印象是凌亂、難看、與骯髒,缺乏清理與維護。早於二次大戰前就有一位曾經在中國、日本、與台灣皆當過領事/副領事的美國外交官包蘭亭(Joseph W. Ballantine, 7/30/1888-1/29/1973),對台北的街景做了一番描述(Joseph W. Ballantine: I Lived on Formosa.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Jan. 1945)。由於那時太平洋戰爭仍在進行中,這名外交官的用語也很不委婉(用Jap鄙稱去稱呼日本人)。他描述日本人在台北的建設,包括良好的公共建築,寛廣的馬路,與林蔭公園,看來多少是肯定的。但他又加了一句,台北表面上模仿歐洲城市的造景,但沒有學到歐洲的文化內涵。台北缺乏音樂、文學、及藝術的活動與涵養。

當然不能說只有歐洲文化才有美或美的效應。每個文化都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或廣或狹的藝術水平與涵養。而藝術也不是自然產生,而是需要細心栽培與涵育的。台灣文化受漢文化的影響很大,而漢文化本身就是一個相當缺乏藝術與美育的文化。雖然台灣在日治時代的後半期也開始發展出一些新文化與現代藝術,但卻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遭到夭折。

嚴格而言,戰前的台灣社會還沒發展到藝術普及的層次是可以理解的。而有幸的是戰後的台北曾經出了個當11年市長的高玉樹(9/3/1913-6/15/2005)。在高玉樹任內多少定調出了今天台北市主要街道的格局:中央快車道,兩旁安全島,慢車道,及寬廣的人行道。今天走在這些主要街道上可以看出設計的格局與效應。但缺乏定調的是兩邊的建築是否優美與潔淨與否。沒有管理到的是人行道上與騎樓下的凌亂與摩托車的停置。走出台北市而進入鄰近新北市的城市,狹窄的街道與凌亂更使人覺得不但刺眼,而且有壓迫感。更不用提那到處都有的鐵門窗與醜陋骯髒的建築及空氣污染了。

漢文化缺乏美學及美育的傳統。而台灣的建築審核也缺乏對美的評估,也不若一些歐美城市之規定大型建築的一部分(如1%或3%)得用於藝術造型。一個程度上,台灣城市的建築看來多少反映了台灣一些墓地的造型,有如亂葬崗一般的雜亂無章。

走在日本主要都市的道路上,感覺上就是乾淨、整齊、而井然有序,空氣也乾淨許多,建築不但比較優美,也頗潔淨而有保養。

一個都市的市容到底是該文化的表現。台北之為醜陋,而鄰國也人口密度高的日本卻呈現出另一種風貌,顯然在文化上有相當大的不同。城市的美或醜到底只是文化的一種表徵。要回歸根源,其實在於美學文化。在日本,美學的表現在於如插花、盆栽、字畫、戲劇、庭園造景、言談及行為舉止,…等等。日本可說是亞洲國家中(甚至是世界各國中)從小就重視美育的一個國家。而這自然反應在市容及整體文化上。美不是短時間內所能塑造出來的,而是長期栽培與教育的結果。

侘寂

十幾年前與家母遊日時,住在我那個生活一切都是傳統日本式的舅舅家裡。有天我舅舅大談侘寂(わびさび,Wabi-Sabi)。第一次聽到那個詞句對我而言是一片模糊。雖然大約知道它的含義,但很難解其意。而你若問日本人侘寂是什麼,一般人也都難以用言語去解釋。只能說是可以意會,但不可言傳。

但對外人而言,言語的解釋與描述是需要的。在讀一些敘述侘寂意義的文章後才發現,這可說是日本美學的哲學根基,而也源於佛教,尤其是禪宗。說起來是反應了佛教中的三法印:無常、苦、空(Leonard Karen: Wabi-Sabi for Artists, Designers, Poets and Philosophers. 1994)。在哲學基礎上,接受事物的變化與臨時性,人生的不完美與不完滿等。也反映出禪宗中美學的根基:簡素(即簡單),不均齊(即不對稱),渋み(低調),自然,幽玄,脫俗,與靜寂(Garr Reynolds: 7 Japanese aesthetic principles to change your thinking, 9/7/2009)。

侘寂的觀念可由一般我們所知道的日本文化中看出。如賞櫻(無常),俳句(簡單不對稱,脫俗,自然,無常),茶道及所使用的茶具(不均齊,簡單,脫俗),及插花(不對稱,自然,脫俗,幽玄)…等等。日本的庭園造景與盆栽也都反應出這個哲學。不若歐洲(如法國)的庭園造景強調幾何式的排列,日本的庭園所要表現出的是自然的景觀(雖然也是人造的),使你身在人造的「自然」世界中而忘卻它的人造性。

侘寂固然是日本美學的主要哲學根基,但也未必反應在生活的一切層面。一般而言,美學及美育在日本是相當受到重視的。不只在藝術及文學界、建築、街景、庭園與公園,在一般日常生活上我們也都可以看出美學及美育的影響。雖然侘寂的觀念普遍而深入民間,而也源之於佛教。但目前的日本已是一個相當世俗化而非宗教味道濃厚的國家。目前我們已很難看出日本的美學/美育與宗教的關係了。

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說

日本的侘寂固然有佛教/禪宗的哲學根基,但也有可能只源於日本文化的特色,只不過借用佛教的觀念予以闡述罷了。否則,同樣有禪宗歷史的中國,為什麼沒有那種侘寂的美學觀。也可說,日本的侘寂美學觀與禪,倒底是雞生蛋或蛋生雞實在很難去定論。但蔡元培對美育與宗教的論述所採取的是兩者是互相排斥的觀念。

蔡元培強調美育的重要而說「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 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又說:「宗教本舊時代教育,…..所以宗教中兼含著智育、德育、體育、美育的原素」。蔡元培又針對現代的四育說明道:「…..宗教上所有的解說,在現代多不能成立,所以智育與宗教無關,…..宗教上所懸的戒律,…..不特掛漏太多,而且與事實相衝突,所以德育方面,也與宗教無關。…..運動的方式極為複雜。…..所以體育方面,也不必依賴宗教。於是宗教上被認為尚有價值的,止有美育的元素了。…..然則保留宗教,以當美育,可行麼?我說不可。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強制的;美育是進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新青年》, 1917年8月。及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現代學生》, 1930年12月)

從事教育的蔡元培之著重於四育是可以理解的。他將過去的宗教描述的似乎涵蓋了教育的全部內容。雖肯定宗教所保留的「莊嚴偉大的建築,優美的雕刻與繪畫,奧秘的音樂,雄深或婉摯的文學,…..絕不能抹殺其美的價值,是宗教上不朽的一點,止有美」。而在結論道「以美育代宗教」之時,他將兩者視為可互相取代的東西。沒有去論述宗教是否可以被任何東西取代,也沒有去論述宗教是不是人類社會所不可或缺的。

美‧宗教‧科學

戰前的台灣在日治下受日本文化的影響,戰後的台灣受到「光復」來的漢文化影響。也就是說,台灣的街頭若給人一種醜陋的印象,根源在於漢文化。而漢文化的中心重鎮在中國。在蔡元培時代的中國,中國的智識分子倡議新青年,新文化。對賽先生(科學)德先生(民主)充滿了憧憬,但也頗有認知上的不足。這自然也反映在蔡元培的論述中。但蔡元培的論述我們是應予以肯定的,因為他除了強調德育、智育、體育外,還特別強調美育。論述本應僅止於此,但他卻加了個「代宗教」的尾巴。也許他本要一石兩鳥,但實際上卻成為論述上的主要缺失,難以立足。

但美與宗教是有關聯的。有學者指出,比較美學感應與宗教靈驗時發現,兩邊的描述與感受幾乎雷同。也就是說,有強烈的美學感應與宗教靈驗的人,在心裡感受上相當類似(M.R. Austin: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the Nature of Religious Perceptio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July 1980)。一個丹麥的哲學家索仁·‧克爾克嘉德(Søren Kierkegaard, 5/5/1813-11/11/1855)則對美與宗教予以方法式的論述。克爾克嘉德認為,人為了脫離人生的苦海而採取不同的方法去對待自己。每個人與自我的關係決定了生活的形式:美,倫理,與宗教。為美而生存的人反應出為自己而生活,追尋美與歡愉。為倫理而存在的人,著重在為他人而存在,強調義務與服務他人。為宗教而存活的人則將自我與他人的關係放在超越這個世俗的宗教領域裡(Jeff Mason: Kierkegaard’s three forms of life: the ethical, the aesthetic and the religious)。

克爾克嘉德的論述之有趣在於他提供了一個容易了解的架構,但落於簡化,也無法涵蓋個體如何去對待自己的一切層面。但那超乎本文的要點與筆者的論述能力。在此要說的是,美與宗教是有關聯的,但不能說是互相排斥,有如蔡元培的論述一般。更何況,宗教也非如蔡元培所說是能用科學的研究來取代的。諷刺的是,是科學的研究(特別是心理學)使我們了解到,宗教是無法消失的。

宗教的影響雖然一直在減少中,但很多只是在形式上的改變。如北歐的無神論者很多,但相信神靈,超自然現象及迷信的人也很多。而在許多傳統宗教衰退的社會中,許多不同的信仰(如巫術,New Age…..等等)也在增加中(Rachel Nuwer: Will religion ever disappear? 12/19/2014)。宗教的影響力固然在減少中,但宗教之所以繼續存在,很大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在生理與心理基礎上的認知問題(心理學上的Dual process theory)。我們一大部分的認知是基於直覺,潛意識,而自動自發的,而非基於科學理性的。科學方法是新的現象,是需要靠長時間的教育、分析與研究,而非自然、與生俱來的。這也是為什麼有學者了解到,人類的心智適合/趨向於宗教而非科學的探討(Robert McCauley: Why Religion is Natural and Science is Not)。

美育的重要

沒有一個學科,現象,或個體是能單獨存在的。萬象都是有所關聯而互相聯結的。這也是西藏文化(及藏傳佛教)中的無盡結(eternal knot,或譯作金剛結,吉祥結)所要傳達的訊息。美,宗教,科學,及一切學科、學派,及自然界都是互有關聯的。但蔡元培之將美育與宗教當成對立面來論述,未免有失偏頗,也下錯前提。但他的論述至少是提供了一個討論的機會。

文末應該回到本文的主題:台北的醜陋(或說不美麗)。問題何在?有解嗎?

教育家的蔡元培提出美育時,他已看出那時中國社會的主要毛病之一。那時那個中國社會的統治者「中華民國」「轉進」到台灣後,自然也將那缺乏美學、美育的腐蝕文化帶到了台灣。在升學主義及威權統治下,許多「不重要」的學科,不是不存在就是被忽略掉。如音樂、美術、藝術、工藝、舞蹈、倫理、體育、家事…..等等。學生只被灌輸要讀好書,上好學校,找個好工作而已。而也因為威權統治,不鼓勵學生發表意見,或尋找自我,也不激勵好奇與探索等。也多少源於此,許多成長於當年那種環境而今天已屆退休年齡的人,不知自己的興趣在哪裡,面臨退休後要做什麼也感到很迷惘。今天,台灣的年青世代已不再生存於威權統治之下,而我們已可看出年輕世代所能展現出的亮眼事蹟。整體而言,台灣社會過去被忽略輕視的學科雖有得到重視與改善,但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這其中,美育是一個要項。

歐洲是現代美術、音樂、雕刻、及與美較無關的科學、工業、哲學等的發源地。過去歐洲藝術的發展受到貴族、皇室,與後期的資產階級的支持。日本的美學也受到貴族、皇室、僧人、及後來仕族(武士)的支持。而在延續與傳承方面,也都有個現代的教育制度做啟蒙與推廣的工作。美育其實不應僅止於藝術,也應普及於日常生活與社會中的人際對應。所要培養的是人的文化涵養與氣質。而這也是蔡元培所認知到的:「美育要達到的是人我之見與利己損人之念的漸消沮。因為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復有人我之關係,遂亦不能有利害之關係」。蔡元培這種說法固然顯得有點空洞與浮誇,但他要說的是,在一個有藝術涵養與重美的社會裡,醜陋的事自然不會發生。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