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國恥的迷思之一 第一次鴉片戰爭 ——中國「百年國恥」的開始

對中國人而言,他們的現代史觀分界點,常常是基於鴉片戰爭之前與鴉片戰爭之後。意思是說,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是天下的首富首強。這個天朝愛好和平穩定,而成為各國朝貢覲見的對象。但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遭受到西方列強及新興日本的不斷侵略,而遭受到百年多的羞辱。在這期間,中國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國土,也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這個「百年國恥」一直到「抗戰勝利」(二次大戰的結束)後才結束。尤其是在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後,中國才建立成一個世界強權。中國人的要務是不容許這種國恥的重現,而中國也要回覆他原本為天下中心的地位。而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捍衛中國,重建國威。

用所謂的「百年國恥」做為中心論述,看起來簡單扼要,而容易引起中國人的共鳴。但這個論述有多少真實性?而這個論述的功用與成效(對內與對外)如何?在中國的教育界、文化界、及政治界不斷宣傳「百年國恥」(尤其是日本的侵華)下,我們不能不對這個議題/問題掉以輕心。因為這種論述是目前頗引起國際困擾的,中國的超強民族主義(hypernationalism),問題的來源。

嚴格而言,中共的崛起之初也靠了民族主義(參見Chalmers Johnson的日本侵華期間中共領導的所謂”農民民族主義”peasant nationalism的論述,及之前的五四運動也是基於民族主義)。但這個所謂的「百年國恥」的擴大宣傳,及伴隨而產生的中國超強民族主義,還是1991年以後的事。

中共建國之初,為了要引進日本的工商投資及科技,避不談過去戰爭中的問題。但在鄧小平的推動改革走上現代化(走資)後,共產黨本身的意識形態受到了挑戰。在後來的東歐共產政權的一一垮台與蘇聯的解體後,尤其是在天安門事變後,中共不但遭到了意識形態的危機,更遭到了生存的挑戰。許多西方學者都注意到中共在1991年後才開始加強推動愛國教育(William Callahan: History, Identity, and Security: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Nationalism in China,及William Callahan: Humiliation, Salv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與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的著作)。這種愛國教育目前已深入中國各界,受影響最深的尤其是1991年後受教育成長下的年輕一代。也就是說,中共的這種超強民族主義會持續「凌虐」一段時日,這是我們要好好去面對並思考解套之道的。

那麼,中共的所謂「百年國恥」(Century of humiliation)到底所指為何?有多少事實或真實性?而這又反映出中國人的什麼心理因素與文化架構的背景?

美國是於一次大戰前躍居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在十九世紀之前,印度的蒙兀兒王朝與清國是全球兩大經濟體。以1820年前的估計來看,蒙兀兒王朝的GNP約為1114億國際美元,清朝約為2286億國際美元(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2006)。於清朝年間,中國的人口也約增加了三、四倍而約有四億多人。當十五世紀的航海時期(age of discovery或age of exploration)開始時,歐洲人到亞洲所要的是香料(印度、東南亞),茶(印度、清國),陶瓷與絲(清國)。到美洲則為的是搜刮黃金、白銀,與殖民。當年的清國有歐洲人要的茶、陶瓷、與絲,但自給自足的清國不覺得歐洲有什麼他們所需要的。也因此,在清朝只限制廣州為單一貿易口(Canton system,一口通商)的交易下,英國每年流失360萬磅的白銀。不堪貿易逆差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於是想出了「刺激」中國人需求的方法—鴉片。鴉片原本也是傳統漢醫的藥材之一,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本也有出口到中國,現在只不過是大量「擴大外銷」罷了。結果是造成社會的頹廢與凋敝。在這種背景下,目前被中國人視為民族英雄,但一些歷史事實尚有待考證的林則徐之「虎門銷煙」,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9/4/1839-8/29/1842)的導火線。

鴉片戰爭中,有37艘船(一說44艘),而軍力不到兩萬的英軍,卻能由珠江、湛江、打到長江,而擊敗了有22萬兵力的清軍。靠得不外是新科技的船堅炮利,與現代化下訓練出來的軍隊(英軍中有7000名英國用歐洲制度訓練出來的印度軍人)。戰爭的結果是簽下了被中國人稱為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的南京條約。英國政府的外交部及台灣的故宮博物院都保有原來的版本。

南京條約除了割讓香港給英國,清國賠英210萬銀圓外,也開放五口通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清國的關稅基於英國的利益而定,也給予英國最惠國待遇,及治外法權。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過程與結果,使世界各國看到一個由遠方來的小國英國,竟然能擊敗東方大國的清國。鄰國的日本是剉的等。果不其然,鎖國200年(1633-1854)的日本於1854年3月31日被迫開港。1858年簽署了喪權辱國的安政條約,開放五口通商並予外人治外法權。這刺激了後來的明治維新(1868-1912)。另一方面的歐美各國看到了清國之不堪一擊,而看來是有大利可圖,也都參與了進軍中國以做瓜分中國的準備。而到最後,連當年是同病相憐的日本於明治維新後,也都參與了對中國的角逐。第一次鴉片戰爭也因而成為這一系列侵華戰爭的第一幕。

李堅

新冠肺炎‧武漢肺炎 ——疾病名稱的政治社會學

1866年,英國的一名醫生唐約翰(John Langdon Down, 11/18/1828-10/7/1896)首先發表了一篇他命名為「蒙古痴呆症」(Mongolism)的病症(Observation on an Ethnic Classification on Idiots)。這個我們現在稱為唐氏症(Down syndrome)的疾病特徵是顔面的造型,智障,及常帶有心臟上的問題。在早期都是經由這些臨床特徵來做診斷的,一直到1959年才有法國的一名醫生(Jêrôme Lejeune)發現了以染色體做病理上的診斷。他發現這些在當時還被稱為蒙古痴呆症的病患的第21號染色體不是成一對,而是有三個(Trisomy 21)。

那麼,「蒙古痴呆症」是如何變成唐氏症的?

在那個演化論已上場而歐洲人佔盡殖民優勢及船堅炮利的年代,白人自有他們自以為優越的演化觀。那時的人類學觀念是將全球的人種分為三大類:白種人(Caucasoid),黃種人(Mongoloid), 黑人(Negroid)。對白人社會而言,白人自然是自認為最進化的一個種族。在那種背景下,唐約翰基於這些病患的臉部特色看起來有如黃種人,而認為這是一種演化上的倒退(reversion)。稱這個病症為「蒙古痴呆症」明顯的是一種種族歧視,也不符合科學上的事實與驗證。而巧合也不幸的是,後來唐約翰的一個孫子也有唐氏症。

過去,在台灣的我們都不了解這個診斷名詞的種族歧視背景,台灣及日本的醫學界也似乎都沿用了「蒙古痴呆症」這個診斷名詞。記得七十年代初期在醫院實習時,台大骨科的一名老教授(陳漢廷)在一次閒聊中表示非常痛恨「蒙古痴呆症」這個診斷名,他希望將來若發現了一個臉部醜陋怪異的疾病時,要稱之為「高加索症」。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蒙古痴呆症」的種族歧視背景。而也約略在這個時候,美國也廢除了「蒙古痴呆症」這個病名,而依循醫學界的先例將名字決定於首先發表這個疾病的唐約翰,稱之為唐氏症。

科學界的命名

當年唐約翰以帶有種族歧視味道的「蒙古痴呆症」來稱呼我們今天所知的唐氏症。那麼,用唐氏症來稱呼這個疾病是否對唐約翰的不敬呢?

唐約翰早已過世,我們無法知道他的看法。但在醫學界(或是科學界),用發現者的名字來命名是約定成俗,而也是發現者的榮耀的。我們所知道的大部分疾病的命名法都遵循這個原則。如亞斯柏格症(因Hans Asperger而名),帕金森病(James Parkinson),橋本氏甲狀腺炎(橋本策),何杰金氏淋巴瘤(Hodgkin disease,因Thomas Hodgkin 而名),漢生病(Hansen’s disease,因Gerhard Armauer Hansen而名,也就是一般通稱的痲瘋病), …等等。也有一些病是原本有學名,但常因事況的變化而使用一些比較通用的名字。如幾年前大家沖冷水而出名的AL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台灣稱為漸凍人),在30年代因洋基職棒強棒Lou Gehrig得此病而使美國大眾對這個疾病有所了解,也因而稱之為 Lou Gehrig’s disease。

也不只醫學界的疾病之命名,其他學界也有許多以科學家來命名的。如德國的科學家普朗克(Max Planck)的名字在物理學界四處可見,而許多化學元素也都是以發現者為名的。生物學界也如此,而許多新發現的生物品種(包括低等動物等)也都以名人(不見得是發現的人)為名。如小布希甲蟲(George Bush beetle),希特勒甲蟲(Adolf Hitler beetle), 海夫那兔子(Hugh Hefner rabbit),查理王子青蛙(Prince Charles frog), …等等(Bethan Jinkinson: 10 species named after famous people, BBC World Service, 7/19/2002)。這其中, 海夫那是因為捐錢贊助該兔種的保育而得名。希特勒甲蟲則是由一名崇拜他的生物學家在1933年就命名的。在小布希甲蟲的命名後,小布希還特地打電話感謝給建議以他為名的生物學家。

一般而言,這些科學界的命名大都不是基於發現者之名而名,就是以發現者的建議而命名的。大都沒有什麼問題。但不論是在科學界或一般社會,名稱的使用是會引起人們的強烈反應的。最近幾年來,尤其是在網路媒體產生後,大家反應的速度加快了,而意見的分唄也高了起來。這多少是一種政治社會的運作,而非單純的科學問題,但也可說是一種文化論戰。遭殃的是許多已經約定成俗的名字(至少還不太牽涉到科學界)。而早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國,這種「論戰」就已展開了。我們就以德國文化在美國的消失為例來看這個演變。

日耳曼文化在美國的消息

在美國的白種人中,日耳曼後裔是占最大宗的。以最近幾年的資料來看,依序是日耳曼人(17%),愛爾蘭人(12%),英國人(9%,一般咸信低估),義大利人(6%),法國人(4%),波蘭人(3%) …等等。但你若看今天的美國社會,除了每年10月的啤酒節(Oktoberfest)外,你看不出有什麼德文、德語、或德國文化的痕跡。這與一百多年前的美國社會是相當不同的。當時有許多地方以德語為主,有許多德國學校,也有許多教堂以德語為主。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再加上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這整個的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國內的歐洲各族群尚未完全融合。德裔及愛爾蘭裔(因討厭英國)同美國的主流社會意見一樣,主張維持中立。但有意參戰而站在英國這一邊的威爾遜總統則採取了宣傳戰。他設立了「公共資訊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PI),在各報章雜誌登廣告詆譭德國,也四處散發為什麼要參戰的小冊子。「公共資訊委員會」也鼓勵醜化德國的影片的製作(如The Kaiser: the Beast of Berlin,凱撒:柏林的野獸),宣傳德國的暴行。結果是引起美國社會的排德運動。許多德語學校被迫關閉,德語教堂也被迫改用英語。許多市鎮與街道的名字都被換掉了。如密蘇里州的Luxembourg改成Lemay。連許多有大量日耳曼人的都市(如聖路易)也遭殃。柏林街變成Pershing Street,稗斯麥街變成第四街,凱撒街變成Gresham street (Over Here: World War I on the Home Front)。愛荷華州的城鎮Lakota與Lincoln是當年的Germania與Berlin。

食物及病名也都遭殃,連巴哈與貝多芬的音樂都被排禁。當時的一些「愛國者」把德國酸菜(Sauerkraut)改稱為自由高麗菜(freedom cabbage),德國香腸(Frankfurters)改稱為自由香腸(freedom sausage)。在一名波士頓醫生的建議後,媒體改稱德國麻疹為自由麻疹(liberty measles)。結果是日耳曼文化在美國的消失。

不要以為一百多年前的美國社會民智未開,所以才會發生那種可笑的現象。當2003年小布希發動侵略伊拉克時,法國的拒絕參戰引起「愛國者」共和黨的憤怒與排法。在國會的餐廳裡,他們將炸薯條(French fries)改稱為自由薯條(freedom fries)。許多人也將法國蘋果派(French apple pie)改稱為自由蘋果派(Freedom apple pie)。人類的愚蠢可不是那麼容易治癒的。

除了地名被換及德國學校被關閉外,最後這些食物的名稱與病名仍大都維持原樣。說明的是,名稱可能帶來的「人心浮動」,也多少顯示了「名相」的重要。底下我們再專注到病名這個議題上。

WHO 的新疾病命名方針

2009年6月, WHO宣布一個可能與1918年西班牙流感有關的流感為大流行(pandemic)。這個H1N1而通稱為豬流感(Swine influenza)的病毒,引起全球的恐慌而使許多人聞豬色變,許多豬隻也都遭殃。這個流感後來證明並不是很嚴重。但卻也顯示了一個病名可能造成的誤解與不必要的恐慌。

又如,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的命名源於伊波拉河(Ebola river),這使得住在河流附近的人很不以為然。中東呼吸症候群(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的病名使阿拉伯人不高興。引起上吐下瀉的病毒Norovirus也使許多姓野呂(Noro)的日本人頗不以為然。多少在這種「輿論」壓力下, WHO於2015年5月8日發表了新疾病的命名原則(WHO Best Practices for the Naming of New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

依照WHO的命名原則,疾病的命名應該避免用地名,如中東呼吸症候群,西班牙流感,日本腦炎, Lyme disease, …等等;也應該避免用人名,如Creutzfeldt-Jacob disease(台灣稱為庫賈氏病,與俗稱的狂牛症有關);該避免用動物品種名或食物,如豬流感,禽流感;該避免用職稱,如Legionnaires disease(退伍軍人症),礦工,屠夫,….等等。

WHO這種命名原則雖然用意良好,但會造成很多困擾與混淆。原先的命名方法是約定成俗的,雖然有些人有意見,但它使學者較容易了解疾病起源,傳播與變化的關鍵,而也因不同名字較容易記得與辨別。如Marburg disease(因德國一個城市而得名)與伊波拉(因非洲的一條河流而命名)都屬同一類病毒引起,若單純用病毒來命名則難免會造成混淆。例如Marburg disease 稱為filovirus-associated haemorrhagic fever 1,而伊波拉病毒稱為filovirus-associated haemorrhagic fever 2。再說,無論如何,一個新病名的產生是常會引起一些紛爭的。即使以一般可能爭議性不大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為例,因為它做了一個症狀描述性的命名,但許多香港人也不爽,因為與香港自治區(Hong Kong SAR)之名類似(Kai Kupferschmidt: Discovered a disease? WHO has new rules for avoiding offensive names. Science, 5/11/2015)。WHO的這個命名原則對許多學者及評論者而言是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極度反應,並不符合過去的歷史,也不符合現狀。

武漢肺炎或新冠肺炎

基於這種新的命名原則, WHO於2020年2月11日宣布將台灣已通稱為武漢肺炎的疾病定名為COVID-19。名字源於Corona virus disease of 2019。病毒則名為SARS-CoV-2。WHO的命名大致定調了西方媒體對這個新疾病的用名。但在相當的一個程度上,我們常可讀到或聽到媒體仍用已於先前所用的coronavirus而不是COVID-19。為什麼?

Covid-19這個病名聽起來像是一個類碼(code),而非名字。這也難怪西方媒體仍大都用coronavirus這個名稱。再由文化的另一個角度來看,Covid-19這個名詞頂多適用於歐洲拉丁語系的國家,而較不適合非拼音系統的漢語系的國家。因為在拉丁字母的使用與拼音體制下,Covid-19之名較合適於歐洲語系。這也是為什麼這個名詞在中國、台灣、香港、與東南亞的華文界都沒被直接採用。中國稱之為新冠病毒,而台灣的官方則稱之為武漢肺炎,因為國內已使用了一段時間。習慣於用外來語的日本則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新型コロナウィルス感染症),也不用Covid-19。

反對使用武漢肺炎的人所持的理由是那是一種仇中。但這個說法無法說明過去依地名的命名是否就是基於仇視。是不是「仇中」暫時撇開不談,說來也不符合WHO的新命名原則。但就另一方面而言,說是新冠病毒也不符合WHO的新命名原則。既然兩個名字(中國的與台灣的)都不符合WHO的新命名原則,那我們要用哪一個?

Covid-19 是WHO於2015年5月8日發表新疾病命名原則後的第一個主要新疾病(而也是最肆虐的),這種極為政治正確的方針下所產生的名字之所以會出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

若不考慮一個病名的政治社會因素,而只考慮醫學的角度的話,一個病名最好是容易記憶,容易辨別,不混淆,且帶有流行病學的聯想:如,疾病的特質, 流行病的因素,及疾病的發展歷史,等這些內涵。伊波拉,德國麻疹,退伍軍人症,日本腦炎等病名對醫學界的人而言都是容易記得,含有流行病學的內涵,且知道疾病症狀及治療方針的疾病。當然這些都不符合WHO的新規範。武漢肺炎這個病名也有這個好處,它使人了解一個由武漢地區爆發出來的全球大流行。新冠病毒固然也非不可,但它缺乏那種聯想性,缺乏疾病的歷史演變,它也缺乏對下一個新型冠狀病毒該如何稱呼。新的總是會變成舊的。

再由前面美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反德國的運動來看,當時的極端「愛國」的美國人企圖消滅一切與德國有關的聯想,也不管「好」或「壞」。既不要大家喜歡吃的香腸帶有德國意味,也不要人民怕得到的德國麻疹。可以看出與病名聯結在一起未必是壞事。更何況說發現新疾病的醫學家都喜歡冠上自己的大名。再說,美國有一個說法,出名無所謂好名與壞名。而這次武漢肺炎的爆發卻也使全球知道有武漢這個地方。大略知道了他們所經歷過的災難與痛苦,中共的如何暴力封鎖武漢。用武漢肺炎這個名字也多少表示對武漢人所經歷過的苦難予以肯定,並加以致意。

但這次在武漢爆發的武漢肺炎,卻也因中共的極力隱瞞疫情及缺乏有效的醫療體制,而導致全球的大爆發。在這種背景下,這個疾病名稱之會引起國際政治的對抗也就難以避免了。一方面,中共竭盡所能要撇開他與武漢肺炎的關聯,而大力攻擊使用武漢肺炎這個名詞的台灣。而更進一步的天方夜譚似的要歸咎於美國之將病毒帶入武漢。另一方面,美國川普的稱之為「中國病毒」,及國務卿龐佩奧的堅持在G7的聲明中使用「武漢病毒」一詞而導致G7聲明的流產。兩者的作風雖然顯露出了不成熟的孩子氣式的對抗,但一般國際社會箭頭之指向中共卻也是很明顯的,只是沒有美國的那麼「露骨」而已。也有學者及評論人員建議使用中共病毒(CCP virus)一詞,因為所以會這麼一發不可收拾都因為是中共政權體制的原故(Paul D. Miller: Yes, Blame China for the virus. Foreign Policy, 3/25/2020。與Josh Rogin: Don’t blame ‘China” for the coronavirus – bla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hington Post, 3/19/2020)。

在名詞的使用之沒有共識及堅持不下之下,最後靠的是歷史的發展與演變,因為這是一個仍在演變中的情況。在中國及日本都已經使用新冠肺炎/新冠病毒感染症下,台灣及香港的媒體界則兩個名字都有人使用。將來是否會有定案仍有待觀察。雖然李文亮不是發現武漢肺炎的人,但他卻已與中共對掩瞞病情的做法連結上了。在一個程度上,李文亮在中國已成為人們在整個疫情受難上的代表(Gerry Shih: As Wuhan’s lockdown ends, residents leave messages for the dead doctor who sounded the alarm on coronavirus. Washington Post, 04/08/2020)。他之求取控制疫情但卻受到打壓,而最終被犧牲成為「烈士」,也多少使他在中國被視為先烈而成為近乎神靈的地位。稱武漢肺炎也罷,新冠肺炎也好,也不妨稱它為李文亮肺炎。說來也是對他的致意與懷念。而我們只能希望,中國人的懷念李文亮會開展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局面。有如1989年時,中國人民的懷念胡耀邦而引爆了六四天安門事件。

李堅

美國的鐵道旅遊之四 Coast Starlight 與California Zephyr ——Amtrak的兩條景色迷人的路線

美國是個國土廣大,資源豐富,而且具有豪邁山河與秀麗景觀的國度,而自然的,穿越美國各地的Amtrak也會看到一些美麗的風景。那一條路線最美,依人而異,但也都有共識所在。 筆者搭Amtrak的經驗不算很豐富,不能評斷。因為各路線都有各路線的特色。如由洛杉磯到芝加哥的路線(Southwest Chief)讓你體會由美國西南區(Southwest)的綠漠岩構景色慢慢地進入中西部的廣大無垠的良田。但在我有限的行程中,印象較深的是由洛杉磯到西雅圖的路線(Coast Starlight),與由芝加哥到奧克蘭(Emeryville,接駁到舊金山)的路線(California Zephyr)。

Coast Starlight全程2216公里(1377哩)。火車行駛要34小時44分鐘,兩天一夜。這條路線沿著南加州與中加州的海岸行駛,進入內陸後由北加州開始慢慢地爬升到5000呎(1500公尺)左右,進入奧勒岡後就走下坡地。在南加州及中加州那一段因為沿著海岸線走,頗為迷人。對在加州看慣海洋的人而言可能覺得較沒什麼。但在車上用餐看海景或日落還是別有一番享受。一般而言, Amtrak的餐點種類有限,但品質還不錯。Coast Starlight每天一班車,由洛城出發是早上10點左右,到西雅圖時一般是隔天晚上八點。笫一天入夜時,一般都在爬山(Siskiyou Mountains)。筆者第一次坐這班車時是坐普通座位,在火車後面。在黑夜中看著火車頭不時鳴笛而緩緩爬山前進,旁邊是黑夜的森林,真猶如迷夢一般。到凌晨時火車大都已登上高山處,沿著山谷前進,而環繞著那時(四月)山頂上都還是一片白雪的夏斯達山(Mount Shasta, 4321.8公尺,14179呎)。夏斯達山與華盛頓州內的名山雷尼爾(Mount Rainier,4392公尺,14411呎)都同屬一個群山系列(Cascade Range)。在觀賞夏斯達山時,隨車人員說明夏斯達山是個聖山(a very spiritual mountain)。這也令人想起為何富士山是日本的聖山。它們幾乎都是獨樹一幟而積雪期很長。在Amtrak所經過的北加州的山上,許多車站都是為了當年木材業而建立的。如今已不再伐樹,山上只剩下一些沒落的小聚落。在這個地方,水量很充足也很清淨。不只山溪,也看到一些湖泊。有興趣的人也可以於夏天時在Klamath Falls站換搭巴士去看有名的火山口湖(Crater Lake)。

在進入奧勒岡州不久,火車就直線的走下坡。那一段路火車平穩,靜寂無聲而一路衝下,兩片是一片白雪,令人印象深刻。奧勒岡州與華盛頓州是長年綠油油的,地理景觀與加州相當有異。

Coast Starlight是個美麗的路線,有海也有山。但由芝加哥到奧克蘭的California Zephyr則相當壯觀。因為它穿越了兩大山脈:洛磯山(Rocky mountains)與希也拉山(Sierra mountains)。工程艱鉅而景色磅薄迷人。California Zephyr主要連結舊金山/奧克蘭,丹佛,鹽湖城,歐馬哈(Omaha),芝加哥。

筆者由芝加哥到丹佛時,可能是因為在夜中,不覺得已爬到海拔一哩高而有Mile High City(1609.3公里)之稱的丹佛。丹佛是個盆地。在停留補給一段時間後,火車開始慢慢地爬洛磯山。先是繞幾個大圈子的慢慢地往上爬(Big Ten Curves),然後穿過28個隧道。大部分都是短隧道,其中最長而也最高海拔的是莫菲隧道(Moffat Tunnel)。1928年2月通車的莫菲隧道全長十公里(6.2哩),海拔2816公尺( 9239呎)。在通過莫菲隧道時 ,車廂與車廂間的門都鎖了起來,不能互通。為的是防止柴油廢氣的進入車內。由於都是岩石山,可以看出工程的艱鉅。洛磯山的岩石大都是紅色的,而我也從當地人了解科羅拉多是西班牙語,是紅色之意,而也是科羅拉多州州名的由來。

火車出莫菲隧道後,大致沿著山谷前進,沿途的風景美不勝收,也常看到野生動物。其中有一段與70號州際公路平行,各具山谷溪流的一邊。這些看來不大的山谷溪流也就是科羅拉多河(Colorado River)。隨著火車的往西,河流也越來越大,到Grand Junction後,Colorado river與Gunnison river會合。我聽Grand Junction的站長說明才知道河流的會合是Grand Junction市名的由來。這條全程2330公里(1450哩)的科羅拉多河也是內華達州Lake Mead的水源,成為拉斯維加斯與美國西南區的發展基礎。

洛磯山脈也就是北美大陸的大陸區隔(Continental divide),與南美的安抵斯山脈(Andes)是同屬整個美洲的大陸區隔與分水嶺。

火車離開大陸區隔後不久也進入猶他州,在入夜前看到了美麗的紅寶石峽谷(Ruby Canyon)。隔天清晨在過了小賭城雷諾(Reno)後,火車進入希也拉內華達山脈(Sierra Nevada),又是一番美景。看到滿山的雪只讓我這長年居住在南加州的想到這也是我們的水源之一。火車在通過Donner Pass時約海拔2151公尺(7056呎),也看到了美麗的湖泊Donner Lake。這個地區之所以名為Donner Pass與Donner Lake,源於1846-47,有87名中西部的開墾者(稱為Donner Party)在路經此地時困於雪中四個月,最後只有48名存活了下來。為了生存,也傳出吃人肉的駭聞。Donner Party也說明,當年由東往西要開墾加州的困難(另一路則是要繞道南美洲到加州的海運)。坐在火車上你可以看出工程的困難與艱鉅。而大部分的勞工都是在當時被排擠欺負得很厲害,而沒受到肯定的華工。直到最近幾年,華工對鐵路建設的重要才漸漸的被受到重視。

李堅

有語言才有人類 ——但有些人也因語言而遭滅

在一次參與為期四天的靜修(retreat)中,由於大家都是同道,難免倍加親近而想多溝通。但除了極少部分的時間外,帶領靜修活動的領導人指示,靜修期間也是禁語期,不能講話,也不能使用手機(要關機)。剛開始時很不習慣,但久而久之因為減少了外在的溝通與外來的「騷擾」,而自然的也慢慢地走入自己的心中。而這原本也是靜修的意義,不是個夏令營,而是個提供參與者走入自己內心的機會,做內視與省思。

靜修的最後一天,在交誼中聽到一位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的紐西蘭人說,到山明水秀的加州令她眼花繚亂,目不暇給。相對之下,當她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時,因為到處都是沙漠,比較容易進入內心的世界。可以這麼說,禁語有如居住於一個單調乏味的環境一般,使人較容易往內心的方向走。這使我想起耶穌與穆罕默德都因「落單」於沙漠一段時間而有所覺悟。

但人絕大部分都不是修行人。同動物一樣,我們都是群居的動物(即使有一部分是獨自生活的動物,但在交配期時還是要在一起),都需要溝通。而在溝通方法上,人類可說是獨樹一幟。因為只有人類使用語言溝通。學者大扺能知道各種不同文字產生的期間表(因為有考古紀錄),但無法知道語言是什麼時候產生的。即使是語言學家(linguistics)也知道所有的說詞都只是臆測而已。但對一些哲學家而言,語言的產生也就是人類/人性(humanity)的產生。而在原始期間,語言也代表了真理,而有很大的力道。在語言的力道所表現出來的最精純境界是,一些主要文化中所存有的咒語(mantra)。咒語一詞在希臘與拉丁文的語根上看來,是代表了思考的工具(mens 思考,tra工具)。但後來由於大量語言文字的使用與印刷術的出現,許多咒語雖然保留了下來,但大都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與效用。西藏文化可說是最後一個保留咒語功能,但也已漸漸失去它原有功能與效用的文化(Lama Anagarika Govinda: Foundations of Tibetan Mysticism)。但總的來說,人類已與過去的神秘主義越行越遠。

也許是物以稀為貴的相對版吧,語言與文字的泛濫已使它失去及重要性與神秘性。但語言還是很有力道而能夠產生很大的破壞性的,而這也是人類自有文明以來就受到宗教界的注意的。不管是佛教或基督教,都有對惡言惡語的戒制。佛教是比較有系統性的在「八正道」的修道法中列有一條「正語」。正語也就是防止修道人的造四個口業。這四個口業的第一是不妄語,也就是不欺騙;第二是不綺語,也就是不做空談或花言巧語;第三是不惡口,也就是不罵人或說苛刻惡毒的語言;第四是不兩舌,也就是不搬弄是非。基督教也有類似的說法。雅各書三章強調對語言應有的約束。強調語言的重大力量,說明舌頭是嚼環、是舵。舌頭是小的,但能管理大的。舌頭沒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惡物。也訓誡人不能一面讚美神,一面咀咒。因為一個泉源不能出兩樣水(雅3:10-12)。又說,「耶和華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詩篇141篇3節)。「撒謊的嘴唇是耶和華憎惡的」(箴12:22)。「撒旦是說謊之人的父」(約8:44)。總總訓示都說明語言所能產生的強大力量及其可能的破壞性。

口業在所有惡業中是最容易造的,真有如台灣人所說的「出一張嘴」。宗教固然都在勸阻惡言及謊言的使用。但有時看起來文化的規範也佔了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以前聽一位美國的人類學教授說,美國海軍曾經編纂了一本世界各國各文化的悪語與髒話的書,發現日本話最少(一頁都不到),俄國話最多(真的是琳瑯滿目)。那時忘了問他台灣的排名如何(如果有的話),想來台灣不會離俄國太遠。搞不好還能超前「為國爭光」。了解台灣惡言惡語文化傳統的我們也只有祈求台灣能「減肥」一番。

但在網路媒體氾濫的今天,要避免造口業「減肥」說來也不容易。即使我們知道惡言惡語的可怕(如有人因網路霸凌而自殺),但對有些出口成章或暗中放箭的人來說,要「從良」卻也非易事。「正念」(mindfulness)的訓練在最近幾年來的美國相當流行,在醫學(尤其是疼痛治療)上有其一席之地。一位教正念訓練的美國教授提到,他有時收到不同意見或惡意批評的來郵,雖然相當不滿,但在幾次深呼吸下也就釋然了。若不釋然,則起草回郵但只做個草稿(draft)而已。隔天再看一眼,通常不會將這個草稿郵件送出。也就是說,做事不要衝動草莽行事。

罵人話多的俄國社會是不會比罵人話少的日本社會要來的和諧的。但比較能藉由駡人來「舒壓」的俄國人是不是比日本人要來的快樂?這是一個另外的議題。在過去的心理學界曾認為「吐苦水來舒壓」是對身心健康有益處的,但近幾年來學者又有不同的想法。訓練「情緒管理」(anger management)的心理學家都建議採取:按耐一下,了解,及友談等等方法,而不是直接與正面的對抗。因為對抗性的大吐苦水不但不會達到舒壓的效果,反而只會徒增自己的苦惱與不快樂。

惡言惡語之有害固然是宗教與身心健康者所關心的,但語言與文字是有許多正面的地方的。如文學、藝術、科學、律法、及一切智識的傳達…等等,都得靠語言與文字的適切表達。而在小節方面,一句簡單的鼓勵之語與讚美之詞,也會使當事人覺得窩心而受到鼓勵。一般而言,傾心聆聽,而非各說各話,也較會改善人際關係。語言當然是正反兩面都有的。而語言的正反兩面也同人類的許多對立面(如黑白、高低、長短、善惡…等等)一樣,都是共同存在,但卻是可以做抉擇的。

但,若缺乏正語的認識與訓練,則難免會難以辨認邪言歪語。

台灣本身就不是一個很具善言善語的社會。我們充滿了許多惡言惡語,肯定是比英文要來得多,但真的會比俄文少嗎,可能有待「研究」。美國(與歐洲)在最近幾年都受到俄國的網路造謠攻擊,頗招架不住。俄國人口不若中國多,而美國比台灣大好幾十倍。台灣對抗中國假消息的能耐將不若美國之得以抵禦俄國的能力。中國傾全力要併吞台灣,軟硬兼施是一直都在進行的,如今更藉由台灣的言論自由而發動網軍大舉攻台,進行共產黨一向擅長的造謠與分化。台灣人若缺乏正語的根本訓練及一些基本的邏輯、認識、常識、知識、道德、與堅定的民族認同,則只有陷入中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陷阱。而這也是中國的上上策,台灣的下下策。

李堅

人際關係與國際關係 ——被出賣是個殘酷的現實

從小到大我們都生活在一個社會中。社會是人的組成,而自然的,我們的生活關係也都牽涉到人與人之間的對應,親朋關係,與事業關係等等。每個人的一生都會經歷過人際關係的酸甜苦辣:婚友問題,信任問題,利益的衝突,孤立與同盟問題,愛別離,怨憎會,拋棄,背叛的問題, …等等。對國際關係的現實派(Realism)學者而言,國與國的關係也是如此:結朋成黨,爾虞我詐。現實派的國際關係學者更指出,國際關係比社會中的人際關係要來的更為險惡。因為一個社會中多少有些文化與社會的規範,與統治機構及權威的存在,多少有所約束。但國際社會中並沒有一個統治權威的存在(聯合國只不過是個聚會討論的地方,沒有約束國際關係的能力與統治的權威),是處於一個艱險的無政府狀態。弱肉強食而成為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世界。但為了生存,大部分的國家都需要盟邦,以結朋成黨來扺禦可能的外患。出賣友邦則不但會使原來的權力平衡失去,也多少會使出賣者在國際社會失去他的信用。

在現代的國際關係史上,俾斯麥可能是個最有名的現實派人物。現實派(德文Realpolitik。Realpolitik與Realism及Pragmatism常互相使用)雖然不是俾斯麥首先提出來的名詞與觀念(首先提出的是19世紀的日耳曼人Ludwig von Rochau),但俾斯麥的不重意識形態,只考慮現狀,以求達到他的政治目標是有名的。不是日耳曼民族主義者,而是個普魯士忠君者(monarchist)的他,發動了三個短暫的戰爭,而建立了以普魯士為主體的德國帝國。了解到位處中歐的德國不能兩面受敵的他,也透過同盟關係來達成了當時歐洲五大強權–英、法、德、沙俄、哈普斯帝國—的權力平衡,而維持了歐洲局勢的平穩與和平。俾斯麥是德皇威廉一世的首相,但好大喜功而急於往外擴張的威廉二世上台後將俾斯麥解職了。威廉二世的擴軍與往外擴張,也與沙俄及英法造成衝突,而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德國帝國的潰敗。

進入20世紀後的國際關係史上,美國多少是個異數。美國國土廣大,資源豐富。在地理上又有兩大洋—太平洋與大西洋,的隔離,相當安全。北隣的加拿大是友邦,南邊的墨西哥只有聽話的份。在意識上而言,美國人覺得相當的安全。因為她遠離了紛擾的亞洲與歐洲,也沒有中南美洲的政經之不穩定。從過去以來,美國人一直有孤立主義的想法。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競選連任的威爾遜總統,雖利用美國人孤立的心態贏得連任(他的口號是”他讓我們免於戰爭”。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但他連任後卻也藉由宣傳手法將美國帶向戰爭。一次大戰後,看到歐洲不但沒有解決自身的紛擾而再走向衝突的美國人,不用說是孤立主義瀰漫,覺得歐洲是歐洲人的事,干美國何事。醖釀多年,主張孤立主義,而於1940年成立的「美國優先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 AFC),有將近100萬名會員,包括有許多社會中的賢達人士。他們反對有跡象顯示要參戰的羅斯福總統。但羅斯福總統知道納粹在攻下全歐洲後,下一步將針對的是加勒比海與中南美的控制,然後進攻美國。孤立主義有違美國的安全。這個象徵美國孤立主義的「美國優先委員會」,最後於珍珠港事變三天後解散。

二次大戰使美國體會到世界各地的動亂,最終都可能會波及到美國。也在這種認識下,在戰後成為全球首富首強的美國於世界各地駐軍駐防,並組成各種同盟(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美日安保條約,…等等)。各種結盟及各地的駐軍使美國一直享有國際關係的平穩與安全。但十幾年來這種情勢逐漸在轉變,而於川普上台後使美國的孤立主義幽靈再度借屍還魂。

川普上台後,不但走的與一些獨裁者較接近,也批評美國的友邦占美國的便宜。川普不但取消一些協議(如TPP, NAFTA,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伊朗核協議),也威脅要廢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表明的是,美國不需要友邦。不需要友邦是一回事,將友邦放棄出賣又是另外一回事。2019年10月,川普下令美軍由敘利亞撤軍,造成土耳其的攻入敘利亞屠殺庫德族人,也引來了俄國軍隊與原敘利亞軍人的進駐。川普這種出賣美國友軍庫德族的行徑,引來國內與國外各方的交相責難。但事實是,這也不是美國的首次出賣朋友。就台灣而言,我們(台灣人與中華民國)至少也被美國出賣過兩次。

1949年10月1日中共宣布建國。對蔣政權很反感的杜魯門總統於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國不再介入中國事務,宣示對國民黨(也包括被無辜連累到的台灣)的放棄與不再支援。但1950年6月25日爆發的韓戰使美國驚覺到蘇聯與中共的擴張,於是派第七艦隊巡迴台灣海峽,救了大命不死的國民黨,也救了被國民黨牽連到的台灣人。當1972年年尼克森訪華時,背後運作的權臣季辛吉與尼克森總統多少是將台灣(中華民國)出賣掉了,只是當時窮弱的中國無法消化,也無能治理台灣,而多少沒有付諸實現。

每個人都需要有朋友,但每個人也都有可能被朋友出賣。美國是一個有高度消費文化的社會,所謂的「友情」也難免成為消費品。對我們而言,有國際友邦及同盟固然重要,有草根級的國際聯盟、同盟、與共事關係可能更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立自主,不事事求人的決心與毅力,那才會是獨立的保障。沒有獨立性,談不上有獨立。

李堅

美‧侘寂‧美育‧宗教 ——兼談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

十幾年前,一個受邀到台灣旅遊的美國朋友在回到美國後向我說:我真替你離開台北感到慶幸,台北是一個醜陋的都市。那時聽到這位朋友這麼說,心裡頗有一番滋味,但我也沒表示抗議或提出一些說辭,多少是默許了。

台北是一個醜陋的都市這種說法也不只我這位朋友這麼說的,看到一些旅遊報導一般也對台北的市容沒有什麼好話可說。對這種觀感我個人是同意的。相對之下,七十年代時,一些西方觀光客與媒體人,將東京的擁擠與居住空間的狹小稱之為「兔子窩」( rabbit hutch),但就沒聽說過西方人視日本城市為醜陋的。反而對日本的文化及優雅美麗讚譽有加。好幾次到日本旅遊給我的印象是整齊、乾淨、與優雅。不只表現在硬體上,也表現在軟體上。為什麼?

醜陋代表了沒有美。但美是什麼?最近到日本一遊又讓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而在同時,我也想起了以前北大校長與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1/11/1868-3/5/1940)所推動的「以美育代宗教」之說。那美與宗教又是什麼關係?

醜陋的台北?

拿全世界許多現代化國家的主要都市來比,台北皆算不上是個美麗的城市。歐洲有名的都市如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蘇黎世、京都、等不用說,美國與日本的許多主要城市看起來也都比台北美。那麼,台北若不美,她的平庸或醜陋在哪裡?說來有些是結構性(硬體)的問題,有些則是軟體(文化教養)的問題。但軟體的文化是主要根基。

建築與一個都市的規劃與格局當然是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台北的建築給人的印象是凌亂、難看、與骯髒,缺乏清理與維護。早於二次大戰前就有一位曾經在中國、日本、與台灣皆當過領事/副領事的美國外交官包蘭亭(Joseph W. Ballantine, 7/30/1888-1/29/1973),對台北的街景做了一番描述(Joseph W. Ballantine: I Lived on Formosa.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Jan. 1945)。由於那時太平洋戰爭仍在進行中,這名外交官的用語也很不委婉(用Jap鄙稱去稱呼日本人)。他描述日本人在台北的建設,包括良好的公共建築,寛廣的馬路,與林蔭公園,看來多少是肯定的。但他又加了一句,台北表面上模仿歐洲城市的造景,但沒有學到歐洲的文化內涵。台北缺乏音樂、文學、及藝術的活動與涵養。

當然不能說只有歐洲文化才有美或美的效應。每個文化都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或廣或狹的藝術水平與涵養。而藝術也不是自然產生,而是需要細心栽培與涵育的。台灣文化受漢文化的影響很大,而漢文化本身就是一個相當缺乏藝術與美育的文化。雖然台灣在日治時代的後半期也開始發展出一些新文化與現代藝術,但卻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遭到夭折。

嚴格而言,戰前的台灣社會還沒發展到藝術普及的層次是可以理解的。而有幸的是戰後的台北曾經出了個當11年市長的高玉樹(9/3/1913-6/15/2005)。在高玉樹任內多少定調出了今天台北市主要街道的格局:中央快車道,兩旁安全島,慢車道,及寬廣的人行道。今天走在這些主要街道上可以看出設計的格局與效應。但缺乏定調的是兩邊的建築是否優美與潔淨與否。沒有管理到的是人行道上與騎樓下的凌亂與摩托車的停置。走出台北市而進入鄰近新北市的城市,狹窄的街道與凌亂更使人覺得不但刺眼,而且有壓迫感。更不用提那到處都有的鐵門窗與醜陋骯髒的建築及空氣污染了。

漢文化缺乏美學及美育的傳統。而台灣的建築審核也缺乏對美的評估,也不若一些歐美城市之規定大型建築的一部分(如1%或3%)得用於藝術造型。一個程度上,台灣城市的建築看來多少反映了台灣一些墓地的造型,有如亂葬崗一般的雜亂無章。

走在日本主要都市的道路上,感覺上就是乾淨、整齊、而井然有序,空氣也乾淨許多,建築不但比較優美,也頗潔淨而有保養。

一個都市的市容到底是該文化的表現。台北之為醜陋,而鄰國也人口密度高的日本卻呈現出另一種風貌,顯然在文化上有相當大的不同。城市的美或醜到底只是文化的一種表徵。要回歸根源,其實在於美學文化。在日本,美學的表現在於如插花、盆栽、字畫、戲劇、庭園造景、言談及行為舉止,…等等。日本可說是亞洲國家中(甚至是世界各國中)從小就重視美育的一個國家。而這自然反應在市容及整體文化上。美不是短時間內所能塑造出來的,而是長期栽培與教育的結果。

侘寂

十幾年前與家母遊日時,住在我那個生活一切都是傳統日本式的舅舅家裡。有天我舅舅大談侘寂(わびさび,Wabi-Sabi)。第一次聽到那個詞句對我而言是一片模糊。雖然大約知道它的含義,但很難解其意。而你若問日本人侘寂是什麼,一般人也都難以用言語去解釋。只能說是可以意會,但不可言傳。

但對外人而言,言語的解釋與描述是需要的。在讀一些敘述侘寂意義的文章後才發現,這可說是日本美學的哲學根基,而也源於佛教,尤其是禪宗。說起來是反應了佛教中的三法印:無常、苦、空(Leonard Karen: Wabi-Sabi for Artists, Designers, Poets and Philosophers. 1994)。在哲學基礎上,接受事物的變化與臨時性,人生的不完美與不完滿等。也反映出禪宗中美學的根基:簡素(即簡單),不均齊(即不對稱),渋み(低調),自然,幽玄,脫俗,與靜寂(Garr Reynolds: 7 Japanese aesthetic principles to change your thinking, 9/7/2009)。

侘寂的觀念可由一般我們所知道的日本文化中看出。如賞櫻(無常),俳句(簡單不對稱,脫俗,自然,無常),茶道及所使用的茶具(不均齊,簡單,脫俗),及插花(不對稱,自然,脫俗,幽玄)…等等。日本的庭園造景與盆栽也都反應出這個哲學。不若歐洲(如法國)的庭園造景強調幾何式的排列,日本的庭園所要表現出的是自然的景觀(雖然也是人造的),使你身在人造的「自然」世界中而忘卻它的人造性。

侘寂固然是日本美學的主要哲學根基,但也未必反應在生活的一切層面。一般而言,美學及美育在日本是相當受到重視的。不只在藝術及文學界、建築、街景、庭園與公園,在一般日常生活上我們也都可以看出美學及美育的影響。雖然侘寂的觀念普遍而深入民間,而也源之於佛教。但目前的日本已是一個相當世俗化而非宗教味道濃厚的國家。目前我們已很難看出日本的美學/美育與宗教的關係了。

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說

日本的侘寂固然有佛教/禪宗的哲學根基,但也有可能只源於日本文化的特色,只不過借用佛教的觀念予以闡述罷了。否則,同樣有禪宗歷史的中國,為什麼沒有那種侘寂的美學觀。也可說,日本的侘寂美學觀與禪,倒底是雞生蛋或蛋生雞實在很難去定論。但蔡元培對美育與宗教的論述所採取的是兩者是互相排斥的觀念。

蔡元培強調美育的重要而說「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 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又說:「宗教本舊時代教育,…..所以宗教中兼含著智育、德育、體育、美育的原素」。蔡元培又針對現代的四育說明道:「…..宗教上所有的解說,在現代多不能成立,所以智育與宗教無關,…..宗教上所懸的戒律,…..不特掛漏太多,而且與事實相衝突,所以德育方面,也與宗教無關。…..運動的方式極為複雜。…..所以體育方面,也不必依賴宗教。於是宗教上被認為尚有價值的,止有美育的元素了。…..然則保留宗教,以當美育,可行麼?我說不可。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強制的;美育是進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新青年》, 1917年8月。及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現代學生》, 1930年12月)

從事教育的蔡元培之著重於四育是可以理解的。他將過去的宗教描述的似乎涵蓋了教育的全部內容。雖肯定宗教所保留的「莊嚴偉大的建築,優美的雕刻與繪畫,奧秘的音樂,雄深或婉摯的文學,…..絕不能抹殺其美的價值,是宗教上不朽的一點,止有美」。而在結論道「以美育代宗教」之時,他將兩者視為可互相取代的東西。沒有去論述宗教是否可以被任何東西取代,也沒有去論述宗教是不是人類社會所不可或缺的。

美‧宗教‧科學

戰前的台灣在日治下受日本文化的影響,戰後的台灣受到「光復」來的漢文化影響。也就是說,台灣的街頭若給人一種醜陋的印象,根源在於漢文化。而漢文化的中心重鎮在中國。在蔡元培時代的中國,中國的智識分子倡議新青年,新文化。對賽先生(科學)德先生(民主)充滿了憧憬,但也頗有認知上的不足。這自然也反映在蔡元培的論述中。但蔡元培的論述我們是應予以肯定的,因為他除了強調德育、智育、體育外,還特別強調美育。論述本應僅止於此,但他卻加了個「代宗教」的尾巴。也許他本要一石兩鳥,但實際上卻成為論述上的主要缺失,難以立足。

但美與宗教是有關聯的。有學者指出,比較美學感應與宗教靈驗時發現,兩邊的描述與感受幾乎雷同。也就是說,有強烈的美學感應與宗教靈驗的人,在心裡感受上相當類似(M.R. Austin: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the Nature of Religious Perceptio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July 1980)。一個丹麥的哲學家索仁·‧克爾克嘉德(Søren Kierkegaard, 5/5/1813-11/11/1855)則對美與宗教予以方法式的論述。克爾克嘉德認為,人為了脫離人生的苦海而採取不同的方法去對待自己。每個人與自我的關係決定了生活的形式:美,倫理,與宗教。為美而生存的人反應出為自己而生活,追尋美與歡愉。為倫理而存在的人,著重在為他人而存在,強調義務與服務他人。為宗教而存活的人則將自我與他人的關係放在超越這個世俗的宗教領域裡(Jeff Mason: Kierkegaard’s three forms of life: the ethical, the aesthetic and the religious)。

克爾克嘉德的論述之有趣在於他提供了一個容易了解的架構,但落於簡化,也無法涵蓋個體如何去對待自己的一切層面。但那超乎本文的要點與筆者的論述能力。在此要說的是,美與宗教是有關聯的,但不能說是互相排斥,有如蔡元培的論述一般。更何況,宗教也非如蔡元培所說是能用科學的研究來取代的。諷刺的是,是科學的研究(特別是心理學)使我們了解到,宗教是無法消失的。

宗教的影響雖然一直在減少中,但很多只是在形式上的改變。如北歐的無神論者很多,但相信神靈,超自然現象及迷信的人也很多。而在許多傳統宗教衰退的社會中,許多不同的信仰(如巫術,New Age…..等等)也在增加中(Rachel Nuwer: Will religion ever disappear? 12/19/2014)。宗教的影響力固然在減少中,但宗教之所以繼續存在,很大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在生理與心理基礎上的認知問題(心理學上的Dual process theory)。我們一大部分的認知是基於直覺,潛意識,而自動自發的,而非基於科學理性的。科學方法是新的現象,是需要靠長時間的教育、分析與研究,而非自然、與生俱來的。這也是為什麼有學者了解到,人類的心智適合/趨向於宗教而非科學的探討(Robert McCauley: Why Religion is Natural and Science is Not)。

美育的重要

沒有一個學科,現象,或個體是能單獨存在的。萬象都是有所關聯而互相聯結的。這也是西藏文化(及藏傳佛教)中的無盡結(eternal knot,或譯作金剛結,吉祥結)所要傳達的訊息。美,宗教,科學,及一切學科、學派,及自然界都是互有關聯的。但蔡元培之將美育與宗教當成對立面來論述,未免有失偏頗,也下錯前提。但他的論述至少是提供了一個討論的機會。

文末應該回到本文的主題:台北的醜陋(或說不美麗)。問題何在?有解嗎?

教育家的蔡元培提出美育時,他已看出那時中國社會的主要毛病之一。那時那個中國社會的統治者「中華民國」「轉進」到台灣後,自然也將那缺乏美學、美育的腐蝕文化帶到了台灣。在升學主義及威權統治下,許多「不重要」的學科,不是不存在就是被忽略掉。如音樂、美術、藝術、工藝、舞蹈、倫理、體育、家事…..等等。學生只被灌輸要讀好書,上好學校,找個好工作而已。而也因為威權統治,不鼓勵學生發表意見,或尋找自我,也不激勵好奇與探索等。也多少源於此,許多成長於當年那種環境而今天已屆退休年齡的人,不知自己的興趣在哪裡,面臨退休後要做什麼也感到很迷惘。今天,台灣的年青世代已不再生存於威權統治之下,而我們已可看出年輕世代所能展現出的亮眼事蹟。整體而言,台灣社會過去被忽略輕視的學科雖有得到重視與改善,但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這其中,美育是一個要項。

歐洲是現代美術、音樂、雕刻、及與美較無關的科學、工業、哲學等的發源地。過去歐洲藝術的發展受到貴族、皇室,與後期的資產階級的支持。日本的美學也受到貴族、皇室、僧人、及後來仕族(武士)的支持。而在延續與傳承方面,也都有個現代的教育制度做啟蒙與推廣的工作。美育其實不應僅止於藝術,也應普及於日常生活與社會中的人際對應。所要培養的是人的文化涵養與氣質。而這也是蔡元培所認知到的:「美育要達到的是人我之見與利己損人之念的漸消沮。因為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復有人我之關係,遂亦不能有利害之關係」。蔡元培這種說法固然顯得有點空洞與浮誇,但他要說的是,在一個有藝術涵養與重美的社會裡,醜陋的事自然不會發生。

李堅

高雄事件四十年 ——天下沒有永恆的自由民主

四十年前所發生的高雄事件(或美麗島事件, 12/10/1979)是台灣民族民主運動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在歷史發展的意義上看起來,它堪與1947年的228革命相比。228革命是一個本土勢力與外來政權對衝下的一個結果。高雄事件也是本土勢力與外來政權在長期調適不和不成下的一個對衝。兩者的共同點在於外來政權都有能力將本土勢力鎮壓下去。兩者的差別則在於高雄事件後的二、三十年內,外來政權雪崩似的失去了它的掌控能力,而使台灣最終走上自由民主之路。此後,這個失勢而沒有完全本土化的「外來政權」,也漸漸的求助於對岸的「兄弟」來幫它一忙。

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政權對台灣本土勢力的一場相當徹底的鎮壓與屠殺。台灣可說失去了一整個世代的菁英。也因而,在1949年國民黨政權「轉進」到台灣後的第一個較刺激到國民黨的反對運動,是一個以外省菁英為主,而引進一些本土菁英的雷震事件(1960) 。1964年9月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則是一個胎死腹中,但全是由本土菁英所推動,而影響及意義深遠的台灣民族運動。

由1960年的外省菁英到1964年的本土菁英,進入七十年代後,我們漸漸看到草根勢力的抬頭。 1975年的《台灣政論》及同年底在宜蘭因郭雨新立委落選後所引起的騷動,到1977年的中壢事件,都可看出本土草根勢力的崛起。兩年後所爆發的高雄事件也可說是在這種歷史發展脈絡下的一個必然。

本土勢力崛起的七十年代,也同時看到台灣受到國際情勢的鉅大衝擊。1971年季辛吉秘密赴中國。同年底,中國取代台灣成為聯合國一員及安理會成員。1972年尼克森訪華。台灣的國際處境日益艱辛,但在戒嚴法下的民間卻無置啄的權利。標榜「鄉土的,社會的,文藝的」的統派刊物《夏潮》於1976年出刊了,但《夏潮》在台灣社會上沒有之前的《台灣政論》,尤其是後來的《美麗島》那樣,引起廣泛的回響。理由不外是民族立場(統獨)的問題。

1979年1月1日,卡特政府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同月,鄧小平來美訪問九天。在鄧小平於1月29日抵達白宮當天,有兩百名棄婦般心態的國民黨人於白宮前示威,有兩名毛派的冒牌記者進入會場做騷擾,也有約50名台灣人於遠處呼喊口號主張台灣獨立(Taiwan for the Taiwanese, Taiwan wants independence)(Jonathan Steele: America puts the flag out for Deng. The Guardian, 1/30/1979)。這在當年國民黨可以公開活動,但支持台獨的台灣人只能秘密活動下,國民黨人之多於台獨人士是容易理解的。但隨著《美麗島》雜誌的創刊後,這種情勢迅速地於海內外走上獨長統消的階段。

1979年8月創刋的《美麗島》雜誌,很快的就打破了台灣雜誌的歷史。《美麗島》不但發行量大(14萬份),更是一個運動,而不只是一份刊物。美麗島雜誌在台灣各大都市設有分社及服務處,而各分社/服務處也都辦有演講活動。這是一份藉由刊物來推動政治活動的運動型雜誌。美麗島雜誌不但引來海外同鄉的支持,更引起國民黨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決定。在這種對衝下, 1979年12月10日在高雄的國際人權日活動,引來國民黨的鎮壓與大逮捕,是為高雄事件。

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與隔年的2月28日林宅血案, 及1981年7月的陳文成命案,都屬同一系列的發展。也可說是國民黨在台灣能用暴力鎮壓的最後一次。從此以後,隨著反對勢力的一再挑戰與對幹,國民黨最終失去了暴力鎮壓的能力,而使台灣於一、二十年後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

但台灣人就永遠能享受這麼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嗎?

台灣在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後,我們看到的是藍綠的對決,紅色力量的大量湧入,而也於近年來「跟隨上了世界潮流」的產生了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不是一個容易下定義(即使在學術界裏)的「主義」,在它存在的一百多年歷史中也呈現著各種不同的政治光譜,有左派也有右派,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含義。你可說民粹主義是基於民意,也可說是暴民政治。但目前在世界各地所產生的民粹主義多少與集權獨裁政權有所關聯,對社會造成了強大的破壞力,也對自由民主體制形成了相當大的挑戰。

民粹主義的產生有其政治(不穩定),經濟(分配問題),社會(人的孤立寂寞與疏離感)及群眾的心理層面(懷疑、不信任、與容易受騙…等等)等原因。產生的詳細原因請參考艾任德的《集權主義的來源》(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與賀弗爾的《群眾運動》(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現代的民粹主義之有異於過去,還得力於假新聞的氾濫問題(台灣尤其脆弱的是缺乏有公信力的媒體機構),與拜現代科技之賜的網路社群的操弄。有這些因素與現象, 使已走上自由民主二、三十年的台灣,卻也因為民粹主義的產生與公信力的缺乏(即使是同一陣營的人),有可能走回獨裁集權之路。

經過多年的奮戰,台灣好不容易於戰後的半個世紀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但走到今天卻有可能走回頭路,而重陷獨裁集權的圈套。外在威脅的中國及其操控固然是個很大的原因,但主因其實在於內部。嚴格而言,外患的中國對台灣是一個正面力量。因為它提升,也強化了台灣民族意識。它也提供了,一個集權政體的社會與一個自由民主社會的比較。總的而言,中國的對台威脅會刺激台灣建立民族國家的決心與毅力。有如孟子所說的「入則無法家拂土,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法家拂土指的是堅守法治的大臣與輔佐君王的賢士。台灣人要解決內部的問題則得靠台灣人的自我提升。無論在認識水平,邏輯與知識的分析能力,及品格與道德的層面,都得一一的去面對與解決。

對悲觀者而言,人生是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對樂觀者而言,人生是一個希望接著一個希望。而也在兩者的互盪互動下,祈望我們能夠看出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而在一一解決問題的方向下,走向一個個的希望。因為有能力去次第的解決問題,則使未來充滿了希望。自由民主所遭遇到的問題亦然,也需要去一一的面對與解決。自由與民主有如盆栽一般,是需要不斷的栽培與維護的,否則,它只有走向衰敗毁滅的道路。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