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國神社走訪的感想(中) 看中國與韓國的仇日 ——歷史,民族主義,自卑感

中國與韓國(包括南北韓)的仇日是有名的,而也都引靖國神社內所供奉的甲級戰犯,及過去日本首相前往祭祀作為理由(安倍晉三於2013年12月26日前往祭祀後引起中國與南韓的抗議。此後安倍再也沒有前往祭祀)。但其他與日本在二次大戰中交戰的國家是否也仇日?

以美國而言,在戰前對日本人(及所有亞洲人)是相當排擠與歧視的。1882年5月6日,美國簽署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這是美國歷史上唯一針對特定族群/民族所通過的排擠法案。1924年5月24日,美國更進一步通過了排亞法案(Johnson-Reed Act,包括Asian Exclusion Act與National Origins Act )。無可否認的是,種族歧視是太平洋戰爭的導因之一。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後,美國不用說是對日本敵愾同仇。更由原先的排擠與歧視,轉成為痛恨與仇視。

二次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除了要將日本與德國解除武裝外,也有意要德日不再具有工業能力,而成為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但冷戰的開始與韓戰的爆發改變了這個情勢。日本與德國都走上了重建工業及部分武裝的道路,但兩者的武裝能力還都相當有限。

在盟軍佔領日本初期,美國本要把靖國神社打掉,而改建成一個賽狗場。但教廷的一個神父(Father Bruno Bitter)與瑪利諾教會的一個神父(Father Patrick Byrne),都向佔領日本的盟軍政府(主要是美國)堅持:緬懷戰亡者是每一個國家都應有的義務與權利。再說,摧毀靖國神社(日本神道教的場所)也違反美國保障宗教自由的憲法與精神。盟軍也因而放棄摧毁靖國神社的打算(John Breen: Popes, Bishops and War Criminals: reflections on Catholic and Yasukuni in post-war Japa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3/1/2010)。

美國的這種仇日到50年代都還有。到80年代則轉變成,因日本對美國大量出超所導致的經濟焦慮與排擠。但在這種排擠與對抗中,美國人對日本人多少還都帶有尊敬的味道。因為日本人作戰勇敢,採取正面對抗;經濟上對美國所以會有出超,是因品質較優良等原因。而雙方的對抗也都是基於正面交鋒及靠實力的,而非有如中國今天之靠偷竊科技,削價傾銷,及一些暗地裡的勾當,而走不當途徑及抄捷徑的。在目前的美國,與日本的關係多少已走出過去不愉快的陰影而正常化了。但對中國人與韓國人而言,仇日可是「此恨綿綿無絕期」。民族主義當然是一種解釋。但不能解釋的是當年與日本作戰的蘇聯與美國,甚至被日本侵占的東南亞各國,對日本政要祭祀靖國神社,倒沒有提出任何反對的意見或譴責,唯獨中國與韓國大為叫囂,原因在哪裡?中韓因為懼怕日本重踏軍國主義,而興起的防衛性民族主義當然是個原因之一。但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監督下訂立了和平憲法,看不出有對外侵略的可能。中國人與韓國人的仇日及民族主義顯然不是因為日本的可能再侵略而來,而多少是針對國內人口的「消費」需要而產生的,並用以凝聚人民對政府的支持而來。「攘外」與「安內」到底是一體的。

歷史當然是另一個原因。在二次大戰中,中華民國的受傷慘重。戰死約300萬到375萬 人,平民死亡約700萬到800萬人之間。說來其慘烈性僅次於蘇聯(戰死約867萬人到1140萬人 ,平民死約400萬人到1000萬人之間)(Wiki 綜合多家不同研究報告而成)。但韓國人則有異於中國。因為韓國人與日本同邊作戰,並非交戰國。戰後有148名韓國人被判為乙級與丙級戰犯, 23人被處決。被處死的最高將領是洪思翊,負責菲律賓一切的俘虜營。而據西方的前俘虜人士表示,韓國人比日本人要來得更為殘酷。若單單靠歷史也不能解釋目前中共的仇日。因為當年與日本作戰的是蔣介石下的中華民國,而非要坐享其成的中共。中共當前的仇日顯然有其他原因。

而事實上,中共建國後並不仇日。原因是蘇聯不可靠,美國則抵制中共,中共得透過非官方管道與日本有所來往。要的是「科技靠日本」來工業化,以求取脫離農業社會的貧窮。即使是國共兩黨都愛提的南京大屠殺,首先提出這個史實的也不是國共兩黨,而是日本的左翼人士。仇日思想在中國的浮現是1980年代後的事(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而據傅高義(Ezra Vogel)的說法,中共是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才決定加強「民族主義教育」的(Ezra Vogel: 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除了民族主義與歷史因素外,仇日顯然還有其他原因。

歷史及民族主義都可說是中國與韓國的仇日之主要因素。但一個相當重要,而也可能是主要的因素是自卑感。

1972年2月,尼克森首次訪華。在目前已解密的檔案中,我們可看出中共領導人對日本的恐懼。周恩來一再提及日本之可能再走上軍國主義之路,最後是尼克森的保證說:美軍的駐日會牽制日本軍國主義的可能復活(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William Burr: Nixon’s Trip to China, 12/11/2003,與Richard Nixon Foundation: The Opening of China)。這也難怪當年被日本攻殺的極為慘烈而無力反抗的中國,最後以虛假的「抗日勝利」做為自我安慰。但那個「抗戰勝利」口號到底不是個歷史事實。中華民國的抗戰確實是牽制著了日軍的一大部分實力(The China’s Quagmire: 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Japan’s road to the Pacific War). Edited by James William Morley),但中國並沒有打敗日本。如果真的是「抗戰勝利」,則中國就可以與真正打敗日本的美國與蘇聯一樣,在當年可以平起平坐,周恩來也就不會那麼的懼日,而今天的中國也會如美俄般的缺乏仇日的情緒。所以會仇日是因為中國從來就沒有打敗過日本,至今(至少至1972年的周恩來)都尚未心裡平衡過。而同理的,如果當年談不上抗日而與日本同邊做戰的韓國,若真能於經濟面及國力的各個層面都贏過日本的話,何來仇日之需?說到最後,仇日只不過是自卑感的一個表現而已。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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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國神社走訪的感想(上) 靖國神社150週年 ——戰犯,勝利者的正義

靖國神社是東京市區一個佔地相當大的神社。它可說是一個中央神社,而也是所有日本神社中最引人爭議的一個。

靖國神社的前身是「東京招魂社」,是明治天皇於1869年在戊辰戰爭(1868-1869 ,明治維新時期的許多內亂/內戰之一)後下令興建的,以祭弔為中央政府戰死的人員,做招魂、慰靈與感念之意。 1879年,這個神社更名為靖國神社。

由正門走進去便是一個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鳥居及相當長的一個引道。進入中庭是一個巨大的雕像座,上方豎立的是大村益次郎(5/30/1824-12/7/1869)的銅像。大村益次郎原本是學醫的,但他對西方的軍事策略很感興趣—尤其是法國的軍制。那個年代的日本職業軍人都是仕族(武士)出身,而也都只效忠於雇用他們的藩或幕府。大村推動全民徵兵,而非僅徵用仕族。大村在長州對軍隊施以現代化的訓練後,擊敗了德川家康征討長州的出兵(第二次長州征討,1866)。而這個現代化的觀念與訓練後來也用之於薩摩長州同盟,而最終推翻了德川幕府。明治維新後,明治政府了解到現代軍隊的重要,而任用大村益次郎為兵部大輔。大村也一併推動廢藩置縣,廢除了各藩所擁有的私人軍隊,而建立一個全國性忠於天皇/中央政府的軍隊。也因此,大村益次郎被稱為日本的現代陸軍之父。

再走進去就是拜殿,這也是一般人致敬參拜的所在。靖國神社這一大片土地上有不少建築、庭園、雕像。也有相當一部分(如本殿)是不對外開放的。往右轉是個劇台及規模不小的「遊就館」(展覽館,博物館)。遊就館是「有料」的,裡面絕大部分都是不准照相的。在遊就館前的左側意外的看到紀念帕爾法官(Radhabinod Pal, 1/27/1886-1/10/1967)的靈位,是2005年才設立的。所以會設立帕爾法官的祭念靈位原因也不難理解。當時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2名法官之一的印度人帕爾(那時印度還在大英帝國下,尚未獨立)與其他歐美法官持有相當不同的看法。他指責法庭沒有考慮到西方國家在亞洲的殖民暴行;法官都是戰勝國來的,而沒有戰敗國來的,代表了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法庭也沒有考慮到盟軍的罪行。有這個背景也難怪在靖國神社我們會看到帕爾法官的祭念靈位。當安倍晉三於2007年訪印時,他特地去拜會帕爾的兒子,稱讚帕爾法官的勇氣與公平。這多少是因為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當年被盟軍以甲級戰犯之名羈押兩年,但都沒有起訴或審判。岸信介後來之被釋放也多少是因為,美方需要借重有技術官僚背景的岸信介,來推動日本的戰後復甦。

遊就館裏面所介紹的大抵是日本武器的演變,及軍隊由古代到現代的發展,也有一大部分是介紹各場19世紀以來的對外戰役。但由於不能拍照,而也沒有介紹展覽內容的簡介小册,只能憑記憶敘述大概的內容。最後一間的牆壁上列有許多二次大戰中戰死的軍人肖像。日本在二次大戰中有210萬名軍人戰死,含平民則共有約310萬人死亡。牆壁上所張貼的當然是所能取得的相片的一小部分。看到這麼多年輕的面孔確實令人相當感傷,這也使我想起了1985年一名英國的音樂家(Paul Hardcastle)所發表的一首歌「19 」。這首歌開頭便唱說二次大戰中,兵員的平均年齡是26歲;在越戰中,兵員的平均年齡是19歲。看到這麼多這麼年輕的少年家就這樣無謂的死去,不只覺得感傷,也覺得很浪費與無奈。

靖國神社共祭有2,466,532名陣亡者(Wiki),除卻日本人外,也祭有當年的台灣人與韓國人。除了人外,庭院中也有三種動物的雕像:馬(戰歿馬慰靈),狗(軍犬慰靈像)與鴿子(鳩魂塔)。一個國家祭祀為國捐軀陣亡者是很自然的。但靖國神社之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裡面也祭祀有1068名戰犯,包括14名甲級戰犯。

乙丙級戰犯是於1959年後開始慢慢入祀的。但甲級戰犯的入祀則是1978年,當時新上任的靖國神社宮司(主祭司)三好長慶決定的(Yoshinobu Hagarashi: Yasukuni and the Enshrinement of War Criminals. 11/25/2013)。原因是他不同意遠東軍事大審的判決。而昭和天皇於1975年到靖國神社祭祀後,爾後再也沒有天皇到靖國神社做祭祀。

有所爭議是因為靖國神社內所祭祀的戰犯(特別是甲級戰犯)。但戰犯這個名詞與觀念是很新的, 是二次大戰後才有的。在二次大戰結束前夕,知道勝利已在握的美國與英國,決定採取法律的途徑去處理納粹的主要領導人。也首次引進了「破壞和平罪」(crimes against peace)與「傷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這種罪名。當這個觀念首次運用於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bunal, 1945-1949)時,那時被控訴的主要對象是納粹的高階領導人。當時納粹的最高領導人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 1/12/1893-10/15/1946)在審判中大聲控訴:勝利者永遠做審判者的角色,而敗者恒被指控。戈林最後在被執行絞刑前服氰化物自殺死亡。而戈林所說的也是我們常聽到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戰犯的判決如果也包括戰勝國與交戰各國的話,則戰犯的判決較不會有所爭議。戰爭本身就是一種破壞和平罪與傷害人類罪,尤其是侵略的一方,是人類應共同予以譴責的。更進一步而言,以戰爭做為威脅恐嚇的話,不也是一種破壞和平罪與傷害人類罪嗎?如中國對台灣的叫囂。

李堅

鞭屍蔣渭水 —-看中共紅奴柯文哲的竊黨

歷史從來就不是死的,尤其是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我們常看到歷史人物與歴史事件被提出來討論。說是鑑往知今也好,以古諷今也罷,為的都不外是做對當今現實的闡述。目的當然有如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的第11節所說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闡述世界,要點在於改變世界」( 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 The point, however, is to change it.)。

蔣渭水在台灣歷史上是一個沒有什麼負面評價,但正面評價相當高的一個歷史人物。他推動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啟蒙運動與社會政治運動可說不遺餘力。由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及左傾後的台灣工友總聯盟與台灣農民組合,我們都可看到他的投入。更確切的說是他的全力投入。這可由他對本業(醫生)的疏忽,以及因沒顧好家而死後家境淒涼得以看出。

蔣渭水不是一個理論家,也不是一個政治家或政客,他是一個理想色彩很濃的社會政治運動者,也是一個處於萌芽初期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同那個年代的台灣知識分子一樣,你若單看他的著作,他顯露出對孫文的尊敬與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期望與支持。也如此,藍營的人宣稱他是當年同盟會的會員,而將他看成是自己人。但當年台灣知識份子的支持中國國民革命頗為普遍,可說有一些故國情懷,但可不能解釋成是祖國派。綜觀他的一切著作與運動內涵,他的一切做所為,為的就只是台灣這一片土地與人民。即使是一些當年被指為祖國派的人士,許多在二二八事變後才深刻的體會到祖國就在他們的腳下,不在對岸。這種現象也是左派辯證哲學所說的「意識落後於存在」。也就是說,當年台灣民族的存在雖已是個事實,但台灣民族意識是隨後才慢慢地發展出來的。台灣民族意識的成形落後於台灣民族的存在事實。

也由於蔣渭水的正面形象及他在台灣歷史上的地位,使台灣各個政治光譜的人都要拉他做為盟友,而各有各的詮釋。在這個意義上看起來,有如心理學上的「羅夏克墨漬測驗」(Rorschach test)一般,可看出各政治光譜人物對蔣渭水的不同解讀。而在一個程度上我們也都可以了解到各個光譜的政治人物的詮釋基礎。真可說是「一個蔣渭水,各自表述」。藍綠的各表倒也各取所需而大抵相安無事。但在這個「羅夏克墨漬測驗」中,最荒唐無恥而又充分表現出狂妄自大,但同時又對中共卑躬屈膝的,不外是白裏透黑(毛澤東的厚黑學)透紅(中國共產黨)的奴才柯文哲了。

2019年8月6日,柯文哲選在他生日那天(柯文哲說也是蔣渭水的生日,但蔣渭水的生日與生年有三種不同說法)宣布「台灣民眾黨」的成立。口口聲聲「民意、專業、價值」,「清廉、勤政、愛民」(像極了國民黨、親民黨、與中共的口號),而宣稱要繼承蔣渭水職志的柯文哲,卻引來蔣渭水後代的不滿。蔣渭水的弟弟蔣謂川的孫女蔣理容說:蔣渭水先生畢生從事任何公共事務或社會啟蒙運動,都是「為眾人而非為個人」。….他(柯文哲)想要選總統,那他的中心思想、價值觀是什麼?對照「蔣渭水精神」,他有哪裡像?(蔣理容臉書)。蔣渭水的外曾孫女鍾法藍則說:「柯文哲去死,賤人!不要再來吃我阿祖豆腐了, …蔣渭水若在世,絕對不會講什麼兩岸一家親的鬼話,他在乎的是台灣人的尊嚴, …」(鍾法藍臉書。按,鍾法藍是蔣渭水的女兒蔣碧玉,與被國民黨槍斃的鍾皓東的孫女。鍾皓東則是鍾理和的同父異母弟弟)。

鍾法藍的批柯卻引來林濁水的反譏:「…搞統派被國民黨抓去關的蔣碧玉,如看到今天的柯文哲,不會說,你柯文哲,為什麼還不支持一國兩制!…至於蔣碧玉的先生,鍾皓東,生前更是支持趕快解放,一國一制的」(林濁水臉書)。林濁水這種說法不但失焦,也有失公允與厚道。焦點應該是在蔣渭水,而非後代。若要提及蔣渭水的後人有統派,也需顧及那時有些人因抗日而親中,或後來因反國民黨而親中共,但又不了解中國/中共的年代。若要談統派的鍾皓東,為什麼不談原來也是祖國派,但在「返回原鄉」後失望而返鄉的鍾理和。讀鍾理和的小說可看出他的心路歷程,也可以看出那一代台灣人的迷惘。

蔣理容的質疑柯文哲說,對照蔣渭水精神,他有哪裡像?這個質問是問到了要點。因為滿嘴說他尊敬蔣渭水,並要繼承蔣渭水職志的柯文哲,可有師法蔣渭水?不但沒有,柯文哲所表現出來的一切正都是蔣渭水的對立面。

本身受有傳統漢學教育的蔣渭水,在經過現代醫學教育的洗禮後,他不再眷戀傳統的封建文化,但了解到台灣的根本問題在於(現代)文化水平的極度不足,他以一個醫生的方式將台灣診斷為「世界文化時期的低能兒」(參見蔣渭水的「臨床講義」)。蔣渭水一生所推動的,為的不外是台灣文化水平的提升,自治權的爭取,及自由、民主、與平等的引進。他的一切所做所為,為的都是台灣社會與台灣人,我們看不出他有對任何名位、權勢、與利益的追求。也因為這種無私,他會引來人們對他的緬懷與思念。

相對之下的柯文哲,他身受現代醫學教育,但卻執迷於漢文化的厚黑文化傳統。尤有甚者,他更師法毛澤東的權謀運作。將台灣當成「低能兒」的他,以為他能運用毛澤東的那一套,而使台灣人都被他騙殺了,但還會對他崇拜不已。缺乏現代文化教養與氣質,而自以為聰明的柯文哲,可曾有什麼公共政策或文化論述?可有什麼能力與意願,去改善及提升台灣政治、社會、及文化水平的?他的一切所做所為就都只為他一己的利益與出路做算計。對中共卑躬屈膝形同奴才,但在同時欲將台灣出賣在所不惜。這種貨色如何能與蔣渭水相比,怎不能說他是蔣渭水的對立面。

前後差70年,但畢業於同一醫學院的蔣渭水與柯文哲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不同?

日治時期的教育是著重修身與為人的,對醫學生強調「要先做人,才能做醫生」。早年聽老一輩的台灣人哀嘆台灣在國民黨下的教育敗壞。這種哀嘆其來有自。當然蔣渭水與柯文哲之所以有不同不只在社會、文化背景、及教育體系與內容的不同。但更重要的無寧是價值取向、倫理道德與人格特質的不同。我們就以黨(公眾組織)與個人的關係便可看出這種對立與區別。1927年由蔣渭水創立的台灣民眾黨,是一個屬於台灣普羅大眾的黨,蔣渭水推動的是「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他深信台灣的偉大與未來,將是基於普羅大眾的覺醒,與販夫走卒的堅守崗位與遵循倫理道德。是由下而上的。他堅信歷史是由「無力者」,而非「有力者」,寫出來的。在這一切運作中,你會看出催生台灣史上第一個現代政黨的主要推手是蔣渭水,但他不會搶占鏡頭而居功,而是默默地於幕後做推動與耕耘的工作。2019年由柯文哲所宣稱成立的台灣民眾黨,則只是個柯文哲黨(有如親民黨之只為宋楚瑜黨),他要推動的是「台灣是柯文哲的台灣,台灣也是中國的台灣」。而且,柯文哲自以為歷史是靠一些高階特權人士的長袖善舞擺弄出來的,而不是因為普羅大眾的參與和努力所推進的。尤有甚者,柯文哲這個台灣民眾黨不但在黨名上是鵲巢鳩占,他在將自己比為蔣渭水上更是一種對蔣渭水的鞭屍—–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奴才對台灣英雄蔣渭水的鞭屍。

李堅

 

高野山的巡禮之五 高野山的景教碑 —–伊斯,景淨,戈登女士

奧之院之為墳場固然充滿了墳墓、墓碑、悼文、悼碑、與佛像,但也有一些是與墳場沒有直接關係的。其中兩個與文學有關,一個與基督教有關。

在奧之院的中途處立有一個「芭蕉句碑」。松尾芭蕉(1644-11/28/1694)可說是日本歷史上最有名的俳句詩人,也被稱為俳聖。在奧之院的一塊大石頭上刻有「はせを翁(芭蕉翁)  父母のしきりに戀ひし   雉子の聲」,大略翻成「父母  深切的愛  雉鳥之聲」,倒也多少反應了祭墓人的心情。另一個文學碑則是日本的文學巨匠司馬遼太郎的「高野山管見」。這個刻於一顆巨大石塊的短文,樹立於離奧之院入口處不遠的地方。司馬遼太郎(8/7/1923-2/12/1996)的本名是福田定一,司馬之名由司馬遷來。內容大要是他遊高野山的感想,描述大門(山門)之有如唐代都城的城門,到高野山這個宗教城市之亦幻亦真的感覺。司馬遼太郎的一些長篇小說如《燃えよ劍》,《國盜り物語》,及近代歷史的長篇小說如《竜馬がゆく》,《坂の上の雲》,都頗受好評,而也相當有名。

除了這兩個與文學有關的碑文外,另外一個有歷史意義的碑文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這個石碑顯然是個複製品,不過複製的相當的好。那麼,這個複製品的由來是什麼?答案看來就在於旁邊的一個小墳墓—-伊麗莎白‧戈登女士(Elizabeth Anna Gordon, 1851-1925)的安息處。了解這個關聯也是一個很幸運的偶然。當我在研讀這個景教碑時,一個英文說的很好的奧之院志工導遊剛好走過。他向我說明戈登女士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她長年居住在日本研究佛教,而下結論到:佛教與基督教的最終目標都是一樣的,而也師出同源。在這裏有兩個課題我們稍作討論:一是景教碑;一是戈登女士。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781年2月4日(唐建中二年)由波斯傳教士伊斯(Yazdhozid)在大秦寺(教堂)內建立的。撰文者為伊斯的兒子景淨(Adam)(李亞丁:景浄—-唐代著名景教傳教士、主教、和翻譯家;《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撰寫人)。景教碑共有1780個漢字及一些古敘利亞文,敘述景教自635年到781年在唐朝成功傳教140多年的歷史。景教(聶斯托留派,Nestorianism )原為東正教的一個支派。5世紀時,康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聶斯托留(Nestorius)因被東羅馬帝國視為異端,放逐至死。其追隨者輾轉至波斯發展,並於7世紀時到唐朝發展。按碑文來看,當時的景教在唐朝於超過百餘個城市都建立有教堂,信徒大多數為上層社會人士(賀宗寧:大秦景教碑建立。2/3/2017),例如郭子儀。但在「會昌法難」(845年,唐武宗會昌五年)時,景教與佛教都一樣受到唐武宗的迫害。外籍景教徒被遣返回西。景教碑據聞被景教徒埋入地下,一直到1625年(明末熹宗天啓五年)才在西安近郊偶然出土。據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說明,目前全世界共有八座景教碑之複製碑(崇基學院的院徽之十字架即由景教碑上的十字架圖案而來)。高野山的這塊景教碑是戈登夫人於1911年贈與高野山的(蔡詠梅:日本高野山發現中國大秦景教碑)。

戈登女士於19世紀末與她先生(John Edward Gordon, 1850-1915)環遊世界。他們於1891年首次抵達日本,兩人都愛上了日本。回國後他們參加了那時剛成立不久的日本協會(British Japan Society),她為文著述不少友日的著作,而一般咸信有助於1902年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的簽訂。從1907年開始,戈登女士大部分時間都住在日本。本身是個虔誠基督徒的她致力於佛教的研究。戈登女士終其一生至少出了十三本書,其中有四本是基督教與大乘佛教的比較研究。支持錫安主義的她,深信英國與日本都與以色列的「失落」部落有關。她相信基督教與大乘佛教師出同源,認為大乘佛教的起源受到基督教的影響(The National Library of Israel: The Elizabeth Anna Gordon Collection,與Noboru Koyama: Elizabeth Anna Gordon (1851-1925))。戈登死後依其遺願葬於高野山。有如那名日本導遊回答我的問題道:你不一定要是佛教徒才能葬於高野山。

若沒有景教碑的存在,我們很難去了解當年基督教(聶斯托留派)傳教到唐朝的情形與盛況。這說明了紀錄(尤其是較耐久的石碑)的重要。我們也了解撰文者景淨是個翻譯家,也參與了佛經的翻譯。這也使我想起於北宋年間(960-1127)輾轉到中國發展的猶太人。多少因為與回教信仰及習俗的相近,而被稱為藍帽回回,甚至被劃分成回族。猶太人的寺廟也稱為清真寺。這說明了在早期,許多目前看起來很敵對的宗教間的和平共處與合作。但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都身處異鄉,在面對主流文化(如唐宋)下的結合。而最後,若戈登女士之為哈日族而間接促成了英日同盟的成立,另一個較近代的例子是,也是哈日族的郝斯賀弗(楊起東:郝斯賀弗悲劇的啟示:地緣政治東西方神秘主義。《太平洋時報》11/17/2016)則促成了1936年德日的簽訂「反共產國際協議」(Anti-Comintern Pact),及後來的軸心國之聯合。撇開聯盟/同盟的正反面不談,戈登與郝斯賀弗都說明了個人在國際同盟間的運作力量與可能的效果。個人的努力與運作在歷史的發展上是不容許忽視的。(系列完)

李堅

 

高野山的巡禮之四 二次大戰在高野山上的綜跡 —–由各兵種及部隊的菩提所到摩尼寶塔

在奧之院看到許多悼念二次大戰中陣亡的各兵種及部隊的墓碑及紀念碑並不意外,但較意外的是在幾乎每一間寺廟前,都有看到紀念不同的兵種及部隊的石碑,唯一例外的可能只有主寺的「總本山金剛峯寺」及一些小寺廟了。

日本家族似乎都安排有一間特別的佛寺做為該家族的「菩提所」,做為家族祭祀的中心點。但為什麼這些高野山的各寺廟也都成為各部隊的菩提所?在每個寺前幾乎都有某某兵種或某某部隊的菩提所的石碑,如「元自動車第二十九聯隊並關聯部隊菩提所」,「步兵第八十一聯隊(通稱號月第七三八六部隊)第二機關銃中隊戰友會菩提所」, …等等。在與一位澳大利亞來的觀光客聊到此事時,他說他的導遊說明因為高野山寺廟群集,房間多,而可能也較隱密,所以在二次大戰中駐有很多部隊做集訓之用。這由一個碑文似乎可看出端倪:「陸軍少年飛行兵  宿坊菩提所」。看來當年的「陸軍少年飛行兵」曾住在此寺廟(宿坊),而後此寺廟也成為他們的菩提所。

日本在二次大戰中有兩百多萬軍人死亡,所以在日本的偏遠地方及各地寺廟,都可以看到二次大戰的遺留,這並不奇怪。但高野山這個日本的佛教聖地(至少對真言宗而言),會有這些不論在墳場(奧之院)或寺廟都有這種遺留,多少使人覺得意外。筆者不很清楚二次大戰中這些軍人居住於高野山的安排,但無可否認的是,在每個國家,宗教團體與政府常常有合作/共事的關係(看台灣佛教的主要山頭如星雲、證嚴、及惟覺都與國民黨關係匪淺),日本當然不會例外。但在二次大戰前,日本宗教界不是沒有反戰人士的。當年被國民黨視為邪教而不能到台灣傳教的創價學會,其創始人是原本屬淨土宗的牧口常三郎(7/23/1871-11/18/1944)與其主要弟子戶口城聖(2/11/1901-4/2/1958),兩人都因反戰而被關,牧口常三郎也死於獄中。

也許,在高野山這麼個偏遠所在而被視為佛教聖地的地方,會看到二次大戰的悼念遺留可能不奇怪。因為一個現代戰爭的影響所及是全面的,會波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而也因為在二次大戰中日本軍隊遠征中國、東南亞、及太平洋,這些地區的記憶遺留會表現在高野山上也不足為奇。較明顯的如「比島ミンダナオ島(民答那峨)所在關連部隊菩提所」。另一個顯著的標竿是日軍在緬甸的部隊的退伍軍人所建立的一間寺廟。

在成福院的土地上建有一棟與周遭的日本佛寺建築風格大為不同的「高野山摩尼寶塔宗教美術館」,又稱為「ビルマ(緬甸)戰殁者供養塔」。這一棟三層樓高,八角形的塔,裏面列有許多照片與繪畫(複製品)。所描述的是那一段時日的緬甸場景,緬甸人的生活景象,日軍在緬甸的一些景象,緬甸獨立日的慶典..…等等。也有一張「昭和53年(1978)當番部隊 第十五師團(祭兵團)隸下各部隊戰友會」的合照。裏面也有一些緬甸式的佛像。甚至有一個沒有燈光的地下通道(戰爭中的隧道?)。但談不上有什麼美術,不知道為什麼稱做美術館。外面也立有一尊緬甸和尚(高僧?)的塑像,說明碑寫的是緬甸文。

這座摩尼寶塔之存在於高野山上顯得有點時空上的錯亂,但若了解當年東南亞戰區的緬甸會戰(中緬印戰場)場面之大,也就不足為奇了。交戰的英美中一方有百萬多軍人,日方則有四十多萬(包括日本及反抗英國的緬甸、印度、與泰國)。日軍在緬甸的發展與結局與日軍在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差不多。若說有差別,可說日本在緬甸的政治鋪陳做的較早,與抗英的緬甸獨立人士較早就有聯繫與培訓。二次大戰中日軍攻下東南亞,趕出了被當地居民視為堅不可抗的西方殖民政權:美國、英國、法國、與荷蘭等西方強權。東南亞民眾原先是歡迎日軍的,但很快的也因日軍的剛酷、殘暴、不懂溝通、及缺乏後續的政治工作,使當地居民頗為反感而轉為反抗。

二次大戰中的緬甸之存在於戰後日本人的記憶中,除了反應在這座摩尼寶塔的興建外,也反應在1956年一部相當得到好評的日本電影—–「ビルマ(緬甸)の豎琴」(The Burmese Harp)。那部電影得到威尼斯影展的奬(San Giorgio Prize, OCID Award Honorable Mention)與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提名。有影評人士認為該電影雖然描述了戰爭中大量人員的死亡與戰爭的殘酷,但對日軍的暴行輕描淡寫地帶過去。同樣的,也有人批評這座摩尼寶塔的存在錯將戰犯當烈士(Brian A. Victoria: Mount Koya sites exemplify ‘parallel universe’ where war criminals are martyrs. The Japan Times, 8/15/2015)。由於筆者在參觀時,受限於時間及對日文的了解有限,也不了解相片中人物的背景,無法去判定是否能認定為戰犯。而當天摩尼寶塔的看護人也不懂英文,也沒法回答我的問題。

有戰爭就會有戰犯。而戰犯的定義與判決常常都是由戰勝國來決定的,而這也是所謂的「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但無可否認的是日軍在中國與東南亞都頗有「不良紀錄」。有異於德國因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而遭受到國際壓力(尤其是猶太團體)的不斷檢驗,而多少有被迫反省的過程。但日本缺乏足夠的國際壓力,有的只是中國與韓國(南北韓)的不斷譴責。不幸的是,中國與韓國都不是具有可信度(credibility)或行事正直的國家,再加以有限的對話也都缺乏公開與互信,而這也使得戰後至今日本都缺乏一個完善的反省過程。說來那是不幸中的不幸。

李堅

高野山的巡禮之三 美麗而具有歷史意義的墳場 —–高野山的奧之院

高野山雖然有120間左右的寺院,但除了主寺金剛峯寺及壇上伽藍外,大部分的寺廟雖然也很美麗壯觀而且有其歷史背景,但不是觀光的景點,而許多寺廟的主殿也不對外開放。不過有一些建築因為造型或歷史意義成為景點:如大門(山門),德川家靈台,及女人堂等。目前僅存的一間女人堂是19世紀後所建的七間女人堂的唯一倖存者。這是因為過去高野山不開放給女眾,直到19世紀才開始容許在山門外建立女人堂供女性膜拜之用,目前僅剩下一間做歷史的見證。除卻這些之外,高野山最重要的一個景點是奧之院,也幾乎是每個觀光客都會去的。

奧之院是日本最大,最有名的墳場,而也可能是最美麗的。走在那古木參天的石板道上,你只會覺得它的優雅與寧靜,倒沒有什麼陰森的感覺。整個墳場雖然大都是人造的,但奧之院的設計與維修就如同一般日本庭園的造景原則一樣,盡量讓你覺得有如處於自然之中。就以眾多高聳入雲的檜木來看, 筆者在看了一則石碑之後才大概了解由來。一個於明治30年(1897年)所立的石碑上,標明了那個年代所種植的四萬株檜木。也自然的,走在那高大的檜木彬木林中,你只會覺得這「天然林」的美麗,但不知這是幾百年來細心栽培的結果。

奧之院全長約2公里,由中間往兩邊延伸的空間不大。在這裏面約有22萬個墳墓。正門有個「奧之院弘法大師」的石碑與兩個刻有「永代常夜燈」的燈籠。走過一個稱為「一之橋」(奈何橋?)的小橋後,便進入了奧之院。走在正中間的石板道上,兩邊都是高聳的樹林與密密麻麻的墳墓。在中間有個小橋—「中之橋」。走到底時經過「御廟橋」,便到達空海(弘法大師)的紀念寺廟(弘法大師御廟)。空海也葬於該地。對於空海的信徒來說,空海並沒有死,只不過是入定於三昧中等彌勒佛的降臨人間。也如此,每天早晨都有和尚送食物到弘法大師御廟做供養。

過去1200年來的日本歷史,多多少少都反映在奧之院的墳場裡。這裡面所埋葬的(或只是紀念碑)都是日本歷史上的重要人物。除去人物外,也包括許多大公司的要員與一些大公司職員因事故死亡者。日本的許多大企業在此都據有一席之地。也有不少職業團體(如寫真業界先賢萬靈之碑)及因天災人禍而死亡的。如1923年9月1日的關東大地震與2011年 3月11日的東日本大震災,甚至有「航空殉難者之碑」,在奧之院內皆有。在此附帶一提的是筆者在高野山的那段時日,正值東日本震災的八週年紀念日。當天早課後,一名法師(該寺的住持)循例在頌完經後到「信徒/觀眾」(觀光客)所坐之處,席跪在地上解說課誦過程及佛像的大要介紹。他先以日文說明,次以英文說明。在了解我是台灣人後,會說中文的他說他很感謝台灣人在東日本大震災後對日本的協助,他以日本人的身分致深深的感謝。

在奧之院所埋葬的名人中,除了現代較有名的人物外,許多是日本人耳熟能詳的歷史聞人,其中有些還是焚燒及破壞佛寺的人。如武田信玄,上彬謙信,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族。有些不見得是真的埋葬於此(如德川家康葬於日光),只不過是有個衣冠塚或是個紀念碑而已。許多日本的大家族(如薩摩島津家,德川家)也都有據點。每個墳墓都如傳統的日本墳墓一般,許多還都加有五輪塔,上面都有梵文。五輪代表了(由下而上)地、水、火、風、空。奧之院的埋葬倒也不是永遠的(可能有歷史價值或有觀光意義的會留下來)。奧之院的土地所有權屬於高野山的主寺金剛峯寺所有,租期50年,到期有議價續約的問題。

除卻名人,大公司要員,意外死亡,及職業團體外,也看到許多日本現代歷史的痕跡。許多二次大戰中的死亡軍人似乎都在此有所紀念。不只有部隊的單位,也有兵種(如獨立工兵第15聯隊之墓,山炮兵第15聯隊慰靈碑,海軍整備科豫備練習生紀念之碑,空挺落下傘部隊將兵之墓)。也有一個悼念滿州國(1932-1945)的墳墓—五族之墓,是1976年8月15日(終戰日)由「滿州國軍五族之墓奉讃會」所設立的。哀悼那一段失落的歷史。所謂五族指日本民族,朝鮮民族,漢民族,滿洲民族,蒙古民族。當年日本人殖民滿州國共約一百萬人,在蘇聯入侵滿州國的那段期間顛沛流離,許多人(包括台灣人)都被蘇聯押送到西伯利亞當勞奴。這一段歷史,同許多戰爭中的歷史(如1945年3月9日到10日間的東京大空襲)一樣,當事者都因為創痛太深大都避而不談。

走在那兩公里的奧之院中,感覺是平靜與美麗。雖知道它是個墳場,但不覺得陰森恐怖。置身於高聳的檜木林中,只覺得森林的怡靜。這種「森林」(雖然有一大部分是人造)是世界少見的,也難怪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觀光客。但你若看不懂漢字、日文,或對日本歷史沒有稍許的了解的話,則會失去了解它所代表的歷史層面。在高野山居住的那幾天,筆者去了奧之院兩次,但可惜還遺漏了許多有價值的景點與墳墓。奧之院也有英文解說員,可惜我不知道他(或他們)的時刻,失之交臂。高野山也有講英文的「奧之院夜遊」,在夜間訪走奧之院。有導遊解說歷史與一些有名的墳墓。筆者在去高野山之前沒有先安排好,而且因為要拖到晚上九點,怕影響第二天的早起早課,所以不克參加,算是一大缺失。

李堅

高野山的巡禮之二 日本佛寺的博物館化 ——高野山上的博物館化與全球化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全球訂有1092個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Sites),其中有22個在日本。在日本的世界遺產中,位於紀伊半島的紀伊山上,包括一些佛教與神道教的道場與朝聖途徑(紀伊山地之靈場與參詣道)是其中之一。這個世界遺產所在地涵蓋了奈良縣,三重縣與和歌山縣。位處和歌山縣的高野山也屬於這個世界遺產之一。

過去到日本訪遊時就已發現,在奈良、京都這些古都,有許多巨大的寺廟都被認定為世界遺產。這些寺廟都佔地頗大,常比一些公園或學校都要來得大,而也相當「有料」。頗有建築上、繪畫上、雕刻上、及庭園造景上的藝術水平。有料也「有料」(要收費)。感覺上是,這些寺廟已都不再是一個宗教的場所,不是人們膜拜或求取心靈安寧的所在,而已都變成為博物館。這種情況在高野山這個聖地也不例外。

在高野山上的一百多間寺廟裡,除非你住在那間寺廟,佛堂及內部一般不對外開放。而許多有歷史上及文化藝術上價值的繪畫與雕刻,也都放在一間博物館—-稱為寶靈館裡。這間寶靈館的存在也見證了日本佛教世俗化及博物館化的具體事實。一般寺廟(至少是開放做為民宿的五十多間寺廟)還是有早晚課,而早課一般也都開放給居住的旅客(或香客)參加。在早課裏,你多少可以體驗到高野山的密教(真言宗)所保留下來的相當完整的梵唄,與漢傳佛教的誦經頗為不同。聽起來別有一番特色。除了誦經(梵唄)的特異外,另一個儀式在漢傳佛教中所沒有的是護摩供,簡稱護摩。護摩是一種火祭,在誦經中有火供:焚化一些祈禱文及有一些內涵的木條,是一種供奉的儀式。護摩供的形式頗類似於印度教與藏傳佛教有時也會舉行的火供,是祭禮(puja)的一種。有早晚課及其他祭典與設施,多少使人感覺到高野山還不虧是一個佛教的道場,而不只是一些變裝的旅館與博物館。除此之外,高野山的成為佛教道場也有1200年之久,走在山上也會有那種歷史感的存在。

當初空海選擇高野山做為道場,主要原因當然為的是遠離紛擾的俗世,尤其是喧嚷的京城。而說起來,在地理上高野山也顯得相當的與世隔絕。但在進入現代後,交通開始改善,雖然不能說是交通很方便,但顯然有很大的改進。從大阪坐南海鐵路一個小時後到達最後的一個主站橋本。由橋本再上山的班次就少了很多,鐵道爬山約40分鐘後到達山腳下的轉接站—–極樂橋站。由極樂橋站改搭陸纜車(與舊金山的陸纜車同一個原理), 約十分鐘內被拉上200公尺抵達高野山站。由高野山站換乘公車約20分鐘後到達高野山的「市區」。說是市區其實很小。高野山這個台地東西向約6公里,南北向約3公里。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而這麼一個交通不是很方便,海拔800公尺高,而台地也不是很大的佛教道場,現在卻成為世界各國(主要是西方國家)要體驗日本文化及佛教內涵的一個觀光景點。這與高野山於2004年成為世界遺產之一是否有關聯,不得而知。在過去經過許多小寺廟整合之後,目前高野山約還有120間寺廟,其中52間有開放給旅客住宿(稱為宿坊)。走在高野山上你會看到許多日本旅遊團體,與看來是以歐洲人為主的西方觀光客與背包客。

在原本是與世隔絕的高野山上看到這麼多世界觀光客,說來有點諷刺。到日本時,問一些當地的日本年輕人如何去高野山,大都只聽過高野山之名,但從來沒去過,看來也不想去。與同為觀光客的歐洲人、加拿大人、與澳洲人聊起來,也了解絕大部分的人不是佛教徒,有些採取開放的態度,有些則對佛教很有興趣。也就是說,大部分的西方觀光客到高野山為的是一種文化上與宗教上的體驗。他們都屬於地球村的一員,是全球派(Globalist)人士。不愛分國籍、文化、與宗教,強調文化的互相尊重了解與交流。

全球派人士是全球化的結果,也可說他們大都是教育較為良好,經濟能力較強的階層,是全球化下的受益者。這與最近幾年來全球到處興起的本土主義與民粹主義(populism)可說大相逕庭,兩者是對立面。在高野山居住的那些日子裡,與不同國家來的人士交談起來及交換意見都很容易,至少是在文化體驗的這個層面。

由於高野山不大,大部分的人不是當天來回,就頂多住一兩天而已。我在籌劃這趟旅遊之前接受了一位美國網友的建議。這位美國網友曾經在高野山住過一段時日做他的研究。他建議至少要住上一個禮拜才能好好的體驗高野山。我則折衷在當地住五天。由於大部分人都只住一兩天,提供宿坊的寺廟也大都沒有洗衣設備。為此我只好到一間有洗衣設備的寺廟去洗衣服。在等衣服洗好的時間與一位來自保加利亞的女性聊天。頗「不安於室」(她說她不能在同一個地方住長時間)的她與她先生全球到處走,在飛機上讀到有關高野山的文章後便決定到此一遊。到臨高野山當晚與廟裏的師父會談頗為投機,隔天在參加早課後與高野山定了情。因為有其他旅程而匆匆忙忙要離去的她說,她一定要再回來,她與高野山有緣。這多少也說明了這個山上小城/道場的迷人所在。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