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交界的芬蘭之一 獨立一百年的芬蘭 —-從瑞典屬地,沙俄屬地,到獨立

芬蘭是五個北歐國家(Nordic countries, 包括挪威、瑞典、丹麥、冰島、與芬蘭)中的一個。斯堪的納維亞(Scandinavia)半島則只包括挪威與瑞典。也有人將芬蘭劃分為波羅的海國家(Baltic states),但波羅的海國家一般只指愛沙尼亞、拉托維亞、與立陶宛。芬蘭面積有338,424平方公里,約是台灣的九點五倍大,但人口只有五百四十八萬人,是歐盟中人口密度最低的國家。

從12世紀開始,芬蘭就被瑞典佔領而成為瑞典的一部分。也因為如此,瑞典的語言及文化在芬蘭都有一定的影響力。目前的芬蘭有百分之五的人的母語為瑞典語,而瑞典語與芬蘭語一樣都是官方語言。從12世紀開始,瑞典就與俄羅斯(15世紀前叫做Novgorod Republic)進行一系列的戰爭,不是海戰就是陸戰。也因為芬蘭介於瑞典與俄羅斯之間,便都成為戰役的所在。早期掌控北歐及波羅的海的強權瑞典於進入18世紀後國勢開始衰弱。

俄羅斯於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6/9/1672-2/8/1725)上任後加緊現代化與西化。在北方大戰役(Great Northern War, 1700-1721)中,沙俄領頭的聯軍擊敗了瑞典領頭的聯軍。瑞典的勢力從此開始式微。而於此間佔領芬蘭的俄軍,在殺戮、掠奪、及焚燒的情況下,摧毀了芬蘭的整個世代。這段佔領期間也被稱之為大怨(Great Wrath, 1714-1721)。其後芬蘭再度被沙俄佔領而被稱為小怨(Lesser Wrath, 1742-1743)。

1809年3月29日,瑞典再度敗於沙俄後(芬蘭戰爭,Finnish War, 1808-1809),芬蘭被納入俄羅斯的版圖。當時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 12/23/1777-12/1/1825)同意給芬蘭自主權而將芬蘭設立為大公國(Grand Duchy),沙皇則為芬蘭的大公 (Grand Duke)。

在沙俄佔領初期,一般的行政都由芬蘭人自行處理而直接報備沙皇。這段期間芬蘭人也開始建立自己的民族意識。1812年,赫爾辛基(Helsinki)成為首都,取代了成立於1640年的行政中心土庫(Turku)。芬蘭的議會(Diet)也於1863年首次召開。1878年通過了徴兵令,使芬蘭擁有自己的軍隊。1906年芬蘭通過了全民選舉權(universal suffrage),給女性也有投票權。是世界上僅次於澳紐後給女性投票權的第三個國家。但因沙皇有否決芬蘭議會的權利,所以這個選舉權沒有實質上的意義。

也因為芬蘭日趨自主,為了鎮壓芬蘭的分離運動(Finnish separatism),沙俄也開始加緊推動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

1899年2月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 5/18/1868-7/17/1918, 沙俄的末代皇帝)發佈文告,開始在芬蘭進行俄羅斯化。只准許用沙俄的貨幣與郵票,俄語為官方語言,東正教取代路德會為國教,芬蘭的軍隊得受約於沙俄。不用說,這一俄羅斯化的措施引起芬蘭人的反抗與沙俄的鎮壓。第一波的鎮壓(1899-1905)因為沙俄於日俄戰爭中敗於日本,引起俄國國內1905年的革命而結束。1909年,沙俄開始再度進行俄羅斯化的鎮壓。這第二波的鎮壓(1909-1917)也因沙俄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利而引起國內的革命而中止。

1917年3月8日(沙俄當時用的曆法是Julian Calendar,為二月。目前我們用的曆法是Gregorian Calendar),沙俄因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導致國內經濟、社會、與政治次序的瓦解,因而爆發了二月革命。三天後,沙皇尼古拉二世遜位,結束了拉曼諾夫王朝(House of Ramanov)從1613年開始的三百多年的統治。二月革命後,俄國的政局持續不穩而於1917年11月7日爆發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後奪權的布爾雪維克(俄共)實施集權統治,直到1991年12月26日,蘇聯的瓦解為止。

十月革命後的隔月, 1917年12月6日,芬蘭宣布獨立。1918年1月,芬蘭爆發短暫的內戰。五月,右翼的政府軍擊敗左翼的叛變而結束內戰。1919年夏天,芬蘭建立共和。十月革命後的俄國也爆發內戰,直到1922年十月,內戰才結束。1920年,俄國與芬蘭簽訂大圖條約(Treaty of Tartu),劃清疆界。

二次大戰前夕,史達林要芬蘭割地,割海港及礦產區。遭到芬蘭的拒絕後,蘇聯於1939年冬天以百萬大軍攻打芬蘭而爆發了冬日戰爭(Winter War)。芬蘭在無外援的情況下奮勇抵抗,震撼全世界。在短暫休兵後, 1941年至1944年間兩邊再度對打起來,而稱之為持續的戰爭(Continuation War)。在孤立無援及情勢不利下,芬蘭最後同意割地和解。芬蘭失去了10%的土地,20%的工業產值,及一個不凍港(Liinahamari)。45萬名芬蘭人離開失土成為難民。這兩場戰爭使芬蘭喪失了93,000名軍人,蘇聯則喪失了25萬名軍人。誠如一名蘇聯將領所說:「我們嬴得的土地只夠埋葬我們陣亡的將士」。1947年,芬蘭與蘇聯簽了巴黎和約。芬蘭保住了她的獨立地位。

1955年,芬蘭參加了聯合國與北歐協會(Nordic Council)。蘇聯解體後的隔年, 1992年3月,芬蘭申請加入歐盟。1994年,在公民投票及議會多數決後,芬蘭於1995年成為歐盟的一員。 1999年申請加入歐元區(Eurozone), 2002年以歐元取代芬蘭的貨幣(Finnish markka)。蘇聯倒台後的芬蘭開始不再中立,而小心翼翼地向西方世界移動。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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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綠男與老綠女的對話 —–左右開弓,談古論今

60年代是美國社會動亂的年代。在那反戰、反傳統、及民權高漲的年代,年輕世代與年紀較大的一代有很不同的政治觀與文化觀。也就在那美國動盪但台灣卻在高壓統治下出奇「寧靜」的年代,筆者於1969年在台北牯嶺街的舊書攤買到了一本美國的生活雜誌(Life)。封面有個主題:討論美國的代溝(generation gap)問題。那年的春假我回宜蘭老家時帶回了這本雜誌。多少要向管教甚嚴的父親做無言的抗議,我將這本雜誌放在桌面上讓他「過目」。父親看到了封面的主題,也因我常與他起衝突,於是跟來我家幫忙的隔壁老太太「指著和尚駡禿驢」的指點我起來。父親說,現在的年輕人很不像樣,稍懂一些東西就對長輩說三道四,也不想想長輩吃的鹽比年輕人吃的米都要來得多。

後來據母親說,當年從日本學成回台的父親也常與祖母起衝突。不滿陳舊的繁文縟節的父親與那傳統禮教下長大而有纏足的祖母常常爭執不下,為的就是父親不願意遵從祖母堅持的舊禮儀及祭祀傳統。父親當然沒料到他當年革祖母的命,但於日後卻會遭到自己兒子革他的命。

家庭革命只是社會革命的一個小縮影。 60年代的美國青年說: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的話。那時20歲不到的我也頗有同感。但如今,自己的年齡都已是30歲的兩倍,而也是當年那段往事發生時的三倍以上年齡了。如果會被革命,倒也沒有什麼奇怪,那到底是一個新陳代謝的自然過程。但令人覺得孤單無奈的是:我們還是在革命中。

國際左派

2016 年11月,美國大選之前,一群一向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在南加州有兩個會面的機會。也因為艾琳達來美訪問,大家有這麼個機會做會談及交換意見。

在台灣住久了,也了解台灣人敬老尊賢的文化,對「老」這個稱呼艾琳達沒有一般美國人的避諱。艾琳達雖然以國際左派、國際人自居,但說她是綠也相當得體。她到底比一般台灣人都更早,也更深入的介入了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她也是於最近第一個跳出來指控蔡英文用李大維為外交部長,用的都是藍營「支持一中」原則的人士。很早就介入工人問題的她,了解及分析社會的角度都是由左派的觀點著手。也因為這種左傾思想,促使她當年到紐約的州立大學賓漢頓校區(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去修取博士。賓漢頓校區卻也有個提出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 theory)的社會學大師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對國際左派的思維及建構頗有影響。

世界體系主要是以宏觀的角度及左派的分析方式,去探討中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秩序的發展。這個理論大略將世界各國區分為核心國家(core countries,也就是已開發國家),半邊陲國家(semi-periphery countries,半開發中國家),及邊陲國家(periphery countries,未開發國家)。這個體系是建基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方式,及其所採取的國際的資本與勞力分工作業的方式來運作的。核心國家重資本密集及高科技的作業,半邊陲及邊陲國家則為勞力密集及自然資源的榨取。用動態的觀點來看,核心國的老大也是在變化中的。由早期的荷蘭,到後來的大英帝國及今天的美國。由於世界體系的理論完全建基在經濟上,缺乏對文化及其他社會政策,及國與國之間或地區與地區之間關係的考量,批評的聲浪也不少。

台灣在荷蘭時期屬於邊陲地區,日治後逐漸變成半邊陲國家。戰後在投靠美國經濟體系後,卻也獲益不少。台灣的經濟發展比起許多國家而言都相當前進。也多少源於這個原因,目前艾琳達也多少放棄了在台灣推動一個激進的左派運動的想法。但這並沒改變她用科學證據及左派的分析方法去看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

想當年

2016年11月7日,我們在加州爾灣的一間安養院與愛琳達會面。高齡96歲的艾琳達的媽媽納莉(Nellie Amondson)那時住在一間設備良好的安養院。因為已有失智現象,所以艾琳達一直向她提起高雄事件的當年往事,希望喚起她的記憶。

高雄事件後艾琳達被國民黨遞解出境。回美後母女倆開始展開救援及國際發聲的工作。在她們巡迴美國參與各地同鄉的示威並拜會政要時,當過學校老師的納莉知道如何先做好準備稿,事先聯絡媒體及相關機構以達到最大的宣傳效果。 納莉也拿著「我的女婿被處決了嗎?」(Has my son-in-law been executed?)的傳單,在國會山莊拜訪各個國會議員,控訴國民黨的暴行。她也寫信給在台灣投資的各個美國廠商,抗議他們助長了國民黨的暴政。AIT自然也是納莉投訴的對象.當時的AIT主席丁大衛(David Dean)說納莉是他最頭痛難纏的人物。

在美國做抗議,在全國性媒體的曝光率不高。艾琳達知道香港是國際媒體的中心,因此決定到香港直接訴諸國際媒體,以求新聞的發布與宣傳效果。但當時的台獨聯盟不贊成到香港,認為只要在美國遊說即可。休士頓的盟員蔡正隆則私下捐了800美元。為籌措經費,納莉因此標售了她喜歡蒐集的古董時鐘,得到4000多美元。母女倆就飛到遠東。在日本時她們聽到了林宅血案的消息。在香港,她們只能呆一個月。而也在香港,艾琳達與國民黨的新聞局長宋楚瑜隔海對衝起來。那時要入台的納莉也被國民黨拒絕入境。

在艾琳達想當年的敘述中,納莉只有靜靜的聽,不置可否。除了更正艾琳達說她已96歲不是95歲外,納莉並沒有做任何更正,也沒什麼表情。那一段時日及其他的記憶對納莉來說,可能真的是已煙消霧散。

看當今的民進黨

長期介入台灣的反對運動,艾琳達及當天也在場的林水泉,對一些民進黨人物及一些事件的發展與處理也都相當有意見。帶有左派批判性的艾琳達與恨鐵不成鋼而急求台灣獨立的林水泉,對當前民進黨的檯面人物都頗有微詞,兩人的意見當然不盡相同。扁案對林水泉來說完全是個政治案件,艾琳達則不認為阿扁是完全清白的,但覺得扁案的司法程序很有問題。阿扁目前已出來即好。艾琳達也提及紅衫軍之前幾個月,人權律師魏千峰因不滿陳水扁與資産階級走太近,就有意要發動倒扁。要的是批扁,而非要他坐牢。但魏千峰後來不滿民進黨內原來支持他想法的元老最後都沒出來為他背書。

艾琳達對獨派人士的一般評論是:短視與急功近利,而民進黨內也有許多人士的立場很有問題。艾琳達更點名施明德、許信良、許榮淑等都早已被中國收買。而顯著的檯面人物如辜寛敏、康寧祥、及張俊宏等在立場上也都很有問題。林水泉也提及尹衍樑與蔡英文的哥哥是同一夥人,兆豐銀一案難以辦下去。林水泉也提及有許多民進黨的人與過去執政時的國民黨暗通款曲,導致立場的搖擺不堅定。更有一些人根本就是替國民黨做情治工作,如謝長廷。

對於一個一向主張一中政策的李大維之任為外交部長,艾琳達特別有意見。艾琳達當年為民進黨到南非做外交,了解國民黨外交人員的不學無術,也不去了解當地政情及社會人文的工作。國民黨外交人員汲汲於事的是做鑽石與黃金的走私。艾琳達也認為民進黨內不乏外交人才,為甚麼不用自己人。台灣人也應當了解國民黨如何訓練中美洲右翼政權的行刑隊(death squad)。這些中美洲的行刑隊都經由國民黨的安排到北投的復興崗(政戰學校)受訓,學習情治及刑求的「技術」。台灣人應當了解國民黨不只在台灣壓制自由民主及迫害人權,在中南美洲及南非也都與當地的右翼政權合作,做迫害人權及壓制自由民主的勾當。人權問題是沒有國界的,自由民主也是一個普世價值,是需要一起奮鬥的共同目標。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早於60年代初期就參與獨立運動的林水泉,卻也因國民黨的誣陷而被關入監獄12年。在那一段煉獄時日,林水泉也深深了解中國人特務治國的手法,認為那種國家如何能強大。凌晨那段時間一般是執行死刑的時刻,而林水泉也於那時見證了許多政治犯於凌晨那時被拖出去槍決。槍斃看多了,覺得生死是一瞬間,而也看開了,反而沒有心理上的負擔。林水泉說:有如「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台灣獨立對林水泉而言已成一種信仰。與有些人經由刋物而了解台灣獨立的不同處在於,林水泉的台獨信仰是依據自己親身的體驗而得來的。靠的不是理論,而純粹是經由觀察國民黨占據台灣後的一切所作所為及自己本身的經驗而來。

有這麼個信仰,但卻看到當年自己也幫忙催生的民進黨如今的表現,卻也令他焦急異常。有如自己生的小孩走入歧途般令他頗為著急。尤其是蔡英文上台後的所作所為更已遠離當年民進黨的創黨初衷。已屆80高齡的他覺得再也無法在美國隔海觀望。在這種心態下,林水泉在訪談中提及他已經決定要回台灣長住久居。覺得若只有空喊而沒有具體的行動也不是辦法。要如何具體行動,則有待他回台後與一些人士廣泛交換意見後才能決定。重要的是要去除「中華民國」以推動台灣獨立。長年在獨派人士中打滾的林水泉,除了政治犯人士外,也與老中青三代都有聯繫。他只希望能有所成,否則他真的會死不瞑目。

看美國

台灣處於兩大國之間:一邊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強權美國,一邊是自己本身內部的問題重重但卻很會虛張聲勢的中國。獨派的人拉攏美國,統派的人則向中國投懷送抱。看來好像只有這兩種選擇,但事實上只能有這兩種選擇嗎?殘暴專政的中國固然不可取,但美國是個可靠的籌碼嗎?

對艾琳達而言,美國是個帝國主義。美國雖然有西方自由民主社會的優良形象,但當牽涉到美國的利益時,別的國家人民的福祉與生死是不干美國何事的。在利益的考量下,美國會操弄國際情勢及外國的政權,也會不惜出賣友人及出兵。艾琳達認為這是對美國應有的基本認識。

對目前的台美關係,艾琳達認為美國重申的「六個保證」已給執政的民進黨很大的空間去運作。民進黨不應畫地自限,而應勇往直前。獨派因為怕美國,所以什麼也不能,也不敢做。她也認為吳釗燮同邱義仁一樣,到美國後,都變成美國的走狗。

艾琳達對美國的評定是由歷史事實,動態的國際關係,及左派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分析而來。另一方面的林水泉,他本身沒反美,也沒指稱美國是帝國主義,但卻有他本身堅定的信念。他堅定台灣要去除「中華民國」以建立自己獨立的國家。在獨立建國的這條路上,台灣人只有自己做,沒有別人可依靠的。林水泉這種邏輯其實也是很簡單明析的:要依靠別人則不可能有獨立,要獨立就需要先建立獨立性。

再下來……

台灣的處境複雜,也很特殊。艾琳達對台灣未來發展的路程不是很樂觀,但她對蔡英文所推的南向政策予以肯定,認為那是一個正確的方向與作法。台灣人也應向菲律賓學習他們當年的群眾運動。國際社會的左派運動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這都是台灣人需要虛心學習的所在。台灣青年不滿資金的大量流往中國,台灣人也應多思考階級問題,階級問題是國際性的。

林水泉則認為只有透過壓力團體及群眾運動才能改變現狀。他計劃在回台後與老中青三代及社會的不同階層對話,了解情況才採取下一步驟。蔡英文說的是「謙卑、謙卑、再謙卑」,但卻重用藍營人士而遠離獨立及革新之路。林水泉走的將是「鬥爭、鬥爭、再鬥爭」,「革命、革命、再革命」,不達獨立誓不罷休。老人搞革命是累而孤單的,但有幸的是太陽花學運前後,年輕的一代已走上街頭,參與獨立建國的行列。在獨立建國的這條路上,老綠男與老綠女至少與年輕的一代沒有代溝的問題。

李堅

弱者與強者的對立之五 成功與運氣 —-成功,運氣,與感恩的良性循環

小時候鄰居住有一個我哥哥的同學。他人很上進,也會做手工幫忙他貧窮而無生計的寡母。有一段時間沒看到他,最後聽說他因家裡沒錢繳醫療費而病死。那是沒有全民健保的年代。我永遠不會忘記只有他這麼個兒子而「沒子望」的寡母的愁苦臉孔。在那窮困的五、六十年代,也看到不少優異的同學因家道變化而被迫輟學,或因疾病或事故而求學路生變。也不只社會的貧窮,整個教育體制也都著重在填鴨式的,而非開發潛能的奴才教育。雖說如此,許多人還是脫穎而出,而於社會上相當的成功。這些成功的人常常自識很高而自私自利。他們認為只要你努力,你就會成功。成功都是自己努力的結果,失敗的人大多是努力不夠的結果。

也不只畸形的台灣社會有那種看法,在這開放的美國資本主義社會裡,成功的上層人士也普遍有這種想法。他們一般都是保守而反對增稅來改善社會福祉,也反對用政策的力量來改善基本建設及教育體制的人。

但,成功的人都真的只是靠他們自己的努力來達到的嗎?有沒有運氣的因素呢?

康乃爾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也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的佛蘭克(Robert H. Frank)認為他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200 7年11月,在與朋友打網球的時候他突然倒地不省人事。沒有心肺急救訓練的打網球同伴急忙叫人叫救護車,而他也開始做心肺急救。救護車一下子就來了,將他送往最近的醫院把病情穩定後,再用直升機轉送到專門醫院。四天後,沒有任何後遺症的他出院了。後來他了解到,一般最快要5分鐘到10分鐘才能到來的救護車,因為那天剛好在離網球場不遠的地方,所以很快就來到現場。而也因為救援快速及被送到專門的醫院,使他不僅活了,也沒什麼後遺症。據統計,90%心臟突然中止的人都去世,能活下來的也大都有後遺症。由於這個事故,使佛蘭克教授去思考運氣的角色,尤其是運氣與成功的關係。

佛蘭克教授研究的結論是,運氣在一個人成功的過程上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但運氣對成功的重要,卻是大部分在社會上相當有成就的人都不願意去面對的一個事實。佛蘭克教授引用心理學上的一個觀念來闡釋這個現象:後見之明的偏見(hindsight bias)。據心理學家的研究,在許多事件已發生後,常有許多人宣稱他們早已預知這個結局。但據研究,常常所有的證據都無法證明這些人能於事前預知結局。這種心理現象常常影響到人們認知上的困難,而無法客觀的去分析事物發生的前因後果。將這個心理現象運用到成功這個結果來看,許多成功的人常常會說他們過去就相當確定他們一定會成功。但也因為有這種後見之明的偏見,他們無法去客觀的分析他們成功的原因,他們不願去面對在成功的過程中常常是一連串運氣所造成的。(Robert Frank: Why Luck Matter More Than You Might Think. 《The Atlantic》, May 2016)。佛蘭克教授也為此出了一本書: 《Success and Luck : Good Fortune and the Myth of Meritocracy》。

沒有人會去否定個人的才能與努力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但生長之地常常是成功的第一個重要因素。設若有三個具有同等潛能的人(或說三胞胎)誕生在不同的地方:假設是衣索比亞,越南,與美國。則我們多少可以想像這三個人的成長與教育及將來可能成功與否,在起跑點上已大大的不同。若要將衣索比亞或越南建設到,無論在公共措施,教育體制,人文科學,及社會政治體制上都與美國相當的話,則需要相當巨大與長久的投資。佛蘭克教授的研究也發現,越能於反省中體會到運氣在他們成功的路途上所扮演的角色的人,因為心存感激而會越傾向於支持公共的投資與建設,而也較慷慨。但不相信運氣所扮演的角色,而堅持自己的成就都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人,一般都較不支持公共投資以改善基礎建設,及教育體制的改善與提升。

了解運氣及心存感恩的效應也不僅止於對社會公共投資態度的差別,研究也顯示對心存感恩的個人有所良好的效應。佛蘭克教授引用兩個學者(加州大學的Robert Emmons  與邁阿密大學的Michael McCullough)的一個研究。這兩個學者將被研究的對象分成三組:第一組人每天記下他們心存感激而覺得好運的事件。第二組人每天記下他們的惱人的事。第三組人則只做一般的記述。 10個星期後他們調查這三組人的身心反應。結果是第一組人無論在身心上都有改善:較少疼痛、睡眠較好、頭腦較清昕、較不寂寞而較開放、較慈悲而也較高興。但其他兩組人則不見有身心上的改善。佛蘭克教授的結語是,經濟學所講的是資源貧乏的問題,我們必須要開源節流。但感謝我們所獲得的好運與感恩之心可不屬於這個範疇。感恩是不會花光的,感恩越多只會產生更多的感恩與好運氣。

愛迪生說:「天才是一分靈感,99分努力」(Genius is one percent inspiration and ninety-nine percent perspiration)時,他的目的不外乎鼓勵人們要努力上進。但我們知道你若沒那個天份,再努力也是枉然的。不是每個藝術家都能成為梵谷或貝多芬的,也不是每個科學家都能成為牛頓或說這句話的愛迪生的。但我們知道,除了天分、靈感與努力外,也有運氣的成分。而改善社會環境的一切所做所為及心存感恩也都將增加大家未來成功的機遇。

(系列完)

李堅

弱者與強者的對立之四 競爭或合作 —-達爾文主義的推想

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固然大大的提升了生產力,也改善了人類的生活。但在同時,卻也摧毀了原有的社會體制而產生許多社會問題與生態的破壞。19世紀的西歐社會黑暗面我們也都在狄更生(Charles Dickens, 2/7/1812-6/9/1870)的《雙城記》(1859 ),《孤雛涙》(1838 ),《塊肉餘生錄》(1849-1850),及雨果(Victor M. Hugo, 2/26/1802-5/22/1885)的《悲慘世界》(1862)中得以窺見一般。1859年,達爾文(Charles Darwin, 2/12/1809-4/19/1882)發表了至今仍影響深遠的《物種的起源》一書。達爾文「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演化論,也成為今日生物學界的基石。

達爾文是一個自然科學者,但許多在政治社會運動中的人物,也都將演化論這個觀察運用到社會裡,而成為社會達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最早提出這個名稱而大力推廣的是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4/27/1820-12/8/1903)。這派人物的想法合理化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帝國主義的掠奪,與種族主義,也多少成為右翼保守派人士的思想武器。

也不只右翼的保守派受到達爾文理論的「鼓勵」,左翼的馬克思也指出,達爾文的演化論「印證」了他的歷史唯物論與階級鬥爭的理論。但左翼的另一學派與團體—無政府主義者,卻有不同的想法。同早期普魯東之強調互助一樣,俄國貴族出身的無政府主義哲學家與科學家克魯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 12/9/1842-2/8/1921)強調互助合作而非競爭。他對達爾文演化論的解讀是:一個物種在演化上的成功在於互助,而非競爭。(《互助:演化的一個因素》,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 )。

那麼,競爭與合作孰是孰非?那一個才是最好的生存策略與優勝途徑?

在自然界,各種動物都有競爭與合作的不同行為。由於資源永遠是不夠的,所以我們也看到許多競爭的行為,但同時也看到群體合作以求取資源或與外在團體兢爭的現象。在資源有限下,搶奪資源常常成為零和遊戲(zero-sum),而競爭也會變得激烈。在資源相當充足下,搶奪資源變成非零和遊戲(non-zero-sum),而兢爭也不會激烈。這是一個相當邏輯的現象。但也有一個研究狒狒的學者發現到一個「文化」上的問題。他研究的那個狒狒團體的資源相當充足,但雄性間卻常常暴力相向,超級競爭。有一天,一場疾病的來襲摧毁了大部分的狒狒。一段時間後,這個「劫後餘生」的狒狒團體成長到原來的大小。這個研究員發現,暴力與競爭卻大幅的減少。這個研究員認為這是一個文化上的改變。

研究靈長類的學者也注意到,雄性成員的地位是靠對立與對抗得來的。但對立與對抗的解除常常靠的是有地位的雌性。

動物行為如此,人類的行為如何呢?研究競爭與合作行為的心理學家常以遊戲的設計來探討這個問題。較有名的一個是「卡車遊戲」(the Trucking Game. Deutsch and Krauss, 1960)。遊戲的規則是競爭雙方各擁有各的卡車公司,要經過一些關卡及對方有可能控制的關卡來將貨物載運到目的地,完成目標。遊戲的結論是雙方的合作是最好的策略。另一個有名的遊戲是「監獄犯的兩難」(Prisoner’s dilemma, RAND, 1950)。有兩個共犯被隔離監禁,但檢察官沒有足夠的證據起訴。若這兩個囚犯都不說話,則兩人都會被處以一年的徒刑。若兩人都互相指控,則兩人都會被因証據而被判兩年的徒刑。若一人不說但另一人指控對方,則指控者會被判無罪,不說話的人會被判三年的徒刑。也有研究員將刑期做調整(從無罪到20年不等)而做一系列的結果分析。他們發現最終的動機常常是個人利益的考量來決定到底是要合作或競爭。

有競爭自然會有強弱勝敗之分。在人類社會裡,競爭與合作都是存在的。而也可說在每個社會的不同組織層級裡,這兩個現象都存在。由家庭、班級、學校、小公司、大公司、社會、國家、世界,等等不同的組織層級,我們都可看到這兩個現象的存在。一般研究競爭與合作效應的大都僅只限於一個公司團體。而一般的研究也都認為合作會比競爭較有效應,較有成效。這種看法常與許多人的想法背道而馳。許多人認為只有經過激烈的競爭,才會產生出優勝者。但一個優勝者(強者)的產生並不就代表會造福整個團體而成全嬴的狀況。有如監獄犯的兩難遊戲一般,個人對自己有利或有害的動機最終決定了他要合作或兢爭。到頭來,要兢爭或要合作,固然有個人因素的考量,設計遊戲規則的人也要考慮到,整個「遊戲」的目的是要製造出一個英雄或造福全團體。

要競爭或要合作,要製造個人英雄或全民英雄,除了生物與自然界的限制外,追根究底取決於遊戲規則的制定。也多少源於如此,許多較左翼的社會都採取對社會資源分配的掌控,強調資源的永續經營而不是漫無目標的開發,也對人口的成長多所掌控,對社會制度加以改造以增加共享而非獨斷壟占,政治體制也朝良性競爭的方向做設計。這也是以北歐為首的社會福利國家的設計原則及發展方向。

李堅

弱者與強者的對立之三 印第安人與台灣原住民的流離失所 —-美國與台灣開發歷史中的搶地

當歐洲人於15世紀末年開始抵達美洲時,整個美洲大陸都已有人居住,但這並沒有阻止歐洲人的大量移民。在19世紀那一個世紀,就有五千萬歐洲人移民到美洲大陸(北美及中南美)。到如今,當年主要是遊牧民族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已失去了他們的土地與獵場,而大都居住在保留區內。那麼,印第安人是如何失去他們的土地的?

我們知道有些是用買賣的方式取得的。目前尚存有的文件顯示荷蘭人於1626年以60 guilders的代價向印第安人買下曼哈頓。1630年買下史坦頓島(Staten island)。1846年時,有人計算60 guilders 相當於那時的24美元。但也有人指出,交易內容應還有物資交換及軍事的聯盟,不只是金錢而已。

但我們知道美洲的開發歷史是一場強者(歐洲人及獨立後的美國人)對弱者(印第安人)的掠奪過程。不平等交易,不平等條約,詐欺,暴力相向,等等手法是美洲的開發史。當內戰後的19世紀末年,美國的人口激增而鐵路也開始開通後,美國人想要開發西部的要求大增。在這種背景下,「合法」的搶地也一再的上演。最有名的就是19世紀末年在奧克拉荷馬州的搶地(Land Rush, 或稱Land Run )了。

1828年,美國國會劃定目前奧克拉荷馬州一帶為「印第安領域」(Indian Territory),將所謂的「五個文明化部落」(Five Civilized Tribes)為主的印第安部落強迫由東部及南部牽入奧克拉荷馬領域內。這五個部落是 Cherokee, Choctaw, Chickasaw, Creek, and Seminole。所謂的「文明化部落」類似於我們所說的「熟蕃」。在內戰中,這五個部落站在南方的陣營,所以於內戰後被聯邦政府視為敵方處置。 1889年,聯邦政府通過了「撥用印第安法案」(the Indian Appropriation Act),要開放兩百萬英畝的印地安保留區供墾殖者開發。法源基礎為1862年通過的「農場家園法案」(the Homestead Act),「合法」取得土地的上限是160英畝。墾殖者只要改善土地則可取得土地所有權。在這個「撥用印第安法案」下,第一場搶地於1889年4月22日中午展開。展開之前已有許多人湧進南北兩側(德州與堪薩斯州)等候,期望奪得一片地而被稱為「旺盛者」(Boomers)。但也有人於之前就偷偷進入佔地而被成為「抄捷徑者」(Sooners)。幾百個訴訟案也就於隨後產生。目前奧克拉荷馬大學的戰歌(Boomer Sooner)源於這個歷史背景。

1889年4月22日中午,在槍響下,五萬名人士開始騎馬搶地。一天之內,奧克拉荷馬市就成為一個萬人城市。一個月之內就有五間銀行,六家新聞報紙。第一次搶地後,大家意猶未盡而於1891年9月22日, 兩萬人再搶五個印第安部落的6百萬英畝土地(6097個地段)。1892年4月19日, 兩萬五千人搶被劃分為400個地段的兩個印第安部落保留地。1893年9月16日,聯邦政府再開放6百萬英畝給10萬人去搶地。最後一次搶地是1895年5月3日,只開放18萬英畝。再下來是由搶占改為賭博。1901年8月1日, 16萬人參加一萬三千個地段的土地樂透。1901年8月6日,350萬英畝再開放土地樂透。然後由賭博改為商業行為。1906年12月,50萬英畝開放競標。這些搶地,樂透及開標都只開放給白人。 1907年11月16日,奧克拉荷馬成為美國一州。

搶奪印地安人的保留地供白人做土地的開發卻於日後造成浩劫。生態的破壞引起了30年代的沙塵暴(Dust Bowel)。一連串的旱災及頂層土壤的流失影響到一億英畝,使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

與美國的印第安人一樣,台灣的原住民是沒有土地私有的觀念的,有的只是部落共有及領域的想法。在漢人的一再侵進下,台灣的原住民也一再的流失他們的土地。整個過程是豪奪、買賣、租賃及通婚的過程。實行寓農於兵,屯田制的鄭氏王朝是用武裝拓墾的方式大量搶奪平埔族的土地的(中研院:平埔族的歷史圖像)。像鄭氏王朝如此明目張膽的大幅搶奪方式雖於日後不多見,有的卻是層出不窮的占墾,及官方稅餉、勞役壓力下所導致的「割地換水」,土著業主及漢佃的瞨耕契約,出賣佃權或典賣,及通過與平埔族女性結婚以取得地權等等。(中研院:平埔族業主和漢人墾佃的土地契約關係)。在此順帶一提的是,據研究荷據及鄭氏王朝那段歷史的美國歷史學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指出,「瞨」一字的觀念及來源出於荷蘭文的 Pacht,類似於英文的lease,大意為租賃。

在奪取平埔族土地的方法上,也有許多是以詐欺的方法取得的。也有許多漢人將平埔族視為不祥的物件置於平埔族的土地上以「嚇走」平埔族。小時候在開發較晚的宜蘭就聽到老一輩的人說,他們將被視為不祥的蛇丟到平埔族的土地上去嚇走平鋪族人,逼使他們拋棄他們的土地。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遷移及弱肉強食的歷史。美國的開發及台灣的墾殖讓我們見證了這一面。若不了解我們野蠻的過去及人類的野性,則我們如何去創立一個文明的世界與未來。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