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與強者的對立之二 財產是竊物? —-普魯東與張伯伯

張先生夫婦是家父與家母的世交。小時候張先生常到我們家訪問,我們小孩子用日語稱呼他張伯伯(張樣おじいちゃん)。張伯伯有視障,不是看得很清楚。上街走路及生活起居沒有什麼困難,但在就職上卻有問題。也因此他賦閑在家,而家計則由他那溫文儒雅的助產士太太一肩承擔下來。張伯伯很有學問也很有見地,年輕時在台北的臨濟護國禪寺工作,深深了解當時一些日本禪師的偽善。那可能是他一生唯一的工作。他喜愛讀書,也愛來我們家高談闊論。重視社會公益公義的家母是他的忠實聽眾,我那「牛牽到東京還是牛」的家父則興趣不大,常常聽不久就「翹課」了。由於說的是日文,而小小年紀的我也對社會與政治經濟的議題不是那麼的有興趣。但據張伯伯的「好學生」家母說,張先生不但有學問有見地,也有社會公義的觀念。他批評宗教團體的虛偽,也不滿唯利是圖的奸商及大企業對社會的剝削。他也認為剝削所得的利潤是一種竊盜的行為。在那五、六十年代的台灣,只會用日文寫作而又有視障的張伯伯多少是「憤世嫉俗」的。但憤世嫉俗不是什麼壞事。有不滿,才會要求改變,和社會也才會有進步。

在那個時空不對調的背景下的張伯伯,料可以在19世紀的西歐找到他的知音。張伯伯的思惟令我聯想起19世紀的歐洲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的先驅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15/1809-1/19/1865)。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普魯東是相當早就宣稱他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普魯東反對的是中央集權的政府形式,他支持小農民及小工藝人物(small craftsmen)的生活方式與經濟作業方法。也多少如此,馬克思(Karl Marx, 5/5/1818-3/14/1883)稱他是個小資產階級主義者。普魯東支持人民組成互助形式的組織。他反對中央控管,也主張世界聯合,而非民族主義的對抗。他與馬克思互有來往而也互相影響。但他反對馬克思所主張的中央集權方式,卻也引來善於批評同僚而尖酸刻薄,並時常做人身攻擊的馬克斯的反擊。兩人的交惡卻也導致後來第一國際(First International, 正式名字是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9/28/1864-1876)與第二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6)中,兩派人馬(無政府主義者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的分裂。但分裂也不僅止於這兩派的思想不同而已,常常意見不同,國籍不同,及個人的問題也都成為分裂的「理由」。除了要求工作環境的改善(如8小時的工時)及工人權利的爭取外,第二國際的「遺產」是1889年訂立五一勞動節,及1910年訂立國際婦女節。訂立五一勞動節為的是紀念美國芝加哥於1886年5月4日的乾草市場(Haymarket)的罷工及鎮壓。但資本主義殿堂的美國可不需要這個「榮譽」,美國的勞動節是訂在每年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一的。而原本婦女節是訂在3月19日的,但因俄國革命中婦女於3月8日參與遊行,所以於俄國革命(1917)後改訂3月8日為婦女節。

普魯東有不少著作,他的論述也常有聳人聽聞的字句。一般人最愛引用的是他於1840年所發表的《什麼是財產》(What is Property?)一書中,他宣稱「財產是竊物」(Property is theft!)。支持小農及小工藝人員的普魯東當然不反對這些合法辛勞工作的小人物的財產所得,他所反對的是用別人的勞力去剝削所得的資本家。他反對馬克思之支持中央掌控去剝奪個人對生產方式的控制。1846年普魯東發表了《貧困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poverty)一書,論述當時經濟矛盾的體制。隔年,馬克思發表了《哲學的貧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一書以為對抗。在這種個人攻擊下,兩人及兩派人士也就交悪了。

在當時法國的四份報刋都為文的普魯東,支持小人物並以體制外的人自居。筆鋒尖銳的他,贏得不少支持者。在法國的第二共和(1848-1852)時期他也頗具相當的影響力。在1848年的歐洲對抗君主統治的革命中,法國、義大利、與德國都有相當的動亂,其他國家如丹麥、荷蘭、奧地利、及英國等則只有街頭示威。在法國的1848年革命中,「六月起義」(June Days Uprising)造成一萬人的死傷。普魯東也受到這場暴力對抗的震驚。他是主張和平改革而不是暴力對抗的。相對之下,馬克思是認為只有透過暴力的對抗才能產生出新社會的,他是不相信資本體制下能有和平改革的。而多少也在這種思惟下,幾乎所有共產主義國家都是透過暴力革命的方式去取得政權的。兩個例外可能是智利的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 6/26/1908-9/11/1973),他是被民選上台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也如此,阿葉德遭受到皮諾切將軍(Augusto Pinochet, 11/25/1925-12/10/2006)在美國CIA支持下發動政變而被推翻掉。另一個民選的共產主義則是印度以加爾各答為首府的西孟加拉省(West Bengal)。

將財產視為竊物也不僅止於普魯東與張伯伯,法國的啟蒙大師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 5/20/1799-8/18/1850)也說:一個沒有明顯原因的巨富背後,是一個完美而已被遺忘的犯罪(The secret of great fortunes without apparent cause is a crime forgotten, for it was properly done)。要看財產是不是竊物,最明顯的可能就是在一個新開發的新世界裡, 新住民對原住民的掠奪。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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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與強者的對立之一 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的社會病變下 —–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產生

強與弱,有與沒有,有力與無力,嬴與輸。這種對立不只存在於物種之間,也存在於同一物種之中。而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幕演也演不完的戲劇。在封建社會裡,這種對立大都依循世襲的方向排定,人們大多只有認命的份。但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尤其是工業革命後,促成了資本與自由人的移動,及財產的轉移與價格的依市場波動,也因而帶動了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動。強弱的對立也急速的轉變而造就了許多社會轉化的現象及政治對抗。許多社會運動及哲學觀也就在這種背景下一一產生了。不難想像的是許多哲學觀是互相對立的。

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雖然於中古世紀歐洲的一些地方(如義大利的一些城邦)就有運作。但其較明顯的運作是16、17世紀的荷蘭與英國。17世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是較顯著的例子。但資本主義的起飛應該是18世紀末年(1760)到19世紀初(1820/1840)之間的事。工業革命大大提升了生產力,而使財富的分配重新得到調整。對資本主義的運作原理,一般人無疑的都指向《國富論》的作者,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之父的亞當史密斯。同較早期的休姆(David Hume)一樣,亞當史密斯是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但他們的影響也都不僅止於當年的蘇格蘭,而是當今的全世界。

資本主義及工業革命固然提升了生產力,也創造了許多財富,但卻也尖銳化了階級對立及弱者與強者的分野。在這種背景下,一些求取解決這種社會對立的哲學及社會運動也產生了。進入19世紀以後,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便成為歐洲最顯著的社會政治運動。

若要論及成功,至少是表面上,日後發展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可說是獨樹一幟。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馬恩將其他的社會主義者都打入了烏托邦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的行列。意思是說,其他的社會主義者都只是空想而已,不了解經濟原理,也不知應如何才能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與理想。相對之下,馬恩的社會主義則是「科學的」,他們所推動的也因而是「歷史的必然」。在相當程度上馬恩的評斷也不很離譜,這些被歸納成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固然有其理想,而一些也付諸實行。但總的來說,有好心好意但卻缺乏實際施行的步驟與成功的方法。

在這被馬恩稱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三個人中,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可說是最烏托邦的一個。傅立葉是全盤否定工業革命,認為工業革命只有百害而無一益。他也要將工作改造成對身心都有益的活動,而不再是件苦差事。他也分析而認為人類有12種基本的感情(passions)。而依據這個,他要建立每1620人為一單位的自給自足社區(phalanx)。而這種理想社區將會維持八萬年。

貴族出生的聖西門(Claude Henri de Saint-Simon, 1760-1825)本身不以社會主義者自居,也不反對工業革命。相反地,他的思維頗具菁英色彩及技術官僚的看法。一個程度上支持工業化所帶來的進步及社會轉化。他認為貴族與教士是社會的寄生蟲,已失去了他們的歷史功能。他認為勞力須依科技來重組而由技術官僚做領導。聖西門是在死後才由他的門徒發展成一種類似宗教(新基督教,New Christian)的組織。

被指稱是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羅勃‧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則本身是個資本家。他在蘇格蘭的新拉那克(New Lanark)建立紡織廠。與當時一般工廠不同處在於他縮短工時,禁用童工,辦理工人的住宅與教育,辦健康保險。在這種作為下他仍有盈利。在當時(1805-1815 ) 就有15,000人去參觀他的工廠社區。新拉那克目前仍是個觀光景點及世界歷史遺趾。歐文深信他合作村(Villages of Cooperation)的理念能予推廣。1824年,他到美國建立他的理想社區。第一個是在印第安納州西南角的新和諧 (New Harmony)。到1829年為止他一共建立了16個社區,但最後都失敗了。他美國同夥人的盜取利潤及文化的差異是失敗的主因。

約翰‧米勒(John Stuart Mill, 5/20/1806-5/8/1873)雖沒被馬恩點名為烏托邦,但一些現代經濟學者卻視他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米勒是19世紀英國著名的思想家。他在社會、政治,及經濟的理論上著墨頗多。對米勒而言,經濟應要有道德原則而要在體制上做根本改革來做財富的重新分配。對米勒而言,分配,而不是生產,才是政治經濟的要件。

烏托邦社會主義的主張也不全然是空想。這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其實也都一再出現在現代社會中。從透過稅制改革以建立的福利社會,以色列建國出期的群居社區奇布茲(kibbutz),認為後天重要而環境會改變人類行為的一些學派⋯⋯等等,都可看到這種烏托邦思想的影響。要改造社會的許多主張,不管有多奇怪,從有歷史以來就一直在推陳布新而帶動人類社會的前進。

李堅

郝斯賀弗悲劇的啟示 —–地緣政治,東西方神祕主義

善與惡是一念之差,神與魔是一線之隔。

歷史上有一些人及學者常走上邪惡的道路,而也可能不自知。當年希特勒身邊要員魯道夫‧赫斯(Rudolph Hess, 4/26/1894-8/17/1987)的老師,而也教授過希特勒的卡爾‧郝斯賀弗(Karl Haushofer, 8/27/1869-3/13/1946),於1946年3月13日與他的太太雙雙走上絕路時,他留下的遺言是:他不要葬禮,不要訃文,不要弔文,不要墓碑。他要完完全全的被遺忘。

但要完全遺忘他等於忽略掉了他的故事對歷史的啟示。

郝斯賀弗的地緣政治觀

家裡都是學術背景但不富裕的他,選擇進入德國帝國陸軍官校。郝斯賀弗也成為凱撒威廉大帝年代的典型人物:受人尊敬的軍官,重學術,又是政府官員。也即是說,是個文武雙全的政府官員。1908年他被派到日本當駐日武官。在日本的四年間,日本文化,或更確切的說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文化,及東方的神秘主義對他有很深的影響。他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代表了一個兩千年的舊體制能夠得到復興與恢復活力的例證。而1895年的甲午戰爭及1905年的日俄戰爭,證明了日本帝國用戰爭以達到國家目標的活力。他很欣賞日本重視紀律及尊老的教育體制,也很欽佩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他視山縣有朋(6/14/1838-2/1/1911)為他的榜樣。被稱為日本陸軍「國軍之父」的山縣有朋活躍於軍界及政界,而於退休後也運籌帷幄於幕後而被稱為「元老中的元老」。而這也是郝斯賀弗想要效法的。對郝斯賀弗而言,日本與德國是誠如兄弟。

本已會法文、俄文、及英文的他,到日本後也學了日文、韓文、及中文。對東方神秘主義有興趣的他也去過西藏數次。

從1911年到1913年,郝斯賀弗專注於他在慕尼黑大學的博士論文,而於1913年完成了「大日本:對大日本軍事實力,世界地位,與未來的省思」(Dai Nihon: Betrachtungen über Groß-Japans Wehrkraft, Weltstellung und Zukunft)。

1919年7月,郝斯賀弗為他的第二份論文(Habilitationsschrift)做辯護:「日本帝國於1854-1919年間的地緣基本輪廓(Basic Contours of the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854-1919)。隔月,他開始在慕尼黑大學任教地緣政治。

地緣政治之名雖然之前已有學者提出,但郝斯賀弗卻也將一些名詞與觀念併湊起來而自成一家。他將一個國家看成一個有機體,需要生存的空間(lebensraum),以達到經濟自主(autarky)。他認為歐亞大陸若聯合起來,則可對抗英美所控制下的海權。他是支持德國與俄國要聯合的。他的學說雖然沒被希特勒完全採納(希特勒攻打了俄國),但卻也成為德國往外侵略的「理論基礎」。

雖然不滿意德國帝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同盟對象(奧匈帝國與奧圖曼帝國),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振奮了郝斯賀弗。他重新入伍而最終以將軍的官階退休。同當時的德國人一樣,他對戰爭的結果是深深不滿的。德國不但戰敗了,也失去了四分之一的領土,並要負擔巨額賠款。他也指責猶太人之不為德國民族(Volk)効命奮戰(郝斯賀弗的太太是半個猶太人)。他原本輕蔑的對象是東歐的猶太人,但後來也將箭頭指向德國境內的猶太人,指他們是叛國賊。

從墨尼黑暴動到《我的奮鬥》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德國進入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凱撒威廉大帝則避居荷蘭。戰後的德國是一片混亂與蕭條,社會充滿了不滿與各式各樣的聲音與組織。1923年11月, 2000名德國國家社會黨(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NSDAP,又名納粹黨)人員走上慕尼黑街頭進行奪權,與警察對衝而發生暴動。這個慕尼黑暴動(Munich Putsch。也稱啤酒屋暴動,Beer Hall Putsch)失敗後,納粹黨的領導人希特勒與副手赫斯都被判入獄五年。是郝斯賀弗學生而兩人交情良好的赫斯,原本落跑到郝斯賀弗家中避難,後來逃到奧地利。但在郝斯賀弗的勸導下投案入獄,以與「主人」共患難。被關在藍斯柏格監獄(Landsberg Prison)的希特勒與赫斯,最後只服刑共六個月。在那六個月中的每星期三,郝斯賀弗都會從慕尼黑到50公里遠的藍斯柏格監獄,為希特勒與赫斯做親身授課。他帶尼釆、馬克思、一些歷史學家、政治人物、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書給他們讀,也教他們地緣政治的理論。也由於赫斯的拉線,使希特勒可以學習到一些學術上的理論,而用之於他的政治成見與種族主義,使納粹的偏見與種族主義帶上了「科學」的色彩。在這一段時間,在赫斯的幫助下,希特勒發表了《我的奮鬥》(Mein Kampf)。

墨尼黑暴動事件及其審判過程使希特勒成為全國知名的人物。《我的奮鬥》一書的出版更使他的理念傳遍德國。1933年希特勒選上德國總理後,郝斯賀弗的聲望也如日中天,到處掛名掌職。而他的半猶太太太及兩個兒子也都由赫斯以「榮譽日耳曼人」的保護信函予以保護。這期間,他也致力於日本與德國的關係之強化。許多雙方的要員也常在他家會面。為了對抗蘇聯的第三共產國際 (  Comintern,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的簡稱),1936年 11月25日,德日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議」(Anti-Comintern Pact)。穿針引線的是郝斯賀弗。二次大戰初期,納粹德國無往不利,而郝斯賀弗也深受鼓舞。但當1941年5月10日,沒有經過希特勒許可的赫斯,獨自一個人飛往蘇格蘭要談和平協議時,他遭到了盟軍的逮捕。失去赫斯的保護,郝斯賀弗一家的運道也開始急走下坡。

莫必特十四行詩

首先是郝斯賀弗在柏林大學也教地緣政治學的兒子亞爾伯契特‧郝斯賀弗(Albrecht Houshofer, 1/7/1903-4/23/1945)。據傳,他鼓勵,也安排,與他是墨尼黑大學同學的赫斯到蘇格蘭企圖進行和平談判。亞爾伯契特從1930年代開始就與一些地下反對人士有所聯繫。當1944年7月20日,地下反抗運動人士企圖暗殺希特勒的事件失敗後,亞爾伯契特也在大逮捕的名單中而遭逮捕入獄。當1945年4月23日,紅軍已開始攻入柏林後,柏林勒德街監獄(Lehrter Street Prison)的囚犯都被拉出來一一槍決掉。被槍決的亞爾伯契特手上尚握有他所寫的十四行詩(sonnet)的一部份。由於這個監獄位於柏林的莫必特區(Moabit),這本死後出版的詩集也被稱為《莫必特十四行詩》(Moabit Sonnets),蒐集了亞爾伯契特於獄中的詩作。這個監獄目前在柏林只留下一大片圍牆,牆上面刻有詩集的一部分。

《莫必特十四行詩》描寫了監獄,地下的反抗運動,親朋好友,所珍視的文學與藝術及歷史,也提到他的「罪」是他沒有更早更堅強的抵抗納粹,也談到他的父親卡爾‧郝斯賀弗。他說,他的父親開啟了印信,沒有看到惡魔的上升。他讓魔鬼飆升到到這個世界(But my father broke away the seal. He did not see the rising breath of evil. He let the daemon soar into the world)。惡魔指的是希特勒,魔鬼指的是地緣政治(Holger H. Herwig, University of Calgary: The Daemon of Geopolitics: Karl Houshofer, Rudolf Hess and Adolf Hitler)。

地緣政治本身不是魔鬼,地緣政治目前已是正科的政治教材。但郝斯賀弗的地緣政治,依他的解釋是合理化了納粹德國的往外侵略,以求取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

亞爾伯契特入獄後,郝斯賀弗全家也都遭到數個月集中營的監禁。二次大戰後,郝斯賀弗遭到盟軍(美國的威爾緖神父,Father Walsh)的訊問,判定他不必接受盟軍的戰犯審判。在他兒子遭處死的近一週年前夕,他與他的太太雙雙服毒自盡。他的太太在服毒後上吊,但郝斯賀弗在服毒後沒有上吊的力氣。

納粹的神秘主義

納粹的旗子(hakenkreuzflagge)是史登堡(Sternberg)的一個牙醫生柯隆(Friedrich Krohn)設計的,希特勒稍加修改而將右旋的萬字(卍)改為左旋 (卐) 而定案。希特勒對這面旗子的解釋是:紅色代表運動的社會理想,白色代表民族主義,萬字代表阿利安爭取勝利的奮鬥。

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存有一些充滿神秘色彩的秘密團體,較有名的是弗力爾(Vril)與屠理組織(Thule-Gesellschaft)。柯隆與郝斯賀弗都屬於這兩個團體。他們相信經由內力的運作將會使他們達到與那神秘不可知的超人(Unknown Superman)的同等力量。藉由研讀,內功,與內力,則他們有望轉換成那種超人。他們研讀西藏有關印度教與佛教的香巴拉傳說(Shambhala, 德文 Schamballah),相信他們會與那傳說中的人間秘境聯繫上。(The Occult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1991年的紀錄片)。屠理組織的成員也包括西姆拉(Heinrich Himmler),戈林(Hermann Göring),希特勒的私人醫生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及希特勒本人。

也因為這種神秘信仰,而延伸成追求阿利安的來源。希姆拉於1938年組成了一個探險隊到西藏做探險與研究。這組探險隊成員有動植物學者,體質人類學者及地質學者。這個探險隊的主要目的是尋找阿利安祖先的由來,而也源於希姆拉於1935年所設立的「祖先遺產」(Ancestral Heritage)這個組織來推動。但探險隊的結果並沒有一個納粹所要找的證據。這個探險隊與後來奧地利的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 7/16/1912-1/7/2006)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的性質不同,也沒關聯。

那時的德國為什麼神秘風氣盛行,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郝斯賀弗於日本時也曾被引介入佛教的密教青龍會(同上,The Occult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而郝斯賀弗本身也到西藏數次,頗心儀於東方的神秘主義。

日本的密宗—-東密

這個郝斯賀弗被引介入的青龍會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團體,不是很清楚。但如果說是日本的佛教密宗的話,則指的的應該是真言宗的別支。

真言宗的創立者是空海(774-835)。空海是日本遣唐僧的一員,公元804年到中國西安的青龍寺就教於惠果阿闍梨。本已精通漢文的空海,也於西安時由印度僧人健陀羅般若三藏(Gandharan Pandit Prajna)學梵文。梵文本只用口傳,有音無字。公元前3世紀時用Brahmi script 字母做拼音使用。公元3世紀以後改用Siddham script 字母,而這也是空海所學而在日本一些古寺廟都可以看到梵文的原因。日本稱梵文為悉曇(由 Siddhanm 而來)。梵文於公元十世紀後改用目前使用的Devanagari script字母做書寫。

空海傳聞是日本文字平假名與片假名的創立者。也有一說是片假名為與他同期,而也去中國取經的日本天台宗的創立者最澄(767-822)所創定。日本原本只使用漢字,也因而稱漢字為真名,後來的平假名與片假名則被稱之為假名。片假名與平假名的造型可看出是源於漢字。但在五十音的排列上,則可看出梵文的影響,先排母音,再排其他音(James H. Buck, University of Georgia: The Influence of Sanskrit on the Japanese Sound System,與 Ivan R.V. Rumánet: The order of the Columns in the Japanese Kana Syllabary: A Study in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5, 2006, 1, 32-39 )。西藏字母的排列也基於梵文,看起來頗類似於日本五十音的排法。

日本真言宗的本部在高野山的金剛峯寺,洛杉磯的小東京也有個別院。密教在日本可以流傳下來源於空海。但密教在中國則因三武之禍而被摧殘殆盡。空海返回日本不久,唐武宗於公元842年進行三武滅佛的最後一次滅佛,稱為「會昌法難」。經過這三次滅佛,佛教在中國已是奄奄一息,而密宗更是失傳。也如此,密教得以在日本傳承下去,但中國卻失傳。後來傳到西藏的密教是屬於後期在印度發展的更為淋縭盡致的密教—密續(Tantra,音譯為怛特羅)。

上帝與魔鬼

每一個宗教都有魔鬼,而許多神話傳說也都帶有神與魔的對立,善與惡的交鋒。而這些魔鬼看起來都頗為深通廣大,都可挑戰代表善與正義的神。那麼,這些魔鬼都是怎麼產生的?看來魔鬼似乎也都很有「修行」而「法力無邊」的。

郝斯賀弗的兒子說,他的父親讓魔鬼飆升到這個世界。在《莫必特十四行詩》中,亞爾伯契特也提到郝斯賀弗對權勢的迷惑。郝斯賀弗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軍官,也是名學者。但他對希特勒與赫斯在獄中的「教學」,卻也使他論文中的觀念與名詞都被希特勒用上了。如,戰爭是一個國家生存意志的檢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敗,國際政治只有靠實力,政治靠的是馬基維利的權謀術…等等(Holger H. Herwig)。雖然不是納粹黨員,也不喜歡納粹黨員的粗糙手法與集體思維,也多少看不起大部分「半教育」的納粹黨員,他也沒有參與過對猶太人的暴力。但有如德國歷史學家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 2/13/1922-9/19/2016)所說:「希特勒的郝斯賀弗形式的地緣政治觀念的形成,在藍斯柏格(監獄),經由赫斯而表現在《我的奮鬥》」( Hitler’s geopolitical conception in its Houshoreian form made its way into “Mine Kampf” via Hess at Landsberg)。而這個背景,據郝斯賀弗的朋友Rudolf Italiaander 說,也使郝斯賀弗,赫斯,與希特勒三人被人聯為一體。

原本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軍官與學者,涉獵及東方的神秘主義及當年德國的神秘結社,卻也因一念之差而經由希特勒及納粹集團的無限放大,造成了時代及世界的悲劇。這說明了思想及文字的力量,及可能造成的破壞。善與惡真的是一念之差,而神與魔只是一線之隔。嚴格說起來,郝斯賀弗及希特勒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國家受到羞辱及國內局勢混亂及衰頹下,起而求取改造的一群人。但他們在宣揚德國民族主義的同時,卻變成倡導優生學,踐踏其他民族及殘殺其他種族(猶太人、吉普賽人,同性戀);在建立政治秩序的同時,卻走上極權之路而滅盡反對黨並殲滅異己;在整頓社會文化紛亂的同時,卻傷害了多元的存在(自由的文學藝術,多元的文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內,將德國帶上國破家亡之路。

兩次大戰對無論歐洲、德國、及郝斯賀弗來說都是個悲劇。我們可以想像他自殺前的徹底絕望。被處死的兒子是與他有深交的赫斯在墨尼黑大學的同學,也是走地緣政治路線而受他深愛的。一生有如一曲希臘悲劇故事的情節。郝斯賀弗及某些納粹黨員的目標至少有一個大我的存在—-要建立強大的德國並雪恥復仇。但在思惟上及手段上可說都是一念之差而走上魔鬼的道路。

也許是有那麼一個大我的想法,雖然一念之差而走上邪路,以致最終的走入絕路,郝斯賀弗的一生也予人一種悲劇的感覺。但那種悲劇我們似乎難以在漢文化的政界與學界中找出來。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漢文化思惟裏,邪念及魔似乎都永遠是居上風的。而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傳語下,也別冀望醬缸裡能有所謂的大我。德國目前大致已走出了戰前的陰影,台灣不也應該走出傳統漢文化黑暗面的陰影嗎?

李堅

二次大戰與美國之 八 軍火工業綜合體的產生 —–無役不與的美國

二次大戰後的美國經濟開始由軍用經濟轉型成民生經濟,軍火經濟占GDP的比率及國防預算支出的比率都開始下降。但整個於二次大戰中建立起來的軍火經濟體系,卻也於政府部門、社會、經濟、及學界都已盤根錯節,不是那麼容易就能拆解的。戰後的美國經濟持續繁榮。60年代初期軍火經濟都仍占GDP的12%左右,而國防預算也占聯邦政府總預算的55%左右。1953-1961年間任職兩任總統的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 10/14/1890-3/28/1969),在他下任前三天的1961年1月17日,在白宮發表離職演說。在這篇離職演說(farewell address)中,艾森豪提出強大的軍火工業對美國而言是一個新的現象。這已在經濟、政治,甚至精神層面上造成全面的影響。聯邦政府的各個部門及整個社會結構都已受到這個影響。艾森豪強調,我們必須了解這個嚴重性而嚴防「軍火工業綜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對政府的影響。艾森豪於這篇演講中首次提出軍火工業綜合體這個名詞。身為總統的他之對這個綜合體有所顧忌與疑慮,也多少看出了這個綜合體的龐大勢力。

艾森豪是個五星上將退休的政治人物。二次大戰中,他指揮歐洲戰場而攻下北非與法國(諾曼第登陸),進軍德國。他的升遷及成就靠的是實力,而不是如國民黨將領般的買星星而升等的。他了解戰爭固然是軍人的職責所在,但軍人卻也常常戰死沙場。雖然因二次大戰而成名,但他卻也痛恨戰爭,也了解戰爭的殘酷、愚蠢、與無用。(I hate war as only a soldier who has lived it can, only as one who has seen its brutality, its futility, its stupidity.)

那麼,是什麼人喜歡戰爭呢?無疑的是軍火商及相關的産官學界人員,及極欲表現以求升遷的軍職人員。

從二次大戰以降,美國幾乎都參與了大大小小的冷戰與熱戰。從中國內戰的介入、韓戰、冷戰、越戰、中南美洲的干預、中東的介入、非洲的干涉、利比亞、伊拉克、阿富汗、反恐,等等,美國是不時無戰事。但戰爭是需要錢的。有些錢固然由稅收來,但大部分都靠舉債而來。在1939-1945年間,美國公債由30億美元增加到450億美元。而同時期,美國的前兩千家大廠的獲利比1936-1939年間增加了40%。要償還公債不但沒有向大獲暴利的大財團課稅,反而向小市民要。這自然造成貧富分配的更不平均。而大財團,尤其是軍火商,也因而都支持戰事。(Dr. Jacques R. Pauwels : Why America Needs War. Indy Media Belgium and Global Research, 4/30/2003)

目前美國民意已公認布希的伊拉克戰爭是沒有必要的。在阿富汗及伊拉克戰爭中,五角大廈的戰事經費由2000年的2600億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5500億美元。同時期, GDP由10兆美元增加到15兆美元。而聯邦政府的赤字由5兆美元增加到15兆美元。(Paul B. Farrell : America needs a new war or capitalism dies. MarketWatch, 04/17/2013)

戰爭要花錢要借錢。而錢的流向是軍火商。目前世界前十大軍火商除了一間是義大利(Finmeccania),一間是歐洲(EADS, 即空中巴士),一間是英國(BAE Systems)外,其餘都是美國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院,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SIPRI)。而從布希政府的伊拉克戰爭以來,戰爭也開始外包。單單伊拉克戰爭就外包了1380億美元。主要的外包如下:Halliburton/KBRs(400億美元),DynCorps(41億美元),Blackwater/Xe/Academics(13億美元)。而據一個調查(Commission on Wartime Contracting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2011年那年的浮濫詐欺就高達600億美元。(William Astore: War is the New Normal: Seven Deadly Reasons Why America’s Wars Persist. 08/06/2016)

那麼,是誰決定要戰或不戰呢?美國憲法規定只有國會能宣戰,但自二次大戰以來,宣戰權都轉移到白宮,而國會只有自閹及鼓掌的份。一份2003年的研究顯示,五角大廈的國防政策委員(Defense Policy Board)的30名成員中,有9名與軍火工業有關。而更重要的是,華府的外交政策決策人員與團體,不管是官方或非官方,保守派或自由派(Neoconservatives or liberal interventionists),學界與智庫等等,都不避諱用戰爭來解決國際問題。這群人都是身家良好,高等教育出身,而在華府的政學界間有良好關係的人。而這群人卻也是與戰爭本身最沒關係的人。因為美國目前是自願役,沒有徵兵制度(Stephen M. Walt : Is America Addicted to War?/Foreign Policy, 04/04/2011)。服自願役的大都是身家窮苦的人及少數民族。

這就回到一個現實層面的問題。珍珠港事變發生在美國領土(當時還不是一州或本土)。而從珍珠港事變後,美國本土都沒有戰爭。美國參與的大大小小戰爭都是在外國領土上。除此之外,戰爭也對美國社會造成不同的影響。二次大戰、韓戰、及越戰都影響到社會的全面,因為那時是徴兵制,幾乎家家戶戶都會受到影響。但改成募兵制之後,大部分的人都無法感同身受。一個從伊拉克作戰後回來的美國人,看到社會都是正常,人們上街買菜購物一如往常。使他有恍如隔世(surreal)的感覺。

有人花錢,就有人賺錢。戰爭要花錢,自然有人賺戰爭財。確切的說是鉅富人家及大財團賺錢。美國於二次大戰後走上強權帝國之路,靠的是軍力與強大的國力。但在窮兵黷武中,由於經費龐大,帝國也得靠擧債度日。歷史上的帝國都一一的垮台了。早期的不提, 20世紀第一個倒台的是大清帝國(1912)。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圖曼帝國、奧匈帝國、沙俄、及德國帝國都倒台了。二次大戰後,大英帝國、日本帝國、及重起的德國也都倒台了。1991年12月26日,俄國革命 (1917) 後的74年,蘇聯帝國也解體了。重出江湖的大漢帝國(中國)能否比蘇聯「長壽」,是個未知數。美國目前是世界唯一強權,仍然風光煥發。但在窮兵黷武、國內政治僵局難解 (Jonathan Rauch: How American Politics Went Insane. The Atlantics, July/August, 2016)、及敷衍內政下,再加上美國的巨大國債,卻也在挑戰美國帝國的存在基礎。(Will Bonner and Addison Wiggin : Empire of Debt)  (系列完)

李堅

二次大戰與美國之七 美國在二次大戰中的轉型 —-經濟轉型,產官學界合作,國際關係的策劃

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恐慌所造成的影響,雖沒有如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來得那麼的廣泛與普遍,但1929年後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影響卻是深遠而長久的。也不只經濟,整個政治、社會的發展,加上國際情勢的演變,最後終將美國推上世界超級強權的地位。

在經濟大恐慌中上任的羅斯福總統,一開始便推動新政(New Deal),企求經濟的復甦。新政強調的是政府的介入及公共投資。雖然不無少補,但於1929年與1939年間,美國的平均失業率仍在13.3%左右,雖沒有最壞時期的25%(有些地方33%),但仍明顯的偏高。在二次大戰結束前一年的1944,美國的失業率只有1.2 %,可說全民就業。二次大戰結束後,歐洲及亞洲都成廢墟,唯獨美國一枝獨秀。美國的參與二次大戰對美國及全世界的影響都是深遠的。

美國在二次大戰中的轉型固然有政策的引導為其主要方針,但軍火的生產卻是經濟轉型中的主要動力。傳統上,軍火的生產在美國經濟中並不佔有重要地位。在內戰中,軍火的生產提高到國民生產總額(GNP)的12%(不保括南方)。但內戰後軍火生產一般只占國民生產總額的1%。一次大戰末期提高到22%,1920年代時占1-2%, 1930年代時升到2-3%。在二次大戰中,軍火經濟提高到41%。二次大戰後開始下降,但在韓戰、越戰、及2001年後的反恐中,都有再升高的趨勢。目前的平均在3%到5%之間,依算法而異。與這平行發展的是國防預算在聯邦政府預算中的比率。在1930年代,國防支出占聯邦政府總預算的20%。在1945年,國防支出高達88%。以後開始下降,但在韓戰中升為72%,1969年越戰中占52%。1970及1980年代占28.5%。目前(2016)約佔21%。但美國國防預算的隱藏性項目也很多。如伊拉克與阿富汗作戰的「海外緊急方案作業」(Overseas Contingency Operation)是不列在國防預算項目裡的,這部分財務的浮濫很嚴重。美國的國防支出是占全球首位的。與盟邦(NATO,日本、南韓、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的軍事開銷總和占全球的75%。(1995年資料。Trends in U.S. Military Spending. Dinah Walker,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07/15/2014)

軍火經濟固然為主要的動力,但美國在二次大戰中及戰後的政策及經濟措施,無疑的是建立全球霸主的要件。

早在珍珠港事變之前美國就已在準備作戰。羅斯福於1941年3月11日簽署了租賃法案(Lend-Lease Act)開始軍援盟國。這個法案的簽署也改變了從1930年代開始的維持中立原則。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以軍事物資外援的方式共貸出了501億美元(合今日約6590億美元)。314億美元的物資運到英國,113億美元軍援蘇聯, 32億美元給法國, 16億美元給國民黨, 26億美元給其他盟國(維基)。為了控制並調整軍用與民用生產,羅斯福先是於1942年1月成立了「戰事生產管理」(War Production Board)。在不敷管理下, 1942年年底成立了「軍事動員處」(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美國的軍事生產在此間全速進行,有些工廠還24小時運作。

二次大戰中,1500萬美國人從軍,其中1125萬到海外作戰。1900萬女人加入工作行列。70萬黑人離開南方加入各城市的工廠作業。單單1943那年,就有12萬名黑人到洛杉磯。二次大戰前羅斯福本已將聯邦雇員增加到前所未有的83萬人(1938)。到1945年6月時,聯邦政府雇員更增加到290萬人。

二次大戰也刺激了科技的發展。以製造原子彈聞名的的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來說,它聯合了各方面的才能:由加州柏克萊與芝加哥大學的實驗室,在田納西的鈾處理廠,到新墨西哥Los Alamos 的武器設計廠等等,這個計劃共雇用了10萬人,花了20億美元。二次大戰中的科技開發也引進了產官學界合作的先例。

要支付這些龐大的開銷,聯邦政府擴大所得稅的稅基。1939年時只有4百萬人繳聯邦所得稅,到1945年時已增加到4300萬人。聯邦政府的個人所得稅歲入也由1941年的87億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450億美元。但總歲入只有1368億美元,不足的1672億美元則靠發行戰爭公債來補足。到停止發行的1946年,共有8500萬美國人買了1850億美元的戰爭公債(Christopher J. Tassava: The American Economy during World War II)

二次大戰後許多美國人開始擔憂美國會再度進入經濟恐慌期。但經濟的成功轉型(由軍用生產轉回民用生產)刺激了消費型社會的產生。對回國的軍人則由聯邦政府幫忙,升學補助,房購貸款保證及創業貸款(G.I. Bill. 正式名字是Servicema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

已成首富首強的美國也於戰前就開始策劃世界新秩序。1942年就開始籌劃而於1945年成立的聯合國提供了國際對話的平台。1945召開的雅爾達與波茨坦會議則是列強對國際情勢的安排。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 正式名字是Economic Recovery Program, ERP, 1947-1951)共援助西歐 130億美元,日本18億美元(1946-1952)。而1944年在美國東北部New Hampshire召開,有 44個盟國,730名代表參與的「布雷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則為以後的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及世界銀行的成立奠立基礎。建立了國際金融秩序,也將西歐及日本納入美國的進出口體系中。美國不只是首富首強,也因積極的介入國際事務而成為超級強國。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