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七十年代初的尼克森總統時代，一向對美國亦步亦趨的日本嘗到了「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ニクソン‧ショック）。一是尼克森的訪華於對媒體發佈之前的15分鐘才照會日本；二是尼克森在無預警之下取消金本位制，使日圓飆升，外銷受到重挫；三是尼克森用1917年的「敵國貿易法案」（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對日本的進口貨扣徵了10%的關稅（George R. Packard: The United States-Japan Security Treaty at 50. Foreign Affairs, March 1, 2010）。因為這個｢震撼｣，在尼克森訪華後不久，季辛吉到日本企求改善美日關係。季辛吉告知日本外相福田糾夫，以後美國與中國在做主要協議之前會先照會日本（Kissinger Assures Japan on Chinese. The New York Times, 6/12/1972）。在季辛吉訪日的四天中，反對聲音最大的是社會黨主席石橋政嗣，他指控美國的介入越戰是一種侵略，他也說要關閉美國的駐日軍事基地。但大體而言，季辛吉的訪日並沒引起日本社會強大的抗議。這與早期的美日安保條約要續約時所引起的動亂有很大的不同。

戰後的日本在美日安保條約的保護傘下，可說放棄國防而專注於經濟的發展。但當年的美日安保條約的續約也曾引起日本社會強大的反彈。1951年9月8日簽下舊金山和約的同一天，美國與日本也簽下了「美日安保條約」，日本容許美國的繼續駐軍與對外防衛。但當美日安保條約於1960年要續約時，由左翼所組成的「安保條約改定阻止國民會議」，有134個團體聯合阻止續約。到1960年3月時，這個聯線增加到1633個團體，發動激烈的街頭抗爭。當時的首相岸信介（安倍晉三的外公）為了配合艾森豪的訪日而於議會強度關山。此舉引起議會內外的暴動，而艾森豪也被迫取消訪日。最後安保條約是通過了，而岸信介也辭職下台。但這種抗議美日安保條約的｢盛況｣，在日本的今天可說已不再（除了沖繩的持續抗議美軍基地）。對日本人來說，安保條約的存在不但已成自然，而且是必然。

1952年4月28日是舊金山和約的正式生效日，而這天日本也恢復了她的主權。這個原本沒有特別紀念意義的日子，在安倍晉三於2012年競選時的推動下，正式於安倍上任後成為「主權回復の日」，而也於2013年4月28日做首次的紀念活動。

雖說日本於戰敗後被盟軍所占領，而於1952年4月28日在簽約後正式恢復主權。但日本是一個有主權的國家嗎？

你若考慮到一個獨立國家的各種政府機構與功能時，日本看起來是個有主權的國家。但你若再細看一些面向的話，日本的主權也不是那麼完整或獨立的。

日本的新首相上任後，依慣例幾乎都會到華府做個拜會（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則都依例都到美國做可能就職前的面試）。給人的感覺有點像一個被保護國的朝晉。而事實上，日本是「國防靠美國」的。美國在日本有88個軍事基地，約五萬名軍事人員，家屬約四萬名。約75%的預算由日本支付（2011年時約44億美元）。而大部分的基地（62%）都在沖繩，這也是地方小的沖繩最反對駐地美軍的緣故。

日本之缺乏一個完整獨立主權國家的地位，有人稱為附屬獨立（Subordinate Independence），或稱為廣義的客屬國家（client state，包括保護國地位）。學者有相當多的討論（如Gavan McCormack: Client State: Japan in the American Embrace; Gerald L. Curtis: U.S. Policy toward Japan from Nixon to Clinton: An Assessment; John W. Dower: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Past, Present, Future in U.S.-Japan-China Relations. The Asian-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2/23/2014）。

日本之會成為被保護國的情況，除了美日安保條約外，也牽涉到1947年5月3日生效的戰後「日本國憲法」。這兩者是互為關聯的。在共有九章103條的憲法中，第二章只有一條—-第九條。日本國憲法第九條宣示日本永遠放棄用戰爭與武力的方式去解決國際紛爭。

右翼民族主義者的安倍一再強調修改憲法第九條的必要，是眾人皆知的，而也引起韓國與中國的反彈。但是，美國不但不反對，反而是一直都在鼓勵日本要多分攤資源，以防衛中國、北韓、與俄國的可能對東亞的侵略。憲法第九條的修正看來好像是日本國內的事，但因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對鄰國的侵犯（尤其是中國），日本憲法的修正也成為國際問題。但就另一方面來說，若沒有中國與北韓的可能侵犯，而日本是位處於一個和平的國際社區的話，則日本國內要支持修正第九條憲法的聲音可能也沒有。要有的話，可能也只是表達出要脫離目前為美國保護國的地位，以成為一個真正有主權的獨立國家。但日本若成為一個真正有主權的獨立國家後，也沒有人能保證日後的可能發展。在日本已走上和平反戰，而大部分人對戰爭的恐怖都已沒有記憶，而專注於經濟發展70多年後的今天，軍國主義的復活微乎其微，但什麼也都有可能。日本外在情勢（如中國與北韓，甚至南韓及北韓若「統一」後的情勢）的變化可能會逼日本走上一條她自己都沒法預測到的道路。

走在這麼個右翼民族主義的靖國神社，你會感受到這兩種力量的存在。一方是日本武事發展的歷史過程、大小戰役、及一些光榮的部分（如日俄戰爭），可看出日本原有的尚武傳統。但另一方你也看到了戰爭的可怕及年輕生命的無謂浪費（說來也應是神社存在以做祭祀的理由）。這兩種力量存在於第九條的爭辯，也存在於日本社會的各個層面。但最終會導致整個情勢演變的可能不是日本國內的爭辯，而是外在世界的變化。（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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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韓國（包括南北韓）的仇日是有名的，而也都引靖國神社內所供奉的甲級戰犯，及過去日本首相前往祭祀作為理由（安倍晉三於2013年12月26日前往祭祀後引起中國與南韓的抗議。此後安倍再也沒有前往祭祀）。但其他與日本在二次大戰中交戰的國家是否也仇日？

以美國而言，在戰前對日本人（及所有亞洲人）是相當排擠與歧視的。1882年5月6日，美國簽署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這是美國歷史上唯一針對特定族群/民族所通過的排擠法案。1924年5月24日，美國更進一步通過了排亞法案（Johnson-Reed Act，包括Asian Exclusion Act與National Origins Act ）。無可否認的是，種族歧視是太平洋戰爭的導因之一。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後，美國不用說是對日本敵愾同仇。更由原先的排擠與歧視，轉成為痛恨與仇視。

二次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除了要將日本與德國解除武裝外，也有意要德日不再具有工業能力，而成為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但冷戰的開始與韓戰的爆發改變了這個情勢。日本與德國都走上了重建工業及部分武裝的道路，但兩者的武裝能力還都相當有限。

在盟軍佔領日本初期，美國本要把靖國神社打掉，而改建成一個賽狗場。但教廷的一個神父（Father Bruno Bitter）與瑪利諾教會的一個神父（Father Patrick Byrne），都向佔領日本的盟軍政府（主要是美國）堅持：緬懷戰亡者是每一個國家都應有的義務與權利。再說，摧毀靖國神社（日本神道教的場所）也違反美國保障宗教自由的憲法與精神。盟軍也因而放棄摧毁靖國神社的打算（John Breen: Popes, Bishops and War Criminals: reflections on Catholic and Yasukuni in post-war Japa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3/1/2010）。

美國的這種仇日到50年代都還有。到80年代則轉變成，因日本對美國大量出超所導致的經濟焦慮與排擠。但在這種排擠與對抗中，美國人對日本人多少還都帶有尊敬的味道。因為日本人作戰勇敢，採取正面對抗；經濟上對美國所以會有出超，是因品質較優良等原因。而雙方的對抗也都是基於正面交鋒及靠實力的，而非有如中國今天之靠偷竊科技，削價傾銷，及一些暗地裡的勾當，而走不當途徑及抄捷徑的。在目前的美國，與日本的關係多少已走出過去不愉快的陰影而正常化了。但對中國人與韓國人而言，仇日可是「此恨綿綿無絕期」。民族主義當然是一種解釋。但不能解釋的是當年與日本作戰的蘇聯與美國，甚至被日本侵占的東南亞各國，對日本政要祭祀靖國神社，倒沒有提出任何反對的意見或譴責，唯獨中國與韓國大為叫囂，原因在哪裡？中韓因為懼怕日本重踏軍國主義，而興起的防衛性民族主義當然是個原因之一。但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監督下訂立了和平憲法，看不出有對外侵略的可能。中國人與韓國人的仇日及民族主義顯然不是因為日本的可能再侵略而來，而多少是針對國內人口的「消費」需要而產生的，並用以凝聚人民對政府的支持而來。「攘外」與「安內」到底是一體的。

歷史當然是另一個原因。在二次大戰中，中華民國的受傷慘重。戰死約300萬到375萬 人，平民死亡約700萬到800萬人之間。說來其慘烈性僅次於蘇聯（戰死約867萬人到1140萬人 ，平民死約400萬人到1000萬人之間）（Wiki 綜合多家不同研究報告而成）。但韓國人則有異於中國。因為韓國人與日本同邊作戰，並非交戰國。戰後有148名韓國人被判為乙級與丙級戰犯， 23人被處決。被處死的最高將領是洪思翊，負責菲律賓一切的俘虜營。而據西方的前俘虜人士表示，韓國人比日本人要來得更為殘酷。若單單靠歷史也不能解釋目前中共的仇日。因為當年與日本作戰的是蔣介石下的中華民國，而非要坐享其成的中共。中共當前的仇日顯然有其他原因。

而事實上，中共建國後並不仇日。原因是蘇聯不可靠，美國則抵制中共，中共得透過非官方管道與日本有所來往。要的是「科技靠日本」來工業化，以求取脫離農業社會的貧窮。即使是國共兩黨都愛提的南京大屠殺，首先提出這個史實的也不是國共兩黨，而是日本的左翼人士。仇日思想在中國的浮現是1980年代後的事（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而據傅高義（Ezra Vogel）的說法，中共是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才決定加強「民族主義教育」的（Ezra Vogel: 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除了民族主義與歷史因素外，仇日顯然還有其他原因。

歷史及民族主義都可說是中國與韓國的仇日之主要因素。但一個相當重要，而也可能是主要的因素是自卑感。

1972年2月，尼克森首次訪華。在目前已解密的檔案中，我們可看出中共領導人對日本的恐懼。周恩來一再提及日本之可能再走上軍國主義之路，最後是尼克森的保證說：美軍的駐日會牽制日本軍國主義的可能復活（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William Burr: Nixon’s Trip to China, 12/11/2003，與Richard Nixon Foundation: The Opening of China）。這也難怪當年被日本攻殺的極為慘烈而無力反抗的中國，最後以虛假的「抗日勝利」做為自我安慰。但那個「抗戰勝利」口號到底不是個歷史事實。中華民國的抗戰確實是牽制著了日軍的一大部分實力（The China’s Quagmire: 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Japan’s road to the Pacific War). Edited by James William Morley），但中國並沒有打敗日本。如果真的是「抗戰勝利」，則中國就可以與真正打敗日本的美國與蘇聯一樣，在當年可以平起平坐，周恩來也就不會那麼的懼日，而今天的中國也會如美俄般的缺乏仇日的情緒。所以會仇日是因為中國從來就沒有打敗過日本，至今（至少至1972年的周恩來）都尚未心裡平衡過。而同理的，如果當年談不上抗日而與日本同邊做戰的韓國，若真能於經濟面及國力的各個層面都贏過日本的話，何來仇日之需？說到最後，仇日只不過是自卑感的一個表現而已。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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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國神社是東京市區一個佔地相當大的神社。它可說是一個中央神社，而也是所有日本神社中最引人爭議的一個。

靖國神社的前身是「東京招魂社」，是明治天皇於1869年在戊辰戰爭（1868-1869 ，明治維新時期的許多內亂/內戰之一）後下令興建的，以祭弔為中央政府戰死的人員，做招魂、慰靈與感念之意。 1879年，這個神社更名為靖國神社。

由正門走進去便是一個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鳥居及相當長的一個引道。進入中庭是一個巨大的雕像座，上方豎立的是大村益次郎（5/30/1824-12/7/1869）的銅像。大村益次郎原本是學醫的，但他對西方的軍事策略很感興趣—尤其是法國的軍制。那個年代的日本職業軍人都是仕族（武士）出身，而也都只效忠於雇用他們的藩或幕府。大村推動全民徵兵，而非僅徵用仕族。大村在長州對軍隊施以現代化的訓練後，擊敗了德川家康征討長州的出兵（第二次長州征討，1866）。而這個現代化的觀念與訓練後來也用之於薩摩長州同盟，而最終推翻了德川幕府。明治維新後，明治政府了解到現代軍隊的重要，而任用大村益次郎為兵部大輔。大村也一併推動廢藩置縣，廢除了各藩所擁有的私人軍隊，而建立一個全國性忠於天皇/中央政府的軍隊。也因此，大村益次郎被稱為日本的現代陸軍之父。

再走進去就是拜殿，這也是一般人致敬參拜的所在。靖國神社這一大片土地上有不少建築、庭園、雕像。也有相當一部分（如本殿）是不對外開放的。往右轉是個劇台及規模不小的「遊就館」（展覽館，博物館）。遊就館是「有料」的，裡面絕大部分都是不准照相的。在遊就館前的左側意外的看到紀念帕爾法官（Radhabinod Pal, 1/27/1886-1/10/1967）的靈位，是2005年才設立的。所以會設立帕爾法官的祭念靈位原因也不難理解。當時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2名法官之一的印度人帕爾（那時印度還在大英帝國下，尚未獨立）與其他歐美法官持有相當不同的看法。他指責法庭沒有考慮到西方國家在亞洲的殖民暴行；法官都是戰勝國來的，而沒有戰敗國來的，代表了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法庭也沒有考慮到盟軍的罪行。有這個背景也難怪在靖國神社我們會看到帕爾法官的祭念靈位。當安倍晉三於2007年訪印時，他特地去拜會帕爾的兒子，稱讚帕爾法官的勇氣與公平。這多少是因為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當年被盟軍以甲級戰犯之名羈押兩年，但都沒有起訴或審判。岸信介後來之被釋放也多少是因為，美方需要借重有技術官僚背景的岸信介，來推動日本的戰後復甦。

遊就館裏面所介紹的大抵是日本武器的演變，及軍隊由古代到現代的發展，也有一大部分是介紹各場19世紀以來的對外戰役。但由於不能拍照，而也沒有介紹展覽內容的簡介小册，只能憑記憶敘述大概的內容。最後一間的牆壁上列有許多二次大戰中戰死的軍人肖像。日本在二次大戰中有210萬名軍人戰死，含平民則共有約310萬人死亡。牆壁上所張貼的當然是所能取得的相片的一小部分。看到這麼多年輕的面孔確實令人相當感傷，這也使我想起了1985年一名英國的音樂家（Paul Hardcastle）所發表的一首歌「19 」。這首歌開頭便唱說二次大戰中，兵員的平均年齡是26歲；在越戰中，兵員的平均年齡是19歲。看到這麼多這麼年輕的少年家就這樣無謂的死去，不只覺得感傷，也覺得很浪費與無奈。

靖國神社共祭有2,466,532名陣亡者（Wiki），除卻日本人外，也祭有當年的台灣人與韓國人。除了人外，庭院中也有三種動物的雕像：馬（戰歿馬慰靈），狗（軍犬慰靈像）與鴿子（鳩魂塔）。一個國家祭祀為國捐軀陣亡者是很自然的。但靖國神社之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裡面也祭祀有1068名戰犯，包括14名甲級戰犯。

乙丙級戰犯是於1959年後開始慢慢入祀的。但甲級戰犯的入祀則是1978年，當時新上任的靖國神社宮司（主祭司）三好長慶決定的（Yoshinobu Hagarashi: Yasukuni and the Enshrinement of War Criminals. 11/25/2013）。原因是他不同意遠東軍事大審的判決。而昭和天皇於1975年到靖國神社祭祀後，爾後再也沒有天皇到靖國神社做祭祀。

有所爭議是因為靖國神社內所祭祀的戰犯（特別是甲級戰犯）。但戰犯這個名詞與觀念是很新的， 是二次大戰後才有的。在二次大戰結束前夕，知道勝利已在握的美國與英國，決定採取法律的途徑去處理納粹的主要領導人。也首次引進了「破壞和平罪」（crimes against peace）與「傷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這種罪名。當這個觀念首次運用於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bunal, 1945-1949）時，那時被控訴的主要對象是納粹的高階領導人。當時納粹的最高領導人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 1/12/1893-10/15/1946）在審判中大聲控訴：勝利者永遠做審判者的角色，而敗者恒被指控。戈林最後在被執行絞刑前服氰化物自殺死亡。而戈林所說的也是我們常聽到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戰犯的判決如果也包括戰勝國與交戰各國的話，則戰犯的判決較不會有所爭議。戰爭本身就是一種破壞和平罪與傷害人類罪，尤其是侵略的一方，是人類應共同予以譴責的。更進一步而言，以戰爭做為威脅恐嚇的話，不也是一種破壞和平罪與傷害人類罪嗎？如中國對台灣的叫囂。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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