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國恥的迷思之五 中共「百年國恥」下的台灣 ——八國聯軍的陰魂為何不散

康熙乾隆是中國的盛世。在康熙主政年間(2/5/1661-12/20/1722)不但國運昌隆,也於領土的擴張上大有進展,這包括台灣的被納入清國的版圖。在乾隆的統治年間(名義上是10/11/1735-2/8/1796,為的是不想比他的祖父康熙治理的久,但實際上主政到他於2/7/1799年的死亡),對外征討更為擴大,而建立了大片的清國領土。進入19世紀後,清朝每下愈況,不僅朝廷衰頹,內亂外患也接迭而來,最終導致清朝的垮台。垮台後的中國又持續動亂了一段時日,而最終是中共的建國。建國後的中共,出兵西藏,打新疆,而磨刀霍霍的衝著台灣而來。中共要的是恢復滿清乾隆盛世的中國,而他所用的思想武器便是「百年國恥」。

外蒙古是在清朝倒台後宣布獨立,而後在蘇聯的支持下於1921年3月18日再次宣布獨立的。二次大戰結束前夕,史達林表示他對中國領土沒有野心,但要外蒙的獨立來做為未來日本可能再侵略的緩衝地帶。在這種背景下,他逼迫宋子文(蔣介石也不得不同意)於1945年7月9日簽署了同意外蒙獨立的條約。但史達林也信守承諾而沒支持蒙古領導人喬巴山(Khorloogiin Choibalsan, 2/8/1895-1/26/1952),要將領土延伸到太平洋的大蒙古構想。史達林也放棄了原先所支持的維吾爾人的獨立。也於攻下滿州國後由中共去接收,而非繼續佔領,或由國民黨去接收。在這種背景下,中共可以保有新疆、東北,及後來輕而易舉的攻下了和尚國西藏。也許如此吧,但也因蘇聯/俄國是個強國,中共不敢提烏蘇里江以東的失土(包括海參崴)。不過對「日本鬼子」曾治理過的台灣可是非拿到手不可。

將台灣拿到手是中國要洗刷「百年國恥」的要務。至於宣稱擁有南海與東海(尖閣群島/釣魚台)的主權,則都是由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所製造出來,而予中共有所藉口的。戰後的國民黨因烏鴉變鳳凰的升為五強之一,於1947年憑空畫出了十一段線,而將南海納為「領域」。尖閣群島則是在美日要簽署「沖繩返還協定」前的約一個星期,由台灣的中華民國外交部於1971年6月11日提出抗議的。對南海與東海,中共是有如鴨子划水般的得寸進尺,但對台灣,中共則是明目張膽而信誓旦旦要拿到手的。事實是,要拿回台灣也是國民黨蔣介石的要求,而首次於開羅會議中表明的。所有滿清的天下,中共都要;所有國民黨的領土主張,也都成為中共的主張。

那麼,中共要如何拿下台灣,有那個能力嗎?

中共靠的是歪曲歷史,來引起歷史的仇恨,並進而企求達到他的目的。對有歐洲火藥庫之稱的巴爾幹半島,半島上的各族群/民族是充滿了歷史的恩恩怨怨,而許多也都成為神話性的存在,而非歷史事實。但人民樂此不疲,也常引述歷史典故,來合理化他們的互相仇恨與殘殺。也難怪邱吉爾說:巴爾幹所製造出來的大量歷史使他們自己都無法消化(The Balkans produce more history than they can consume)。韓國與中國亦然,執著於大量製造或歪曲出來的歷史典故而充滿了仇恨。而在同時,也掩蓋了許多歷史史實,湮滅了許多歷史痕跡。

當年被凌遲致死的泰晤士報記者(Thomas William Bowlby)在事後於北京本建有個墳墓,但其後代去尋訪時, 已被改建成高爾夫球場。這是中國的一貫作風。在義和團拳亂中遭殺死的德國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 11/22/1853-6/20/1900),本來依辛丑合約建立了一個克林德碑(Von Ketteler Memorial)。但在德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敗北後,中國人於1918年11月17日將這個他們視為國恥的克林德碑打掉了。燕京大學(後來的北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6/24/1876-9/19/1962),由於他是親國民黨的駐華大使,北京大學的校史提都不提他的名字。他的遺願是要與他葬在北京大學的太太( 1926年過世)合葬在一起。但在2008年 ,司徒雷登死後的46年,他的骨灰被運葬在他出生的杭州,與他的父母及一個哥哥合葬在一起。中共的仇恨是不管生前或死後的。反觀基隆的法國公墓,這個因當年中法戰爭死亡的法國軍人,經過了清朝、日治、及1964年的台法斷交,到目前都還存在。文明與否就由此看出。

基於歪曲的歷史陳述,固然可以因同仇敵愾而產生巨大的力量。但如果不是基於仔細研究,細心分析探討,而定案的歷史,可否有任何公信力?這是當前中國的問題。一個不基於歷史事實的社會是難以正常化,而使人民有掌握事實的能力與自信的。這種問題也被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麥馬斯特(H.R. McMaster)觀察到了。

在一篇名為「中國要什麼」(H. R. McMaster: What China Wants. The Atlantic, May 2020)的文章中,麥馬斯特看出中國人要向世人突顯出他們的自信與優越性。但在同時,也表現出相當的不安全感,什麼都要管控。也就是說,中國在表面上想要表現出自信,但骨子裡卻有極大的不安全感。結果的表現是自大與自卑。在這表面上要彰顯出(空虛的)自信與自大的同時,內心卻是極端的不安全感與自卑。這對整個世局來說都是相當危險的。今天世界各國與中國的問題,一大部分的原因是過去的西方國家不了解中國。以為中國走上經濟改革後,政治社會也會走上開放的途徑—-當年的所謂「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但結果是正好相反。中共用假借開放之名所得到的經濟資源,來加緊對國內與國際的管控。許多國家目前都已了解到了這個問題,一個新的共識也已漸漸形成—-自由民主陣營的國家應該聯合起來對中國採取一致與堅定的政策:要求貿易的平等公開,政治的自由、民主、與人權。一個例子是方於2020年6月成立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這個包括英、日、加、德、澳、美、挪威、瑞典、與歐盟等成員的組織,呼籲民主國家聯合對抗中國的反民主霸權行為。在這種新共識的發展下,中共之要奪取台灣將不單單是中國vs台灣,而是中國vs自由世界。有如那「百年國恥」的歷史,可說是不同文明與不同文化的衝突。當今的自由民主vs共產極權又何嘗不然。中國說是要記取歷史的教訓,但若學錯歷史的話則是會被再教訓一次的。雖說未必再是兵戎相見,但八國聯軍不是沒有2.0版的。

(系列完)

李堅

百年國恥的迷思之四 百年國恥與千年欺負他族 ——大漢沙文主義的盲點

清朝末年固然外患迭起,但更要命的可能是內亂不斷了。而內亂也反映出了清朝的無能治理中國。

在19世紀的後半年,最大的內亂不外是造成兩、參千萬人死亡的太平天國運動了(12/1850-8/1864)。這個與基督教有關聯,而有兩名美國傳教士(美南浸信會羅教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 1802-1871,與Edwin Stevens, August 1802-1/5/1837。Stevens 給洪秀全梁發所寫的《勸世良言》)直接或間接被牽扯進去的「運動」,是由洪秀全(1/1/1814-6/1/1864)所領導的。太平天國的平息最後受到英法美的協助,清廷才得以平息戰亂。另外幾個內亂則與伊斯蘭教有關。看來大都源於漢族對回族/伊斯蘭教徒的迫害所引起。以雲南的回族來說,他們遭受到不斷湧入的漢族的排擠與屠殺,在屢次上訴清朝官員而沒得到回覆後,最後爆發了雲南回變(Panthay Rebellion),也稱杜文秀起義。他們建立了一個維持十多年(1856-1873)的平南國。而在約略同時的陝西甘肅一代,也爆發了東干族起義(Dungan Revolt, 1862-1877),又稱同治回亂。在中亞方面,則因沙俄與英國的角逐中亞而引發了阿古帕(Yaqub Beg)的回亂。最後由平息同治回亂的左宗棠於1876-1878年間將中亞回亂控制下來,而於1881年與沙俄簽了聖彼得堡條約(Treaty of St Petersburg),劃清了中俄邊界而建立新疆。

由這些內亂與基督教及伊斯蘭教有關來看,我們多少也能夠了解當今的中共為何視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為洪水猛獸了。當今的中共不只迫害基督教徒,關押百萬維吾爾人,也迫害已漢化的回族。但歷史的教訓是,是先有鎮壓而後人民才反抗的。中共顯然不願去面對,或不了解這個簡單的邏輯與事實。

不了解官逼民反這個簡單的事實,也說明了中共的所謂「百年國恥」的片面性。中共無法客觀的了解與分析歷史的演變,不願去了解境內少數民族的文化與想法,也不尊重不同的思想與看法。在在都顯示過去的問題到如今都一直存在。而在另一方面,中共在倡議「百年國恥」的同時,可否曾去分析探討,中國千百年來欺壓鄰國非漢族,而所造成的鄰國「千年國恥」這個問題。事實顯示,中國的鄰國大都不是有如中共般的自怨自艾,而大唱「千年國恥」的。他們也不哀嘆「都是別人的錯」,而自怨自艾的指責他人。但那不代表那一段歷史的不存在。

越南與中國是有兩千年的對抗經驗的。今天越南的反中也不只是源於南海之爭而已。在1946年3 月6 日 策略性的簽下「六三協定」,由法國取代國民黨駐留越南後, 胡志明 說:上次中國人來一呆就是一千年。 … 如果中國人留下來,則他們 永遠不會離開。我寧願多聞法國屎五年,也不要 一輩子吃中國屎。

中國可說一向沒有善鄰,但自認為是愛好和平的中國人並不自知,或寧願不知。在大漢沙文主義的思維原則下,漢族對異旅一向以動物或昆蟲之鄙稱為名:如夷、狄、羌、吐蕃、胡、戎、閩,…等等。在大漢沙文主義的眼中,非漢人不是人。而漢化的異族也都「數典忘祖」的跟隨漢人打壓異族起來。中國的歷史是一部打壓異族的歷史,但一向擅長於為自己擦脂抹粉的漢族可不這麼看。我們就以鄭和下西洋(1405-1433)為例來看。

鄭和下西洋所為何事?最多的傳言是為了尋找失蹤的建文帝。後來所言的「耀兵異域,表中國富強」,「遍歴諸番國,宣天子詔」,而更有人說是為了促進中國與‘西洋’各民族的交流融合,鄭和是個幫助友邦並引進貿易與繁榮的親善大使。對這些說法,有歷史學家指出這是中國人的理想化,並非歷史事實。事實是經由征服與移民,而將馬六甲(目前的馬來西亞),爪哇與越南臣服了,斯里蘭卡也受中國的影響(Howard W French: Everything Under the Heavens: How the Past Helps Shape China’s Push for Global Power)。

漢族自認為是天下的中心,有諸多發明。但在西元450年左右中國剛崛起時,他向南方學習了許多科技(有如今天的盜取科技):向柬埔寨學得水稻的栽培,也學到了馬來人的造船術與印度的染布(Edward Friedman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以中國人今天之盜取西方科技,而厚顏無恥的轉而登記為自己的專利來看,中國人是不會承認外來文化對他的影響的。在大漢沙文主義的思維下,他是天下的中心,而萬邦都應來向他朝貢。清末的內亂也說明了漢族/滿族之缺乏對不同民族與宗教的了解與尊重,不了解應與他人平等對待。一部中國的歷史也可說是一部漢族擴張、欺壓、毁滅他族、摧毁不同文化的歷史。

19世紀也受到列強欺壓的日本早已翻身而向前行進了。歷史上被中國趕盡殺絕的各族也都往前看的前進了。欺殺異族千年,而只於上世紀因自己沒有去面對自己內部的問題,所以遭受到列強兵臨城下的逼簽了不平等條約的中國,如今卻像個小媳婦般的哭訴「百年國恥」。台灣人因過去慘澹的歷史也曾打過悲情牌。悲情牌有其效力,但也有其極限。中共的這種「悲情牌」一來打錯對象(以滿清為主);二來缺乏歷史的架構分析與內省;三來不明白可能引來的副(負)作用。其結果將只會引來一波又一波的「百年國恥」,而成為心理學上所稱的「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李堅

 

 

百年國恥的迷思之三 中共的「火燒圓明園」史觀 ——永遠擁護滿清的「清國奴」

戰爭是打打和和而最後簽訂條約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0/8/1856-10/24/1860)本也應該如此。當英法聯軍打下廣州後揮軍北上,進逼北京,而於1858年5月扺達天津時,清國被迫與英法簽下了天津條約。同意外國使節在北京設立大使館並建立官邸,同意外人在中國內地的旅遊與基督教的傳播。1858年6月簽下天津條約後,英軍於同年夏天由天津撤軍。當隔年(1859年)6月,英法使節回到天津要進入北京正式簽署天津條約時,清國拒絕履行原本已同意的條約。不但如此,清國且扣押前往溝通協議的40多名英法使節與相關人員(包括泰晤士報的記者Thomas William Bowlby)。

淸國的反覆無常導致戰爭的重啟。後來帶著愛妃(將來的慈禧太后)逃到東北的咸豐皇帝,將北京的防衛交由蒙古親王僧格林沁(Shengge Richen)去處理。但僧格林沁顯然不是英法聯軍的對手。 1859年10月8日,英法聯軍已抵達,但尚未佔據北京城。這時,英法聯軍的總指揮額爾金伯爵(8th Earl of Elgin),方由首先被釋放的英國使節巴夏禮(Henry Smith Parkes)口中,了解到被抓去當人質的英法使節的下場。額爾金伯爵的震驚與憤怒,決定了圓明園的命運。

當時先抵達圓明園的法軍已開始做「收藏」的工作。在那軍人沒有什麼收入的年代,搜刮財物是軍人的收入來源之一,而也用來做傷亡軍人的補償與家族的撫卹。那是那個年代歐洲的正常行事方式。而國民黨到戰後也都如此(看二二八事變中的搜括,不是只有濫殺而已)。這種搜刮圓明園寶物的行為也無異於40年後八國聯軍的大舉搜括。後來扺達圓明園而參與搜刮工作的英軍也可以說是遵循那種「傳統」。但在那個時候,英法聯軍總指揮額爾金由釋放的使節中聽到了令人震怒的消息:有一半以上遭扣押的使節人員遭受到清國的凌遲至死,屍體難以辨認,也有被肢解的。這種難以想像的殘殺使節的暴行,引起額爾金的震怒而下令燒毁圓明園。

額爾金的理由是:摧毀圓明園是對清國所犯下的殘暴惡行的一個嚴肅的報復(a solemn act of retribution, the horror and indignation.…with which we….were inspired by the perpetration of a great crime)。他說,將沒有任何人會留血,但會摧毁皇帝的自尊與感受…清國將不會忘記即使在遙遠的中國,英國人的權益是不容侵犯的. …將摧毁清皇的天下優越感…讓中國人了解到他們所認為的皇帝擁有天下主權的荒謬(…no blood would be spilled, but an emperor’s “pride as well as his feelings,” would be crushed….that the British Crown would not tolerate having the rights of Englishmen violated, even in faraway China….Reducing the gardens to ruins was “the strongest proof of our superior strength” and “served to undeceive all Chinamen in their absurd conviction of their monarch’s universal sovereignty.”)(Orville Schell and John Delury: Wealth and Power –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火燒圓明園本不過是19世紀以來中國與西方列強交會衝突的一個插曲之一,本會漸漸被淡忘。但在要推廣「愛國教育」的中共眼中,這可是一個宣傳西方列強如何欺負中國的大好機會。將火燒圓明園宣傳成為西方列強羞辱中國的原點(ground zero),而也同時宣傳只有中共才能抵禦外侮。中共透過圓明園的遺址、電影、文化宣傳、教育,及宣傳歐洲人仍在拍賣盜竊古物的新聞,來引起中國人的憤怒(Chris Bowlby: The palace of shame that makes China angry. BBC magazine, 2/2/2015。Chris Bowlby是當年殘死於清國手中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Thomas William Bowlby的後代)。中共既然要拿火燒圓明園來引發仇外的愛國情緒,中共自然要明白其意義及可能的結果,也要自食其果。

清朝對漢族來說是個滿人的異族統治。要不然也不用說有早期鄭成功的「反清復明」,及後來孫文所提的「趨除韃虜」了。而也不會有清末時期日本對中國人的鄙稱「清國奴」了。英法聯軍打中國固然有錯誤的假借理由及不當處,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行徑。但在這些不當中,「火燒圓明園」卻是有其正當性的。它所針對的是清國殘殺使節的野蠻性,而其動機也只在於針對咸豐皇帝的自尊、自大與感受。但如今的中共卻要站出來為當年欺壓漢族的滿族皇室做辯護, 替咸豐皇帝叫屈。這不是永遠的「清國奴」是什麼。再說,在英法聯軍進入北京展開搜括之前,因官員的逃離北京,有些北京人已開始先行搜刮了。到了60年代,文革的紅衛兵在「反封建」的旗幟下大肆破壞古物(包括圓明園在內),但可有任何官方的譴責,或是任何官員與民間學者出來做指責。將「火燒圓明園」視為「百年國恥」的焦點之一,突顯了中共的歷史觀—片面曲解歷史,掩蓋歷史事實,最終的目的乃在於是,為了鞏固中共政權做無所不用其極的宣傳統戰工作。但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為當年的「腐敗滿清」做辯護及維護的工作,只不過突顯出了中共的「愛國教育」只不過是個奴化教育,而也只能教養出一批又一批的奴才而已。

李堅

百年國恥的迷思之二 從英法聯軍到新中國的建立 ——中國人民及文化脫胎換骨了嗎?

我們不很清楚,鴉片戰爭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是否認定清國是不堪一擊的。但以清國之大而且是居於地利,不若東印度公司之需要遠從英國或印度取得補給來看,英軍料也不敢掉以輕心而孤注一擲。但甜頭吃到了,人總是會貪婪無厭的。不要說是英國,歐美各國看到鴉片戰爭的結局,也都覺得有機可乘而手癢癢的。

當1856年,清國截獲一艘中國的海盜船時(Arrow,亞羅號。亞羅號有英國的登記證,但是已過期。英國用登記證的方式賺清國中間商買辦的錢),海盜船的船長向英方報告中方取下英國船的旗子。英方因此向清國興師問罪而炮打廣州城。這也開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0/8/1856-10/24/1860)。由於法國有一名傳教士,在不准傳教的廣西傳教而遭處死,法國也因而「插會」式的參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因而也稱為英法聯軍,也稱為 Arrow war(因被捕的海盜船亞羅號 而名)。在戰爭期間美國海軍也試了火力,而在戰爭結束後沙俄也「分了一杯羹」的得到了烏蘇里江以東的土地(包括今天的海參崴)。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對當今的中共最具宣傳意義的是「火燒圓明園」(後文討論)。在戰後簽訂的兩個條約中(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更多的港口被迫開港通商(包括台南、淡水)。另外,清國要賠英法八百萬銀兩;割讓九龍給英國;鴉片合法化;基督教可自由傳教,可以買土地的產權;英國船可用之於運載華工到美國。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果之一是大量西方傳教士的縱橫中國。傳教士與中國的基督徒也與一般民眾不斷地發生衝突—稱為教案。據估計到八國聯軍之前,全中國約有四百件教案(參見話仙專欄:義和團及其效應,太平洋時報, 8/20/2015-9/17/2015)。這種衝突也成為日後八國聯軍的導因之一。

第二次鴉片戰爭20多年後爆發的中法戰爭(1884年8月–1885年4月),雖然戰爭的結果是雙方不相上下,但結局的天津條約是清國承認法國為安南的保護國。

甲午戰爭(也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7/25/1894-8/17/1895)的勝負就很明顯。結果是清國承認韓國的獨立,割讓台灣,(原本包括遼東半島,但被德、法、俄,三國干涉而放棄),並答應賠償兩億銀兩。

甲午戰爭後,清國日益衰弱而國庫也空虛,在求外貸下逐日陷入債務危機。虎視眈眈的沙俄、德國、英國、法國,也趁機取得了占各地要衝的租借地—德國租青島與膠州灣;法國租廣州灣;英國租威海衛與新界;沙俄則漸漸的將其手,尤其在八國聯軍後,伸入東北。

甲午戰爭的四年後,中國爆發了義和團拳亂,濫殺德日公使與迫害外國傳教士,破壞教堂,而引來了八國聯軍攻北京(11/2/1899-9/7/1901) 。八國聯軍後的辛丑條約限制了清國的武器進口,外國使節的駐軍也增加了,而清國也得賠十一國共四億五千萬銀兩,所謂的庚子賠款。八國聯軍後的清國可說已如同行屍一個,最終走上了滅亡的途徑。

清國倒台後的群龍無首下,造成了有國際聲望的孫文之中華民國的建立。但在內鬥持續加烈及軍閥割據下,最後引來日本的逐漸鯨吞蠶食中國,而於1937年7月7日爆發了第二次中日戰爭。

二次大戰的爆發拯救了當時孤立無援的國民黨,美援及軍援大量湧入中國。但在缺乏內政改革及狐假虎威的抱住美國大腿,而於戰後宣傳有名無實的「抗戰勝利」後,到頭來還是因缺乏實力而遭到中共的將其趨出中國。但是,因為二次大戰中的聯盟關係,中華民國時期卻也廢除了所有不平等條約。只是,這些成果都不意外的被中共泯滅掉了。

勝利在手的毛澤東於1949年9月1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發表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著名談話。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宣稱:「同胞們,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看來,過去一百年來清國所遭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戰敗與喪權辱國可說是告了一段落。中國人是否就有如毛澤東所說的站起來了。列強也許不再侵略中國了,但當年統治中國而欺壓漢族的滿族皇親國戚是否就此消失了?

1905年,孫文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口號。口號只是口號,孫文等同盟會人員是沒有能力推翻滿清的。最後推翻清朝的是列強的一再攻打,賠款與剝削下的結果。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沙俄帝國,奧圖曼帝國,與奧匈帝國的崩解一般。再說,滿清真的被推翻了嗎?清廷倒台後所建立的民國,及後來的人民共和國,都明顯的急著要當「韃虜」起來。有若媳婦熬成婆一般,他們急著殺回清廷倒台後已獨立的西藏、新疆、與蒙古。也不只在「天朝版圖」上的表現如此,在「法統」的傳承及歷史的延續上,今天的「新中國」實在無異於當年的舊中國,談不上有什麼脫胎換骨。在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下,最明顯而突出的例子是「火燒圓明園」的意義。當年的圓明園突顯出了滿族皇室的欺壓漢人,是個異族奴虐的表徵。如今卻於中共的擦脂抹粉與宣傳下,成為西方列強欺壓中國的歷史證據與表徵。為滿族皇室叫屈的當今中共領導人可真成為了當年滿清的皇清國戚,真可說是延續了滿清的「法統」。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