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January 29, 2016 by Ken Lee
與台灣的民主運動關係深遠的艾琳達目前長居台灣。已一甲子之年的她最近於政壇上較無活動，但仍以人類學及政治社會學背景的角度繼續關注台灣社會。近年來可能意識到她可能會長眠於台灣之後，她也開始研究台灣的墓碑文化，並與一名德國人Oliver Streiter從事台灣墓碑的田野調查。在北醫教書時，她開設「體驗台灣社會歷史」的課程，帶學生走訪墓地做調查研究。
艾琳達發現了台北回教的墳墓，也發現被處決的政治犯墳墓。她把那些被處決的政治犯及台灣先民都當作知己。她了解台灣民間信仰不以二元劃分鬼魂和神靈，相信靈界是世間界的映象。1978年她住在新店時，看到景美橋下的一間小廟供奉有一個身穿卡其制服的日本軍人「白王帝」 。她也了解有天她的骨灰會融入台灣土地。但她說她是個拋夫棄子的女人，將無祠堂可依，無後嗣供俸。她也想像未來可能在她目前居住的深坑會有間專供女鬼的小廟。裡面會有個胖胖的白種女人，一半像自由女神，一半像媽祖。人們叫她「番婆娘娘」。也許台灣人會記得，這尊小神曾有熱情，曾有血脈生命（艾琳達口述《美麗的探險—艾琳達的一生》）。
范無如區
1661 年鄭成功的部隊攻台，先取下了普羅民遮城 (Fort Provintia )，也逮捕了許多荷蘭俘虜。其中有一名由荷蘭東印度公司 (VOC) 派到台灣傳教 (1648-1661) 的范無如區 (Antonius Hambroek, 1606-1661) 及他的太太和兩個孩子。被捕的范無如區當時還有兩個孩子在尚未被攻下的熱蘭遮城 (Fort Zeelandia ) 裏。范無如區在台期間於麻豆社傳教並協助翻譯有荷蘭文與新港文 (西拉雅人) 對比的馬修福音與約翰福音。由於熱蘭遮城難以攻下，鄭成功派范無如區到熱蘭遮城去說服總督揆一 (Frederick Coyett, 1618-1687)， 要荷蘭人投降，並警告范無如區如不能勸服揆一則不會有好下場。結果范無如區反勸揆一繼續抵抗，並說鄭成功的部隊死傷殘重而軍心也不定。當時揆一及其幕僚給范無如區兩個選擇：他可留在熱蘭遮城或回去，回去是死路一條。范無如區在熱蘭遮城的兩個女兒極力勸他留在城內，但范無如區決意回去，因為他的太太及另兩個孩子還在鄭軍的手裏。鄭成功於事後藉口范無如區煽動新港社的叛變，而將范無如區在熱蘭遮城前斬首，並在熱蘭遮城前刑求並殺了所有荷蘭俘虜。也清算了當時與荷蘭人關係良好的西拉雅基督教徒。在圍城九月後，熱蘭遮城終於倒台而荷蘭人也被鄭軍驅逐離台。(參見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1841-1921, 的Past and Future of Formosa)。
范無如區的故事本來就會同許多歷史故事一樣的消失。但在荷蘭人離台後，揆一被荷蘭的東印度公司以叛國罪名判處死刑，但最後改判為放逐到印尼 Banda 的一個小島上。1674 年揆一獲得釋放而得以回到荷蘭。1675 年他發表了《被忽略的福爾摩沙》( Neglected Formosa) 一書，敘述荷蘭人在台灣失敗的前後。他於書中提到了殉道士范無如區。由於當時台灣是荷蘭人一個很成功而又獲利甚豐的殖民地，荷蘭人都很好奇他們為什麼失去了台灣。揆一的書出版後的一百年，1775 年，有荷蘭人 Izaam Duim 把范無如區的故事編成劇本而使更多人了解他的故事。
范無如區不是第一個死於異鄉台灣的人，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在鄭軍與荷蘭的那一場戰役中，荷蘭方面死了一千六百人，鄭成功部隊的死傷人數不詳但估計有數千人左右。兩軍戰於異鄉，而也死於異鄉。台灣的土地上也從此灑滿了許多異鄉人的血與涙。
羅漢腳
東寧國 (1662-1683) 的建立並沒給台灣帶來安寧，因為鄭氏王朝意在反清復明，台灣是個異鄉，並非本土。之後占領台灣的清朝也如此，視台灣為化外之地。在那種背景下，閩粵的移民陸續到台灣開墾，闖天下。他們之中許多都是赤手空拳而來的羅漢腳。也有許多是冒著海禁及劃界遷民的嚴苛政策下偷渡黑水溝來台的冒險犯難人物。有少數的羅漢腳成功的於台灣打出了天下，而印證了台灣錢淹腳目的傳言。在台灣，單槍匹馬的羅漢腳成家立業而安身立命的比率有多少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有相當多的羅漢腳是孤零零的死於異鄉台灣的。他們沒法在這個新世界中取得一席之地，而不願或無法回去故里。由於死於異鄉的羅漢腳人數不少。於是於清代開始便有社會人士開始興建小廟以祭祀這些孤魂。這些小廟有不同的名稱：有應公，金斗公，萬應公，及地府陰公等等。名稱雖有不同，但孤魂祭祀的精神則一。有應公的祭祀說明了台灣開墾史上淒涼的一頁，但台灣的移民潮並沒有就因而中止。
長春祠
二次大戰後的台灣湧入了兩百萬名的國民黨軍政人員與難民。軍人中有許多人是被俘虜過來的。他們的家人從此不知他們的下落與生死。許多人也因此淒涼的客死異鄉。其中最具象徵意義的就是太魯閣的長春祠了。
日治時期的 1935 年已完成了埔里到花蓮的｢合歡越道路｣。 1956 年台灣省公路局沿著合歡越道路開始建築這條有戰略價值的東西橫貫公路。當時動用了一萬名退伍軍人。在開路過程中總共死了 212 人，傷殘計 702 人。長春祠就是為紀念這些開路亡魂而建立的。同其前身的有應公一樣，長春祠是一個慰靈的產物。我們當然希望它們能達到慰靈的目的。因為每一個孤魂都是有家人的，而沒有一個遊子的家人會希望他或她會落難而客死異鄉的。但事實是台灣有許多死於台灣的異鄉人，或說是死於異鄉台灣的他鄉客。從荷軍、鄭軍、羅漢腳的有應公、到日後的榮民/外省移民的長春祠。台灣的移民不斷，而故鄉/異鄉的生離死別故事也就綿綿不斷。
當你不將台灣，或尚未將台灣視為本土故鄉的話，自然會有死於異鄉台灣的結果。日本人治台後台灣也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人口開始外移。最早是移到日本，戰後開始移向美國及世界各國。而對於50年代開始就赴美留學或移民的台灣人而言，台美人的第二、三代都已屬於美國而與台灣社會沒什麼關聯了。但第一代的台美人卻仍心繫故鄉台灣，有不少且已經作古了。未來台美人都將面臨死於異鄉美國的命運。而近三十年來更有許多人移向中國。顛沛流離 (diaspora) 於世界各國的台灣人有多少我們不得而知。但其數目是以百萬計算的。在這種情況下，死於異鄉的台灣人人數可能會超過死於異鄉台灣的人數。但兩者的故事本質是類似的。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自有原始人類與現代人類以來，遷移及戰爭可說是人類社會的常態。在這種背景下，在台灣所發生的一切都無特異之處。台灣的特異處在於她是一個海島，原本是相當與世隔絕的。在進入大航海時代 (Age of Discovery, 15世紀到18世紀) 後，台灣的特殊地理位置便被突顯了出來。台灣成為歐亞對衝的焦點—-海洋文化的荷蘭與也有海洋勢力但本質是大陸文化的鄭軍之交戰地。殖民台灣五十年的日本是在｢脫亞入歐｣成功後，也將台灣拉入現代化、西化的方向的。戰後，台灣重入大陸政權 (國民黨) 的掌握，而這個大陸政權也再度引入那一套腐朽的封建文化。民主化後的台灣目前仍面對另一個大陸政權 (中共) 的威脅。台灣人所面對的不只是一個封建勢力與極權勢力，更是那個歐亞混合的突變種怪胎—-共產政體。這個對決的本質是一個現代的海洋文化與封建的大陸文化的對抗。蔣介石的｢離此一步，即無死所｣之說雖然意味在捍衛台灣以對抗中共，但充滿了封建味。相對之下，毛澤東的｢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雖說是抄襲西鄉隆盛的｢男兒立志出鄉關，學若無成不復還。埋骨何期墳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但給人的感覺就豪邁多了。既然是抄襲，卻也顯示了毛澤東及他領導下的中共政權一貫的詐騙本質。人最後都要面對死亡的，｢死所｣有那麼重要嗎？重要的應該是如何能如孟子所說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吧。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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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January 4, 2016 by Ken Lee
談到滿州國與台灣的關係，就不能不提到當時台灣人中官階最高的謝介石 (1878-1954)。本來讀私塾的他，於日本領台後（17歲）進入｢新竹國語傳習所｣學習日語。事後當通譯的他於伊藤博文訪台時做翻譯。伊藤博文對這個被稱為神童的謝介石印象良深，也因而安排奬學金推薦他到明治大學讀法律。而於期間也在拓殖大學教要到台灣任職的日本人台灣話。據聞，他在明治大學求學期間與有「辮帥」之稱的張勳的兒子結為好友。
明治大學畢業後，謝介石於1913年到北京。先是為張勳做事，隨後在袁世凱處工作。1915年謝介石放棄日本籍而改取中華民國國籍。後來參與張勳的復辟（1917年）而與溥儀有所認識。滿州國建立後謝介石成為首任的外交總長。他拉合吉林軍頭熙洽及馬占山與日本的關係。 1933年6月19日，他被任命為滿州國赴日的全權大使（ambassador plenipotentiary）。「全權」之名實為諷刺，因為滿州國的一切實權都操縱在副手日本人的手裏。 1933年的台灣博覽會他也參與策劃，代表溥儀皇帝主持「滿州館」的展覽。衣錦返鄉的他為他的一個兒子在台灣辦婚禮。留下一場俗諺「金棺材，銀崁蓋」的世紀婚禮。1937年他接任實業部長，不久即辭職而不再擔任公職。(莊金德：｢滿州國」首任外交總長–謝介石）
二次大戰後，一説謝介石因曾任滿州國的高官所以被以漢奸之名治罪。一説謝介石因三兒子謝津生被疑為中共地下黨員所以入獄。後來卻也因為三兒子是中共的地下黨員而於中共建國後得到釋放。謝家後來即使在反右，文革中都未受害。
謝介石的故事有趣之處不只因為他是台灣人於滿州國中官階最高的，他一生也經歷過五個國籍：清朝，日本，中華民國，滿州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五個國籍中，中華民國與滿州國是他選的，其他都是處境使然。這五個國籍中，沒有一個是台灣。這並不奇怪。但我們好奇的是：謝介石的認同意識，如果有的話，是什麼？
聰明而被稱為神童的他，一生際遇良好而他也很會攀緣附會，而最終當上滿州國的外交總長。他最後淡出政壇原因不是很清楚。但我們知道他沒有主張，也沒有參與過台灣民族的獨立運動。究其一生來看，他是沒有本土意識的。聰明優秀如謝介石，最終卻也難逃後藤新平「治台三策」的魔咒。有聰明才智，但卻欠缺格調與自主權。沒有民族意識，也沒有主權的觀念。
談到主權的觀念，自然令人思考一個問題：滿州國是一個國家嗎？它的主權呢？
由於滿州國大多受制於日本及關東軍，一個簡單的答案是滿州國是沒有主權的，它只是個附庸國。 1987年，義大利導演貝納多‧貝多魯奇 (Bernardo Bertolucci) 的｢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一片是有關溥儀一生的故事。因為這一影片，卻也引起一些西方人士對滿州國的興趣。2003年，原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教授，目前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出版了《主權與真實：滿州國與東亞的現代》(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一書。杜贊奇指出日本在滿州國致力工業化與現代化，改革金融，首次統一貨幣。在滿州國建立前的1927年，85%的日本對外投資在中國，其中80%在東北。滿州國成立後，提倡「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的民族共存政策，類似於當時的泛亞主義與大東亞共榮圈。看來是要將滿州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但在同時卻也是一個以關東軍為主的高壓統治。日帝在滿州國的做法其實與美國對加勒比海及中美洲諸國的控制，及過去蘇聯對以前東歐附庸國的管控沒有兩樣。杜贊奇稱此為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在新帝國主義下，附庸國的政治體制與帝國本國類似，但最終的控制權在於帝國的軍力。蘇聯過去藉華沙公約組織之名出兵鎮壓東歐諸國。美國對加勒比海及中美洲的軍事干涉也是從未間斷過。新帝國主義有異於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新殖民主義是二次大戰後，過去的殖民者改採用其他的方法，如資本主義全球化及文化等因素，來繼續剝削以前的殖民地。 杜贊奇也指出，日本也將滿州國這個模式運用到中國及東南亞的佔領區。滿州國最後的失敗在於它之過於依賴日本，而也被迫參與戰時動員的需要，所以導致最終的垮台。
在二、三十年代，我們也不能忽略那是一個管理革命啟動的年代。左翼的共產黨與右翼的法西斯都極力於工業化與社會的改造。俄國革命後的列寧對亨利‧福特發明的生產線頗有興趣。列寧不在乎生產線對工人的可能剝削問題，他要的是生產力的提升與國力的強大。反共的法西斯政權如德國與義大利及日本，也都致力於高效率的管理及國力的壯大。左翼也好，右翼也好，這種管理革命的動力不外源於民族主義。基於民族主義來建立獨立強大的國家。
這就回到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滿州國能多存在二、三十年，則它會不會發展出自己的民族主義而要求建立一個真正有主權的獨立國家？答案固然會因人而異，但我們可確定的是，主權與國家的觀念是基於民族主義而來的。比日本本土大三倍的滿州國，最後的垮台也源於它沒有自己的民族主義意識，缺乏建立民族國家的動力。一個沒有民族主義意識的「國家」是沒法存在的。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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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January 3, 2016 by Ken Lee
無論是中國國民黨或是中國共產黨，都稱滿州國為「偽滿州國」，相當避諱。在台灣，當年曾在滿州國工作過的人也都避而不談當年的往事，免得惹來「漢奸」之議。但台灣與當年的滿州國是頗有互動的。
首先是經濟的因素
滿州國的建立及往後日本的全面侵華，激起了中國及東南亞華僑的反日及抵制日貨。台灣的產品如茶葉，在外銷中國及東南亞方面都受到了影響。滿州國的建立使台灣的產品有了個出口的市場。台灣與滿州國有很多互補的地方。台灣的農產品如香蕉，蔬果等是寒冷的東北所沒有的。而台灣的茶葉本來就有名，而長久以來也都有外銷的作業方式。另一方面，三十年代後滿州國的工業發展迅速，開始向台灣輸出肥料及煤，也輸出大豆產品。也因為滿州國的建立，日本政府開始管控滿州國與中國內地的貿易。以茶葉來說，日本政府就限制中國茶葉的出口到滿州國，而鼓勵台灣茶葉在滿州國的銷售。在這種管控下，台灣與滿州國的貿易大增。也因為如此，台灣的獲利便成了中國內地的損失。以1931年至1939年間，基隆高雄兩港口的報關資料來看，台灣由滿州國的進口增加了四倍。而台灣對滿州國的出口則由1931年的零，增加到1937年的約三百萬元。由1937年盧溝橋事變到1939年間，台灣對滿州國的出口則躍增了六倍多。以1939年那年的資料來看，台灣與滿州國的貿易是平衡的。
當時掌控大企業及中盤商的大都是日本人。在銷售台灣農產品的中盤商中，以大連來看，十分之一是中國人，其餘都是日本人。當時的滿州國只有哈爾濱與大連有中央果菜銷售市場，而大連與台灣的果菜貿易尤其密切。當年的陳查某及陳重光都有青果大王及香蕉大王的美名，他們的發跡靠的就是滿州國。
當年台灣與滿州國的貿易也不單是大公司行號而已，而出口的港口也不只是高雄與基隆兩大港而已。淡水、梧棲、鹿港、馬公、安平、東石、東港、後龍等等小港也都加入了進出口的行列。原因也不外台灣與滿州國的貿易已發展到了草根級的層面，而許多地方的產品（如宜蘭的蜜餞）也都加入了外銷的行列。(以上參考林滿紅Man-houng Lin的Taiwan, Manchukuo,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Asian Social Science, June 2011)
有貿易就有人口的移動。有許多人只是為了尋找出路及就業的機會。以1931年設立的台南高工（今成功大學的前身) 來說，由於日本人在台教育及雇用上的歧視，使該校的台籍畢業生求職困難。以 1931年到1945年的1933名畢業生來看，台灣人和日本人的比例約為1比5.5。日本畢業生在日本人當時掌控的台灣工業界求職都不是問題，但台灣人畢業生則除了公家機關不能拒絕外，在私人企業求職都有問題。滿州國建立後，由於急需人才，許多台南高工畢業生也透過教授的介紹及不同管道，在通過應試後到滿州國工作。台灣人與日本人在滿州國的待遇也較平等，而一般也比台灣好。當時台南高工畢業生在滿州電業及電線電話管理局服務的就有21人。這些科技人員於戰後回到台灣，也都接收日本人被遣返後的技術真空而完成了技術的傳承。
當時到滿州國較有名的人物有鍾理和，楊三郎，楊朝華（楊英風的父親），等等。蔡英文的父親蔡潔生當年去的是關東州（遼東半島的頂端），說來是日本的租借地，不屬於滿州國。估計當年居住在滿州國的台灣人共有五千名左右。其中不少人（一說是五分之一）是醫生。有不少人是到當時有名的滿州醫科大學（1949年後改名為國立瀋陽醫學院，最後併入中國醫科大學），及也有名的新京 (長春)，哈爾濱等醫科大學讀書，畢業後大都留在滿州國。當時的滿州醫科大學排名日本前五名內，其教授久野寧還於1936， 1938，及1953年，被提名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奬。台灣醫生於當時的醫療及公衛體系也都頗有表現。溥儀的御醫即為黃子正（台大心理學教授黃光國的父親）。
在滿州國的行政體系中也有不少台灣人。要走行政體系的都要進入1932年設立的大同學院。共有29名大同學院的台灣畢業生也都於滿州國政府中任高階職位。戰後，有26名回到台灣。但因在「偽滿」工作過，使他們於求職上都受到挫折。但最後也都因他們的行政經驗，得以貢獻所長。（以上參考許雪姫 Hsueh-chi Hsu的Taiwanese Senior Officials in Manchukuo: The Case of Graduates from Tatung Academy.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September 2012，及”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州｣的台灣醫生”，2004年12月）
戰前在中國的台灣人因為享有與日本人一樣的治外法權，而且有不少是被日本政府「出口」到中國的黑道份子，從事販毒等不法勾當而作威作福。當時有不少中國人恨台灣人尤甚於恨日本人。但在滿州國則沒有這種情形。可能都因為同樣有日本經驗。而也可能台灣的日本經驗較久，台灣人常居於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做溝通協調的工作。這整個過程可說是「日本化」的過程，而或多或少將台灣與滿州國的認同問題多增加了一分變數。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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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January 2, 2016 by Ken Lee
愛新覺羅溥儀固然是滿州國的檯面人物，但在滿州國的經濟建設上的主要人物不外是岸信介（11/13/1896-8/7/1987）了。岸信介在戰前是閣員，戰後當上內閣總理大臣，可說將日本戰前與戰後的政府傳承了下去。
這個被稱為「昭和の妖怪」的岸信介本姓佐藤，其親弟佐藤榮作後來也當上總理大臣。小時候被過繼給近親的佐藤信介因而改姓岸。岸與佐藤都是武士（仕族）的後裔，而也都是數代的政治世家。岸信介求學時便頗受日本民族主義者北一輝與大川周明著作的影響。東京大學畢業後到農商務省工作。1920年代訪問威瑪共和的德國。岸信介對德國的工業化政策及成就印象良深。1936年十月，他擔任滿州國國務院實業部總務司長，次年當產業部次長。1939年3月當總務廳次長。日本人在滿州國雖名掛次長，但都是具有實權的。也在這時候他成為滿州國經建的頭號人物。他大膽的以「統制經濟」的方式推出產業開發五年計劃。在這五年計劃後，生鐵產量增加2.2倍，鋼鐵產量增加2.6倍，煤礦產量增加1.8倍，銅產增加5.2倍，鋁產增加16.7倍。對於五年計劃的成功及他在滿州國的建設，岸信介是頗引為豪的。
在滿州國的這段期間，岸信介結識了關東軍的參謀長東條英機。後來東條英機當上戰時的總理大臣。1941年10月邀請岸信介當商工大臣。1944年7月9日塞班島失利後，知道日本敗相已露的岸信介在不懼生命威脅下辭職，而最終導致東條英機內閣的垮台。
戰後岸信介被盟軍懷疑為甲級戰犯而遭拘禁三年，但都沒被起訴。1948年 12月24日被無罪釋放。也有一說是，美國急需岸信介這種技術官僚來振興日本，以對抗冷戰中的共產集團。岸信介於獄中也為文細述美國於戰前對日本石油禁運及制裁，而最終迫使日本走上戰爭的途徑。岸信介是日本民族主義者，也對美國之佔領日本及四處駐軍頗有意見。本身也不滿美國代擬的1947年的憲法。
長袖善舞的岸信介於1957年1月31日當上日本總理大臣。他擅長於「待合政治」（意為藝妓院政治，幕後交易）。他也把官方與民間合作的滿州國統制經濟經驗運用到日本。他的成長背景是法西斯而極端反共的。也因而他與蔣介石的關係良好，並遣返幾名台獨運動者（如陳智雄）。本來說好這些被遣返的人不得被處死的，但蔣介石都食言而殺之。
1952年簽定的日米安保條約（美日安保條約）是一個不平等條約。岸信介極力要修改這個條約以達成雙方較平等的關係。但那時左翼的團體極力反對安保條約的簽訂與續約。在艱困的議約三年後，岸信介急於通過新安保法以配合艾森豪總統的訪日。岸信介顯然低估了左翼團體的反對而於1960年5月19日強行議會投票。此舉只引來更大的示威而迫使艾森豪總統取消訪問。新安保條約最後是於6月23日通過了。岸信介也於同日辭職。岸信介一再強調國防與國家安全對一個主權國家的重要。
在那一陣子的議會對抗與街頭抗爭中，某一天坐在岸信介膝上的外孫安倍晉三對那個場景有良深的記憶。1995年10月，時為新科議員的安倍晉三隨團訪問中國。在長春，他仔細觀看他外祖父岸信介上班的那棟建築，目前是吉林大學的基礎醫學院。一個中國導遊指著岸信介的照片說這個人壞透了。同行的另一個議員向這個導遊說，安倍是岸信介的孫子。吃了一驚的這個中國導遊喃喃說，岸信介也做了很多建設。
中日雙方對岸信介在滿州國的所作所為看法頗為兩極。一般國際學者不認為岸信介有參與滿州國的惡行，但也不能說完全無責。而研究岸信介的學者都一致指出，安倍晉三原則上走的是岸信介的路線。兩個都是民族主義者，強調國防的重要與主權的獨立。而在兩者的親情上，我們也可由一些事看出兩者的親近。
在2007年訪印時，安倍特別去拜訪當年當東京戰犯法庭的一個法官帕爾 (Radhabinad Pal) 的兒子。帕爾竭力主張不能將日本戰時的閣員都當戰犯處理。安倍稱讚這位法官的勇氣與公平。在爭取東京辦2020年奧運時，安倍也指出他祖父在爭取主辦1964年東京奧運的貢獻。2015年9月21日是安倍的生日及上任一千天的紀念日。那天他選擇到岸信介的墳墓祭拜，並祭告他祖父說國會已通過集體自衛權的解禁。
戰後南韓的強人朴正熙（11/14/1917-10/26/1979，日本名高木正雄，戰時服役滿州國國軍時又改名為岡本實一樣），當總統期間從1962年 3月24日到他被暗殺（10/26/1979）為止。朴正熙帶動韓國戰後的經濟復甦。一些歷史學者指出，他在滿州國的歷練頗有助於他日後的當政。他是1939年於新京（長春）開辦的滿州國陸軍官校的畢業生。同後來當南韓國會議長及國務院總理的丁一權，及曾任韓國陸軍參謀總長的白善燁一樣，他們都是滿州國軍官學校的畢業生，而也都成為南韓軍隊的骨幹。
朴正熙於1965年與日本建交（日韓基本條約），取消了以前所簽的不平等條約並解決了賠償問題。當今的南韓總統朴槿惠是朴正熙的女兒。
滿州國無疑是當年日本帝國的一個傀儡政權。但對那時到滿州國求取發展及打天下的人而言，那是一個令人興奮的邊疆。很多人投機、投資，而也有人大膽做實驗。滿州國雖然已消失了，但無疑的是當年的一些建設、思維、方法、及措施等等都留傳了下來，而一再重現於東亞的舞台。岸信介與朴正熙是戰後日本與南韓的重要人物，兩者都有「滿州經驗」，而他們的後代也都在繼續影響東亞的政治。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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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January 1, 2016 by Ken Lee
滿州國的消失已有七十年了，但在一個程度上滿州國還是繼續存在的。當年在滿州國活躍的人物，其後代都還在影響東亞的局勢。滿州國也留下一些傳奇人物，而有些是惡名昭彰的。
想到滿州國的人物，很難令人不想到土肥原賢二 (8/3/1883-12/23/1948)。1912年陸軍大學畢業而野心勃勃的他，知道他的出身寒微不利於他的升遷。他於是設計將他十五歲的妹妹安排給一個貴族做妻妾，也因而得以升官而被派到日本駐北京的大使館。當時日本的駐華武官是東條英機（後來也曾任關東軍參謀長）。土肥原賢二在中國學會了北京話及不同的方言。他也熟讀一些中國的章回小說如《三國志》及《水滸傳》，相當了解中國的民族性。與他有來往的中國人認為他重信義，尚承諾。原本走情治系統路線的他，無論在暗殺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或將溥儀由天津｢偷運｣到東北而｢登基｣，及後來在滿州國的黑社會運作中，都有他的黑手。也由於這，中國人稱他為土匪原，但西方人則稱他為滿州的勞倫斯（Lawrence of Manchuria）。但也有西方人士指出這種比喻不恰當。因為阿拉伯的勞倫斯志在解放阿拉伯人，但土肥原賢二的所作所為則是傷天害理的勾當。
東北鴉片的買賣固然於張作霖時代就有，而張學良及土肥原賢二也都是毒癮很深的人，但土肥原賢二將東北的鴉片事業發揚光大。而鴉片的收入也多少成為滿州國重要的財政來源。土肥原也收買了許多國民黨的將領。1938年，蔣介石就槍斃了八名替土肥原蒐集情資的將領。1948年 12月23日，土肥原賢二被盟軍以甲級戰犯的罪名判處以絞刑。
提到土肥原賢二就難免令人想到與他一直有工作關係而多采多姿的川島芳子 (5/23/1907-3/25/1948?)。川島芳子本名愛新覺羅顯㺭，漢名金壁輝，是清朝肅清王善耆的第十四個兒女。川島芳子八歲時，善耆將她過繼給他的顧問，一個支持滿蒙獨立運動的川島浪速。川島芳子之後到日本受教育。十七歲那年自殺未遂後，開始斷髪而著男裝，被一日本記者稱之為「男裝の麗人」。 1920年代回到中國後，步其父親遺願立誓要復辟清朝。川島芳子與日本在中國的情治系統頗有合作。當間碟的她膽大敢為，而也留下許多無法完全證實的軼事。戰後的她被國民黨的軍統局在北京逮捕。1948年被以漢奸罪名處死。但也有一說，被槍斃的為替死鬼，真正的川島芳子於1970年代死於東北。
川島芳子為滿族貴族的後代，在奉天（瀋陽）出生的李香蘭（2/12/1920-9/7/2014，出生名山口淑子，結婚後名為大鷹淑子）則為隱藏日本人身分的日本人。與川島芳子有來往的李香蘭稱喜歡女扮男裝的川島芳子為哥哥。李香蘭這個名字是由她的義父，當瀋陽銀行總裁的李際春將軍取的。當時日本為了宣揚國策而於1937年在長春設立｢株式會社滿州映畫協會｣（滿映）。在滿映存在的八年間，李香蘭共拍了一百多部片子，為日本的政策做宣傳，是滿映最紅的明星。1941年及1943年她曾來台做巡廻公演及拍「沙韻之鐘」。戰後，李香蘭本被國民黨以漢奸罪名逮捕，要處死她，後來證明她是日本人後才被「遣返」。返國後的李香蘭也從影並於後來從政。她也從事中日關係的改善。1978年鄧小平訪日時，她也在首相田中角榮的家中與鄧小平會面。
雖然當年與土肥原賢二及板垣征四郎（後來也被盟軍以甲級戰犯罪名處死）共同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但被稱為「帝國陸軍の異端兒」的石原莞爾（1/18/1889-8/15/1949）是支持滿蒙獨立，而非滿蒙占領的。他也是支持｢北進｣（攻打蘇聯進占西伯利亞）而非南進的。他後來對關東軍在滿州國的腐敗做法相當反感，和當時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東條英機成為死對頭。蘆溝橋事變後他積極參與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反對全面侵華。1944年6月，看到東條英機之將日本帶向毁滅之路後，石原與兩名柔道家策劃要暗殺東條英機。但7月，東條英機的內閣垮台。戰後，也因為他與東條英機的對抗， 石原莞爾沒有被以戰犯的罪名處置。
當時對關東軍在滿州國的所作所為相當不滿的軍官有不少。他們認為關東軍的胡作非來有損日本帝國的形象。曾任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大使的武藤信義（7/15/1868-7/27/1933）就曾為滿州國國民的處境上書裕仁天皇，但沒收到回覆。有人說他以死諫的方式上書，也有人說他是病死。裕仁天皇的沒有回應也使得這批有良知的軍官變為緘默。
靖國神社之所以惹人爭議是因為裡面供奉有十四名甲級戰犯。在這十四名甲級戰犯中，有七名遭處決。在這些被處決的罪犯中，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與木村兵太郎都是關東軍的人物。松井石跟與武藤章則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無可否認的是在這群戰犯中，關東軍占相當高的比例。這也多少可以看出在二次大戰前的日本皇軍（大日本帝國陸軍）中，關東軍的影響力。不只關東軍對當時的日本軍系有影響力，滿鐵及滿州國的人物也都將於戰後的日本政壇上發揮影響力。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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