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之五 歐亞大陸的梟熊與惡龍 —–大漢沙文主義與想像地圖

蘇聯倒台後的俄國與西方世界有一段蜜月期,但這個蜜月期隨著東歐局勢的變化(如南斯拉夫的垮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張,及普亭的上台而結束。普亭是情治系統出身的人物(屬於KGB的國外情治官員foreign intelligence officer),善於玩弄人際、團體、與國際關係的矛盾。中東的難民潮(主要是敘利亞)有一大部分是他促成的。他了解難民的湧入歐洲將會造成歐洲的分歧與動亂(John Herbst: Assessing and Addressing Russian Revanchism. 7/18/2016)。普亭下的俄國也利用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的情感對外不斷的擴張。當今的俄國已在歐洲造成相當頭痛的問題。除了難民問題外,俄國的駭客與干涉歐洲各國的內政與選舉也是一大隱憂。

在「新中國」尚未建立前的毛澤東,就已宣示要向「蘇聯老大哥」「一邊倒」。這一倒,卻也使有兩千年醬缸文化的中國不但學習到俄共的精髓,卻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在亞洲(及世界)造成更大的紛爭。在「收復固有領土」的口號下,中國與每個鄰近國家都有領土上的爭執。而在完成「民族統一大業」的意識形態下,周邊國家也都遭殃。而那個尚未完成「民族統一」的台灣更成為中國的世代邪願。

中國有22,000公里的陸地邊界,與14個國家為鄰。這十四個國家是北韓、俄國、蒙古、哈薩克(Kazakhstan)、吉爾吉斯坦(Kyrgyzstan)、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緬甸、寮國、越南(Wenwen Sh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troubled relations. 3/1/2012)。與蒙古的邊界最長(4677公里),與阿富汗的邊界最短(210公里),每個邊鄰國家都於過去或目前與中國有領土上的爭執。

中國與印度原本是沒有邊界的,只有圖博與印度有邊界。而圖博與印度的邊界是在1914年的西姆拉會議(Simla Accord)中所界定的。這個由圖博與大英帝國所定的邊界,也因當時在大英帝國下的印度的外交部長亨利‧麥克馬洪(Henry McMahon)之斡旋此事而稱之為「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當時的中華民國雖有代表與會,但沒簽字。中國目前不承認麥克馬洪線,而中印邊界的爭執也導致1962年的中印戰爭與2017年的對抗。2017年印度的出兵主要是援助不丹,而非中印邊界的直接衝突。中印邊界的爭執主要在阿克賽欽(Aksai Chin)與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而這也是中國所有陸地邊界糾紛中最難解決的。

除了攻下圖博的領土而佔領外,中國因邊界糾紛而引起的軍事衝突,較嚴重的有1969年與蘇聯的珍寶島事件(俄國稱為Damansky)與1979年的中越戰爭。與中亞國家及巴基斯坦的領土爭執較容易解決,因為中國需要他們的援助以對付新彊的伊斯蘭份子,而做一些表面上的讓步。與大部分陸地邊境國的糾紛大都在進入1990年代後,透過明文(條約)或不明文的方式一一解決了。但與北韓的爭執,主要是邊界河流中的島嶼及海域,則尚未談判簽約。

中國的陸地邊界看起來也許大都已解決,但海域的問題則是越來越嚴重。

原本自限於海洋之外而為百分之百陸地動物的中國,在二次大戰後突然「發現」了他們海洋的「固有領域」了:黃海、東海、與南中國海。而自然的,也與臨海的這些國家起了衝突。從北韓、南韓、日本、台灣、菲律賓、越南、汶萊、馬來西亞、到印尼,都與中國有所爭執。有些只牽涉到經濟領域(如北韓與南韓),大部分則還牽涉到島與礁及海域的爭執。以南中國海而言,始作俑者是中華民國於1947年所劃的11段線。1953年,周恩來為了對北越示好而去除了東京灣的兩段線,而成為九段線。不管是11段線或九段線,都是憑空想像的紙上作業,其界域一看便知不是透過航海科學杖量的結果。

這種憑空想像的領域之所以產生的原因也不是沒有「歷史」或「理論」上的基礎的。就歷史而言,強調大一統文化的中國於《詩經》中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大一統的觀念也燃燒起了「中華民族主義」。但「中華民族」一詞是梁啟超於1902年首先提出來的。他併合了原有的中華一詞,加上現代觀念的民族而組合成的,是一個不存在的東西。其推動力主要為大一統的觀念與大漢沙文主義。也就是說,「中華民族」是大漢沙文主義的代號。在現代理論的解釋上,中國(及中國國民黨)的這種沙文主義可由「想像地圖」(imagined geography)這個觀念來解釋。首先提出想像地圖這個觀念的是薩依德(Edward Said),他在《東方主義的批判》(Critique of Orientalism)一書中首先提出這個理論。薩依德的批判原本所指的是,西方社會對東方社會的觀念常常是西方強權對東方社會的想像而建構而提出的。但這種分析也適用於中國這種對「固有領域」的想像建構。

雖然與中國已屬不同民族,但中國對台灣的「民族統一大業」可是不死心。其理論主要是源於大漢沙文主義及想像地圖的「固有領域」憧憬。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不只已佔領下來的圖博與新疆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西伯利亞(鮮卑利亞)又何嘗不然。成吉思汗不是曾攻到俄國、中亞、南亞、與歐洲嗎?這些又何嘗不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不是也曾有學者提出法顯曾經登陸美洲大陸嗎?美洲又何嘗不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國憑其想像力可有得忙了。只想吃下一個小台灣未免太沒志氣而愧對祖宗吧。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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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之四 普亭下俄國的對外侵略 —–歷史因素與西方的對策

當高加索區的喬治亞共和國於2003年秋天發生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將整個國家開始帶往親西方的路線後,2000年在俄國上台的普亭開始採取強硬的對策。俄國於2008年8月(8/7/2008-8/12/2008)侵入喬治亞,並佔領了俄國人較多的地區(Abkhazia與South Ossetia),而驅逐了喬治亞人。俄國此舉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與具體對抗。

獨裁極權政權是有如切香腸般(Salami tactics,或稱Salami-slice strategy)的逐步進逼、分而治之的。藉由民族統一及俄國人遭到危害為由而侵入喬治亞,但國際社會沒有反擊下的普亭胃口也變大了。當2013年烏克蘭有意要與歐盟簽自由貿易協議後,普亭於2014年初派兵攻佔克里米亞。克里米亞是1783年沙俄由奧圖曼帝國的手中掠奪過來的(沙俄與奧圖曼帝國1768-1774的戰爭,Russo-Turkish war )。1954年,赫魯雪夫將克里米亞的治權由俄羅斯手中轉送給烏克蘭。那時俄羅斯與烏克蘭都在蘇聯體制下,所以這種轉移只是一種象徵性的意義而已。佔下克里米亞後,普亭更以保護俄國人為由攻入烏克蘭的東部(Donetsk與Luhansk,合稱Donbass。Donetsk住有38.2%的俄國人)。俄國之侵佔克里米亞及侵入烏克蘭引起西方世界對俄國的經濟制裁。經濟制裁加以國際油價的下跌確實傷害到了俄國(俄國是個石油的主要輸出國)。由於俄國的經濟數據不很透明,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估計, 2015年俄國的國民生產毛額(GDP)減了3-3.5%,薪資減了9.5%。對俄國的經濟制裁是每六個月要重估一次的,一些與俄國較有貿易來往的國家也都遭殃而不時有要求解禁的聲音。

俄國人與烏克蘭人有同文同種的關係,許多俄國人可能不太同意俄國進軍烏克蘭,但俄國人一般大都支持普亭的極端民族主義作風,而這都是有其歷史背景的。追根究底在於蘇聯的垮台與世界超級強權地落的失落。

蘇聯成立於俄國革命(1917)後的內戰中(1922),含有15個共和國。但在成立近70年後(1991),因為經濟的衰退,境內民族主義的興起而走向潰散。1991年12月25日,蘇聯主席戈巴契夫的辭職代表了蘇聯的走入歷史。蘇聯解體後的今天,主要的承續者俄國雖然仍屬國際強權,但已風光不再,不再被西方世界視為超級強權。這也難怪一個沒落人家要想當年了。

在一場2005年的演說中,普亭認為蘇聯的解體是20世紀最嚴重的地緣政治災難(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in 1991, “the greatest geopolitical catastrophe” of the 20th century)。在2015年的一個調查中(Pew Research Center),有69%的俄國人認為蘇聯的解體不利俄國。這個數字在2017年的調查中只剩59%,代表了年輕世代與老一代的不同看法,也可能與整個經濟與社會的景觀改變有關。既然不同意蘇聯的解體,很自然地有61%的俄國人認為鄰近俄國的國家應屬於俄國。在蘇聯時代,鄰近國家是屬於俄國(蘇聯)沒錯。既然如此,派兵攻打鄰國便成為是正當的行動與舉止。俄國這種對待前蘇聯境內共和國的心態可由情治單位的重組看出。蘇聯時的情治單位只有一個(KGB),解體後俄國看來是仿效美國而成立對內(FBI)與對外(CIA)的兩個情治組織。在俄國,對內是聯邦安全局(FSB,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對外是國外情報局(SVR, External Intelligence Service)。對前蘇聯境內共和國的情報附屬在對內的聯邦安全局。這多少看出俄國對前境內共和國的態度(John Herbst: Assessing and Addressing Russian Revanchism, 7/18/2016)。

除卻這種失去領土而要收服失土的心態外,俄國在歷史上遭受外來的侵略而死傷慘重的例子也不少。如13世紀蒙古人的大舉侵犯及迫害(1223-1240), 1812年拿破崙的攻打莫斯科,及二次大戰中納粹的攻打蘇聯(Operation Barbarossa, 6/22/1941-12/5/1941)。在1941年的戰役中,蘇聯軍方死傷將近5百萬人(4,973,820),這還不包括平民的死亡。單單列寧格勒(Leningrad,今天的聖彼得堡)一役(Siege of Leningrad, 9/8/1941-1/27/1944)就死傷一百多萬軍人, 三百多萬平民。而在那時以史達林為名的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今天的伏爾加格勒Volgograd)戰役中(Battle of Stalingrad),也死傷了一百多萬人。有這些外來侵略的慘痛教訓,你可以理解俄國人的對外疑慮與不安。

俄國這種對外的疑慮與不安,在美國參院於1998年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擴大案後更加深了。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本只是針對蘇聯(及東歐國家)而成立的。照理說蘇聯的倒台應使NATO 失去主要功能,但目前卻已擴張並包括許多前東歐國家。這不是對俄國「指著和尚罵禿驢」是什麼。

俄國因遭受入侵的歷史而有的對外疑慮,加以西方國家之擴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俄國的對外侵略對象大都屬於前蘇聯境內的領土及俄國人較多的居住所在來看,這些大都能解釋俄國那種企求民族統一(irredentism)與收復失土(revanchism)的立場。雖然令人不齒,但說來也都是有歷史事實與根據的。但有些國家的侵略藉口卻沒有什麼事實根據而只都是憑空想像出來的。中國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李堅

二次大戰與美國之 八 軍火工業綜合體的產生 —–無役不與的美國

二次大戰後的美國經濟開始由軍用經濟轉型成民生經濟,軍火經濟占GDP的比率及國防預算支出的比率都開始下降。但整個於二次大戰中建立起來的軍火經濟體系,卻也於政府部門、社會、經濟、及學界都已盤根錯節,不是那麼容易就能拆解的。戰後的美國經濟持續繁榮。60年代初期軍火經濟都仍占GDP的12%左右,而國防預算也占聯邦政府總預算的55%左右。1953-1961年間任職兩任總統的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 10/14/1890-3/28/1969),在他下任前三天的1961年1月17日,在白宮發表離職演說。在這篇離職演說(farewell address)中,艾森豪提出強大的軍火工業對美國而言是一個新的現象。這已在經濟、政治,甚至精神層面上造成全面的影響。聯邦政府的各個部門及整個社會結構都已受到這個影響。艾森豪強調,我們必須了解這個嚴重性而嚴防「軍火工業綜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對政府的影響。艾森豪於這篇演講中首次提出軍火工業綜合體這個名詞。身為總統的他之對這個綜合體有所顧忌與疑慮,也多少看出了這個綜合體的龐大勢力。

艾森豪是個五星上將退休的政治人物。二次大戰中,他指揮歐洲戰場而攻下北非與法國(諾曼第登陸),進軍德國。他的升遷及成就靠的是實力,而不是如國民黨將領般的買星星而升等的。他了解戰爭固然是軍人的職責所在,但軍人卻也常常戰死沙場。雖然因二次大戰而成名,但他卻也痛恨戰爭,也了解戰爭的殘酷、愚蠢、與無用。(I hate war as only a soldier who has lived it can, only as one who has seen its brutality, its futility, its stupidity.)

那麼,是什麼人喜歡戰爭呢?無疑的是軍火商及相關的産官學界人員,及極欲表現以求升遷的軍職人員。

從二次大戰以降,美國幾乎都參與了大大小小的冷戰與熱戰。從中國內戰的介入、韓戰、冷戰、越戰、中南美洲的干預、中東的介入、非洲的干涉、利比亞、伊拉克、阿富汗、反恐,等等,美國是不時無戰事。但戰爭是需要錢的。有些錢固然由稅收來,但大部分都靠舉債而來。在1939-1945年間,美國公債由30億美元增加到450億美元。而同時期,美國的前兩千家大廠的獲利比1936-1939年間增加了40%。要償還公債不但沒有向大獲暴利的大財團課稅,反而向小市民要。這自然造成貧富分配的更不平均。而大財團,尤其是軍火商,也因而都支持戰事。(Dr. Jacques R. Pauwels : Why America Needs War. Indy Media Belgium and Global Research, 4/30/2003)

目前美國民意已公認布希的伊拉克戰爭是沒有必要的。在阿富汗及伊拉克戰爭中,五角大廈的戰事經費由2000年的2600億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5500億美元。同時期, GDP由10兆美元增加到15兆美元。而聯邦政府的赤字由5兆美元增加到15兆美元。(Paul B. Farrell : America needs a new war or capitalism dies. MarketWatch, 04/17/2013)

戰爭要花錢要借錢。而錢的流向是軍火商。目前世界前十大軍火商除了一間是義大利(Finmeccania),一間是歐洲(EADS, 即空中巴士),一間是英國(BAE Systems)外,其餘都是美國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院,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SIPRI)。而從布希政府的伊拉克戰爭以來,戰爭也開始外包。單單伊拉克戰爭就外包了1380億美元。主要的外包如下:Halliburton/KBRs(400億美元),DynCorps(41億美元),Blackwater/Xe/Academics(13億美元)。而據一個調查(Commission on Wartime Contracting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2011年那年的浮濫詐欺就高達600億美元。(William Astore: War is the New Normal: Seven Deadly Reasons Why America’s Wars Persist. 08/06/2016)

那麼,是誰決定要戰或不戰呢?美國憲法規定只有國會能宣戰,但自二次大戰以來,宣戰權都轉移到白宮,而國會只有自閹及鼓掌的份。一份2003年的研究顯示,五角大廈的國防政策委員(Defense Policy Board)的30名成員中,有9名與軍火工業有關。而更重要的是,華府的外交政策決策人員與團體,不管是官方或非官方,保守派或自由派(Neoconservatives or liberal interventionists),學界與智庫等等,都不避諱用戰爭來解決國際問題。這群人都是身家良好,高等教育出身,而在華府的政學界間有良好關係的人。而這群人卻也是與戰爭本身最沒關係的人。因為美國目前是自願役,沒有徵兵制度(Stephen M. Walt : Is America Addicted to War?/Foreign Policy, 04/04/2011)。服自願役的大都是身家窮苦的人及少數民族。

這就回到一個現實層面的問題。珍珠港事變發生在美國領土(當時還不是一州或本土)。而從珍珠港事變後,美國本土都沒有戰爭。美國參與的大大小小戰爭都是在外國領土上。除此之外,戰爭也對美國社會造成不同的影響。二次大戰、韓戰、及越戰都影響到社會的全面,因為那時是徴兵制,幾乎家家戶戶都會受到影響。但改成募兵制之後,大部分的人都無法感同身受。一個從伊拉克作戰後回來的美國人,看到社會都是正常,人們上街買菜購物一如往常。使他有恍如隔世(surreal)的感覺。

有人花錢,就有人賺錢。戰爭要花錢,自然有人賺戰爭財。確切的說是鉅富人家及大財團賺錢。美國於二次大戰後走上強權帝國之路,靠的是軍力與強大的國力。但在窮兵黷武中,由於經費龐大,帝國也得靠擧債度日。歷史上的帝國都一一的垮台了。早期的不提, 20世紀第一個倒台的是大清帝國(1912)。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圖曼帝國、奧匈帝國、沙俄、及德國帝國都倒台了。二次大戰後,大英帝國、日本帝國、及重起的德國也都倒台了。1991年12月26日,俄國革命 (1917) 後的74年,蘇聯帝國也解體了。重出江湖的大漢帝國(中國)能否比蘇聯「長壽」,是個未知數。美國目前是世界唯一強權,仍然風光煥發。但在窮兵黷武、國內政治僵局難解 (Jonathan Rauch: How American Politics Went Insane. The Atlantics, July/August, 2016)、及敷衍內政下,再加上美國的巨大國債,卻也在挑戰美國帝國的存在基礎。(Will Bonner and Addison Wiggin : Empire of Debt)  (系列完)

李堅

反攻大陸 —-台灣民族獨立的最後一哩路

五、六十年代的台灣,大街小巷都可聽到「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那條歌。「反攻大陸」是國民黨那時的「國策」。國民黨那時卻也「勵精圖治」,也延聘了當年的敵人日軍將領來台灣訓練「國軍軍官」現代戰爭的學問。但在形勢不利國民黨的情況下,計劃要反攻大陸的「國光計劃」也於60年代中解除了。不再喊「反攻大陸」的國民黨後來便改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後來連三民主義也不再提了,只說統一是國家的長遠目標。

另一方面的共產黨,則於國民黨敗退到台灣,「新中國」建國之初,首先是揚言要「血洗台灣」,「武力解放台灣」。久而久之在時不我與之後也改成為「和平解放台灣」,到今天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七十年來的對抗中,雙方卻也共同發展出了他們的共識­­—–「統一」。在這個「統一」口號的背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共同理論基礎是「中華民族主義」。但「中華民族」卻是一個空泛而不存在的東西。它是首先由梁啟超於1902年提出來的,也不過將原有的「中華」,併上了一個18世紀啟蒙運動後才產生的一個現代觀念—–民族,而併構成了這個有名無實的「中華民族」。

但一個空泛的「中華民族」,卻如何能讓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念念有詞的信以為真呢?追根究底這是大一統思想的作祟。大一統思想固然於《詩經》及《春秋》中就有提起,但其發揚光大卻是在漢朝以後的事。我們知道漢朝是尊儒罷百家的開始,源於董仲舒之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立了封建政治統治的開始。就這個歷史的脈絡及思維的發展來看,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只不過是一個尊崇大一統的封建政體而已。

兩個封建政體七十年來就一直在爭「中華法統」的正朔,而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顯然的都占上風。這種現象頗類似於生物學上的「生態棲位」(ecological niche)這個觀念。所有生物物種都需賴一個或數個生態棲位維生。例如蠶得靠桑葉維生,桑葉是蠺的生態棲位。但若兩個物種都得靠特一生態棲位維生時,則在物競天擇的原則下,便會產生優勝劣敗的結果。「徧居」台灣的國民黨,要與獨佔中國的中共搶奪大一統的中華法統,勝負可想而知。

但國民黨更居劣勢的原因是,它存在於一個不是中國的領土,而也沒有深厚大一統這個觀念的台灣。台灣固有漢文化的影響,但在現代文化的強大趨勢下,這種大一統的封建觀念已不再存活於台灣。封建制度在台灣也沒有生根的土壤。主張台獨的人是沒有大一統這種觀念的,這也是過去國民黨與共產黨批評台獨人士是「數典忘祖」的原因。

台灣獨立的觀念與主張是建立在一個有歷史脈絡,地理現實,文化發展,及群體認同的基礎之上的。這是一個自然發展而理應早已水到渠成的事,不幸的是台灣民族卻被國民黨帶衰,而牽扯入了他們中國的內戰—-那場沒有完美結局的戰爭。既然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尚未結束他們的內戰,台灣民族何妨來替他們完成他們的內戰。

2014年的台灣縣市長選舉已使國民黨初嚐重挫。2016年1月的總統大選及立委選舉更使國民黨遭到致命的一擊(coup de grâce)。國民黨已被台灣民族消滅掉了,剩下的只不過是一些奄奄一息的殘餘份子,那還有國共內戰可言。但國民黨的消滅並不就代表中共叫囂的結束。本來只針對國民黨(更確切說是蔣幫)的中共,在蔣家已消失而國民黨已被台灣民族消滅掉後,不但不知感謝台灣民族,反而在當年「火燒重慶,血洗台灣」的口號慣性下,揚言「不排除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既然如此,台灣民族自應有我們的對策。

現代的戰略強調的是「攻擊是最佳的防禦」(the best defense is a good offense)。與其接中共的招,不如出我們的招。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嚴肅地來策劃如何「反攻大陸」。

針對一個專制極權,封建而又與各方鄰居都為敵的中共政權而言,現代文化與自由民主的思惟,及台灣的敦親睦鄰是最強大的「反攻大陸」的武器。這也都是台灣的軟實力。對一個身處在自由民主社會的我們可能不太能體會,一個自由民主社會對專制獨裁下的人民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但其實在三十多年前尚是戒嚴時期的的台灣,許多人是很嚮往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的自由民主的。台灣軟實力的反攻也將會加速中共暴政的解體,因為中共暴政的對立面也就是它的致命傷。我們要的不是硬打,而是軟功。也要支援中國的反對運動人士與團體。兩千年前被漢武帝罷黜的老子不是說「柔弱勝剛強」嗎?漢文化倒也有它的可用之處。而在蔡英文就職那天,早年要被「火燒重慶」(因為當年的國民黨在重慶) 的一群不滿中共暴政的民眾,卻也在重慶空軍公墓「志在沖天」的紀念碑前,高舉「重慶公民祝賀民選總統蔡英文就任」的標語。中共暴政下的人民已揭竿而起了,已經消滅國民黨的台灣民族必須走向消滅中共暴政的最後一哩路。

李堅

轉型正義與台灣之三 台灣解嚴以來的轉型正義 —–李登輝時代,陳水扁時代,民間力量

台灣到底有沒有推動與實現轉型正義?更確切的說,在李登輝與陳水扁主政時期,台灣政府有沒有推動轉型正義?有沒有對228事件及隨後的白色恐怖受害者及家屬給予補償,申訴,及平反的管道?有沒有行事立法以保證迫害人權的事件不再發生?
解嚴前後民間要求公布228事件真相及訂228為和平紀念日的呼聲不斷提升。而嘉義市也首先於1989年建立全台灣第一座228紀念碑。1995年,李登輝代表政府向所有的228事件受害家屬表達公開道歉,並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也訂每年的2月28日為和平紀念日。 1995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開始運作。李登輝也於四處廣建紀念碑。1998年成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不當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兩個基金會審核通過的補償案件:二二八事件(1947-1948)有2152名。白色恐怖(1949-1986)共6022名。(吳乃德:「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 2006)
李登輝代表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向228事件家屬道歉,說來頗為諷剌。這有如要一個猶太人向納粹所做的暴行道歉一般。但這多少顯示了台灣轉型正義的根本問題:國民黨從來沒有為它所做過的暴行做過任何道歉。
雖然被審核通過的受害人共8174名,但實際的受害人數遠高於此。2005年7月31日,國防部完成「清查戒嚴時期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專案,向當時的陳水扁總統提出報告。報告中,共清查出監獄名冊人數27350人。扣除重複的,最後計算出16132位左右的政治受難者。(台灣轉型正義與人權博物館。黃玟瑄, 邱榮舉,2014)
陳水扁於當台北市長期間(1994-1998)將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並於公園內設置紀念館與紀念碑。陳水扁總統任內也通過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與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的設立。而國家人權博物館則仍在籌備中。
李登輝與陳水扁任內,台灣的人權是逐漸的有改善。對受難者家屬的賠償是多少做到了。在紀念碑,紀念館的廣為建立及紀念日的訂定上也是應該受到肯定的。但台灣轉型正義所缺乏的是將過去迫害人權的人員送交司法審判,對舊體制及情治單位的改革,及設立一個和解的機構以使社會能達成和解與穩定。沒有這些作為,則難保人權的迫害事件不會再發生,而人民也沒法對新體制產生公信力。
2015年10月16日,以吳乃徳為首的「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發表了《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一書。但這個真相與和解促進委員會到底只是一個民間團體,沒法舉辦公聽與傳訊。自然無法與一個政府機關設立的委員會相比。
轉型正義在台灣也不是綠營的專利。過去以一個所謂的自由派學者身分招搖撞騙的江宜樺,也於2007年發表了「台灣的轉型正義及其省思」一文,道貌岸然。即連馬英九也於2009年完成了聯合國於1992 , 1993年通過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簡稱「兩公約」的立法程序,宣稱要「人權治國」。江宜樺的表現如何,馬英九骨子裏在幹什麼勾當,我們在此不用贅述。
國民黨集團的人不做自我反省而要談轉型正義,徒然令其惡行欲蓋彌彰。而其統治階層如江宜樺及馬英九之談轉型正義及人權,則有如老鴇之大談貞節一般,令人作嘔。國民黨在來台後固然有所改變,但它所有的改變也都是在外力一再施壓下而不得不做的。國民黨在本質上是沒有什麼改變的。也因為如此,轉型正義的推動有賴綠營及新政府來推行。但如前所述,在國民黨的李登輝時代及民進黨的陳水扁主政時代,轉型正義固然有所推動與進行,但在廣度與深度上都是不及格的。台灣的轉型正義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在台灣,長期在推動轉型正義的吳乃德表示,民進黨對轉型正義的冷漠,部分原因來自於社會大眾的冷漠。吳乃德也表示若陳水扁真有心追求轉型正義,不用等民進黨在立法院佔多數。陳水扁之於2004年立委競選期間提出,立院過半則要調查過去懸而未決的政治謀殺案件。這種作法,吳乃德表示,徒然將具有高度道德色彩的轉型正義,眨低為權力鬥爭的工具。
2006年3月6日,陳水扁的親信與家人陸續被控涉入弊案。以吳乃德,范雲,吳叡人等15人發起,65人連署(族繁不及備載),發表了「715聲明」,呼籲陳水扁應慎重考慮辭職。但我們今天知道,陳水扁所被指控的罪名大都被判無罪,而有罪的判決爭議也很大。2015年1月5日,在陳水扁假釋當天,妖西在一篇名為「難怪台灣不會有轉型正義」的文章中寫道:「當年連署715聲明的這些學者,社會工作者,後來有幾個有出來『平反』一下阿扁或承認自己當時犯下一些錯誤?這名單不乏倡議轉型正義的前輩,….如果自己犯錯認錯都辦不到,要拿什麼去叫國民黨對犯下的錯誤認錯呢?跟著國民黨吐人口水總是容易的,承認自己的錯誤總是困難的。民族性如此,難怪台灣不會有轉型正義」。也沒有錯,到頭來,轉型正義更應由文化的轉型開始。

李堅

轉型正義與台灣之二 由專政政體走向民主政體 —–轉型正義,真相委員會,除垢

轉型正義固源於紐倫堡大審與東京大審,而「危害人類罪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一詞也首先出現於紐倫堡大審。但轉型正義的基本精神卻不僅只基於法律,而是基於人文精神與人權觀念。為的就是培植一個基於人文信仰而有人權的社會。
當一個社會由舊的獨裁極權而殘暴的體制,轉型成一個新的自由和平民主體制時,我們如何能確保這個新的體制能穩定的維持下去。而這也就成為轉型正義的課題:維持新體制的穩定及確保舊體制的不再復辟。
基於這種觀念,一個成功的轉型正義也應有下列的一些要素: 一,停止危害人權的措施,將過去迫害人權的人員送交司法審判。二,對過去遭受人權迫害的人給予賠償及平反。三,對舊政體,尤其是情治單位加以改革,以避免危害人權的事再度發生。四,社會要有一個和解的機制,使社會能達成和解與穩定,並使人民對新的體制能產生公信力。而在策略上,有兩個是不能忽視的:一個是紀念的活動。如紀念碑與博物館及紀念館的設立,紀念日的舉行等等。另一個就是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s)的成立與進行。在這些基本要素與策略之中,真相委員會於過去二十多年來得到舉世人權團體及推動轉型正義人士的注意。
積極推動轉型正義及真相委員會,而於2001年出版了《不能說的真相:轉型正義與真相委員會的挑戰》(Unspeakable Truths: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Challenge of Truth Commissions)一書的普莉絲拉‧黑納(Priscilla Hayner),於2001年在紐約創立了一個非政府機構(NGO)「國際轉型正義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根據黑納在2006年的一項大略統計,在中南美洲及非洲共成立了有十五個真相委員會。這些委員會調查過去破壞人權的真相,給予受害人及家屬一個申訴及恢復正常的管道,建立一個有罪必罰(accountability)而非有罪不罰(impunity)的文化,並推動制度上的改革與社會的和諧。
真相委員會有幾個特色。他們調查過去,而非目前所發生的人權迫害事件。調查的目標針對濫權的模式而非特例。一般的調查時間長達兩年,而於事後會發表報告。真相委員會一般是由政府機關設立,有調查權但無司法上的審判權。但在真相委員會的調查歷史上也引出一些爭議,尤其是在南非。他們給予一些涉案人豁免刑責來換取事實的真相。有些真相顯示,當年犯下一些令人髮指的滔天大罪的人卻於坦承犯行後可以全身而退。
為了保證過去的錯誤不再重演,制度上的改革及不適任人員的解雇也成為重要的課題。而這也是轉型正義中的「除垢」(Lustration)機制。在除垢這個機制上,德國是一個值得一提的國家,因為德國於戰後經歷了兩次的除垢。
二次大戰後,盟軍想要將德國徹底的「除納粹化」(denazification)。但他們馬上面臨一個明顯的問題。因為希特勒已將大部分反對他的人都消滅掉了。當時的德國,尤其是司法系統,已不存有曾經反抗過納粹的人員。要完全除納粹化顯然有所困難。最後的結果使盟軍雖不滿意但也得接受。
1990年東德的倒台促成了東西德的統一。統一前,西德的面積比東德大2.3倍,人口約東德的三倍大。基本上東西德的統一是西德併吞東德。也因為東德無法適應資本主義,西德也採取統一後的主導工作。依據「德國統一條約」(German Unification Treaty, Wiedervereinigungsvertrag),西德的政府人員與律師主導東德的重建及「除垢」。 這個祛除共黨文化的過程雖比祛除納粹的過程來得成功,但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如何去認定有些人與以前的專政政權合作就有困難。因為有些人宣稱是被迫的,或說是佯裝合作,或說是表面上合作但暗地裡做反抗的措施,等等。但最後的結果是,透過司法程序及政治運作,許多以前東德的官員被認定為不適任的都遭解聘。
除垢若太快或太完全也是會造成不穩定的。 2003年美軍侵入伊拉克推翻海珊及在他主導下的專政政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Ba’ath Party)。在布希總統去除阿拉伯復興黨 (de-Baathification) 的政策下,絕大部分以前的軍政人員皆被解除職務。結果形成了新手執政而造成伊拉克政局的不穩。
一個專政久遠的獨裁政體而迫害又深而廣的話,固然會使該社會在轉行成民主政體時困難較多。但決定一個獨裁政體下的社會如何能成功的轉型成為自由民主社會的因素在於:新舊勢力的對比,社會是否有人員、制度與財務上的改革資源,意識形態的取擇與社會菁英的致力於否,社會力的動員與國際人權團體的關注與否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By Alexander Barahona De Brito, Carmen Gonzalez Enriquez, and Paloma Aguilar, 2001) 。我們可以說的是,沒有一個成功的轉型正義則不會有一個成功的社會轉型。而沒有一個成功的社會轉型,則我們也不能說轉型正義是成功的。

 

李堅

滿州國的產生與滅亡之七 主權‧民族主義‧新帝國主義 —-由謝介石的故事談起

談到滿州國與台灣的關係,就不能不提到當時台灣人中官階最高的謝介石 (1878-1954)。本來讀私塾的他,於日本領台後(17歲)進入「新竹國語傳習所」學習日語。事後當通譯的他於伊藤博文訪台時做翻譯。伊藤博文對這個被稱為神童的謝介石印象良深,也因而安排奬學金推薦他到明治大學讀法律。而於期間也在拓殖大學教要到台灣任職的日本人台灣話。據聞,他在明治大學求學期間與有「辮帥」之稱的張勳的兒子結為好友。
明治大學畢業後,謝介石於1913年到北京。先是為張勳做事,隨後在袁世凱處工作。1915年謝介石放棄日本籍而改取中華民國國籍。後來參與張勳的復辟(1917年)而與溥儀有所認識。滿州國建立後謝介石成為首任的外交總長。他拉合吉林軍頭熙洽及馬占山與日本的關係。 1933年6月19日,他被任命為滿州國赴日的全權大使(ambassador plenipotentiary)。「全權」之名實為諷刺,因為滿州國的一切實權都操縱在副手日本人的手裏。 1933年的台灣博覽會他也參與策劃,代表溥儀皇帝主持「滿州館」的展覽。衣錦返鄉的他為他的一個兒子在台灣辦婚禮。留下一場俗諺「金棺材,銀崁蓋」的世紀婚禮。1937年他接任實業部長,不久即辭職而不再擔任公職。(莊金德:「滿州國」首任外交總長–謝介石)
二次大戰後,一説謝介石因曾任滿州國的高官所以被以漢奸之名治罪。一説謝介石因三兒子謝津生被疑為中共地下黨員所以入獄。後來卻也因為三兒子是中共的地下黨員而於中共建國後得到釋放。謝家後來即使在反右,文革中都未受害。
謝介石的故事有趣之處不只因為他是台灣人於滿州國中官階最高的,他一生也經歷過五個國籍:清朝,日本,中華民國,滿州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五個國籍中,中華民國與滿州國是他選的,其他都是處境使然。這五個國籍中,沒有一個是台灣。這並不奇怪。但我們好奇的是:謝介石的認同意識,如果有的話,是什麼?
聰明而被稱為神童的他,一生際遇良好而他也很會攀緣附會,而最終當上滿州國的外交總長。他最後淡出政壇原因不是很清楚。但我們知道他沒有主張,也沒有參與過台灣民族的獨立運動。究其一生來看,他是沒有本土意識的。聰明優秀如謝介石,最終卻也難逃後藤新平「治台三策」的魔咒。有聰明才智,但卻欠缺格調與自主權。沒有民族意識,也沒有主權的觀念。
談到主權的觀念,自然令人思考一個問題:滿州國是一個國家嗎?它的主權呢?
由於滿州國大多受制於日本及關東軍,一個簡單的答案是滿州國是沒有主權的,它只是個附庸國。 1987年,義大利導演貝納多‧貝多魯奇 (Bernardo Bertolucci) 的「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一片是有關溥儀一生的故事。因為這一影片,卻也引起一些西方人士對滿州國的興趣。2003年,原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教授,目前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出版了《主權與真實:滿州國與東亞的現代》(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一書。杜贊奇指出日本在滿州國致力工業化與現代化,改革金融,首次統一貨幣。在滿州國建立前的1927年,85%的日本對外投資在中國,其中80%在東北。滿州國成立後,提倡「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的民族共存政策,類似於當時的泛亞主義與大東亞共榮圈。看來是要將滿州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但在同時卻也是一個以關東軍為主的高壓統治。日帝在滿州國的做法其實與美國對加勒比海及中美洲諸國的控制,及過去蘇聯對以前東歐附庸國的管控沒有兩樣。杜贊奇稱此為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在新帝國主義下,附庸國的政治體制與帝國本國類似,但最終的控制權在於帝國的軍力。蘇聯過去藉華沙公約組織之名出兵鎮壓東歐諸國。美國對加勒比海及中美洲的軍事干涉也是從未間斷過。新帝國主義有異於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新殖民主義是二次大戰後,過去的殖民者改採用其他的方法,如資本主義全球化及文化等因素,來繼續剝削以前的殖民地。 杜贊奇也指出,日本也將滿州國這個模式運用到中國及東南亞的佔領區。滿州國最後的失敗在於它之過於依賴日本,而也被迫參與戰時動員的需要,所以導致最終的垮台。
在二、三十年代,我們也不能忽略那是一個管理革命啟動的年代。左翼的共產黨與右翼的法西斯都極力於工業化與社會的改造。俄國革命後的列寧對亨利‧福特發明的生產線頗有興趣。列寧不在乎生產線對工人的可能剝削問題,他要的是生產力的提升與國力的強大。反共的法西斯政權如德國與義大利及日本,也都致力於高效率的管理及國力的壯大。左翼也好,右翼也好,這種管理革命的動力不外源於民族主義。基於民族主義來建立獨立強大的國家。
這就回到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滿州國能多存在二、三十年,則它會不會發展出自己的民族主義而要求建立一個真正有主權的獨立國家?答案固然會因人而異,但我們可確定的是,主權與國家的觀念是基於民族主義而來的。比日本本土大三倍的滿州國,最後的垮台也源於它沒有自己的民族主義意識,缺乏建立民族國家的動力。一個沒有民族主義意識的「國家」是沒法存在的。
(系列完)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