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康熙乾隆是中國的盛世。在康熙主政年間（2/5/1661-12/20/1722）不但國運昌隆，也於領土的擴張上大有進展，這包括台灣的被納入清國的版圖。在乾隆的統治年間（名義上是10/11/1735-2/8/1796，為的是不想比他的祖父康熙治理的久，但實際上主政到他於2/7/1799年的死亡），對外征討更為擴大，而建立了大片的清國領土。進入19世紀後，清朝每下愈況，不僅朝廷衰頹，內亂外患也接迭而來，最終導致清朝的垮台。垮台後的中國又持續動亂了一段時日，而最終是中共的建國。建國後的中共，出兵西藏，打新疆，而磨刀霍霍的衝著台灣而來。中共要的是恢復滿清乾隆盛世的中國，而他所用的思想武器便是「百年國恥」。

外蒙古是在清朝倒台後宣布獨立，而後在蘇聯的支持下於1921年3月18日再次宣布獨立的。二次大戰結束前夕，史達林表示他對中國領土沒有野心，但要外蒙的獨立來做為未來日本可能再侵略的緩衝地帶。在這種背景下，他逼迫宋子文（蔣介石也不得不同意）於1945年7月9日簽署了同意外蒙獨立的條約。但史達林也信守承諾而沒支持蒙古領導人喬巴山（Khorloogiin Choibalsan, 2/8/1895-1/26/1952），要將領土延伸到太平洋的大蒙古構想。史達林也放棄了原先所支持的維吾爾人的獨立。也於攻下滿州國後由中共去接收，而非繼續佔領，或由國民黨去接收。在這種背景下，中共可以保有新疆、東北，及後來輕而易舉的攻下了和尚國西藏。也許如此吧，但也因蘇聯/俄國是個強國，中共不敢提烏蘇里江以東的失土（包括海參崴）。不過對「日本鬼子」曾治理過的台灣可是非拿到手不可。

將台灣拿到手是中國要洗刷「百年國恥」的要務。至於宣稱擁有南海與東海（尖閣群島/釣魚台）的主權，則都是由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所製造出來，而予中共有所藉口的。戰後的國民黨因烏鴉變鳳凰的升為五強之一，於1947年憑空畫出了十一段線，而將南海納為｢領域｣。尖閣群島則是在美日要簽署「沖繩返還協定」前的約一個星期，由台灣的中華民國外交部於1971年6月11日提出抗議的。對南海與東海，中共是有如鴨子划水般的得寸進尺，但對台灣，中共則是明目張膽而信誓旦旦要拿到手的。事實是，要拿回台灣也是國民黨蔣介石的要求，而首次於開羅會議中表明的。所有滿清的天下，中共都要；所有國民黨的領土主張，也都成為中共的主張。

那麼，中共要如何拿下台灣，有那個能力嗎？

中共靠的是歪曲歷史，來引起歷史的仇恨，並進而企求達到他的目的。對有歐洲火藥庫之稱的巴爾幹半島，半島上的各族群/民族是充滿了歷史的恩恩怨怨，而許多也都成為神話性的存在，而非歷史事實。但人民樂此不疲，也常引述歷史典故，來合理化他們的互相仇恨與殘殺。也難怪邱吉爾說：巴爾幹所製造出來的大量歷史使他們自己都無法消化（The Balkans produce more history than they can consume）。韓國與中國亦然，執著於大量製造或歪曲出來的歷史典故而充滿了仇恨。而在同時，也掩蓋了許多歷史史實，湮滅了許多歷史痕跡。

當年被凌遲致死的泰晤士報記者（Thomas William Bowlby）在事後於北京本建有個墳墓，但其後代去尋訪時， 已被改建成高爾夫球場。這是中國的一貫作風。在義和團拳亂中遭殺死的德國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 11/22/1853-6/20/1900），本來依辛丑合約建立了一個克林德碑（Von Ketteler Memorial）。但在德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敗北後，中國人於1918年11月17日將這個他們視為國恥的克林德碑打掉了。燕京大學（後來的北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6/24/1876-9/19/1962），由於他是親國民黨的駐華大使，北京大學的校史提都不提他的名字。他的遺願是要與他葬在北京大學的太太（ 1926年過世）合葬在一起。但在2008年 ，司徒雷登死後的46年，他的骨灰被運葬在他出生的杭州，與他的父母及一個哥哥合葬在一起。中共的仇恨是不管生前或死後的。反觀基隆的法國公墓，這個因當年中法戰爭死亡的法國軍人，經過了清朝、日治、及1964年的台法斷交，到目前都還存在。文明與否就由此看出。

基於歪曲的歷史陳述，固然可以因同仇敵愾而產生巨大的力量。但如果不是基於仔細研究，細心分析探討，而定案的歷史，可否有任何公信力？這是當前中國的問題。一個不基於歷史事實的社會是難以正常化，而使人民有掌握事實的能力與自信的。這種問題也被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麥馬斯特（H.R. McMaster）觀察到了。

在一篇名為「中國要什麼」（H. R. McMaster: What China Wants. The Atlantic, May 2020）的文章中，麥馬斯特看出中國人要向世人突顯出他們的自信與優越性。但在同時，也表現出相當的不安全感，什麼都要管控。也就是說，中國在表面上想要表現出自信，但骨子裡卻有極大的不安全感。結果的表現是自大與自卑。在這表面上要彰顯出（空虛的）自信與自大的同時，內心卻是極端的不安全感與自卑。這對整個世局來說都是相當危險的。今天世界各國與中國的問題，一大部分的原因是過去的西方國家不了解中國。以為中國走上經濟改革後，政治社會也會走上開放的途徑—-當年的所謂｢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但結果是正好相反。中共用假借開放之名所得到的經濟資源，來加緊對國內與國際的管控。許多國家目前都已了解到了這個問題，一個新的共識也已漸漸形成—-自由民主陣營的國家應該聯合起來對中國採取一致與堅定的政策：要求貿易的平等公開，政治的自由、民主、與人權。一個例子是方於2020年6月成立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這個包括英、日、加、德、澳、美、挪威、瑞典、與歐盟等成員的組織，呼籲民主國家聯合對抗中國的反民主霸權行為。在這種新共識的發展下，中共之要奪取台灣將不單單是中國vs台灣，而是中國vs自由世界。有如那「百年國恥」的歷史，可說是不同文明與不同文化的衝突。當今的自由民主vs共產極權又何嘗不然。中國說是要記取歷史的教訓，但若學錯歷史的話則是會被再教訓一次的。雖說未必再是兵戎相見，但八國聯軍不是沒有2.0版的。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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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在社會上一般是高收入的一群。除了正常的收入高外，醫生也常常有外快。這外快一般大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由藥商與醫療器材商而來，一類是病人的「紅包」。藥商與醫療器材商給醫生的，說明白一點就是回扣。但大都以明的方式去掩飾暗的：如旅遊的安排，飯局的安排，寫對藥商與醫療器材有利的醫學報告的「稿費」，研究計劃…等等，當然也有現金的付與。這種形式的外快在許多國家都有，防不勝防（下文討論）。病人給醫生的紅包則是在台灣相當氾濫的公開秘密，而也頗為人所詬病。日本病人送禮品給醫生很普遍，但不是送紅包。美國病人頂多送感謝卡，要送禮也有規定（如不能超過50美元）。在美國多少也有那麼個不成文的規定：上級或收入較高的人可以送禮給下級或收入較低的人，因為那代表感謝屬下的盡力盡責。反之則很有問題，因為那代表了有條件的交換（quid pro quo）。

台大醫院紅包的猖獗是有名的。這個問題是什麼時候產生的？有人說日治時代的台灣醫界就有收紅包的「習俗」，筆者不得而知。但在探討台灣醫界的紅包之前，我們無妨先看是否有外在因素促成台大醫院紅包問題的嚴重。也就是說，醫生是否沒有紅包便難以生存。在相當的一個程度上早期台大醫院因以本省人為主，相當受國民黨的歧視。台大醫院在缺乏政府補助下得靠自給自足，也因而門診及住院成為醫院的主要收入來源。一個教學醫院變成連小病都要看。另一方面，國民黨則大力扶持當年以外省系統為主的榮民醫院。當年台大普通教室有個榮民工友跟我說，國民黨撤退來台有大堆軍人要養。不但負擔重，也怕軍人太多成為社會問題，因而在美國的補助下進行裁軍。每一個自願退伍的人美國給美金400元。但安排作業的國民黨則只給每人新台幣400元 ，從中拿了美金390元。這些錢後來就用於榮民醫院的建設等等。60年代家兄因急診被送到榮總開刀，筆者到醫院一看是頗新穎，但空空蕩蕩，只有幾個老芋仔在病房中。台大醫院最後是在李登輝上台後才受到政府的重視的。

當年有這個外因自然導致台大醫院的財政困窘，而薪資可能也比不上榮總。許多教授級的醫生也都在外兼差開診所。說起來以一個教授之尊而計較於鍿銖未免可憐，可悲，也可恥。但有必要嗎？當年馬偕醫生也有在外開業的問題。那時當院長的羅慧夫則「夜巡」醫院醫師的住宅。若發現有開業者，則叫他們明天不用再回院上班了。

當年台灣經濟情況不是很良好，要說台大醫院的醫生窮，社會大眾應該更窮吧。在外開業兼差固然不妥，但更不妥的是紅包的收受。台大醫院的紅包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上至院長，下至工友都知道有這個問題的存在。在校期間， 筆者聽過有為了要針對醫院醫生在外開業問題的處理辦法（給不開業奬金，但施行效果不佳），但就從來沒聽過說要如何處理紅包氾濫的問題。要不是說這是一個台灣文化根深蒂固的傳統（如一些民間習俗），則就是說這是一個龐大的共犯結構，當事人當然無法處理。

在美國當學生的時代曾聽過一個親國民黨的室友說：紅包是一個好制度。因為紅包的打點使一切事情都容易過關，變得相當有效率。在美國求學的這個朋友有這種想法頗令人詫異。沒有紅包文化的美國不是很有行政效率嗎？紅包的存在不是打亂了整個制度在倫理上及法規下的正當運作嗎？因為送紅包的得到優先處理，而大紅包更優於小紅包。原來的秩序或次序不都被打亂了嗎？更別提醫界倫理的墮落與「見錢思齊」的自我作賤了。

病人送紅包的手法與四處打聽「行情」的作風也成為「紅包文化」中的一個次文化。對於病人及家屬來說，有病本就痛苦，但治病卻要多經此一折磨，真是苦上加苦。一般而言，紅包大都牽涉到外科系統。因為病人希望開刀能順利，術後照顧能良好而送紅包的。那醫生與黑道收保護費的作風與文化有何不同。

近年來醫界的回扣與紅包文化也開始浮上台面而公開化了。台大醫院很早就訂定「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學術研究支援專款管理要點」來處理回扣與紅包問題。柯文哲的「外科加護醫療經費（MG149）」即據此而成立。許多大醫院也紛紛成立｢基金會｣，指示病人｢捐款｣到該基金會，共享者則是這些外科醫生。另外一些奇怪的名目，如長庚的所謂「非值班時間醫師出勤費」則是｢指定醫師費｣。對那一陣子沸沸揚揚的MG149而言，台大醫院退休教授謝炎堯則說「這是歷史共業，源自於紅包文化」（「MG149是啥？台大醫：源日據時代紅包文化。東森新聞9/13/2014；晴天社會福利協會：長庚打開潘朵拉盒子  醫改會憂紅包文化合法化12/15/2018）。

台灣醫界的紅包問題看來似乎頗為廣泛與深入台灣的醫療文化之中。我們了解的是，似乎沒有很多人（內部或外部）要去探討這個問題的存在與解決方法。好像紅包問題很正常而不是一個問題似的。台灣醫界的是非觀與倫理觀念顯然很有問題。想起前一陣子用電話訪問了1947年第一位進入台大醫學院的女性楊蘭芬時，楊蘭芬表示戰前日本培養醫生相當重視人品的教育與養成，強調「要先做人，才能做醫生」。戰前她聽也沒聽說過有醫療糾紛的。紅包問題是台灣醫界的污點，但可能較少人知道而也相當嚴重的是，醫界與藥商及醫療器材商的利益勾結問題。尤其是醫療器材，所牽涉到的金額數量是相當驚人的（下文討論）。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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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的德國有不少前納粹黨員為了逃避刑責，透過管道逃到南美洲。這其中有一名當年負責安排遣送猶太人到死亡集中營的艾克曼（Adolf Eichmann, 3/19/1906-6/1/1962）。艾克曼後來被猶太團體的「納粹獵殺隊」（Nazi hunter Simon Wiesenthal）認出，捕獲，而於1960年5月被押解到以色列接受審判。這整個過程是非法的。因為一個國家不能到另一個國家從事逮捕或綁架。而以色列也沒有權利審判艾克曼，因為犯罪的地點在德國。這些都是法律上的轄權（jurisdiction）問題。但這不是這一個故事的要點。為了報導這個審判，紐約時報派遣《集權主義的來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的作者，本身是德裔猶太人，而她曾遭受納粹迫害的的艾任德（Hannah Arendt, 10/4/1906-12/4/1975），到以色列做採訪被報導。1963年，艾任德出版了《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邪惡的平庸性的一個報導》（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一書。

邪惡的平庸性

對艾任德來說，艾克曼的一切表現都顯露出他是一個很正常，很普通的人物。艾克曼強調他只是接受命令行事。艾任德指出，艾克曼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缺乏思考及是非判斷的能力，他一生都在找尋團體加入（joiner）以尋求發現自我。他缺乏同理心（empathy），但他沒有精神疾病（當時有六名心理學家測試他）。推論是說，大部分的納粹罪犯並非如一般人想像中的病態人物（psychopath），而常常是很平庸，但缺乏同理心及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他們沒有體會到人類得學習共同生活在一起。他們缺乏對別人的痛苦的體認與感受，頭腦也相當空洞而缺乏思考的能力。

艾任德「邪惡的平庸性」這個名詞及觀察的提出後，倒也引起了不少的討論與爭議。有些人認為她對艾克曼的觀察有誤，她不了解艾克曼邪惡的一面。但艾任德是同意艾克曼是有罪的，對他的被處死刑也同意。但她所觀察到的艾克曼所表現出來的正常性感到相當的可怕（terribly and terrifying normal），而也看到正常性與極度殘酷的共存（coexistence of normality and bottomless cruelty）。即使到今天，「邪惡的平庸性」一詞仍會引起各方的討論與爭辯。

「邪惡的平庸性」這個名詞與觀念所要提出的是，邪惡的人物常常不是三頭六臂，使人一看到就令人生畏而避之唯恐不及的惡魔。許多做邪事的人大都是一些看起來很平常，很平庸，接受上級或有影響力的人的邪惡指令而行事的人。這些人頭腦空洞，不會做一般的思考，更不會做獨立思考。他們缺乏基本的是非觀念，缺乏能夠體會別人的感受的同理心，也缺乏對人類社會必須共同生活在一起的體認。簡單的說，缺乏的是，是非善惡的基本觀念與同理心。而這些人也一般都是唯唯諾諾，聽命行事，不疑有他的人物。也是一個群眾運動中跟隨「領袖」而搖旗吶喊的人。

但是，惡魔之能存活於這個世界上而代代相傳，靠的不只是這一大群「邪惡的平庸性」的群眾，靠的更是一群明知自己在為非作歹的邪惡的化身與主導者。

中國的盜統權謀文化—邪惡的主導

歷史上有許多惡名昭彰的邪惡的主導者，他們可以說是惡事幹絶，殺人如麻。在近代的西方社會中，希特勒與史達林都是一般人眼中的惡魔。但對與西方社會較不熟的毛澤東比起來，希特勒與史達林都還只是小兒科。一般的估計是，希特勒造成一千七百萬人的死亡，史達林造成了兩千三百萬人的死亡，毛澤東則造成七千萬人的死亡。這個數目大都是一個估計。但一般的歷史學者大都同意，毛澤東是一個頭號的殺人魔王。但這麼個頭號魔王在中國為什麼還是被認為是「功過各半」呢？

寫《盜賊史觀下的中國—從劉邦，朱元璋，到毛澤東的盜賊皇帝史》一書的作者高島俊男就指出：「中國有一個盜統，柳下跖、陳勝、劉邦、張角、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毛澤東，相繼不絕。 …半部中國歷史，就是『道統』粉飾『盜統』的歷史」。由該書的章名就可看出大致的內容：盜賊皇帝的鼻祖—陳勝、劉邦；坐上龍椅的乞丐和尚—朱元璋；人氣最旺的闖王—李自成；背負十字架的落第書生—洪秀全；最後的盜賊皇帝—毛澤東」。高島俊男視毛澤東為最後一個，可能太樂觀也可能言之過早。到目前為止來看，毛澤東是最後一個沒錯，但在盜統權謀之為中國文化的特性與本質之下，沒有辦法保證不會有下一個。當今的習皇帝不就已經登基了嗎？

毛澤東的邪惡一般大都會同意，其惡行一般歷史學者也都大致明瞭。毛澤東固然是個無惡不做而一切為一己之利的惡魔，但他卻也是個頗有學問的人。毛澤東雖說是中共的黨主席—毛主席，但毛澤東的學問不在於共產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的理論，而是在於中國文化的特性與本質—-權謀策術。說權謀文化是中國的特性與本質是因為，世界各國固然有戰略（strategy）與策略（tactic）的研究，但鮮有人了解或做權謀（stratagem）的研究的。

中國權謀文化的集大成者毛澤東

在中共創黨初期，毛澤東是個相當不顯眼的一個人物。但透過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與1942年開始為期約三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毛澤東確立了他在中共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延安整風雖然「只」死了一到兩萬人，但其手法的殘酷與野蠻也為日後「新中國」的面貌做了個預告。

孟子說楊朱：「楊朱為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內心惡毒而手法殘酷的毛澤東則可說是「毛澤東為我，傷盡蒼生為也」。惡毒殘酷的人未必能掌控群眾，遑論一個國家。但毛澤東做到了。毛澤東靠的是他對人的了解與熟讀中國的權謀古籍。

金聖嘆曰「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意思是說，年輕人血氣方剛，讀《水滸傳》108名好漢造反的故事容易衝動。老年人世故看多了，讀《三國演義》只會更加老奸巨猾。毛澤東兩本都有看。他還將《水滸傳》中的｢三打祝家莊｣加以改編成劇，以向大都為文盲的農民來說明他的「革命理念」。在中國的歷史古籍上，有關權謀運作的書相當的多。《易經》，《鬼谷子》，《孫子》，《資治通鑑》，《三國演義》，等等…都是中國特有的權謀文化遺產。毛澤東都熟讀這些書。而據研究毛澤東的學者所述，《資治通鑑》他就熟讀了十七遍。毛澤東可說是中國權謀文化傳統的化身。他所要的不是推動一個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社會，說來那不是他學問的所在。他要的是利用他對人的了解與權謀的熟悉與運作來達到他的絕對掌控。

毛澤東是個魔王，一個歷史殘渣。這種人的去世及走入歷史未嘗不是個好事。但在一個集權的中國社會中，公開的討論與對毛澤東的歷史評估顯然還有問題。但光由死在他手下的人數而言，他比希特勒與史達林兩個加起來都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是個不折不扣魔鬼的化身。但這種惡魔怎麼在台灣會有人追隨之呢？

毛澤東在台灣

無可否認的是毛澤東的一些權謀思想與用語，如引蛇出洞，沒有敵人則製造敵人，談談打打，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兩個務必…等等都一再的出現在台灣。這其中，最大的公開倡導者是自稱為「白色力量」的柯文哲。

柯文哲不但在他台大醫院辦公室掛有延安的版畫。去過中國19次的他，也去中共的一些「革命聖地」「朝聖」過。如延安，西柏坡，及1921年在上海法國租界地召開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我們所不知的是，中共當局可否保存了台共1928年在上海法國租界地所召開的成立大會所在地。如果有的話，柯文哲可否嘗試去參觀這個歷史現場。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柯文哲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念有所了解。即使有興趣，他也無法從｢毛澤東思想｣上學得到。毛澤東倒底不是一個理想的共產主義者，而是個權謀家。但撇開社會主義的理想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不談，柯文哲之只「朝拜」了中共一大的會場，而沒興趣去顧及台共一大的會場，也說明了他的民族立場。與他所說的兩岸一家親，兩岸是生命共同體，兩岸如夫妻，床頭吵、床尾和，…等等是相當一致的。說出來的是柯文哲「中華民族」的立場。他自己都說：｢我去過黃花崗，這也是影響我一生最重要的ㄧ件事｣（《白色的力量》第137頁）。諷刺的是，柯文哲只因為以一個自稱是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身分，竟然在過去被認為是綠營的人。

也可能不只是因為自稱是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而被認為是綠營的人，柯文哲也有他的土氣，土味，與時而粗俗的作風（如在議會中搔抓肚皮，及不是很文雅的吃相等一些粗俗的作風。但還沒粗俗到如毛澤東般的在會議中搔抓身上的跳蚤而咬死），而可能多少予人是綠營人士的印象。

柯文哲之師法毛澤東在台灣與中國都不是個秘密。但一個台灣頂尖醫學院畢業，並在台大醫院當醫生的人，怎麼會走上這個路線？

師法希特勒，效法史達林

西方國家的一些極端右翼份子與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份子，大都聚集在「新納粹主義」與｢雅利安民族｣（Neo-Nazi, Aryan Nations）的旗幟下結朋成黨。他們大都是社會中的邊緣份子，而一般教育水平也不高的人。另一方面在俄國，普亭有意美化史達林，而使史達林不再顯得那麼的殘暴冷酷，只不過是「做過了頭一些」而已。但不管是希特勒或史達林，在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你若聽到有人說，他（或她）要師法希特勒或效法史達林的話，那則是駭人聽聞的事，更何況這個人若是一個醫生的話，那則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但問題是，是什麼樣的醫生。

當年在蘇聯、納粹、與日本帝國下，都有不少醫生以他們的智識替政權做事，而也違反了一般的醫生倫理。不管是在納粹集中營中做人體活體實驗的孟格勒（Josef Mengele, 3/6/1911-2/7/1979），或是在滿州國的關東軍731部隊做人體活體實驗的石井四郎（6/25/1892-10/9/1959），都屬於這種醫生。他們不但違反了醫生倫理不傷害病人的首要信條，也明知不對，但卻違反道德與良心（他們可能都沒有）而積極為惡。這在當今的美國醫學界是難以想像的。舉例來說，美國大眾雖然大部分支持死刑，但近年來真正執行死刑的並不多。原因除了人權組織及宗教團體的積極反對與對抗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當醫生知道藥物是用於死刑的使用後，大都拒絕開處方，也拒絕參與死刑執行的過程。醫生到底是要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ic Oath）的。

當年魏火曜是台大醫學院院長及後來台大校長的時候，在畢業典禮上會提醒醫學系的畢業生｢希波克拉底誓詞｣的重要。好像知道有些畢業生會說他（她）們已沒有了那份誓詞，魏火曜還會追加一句：如果你們沒有那份誓詞的話可向我要。

希波克拉底誓詞誠然重要，但那不是醫生與病人間關係的一切。醫生與病人的關係常會延伸到社會的層面。這也是醫生與其他專業（如工程師）的不同之處。

當年國民黨基於民族壓迫政策，與不放心給台灣人看病、開刀的心態，打壓以台灣人為主的台大醫院而極力栽培榮民醫院。但台大醫院在民間有它長久以來的聲譽，而仍能在那經費短缺下執台灣醫學的牛耳。李登輝上台後，台大醫院在政府眼中的處境大有改善。由於地位適中，再加上百年聲譽，長久以來台大醫院一直是達官貴人及公司老闆的首選。在這種情況下，台大的醫生也因為這種長久以來的醫生與達官貴人病人的關係，而發展出與社會政治權貴的掛勾。這些都是在背後運作而一般社會大眾看不到的。但有些則可公開的看得到。一個例子是2017年4月在台大醫院開辦的「醫者診所」（Doctors’ doctor clinic），一個強調特別照顧而收費昂貴的自費診所。以一個標榜學術研究的教學醫院來看，這是一種墮落的表現。但卻也反映出了台灣的醫療價值的轉變，走回頭路。醫療不再如全民健保般的被看成是一種權利（rights），而是有如過去一般的被看成是一種特權（privilege）。

坎普羅馬特？

也許柯文哲之師法毛澤東並非基於邪惡的心或積極為惡。但一個事實是，柯文哲一向避開對中共的批評。這未免令人懷疑到，去過中國19次，而與中共統戰人士有所來往的柯文哲，為什麼從來不批評中共，為什麼這麼避諱。莫非中國是個共產主義的理想國，要不然就是有把柄在人手上。

當年掌控FBI近半世紀的胡佛（J. Edgar Hoover, 1/1/1895-5/2/1972）之所以能「執政」如此的久，是因為他握有華府政界人士的秘密資料，誰也不敢碰他。甘迺迪還這麼說他：「你不能將上帝解職」（You don’t fire God）。也不只政界人士，胡佛也掌握有出版界及影劇界要人的資料。在七十年代時，有一家出版社要出版一本有關FBI的內部秘密及胡佛醜聞的書。胡佛馬上派人送一張照片給這家出版社的發行人。照片是這家出版社的發行人的太太與一名黑人的做愛照片。不用說，這本書也就沒出版了。

當年蘇聯（與目前俄國）的情治單位也都擅長此事。他們對這種作為也有個名字：坎普羅馬特（Kompromat），是「有損害性的資料」（compromising material，俄文компрометирующий материал）的縮寫。這些｢有損害性的資料｣大多與性有關，要不然就是秘密病情與金錢方面的問題。這種「有損害性的資料」若公諸於世則一般會造成「受害人」職業生涯的結束，甚而是生命的了結。一般而言，「有損害性的資料」的掌控者（一般是情治單位），要的是利用這個「秘密」來達到對「受害人」的控制，以達到一條牛剝九層皮的效果。

國民黨與中共當然也都善於用他們天羅地網的情治系統，去蒐集一些要人的秘密與黑暗面，而以此做為威脅與控制的手段。在中國那個大監牢裡，這種監控與蒐集秘密資料尤其廣泛。2004年5月6日，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的一名外交官自殺而死。這名外交官負責日本領事館外交秘密通訊系統的掌控。中共用美人計而威脅他交出通訊的密碼，否則要公布緋聞內幕。這名外交官後來因而自殺。日本這名外交官的自殺只是一例，中共是到處都在使用這種「俊男美女計」（honey trap）的。

柯文哲跑中國19趟，說都是經過葉克膜的製造商，美國明尼蘇達州的美敦力（Medtronic）公司的安排。他說是去做葉克膜的教學與訓練。那是否有利益輸送的可能，是否該說明清楚。除了在中國到處走訪外，柯文哲也與中共統戰人士多所來往。這些都是在美國所稱的「紅旗」（red flag），代表可能有問題的警訊。柯文哲可曾為這些事做些說明，難道不需要站出來，說清楚、講明白嗎？

紅心藍骨綠皮白衣的柯文哲

台灣人有需要去研究及探討中共，分析並研究毛澤東，也得要研討中國的權謀理論。因為權謀正是中共統戰的理論基礎。權謀也是中國文化的特色與本質，也是人類社會的病理。了解社會的病理是要知道如何去避免疾病，以保持社會的健康（生理）。

生理學與病理學是醫學教育中的基礎醫學，柯文哲當然不會不知道這個。但對柯文哲而言，研究社會病理（如權謀運術）反而成為他戕害社會的智識來源，成為一個有學問（如毛澤東）的惡棍。因為他知道如何用權謀去整人，如何用權謀去做他的「處世待人」。這如同一個醫生因為了解病理學，而知道如何去有效地行使傷人與殺人。這種邪惡不是一個缺乏知識與思考能力的「邪惡的平庸」，而是一個有思考能力，而也心知肚明是非的準則，但卻選擇邪路的人。你若只讀柯文哲的《白色的力量》一書，你會覺得書中所講的都很有道理，也頗機智。但柯文哲的所作所為可不是如書中所說的。幾年下來，竟然還有人稱他為「政治素人」，是很奇怪的。我們不但知道他沒有亞斯伯格症，也知道他不但會說謊，而且撒謊成性。你若讀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的《新發現的毛澤東》一書，你會發現柯文哲與毛澤東在整人方面的類似手法。到頭來你會發現，自稱為白色力量，但實為紅心、藍骨、綠皮、而著白衣的柯文哲，說到最後只不過是一個黑—《厚黑學》的黑。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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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集權政體的建立是一個新的現象，約只有一百年的時光，而一般看起來都相當超穩定。這使得過去許多學者與政治觀察家，都沒有考慮到集權政體也可能會倒台這個事實。

歐威爾在他的《1984》中描述一個集權統治集團可能倒台的四個原因：外力的侵略而垮台；治理的超無效率而使群眾起而革命；容許一個強大中間勢力的產生；統治集團失去自信與統治的意志。歐威爾在寫《1984》時，蘇聯及其附庸國的東歐諸國家都穩如泰山。在那個歷史點上，唯一倒台的集權政體是納粹德國—一個遭受外力打倒的例子。但在《1984》（1949年6月8日出刊）上市後約70年的今天，蘇聯及其東歐附庸國都已不再是集權政權。蘇聯老大哥解體的例子也值得我們探討：一個集權政體為什麼解體。

蘇聯從建立（1922）到垮台（1991），足足有69年的時光。但若我們將俄國革命（1917）作為起點的話，蘇聯集權體制共存在了74年。在這74年間，蘇聯從一個沙皇時代的落後國家，發展到史達林的殘暴統治，及二次大戰後的升為超級強權。成就可說是相當快速。接下來是蘇聯與美國之於冷戰中的恐怖對峙。到最後我們看到的是倒台前後的亂局，及美國政府在老布希總統下之急欲援助戈巴契夫與葉爾欽，並企求穩住蘇聯。經過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段歷史的人，當會了解那一段時日的急速變化真是令人目不暇給。但在蘇聯倒台前的那一段時期，幾乎沒有一個學者分析預測到蘇聯的垮台。蘇聯倒台後，政府與民間學者有一大堆的分析報告都出爐了。說來是後見之明，但卻也不乏提供出一些原因的分析與探討。

蘇聯倒台的原因很多，但綜觀一些學者的分析大可分列如下：

首先是戈巴契夫在1985年上台後開始走開放的路線。他推動經濟改革（perestroika），容許有限度的市場經濟。他也推動開放政策（glasnost），容許有限度的自由。戈巴契夫的改革當初在蘇聯並沒有引起很大的注意，一般俄國人只覺得不管誰當家都一樣。由那時的新聞畫面看起來，一般在路上行走的俄國人並沒注意到他這個新政策的宣示。但逐漸的，蘇聯社會開始鬆動了起來。已經習慣於獨裁集權統治的蘇聯人在社會政治鬆動下，他們開始批評社會與政府中的弊端與措施。而也因此，蘇聯政府也開始在人民印象中失去一個強而有力統治者的印象，而最終遭到人民的挑戰。

戈巴契夫當上俄共的總書記時年齡不過才54歲，與過去年紀又大而且也頗僵化的領導者相比可說是令人耳目一新。在過去，繼史達林後上台的赫魯雪夫雖然也英氣煥發，但他於1963年被罷黜後，隨之而產生的領導階層便頗為僵化，而也缺乏當年革命初期的意識形態。這些領導階層的貪污腐敗也是個公開的秘密。這也怪不得當人民開始反抗時，沒有什麼人願意捍衛這個政府了。

從80年代開始蘇聯的經濟問題日趨嚴重。在重武的政策下，民生物資極為缺乏（CIA: Guns or Butter Problems of the Cold War. 1994）。而同時，西方國家也加強對蘇聯的對抗（雷根總統稱蘇聯為邪惡帝國evil empire）。在那個時候，東歐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也延燒到蘇聯境內的各民族，如白俄，烏克蘭，波羅的海三國……等等。再加以柏林圍牆的倒台與接著而來的東西德的統一，及隨後東歐各國的紛紛動亂與獨立。在這種內外交加下，蘇聯最後也走上垮台的命運。

上述的原因固然多少可以解釋蘇聯的垮台，但也有人用文化與道德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因為上述原因無法完全解答蘇聯的倒台。當時的蘇聯經濟雖然不好，但比之前壞不到那裡去。而異議份子也都遭到逮捕及清算，在社會中形不成力量。加以當時東歐的動亂也漸趨平息。顯然的，另外一種力量普遍醞釀在社會中，使各個社會層級都受到影響。

當戈巴契夫推動改革與開放時，他所推動的是理想。當時他及身邊的領導階層及社會各界都知道，他們住在一個一切充滿了詐騙、虛偽、盜竊、賄賂、造假…..等等爛到根的社會裡（Leon Aron: 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s Wrong. Foreign Policy, June 20, 2011）。戈巴契夫的首相（Nikolai Ryzhov）於1985年的一文中（Moral State of the Society）說的最切體：「我們互相偷竊，互相賄賂，在報紙上與講台上造假報告，樂於詐騙，自掛勳章。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都樂此不疲」。也因為整個社會的道德腐敗到底，使人覺得不能再如此生活下去。

當時的蘇聯社會同俄國革命前的沙皇社會一樣，人們要的是尊嚴。這其實也是雨果的《悲慘世界》中所描述的小人物的求取尊嚴。當2011年，突尼西亞的一個水果小販（Mohamed Bouazizi）因受到一名政府官員的壓迫侮辱而自焚後，引爆了阿拉伯之春。這如同1947年，台灣的一個香煙小販遭到國民黨警察的打傷而引爆了二二八事件一樣。人們追求的是一個正當而有尊嚴的生活，而不是存活在一個貪污腐敗及充滿虛偽詐騙與暴力的社會裏。

不論主觀vs客觀，硬體vs軟體，物質vs精神各個層面的解釋如何，蘇聯集權政體是垮台了。只不過，俄國沒有深厚的民主傳統，當今的俄國也因而陷入於新沙皇普亭的掌控中。到頭來，一個專制獨裁政權的倒台並不等同於一個自由民主社會的建立。自由民主是一條遙遠而艱苦的道路，靠的是不時的耕耘與維護。有如盧梭所說：自由容易吃，但不容易消化，需要有很強的胃才行。 （Liberty is a food easy to eat, but hard to digest; it takes very strong stomachs to stand it.）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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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倒台後的俄國與西方世界有一段蜜月期，但這個蜜月期隨著東歐局勢的變化（如南斯拉夫的垮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張，及普亭的上台而結束。普亭是情治系統出身的人物（屬於KGB的國外情治官員foreign intelligence officer），善於玩弄人際、團體、與國際關係的矛盾。中東的難民潮（主要是敘利亞）有一大部分是他促成的。他了解難民的湧入歐洲將會造成歐洲的分歧與動亂（John Herbst: Assessing and Addressing Russian Revanchism. 7/18/2016）。普亭下的俄國也利用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的情感對外不斷的擴張。當今的俄國已在歐洲造成相當頭痛的問題。除了難民問題外，俄國的駭客與干涉歐洲各國的內政與選舉也是一大隱憂。

在「新中國」尚未建立前的毛澤東，就已宣示要向「蘇聯老大哥」「一邊倒」。這一倒，卻也使有兩千年醬缸文化的中國不但學習到俄共的精髓，卻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在亞洲（及世界）造成更大的紛爭。在「收復固有領土」的口號下，中國與每個鄰近國家都有領土上的爭執。而在完成「民族統一大業」的意識形態下，周邊國家也都遭殃。而那個尚未完成「民族統一」的台灣更成為中國的世代邪願。

中國有22,000公里的陸地邊界，與14個國家為鄰。這十四個國家是北韓、俄國、蒙古、哈薩克（Kazakhstan）、吉爾吉斯坦（Kyrgyzstan）、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緬甸、寮國、越南（Wenwen Sh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troubled relations. 3/1/2012）。與蒙古的邊界最長（4677公里），與阿富汗的邊界最短（210公里），每個邊鄰國家都於過去或目前與中國有領土上的爭執。

中國與印度原本是沒有邊界的，只有圖博與印度有邊界。而圖博與印度的邊界是在1914年的西姆拉會議（Simla Accord）中所界定的。這個由圖博與大英帝國所定的邊界，也因當時在大英帝國下的印度的外交部長亨利‧麥克馬洪（Henry McMahon）之斡旋此事而稱之為｢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當時的中華民國雖有代表與會，但沒簽字。中國目前不承認麥克馬洪線，而中印邊界的爭執也導致1962年的中印戰爭與2017年的對抗。2017年印度的出兵主要是援助不丹，而非中印邊界的直接衝突。中印邊界的爭執主要在阿克賽欽（Aksai Chin）與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而這也是中國所有陸地邊界糾紛中最難解決的。

除了攻下圖博的領土而佔領外，中國因邊界糾紛而引起的軍事衝突，較嚴重的有1969年與蘇聯的珍寶島事件（俄國稱為Damansky）與1979年的中越戰爭。與中亞國家及巴基斯坦的領土爭執較容易解決，因為中國需要他們的援助以對付新彊的伊斯蘭份子，而做一些表面上的讓步。與大部分陸地邊境國的糾紛大都在進入1990年代後，透過明文（條約）或不明文的方式一一解決了。但與北韓的爭執，主要是邊界河流中的島嶼及海域，則尚未談判簽約。

中國的陸地邊界看起來也許大都已解決，但海域的問題則是越來越嚴重。

原本自限於海洋之外而為百分之百陸地動物的中國，在二次大戰後突然「發現」了他們海洋的「固有領域」了：黃海、東海、與南中國海。而自然的，也與臨海的這些國家起了衝突。從北韓、南韓、日本、台灣、菲律賓、越南、汶萊、馬來西亞、到印尼，都與中國有所爭執。有些只牽涉到經濟領域（如北韓與南韓），大部分則還牽涉到島與礁及海域的爭執。以南中國海而言，始作俑者是中華民國於1947年所劃的11段線。1953年，周恩來為了對北越示好而去除了東京灣的兩段線，而成為九段線。不管是11段線或九段線，都是憑空想像的紙上作業，其界域一看便知不是透過航海科學杖量的結果。

這種憑空想像的領域之所以產生的原因也不是沒有｢歷史｣或｢理論｣上的基礎的。就歷史而言，強調大一統文化的中國於《詩經》中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大一統的觀念也燃燒起了「中華民族主義」。但「中華民族」一詞是梁啟超於1902年首先提出來的。他併合了原有的中華一詞，加上現代觀念的民族而組合成的，是一個不存在的東西。其推動力主要為大一統的觀念與大漢沙文主義。也就是說，「中華民族」是大漢沙文主義的代號。在現代理論的解釋上，中國（及中國國民黨）的這種沙文主義可由「想像地圖」（imagined geography）這個觀念來解釋。首先提出想像地圖這個觀念的是薩依德（Edward Said），他在《東方主義的批判》（Critique of Orientalism）一書中首先提出這個理論。薩依德的批判原本所指的是，西方社會對東方社會的觀念常常是西方強權對東方社會的想像而建構而提出的。但這種分析也適用於中國這種對「固有領域」的想像建構。

雖然與中國已屬不同民族，但中國對台灣的「民族統一大業」可是不死心。其理論主要是源於大漢沙文主義及想像地圖的「固有領域」憧憬。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不只已佔領下來的圖博與新疆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西伯利亞（鮮卑利亞）又何嘗不然。成吉思汗不是曾攻到俄國、中亞、南亞、與歐洲嗎？這些又何嘗不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不是也曾有學者提出法顯曾經登陸美洲大陸嗎？美洲又何嘗不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國憑其想像力可有得忙了。只想吃下一個小台灣未免太沒志氣而愧對祖宗吧。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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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高加索區的喬治亞共和國於2003年秋天發生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將整個國家開始帶往親西方的路線後，2000年在俄國上台的普亭開始採取強硬的對策。俄國於2008年8月（8/7/2008-8/12/2008）侵入喬治亞，並佔領了俄國人較多的地區（Abkhazia與South Ossetia），而驅逐了喬治亞人。俄國此舉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與具體對抗。

獨裁極權政權是有如切香腸般（Salami tactics，或稱Salami-slice strategy）的逐步進逼、分而治之的。藉由民族統一及俄國人遭到危害為由而侵入喬治亞，但國際社會沒有反擊下的普亭胃口也變大了。當2013年烏克蘭有意要與歐盟簽自由貿易協議後，普亭於2014年初派兵攻佔克里米亞。克里米亞是1783年沙俄由奧圖曼帝國的手中掠奪過來的（沙俄與奧圖曼帝國1768-1774的戰爭，Russo-Turkish war ）。1954年，赫魯雪夫將克里米亞的治權由俄羅斯手中轉送給烏克蘭。那時俄羅斯與烏克蘭都在蘇聯體制下，所以這種轉移只是一種象徵性的意義而已。佔下克里米亞後，普亭更以保護俄國人為由攻入烏克蘭的東部（Donetsk與Luhansk，合稱Donbass。Donetsk住有38.2%的俄國人）。俄國之侵佔克里米亞及侵入烏克蘭引起西方世界對俄國的經濟制裁。經濟制裁加以國際油價的下跌確實傷害到了俄國（俄國是個石油的主要輸出國）。由於俄國的經濟數據不很透明，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估計， 2015年俄國的國民生產毛額（GDP）減了3-3.5%，薪資減了9.5%。對俄國的經濟制裁是每六個月要重估一次的，一些與俄國較有貿易來往的國家也都遭殃而不時有要求解禁的聲音。

俄國人與烏克蘭人有同文同種的關係，許多俄國人可能不太同意俄國進軍烏克蘭，但俄國人一般大都支持普亭的極端民族主義作風，而這都是有其歷史背景的。追根究底在於蘇聯的垮台與世界超級強權地落的失落。

蘇聯成立於俄國革命（1917）後的內戰中（1922），含有15個共和國。但在成立近70年後（1991），因為經濟的衰退，境內民族主義的興起而走向潰散。1991年12月25日，蘇聯主席戈巴契夫的辭職代表了蘇聯的走入歷史。蘇聯解體後的今天，主要的承續者俄國雖然仍屬國際強權，但已風光不再，不再被西方世界視為超級強權。這也難怪一個沒落人家要想當年了。

在一場2005年的演說中，普亭認為蘇聯的解體是20世紀最嚴重的地緣政治災難（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in 1991, “the greatest geopolitical catastrophe” of the 20^th century）。在2015年的一個調查中（Pew Research Center），有69%的俄國人認為蘇聯的解體不利俄國。這個數字在2017年的調查中只剩59%，代表了年輕世代與老一代的不同看法，也可能與整個經濟與社會的景觀改變有關。既然不同意蘇聯的解體，很自然地有61%的俄國人認為鄰近俄國的國家應屬於俄國。在蘇聯時代，鄰近國家是屬於俄國（蘇聯）沒錯。既然如此，派兵攻打鄰國便成為是正當的行動與舉止。俄國這種對待前蘇聯境內共和國的心態可由情治單位的重組看出。蘇聯時的情治單位只有一個（KGB），解體後俄國看來是仿效美國而成立對內（FBI）與對外（CIA）的兩個情治組織。在俄國，對內是聯邦安全局（FSB,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對外是國外情報局（SVR, External Intelligence Service）。對前蘇聯境內共和國的情報附屬在對內的聯邦安全局。這多少看出俄國對前境內共和國的態度（John Herbst: Assessing and Addressing Russian Revanchism, 7/18/2016）。

除卻這種失去領土而要收服失土的心態外，俄國在歷史上遭受外來的侵略而死傷慘重的例子也不少。如13世紀蒙古人的大舉侵犯及迫害（1223-1240）， 1812年拿破崙的攻打莫斯科，及二次大戰中納粹的攻打蘇聯（Operation Barbarossa, 6/22/1941-12/5/1941）。在1941年的戰役中，蘇聯軍方死傷將近5百萬人（4,973,820），這還不包括平民的死亡。單單列寧格勒（Leningrad，今天的聖彼得堡）一役（Siege of Leningrad, 9/8/1941-1/27/1944）就死傷一百多萬軍人， 三百多萬平民。而在那時以史達林為名的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今天的伏爾加格勒Volgograd）戰役中（Battle of Stalingrad），也死傷了一百多萬人。有這些外來侵略的慘痛教訓，你可以理解俄國人的對外疑慮與不安。

俄國這種對外的疑慮與不安，在美國參院於1998年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擴大案後更加深了。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本只是針對蘇聯（及東歐國家）而成立的。照理說蘇聯的倒台應使NATO 失去主要功能，但目前卻已擴張並包括許多前東歐國家。這不是對俄國「指著和尚罵禿驢」是什麼。

俄國因遭受入侵的歷史而有的對外疑慮，加以西方國家之擴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俄國的對外侵略對象大都屬於前蘇聯境內的領土及俄國人較多的居住所在來看，這些大都能解釋俄國那種企求民族統一（irredentism）與收復失土（revanchism）的立場。雖然令人不齒，但說來也都是有歷史事實與根據的。但有些國家的侵略藉口卻沒有什麼事實根據而只都是憑空想像出來的。中國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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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後的美國經濟開始由軍用經濟轉型成民生經濟，軍火經濟占GDP的比率及國防預算支出的比率都開始下降。但整個於二次大戰中建立起來的軍火經濟體系，卻也於政府部門、社會、經濟、及學界都已盤根錯節，不是那麼容易就能拆解的。戰後的美國經濟持續繁榮。60年代初期軍火經濟都仍占GDP的12%左右，而國防預算也占聯邦政府總預算的55%左右。1953-1961年間任職兩任總統的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 10/14/1890-3/28/1969），在他下任前三天的1961年1月17日，在白宮發表離職演說。在這篇離職演說（farewell address）中，艾森豪提出強大的軍火工業對美國而言是一個新的現象。這已在經濟、政治，甚至精神層面上造成全面的影響。聯邦政府的各個部門及整個社會結構都已受到這個影響。艾森豪強調，我們必須了解這個嚴重性而嚴防「軍火工業綜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對政府的影響。艾森豪於這篇演講中首次提出軍火工業綜合體這個名詞。身為總統的他之對這個綜合體有所顧忌與疑慮，也多少看出了這個綜合體的龐大勢力。

艾森豪是個五星上將退休的政治人物。二次大戰中，他指揮歐洲戰場而攻下北非與法國（諾曼第登陸），進軍德國。他的升遷及成就靠的是實力，而不是如國民黨將領般的買星星而升等的。他了解戰爭固然是軍人的職責所在，但軍人卻也常常戰死沙場。雖然因二次大戰而成名，但他卻也痛恨戰爭，也了解戰爭的殘酷、愚蠢、與無用。（I hate war as only a soldier who has lived it can, only as one who has seen its brutality, its futility, its stupidity.）

那麼，是什麼人喜歡戰爭呢？無疑的是軍火商及相關的産官學界人員，及極欲表現以求升遷的軍職人員。

從二次大戰以降，美國幾乎都參與了大大小小的冷戰與熱戰。從中國內戰的介入、韓戰、冷戰、越戰、中南美洲的干預、中東的介入、非洲的干涉、利比亞、伊拉克、阿富汗、反恐，等等，美國是不時無戰事。但戰爭是需要錢的。有些錢固然由稅收來，但大部分都靠舉債而來。在1939-1945年間，美國公債由30億美元增加到450億美元。而同時期，美國的前兩千家大廠的獲利比1936-1939年間增加了40%。要償還公債不但沒有向大獲暴利的大財團課稅，反而向小市民要。這自然造成貧富分配的更不平均。而大財團，尤其是軍火商，也因而都支持戰事。（Dr. Jacques R. Pauwels : Why America Needs War. Indy Media Belgium and Global Research, 4/30/2003）

目前美國民意已公認布希的伊拉克戰爭是沒有必要的。在阿富汗及伊拉克戰爭中，五角大廈的戰事經費由2000年的2600億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5500億美元。同時期， GDP由10兆美元增加到15兆美元。而聯邦政府的赤字由5兆美元增加到15兆美元。（Paul B. Farrell : America needs a new war or capitalism dies. MarketWatch, 04/17/2013）

戰爭要花錢要借錢。而錢的流向是軍火商。目前世界前十大軍火商除了一間是義大利（Finmeccania），一間是歐洲（EADS, 即空中巴士），一間是英國（BAE Systems）外，其餘都是美國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院，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SIPRI）。而從布希政府的伊拉克戰爭以來，戰爭也開始外包。單單伊拉克戰爭就外包了1380億美元。主要的外包如下：Halliburton/KBRs（400億美元），DynCorps（41億美元），Blackwater/Xe/Academics（13億美元）。而據一個調查（Commission on Wartime Contracting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2011年那年的浮濫詐欺就高達600億美元。(William Astore: War is the New Normal: Seven Deadly Reasons Why America’s Wars Persist. 08/06/2016)

那麼，是誰決定要戰或不戰呢？美國憲法規定只有國會能宣戰，但自二次大戰以來，宣戰權都轉移到白宮，而國會只有自閹及鼓掌的份。一份2003年的研究顯示，五角大廈的國防政策委員（Defense Policy Board）的30名成員中，有9名與軍火工業有關。而更重要的是，華府的外交政策決策人員與團體，不管是官方或非官方，保守派或自由派（Neoconservatives or liberal interventionists），學界與智庫等等，都不避諱用戰爭來解決國際問題。這群人都是身家良好，高等教育出身，而在華府的政學界間有良好關係的人。而這群人卻也是與戰爭本身最沒關係的人。因為美國目前是自願役，沒有徵兵制度（Stephen M. Walt : Is America Addicted to War?/Foreign Policy, 04/04/2011）。服自願役的大都是身家窮苦的人及少數民族。

這就回到一個現實層面的問題。珍珠港事變發生在美國領土（當時還不是一州或本土）。而從珍珠港事變後，美國本土都沒有戰爭。美國參與的大大小小戰爭都是在外國領土上。除此之外，戰爭也對美國社會造成不同的影響。二次大戰、韓戰、及越戰都影響到社會的全面，因為那時是徴兵制，幾乎家家戶戶都會受到影響。但改成募兵制之後，大部分的人都無法感同身受。一個從伊拉克作戰後回來的美國人，看到社會都是正常，人們上街買菜購物一如往常。使他有恍如隔世（surreal）的感覺。

有人花錢，就有人賺錢。戰爭要花錢，自然有人賺戰爭財。確切的說是鉅富人家及大財團賺錢。美國於二次大戰後走上強權帝國之路，靠的是軍力與強大的國力。但在窮兵黷武中，由於經費龐大，帝國也得靠擧債度日。歷史上的帝國都一一的垮台了。早期的不提， 20世紀第一個倒台的是大清帝國（1912）。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圖曼帝國、奧匈帝國、沙俄、及德國帝國都倒台了。二次大戰後，大英帝國、日本帝國、及重起的德國也都倒台了。1991年12月26日，俄國革命 (1917) 後的74年，蘇聯帝國也解體了。重出江湖的大漢帝國（中國）能否比蘇聯「長壽」，是個未知數。美國目前是世界唯一強權，仍然風光煥發。但在窮兵黷武、國內政治僵局難解 (Jonathan Rauch: How American Politics Went Insane. The Atlantics, July/August, 2016)、及敷衍內政下，再加上美國的巨大國債，卻也在挑戰美國帝國的存在基礎。（Will Bonner and Addison Wiggin : Empire of Debt）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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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的台灣，大街小巷都可聽到「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那條歌。「反攻大陸」是國民黨那時的「國策」。國民黨那時卻也「勵精圖治」，也延聘了當年的敵人日軍將領來台灣訓練「國軍軍官」現代戰爭的學問。但在形勢不利國民黨的情況下，計劃要反攻大陸的「國光計劃」也於60年代中解除了。不再喊「反攻大陸」的國民黨後來便改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後來連三民主義也不再提了，只說統一是國家的長遠目標。

另一方面的共產黨，則於國民黨敗退到台灣，「新中國」建國之初，首先是揚言要「血洗台灣」，「武力解放台灣」。久而久之在時不我與之後也改成為「和平解放台灣」，到今天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七十年來的對抗中，雙方卻也共同發展出了他們的共識­­—–｢統一｣。在這個｢統一｣口號的背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共同理論基礎是「中華民族主義」。但「中華民族」卻是一個空泛而不存在的東西。它是首先由梁啟超於1902年提出來的，也不過將原有的「中華」，併上了一個18世紀啟蒙運動後才產生的一個現代觀念—–民族，而併構成了這個有名無實的「中華民族」。

但一個空泛的｢中華民族｣，卻如何能讓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念念有詞的信以為真呢？追根究底這是大一統思想的作祟。大一統思想固然於《詩經》及《春秋》中就有提起，但其發揚光大卻是在漢朝以後的事。我們知道漢朝是尊儒罷百家的開始，源於董仲舒之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立了封建政治統治的開始。就這個歷史的脈絡及思維的發展來看，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只不過是一個尊崇大一統的封建政體而已。

兩個封建政體七十年來就一直在爭｢中華法統｣的正朔，而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顯然的都占上風。這種現象頗類似於生物學上的「生態棲位」（ecological niche）這個觀念。所有生物物種都需賴一個或數個生態棲位維生。例如蠶得靠桑葉維生，桑葉是蠺的生態棲位。但若兩個物種都得靠特一生態棲位維生時，則在物競天擇的原則下，便會產生優勝劣敗的結果。「徧居」台灣的國民黨，要與獨佔中國的中共搶奪大一統的中華法統，勝負可想而知。

但國民黨更居劣勢的原因是，它存在於一個不是中國的領土，而也沒有深厚大一統這個觀念的台灣。台灣固有漢文化的影響，但在現代文化的強大趨勢下，這種大一統的封建觀念已不再存活於台灣。封建制度在台灣也沒有生根的土壤。主張台獨的人是沒有大一統這種觀念的，這也是過去國民黨與共產黨批評台獨人士是｢數典忘祖｣的原因。

台灣獨立的觀念與主張是建立在一個有歷史脈絡，地理現實，文化發展，及群體認同的基礎之上的。這是一個自然發展而理應早已水到渠成的事，不幸的是台灣民族卻被國民黨帶衰，而牽扯入了他們中國的內戰—-那場沒有完美結局的戰爭。既然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尚未結束他們的內戰，台灣民族何妨來替他們完成他們的內戰。

2014年的台灣縣市長選舉已使國民黨初嚐重挫。2016年1月的總統大選及立委選舉更使國民黨遭到致命的一擊（coup de grâce）。國民黨已被台灣民族消滅掉了，剩下的只不過是一些奄奄一息的殘餘份子，那還有國共內戰可言。但國民黨的消滅並不就代表中共叫囂的結束。本來只針對國民黨（更確切說是蔣幫）的中共，在蔣家已消失而國民黨已被台灣民族消滅掉後，不但不知感謝台灣民族，反而在當年「火燒重慶，血洗台灣」的口號慣性下，揚言「不排除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既然如此，台灣民族自應有我們的對策。

現代的戰略強調的是「攻擊是最佳的防禦」（the best defense is a good offense）。與其接中共的招，不如出我們的招。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嚴肅地來策劃如何「反攻大陸」。

針對一個專制極權，封建而又與各方鄰居都為敵的中共政權而言，現代文化與自由民主的思惟，及台灣的敦親睦鄰是最強大的「反攻大陸」的武器。這也都是台灣的軟實力。對一個身處在自由民主社會的我們可能不太能體會，一個自由民主社會對專制獨裁下的人民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但其實在三十多年前尚是戒嚴時期的的台灣，許多人是很嚮往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的自由民主的。台灣軟實力的反攻也將會加速中共暴政的解體，因為中共暴政的對立面也就是它的致命傷。我們要的不是硬打，而是軟功。也要支援中國的反對運動人士與團體。兩千年前被漢武帝罷黜的老子不是說「柔弱勝剛強」嗎？漢文化倒也有它的可用之處。而在蔡英文就職那天，早年要被「火燒重慶」(因為當年的國民黨在重慶) 的一群不滿中共暴政的民眾，卻也在重慶空軍公墓「志在沖天」的紀念碑前，高舉「重慶公民祝賀民選總統蔡英文就任」的標語。中共暴政下的人民已揭竿而起了，已經消滅國民黨的台灣民族必須走向消滅中共暴政的最後一哩路。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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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到底有沒有推動與實現轉型正義？更確切的說，在李登輝與陳水扁主政時期，台灣政府有沒有推動轉型正義？有沒有對228事件及隨後的白色恐怖受害者及家屬給予補償，申訴，及平反的管道？有沒有行事立法以保證迫害人權的事件不再發生？
解嚴前後民間要求公布228事件真相及訂228為和平紀念日的呼聲不斷提升。而嘉義市也首先於1989年建立全台灣第一座228紀念碑。1995年，李登輝代表政府向所有的228事件受害家屬表達公開道歉，並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也訂每年的2月28日為和平紀念日。 1995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開始運作。李登輝也於四處廣建紀念碑。1998年成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不當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兩個基金會審核通過的補償案件：二二八事件（1947-1948）有2152名。白色恐怖（1949-1986）共6022名。（吳乃德：「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 2006）
李登輝代表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向228事件家屬道歉，說來頗為諷剌。這有如要一個猶太人向納粹所做的暴行道歉一般。但這多少顯示了台灣轉型正義的根本問題：國民黨從來沒有為它所做過的暴行做過任何道歉。
雖然被審核通過的受害人共8174名，但實際的受害人數遠高於此。2005年7月31日，國防部完成「清查戒嚴時期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專案，向當時的陳水扁總統提出報告。報告中，共清查出監獄名冊人數27350人。扣除重複的，最後計算出16132位左右的政治受難者。(台灣轉型正義與人權博物館。黃玟瑄， 邱榮舉，2014)
陳水扁於當台北市長期間（1994-1998）將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並於公園內設置紀念館與紀念碑。陳水扁總統任內也通過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與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的設立。而國家人權博物館則仍在籌備中。
李登輝與陳水扁任內，台灣的人權是逐漸的有改善。對受難者家屬的賠償是多少做到了。在紀念碑，紀念館的廣為建立及紀念日的訂定上也是應該受到肯定的。但台灣轉型正義所缺乏的是將過去迫害人權的人員送交司法審判，對舊體制及情治單位的改革，及設立一個和解的機構以使社會能達成和解與穩定。沒有這些作為，則難保人權的迫害事件不會再發生，而人民也沒法對新體制產生公信力。
2015年10月16日，以吳乃徳為首的「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發表了《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一書。但這個真相與和解促進委員會到底只是一個民間團體，沒法舉辦公聽與傳訊。自然無法與一個政府機關設立的委員會相比。
轉型正義在台灣也不是綠營的專利。過去以一個所謂的自由派學者身分招搖撞騙的江宜樺，也於2007年發表了「台灣的轉型正義及其省思」一文，道貌岸然。即連馬英九也於2009年完成了聯合國於1992 , 1993年通過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簡稱「兩公約」的立法程序，宣稱要「人權治國」。江宜樺的表現如何，馬英九骨子裏在幹什麼勾當，我們在此不用贅述。
國民黨集團的人不做自我反省而要談轉型正義，徒然令其惡行欲蓋彌彰。而其統治階層如江宜樺及馬英九之談轉型正義及人權，則有如老鴇之大談貞節一般，令人作嘔。國民黨在來台後固然有所改變，但它所有的改變也都是在外力一再施壓下而不得不做的。國民黨在本質上是沒有什麼改變的。也因為如此，轉型正義的推動有賴綠營及新政府來推行。但如前所述，在國民黨的李登輝時代及民進黨的陳水扁主政時代，轉型正義固然有所推動與進行，但在廣度與深度上都是不及格的。台灣的轉型正義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在台灣，長期在推動轉型正義的吳乃德表示，民進黨對轉型正義的冷漠，部分原因來自於社會大眾的冷漠。吳乃德也表示若陳水扁真有心追求轉型正義，不用等民進黨在立法院佔多數。陳水扁之於2004年立委競選期間提出，立院過半則要調查過去懸而未決的政治謀殺案件。這種作法，吳乃德表示，徒然將具有高度道德色彩的轉型正義，眨低為權力鬥爭的工具。
2006年3月6日，陳水扁的親信與家人陸續被控涉入弊案。以吳乃德，范雲，吳叡人等15人發起，65人連署（族繁不及備載），發表了「715聲明」，呼籲陳水扁應慎重考慮辭職。但我們今天知道，陳水扁所被指控的罪名大都被判無罪，而有罪的判決爭議也很大。2015年1月5日，在陳水扁假釋當天，妖西在一篇名為「難怪台灣不會有轉型正義」的文章中寫道：「當年連署715聲明的這些學者，社會工作者，後來有幾個有出來『平反』一下阿扁或承認自己當時犯下一些錯誤？這名單不乏倡議轉型正義的前輩，….如果自己犯錯認錯都辦不到，要拿什麼去叫國民黨對犯下的錯誤認錯呢？跟著國民黨吐人口水總是容易的，承認自己的錯誤總是困難的。民族性如此，難怪台灣不會有轉型正義」。也沒有錯，到頭來，轉型正義更應由文化的轉型開始。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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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固源於紐倫堡大審與東京大審，而「危害人類罪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一詞也首先出現於紐倫堡大審。但轉型正義的基本精神卻不僅只基於法律，而是基於人文精神與人權觀念。為的就是培植一個基於人文信仰而有人權的社會。
當一個社會由舊的獨裁極權而殘暴的體制，轉型成一個新的自由和平民主體制時，我們如何能確保這個新的體制能穩定的維持下去。而這也就成為轉型正義的課題：維持新體制的穩定及確保舊體制的不再復辟。
基於這種觀念，一個成功的轉型正義也應有下列的一些要素： 一，停止危害人權的措施，將過去迫害人權的人員送交司法審判。二，對過去遭受人權迫害的人給予賠償及平反。三，對舊政體，尤其是情治單位加以改革，以避免危害人權的事再度發生。四，社會要有一個和解的機制，使社會能達成和解與穩定，並使人民對新的體制能產生公信力。而在策略上，有兩個是不能忽視的：一個是紀念的活動。如紀念碑與博物館及紀念館的設立，紀念日的舉行等等。另一個就是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s）的成立與進行。在這些基本要素與策略之中，真相委員會於過去二十多年來得到舉世人權團體及推動轉型正義人士的注意。
積極推動轉型正義及真相委員會，而於2001年出版了《不能說的真相：轉型正義與真相委員會的挑戰》（Unspeakable Truths: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Challenge of Truth Commissions）一書的普莉絲拉‧黑納（Priscilla Hayner），於2001年在紐約創立了一個非政府機構（NGO）｢國際轉型正義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根據黑納在2006年的一項大略統計，在中南美洲及非洲共成立了有十五個真相委員會。這些委員會調查過去破壞人權的真相，給予受害人及家屬一個申訴及恢復正常的管道，建立一個有罪必罰（accountability）而非有罪不罰（impunity）的文化，並推動制度上的改革與社會的和諧。
真相委員會有幾個特色。他們調查過去，而非目前所發生的人權迫害事件。調查的目標針對濫權的模式而非特例。一般的調查時間長達兩年，而於事後會發表報告。真相委員會一般是由政府機關設立，有調查權但無司法上的審判權。但在真相委員會的調查歷史上也引出一些爭議，尤其是在南非。他們給予一些涉案人豁免刑責來換取事實的真相。有些真相顯示，當年犯下一些令人髮指的滔天大罪的人卻於坦承犯行後可以全身而退。
為了保證過去的錯誤不再重演，制度上的改革及不適任人員的解雇也成為重要的課題。而這也是轉型正義中的｢除垢｣（Lustration）機制。在除垢這個機制上，德國是一個值得一提的國家，因為德國於戰後經歷了兩次的除垢。
二次大戰後，盟軍想要將德國徹底的「除納粹化」（denazification）。但他們馬上面臨一個明顯的問題。因為希特勒已將大部分反對他的人都消滅掉了。當時的德國，尤其是司法系統，已不存有曾經反抗過納粹的人員。要完全除納粹化顯然有所困難。最後的結果使盟軍雖不滿意但也得接受。
1990年東德的倒台促成了東西德的統一。統一前，西德的面積比東德大2.3倍，人口約東德的三倍大。基本上東西德的統一是西德併吞東德。也因為東德無法適應資本主義，西德也採取統一後的主導工作。依據「德國統一條約」（German Unification Treaty, Wiedervereinigungsvertrag），西德的政府人員與律師主導東德的重建及「除垢」。 這個祛除共黨文化的過程雖比祛除納粹的過程來得成功，但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如何去認定有些人與以前的專政政權合作就有困難。因為有些人宣稱是被迫的，或說是佯裝合作，或說是表面上合作但暗地裡做反抗的措施，等等。但最後的結果是，透過司法程序及政治運作，許多以前東德的官員被認定為不適任的都遭解聘。
除垢若太快或太完全也是會造成不穩定的。 2003年美軍侵入伊拉克推翻海珊及在他主導下的專政政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Ba’ath Party)。在布希總統去除阿拉伯復興黨 (de-Baathification) 的政策下，絕大部分以前的軍政人員皆被解除職務。結果形成了新手執政而造成伊拉克政局的不穩。
一個專政久遠的獨裁政體而迫害又深而廣的話，固然會使該社會在轉行成民主政體時困難較多。但決定一個獨裁政體下的社會如何能成功的轉型成為自由民主社會的因素在於：新舊勢力的對比，社會是否有人員、制度與財務上的改革資源，意識形態的取擇與社會菁英的致力於否，社會力的動員與國際人權團體的關注與否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By Alexander Barahona De Brito, Carmen Gonzalez Enriquez, and Paloma Aguilar, 2001) 。我們可以說的是，沒有一個成功的轉型正義則不會有一個成功的社會轉型。而沒有一個成功的社會轉型，則我們也不能說轉型正義是成功的。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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