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與社會改革— 杜威在中國

杜威 ( John Dewey, 10/20/1859-06/01/1952 ) 是美國的哲學家,心理學家與教育家。他是實用主義 (Pragmatism) 的推行人,進步式教育與自由主義的倡導者。他也常常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而使他多多少少成為當時知識界的一個公眾人物。杜威於1894年到1904年間任教於那時剛成立的芝加哥大學 ( University of Chicago ), 從1904年到他退休的那一年 (1930) 他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 ( Columbia University)。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期間收了一些中國學生。其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胡適 ( 12/17/1891 – 2/24/1962 )了。胡適於1915年到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修博士,指導教授就是杜威。1917年通過博士考試後即回北大當教授,但直到1927年才拿到博士學位。除了胡適外尚有早期在台灣小有名氣的蔣夢麟 (1/20/1886 – 6/19/1964, 《西潮》一書的作者)。另外還有陶行知,郭秉文,張伯苓等人。
1919年杜威與太太Alice利用Sabbatical leave到日本旅遊,旅遊期間受到北京大學的邀請而決定到中國一遊。邀請信是胡適寄發的,當時人在日本訪問的蔣夢麟與郭秉文也登門造訪並發出正式邀請。杜威於1919年5月1日抵達上海,此時是五四運動的前夕。
早於五四運動之前一些知識份子有鑒於中國的封建沈疴及國內軍閥割據難以抵禦外侮,便開始推動新文化運動而發刊《新青年》雜誌。《新青年》由陳獨秀 ( 10/9/1879 – 5/27/1942 ) 於1915年9月15 日在上海創刊,並由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錢玄統,高一涵,及沈尹默等輪編。《新青年》於1922年7月休刊。
針對保守派的批評,1919年1月15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一文說:「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也因為這篇文章使德先生 ( 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 ) 和賽先生 (賽因斯, science ) 兩名詞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兩面旗幟而成為知識分子的口頭禪。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與英國簽有密約:日本以牽制德國在亞洲的勢力來換除德國在山東的權益。1914年8月4日日本媒體《朝日新聞》即登出日本將與中國簽訂新條約 ( 後來所稱的《二十一條》),據聞這源於孫文於民初為了向日本借錢所提出的原始主張,說來是個喪權辱國的條約。1915年5月9日,袁世凱的北洋政府以「國力未充,難以兵戎相見」為由簽了損害較少的一至四號部分而成「中日民四條約」。簽約後袁世凱也訂五月九日為「五九國恥」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各國雖然於1918年11月11日簽了停戰協定,但戰勝國與戰敗國的和約則拖了一段時間。其中對德國的凡爾賽條約於1919年6月28日簽訂。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還是照原計劃讓給了日本。凡爾賽條約尚未正式簽署前,中國的軟弱及外交失敗觸化了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發生,而以學生為主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的發生振奮了方抵中國才三天的杜威,也使得他改變原計劃的短期逗留而延長成兩年,直到1921年的7月才離開中國。在這兩年間杜威發表了兩百場的演講 (胡適與蔣夢麟翻譯)。杜威的演講內容被傳為「五大演講」: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想之派別,現代的三個哲學家及倫理講演記略。杜威也與孫文於1919年5月12日在滄洲別墅會面。孫文請教於杜威而定立了他的知難行易理論。除了到處演講外,杜威也幾乎每個月都在《The New Republic》發表文章,呼籲美國應支持中國的轉型。但在那排華政策時代的美國他的呼籲是否受到重視難以測定。杜威也了解日本侵華的野心而也感覺到俄國布爾雪維克的革命成功 (1917年11月7 日) 對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所產生的吸引力。他認為中國的問題必須由教育與社會改革下手。對當時許多聽杜威演講的人來說,杜威代表了德先生與賽先生,他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具體化身。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稱他為「西方的孔子」。杜威對中國的影響如何,評價不一。有人指出他最大的影響可能是對進步式教育的推廣,他們舉胡適,江夢麟與陶行知為例。陶行知於1946年死於上海,胡適與蔣夢麟則都隨國民黨到台灣。
對一個積重難返的中國社會來說,社會改革與教育是一條根本但孤獨困苦而遙遠的道路。也難怪當時中國的知識青年對一步登天的布爾雪維克革命的嚮往,而最後造就了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暴政。而這些知識份子也都成為毛澤東兔死狗烹的祭品。陳獨秀之提出民主與科學兩個觀念與方法是正確的。但民主是講究人民做主,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而科學是講客觀與證據的。兩者都是重法治而非人治的,但陳獨秀卻以擬人化的方式來提倡這兩個觀念而確也引起廣大的迴響。中國知識分子在當時 ( 即使是現在 ) 的處境是很尷尬的,既擺不脫傳統士大夫及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又不能在那個極為落後腐敗的社會中走出自己獨立的通路。那時有少數人基於反共的國家主義而成立中國青年黨 ( 1923年12月2 日於巴黎成立 ),欲走政治的路線。其結果以黃信介的「廁所裏的花瓶」一詞最為傳神。要建立一個如歐美般的強大的知識體系與學術教育機構需要很長的時間,不是能夠一步登天的。而這也是杜威所建議的教育與社會改革。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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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是中國人嗎?──由地緣、歷史及文化看其發展

二十多年前在一場夏令會中聽一位第一代的留學生講他的「中港台」故事。他說他父親在日治時期因政治關係,為了逃避日本政府的迫害而落難中國。他們全家在中國到處流亡而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說中國各地的語文及風俗習慣雖然有所差異,但都有一個他不會描述的共通性,這個共通性對他來說就是一個「中國人社會」的特質。戰後他們全家都回到台灣來。雖然知道他是台灣人,但他從來沒有踏上過台灣這塊土地。當時14歲的他的第一個感覺是,這不是他熟悉的中國人社會,這是一個與他過去所居住過的中國各地社會都全然迥異的社會。第一個印象當然是建築及街道的不同,民情風俗及文化也如異國般。六○年代初他來美留學,路經香港,他說香港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相當西化的城市,是大英國協的東方之珠。但他在香港馬上就有那種熟悉感,跟他在中國的經驗一樣,他說香港是一個中國人的社會。
五十年過去了,香港也「回歸」中國17年了,但香港還是中國人的社會嗎?
我高中的一個老師說,香港其實應該叫做臭港,因為很臭。那種說法當然有其基礎,因為香港很久以來就只是個漁港。現代香港的故事由19世紀開始。1821年英國開始用香港的天然良港做鴉片的進出口生意。英國於1839-42年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取得香港。但只擁有香港島顯然無法有效的控制港口,所以英國在1856-60年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取得九龍半島的南端。1895年的甲午戰爭後,歐洲列強急著要從清廷取得一些土地,也因此有1898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Convention for the Extension of Hong Kong Territory)。這個於1898年6月9日於北京簽的專條,使英國得以免費租借新界及235個小島99年。為什麼選99年?當時英國的代表Claude MacDonald說「形如永遠」(as good as forever)。這個租約於1997年6月30日到期。
99年當然不是永遠。從1979年3月開始,中共就開始準備要收回租借地了。真正的談判由1982年9月英國首相到北京才算開始。雖然香港與九龍是割讓地而新界是租借地,但中共堅持因鴉片戰爭所簽的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都是不平等條約,割讓地也應同租借地的新界般由中國收回。最後中英雙方於1984年發表聯合公報,表示租借到期的1997年7月1日,香港九龍及新界的主權將轉移給中國,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在英國統治香港的156年間,前大部份時間人口都是自由移動的。香港只是一個過渡地及賺錢的地方,賺了錢後就回老家,因此在文化上與廣東沒有兩樣,人口是進進出出的。但1949年中共建國後,這個情況開始改觀了。邊界大都管控後香港的社會與鄰近的中國廣東社會也開始漸漸的分道揚鑣。由於香港開港以來,靠的就是貿易,中國邊界的關閉影響不小。為了生存,香港也開始發展輕工業,如紡織、玩具等。其後也朝電子工業及金融業發展,更不用說那盛極一時的電影事業了。有輕工業就難免有勞資糾紛。在六十年代香港有了工運,也因此社會的力量開始有了凝聚。那時的香港也多少受到文革的影響。此後香港的經濟持續繁榮。在英國的統治下,香港人建立了法治社會的觀念。雖以中國人自居,但香港人以開放、專業、實際、富裕自許。這有異於中國的閉塞、教條、貧窮與集權。
從八十年代開始,中國要收回香港的新聞就開始上了報章雜誌。香港人固有擔憂的地方,但一般而言反對的聲音不多,也不大。但香港還未到手,中共的惡形惡樣就於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廣場爆發了。天安門事件對香港的影響是很大的,它加深了港人反共的情結。天安門事件後,一些參與基本法草擬工作的人也退出或被中共逼退。其中如李桂銘就組成了反對中共極權統治的香港民主同盟。在1991年的立法局選舉中,香港民主同盟的成員就於18席中占了12席。1994年民主同盟與另一個政治團體匯集合併成為民主黨。直到目前為止,每年的六四,香港都會舉辦大規模的紀念活動。
1997年7月1日,香港的主權由英國轉給了中國,許多「愛國」的香港人歡迎這一天的來臨。香港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大的變化,但煞風景的是,於同年發生了牽連泰國、東南亞及南韓的亞洲金融風暴。
「東方之珠」拿到手的中共不但不守「一國兩制」的承諾,也不知如何養好這隻會下金蛋的鵝,會的就是加緊香港的「內地化」。2003年香港就先吃了中共衛生單位掩蓋SARS實際病情的虧,使香港因而死了三百人。同年中共又推動基本法第23條的草擬,引進分裂國土,顛覆政府的罪名。這個條文的草擬引起香港極大的反響,而有五十萬人於2003年7月1日走上街頭的場面。香港人的強烈反彈使得這一草案沒法在立法局過關。
但中共於2006年再度伸出黑手,4月9日中共人大常委會否決了在2007年普選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要求。7月1日20萬香港人再度上街頭,反對中共的這個決定,但中共並不退讓。雖然沒有特首的普選,但2007年3月的特首選舉卻是特區成立以來第一次有競爭的特首選舉。曾蔭權擊敗梁家傑出任香港特區的第三任行政長官。接著他的是2012年3月的梁振英當選特首。
梁振英上台後不久就面對香港人對中共黑手伸入教育的反抗。2011年當曾蔭權是特首時,已定調了「愛國愛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這個簡稱國民教育、國教的教育內容馬上被指為紅色教育及洗腦教育。2012年7月近十萬香港人上街抗議,其中許多是會被直接受到洗腦的中學生。由於社會的強烈抗議,香港政府也只好於當年十月將此教育方案暫時擱置。
2013年的元旦,香港有萬人大遊行要梁振英下台。10月6日習近平堅持香港政改依基本法及人大的決定,也就是說香港不能有特首的普選。也因此2014年的元旦成千上萬的香港人再度走上街頭要求真普選。但在這幾年,香港也看到了黑道分子的日漸騷擾民運及新聞從業人員,企圖阻撓民主運動及新聞自由。2014年2月26日香港《明報》的前總編輯劉進圖就被砍殺成重傷。但這顯然無法阻止民主運動的進展。2014年4月26日,年年紀念天安門事件的香港終於有了一間永遠的紀念館──「六四紀念館」。而就主權移交一事,香港也於每年的七月一日都發動遊行。今年(2014) 的七一大遊行因為佔中及爭取真普選而引來五十萬人的參與。九月學生開始罷課,9月28日和平佔中行動提早啟動。這次佔領中環運動 (稱為雨傘運動) 目前還在進行。在運動已經進行了長達兩個月後,路線之爭也越來越明顯。但不管這次的結果如何,可以預期的是港人與中共的對抗於日後會越來越激烈。只要民主與自由的基本要求沒得到合理的解決,對抗將只會提高而不會就此平息。我們也不能忽略經濟的因素:貧富懸殊,青年人的就業問題,及在中國大經濟體下的被邊緣化的問題都使香港的經濟情況大不如前。
「回歸」後的香港不免令人好奇「中國人社會」的香港是不是越來越中國?以2012年的一個研究來看,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由回歸後的16.6% 降至12.6%。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為23.4%,上升了6.1%。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占41.8%。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的占了22.1%。以2013年的另一個調查來看,62% 的港人主要認同香港,38% 只認同香港 (不認同中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年輕人中(18到29歲),有84.3%的人主要認同香港,但有55.8%的年輕人只認同香港而已。
看香港的情況難免令我們思考港台之間的同異如何。
第一個當然是地理的不同。香港之於廣東有如金門廈門之於福建。距離近而來往很方便也很頻繁。香港的七百一十八萬人口是約台灣的三分之一,面積只有一千一百零四平方公里,是台灣的三十三分之一。面積小而離中國這麼近,不若台灣有個黑水溝 (台灣海峽) 的天然屏障,也因此香港尚沒有辦法如台灣般的發展出台灣民族主義的觀念。香港固然有異於中國的認同,但其認同以城邦(City-State)的觀念為重。
殖民的型態也不同。英國統治了香港156年,但香港人不是英國人,而以廣東人,中國人或香港人做為認同。但日本殖民台灣50年,使許多台灣人於殖民後期還都以日本人自居。對英國來講,香港是個殖民地,而對香港人來講,英國是個殖民者,香港像是個白人家庭中的認養兒。但對日本而言,台灣被當成國內領土來處理,殖民是直接的,不似大部分的歐美殖民方式都是間接的。比較英日殖民型態的不同,自然對港台的社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而人民的組成也不同。台灣本來就有原住民,再加閩粵的移民及二次大戰後湧入的中國難民,使台灣成為一個多族群及多文化的社會。這個事實使台灣無論在文化的發展上或政治社會的分析能力上,都占了優勢。相對之下的香港社會,雖有極少數的西方人士、印度人以及28萬的外籍勞工,但絕大多數都是廣東人,語言也以廣東話為主。人口的同質性有它的好處,但多少也限制了其思考模式及政治及社會分析的能力。
而在歷史上,香港與台灣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共於1949年建國後,英國已考慮到中共可能會攻下香港拿回這塊領土而做準備。但中共顯然有她的打算。在當年的國際封鎖及貿易抵制下,中共須要一個對外的通道,而香港自然成為這個選擇。也因此中共並沒有攻下香港。香港一直是中共對外來往及貿易的「漂白」處。資料顯示,英國於五十年代開始就有意要讓港人選擇自己的長官,但都受到中共的恫嚇,中共揚言若英國讓香港人有選舉權,則中國就會攻下香港。也因此香港長久以來都是中共對外的金融貿易站。香港也因為有這個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歷史因緣,而成為一個金融及貿易中心。香港拿到手後,中共的態度開始轉變了。2009年3月中共通過一個計劃,要將上海在2020年時發展成為一個金融與航運中心。那個計劃能不能夠成功是個大問號,但其對香港的金融貿易中心地位的挑戰是很明顯的。
1997年中國拿回香港給香港人的保證是「一國兩制」。但香港並不是一國兩制的濫觴。要說第一個實施「一國兩制」的其實是台灣,雖然當時沒有使用那個名詞。國民黨拿下台灣之前,它對台灣的資料很少而都洽請歐美各駐中國使館提供。1945年8月30日國民黨公布成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並公布署長及各處長名單,隔月成立台灣警備總部。10月來台接收後,台灣成為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公署不但控制台灣與中國間的人口往來,許多台灣原有的制度也沿襲使用。在大陸發行的法幣也禁止在台灣使用而使用台灣原有的貨幣。台灣這個「一國兩制」的下場如何,我們都很清楚。除了1947年的228大屠殺外,爾後台灣也經過了很長的白色恐怖與戒嚴時期。中國的第二個「一國兩制」就是針對西藏而來。在進軍西藏後,中共與西藏在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中國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這個協議保證西藏能全面自主及維持其特殊的文化與宗教。西藏最後變成怎樣我們也都很清楚:1959年西藏起義,達賴啦嘛流亡印度,接下來是不斷的迫害與殘殺及文化與宗教的滅絕。西藏不但沒有自治,藏人也面臨宗教及文化滅絕及民族被消滅的危機。
國民黨對台灣如此,共產黨對西藏如此,有誰能夠相信香港的「一國兩制」可以成功呢?如果你是中國人的話,則可能有成功的希望,因為「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但香港人顯然有這個疑問:我們是那麼的中國人嗎?香港人以開放、現代化、自由、富裕及親西方自豪。雖有,但不是很強的大一統思想。再說香港歷史上的移民潮都是因為中國的因素而引起的。由1967年與文革有關的反英六七暴動,1980年代的中英談判期間,1989年的天安門事變之後及1997年的主權移交,都引起港人的移民潮。最近則是2010年後,中港矛盾的激化而再掀起移民潮。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移民以大英國協的國家為主,近年來則以台灣為熱門的移民對象。台灣除了文化及生活品質較為優良外,很多移民到台灣的香港人也開始參與政治,求取「當家做主」的民主感覺。
故事要回到文章開始時的那個第一代台灣留學生的「中港台經驗」。我問他說,你是台灣人嗎?他說是。我再問他你是中國人嗎?他遲疑了一陣子不知怎麼回答。最後他說如果中國對台灣好的話則他願意當中國人。他因為在中國成長至14歲,這種感情我們可以理解,不能苛責。但對與中國無關而天天要去面對中國威脅的台灣人而言,這種想法是自投死路。台灣人的祖先已吃過那個虧,度過那漫長的黑夜了,沒有必要再走上那條死路。但對香港人而言,我們知道走上那條與中國分道揚鑣的路是艱苦的。對不太有民主政治經驗的香港人而言更是一個緊密的課程。但香港人有很多可以學習與合作的地方。除了台灣外,西藏、維吾爾及中國的民運人士都是他們可學習及合作的。香港人也該了解到了中國對香港的不友善了。那香港人還是中國人嗎?由大部分的年輕人的認同來看,那個答案是否定的。

李堅

海峽對立之四 台灣兵。國軍。為誰而戰 ——— 炮戰因緣—阿松的故事

在二次大戰中有二十萬名台灣人加入日本軍當軍屬、軍伕、義勇隊在南洋與美國為首的盟軍作戰。其中三萬人陣亡,一萬五千人失蹤。戰後來接收台灣的國民黨為補充兵源提供內戰之用,在台灣用詐騙的手法招募了約一萬五千名年輕人到中國去打那個與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的國共內戰。其中約有三千人被中共俘虜而反過來打國民黨的軍隊。這些台灣兵的下場大都很淒涼。在日本,他們並沒受到等同日本軍人的照顧與撫卹,有的只是靖國神社中所供奉的二萬八千台灣軍人的靈位。那至少對家屬來說是一種心靈上的安慰。但在台灣及中國,這些台灣軍人好像從來就都不存在似的。
這些台灣軍人為日本打,為中國國民黨打,為中國共產黨打,但就是沒有機會為台灣打。但到國民黨被打到台灣後,這個現象開始有了改變。1949年10月的古寧頭戰役穩住了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的情況而奠定了海峽兩岸對立的局勢。古寧頭戰役固有根本博的指揮作戰,但若無軍人的作戰巧婦也是難為無米炊的。古寧頭戰役中國民黨軍隊主力的201師有多少新招募的台灣軍人我們不得而知。大陸撤退後201師在孫立人的指導下於高雄鳳山逐漸接受新兵,重新整軍而將原來破敗的青年軍建立成一支有紀律的戰鬥隊伍。對穩住海峽兩岸對立情況的古寧頭一役我們可說已有相當數目的台灣軍人參與。這一役雖說是守住金門,但金馬是台澎的防衛,所以我們可說這群台灣軍人至少是為了保衛台灣而打。
八二三炮戰那時,金門的駐軍約有九萬二千人,我們知道其中台灣的充員兵就有四萬人。當中有很多從事極為危險的搶灘運補及搶修陣地與通訊路線的工作。我們可說八二三炮戰是台灣兵與來台灣不到十年的中國兵首次並肩作戰對抗中共軍力進犯的一場戰役。袍澤之情於承平時期就有,更不用提一起作戰了。在那場戰役中及其後台灣軍隊的發展,台灣兵與國民黨兵也漸漸的開始了融合的過程,漸漸的在台灣建立起一個新的社會。
七十年代服兵役時,閑暇時到營區附近的眷村走走,發現那時的眷村與我小時候家鄉的眷村有很大的不同。小時候在家鄉讀初中時,為了走捷徑每天都要穿過一個不小的眷村。看到的是一群淪落異鄉台灣的中國難民,聽到的都是中國各地不同的口音,也開始看到並吃到以前台灣人所不知的饅頭,餃子。異國的情調很濃。到七十年代那時,許多地方的眷村已開始改變了,至少是我服役的那營區旁的眷村。那時聽到了很多台灣口音,而很多家庭也都像個迷你工廠一般的從事加工業。那時候我去的那個眷村很多家庭主婦都從事製造雨傘的加工,將零件組合成雨傘骨架,論件計酬。每個家庭都傳出敲敲打打的聲音。雖知道那是一個眷村,但感覺上已不再是一個異國社區,它與台灣各地的社區都不會有甚麼兩樣。
眷村的變化如此多少也反應在營區的人員組成及變化上。在整個軍隊的組成上來看,大都是服義務役的充員兵及預備軍官。即使在那時的常備軍官裏,也至少有一半都是台灣本地人。而在我營裏,幸運的營長及幾個老芋仔 (老士官) 也結婚了,娶的都是台灣本地人。
每個當過兵的人都有老芋仔的故事,下部隊一段時間後我們這些服義務役的與老芋仔們較熟了,他們就會給我們一些忠告。其中阿松對我們這些臨時過客較好。阿松警告我們不要與政戰系統的及軍法處的人太過接近,與他們講話也要小心。因為那些特務個性的人會翻臉不認人。阿松也勸我們不要把上級長官盜取補給品的事放在心上或揭發開來。最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否則以後會有了沒了的日子不好過。我們要的是平安退伍而他們要的是退休後的終生俸。一段時間後阿松開始談起了他的過去。阿松回憶起他家鄉豐富的水產,國民黨如何抓壯丁而他如何夜宿山頭避免被抓,但最後還是被五花大綁的運到各處去打「共匪」。同阿松一樣,大部分的老芋仔都是被抓壯丁「從軍」而行遍了大江南北。他們描述了做奴工的日子。說中國人如何虐待中國人,多麼的壞。八二三砲戰時阿松在金門,他說那時他與許多充員兵在一起作戰。一些充員兵都嚇得哭了,他鼓勵這些充員兵說他也害怕,但該做的事還是要做。八二三砲戰後一個從台南鄉村來的充員兵要退伍了,他說他要介紹他的妹妹給阿松。阿松就這樣結婚生子了。阿松說他一個人在台,沒有家產,又是個窮軍人,有誰要他呢?結婚前他連想都不敢想他能夠在台灣成家,但八二三炮戰製造了這個姻緣。有次阿松帶了他那時才十歲的兒子來營區,心滿意足。而孩子就如任何鄉下來的孩子一樣,活潑但有點生分。阿松說他太太閒時會幫忙割稻貼補家用,他沒有怨意但笑笑的說他們給她較少錢因為她嫁給阿兵哥。阿松那時每天只好好的等年齡到了可告老還鄉領終生俸,與家人團圓。他的還鄉是台南鄉下,不是中國的老家。
退伍後一年聽後期的預官說阿松又有了個兒子。後來就再也沒有阿松的消息。阿松的故事只不過是幾百年來台灣社會融融和和的一個點滴。以前聽一個台北人說,美麗的觀音山是躺著的。到台灣來的移民都會被她的美麗吸引而留了下來。 (海峽對立系列完)

 

李堅

海峽對立之三 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 ——– 八二三炮戰

1953年12月31日,在接待印度代表團的會議上,中共總理周恩來首先提出了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在1954年4月29日的中印公報上,這和平共存的五項原則也列了進去。在1955年4月29日在印尼萬隆 (Bandung) 召開的亞非會議上,周恩來和與會諸國重申這和平共存的原則而將之擴大為處理國際關係的十項原則。但在之前的1955年1月18日中共發動三軍攻下了一江山島,但也對美國第七艦隊幫助撤離大陳諸島的住民保持默許,顯然默準了美國的「干涉內政」。國民黨顯然不是中共要和平共存的對象,因為國共內戰是他們的「內政」。雖說和平共存五項原則首先針對印度而提出,但中共於1962年跨過1914年英國政府與西藏政府簽訂的邊界協定「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 而與印度打了起來。好聽的話是一回事,但實際行動才是主要的。和平共存是說給人聽的,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才是中共的行動指導原則。
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與赫魯雪夫的關係開始惡化。這不但影響到了中蘇關係,也牽涉到了海峽的情勢。
1956年蘇共二十大閉幕後,赫魯雪夫向全體代表發表對史達林的批判。毛澤東不同意赫魯雪夫的看法與做法,他認為史達林是七分功,三分過。在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與赫魯雪夫的不和更趨明顯。赫魯雪夫認為用核武的雙方都是輸家,但毛則認為即使用核武使全球人口死了一半,但還有一半能生存。1957年中共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所有的150個建設都是蘇聯規劃及經援的。但此後中蘇的關係就開始惡化。赫魯雪夫有意與西方國家改善關係求取和平共存 ( 赫魯雪夫於1959年9月與艾森豪總統有高峰會議 ),但方由「抗美援朝」的韓戰中走出來的毛澤東可沒有那個想法。中共不但痛恨國民黨,自然也痛恨支持國民黨的美國。在中蘇日漸交惡的情況下,中共於1958年推動了「大躍進」,企圖擺脫蘇聯以求取自力更生。蘇聯則調回了15萬名工程師及技術人員並把所有的設計藍圖都給摧毀。赫魯雪夫於1958年及1959年的訪華都是短暫的,1958年的訪華日期是7 月31日至8 月3 日。赫魯雪夫離華後,毛澤東就積極準備攻打金門馬祖。有些史家指出八二三炮戰為的是表明中共的獨立而不再受蘇聯的牽制。也有人指出是為了測試美國,分化台美關係,並鞏固毛澤東在國內的地位,凝聚民氣。
1958年7月中共開始向福建沿海聚集。台灣則於7月6日下令「台澎金馬地區之國軍各單位,取消所有官兵休假,各級部隊立刻進入戰時戒備狀態」。同時中共也開始喊話「攻奪金門馬祖,武力解放台灣」。1958年8月5日中共的陸海空軍大量向福建集中。8月6日台灣的國防部宣布「台灣海峽局勢緊張,台澎金馬地區進入緊急備戰狀態」。8月14日馬祖附近發生激烈空戰。8月20日蔣介石乘軍艦到金門巡視並勉勵官兵。8月23日中共發動猛烈砲擊,一天之內落彈達五萬七千餘發,台灣官兵死傷兩百餘人。金門防衛司令部三位副司令吉星文,趙家驤,張傑殉職。在高峰期每小時有一千發的砲彈。
八二三砲戰開始後,美國對中共提出警告並開始提供八吋砲與飛彈給台灣。蘇俄則採取觀望的態度,不想為此而捲入與美國的公開對抗。美國雖然不同意台灣的占駐金門馬祖,而中美防禦條約也只包刮台澎不含金馬,但美國總統艾森豪與國務卿杜勒斯一開始就採取強硬的態度。杜勒斯表明美國會採取及時而有效的行動防衛台灣 (timely and effective action to defend Taiwan)。艾森豪則發表嚴厲聲明謂美國不會由武力對抗中後退 (the U.S. would not retreat “in the face of armed aggression”)。美國的強硬聲明多少改變了中共與蘇俄的態度。9月6日周恩來提議中美重新恢復大使級對話,9月15日開始華沙會談。由於中蘇關係已惡化加以不明瞭中共對金馬台澎的意圖,赫魯雪夫保持低調,不想因此而捲入與美國的可能核子戰。赫魯雪夫只有在確定中共不想要擴大戰事後才於1958年10月5日致函艾森豪曰若美國攻擊中國則視同為攻擊蘇聯。中共的國防部長彭德懷也於10月5日宣布「基於人道立場,對金門停止砲擊七天」。1958年10月21日杜勒斯飛抵台灣與蔣介石展開會談。在離台的10月23日發表聯合聲明認為金馬的防衛與台澎的安全有密切關聯。10月25日中共宣布「雙日停火」而炮戰也漸漸的冷卻下來。八二三砲戰國際間稱為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 (Second Taiwan Strait Crisis)。
在七十年代初期也有台灣與中國海軍的小對抗,但最近的海峽危機則發生在李登輝總統任內。李登輝上任後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國論」,訪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講及台灣的總統直選等都刺痛了中共的神經。從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中共做了四組飛彈演習。美國海軍雖然派艦隊到台灣沿海表示維護台灣沿海的安全與和平,但主要在東海岸,只有在1995年12月19日進入台灣海峽。
只要海峽兩岸沒有一個對等的關係則此後的衝突與危機還是難以避免的。馬政權主政以來台海的關係看來緩和了許多,但姑息投降的方法與權術的玩弄是沒有辦法達到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的。中共無疑會詳加研究明鄭與清廷的談談和和而最後被併吞的例子。但用一個封建時代的例子是不能使用於自由民主人權高漲的現代社會的。當主權在民的意識標桿下,人民的意識將決定一個國家的未來。

李堅

 

海峽對立之二 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 一江山。大陳。核武的可能使用

珍珠港事變後,台灣的命運就與美國聯結在一起。美國首先是介入中國戰場,爾後也介入東亞局勢的對抗與調整。美國的介入當然是她走向超級強權的第一步,但在當時的美國不論是底層或高層對此決策都是頗有意見的。據一位美國軍人子弟的回憶,他父親是被美國派去協助國民黨的軍官,同那時的許多美國軍官一樣,他們都相當看不起國民黨的將軍。他們知道蔣介石的國民黨不但腐敗,也不會打戰,更不會抗日。他們認為美國不應該介入中國的內戰。雖然如此,在二次大戰中羅斯福政府還是與蔣政權維持了表面上友好的合作局面。但接著羅斯福上任的杜魯門總統就沒這麼友善了。杜魯門總統在他的回憶錄中表示,在經過了一段時間後,他發現蔣、宋、孔全家都是賊。在美國經援國民黨的350億美元中,蔣宋孔家族就吞吃了至少七億五千萬美元。
1949年10月1日中共宣布建國。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宣布美國不再介入中國事務也不會介入台灣海峽的紛爭。意思是說若中共要打國民黨佔領下的台灣,則美國不會干涉。1950年2月14日中國與蘇俄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毛澤東開始他向「蘇聯老大哥」「一面倒」的政策。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後美國驚覺到了蘇聯及中共的擴張政策而於1950年6月27日宣布台灣海峽中立,並派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巡迴,防止雙方的對打。1953年1月20日共和黨的艾森豪 ( Dwight D. Eisenhower, 10/14/1890-3/28/1969, 總統任內1953-1961)上台後,他對中共的態度轉硬,並於上任不到一個月 (2/2/1953) 就宣布解除對台灣海峽的封鎖。
艾森豪的解除對台灣海峽的封鎖激化了國共雙方的對立,而國共雙方的對立也代表美蘇冷戰在東亞的對抗。右翼的美國人士鼓勵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而艾森豪及其任內的國務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2/25/1888-5/24/1959) 也表示對中國可使用戰略性的核武。但當時的歐洲政軍領導人,包刮北大西洋公約的成員是反對美國為防衛金門馬祖而是使用核子武器的。那時艾森豪面對國內要求對中國轟炸的壓力也源於韓戰中有13名美國空軍於中國上空被擊毀而成戰俘。海峽對立的緊張局面也導致1954年的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
1954年國共雙方皆開始集結兵力。1954年8月1日周恩來發表聲明: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八月蔣介石調五萬八千名兵力到金門,一萬五千名兵力到馬祖。8月17日美國警告中共不得對台灣動武。9月3日中共開始砲擊金門馬祖。9月2日美國的參謀總長建議對中共使用核子武器。該年11月中共開始轟炸大陳島。
在當時美蘇冷戰對峙下,國共之戰看起來好像是代理人的戰爭 (proxy war)。但其實蘇聯在整個事件中相當曖昧。中共的軍事裝備固然來自蘇聯,但「解放台灣」可不能說對蘇聯有甚麼利益。加以美國已宣稱可能用核武,一般咸信當時的蘇聯不想為浙江福建沿海的一些島嶼之爭走上與美國的公開對抗。在海峽緊張對峙的情況下,台灣與美國於1954年12月2日於華府簽署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條約預定於1955年3月3日生效。防禦只包括台灣澎湖但不包刮福建及浙江沿海的島嶼。條約也多少限制了國民黨對中國的武力反攻。
在條約未生效前的1955年1月18日中共用陸海空三棲作戰的方式展開對面積只有一點五平方公里的一江山島的全面攻擊。三天後的1月20日七百二十名國民黨官兵全部陣亡。在那年農曆新年的前夕,許多人失去了他們的父親,兄弟與兒子。「解放一江山」是中共每年都在慶祝及炫耀的日子,但在台灣鮮有人提起那段往事。對於駐守福建及浙江沿海的一些島嶼美國一向是不支持的。一江山失去後大陳列島失去天然屏障。在美國第七艦隊的協助下,1955年2月國民黨將大陳及其附近島嶼的二萬八千名居民撤退到台灣,這也是當年所稱的「大陳義包」。美國雖然也建議由金馬撤退,但蔣介石不同意。
雖然歐洲國家及邱吉爾反對對中國使用核子武器,但美國一再放話將使用核子武器。在1955年3月10日的國家安全會議上國務卿杜勒斯說美國人要有美國將會對中國使用核子武器的準備。艾森豪總統指出使用原子彈就如同使用子彈一樣。1955年3月25日美國海軍作戰指揮官Robert B. Carney也說艾森豪準備要摧毀中共的軍事作戰能力。他預測戰爭將於四月中旬開始。
1955年4月18日到4月24日,由印尼、緬甸、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與印度籌組的Asian-African Conference ( 亞非會議,或稱萬隆會議,因為在印尼的萬隆Bandung 召開 ) 共有25 個亞非新獨立的國家參加。會議期間中共總理兼外長周恩來提出台灣的兩方面問題。一方面是國共對抗的內政問題,蔣介石必須承認中央人民政府。一方面是美國侵占台灣,這是中美之間的國際問題。國際問題最好用中美談判的方式進行。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1955年5月1日中共終止對金門馬祖的砲轟而結束了第一次的海峽危機與對抗。1955年8月1日中共釋放11名被判重刑的美國俘虜。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