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遷徙與移動之七 那個「狗去豬來」的年代 —–台灣在二次大戰後的難民與移民

五十年代的台灣,年幼的我時而會看到一位衣衫襤褸、老態龍鐘的日本老婦人,到家中拜訪父親。除了閑聊外也會帶一些東西來販賣。這位我們稱為有馬樣(有馬さん,Alimasan)的老婦人後來就不再來了,傳聞說她可能已回日本去了。有馬樣看來是當年一直想要留住台灣而不想回日本的最後一批人。

家父有沒有買過有馬樣要販賣的物品,不得而知。當年只記得我們家中藏有不少日文版的西洋文學巨作。那時還真以為我那個「牛牽到東京還是牛」的家父(他天上有知可能會說我是個「牛牽到美京還是牛的宜蘭牛」)這麼有文學素養。後來聽家母說,那些都是日本人被迫離台時亟欲變賣家當的結果。

家父看來只買了一些舊書。但當年在遣返日僑的混亂局面中,有不少台灣人是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接收」了日產的。初中到台北讀書時,住在家父一個校友的家中(也是診所)。只記得那一棟龐大木造二樓的日式房屋,相當典雅有氣派,也置有一些日本及西洋的藝術品。那時只隱約聽聞說,這棟房子與醫學器材是他由他的日本老師「傳承」下來的。

依據1946年2月16日,「台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公布的「日僑遣送注意事項」,標準分甲乙兩種。甲種係志願留台但政府認為無留台需要者應立即遣送回國。乙種係自願回國者,但具有學術技術或特殊專長之智能,而政府認為有留台之必要者,仍應繼續征用令其留台。回國日僑除了日常用品外,不得帶照相機、雙眼望遠鏡、貴重金屬、及寶石藝術品。每人攜帶現鈔以不超過一千日元為限(《民報》,1946年2月)。在這種規定下,當年的日本人自然在台灣留下一大片的產業。在那時,接收的豈止是國民黨政府而已,民間也有。可見有些人還可真是無橫財不富。但富裕大都是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的。

日治時期的總督府將台灣的人口大致分為三類:內地人,也就是日本人;本島人,也就是漢人;蠻人,也就是山地原住民。1944年7月15日,總督府做了一次臨時戶口調查,顯示在台日本人共有319,808人(台灣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表)。為了因應遣返作業,總督府於1945年10月1日,針對日本人做一次臨時戶口調查(不包括軍人)。發現共有106,201戶,384,847人。其中男性200,026人,女性184,821人。在回答回國意願與否的323,269人中,182,260表示要回日本, 141,009表示要留在台灣(Katakura Yoshifumi片倉佳史:The Wansei: History’s Castaways Look Homeward to Taiwan)。意願是一回事,遣返與否是操控在當年陳儀政府的手中。對許多當年要被遣返的日本人來說,台灣已經是他們的家鄉。回到陌生而甚至都沒有親友的日本,是相當大的一個挑戰。這些灣生也因而都結合在一起。他們於1951年成立了台灣協會,互相幫助同為灣生的人。據片倉佳史的調查,這批灣生在日本都有比一般日本人都要來得好的成就。除了互相幫助外,也因為在當時台灣的歧視教育政策下,他們都接受了較良好的教育。

被遣送回日的日本人嚴格說來不是難民,因為遣返地是母國。但對許多在日本已無親友的人而言,無異是難民。以之前台灣是日本的領地這個事實來看,這些人也可說是被迫移居國內他鄉的人口(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

「狗」去了,「豬」也就來了。這是二二八事件前後民間所傳的「狗去豬來」,描述的是嚴苛的日本殖民政府離去後,來的是貪污、厚黑、好吃懶做、而一事無成的國民黨。

戰後初期到底有多少中國人來台,查不出詳細的資料。但以1945年擔任公職的人數比例來看,職員總人數共44,451人,其中外省籍人數有28,234(占64%),台籍人數9,951(占22%),日籍人數6266(占14%)。中高層官員人數不是很清楚,但台籍人士僅約5%左右,而可能也大都是半山。除了政府官員、職員、與軍人外,民間人士也紛紛來台,但這些總人數都不是很清楚。一般同意的是在國共內戰結束後,有近200萬國民黨政府與人民逃難到台灣。在當時全台只有600萬人的台灣,這是一個相當驚人的難民數目。台灣後來又接納了韓戰後參與共軍,但不願回中國的一萬四千名名軍人。1955年的「一江山之役」後,也接納了由美國協助運送過來的28,000名所謂的「大陳義胞」。台灣在那段短期間內,有那麼一大批相對於人口的大量難民的湧入,在人類歷史上可說不多見。但台灣是多多少少平穩的走過了那段時日。早期軍隊進駐學校而教室短缺,及都市中到處都有的違章建築如今已不再。那一段歷史並不存在於當今的年輕人記憶中。

有異於韓生效應之認為第二代移民會盡速、盡量美國化(本土化),戰後到台灣的這批中國難民/移民的第二代(與筆著同一代),多少由於教育與社會政治的因素,可都很中國,很排擠台灣本土。進入第三、四代的今天,卻都已產生出了所謂的天然台/天然獨。也許吧,韓生效應多少要基於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而不是台灣過去戒嚴下的洗腦社會。台灣要到外省第三代才能達到韓生效應的第二代,也可說我們至少被國民黨浪費了一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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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遷徙與移動之六 民族熔爐與韓生效應 —–兼看台美人的未來

到美國留學後定居下來也好,或是移民來美國,或是經商,台美人已都進入第三代了。家家戶戶固有不同的經驗,但我們難免都會有個問題:在美國這個移民的大熔爐裡,台美人的未來是如何?台美人的認同是否就會慢慢地消失?

美國最近幾年來對移民(合法與非法)都相當排擠,一個相當大的原因是白人社會的焦慮。因為大量移民的湧入及相對性較高的生育率,將會使白人的人口不再占多數的主導地位。一個統計是,到2046年,美國將不會有一個族群是佔多數(目前是白人佔多數)。一般稱為多數少數(majority-minority)或少數多數(minority-majority)。夏威夷很早就是多數少數。加州也於2000年就成為多數少數。目前還是多數,但將於未來會成為少數的白人,自然會心生焦慮而排擠移民。但排擠歸排擠,大部分的美國人以第三代的美國人自居(蓋洛普2001年6月的名意調查)。也就是說,他們認為他們是移民的第三代。這個數目於今天只會更高。雖然大部分的美國人與移民有多多少少的關係,但他們的認同如何呢?

一個研究西裔(Hispanics)與亞裔第一世與第二世移民的認同的結果顯示:在亞裔方面,69%的第一代亞裔移民以來源地認同為主, 18%以亞裔美國人自居,9%以美國人自居。但到第二代時,45%以父母的來源地作為認同,23%以亞裔美國人自居,27%以美國人自居。西裔方面,西裔的一世與二世的認同問題與亞裔不相上下。但在維持先祖來源地的語言來看,西裔與亞裔有顯著的不同。有49%的一世亞裔認為應保持自己的語言,37%的二世認為應保持自己的語言。在西裔方面,有82%的一世認為應保持自己的語言,68%的二世認為應保持自己的語言。(Pew Research,2013年2月)。但另一個研究顯示,西裔的認同在減少中,有11%的西裔後代並不認同自己為西裔(Pew Research,12/10/2017)。

在與異族的相處上來看,有49%的亞裔覺得與異族的相處良好,但只有26%的西裔如此認為。以二世來看,64%的二世亞裔認為與異族相處良好,西裔則為52%。與異族通婚的比率一般能夠衡量人與人間(或族群與族群間)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也會導致未來認同的變化。以美國總人口來說,與異族通婚的比率是8%。比率由60年代開始逐年上升。二世亞裔與異族通婚的比率達23%,二世西裔與異族通婚的比率達26%。雖然在美國各族群中,與異旅通婚的比率有逐年的上升,只是快與慢的問題。但亞裔人士與異族通婚的比率反而有逐年下降的趨勢(Pew Research,5/18/2017)。一般推測的原因是可能有較多的亞裔移民的湧入,使求偶的對象相對的提高。

因為異族通婚率的逐漸提高,或各族群漸漸的融入了美國這個民族的大熔爐中,各族群最終是否都會失去他們的認同呢?

一個19世紀末的美國歷史學家(Frederick Jackson Turner)首先提出,要了解美國歷史不應只專注於東部的新英格蘭,而應重視那時還是被認為是邊界(frontier)的中西部。因為開墾者會拋棄掉他們歐洲所帶來的文化傳統而形成一個新的美國認同。此後一個在威斯康辛州出生的丹麥裔歷史學者韓生(Marcus Lee Hansen, 12/8/1892-5/11/1938)於1938年發表了一篇論文:「第三世移民的問題」(The Problem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Immigrant)。韓生的論述是,第一代移民屬於舊世界,第二代移民盡量要美國化而拋棄父母那一代的文化,但已全部美國化的第三代卻想要了解與回復祖父母那一代移民來源地的文化(What the son wishes to forget the grandson wishes to remember)。這也是所謂的韓生效應(Hansen Effect)。

韓生在這篇論文發表後沒多久就去世,他這個論述也缺乏一個較完整的研究與探討。韓生效應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歐洲移民。這個論述固然不全為歷史學界與社會學界所接受,但這個論述之不支持民族大熔爐的說法(各族群都被「熔化)掉了),卻也為二次大戰後的美國多元文化倡議提出了辯解。韓生的多元文化觀在那個時代只限於歐洲文化(Joseph Dewey: Hansen Effect)。因為民族大熔爐之說多少影射美國是一個模板製造工廠,但那不是我們所了解的美國。戰後的美國有大量亞裔與西裔移民的湧入,後代雖然也都美國化了,但文化的多樣性是一直都存在的。

台美人移民美國的歷史經驗與其他民族/族群是相當不同的。因為台灣移民美國的早期人士都是受有高等教育的人才。後來移民及來美經商的也都不是中下層社會的窮人。這與其他的民族/族群的移民來美之不同是因為,大部分國家的移民大都是由中下層社會來美國討生活的。台美人的未來呢?隨著台美人已進入第三代而移民來美的已漸漸減少之際,可以想見的是台美人這個族群並不會持續擴大。再加上與異族通婚,語言、文化與歷史認同難免會複雜化。台美人這個族群雖然不會成為一股主要而強大的力量,但我們至少應求取在學術界的明顯度與茁壯。在美國的亞洲研究學會(Asian studies)過去有各個不同文化、族群、與國家的研究,就是沒有台灣研究(Taiwan studies)。台灣研究於2004年才開始獨立開來,目前北美的大學已有六間獨立的台灣研究。而這台灣研究及其他相關台灣的研究應該是台美人得以大力支持的。我們人少不能拼「人海戰術」,但我們可以拼腦力所能造成的對社會及國際的影響力。

李堅

人類的遷徙與移動之五 當今難民問題甚於二次大戰時期 —–但歷史有給人類一個教示嗎?

經過戰亂與動亂的難民是所有移動人口中最脆弱的一群,因為他們幾乎都是在一夕之間被迫遷離而毫無準備的一群人。以前與一些由中南半島逃出來而住在美國的前難民交往中,發現許多仍然心有餘悸,不能相信美國社會的安定,常常就近放有一袋必須的物品,準備一有動亂時可立即拔腳而跑。他們對人類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有相當深刻的體會與了解。

雖然難民相當脆弱而也處境堪憐,但難民卻也是到處都受到歧視的。包括已安定下來的前難民對新難民的歧視。而這種現象不是今天才有的。

納粹上台後,德奧境內的猶太人急於往外逃難。尤其在1938年11月9日及10日的「碎玻璃夜」(Kristallnacht,英文Night of Broken Glass)之後。所以稱為「碎玻璃夜」是因為,納粹民兵與一些德國民眾針對猶太人的商店與會堂(synagogue)進行破壞,打得滿街都是碎玻璃。在1933-1941年間,德國境內就有34萬猶太人往外移名(Holocaust Encyclopedia)。但在同時,美國也於1924年的移民法案(Johnson-Reed Act)後緊縮移民。尤其是限制東歐、南歐、與猶太人的移民配額,也阻止了亞洲人的移民美國。1939年5月27日,一艘由德國漢堡出發的郵輪(St. Louis)載滿了以猶太人為主的937名乘客。這些可都是非等閑的猶太人,都是有錢的。他們都繳了古巴過境的簽證費(當時的300到500美元)。但船到古巴時,古巴政府大都拒絕了他們的上岸。船轉到邁阿密也被拒絕靠港。當時(1939)財富雜誌(Fortune)的民調顯示,83%的美國人反對提高歐洲難民名額。而同年的蓋洛普民調也顯示,2/3的美國人反對接納那時的一萬名德國猶太難民兒童的入境美國。這艘船最後只有於6月6日返回歐洲。但在大西洋兩岸猶太人與民權團體的呼籲奔走下,最後由英、法、荷、及比利時四國接納了這些難民。

但猶太難民只是歐洲在二次大戰前後中難民的一小部分而已。當時歐洲就有四千萬難民四處尋求庇護。戰後的動亂也製造出了一大堆難民。中歐、東歐及蘇聯也將有些都已在當地居住有數代的日耳曼人「趕回」德國。估計有1200萬日耳曼人被「趕回」,許多都死於途中。

越戰前後,中南半島也產生了大量難民。其中有250萬人後來被安置在美國、澳洲、與歐洲(聯合國UNHCR資料)。有多少人死於海上或海盜手裡,難以確知。但由我訪談的一名前越南難民釋慧威(Thich Tue Uy)表示,他的估計是:在船民(boat people,也就是難民)中,有1/3最後抵達難民營,有1/3被遣送回國,有1/3死於海上。在死於海上的這些人中,有1/3死於海難,有2/3死於泰國漁民轉成為海盜的手中。

釋慧威是出家人,1990年10月逃離越南。70人擠在一艘長15公尺的船上,船縁離海面只有一尺,大家盡量不移動以免翻船。在最後幾天沒水沒食物後,抵達聯合國最後一個難民營—在印尼的Gulang。他在那難民營住了四年,最後通過面試得以來美。他說,有許多人因為沒通過面試(被認定不是難民)而抓狂,有幾百人自殺、上吊、或自焚。本身是和尚的釋慧威 說他在難民營中儘量做心理輔導工作(來美後他取得社工MSW及心理治療師MHT的資格)。難民的苦難不是外人所能理解的。

以聯合國難民署(UNHCR)的資料來看,全球共有6850萬被迫遷徙人口,其中4000萬是內部被迫遷徙人口(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2540萬是難民,314萬是尋求庇護的人。目前全球五大難民來源國是:敘利亞、阿富汗、南蘇丹、緬甸、與索馬利亞。目前這種大量被迫遷徙人口的嚴重性尤甚於二次大戰前後的那段時日。但不幸的是,一般人類社會的反應是視若無睹,甚至是落井下石。

原本有白澳政策的澳洲本就不是很歡迎難民及非歐洲移民的入境,而澳洲在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的境外難民中心也相當不人道而為人詬病(Mark Isaacs: There’s No Escape From Australia’s Refugee Gulag. Foreign Policy, 4/30/2018)。美國在川普上台後更是緊縮難民的入境,而原本因過去的慘痛經驗而開胸歡迎的歐洲也緊縮了起來(Paul Hockenos: Europe Has Criminalized Humanitarianism. Foreign Policy, 8/1/2018)。但可能相當諷刺的是許多曾經是難民的猶太人在建立以色列75年後的今天,製造出了大量的巴勒斯坦難民,而也繼續壓迫、排擠、與迫害難民。一個非正式的訪談中顯示,許多在美國的越南人支持川普限制敘利亞難民的政策。好像忘掉了他們曾經是難民的那一段歷史。

這些種種都難免令人省思:人類到底由歷史中學到了什麼?看來似乎有所改善,但卻一再重犯過錯。應是全球人類社區中一員的台灣也該省思:難民法草案在2005年首次提出,而於隔年加入政治庇護條文後,延宕了十年而最終於2016年7月完成初讀,但二讀、三讀仍不知何時。海島地理是台灣的天然屏障,但海島地理不應造成孤立的文化。自由民主與包容才會是台灣最有力的武器與保障。而移民與難民是應予以包容並接納的。台灣雖然不要「門庭若市」,但至少也要有來有往。

李堅

 

人類的遷徙與移動之四 家國破敗而無國無家可去 —–國際難民的處境

以聯合國的資料來看,截至2016年底,全球被迫遷徙(forced displacement)的人口總數有兩千九百五十萬人,占全球移動人口的10.1%。大部分都在開發中國家(土耳其,三百一十萬人;約旦,兩百九十萬人;巴勒斯坦,兩百二十萬人;黎巴嫩,一百六十萬人;巴基斯坦,一百四十萬人),再來是德國(一百三十萬人)。被迫遷徙人口也是我們所知的難民與尋求政治庇護者(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7. Highlights)。另一個資料來源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資料,到2015年底,全球有6530萬被迫遷徙人口,其中包括2130萬名是難民, 4080萬名是內部迫遷人口(internally displaced),320萬名是尋求政治庇護者。

現代的戰爭已逐漸發展成為全民戰爭,而平民也都遭殃。二次大戰後我們尢其看到大量難民的產生。而在接下來的戰役中,如中國內戰、韓戰、中共侵入西藏、匈牙利抗暴、越戰、及蘇聯與東歐解體後的動亂中,我們也都看到一波又一波的難民潮。不幸的是,難民幾乎是沒有一個國家喜歡接納的。號稱地大物博而最慷慨的美國,以過去難民潮時期的民調來看,普遍不歡迎難民。在匈牙利抗暴(1958)那年,55%的人反對接納難民,33%同意接納難民。在中南半島難民潮的1979年,62%的人反對,34%的人支持。1980年古巴難民潮出現時,71%的人反對,25%的人同意。只有在1999年科索沃戰爭後要接納數百名阿爾巴尼亞人時是個例外,30%反對,66%支持。

戰後的美國有臨時的難民法案(1948年的Displaced Persons Act,法案三年失效後有1952年的Refugee Relief Act)。而1980年通過的難民法(Refugee Act)則大致沿用至今。從1980年至今,美國共收納了300萬名難民。1990-1995年間,美國每年接納了112,000名難民。川普上台後的2016年則只接納了84,995名難民。大多是剛果、敍利亞、緬甸、伊拉克、索馬利亞來的。後來川普將數目下降至每年最多只收45,000名難民。2018年9月,川普政府更將接納難民的數目降到每年只收30,000名。

歐洲則於2015年以來湧入大量的難民。主要原因源於中東的戰亂與非洲的動亂。從2008年到2017年,歐盟28國共有500萬名難民申請政治庇護。收最多的德國估計將會接納150萬名難民。但由難民與各該開國人口比例來看,在邊界區的義大利、希臘、土耳其(土耳其尚不是歐盟會員國)等國有比率較高的難民數。 以2015-2016年歐洲核准難民數的來源地來看(括號內為批准的人數與占總申請人數的百分比):敘利亞最多(520,000,80%),阿富汗第二(65,000,22%),厄利垂亞第三(Eritrea,55,000,68%),伊拉克(75,000,36%),索馬利亞(15,000,38%)等其他國家其次(Pew Research Center)。 難民不是由中東與近東而來,就是由北非經過地中海而來。以2017年的資料來看。有15萬名經由海路而來,其中3000名溺斃(Human Rights Watch)。由於短期間內大量難民的湧入,歐盟各國也互踢皮球,而也通過境外措施以禁止難民的進入歐洲。首先是以經援的方式要利比亞阻止難民的渡過地中海。2016年3月,歐盟也與土耳其達成協議。以經援,給予土耳其公民免簽證到歐洲,及加速土耳其進入歐盟的步調為條件,要土耳其阻止難民的進入歐洲。在二次大戰中本身經歷過大量難民潮的歐洲人一直說「不要再發生」(Never again!),但顯然在短期間內大量「非我族類」的人湧進家門口時,現實勝於口號。

在已開發國家中除了美國與歐洲外,另外一個收較多難民的國家是澳洲。澳洲對非歐洲移民在過去並不友善,直到1973年才廢除了「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一次大戰後澳洲人口增加了四倍(目前是4200萬人),大部分是透過移民而來。以澳洲政府發布的資料來看(Parliament of Australia: Refugee resettlement to Australia: What are the facts, 4/7/2016),從1975年來開始接納難民(那年收4,374名)。1980,1981收最多(分別各有20,795與20,195名)。此後每年接納約在16,193名與1,238名之間。在過去幾年澳洲定的目標是每年收6000名。但澳洲長期以來對難民的處置並不友善(Mark Isaacs: There’s No Escape From Australia’s Refugee Gulag. Foreign Policy, 4/30/2018)。從2008年開始,澳洲政府開始阻止難民船的抵達澳洲以入境,而將他們轉移到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上監禁。這一招果然阻止了難民船的到來。但被監禁在巴布亞紐幾內亞監禁(Nauru detention centre 與Manus Island OPC)的1,500難民卻也受到相當不人道的對待,而島上的居民也對他/她們暴力相向。

在所有已開發國家中,日本可是最小氣的。從1982到2014年間,在所有22,559個難民申請案中,日本只承認633名為難民。一年平均收不到20個。

在安置難民方面,有四個國家在過去被認為做的最好:德國、瑞典、美國、巴西。但川普上台後,美國對待難民與處置的作風並不受到國際的認可。其實只要善於安置難民,難民並不會成為社會的負擔,反而會對經濟、社會、與文化有所幫助。而難民一般也都會力爭上游,求取成功。別忘了,愛因斯坦、佛洛伊德、季辛吉、前美國國務歐布萊特、鉅富喬治‧索羅斯、內觀大師釋一行(Thich Nhat Hanh)…等,都曾一度是難民。

李堅

人類的遷徙與移動之三 1965年的移民法案 —–歧視亞洲人移民法案的終結?

美國的移民史說來是一部主要以美國本位及利益觀點出發的移民史。要求取經濟利益,也含赤裸裸的種族歧視與宗教偏見。早期需要農場勞力而「進口」黑人當奴隸,南北戰爭後黑人成為揮之不去的問題,因為他們有了公民權。當愛爾蘭人因為饑荒而大量湧入美國後,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力,但因為宗教而遭到主流社會的排擠與歧視。當年夏威夷甘蔗農場需要勞工而「進口」日本人,但當日本人也移入加州而從事農業變成白人社會的競爭者後,日本人開始受到排擠與歧視,日本人也於1924年的排亞法案中被拒於外。當年也需要華工建築鐵路,但當鐵路完工後,華人遭受到各種歧視與限制。也不只限制亞裔,1924年的法案也限制南歐與東歐的移民。後來在缺工下,美國的農業界將目標轉向墨西哥。

美國西部大片的土地都是於美墨戰爭(1846-1848)後由墨西哥奪來的。美墨戰爭後雖定了新邊界,但人口可以自由移動。1900年開始,美國西部因缺工而開始「進口」貧窮的墨西哥人到美國工作。 1924年的移民法案限制了南歐與東歐的移民而造成美國的嚴重缺工,「進口」墨西哥人的速度也加快了,直到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才停止「進口」。在這段時日,美國共引進了45萬3000名墨西哥人。二次大戰爆發後,美國全民就業而急需農工。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政府通過了引進「客工」(guest worker)的「布拉希羅方案」(Bracero Program),這個計劃一直延續到1964年為止。既然有合法的客工,也就有非法的移民。戰後的1954年,美國政府與墨西哥政府合作,將大量非法的墨西哥移民驅逐出境(Operation Wetback)。估計約有100萬人被遞解出境。總的來說,在布拉希羅方案實施的22年間,共有460萬墨西哥客工進入美國。

在布拉希羅方案中止的隔年,美國通過了一項主要是對亞洲人影響深遠的移民法案, 1965年的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又稱Hart-Celler Act)。一般學者將1965年的移民法案看成是詹森總統「偉大社會」(the Great Society)的計劃之一。詹森總統的「偉大社會」宏案包括民權,反貧窮,教育,醫療(他任內通過了Medicare與Medicaid),擴大社會安全制度,交通,環保,藝術與消費者權益等等。

1965年的移民法案是於當年的10月3日,在自由女神像前簽的(1968年6月30日生效)。為的多少是向全世界彰顯,美國的新移民政策是基於自由女神開懷歡迎的精神。簽署當天,詹森總統夫婦與隨從浩浩蕩蕩的抵達自由女神所在的自由島(Liberty Island)做簽署的動作。有點大老粗味道的詹森總統不很清楚他為什麼要老遠飛到自由女神像前簽署法案,他問他身邊那時相當年輕的新聞秘書比爾‧摩約爾(Bill Moyers, 6/15/1934-。後來成為美國知名的作家與電視評論員)說,你可要向我解釋個明白。摩約爾知道這個移民法案將會平等對待以前都一直遭受歧視的亞洲人,在自由女神像前簽署有很大的意義。

1965年的移民法案首次將亞洲移民與歐洲移民平等對待,每個國家有2萬名配額。東半球每年額限為17萬人,西半球每年額限為12萬人。另外也設立七種優先制度。這個法案的通過使瀕臨於「絕種」的華人可以攜家帶眷過來。這個移民法通過後的五年,在美國的亞裔人口增加了四倍。但主要以菲律賓人,印度人,與韓國人(因與美軍結婚過來,又加上後來的申請家眷及留學生)為主。華人則因中共建國後的閉鎖門戶,日本則應往外移民大減,所以在六、七十年代由這兩個國家移民過來的並不多。

亞洲人大舉相對性的增加,可由移民局的資料看出。根據移民局1955-1964的資料,移民中50%由歐洲來,由北美來的占35%,亞洲占8%。但到1988年,由亞洲來的占41%,北美占39%,歐洲占10%(FAIR: History of U.S. Immigration Policies)。美國2011年的人口是三億一千兩百萬人,其中13%是在外國出生的。這其中,亞裔人士在國外出生的比率達67.2%,西裔在國外出生的比率為36.2%,白人在國外出生的則只有3.9%。

亞洲人增加的速度固然很快,但以全美國人口來說還是相當少數。以201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來看,美國全國人口有三億八百七十四萬人,其中亞裔人口為一千七百三十二萬人,占總人口的5.61%。亞裔人口雖然不多,但因其增加的速度快,難免引人側目。三十多年前,美國在辯論非法移民的問題時,那時在俄亥俄州的筆者於該地的報紙上讀到一則有關美國人如何看待不同移民的調查。認為移民來美過多的依序是亞裔、非裔、西裔、與歐裔。這也使那時的我有一種在美國不受歡迎的感覺。亞裔人士在美國也許不是很受歡迎,但至少我們沒有嘗受到過去華人與日本人所遭受到的災難與折磨

美國六、七十年代的樂觀進取與開放的移民政策已不在,目前已走向緊縮的階段。當今的川普政府不但極力排除與壓迫非法移民,也對難民百般刁難不予入境。而目前也朝緊縮合法移民的方向走。簡單說是本土主義(nativism)的抬頭與排外的種族主義的高漲,而漸漸走上孤立主義(isolationism)的道路。但在美國已進入開放與多元社會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這種走回頭路自有其不切實際與困難的所在。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