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及陣亡者的記憶之五 火鳳凰的浴火重生 —–許昭榮遺書的解讀

2007年10月19日,高雄市議員王齡嬌提案,而獲高市議會通過,將許昭榮所致力推動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改名為「八二三戰役紀念公園」。許昭榮為此極力奔走反對但不果。2008年3月22日的總統大選,國民黨的馬蕭配大勝民進黨的謝蘇配。在5月13日的台灣歷代戰歿英靈慰靈祭上,許昭榮說:「今天對我來說,是我最後的一次慰靈祭」。5月20日政權交接日,許昭榮在他致力催生,但屢受各方冷落與反對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內自焚而死。

許昭榮在他的遺書中寫道:我依據自己的意志,以死抗議台灣執政者長期對歷代「軍人軍屬台籍老兵」之精神虐待如下:1. 國不像國,政府不像政府;議會亂舞,司法亂彈;自由民主脫線;愚兵愚兵一世人!2. 現行「退輔」制度,不公不平,偏袒「老芋仔」,剝削「蕃薯囝」。應重新制定「台灣役男服兵役之義務及權利」,不要把台籍老兵當「軍奴」或「乞食」。3. 陳水扁、謝長廷執政八年,漠視「台灣歷代戰歿英靈」,不但未給予「歷史定位」,而且未曾舉辦國家級的追思或法會弔祭。漠視約四萬位台灣先靈已經在海外流浪60年,竟然還要讓渠等繼續再流落異域,情何以堪!?4. 阿扁總統及行政院長連署頒發給政治受難者的「回覆名譽證書」,根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555號解釋:「武職人員之資格,不在回復之列….」,足見政府是重文輕武,莫此為甚!5. 本人甘願死守台灣唯一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直到催生國立「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紀念碑」為止。      2008年5月20日。

長期爭取台灣民族獨立及台籍老兵權益的許昭榮,在他2002年11月13日的「我的遺囑」中寫道:「人生之真諦,活的要有意義,死的要有尊嚴,吾視死如歸」,又說「骨灰請拋東部海中,讓吾遊說四海神祗,佑吾子孫、好友,保吾家鄉、國土」。在「我最後的願望」中他也說「唯獨將己燒盡,不再銹壞是唯一的終結路」。

許昭榮的遺書可說將台灣政治的根本問題扼要的提出來:國不像國,政府不像政府。而對台灣的退輔制度他也頗有怨言。退輔制度之偏袒老芋仔,剝削蕃薯仔,說來也不奇怪。退輔會到底不過是沿循國民黨的民族壓迫政策而已。但最令許昭榮痛心的不外是「自己人」民進黨的表現了。在他於自焚前的2008年5月2日,在一篇題為「民進黨的悲哀」的《自由時報》投書中,許昭榮寫道:「民進黨以『台灣民主、獨立建國』為宗旨創黨,起步即踏上由不計其數『民主先賢』及『獨立先烈』以心身、血汗及其某囝的淚水混凝鋪成的『建國便道』,沿途吸收台灣意識志士,加上上蒼與英靈的庇佑,好不容易於2000年取得政權。詎知,阿扁政團上台執政即得意忘形,傲慢自大,不但未以『台灣之子』代表台灣人民,『感謝天地、告慰先靈』,更未虛心照顧基層百姓,並且漠視『台灣歷代戰歿海外英靈』之悲情及其歷史定位,甚至僅僅八年,即把台灣民族推上絕滅的邊緣!」。

對於當時高市議會,高雄市八二三炮戰團體,及一些政府機關之強迫將「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改名為「八二三戰役紀念公園」一事,固然顯露出這些團體鵲巢鳩佔的行事風格,但更暴露出這些團體的缺乏對戰歿軍人的基本尊敬。

國與國固然有交戰,而交戰國的軍人也互相殘殺。但即使是敵國的軍人,軍人一般都對戰死者有相當的尊敬。當法國的凱旋門落成後,戰勝回國的法國軍都會行軍香榭麗舍大道穿過凱旋門耀武揚威一番。但自從一次大戰後,凱旋門下埋有無名軍人後,法軍就不再穿過凱旋門,而只繞過凱旋門,以表示對陣亡軍人的尊敬。卽連納粹在攻下法國後的巴黎凱旋遊行中,希特勒也不穿過凱旋門,遵守這個不成文的規定。而在冷戰中,蘇聯出事的潛艇也不少。其中K-129潛艇於1974年失事後,蘇聯查不到潛艇的落難地。但美國於離夏威夷不遠處的公海中查獲這艘已破損的潛艇。在秘密打撈成功後,發現有六具俄軍的屍體。這些不幸死亡的俄軍都受到美方軍事規格的隆重海葬。

許昭榮自焚前,將四張陣亡台籍老兵的相片放在「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上,這說明了一個更深一層的意義—-袍澤之情。重文輕武的漢文化不太能夠描述這個袍澤之情的意義。英文稱之為同志情感(comradeship),德文稱之為kameradschaft。二次大戰中德軍一同作戰到死的現象使不少人研究這個現象。在共同面對敵人,共同作戰中,軍人不以個體為單位而以群體為單位。他們互相掩護,也常常大家冒險犯難去援救一位受難的戰友,而也常犠牲了自己的性命去援救戰友。好朋友與夫妻都只是個體與個體的結合,雖然感情濃厚與深愛,但他(她)們的聯結力(bond)都沒有經過戰爭的袍澤之情來得強。那種連結力是一生一世的,而不似夫妻與朋友之可能離散。

許昭榮的自焚固然令人惋惜。但他的自焚也如鄭南榕的自焚般,會有如火鳳凰般的浴火重生而催生一個新社會。鄭南榕的自焚加速了台灣民族自由民主獨立的腳步。許昭榮的自焚也將會催生大家對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的悼念與祭祀,也會改變重文輕武的傳統。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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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及陣亡者的記憶之四 日本兵,中國兵,或是傭兵 —–看蘇聯,美國及日本的國家墓園

克里姆林宮紅場墓園(Kremlin Wall Necropolis)位於列寧墳墓周邊。這個墓園內所埋葬的都是俄國十月革命中的先驅人物,也可說是俄共及後來蘇聯的開國元勳的埋葬地。但這墓園內也埋有兩名美國人。一個是革命浪漫主義的新聞人員約翰‧里德(John Reed, 10/22/1887-10/17/1920)。十月革命時里德在俄國,他的報導及著作《震驚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使他一舉成名。另一名是激進的工運領導者比爾‧海梧(Bill Haywood, 2/4/1869-5/18/1928),他於1921年避案逃到俄國。這兩名美國人被葬在俄國的國家級墳墓也不是很奇怪,因為俄共當初革命的立國原則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而非民族主義。所以才有共產國際那種組織,做「外銷」共產主義的工作。而這兩名美國人都是很激進而支持俄共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很合俄共革命之初的胃口。但俄共其實在立國之初就已開始走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路線。這種趨勢於二戰後特別明顯。

美國的阿靈頓國家公墓園(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是美國最顯赫的國家公墓。目前有四十萬名陣亡者葬於該墓園。阿靈頓國家公墓園內葬有六十名外國人,大部分都是與美國站在同一邊作戰而死的。但也有三個例外,有兩名義大利人與一名德國人。他們是二次大戰中被拘留在華府的戰俘。由於日內瓦公約規定要予以死亡的戰俘妥當的埋葬,所以他們被埋葬在阿靈頓國家公墓。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國家級墳墓或祠堂是不會含有交戰國陣亡人士的墓位或靈位的。但曾被當為日本人,而也曾經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台灣人可說是個例外。中國與日本由十九世紀末交戰到二十世紀中,兩邊可說是世仇。但目前的東京靖國神社,與台北圓山原先名為國民革命忠烈祠內都奉有台灣人。靖國神社中祀有兩萬八千名台灣陣亡人士。台北的忠烈祠中則祀有十幾個如簡大獅,羅福星,花岡一郎,莫那魯道,姜紹祖等早期抗日人士,是蔣介石批示的,樣板的色彩很濃。

當年二次大戰中參與日軍作戰的台灣人共二十萬人,陣亡者30304人,死亡率高達14.6%。相對之下,當年整個朝鮮半島的總人口為兩千一百萬人,參軍共二十四萬人,戰死的共22182人,死亡率為9.2%。日本本土參戰的則共有七百八十一萬四千人,死亡230萬人,死亡率高達29.43%。

為了悼念二次大戰中的陣亡人士,日本政府除了將死者奉祀於靖國神社外,也於二次大戰末期交戰激烈的沖繩島戰役的戰爭遺址,建立一個陸地區域31.27平方公里,海上區域50.03平方公里的「沖繩戰跡國定公園」。1965年,琉球政府定為府立公園。1972年,沖繩回歸日本後改為日本國立公園。公園內設有日本各縣市及不同團體所建立的一百多個慰靈碑及慰靈塔。1975年,南韓的朴正熙政府也在那裏䐟地606坪,建立韓國人的慰靈塔。在不分國籍的軍人與平民的死亡者中,目前刻有二十四萬人。其中台灣人只有三十四名,明顯的偏低。目前經由日本民間人士與曾在日本讀過書的許光輝的努力下,已於 2015年底開工,將興建佔地只有二十八坪的台灣人慰靈塔。

二次大戰中,台灣人死於戰爭中的人相當多。這些人中有些是軍人,有些是平民。出征戰死的人數據日本厚生省的統計是30304人。台灣遭美軍於二次大戰末期的轟炸中的死亡人數估計不會少於兩萬人。國民黨佔領台灣後,被「徵招」拐騙到中國參與國共內戰的估計在一萬五千人左右。後來跟隨國民黨於1949年返台的有四百多人。有些人後來又被迫介入韓戰。而更早期也有人隨同日本人被蘇聯俘虜到西伯利亞從事勞改,許多人下落不明。也就是說,在二次大戰中,台灣人的血淚灑滿了亞洲大陸,日本本土,台灣與東南亞,及太平洋,而數以萬計的人也死於各地。但諷刺的是,在本國台灣,竟然沒有一個國家級的紀念碑或公墓來祭祀這些亡靈。

台灣雖然沒有一個國家級的台灣軍人陣亡紀念碑或紀念館,唯一有的是位處高雄旗津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內有「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及「二次大戰戰俘船紀念碑」的碑文,紀念碑牆,許昭榮紀念碑,及含有三座碑體(台灣歷代戰歿將士英靈紀念碑,國共內戰戰殞原日本軍、前國軍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二次大戰戰俘船紀念碑)的「飛鄉」紀念碑。並有一棟「戰爭與和平主題館」。這個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雖小,但得來卻也是一波三折。當年許昭榮與一些友人以靜坐絕食的方式於1998年時,取得當時任高雄市市長吳敦義的同意撥地協助。但最後因經費無著落而一拖再拖,許昭榮也自掏腰包並四處募款。當2007年,中央撥下第二期工程經費後,左營區的議員提案,而高雄市議會通過決議,將公園名字改為「八二三戰役紀念公園」。在孤掌難鳴下,許昭榮於2008年 5月20日政黨輪替,馬英九上台日,將四張陣亡老兵的照片擺在「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上,引火自焚而死。目前公園的名字仍是當初許昭榮原意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

台灣人當日本兵,當中國兵,若不是認同上的錯亂,就只是個傭兵。所以會有這種現象,反映出了台灣人是一個沒有國家的民族這個事實。

李堅

戰爭與陣亡者的記憶之三 從爭議到療傷與和解 —–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的產生

越戰是一個爭議性很大的戰爭。在美國,一般的美國人希望這個戰爭從來沒有發生過,也希望這個戰爭從記憶中消失。它是美國少有的參戰但卻沒打勝戰的戰爭。

1954年,胡志明的越盟於奠邊府擊敗了想要重返越南殖民的法國,法國被迫同意接受以北緯十七度為界退居南越,北越則由共產黨的越盟控制。但恐共而擔憂越南會成為下一個中國的美國開始介入越南。從杜魯門總統,艾森豪總統,甘迺迪總統,詹森總統,到尼克森總統,都逐漸加入越南的事務。越戰沒有一個清楚的起點,而美國也沒有正式宣戰。越南人則稱越戰為抗美戰爭。 1964年,詹森總統藉口東京灣事件擴大了越戰的轟炸。尼克森總統及季辛吉則於1970年四月將轟炸延伸到柬埔寨與寮國,而多少導致後來赤柬的大屠殺。在戰爭膠著而美國無法打勝戰下, 1973年1月27日,美國與南北越政府簽下了巴黎和約。1973年4月1日美軍開始撤出越南。1975年4月,北越攻下西貢,完成了統一與獨立。

三百萬的越南人死於越戰。有約二十萬到三十萬的柬埔寨人喪生,二十萬寮國人死亡。美國則喪失了五萬八千名生命。

在越戰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候,美國本土也掀起了反戰的熱潮。青年學子拒絕當兵,焚毀徵召令。從越戰回國的軍人,則不但沒有如二次大戰回國軍人般的受到民眾的歡迎,反而遭到排擠、冷落、與歧視。在越戰停火及北越最後攻下南越後,美國社會對越戰的看法與評價始終分歧。即使到今天,越戰的解讀雖然較沒那麼尖銳化,但仍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瘡疤。美國固然想要忘卻那段歷史,而戰死的人也不能說話。但對那些參與越戰的退伍軍人及死傷者家屬而言,他們卻沒有一個撫傷的管道。

1978年,一個在越戰中受傷的退伍軍人(Jan Scruggs)在觀看一部與越戰有關的影片「獵鹿人」(The Deer Hunter)後,決心要為戰死的軍人建立一個紀念館。他用自己與一些好友的積蓄成立了一個「財團法人越戰退伍軍人紀念基金會」(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Fund, VVMF)。這個基金會於幾年內募到了八百四十萬美元。透過國會,聯邦政府提供了土地,而基金會也開始向外公開徵求設計藍圖。基金會的要求是,紀念碑須具有沈思與反省的味道,不做政治陳述,與周遭環境配合,必須要包括戰死者的名字在上。

參與比賽的設計藍圖不具名。在1981年3月31日截止日期前,共有2573名設計人員寄出了1421個設計藍圖。八名有名望的建築師與雕塑家花了一個多月,在一個3300平方公尺的飛機機庫(hangar)裏做審核挑選。當1981年5月1日,審核委員會宣布他們共同挑選的得奬設計時,美國社會掀起了轟然巨波。

有異於一般含有英勇軍人碉像及勝利碑的設計,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採取簡單的半地下的V字形設計(125度)。一邊各七十五公尺,各有七十二片石板。所用的石材是黑色光亮的輝長岩(gabbro,花崗岩granite  的一種)。上面刻有依死亡時序排列(而非依姓氏排列)的戰死者名字。而得奬的設計人是當時還在耶魯大學讀建築的華裔美國人林瓔(Maya Lin)。

雖然大部分的藝術界及建築界都支持這個設計,但一些反對的聲音也不少。有人認為它像是個墳墓,有人認為它是個象徵虛無的設計,更有人說它象徵恥辱。有兩名原先支持的大戶也都要求退款。但更深一層的不滿是設計人的身分。當大家知道設計人是個還在大學讀書的華裔女性時,一些不滿的情緒也在醖釀。一個美國人與越南人(東方人)打戰的紀念碑,竟然是由一個也是東方人的小女孩設計。當時的內政部長(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瓦特(James Watt)拒絕允准紀念碑的開工。雖然林瓔與她的支持者反對,但最後的折衷是加上三個軍人的雕像(代表白人、黑人及西裔)及國旗旗桿。越戰紀念碑最後總算於1982年3月26日開工,而於1982年的退伍軍人節呈現給越戰退伍軍人與大衆。雖然加了一個三個軍人的雕像,後來又增加了紀念越戰中服務的女性,但林瓔設計的部分仍是大部分參觀憑弔的人造訪的目標。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目前每年有四百五十萬參觀人次,是所有有關戰爭與退伍軍人紀念碑中參觀人數最多的。

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的成功在於,它避開了美國介入越戰是否正確的爭議,也不涉及戰爭勝負的問題。它只提供人們一個憑弔的空間。陣亡軍人的名字不含官階與頭銜,每個名字都是一個個體,有他的一生與故事。而陣亡者的名字依時間排列,讓人可以體會到戰爭的進行過程。而同一時間戰死或是屬同一單位而戰死的,名字也都會排在一起。若依姓氏排列,則多少會失去個體的故事與特質,也會失去隨著一個戰爭的過程進行而陣亡的敘述。當人們沿著這片「牆壁」(the Wall,這是一般人對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的稱呼)行走時,也多少沿著戰爭的過程行進。當人們面向牆壁時,光亮的輝長岩會有如鏡子般現出憑弔者的影像,與陣亡者的名字融合在一起。在那個半地下的空間裡,對面對陣亡者名字的憑弔者與參觀者而言,它提供了一個生與死的對話與憑弔的空間。

一個戰爭固然有是非與應不應該的爭議,但陣亡者是沉默的犧牲者。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壁)提供了人們一個憑弔陣亡者的場所。它避開了美國社會對越戰的爭議,而將人們的焦點由戰爭本身移轉到戰死者身上。而在這個過程中,使美國社會從因越戰的分裂而達到療傷與和解的效果。

李堅

戰爭及陣亡者的記憶之二 招魂,慰靈與感念 —–戰爭紀念碑,神社,忠烈祠

軍人的存在為的是保衛一個國家或群體,其服務一般都受到社會的肯定。而在現代,軍人大都是由平民社會徵召而來做短期的服役。也因此,軍人的陣亡都會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層面而引發人們的追思與悼念。在追悼方面,一般都採取紀念日,紀念碑及祠堂的方式行之。

美國的內戰(1861-1865)死傷慘重。陣亡人數說法不一,但一般估計是在六十二萬人與七十萬人之間。內戰的原因與心結至今都尚存於美國的南北對抗中。但在追悼陣亡將士上,南北是沒有分別的。內戰後不久,家人、親友與鄕親於每年五月都會到陣亡軍人墓上獻花。一般稱為裝飾日(Decoration Day),而日期也因地而異。19世紀末期,有人開始用國殤日(Memorial Day)這個名稱。直到1967年,美國國會才統一日期(五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一),並定名為國殤日。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史上的一個大浩劫。許多國家加入戰爭,而死傷人數也相當驚人。估計有一千七百萬人死亡,兩千萬人受傷。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參戰各國也都將停戰日那天(十一月十一日)定為紀念日,各國各有不同的名稱。在美國,它是退伍軍人節(Veterans Day),在一般的英協國家,它叫追悼日(Remembrance Day),但在國協的澳洲與紐西蘭則稱之為Anzac Day,由澳紐兵團(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之名的簡稱而來。

在紀念碑的設立上,可說各國都有。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烈,許多重要的戰爭及陣亡軍人紀念碑也都於此間建立。印度新德里的印度門(India Gate),加拿大渥太華的國家級戰爭紀念碑(National War Memorial),澳洲墨爾本的悼念聖堂(Shrine of Remembrance),及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的自由紀念碑 (Liberty Memorial)….,等等,都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立。自由紀念碑於2004年由美國國會決議通過定為國家級的紀念碑,而於2006年重新整修對外開放。但在美國,一個國家級的紀念碑都應該位於首都華府。而目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家級紀念碑的建立雖然有聯邦政府提供土地(波興公園,Pershing Park),但設計的審核及最後的興建則仍在籌劃之中。

在二次大戰的紀念碑上,美國最早出現的可能是1954年完成,位處阿靈頓國家公墓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後門出口處的海軍陸戰隊戰爭紀念碑 (Marine Corps War Memorial, 或稱硫磺島紀念碑Iwo Jima Memorial),以在硫磺島上插上美國國旗的六名戰士為藍本。但在美國所有的戰爭紀念碑中,最成功的應該是1982年完工的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也可能是越戰紀念碑的成功,加以韓戰在美國一般都被人視之為被遺忘的戰爭。在韓戰退伍軍人及家屬的爭取下,美國國會也於1986年通過後建立,而於1995年7月27日韓戰停戰日(1953年7月27日)呈現給美國大眾。韓戰紀念碑以19名軍人的雕像為主。而二次大戰退伍軍人也爭取到了二次大戰國家級紀念碑(National World War II Memorial)的建立, 2004年4月29日開放,而於5月29日呈現給美國人民。二次大戰紀念碑以56個面板(代表各州及屬地)及對稱的勝利拱門為代表。

美國的戰爭紀念碑一般設計以追悼及感念為主,不太具有宗教味。澳洲的悼念館則因位於墓園,又有永恆的火焰(Eternal Flame),加以用名(聖堂,shrine ),則多少帶有宗教的味道。但要說有宗教味道,漢文化的忠烈祠及日本的靖國神社,宗教味則相當明顯。

東京的靖國神社是明治天皇下令興建的。原本名字叫東京招魂社,意在為日本帝國陣亡的犧牲者慰靈。1877年薩摩藩叛變平定後, 6959名陣亡人士皆入祠招魂社。1879年,東京招魂社改名為靖國神社。名字源於《春秋左傳》中的一詞「吾以靖國也」。靖國神社內目前祭奉有2,466,532名死者。不只軍人,也包括有後勤人員及工人。不只日本人,也包含有台灣人與韓國人。

舊金山和約(1951)簽訂後,日本政府開始考慮給被盟軍判定為戰犯的人及家屬退休金及撫恤金。 1970年,靖國神社通過決議准許被判為戰犯的人入祠,但主祭司(宮司)筑波藤磨沒有執行。1978年三月,繼任的宮司三好長慶決定讓14名被判為甲級戰犯的死者入祠,也因而引起反彈。而從1975年後,日本的天皇也不再到靖國神社祭拜。

台灣在清朝時也存有一些因為幫清廷平定動亂的昭忠祠,忠烈祠,及義民廟等。日本領台後於台灣各處建立神社。國民黨來台後將各處的神社改為忠烈祠。位於台北圓山的則為1969年改建完成的國民革命忠烈祠。目前沒遭受到破壞而尚存原貌的可能只剩下桃園神社與通霄神社。

國民黨下的忠烈祠本來都只祭祀軍人而已。1999年修正的「忠烈祠祀辦法」則容許因公殉職的警察,消防人員,義消及公務人員也都得以入祠。原來的「國民革命忠烈祠入祀辦法」則於2001年12月5日廢止。但當今忠烈祠內所祭祀的主要人士,都是那些在中國內亂內戰及中日戰爭中所陣亡的人士,與台灣無關。但也有少數日治初期抗日的一些人士,聊以點綴。

當西班牙的征服者(Conquistador)於16世紀征服墨西哥後,原住民阿芝特克人(Aztec)的聖殿都遭催毀,在原址則建立了征服者的宗教聖殿—-天主堂。國民黨的忠烈祠之取代日本神社只不過依循這種歷史模式罷了。在這種轉變中,台灣民族仍是沒有聲音的一群人,沒有自己記憶的民族。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