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五 全球自由民主的開倒車 —–開放社會與閉鎖社會

集權主義固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有的現象,但若追究哲學的根源,則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希臘就已產生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書的作者,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 7/28/1902-9/17/1994)指出,蘇格拉底固然是個自由民主主義的倡議者與實踐者,但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就多少種下集權主義的種子。波普舉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為例。《理想國》一書中所主張的制度與思維,只會造成一個封閉權威的社會,而非一個開放的社會。

當年是匈牙利猶太難民的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生名Gyögy Schwartz, 8/12/1930-),戰後移民到英國時就讀於倫敦政經學院。他深受那時在倫敦政經學院教學的卡爾‧波普「開放社會」觀念的影響。如今已是華爾街億萬富豪的他,到2018年二月份為止,已投下了180億美元在他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Wiki)。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在世界各地推動自由民主的理念,在前集權獨裁社會裡造成相當大的影響。這個基金會提供奬學金,建立大學,以推展自由民主的理念。但許多前獨裁國家都予以扺制,或禁止這個基金會的援助與進入。1991年,開放社會基金會在索羅斯的母國,匈牙利的首府布達佩斯,建立了一所只收研究生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諷刺的是,當年曾受開放社會奬學金資助到英國求學的目前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對中歐大學並不友善。而奧爾班本身也反而開倒車,將匈牙利帶頭轉向獨裁閉鎖的路線。

獨裁集權傾向的豈止是匈牙利而已,波蘭、捷克、奧地利,及一些前東歐國家的自由民主思維與體制都搖搖欲墜。甚至連傳統上是自由民主的西歐國家,也都見證到了排外極右勢力的抬頭。而當年是集權大國的蘇聯與中國也都一起向後退。蘇聯解體後的俄國在嘗試自由民主體制一段時間後,在前KGB出身的普亭掌控下,目前已走上實質上是獨裁的途徑。一度對外開放的中國到頭來還是沒有開放,更甚而於2018年3月11日透過人大會的修憲,使習進平成為終身總統。但在這些全球往右轉而向後倒退的風潮中,號稱是全球自由民主領袖的美國的變化最引人注目與憂心。

2017年1月20日,川普就任第45任美國總統。撇開私德不談,川普上台後對媒體的攻擊,對司法獨立的干涉與挑戰,肯定並支持美國友邦中的獨裁者,甚至是敵邦的獨裁者(如他對普亭與習進平的讚賞),都令許多美國人及友邦中的自由陣營人士深感不安。許多人開始問:美國是否正在走向一個集權社會?多少由於這個社會背景,歐威爾的《1984》與艾任德的《集權主義的來源》兩本書的銷售量在川普上台前後開始激升。

那麼,美國會走向集權社會嗎?

每個社會之走向獨裁或集權政體各有各的不同的因素與路線。不認為美國會走向集權政府的人提出,美國有兩百多年的民主政治,權力制衡的機制深入而穩定,不至於會走向集權體制。但綜觀美國的歷史,美國社會一直存有集權主義的一般因素(每個國家都有)與特殊因素(美國的特有)。底下我們就稍微來探討美國特有的情勢。

稍微閱讀美國的獨立歷史與開國元勳的思維,你會發現開國元勳都是啟蒙運動的產物,思維相當先進,是世俗的(secular),而非如當年歐洲般的宗教專制的。雖然開國元勳相當先進,但當年美國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鄉間,民風保守,也很反智與反知識分子。

而其實在美國獨立後不久,尤其在整個國家開始往西前進後,選出的總統便越來越平庸與反智,直到20世紀初才有轉觀。反智識份子(最有名的著作是1963年出版的Richard Ha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也不只美國才有,世界許多國家都有。他們迫害知識分子(如文革中的臭老九)。以今天的美國而言,對大學足球的狂熱使得大學在運動員的開銷上,大於學術及研究的開銷(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報告)。運動除外,美國反智的最典型代表是1925年在田納西州的「猴子審判」(Scopes Trial,也稱為Scopes Monkey Trial)。一個教達爾文演化論的教員,被判違反了不得教演化論的法律而被定罪。美國至今仍有許多人不相信演化論,而甚至有創世博物館(Creation Museum)的存在。而川普的許多閣員也都不相信全球暖化的問題。

大部分的基督徒,天主教徒,與佛教徒都不會去挑戰科學而與科學界對幹起來,但美國基督教的福音派(evangelical)常不如此。美國福音派的興盛大都與19世紀中,以鄕間為主的「第二次大覺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的宗教運動有關。這一派的興盛也多少造成了美國鄉間社會與城市及科學界的摩擦,及因而產生的反智傾向。

宗教上的排斥異己與反智傾向所造成的將是一個閉鎖的社會(closed society)。一個閉鎖的社會自然會走向獨裁與集權。相對於閉鎖社會則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開放的社會原先是由1927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0/18/1859-1/4/1941)首先提出,而後由波普發揚光大的。波普認為社會與政府應要開放、透明、容忍,而個人有決定權。也就是說,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當一個開放的社會漸漸的壓抑民主自由,並容許一些相當排除異己的「宗教」的橫行無阻而失去其開放性時,也就成為集權主義產生的溫床。

李堅

Advertisements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四 孤立、寂寞、疏離的人生 —–集權主義運動裏群眾的角色

既然集權政體是現代社會才有的一個現象與政府結構,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這個現象的產生。

社會與政治的混亂情勢,及經濟的瓦解與急速轉型,是一般學者常討論而認為是主要的促因。但有一個角色是許多學者也都聚焦的—-群眾。也就是說,討論資本主義發展下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簡單的說,現代社會中的人是孤立、寂寞、而有疏離感的。

馬克思固然有討論到資本主義社會會造成人的疏離感(alienation),但討論疏離感是早於黑格爾時就有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書的作者弗洛姆(Erich Fromm, 3/23/1900-3/18/1980)在詮釋疏離感時,用一神教的反對偶像崇拜(idolatry)來做解釋。弗洛姆說,偶像是人們所製造/創造出來的,但偶像反而成為掌控人們的力量。而這也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一種詮釋(alienation….where his “own act becomes to him alien power, standing over and against him, instead of being ruled by him”.)。

也多少由於這種疏離感,現代社會的人是孤獨寂寞的。討論這種現象的艾任徳,在她《集權主義的來源》(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中,著重於群眾(mass)這個觀念。群眾不是暴民(mob)。在艾任德的分析裡,這些群眾是集權社會產生前後的一個特殊景象。有異於傳統的社會階級(如貴族、平民、教育水平)與經濟階級(如工會、商會),這些群眾是超越這些分野的。他們沒什麼家庭、朋友、或同志的關係,而這些孤獨的群眾原先是對政治冷漠而不參與世事的。但在適當時機及適當人物(獨裁者、蠱惑者)的煽動下,他們熱絡了起來。獨裁者是永遠不會認錯的。而對這些群眾而言,他們的領袖(獨裁者)是永遠不會錯,永遠是對的。即使事實一再證明獨裁者的錯誤與預言不正確,這些群眾也會自我解嘲。因為容易受騙(gullibility)與懷疑、不信任(cynicism)已成為這些群眾的特色。而在這種情形下,集權主義透過系統化的教條灌輸(indoctrination)、宣傳、孤立、恐嚇、與洗腦的方式,來達到人們的完全孤立,與獨裁者對社會的完全控制。背後靠的是特務統治與恐怖統治。集權政權的恐怖統治與過去的獨裁専政之不同處在於,過去的恐怖統治要的只是打敗反對者及鎮壓異己。但集權政權下的恐怖統治的對象,也包括那些即時獨裁者都知道的無辜者。這種集權政權的運作及其對人類社會的改變,與人性的扭曲,也是喬治‧歐威爾那本讀了令人覺得沉悶悲觀的《1984》小說中所描述的。

艾任徳賦予集權主義下的這些群眾一個面相的描述,她嘗試解答納粹德國與俄國革命後的蘇聯集權政體所產生的背景。另一個描述群眾(主要是群眾運動)的面相是1951年,由舊金山的碼頭工人賀弗爾(Eric Hoffer, 7/25/1902-5/12/1983)所著,而被美國學界認為是一部經典著作的《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賀弗爾著重在社會心理層面的觀察與詮釋。

賀弗爾對群眾運動中的群眾的觀察有許多與艾任德相同處,但他以一個底層社會人物對群眾運動的觀察,可說是第一手的入微。他認為參與群眾運動的有許多是「新窮人」(New Poor)。意思是說,這些人因社會經濟的變化而失去了他們原有的資產與地位。也有許多是社會中的「畸零人」(misfits),一些難以適應存活於社會的人。而這些人也在群眾運動中透過自我否定而得到歸屬。在一個群眾運動中,有共同的仇恨對象是最大的團結力,並非共同的愛。賀弗爾說,一個群眾運動可以沒有上帝,但不能沒有魔鬼。而這個「魔鬼」是他們所認為的一切痛苦的來源。賀弗爾也認為思想的品質在一個群眾運動中並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領導者的角色。這個領導者越狂妄,越不聽他人意見,而越向全世界挑戰的話,越受人支持。賀弗爾引二、三十年代的德國為例,左翼的德共與右翼的納粹所拉取的都是同一批人。而就宣傳而言,宣傳並不是用於拉對手的,宣傳只在於說服自己人。在一個群眾運動中,個人也都被要求掦棄他們過去的認同與身分,而與這個運動結合在一起。一個群眾運動的吸引人處在於他要你自我否定,而非自我提升。個人在一個群眾運動中的忠誠是對這個組織,而非同志。

賀弗爾認為是改變造成革命,而非革命造成改變。他也觀察到了一個群眾運動的三個階段。一個運動一般由「文人」(men of words)開始,但文人一般並不要革命,只要改革。當一個運動興起後,掌控群眾運動的是「狂熱份子」(fanatics)。最後總結運動的是「實際行動的人」(practical men of action),他們控制全局,將運動的目標設在遙遠的未來而做實際的行政工作。這些階段的人是有可能重疊的,並非全無關聯。若一個群眾運動的目標明確(如美國革命),則狂熱期不長。賀弗爾也認為有極少數的領導者(他引林肯、甘地、邱吉爾、羅斯福、尼赫魯為例),他們有神聖的目標,而不惜動員犧牲群眾去建立這個新秩序。這是正面的群眾運動,而非大部分負面的群眾運動。因為他們知道只有尊重人類,才會有榮譽。

這真有如老子道德經所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人們的命運看來真的不像是自己所能夠掌控的。也許吧,但人至少可以多方探討、分析、內視,而盡一己之力。啟蒙運動到底是這樣開始的。

李堅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三 集權主義政權的特色 —–一切的專控,推陳出新的「運動」,特務統治

由於集權體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有的產物,一個程度上來說,研究集權體制的學科在學術界裡算是年輕的,談不上有汗牛充棟的著作。二次大戰前研究蘇聯的大都聚焦於共產主義。但納粹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後,使人們意識到,單靠傳統上的左右分野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用以界定什麼是集權主義。因為集權體制有可能是右翼,也有可能是左翼。隨著二次大戰的結束及東歐與中共集權統治的建立,探討集權主義的著作也引起了廣泛的興趣。

1956年,被視為研究集權主義權威的德裔美國哈佛教授卡爾‧腓德烈(Carl J. Friedrich, 6/5/1901-9/19/1984),與原本是他的學生而後成為哈佛同僚,並於卡特任內當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布里金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3/26/1928-5/26/2017),合著了《集權主義獨裁與専制》(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一書。在這本書中,腓德烈與布里金斯基提出了集權主義的六個特色:意識形態,一黨専政,恐怖警察統治,通訊上的專控,武器專控,中央掌控的經濟。這部書於後來有所增訂,但當然無法包涵所有集權政體的特色。

集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一般都會含有類似聖經內「啟示錄」的觀念,強調腐敗舊體制的摧毁,與新而美麗又健康的新社會的建立。集權政體也常將一些政府機構有意的重複,如此以方便人員的調換,以易於互相競爭與監控。集權政體也都強調軍事暴力與武力,一再強調外在的危機。而也都栽培青年軍(如紅衛兵)(Peter Baehr: Totalitarianism. January 2005),灌輸青年「保衛國家」。而所有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也都強調集權政體下,一定有的特務統治與恐怖統治。恐怖統治不只針對可能反抗集權政體的異議份子,也大多針對無辜者,以達到恐怖統治的效果。恐怖統治的目的在於改變人的行為,以達到有效的統治。而更進一步的是,特務統治也針對許多統治集團中的政治菁英加以下手。當年與列寧的布爾雪維克一起奮鬥的眾多俄共忠貞分子,都一一遭到史達林的清算與處刑。同樣的,當年與毛澤東打天下的同志也都遭到被清算鬥爭的悲慘下場。

艾任德與其他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也都強調,集權政體都一再不斷的在社會上製造政治社會運動。以動員人民的方式來製造對獨裁者的狂熱忠誠,並達到意識形態上的洗腦。隨便一翻中共建國初期的所作所為,我們不能看出一大堆的社會政治運動:土改,工商改造,反右,百花齊鳴、百花齊放,三反,五反,肅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多的不勝枚舉的「運動」。對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而言,集權政權在掌權初期都因為要強調他們的革命性,而以不斷的運動來現形。但這種「革命運動」期間不只對社會造成相當大的傷害,也傷害到許多統治菁英。而這些政治菁英的「墜毀」,大都源於獨裁者個人與特務統治的勢力。也如此,當獨裁者死亡而「革命運動」告一段落時,存活的政治菁英便會為自己的生存做打算。史達林於1953年3月5日死後,存活的俄共菁英便決定對特務統治加以控制,而走上集體領導的路線(Aviezer Tucker: Why we need totalitarianism—Why we need a more refined concept of it, that is. American Interest, 4/14/2015)。當時的俄共領導人逮捕了史達林時代,囂張不可一世的特務頭子貝利亞(Lavrentiy Beria, 3/29/1899-12/23/1953),而將他處決掉。也如此,後來的赫魯雪夫與戈巴契夫雖然都遭到政變與罷黜,但至少都活了一條命。同樣的,中共在毛澤東死後,也對「革命」告了一段落,而走上有任期限制的集體領導。但習進平的上台及2018年3月11日,人代會的通過習進平任期限制的取消,改變了這個「共識」。

習進平之廢除集體領導而走向一人專制下的集權統治,說來是回復到集權統治靠暴力奪取政權初期的「革命運動」時期—-如列寧/史達林下的蘇聯與毛澤東下的中國。可預期的是他要多倚賴特務的恐怖統治來做控制(同樣是走回頭路的普亭,他本身就是KGB出身的人物)。也可能要多靠一些當年毛澤東下所推出的一大堆「社會政治運動」來鞏固他的統治。

特務統治是集權政權的一個特色。在許多獨裁國家,如當年的中南美洲國家,過去的希臘、緬甸等,主要靠的都是軍事統治(military junta),而非特務。這也是獨裁政權與集權政權的一個分野。軍人固然有武器與人員,但特務機構有的是龐大的組織網與線民。雖然沒有什麼特殊的武器,但在集權政體底下的特務機構,常常清算有強大武力的軍人將官,而非軍方清算特務。在台灣當過兵的人都了解當年的政戰單位(軍中的特務系統)之無孔不入,從連長以上的各級軍官旁邊都有個「輔導長」做監視。民間更是有到處都有的人二單位。此外,監督民間的有調查局,警察局,教官系統,及到處都有的線民。解嚴前的台灣雖不是集權統治,但離之不遠。

不同的集權政體固有其不同處,但也都具有一些共通性。一個集權政體之所以產生及存活下去,最終靠的還是群眾與人民的支持與默許。因為集權政體是在進入近代後才有的現象,現代社會中的人民與群眾之一些特異性便值得我們去做分析與探討。

李堅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 —–政經與社會的混亂促成集權政體的產生

自由民主是一個現代的觀念與產品。同樣的,集權主義也是一個現代的現象與產品。

就時間點而言,自由民主多少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才有的觀念。而集權主義多少也與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有所關聯。集權政體雖然大都存在於左翼的共產國家,但集權政體也不是共產社會才有的專利,右翼的國家也有。就左右翼來看,左翼的集權政體大都產生於較落後的社會,而一般都在暴力革命或政變後馬上建立起來的—如俄國與中國。右翼的集權政體則一般發生在較工業化的國家,而其產生大都經由民主的體制(選舉),加上街頭暴力與政治暗殺而逐漸建立的—如納粹德國。但不管是右翼或左翼的集權政體,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登上世界舞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歐洲三個帝國(德國帝國、奧匈帝國、沙俄),及近東奧圖曼帝國的倒台。歐洲倒台的三個帝國產生出了兩個集權政體—蘇聯與納粹德國(後來併吞了前奧匈帝國的主體奧地利)。俄國於1917年3月8日的二月革命後,建立了一個不穩定的戰時中的民主政權—臨時政府。1917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其實是政變)後,列寧的俄共推翻了臨時政府,掌握了國家機器。俄共於掌權後馬上建立集權體制,而全面控制了蘇聯74年(蘇聯於1991年12月26日解體)。至今的俄國都仍可看出長年集權統治的陰影與影響。

同俄共的建立集權政體一樣,中共也是在中日戰爭中及戰爭後,在社會混亂、政治不穩、及經濟崩盤後,透過暴力來建立集權政體的。而在一個相當程度上,右翼集權政體的建立也是因為社會與政經崩盤的結果。以納粹德國的建立來看,經濟因素也占了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而其發展與大西洋對岸的美國也有些關聯。

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人是反對美國介入美國人所稱的「歐洲戰爭」的。當年的羅斯福(二次大戰)與威爾遜(一次大戰)都以不介入歐洲戰爭為政見,但最後美國都參戰了。美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加入歐洲戰場有其表面上的說辭:如德國帝國的潛艇之擊沈了英國郵輪露西塔尼亞號(RUS Lusitania),船上有128名美國人。但更重要的是,德國外長欽默門(Arthur Zimmermann)給墨西哥政府的秘密外交電文遭英國截獲,而轉交給美國政府。欽默門的電文指出,若美國參戰,則德國會支援墨西哥奪回美墨戰爭後,墨西哥割讓給美國的大片土地。欽默門的電報被威爾遜公布後激起美國人的公憤,而美國也因而向德國帝國宣戰。

但美國政府沒有說明的是國際債務的問題。在當時的英國與法國並不處於優勢。若英法敗給德國,則英法所欠美國的債務也都將因而泡湯。

一次大戰後,英法加諸於德國嚴苛的戰爭賠償。戰後的凡爾賽合約中,將德國的戰爭賠償原先定為200億金馬克。1921年改定為1320億金馬克(約315億美元)。戰後的德國同交戰的各國一樣,工業設施都遭受嚴重的破壞,加以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瓦解,要償還債務有所困難。而且於戰後,法國取回普法戰爭中割讓給德國的亞爾薩斯與洛林兩省。洛林是德國許多工業的所在,失去洛林無異是雪上加霜。1923年1月,德國繳不出戰爭賠償。為了逼德國賠款,法國與比利時進占了魯爾工業區(Rhur)。此舉引起德國人的強烈不滿,政府與民間採取了消極的抵抗。結果是超級通貨膨脹與馬克的崩盤。

美國並不很在意德國的賠償問題,但很在意英法向美國所借的100億美元。若德國沒法賠償英法,則自然會影響到英法對美國的還債能力。1923年底,芝加哥出身的銀行家,當時為美國商務部長的查理‧道斯(Charles G. Dawes, 8/27/1865-4/23/1951)提出了道斯方案(Dawes plan)。道斯方案主張:由外國監督德國的金融重建;法國與比利時由魯爾撤軍;德國的賠償額減低,在經濟改善後再增加額度;美國則由銀行界在民間集資貸款給德國,以促進經濟的復甦。道斯方案結果很成功,使道斯於192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奬。道斯也於20年代末成為美國的副總統(總統是喀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道斯方案雖然相當成功,但沒說清楚德國應付的最後款項。1928年,奇異公司的總裁歐文楊(Owen D. Young)提出楊方案(Young plan),求取最終的解決方案。但楊方案成立不久就遇到1929年的國際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德國、奧國、英國、與法國都無法做賠償與還債而跳票,整個方案也就訴諸高閣(The Dawes Plan, the Young Plan, German Reparations, and inter-allied War Debts. Milestone 1921-1936,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所建立的是脆弱的威瑪共和(1918-1933)。在當時的亂局下,左翼的共產黨與右翼的納粹各自呼群引伴走上街頭示威與對抗,納粹則更走上民兵與武裝對抗的方向。最終是希特勒的選上總理,而逐漸地將德國緊壓控制下走上了集權統治之路。在當時的國際金融危機下,義大利的墨索里尼與西班牙的佛朗明哥,也走上了尚不成集權統治的法西斯之路。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亂局下產生出了新局面,也昭揭了人類社會的一個新政體—集權政體的產生。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