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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權主義固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有的現象，但若追究哲學的根源，則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希臘就已產生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書的作者，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 7/28/1902-9/17/1994）指出，蘇格拉底固然是個自由民主主義的倡議者與實踐者，但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就多少種下集權主義的種子。波普舉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為例。《理想國》一書中所主張的制度與思維，只會造成一個封閉權威的社會，而非一個開放的社會。

當年是匈牙利猶太難民的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生名Gyögy Schwartz, 8/12/1930-），戰後移民到英國時就讀於倫敦政經學院。他深受那時在倫敦政經學院教學的卡爾‧波普｢開放社會｣觀念的影響。如今已是華爾街億萬富豪的他，到2018年二月份為止，已投下了180億美元在他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Wiki）。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在世界各地推動自由民主的理念，在前集權獨裁社會裡造成相當大的影響。這個基金會提供奬學金，建立大學，以推展自由民主的理念。但許多前獨裁國家都予以扺制，或禁止這個基金會的援助與進入。1991年，開放社會基金會在索羅斯的母國，匈牙利的首府布達佩斯，建立了一所只收研究生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諷刺的是，當年曾受開放社會奬學金資助到英國求學的目前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對中歐大學並不友善。而奧爾班本身也反而開倒車，將匈牙利帶頭轉向獨裁閉鎖的路線。

獨裁集權傾向的豈止是匈牙利而已，波蘭、捷克、奧地利，及一些前東歐國家的自由民主思維與體制都搖搖欲墜。甚至連傳統上是自由民主的西歐國家，也都見證到了排外極右勢力的抬頭。而當年是集權大國的蘇聯與中國也都一起向後退。蘇聯解體後的俄國在嘗試自由民主體制一段時間後，在前KGB出身的普亭掌控下，目前已走上實質上是獨裁的途徑。一度對外開放的中國到頭來還是沒有開放，更甚而於2018年3月11日透過人大會的修憲，使習進平成為終身總統。但在這些全球往右轉而向後倒退的風潮中，號稱是全球自由民主領袖的美國的變化最引人注目與憂心。

2017年1月20日，川普就任第45任美國總統。撇開私德不談，川普上台後對媒體的攻擊，對司法獨立的干涉與挑戰，肯定並支持美國友邦中的獨裁者，甚至是敵邦的獨裁者（如他對普亭與習進平的讚賞），都令許多美國人及友邦中的自由陣營人士深感不安。許多人開始問：美國是否正在走向一個集權社會？多少由於這個社會背景，歐威爾的《1984》與艾任德的《集權主義的來源》兩本書的銷售量在川普上台前後開始激升。

那麼，美國會走向集權社會嗎？

每個社會之走向獨裁或集權政體各有各的不同的因素與路線。不認為美國會走向集權政府的人提出，美國有兩百多年的民主政治，權力制衡的機制深入而穩定，不至於會走向集權體制。但綜觀美國的歷史，美國社會一直存有集權主義的一般因素（每個國家都有）與特殊因素（美國的特有）。底下我們就稍微來探討美國特有的情勢。

稍微閱讀美國的獨立歷史與開國元勳的思維，你會發現開國元勳都是啟蒙運動的產物，思維相當先進，是世俗的（secular），而非如當年歐洲般的宗教專制的。雖然開國元勳相當先進，但當年美國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鄉間，民風保守，也很反智與反知識分子。

而其實在美國獨立後不久，尤其在整個國家開始往西前進後，選出的總統便越來越平庸與反智，直到20世紀初才有轉觀。反智識份子（最有名的著作是1963年出版的Richard Ha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也不只美國才有，世界許多國家都有。他們迫害知識分子（如文革中的臭老九）。以今天的美國而言，對大學足球的狂熱使得大學在運動員的開銷上，大於學術及研究的開銷（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報告）。運動除外，美國反智的最典型代表是1925年在田納西州的「猴子審判」（Scopes Trial，也稱為Scopes Monkey Trial）。一個教達爾文演化論的教員，被判違反了不得教演化論的法律而被定罪。美國至今仍有許多人不相信演化論，而甚至有創世博物館（Creation Museum）的存在。而川普的許多閣員也都不相信全球暖化的問題。

大部分的基督徒，天主教徒，與佛教徒都不會去挑戰科學而與科學界對幹起來，但美國基督教的福音派（evangelical）常不如此。美國福音派的興盛大都與19世紀中，以鄕間為主的「第二次大覺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的宗教運動有關。這一派的興盛也多少造成了美國鄉間社會與城市及科學界的摩擦，及因而產生的反智傾向。

宗教上的排斥異己與反智傾向所造成的將是一個閉鎖的社會（closed society）。一個閉鎖的社會自然會走向獨裁與集權。相對於閉鎖社會則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開放的社會原先是由1927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0/18/1859-1/4/1941）首先提出，而後由波普發揚光大的。波普認為社會與政府應要開放、透明、容忍，而個人有決定權。也就是說，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當一個開放的社會漸漸的壓抑民主自由，並容許一些相當排除異己的｢宗教｣的橫行無阻而失去其開放性時，也就成為集權主義產生的溫床。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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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集權政體是現代社會才有的一個現象與政府結構，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這個現象的產生。

社會與政治的混亂情勢，及經濟的瓦解與急速轉型，是一般學者常討論而認為是主要的促因。但有一個角色是許多學者也都聚焦的—-群眾。也就是說，討論資本主義發展下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簡單的說，現代社會中的人是孤立、寂寞、而有疏離感的。

馬克思固然有討論到資本主義社會會造成人的疏離感（alienation），但討論疏離感是早於黑格爾時就有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書的作者弗洛姆（Erich Fromm, 3/23/1900-3/18/1980）在詮釋疏離感時，用一神教的反對偶像崇拜（idolatry）來做解釋。弗洛姆說，偶像是人們所製造/創造出來的，但偶像反而成為掌控人們的力量。而這也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一種詮釋（alienation….where his “own act becomes to him alien power, standing over and against him, instead of being ruled by him”.）。

也多少由於這種疏離感，現代社會的人是孤獨寂寞的。討論這種現象的艾任徳，在她《集權主義的來源》（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中，著重於群眾（mass）這個觀念。群眾不是暴民（mob）。在艾任德的分析裡，這些群眾是集權社會產生前後的一個特殊景象。有異於傳統的社會階級（如貴族、平民、教育水平）與經濟階級（如工會、商會），這些群眾是超越這些分野的。他們沒什麼家庭、朋友、或同志的關係，而這些孤獨的群眾原先是對政治冷漠而不參與世事的。但在適當時機及適當人物（獨裁者、蠱惑者）的煽動下，他們熱絡了起來。獨裁者是永遠不會認錯的。而對這些群眾而言，他們的領袖（獨裁者）是永遠不會錯，永遠是對的。即使事實一再證明獨裁者的錯誤與預言不正確，這些群眾也會自我解嘲。因為容易受騙（gullibility）與懷疑、不信任（cynicism）已成為這些群眾的特色。而在這種情形下，集權主義透過系統化的教條灌輸（indoctrination）、宣傳、孤立、恐嚇、與洗腦的方式，來達到人們的完全孤立，與獨裁者對社會的完全控制。背後靠的是特務統治與恐怖統治。集權政權的恐怖統治與過去的獨裁専政之不同處在於，過去的恐怖統治要的只是打敗反對者及鎮壓異己。但集權政權下的恐怖統治的對象，也包括那些即時獨裁者都知道的無辜者。這種集權政權的運作及其對人類社會的改變，與人性的扭曲，也是喬治‧歐威爾那本讀了令人覺得沉悶悲觀的《1984》小說中所描述的。

艾任徳賦予集權主義下的這些群眾一個面相的描述，她嘗試解答納粹德國與俄國革命後的蘇聯集權政體所產生的背景。另一個描述群眾（主要是群眾運動）的面相是1951年，由舊金山的碼頭工人賀弗爾（Eric Hoffer, 7/25/1902-5/12/1983）所著，而被美國學界認為是一部經典著作的《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賀弗爾著重在社會心理層面的觀察與詮釋。

賀弗爾對群眾運動中的群眾的觀察有許多與艾任德相同處，但他以一個底層社會人物對群眾運動的觀察，可說是第一手的入微。他認為參與群眾運動的有許多是「新窮人」（New Poor）。意思是說，這些人因社會經濟的變化而失去了他們原有的資產與地位。也有許多是社會中的「畸零人」（misfits），一些難以適應存活於社會的人。而這些人也在群眾運動中透過自我否定而得到歸屬。在一個群眾運動中，有共同的仇恨對象是最大的團結力，並非共同的愛。賀弗爾說，一個群眾運動可以沒有上帝，但不能沒有魔鬼。而這個｢魔鬼｣是他們所認為的一切痛苦的來源。賀弗爾也認為思想的品質在一個群眾運動中並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領導者的角色。這個領導者越狂妄，越不聽他人意見，而越向全世界挑戰的話，越受人支持。賀弗爾引二、三十年代的德國為例，左翼的德共與右翼的納粹所拉取的都是同一批人。而就宣傳而言，宣傳並不是用於拉對手的，宣傳只在於說服自己人。在一個群眾運動中，個人也都被要求掦棄他們過去的認同與身分，而與這個運動結合在一起。一個群眾運動的吸引人處在於他要你自我否定，而非自我提升。個人在一個群眾運動中的忠誠是對這個組織，而非同志。

賀弗爾認為是改變造成革命，而非革命造成改變。他也觀察到了一個群眾運動的三個階段。一個運動一般由「文人」（men of words）開始，但文人一般並不要革命，只要改革。當一個運動興起後，掌控群眾運動的是「狂熱份子」（fanatics）。最後總結運動的是「實際行動的人」（practical men of action），他們控制全局，將運動的目標設在遙遠的未來而做實際的行政工作。這些階段的人是有可能重疊的，並非全無關聯。若一個群眾運動的目標明確（如美國革命），則狂熱期不長。賀弗爾也認為有極少數的領導者（他引林肯、甘地、邱吉爾、羅斯福、尼赫魯為例），他們有神聖的目標，而不惜動員犧牲群眾去建立這個新秩序。這是正面的群眾運動，而非大部分負面的群眾運動。因為他們知道只有尊重人類，才會有榮譽。

這真有如老子道德經所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人們的命運看來真的不像是自己所能夠掌控的。也許吧，但人至少可以多方探討、分析、內視，而盡一己之力。啟蒙運動到底是這樣開始的。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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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集權體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有的產物，一個程度上來說，研究集權體制的學科在學術界裡算是年輕的，談不上有汗牛充棟的著作。二次大戰前研究蘇聯的大都聚焦於共產主義。但納粹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後，使人們意識到，單靠傳統上的左右分野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用以界定什麼是集權主義。因為集權體制有可能是右翼，也有可能是左翼。隨著二次大戰的結束及東歐與中共集權統治的建立，探討集權主義的著作也引起了廣泛的興趣。

1956年，被視為研究集權主義權威的德裔美國哈佛教授卡爾‧腓德烈（Carl J. Friedrich, 6/5/1901-9/19/1984），與原本是他的學生而後成為哈佛同僚，並於卡特任內當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布里金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3/26/1928-5/26/2017），合著了《集權主義獨裁與専制》（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一書。在這本書中，腓德烈與布里金斯基提出了集權主義的六個特色：意識形態，一黨専政，恐怖警察統治，通訊上的專控，武器專控，中央掌控的經濟。這部書於後來有所增訂，但當然無法包涵所有集權政體的特色。

集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一般都會含有類似聖經內「啟示錄」的觀念，強調腐敗舊體制的摧毁，與新而美麗又健康的新社會的建立。集權政體也常將一些政府機構有意的重複，如此以方便人員的調換，以易於互相競爭與監控。集權政體也都強調軍事暴力與武力，一再強調外在的危機。而也都栽培青年軍（如紅衛兵）（Peter Baehr: Totalitarianism. January 2005），灌輸青年｢保衛國家｣。而所有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也都強調集權政體下，一定有的特務統治與恐怖統治。恐怖統治不只針對可能反抗集權政體的異議份子，也大多針對無辜者，以達到恐怖統治的效果。恐怖統治的目的在於改變人的行為，以達到有效的統治。而更進一步的是，特務統治也針對許多統治集團中的政治菁英加以下手。當年與列寧的布爾雪維克一起奮鬥的眾多俄共忠貞分子，都一一遭到史達林的清算與處刑。同樣的，當年與毛澤東打天下的同志也都遭到被清算鬥爭的悲慘下場。

艾任德與其他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也都強調，集權政體都一再不斷的在社會上製造政治社會運動。以動員人民的方式來製造對獨裁者的狂熱忠誠，並達到意識形態上的洗腦。隨便一翻中共建國初期的所作所為，我們不能看出一大堆的社會政治運動：土改，工商改造，反右，百花齊鳴、百花齊放，三反，五反，肅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多的不勝枚舉的｢運動｣。對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而言，集權政權在掌權初期都因為要強調他們的革命性，而以不斷的運動來現形。但這種「革命運動」期間不只對社會造成相當大的傷害，也傷害到許多統治菁英。而這些政治菁英的「墜毀」，大都源於獨裁者個人與特務統治的勢力。也如此，當獨裁者死亡而「革命運動」告一段落時，存活的政治菁英便會為自己的生存做打算。史達林於1953年3月5日死後，存活的俄共菁英便決定對特務統治加以控制，而走上集體領導的路線（Aviezer Tucker: Why we need totalitarianism—Why we need a more refined concept of it, that is. American Interest, 4/14/2015）。當時的俄共領導人逮捕了史達林時代，囂張不可一世的特務頭子貝利亞（Lavrentiy Beria, 3/29/1899-12/23/1953），而將他處決掉。也如此，後來的赫魯雪夫與戈巴契夫雖然都遭到政變與罷黜，但至少都活了一條命。同樣的，中共在毛澤東死後，也對「革命」告了一段落，而走上有任期限制的集體領導。但習進平的上台及2018年3月11日，人代會的通過習進平任期限制的取消，改變了這個「共識」。

習進平之廢除集體領導而走向一人專制下的集權統治，說來是回復到集權統治靠暴力奪取政權初期的「革命運動」時期—-如列寧/史達林下的蘇聯與毛澤東下的中國。可預期的是他要多倚賴特務的恐怖統治來做控制（同樣是走回頭路的普亭，他本身就是KGB出身的人物）。也可能要多靠一些當年毛澤東下所推出的一大堆「社會政治運動」來鞏固他的統治。

特務統治是集權政權的一個特色。在許多獨裁國家，如當年的中南美洲國家，過去的希臘、緬甸等，主要靠的都是軍事統治（military junta），而非特務。這也是獨裁政權與集權政權的一個分野。軍人固然有武器與人員，但特務機構有的是龐大的組織網與線民。雖然沒有什麼特殊的武器，但在集權政體底下的特務機構，常常清算有強大武力的軍人將官，而非軍方清算特務。在台灣當過兵的人都了解當年的政戰單位（軍中的特務系統）之無孔不入，從連長以上的各級軍官旁邊都有個「輔導長」做監視。民間更是有到處都有的人二單位。此外，監督民間的有調查局，警察局，教官系統，及到處都有的線民。解嚴前的台灣雖不是集權統治，但離之不遠。

不同的集權政體固有其不同處，但也都具有一些共通性。一個集權政體之所以產生及存活下去，最終靠的還是群眾與人民的支持與默許。因為集權政體是在進入近代後才有的現象，現代社會中的人民與群眾之一些特異性便值得我們去做分析與探討。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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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是一個現代的觀念與產品。同樣的，集權主義也是一個現代的現象與產品。

就時間點而言，自由民主多少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才有的觀念。而集權主義多少也與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有所關聯。集權政體雖然大都存在於左翼的共產國家，但集權政體也不是共產社會才有的專利，右翼的國家也有。就左右翼來看，左翼的集權政體大都產生於較落後的社會，而一般都在暴力革命或政變後馬上建立起來的—如俄國與中國。右翼的集權政體則一般發生在較工業化的國家，而其產生大都經由民主的體制（選舉），加上街頭暴力與政治暗殺而逐漸建立的—如納粹德國。但不管是右翼或左翼的集權政體，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登上世界舞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歐洲三個帝國（德國帝國、奧匈帝國、沙俄），及近東奧圖曼帝國的倒台。歐洲倒台的三個帝國產生出了兩個集權政體—蘇聯與納粹德國（後來併吞了前奧匈帝國的主體奧地利）。俄國於1917年3月8日的二月革命後，建立了一個不穩定的戰時中的民主政權—臨時政府。1917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其實是政變）後，列寧的俄共推翻了臨時政府，掌握了國家機器。俄共於掌權後馬上建立集權體制，而全面控制了蘇聯74年（蘇聯於1991年12月26日解體）。至今的俄國都仍可看出長年集權統治的陰影與影響。

同俄共的建立集權政體一樣，中共也是在中日戰爭中及戰爭後，在社會混亂、政治不穩、及經濟崩盤後，透過暴力來建立集權政體的。而在一個相當程度上，右翼集權政體的建立也是因為社會與政經崩盤的結果。以納粹德國的建立來看，經濟因素也占了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而其發展與大西洋對岸的美國也有些關聯。

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人是反對美國介入美國人所稱的｢歐洲戰爭｣的。當年的羅斯福（二次大戰）與威爾遜（一次大戰）都以不介入歐洲戰爭為政見，但最後美國都參戰了。美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加入歐洲戰場有其表面上的說辭：如德國帝國的潛艇之擊沈了英國郵輪露西塔尼亞號（RUS Lusitania），船上有128名美國人。但更重要的是，德國外長欽默門（Arthur Zimmermann）給墨西哥政府的秘密外交電文遭英國截獲，而轉交給美國政府。欽默門的電文指出，若美國參戰，則德國會支援墨西哥奪回美墨戰爭後，墨西哥割讓給美國的大片土地。欽默門的電報被威爾遜公布後激起美國人的公憤，而美國也因而向德國帝國宣戰。

但美國政府沒有說明的是國際債務的問題。在當時的英國與法國並不處於優勢。若英法敗給德國，則英法所欠美國的債務也都將因而泡湯。

一次大戰後，英法加諸於德國嚴苛的戰爭賠償。戰後的凡爾賽合約中，將德國的戰爭賠償原先定為200億金馬克。1921年改定為1320億金馬克（約315億美元）。戰後的德國同交戰的各國一樣，工業設施都遭受嚴重的破壞，加以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瓦解，要償還債務有所困難。而且於戰後，法國取回普法戰爭中割讓給德國的亞爾薩斯與洛林兩省。洛林是德國許多工業的所在，失去洛林無異是雪上加霜。1923年1月，德國繳不出戰爭賠償。為了逼德國賠款，法國與比利時進占了魯爾工業區（Rhur）。此舉引起德國人的強烈不滿，政府與民間採取了消極的抵抗。結果是超級通貨膨脹與馬克的崩盤。

美國並不很在意德國的賠償問題，但很在意英法向美國所借的100億美元。若德國沒法賠償英法，則自然會影響到英法對美國的還債能力。1923年底，芝加哥出身的銀行家，當時為美國商務部長的查理‧道斯（Charles G. Dawes, 8/27/1865-4/23/1951）提出了道斯方案（Dawes plan）。道斯方案主張：由外國監督德國的金融重建；法國與比利時由魯爾撤軍；德國的賠償額減低，在經濟改善後再增加額度；美國則由銀行界在民間集資貸款給德國，以促進經濟的復甦。道斯方案結果很成功，使道斯於192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奬。道斯也於20年代末成為美國的副總統（總統是喀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道斯方案雖然相當成功，但沒說清楚德國應付的最後款項。1928年，奇異公司的總裁歐文楊（Owen D. Young）提出楊方案（Young plan），求取最終的解決方案。但楊方案成立不久就遇到1929年的國際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德國、奧國、英國、與法國都無法做賠償與還債而跳票，整個方案也就訴諸高閣（The Dawes Plan, the Young Plan, German Reparations, and inter-allied War Debts. Milestone 1921-1936,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所建立的是脆弱的威瑪共和（1918-1933）。在當時的亂局下，左翼的共產黨與右翼的納粹各自呼群引伴走上街頭示威與對抗，納粹則更走上民兵與武裝對抗的方向。最終是希特勒的選上總理，而逐漸地將德國緊壓控制下走上了集權統治之路。在當時的國際金融危機下，義大利的墨索里尼與西班牙的佛朗明哥，也走上了尚不成集權統治的法西斯之路。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亂局下產生出了新局面，也昭揭了人類社會的一個新政體—集權政體的產生。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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