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惡傲奢搶 —- 國民黨的貞節牌坊

其貌不揚的愛爾蘭文豪蕭伯納 ( George Bernard Shaw, 7/26/1856 – 11/2/1950 ) 據傳在一場宴會中對一名社交名媛說只要價格合理你可以買通任何人。這名名媛表示不同意他的說法所以蕭伯納說:如果我給你一百萬英鎊妳會與我共度春宵嗎?這名名媛說她會考慮,如果是一百萬英鎊她會同意。蕭伯納接著說那我若給妳十先令你會與我上床嗎?這個名媛不高興了,她說你把我看成甚麼,一個妓女嗎?蕭伯納說我們已把妳定位好了,我們現在只是在討價還價而已。

這場對話有沒有發生難以證實,也有人用邱吉爾,羅素或馬克吐溫取代蕭伯納的角色去陳述這個幽默及諷刺。故事的真實性如何已不重要,但這軼事卻留給人深思及討論的空間。雖說是牽涉到娼妓的定義,但也觸及到了金錢在人類社會行為中的角色。
金錢當然是無法買通每個人或解決一切問題的。就以台灣民族的社會政治運動來看,若金錢能買通一切的話則我們也不會有那麼多的烈士了。許多人為了台灣獨立的理念付出了他們的青春,自由,與生命。但就另一方面來說,金錢確也買通了許多人。這些人與國民黨及中國互通款曲,他們有如歌德 (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8/28/1749 – 3/22/1832 ) 的名劇浮士德 ( Faust ) 中的主角浮士德一樣與魔鬼做交易:魔鬼會幫助浮士德在他的生時成就他的一切願望,浮士德則會於死後在地獄中作魔鬼的侍從。與浮士德不同的是這批出賣自己靈魂的人未必能從國民黨或中國得到他們所要的,但他們卻已在台灣社會中被視為魔鬼的侍從了。

若我們看金錢與「中華民族」的國民黨或共產黨的關係,那可是唇齒相依的。了解中華文化光輝燦爛歷史的人就會了解行賄在官場及民間的角色,那是「你辦事我放心」的潤滑劑。大官小官無官不貪。大事可化小,小事可化無。而每個關節也都有出納員,層層把關。賄賂是中華文化的精髓,其送往迎來已發達成一種高度的藝術,不是行家還真看不出所以然來。賄賂可說已在中華文化的DNA裏,若非打破這個帝國重新投胎,還真難以根除。遠的不提,我們就只看國民黨的歷史罷。從孫文的財務不清到蔣介石的倚靠以溫州商人為主的上海青幫,更不用提那惡名昭彰的宋氏王朝了。金錢與暴力是國民黨 ( 及共產黨 ) 的一貫治國原則。若沒有許多追求理想,不畏淫威,不為名利所收買的台灣民族民主鬥士的話,台灣的民主能有今天的成就嗎?但只要中國國民黨存在一天,其用金錢與暴力統治的本質是不會變的。DNA到底是不能改變的。

DNA雖然不能改變但並不代表我們不能做一些變裝及改觀。有如一些愛著異性服裝的人 ( transvestite ) 或認為自己是異性而甚至想動手術以變成異性的人 ( transsexual ),他們改變外觀後還真可以瞞過許多人。國民黨之敗於共產黨,其泛濫的貪污腐敗及無能是主因。國民黨來台後還真的痛定思痛的做了一些它在中國時期不願做的改革。但國民黨畢竟是一個外來的封建中華政權,它與一個已走上現代化的台灣民族社會是格格不入的。誠如一個國民黨高官於七十年代的民主化運動中所說的:國民黨於過去八年的讓步比過去六十年的讓步都還要來的多,台灣人為甚麼不能滿足?台灣人之所以不能滿足國民黨的改革步調與讓步就如同一個已經住過第一世界的人如何能滿足第三世界的居住情況呢?2000年國民黨第一次失去政權後,看來蔣介石的「離此一步即無死所」之說快要兌現了。在那種背景下這個「革命民主政黨」又開始大包裝了。把一群「霸惡傲奢搶」又沒靈魂的馬政權核心人物都包裝成「溫良恭儉讓」及清廉的形象。不但如此他們還動員媒體及國民黨控制下的司法將民進黨抹黑為貪腐政黨。「改觀包裝」及「打人的喊救命」這兩招果然有效,馬集團於2008年及2012年都勝選。而在同時民進黨也被貼上貪腐政黨的標誌而竟然不會辯解。

但國民黨的DNA到底決定了她的行為與本質。娼妓本質的國民黨想要裝扮成貴婦與良家婦女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如同與蕭伯納對話的貴婦般隨時會露出馬腳,馬政權執政以來貪腐案件不斷的爆發。到底是八年沒有執政了,沒有吃錢的機會,饑渴的很。一件又一件的貪腐案件爆發顯示吃相越來越難看,行徑也越來越大膽。看來不如將「革命民主政黨」改名為「貪腐政黨」要來的貼切些。

但國民黨可是有崇高的理想的,她可是繼承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傳統下來的名門貴婦。將來還得立貞節牌坊來表彰她。我們當然樂於成全中國國民黨的遺願本質 – 既要做婊子,又要立貞節牌坊。我們得先成全中國國民黨,再為她立個「霸惡傲奢搶」為額的貞節牌坊。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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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的說文解字 —- 特權文化

在民權運動高漲的六十年代,北美的一些學者做了一個簡單的實驗。他們將一份論文分發給兩組大學生要他們對這篇論文的好壞做個評分。論文的內容都是一樣的,唯一的差別是封面。給一組的封面作者是男性 (John),給另一組的封面作者是女性(Joan)。結果發現這群大學生給男性作者的評分大多高於給女性作者的評分。

性別的差別待遇同一切的差別待遇一樣都是弱勢的一方較有被壓迫的感覺而得勢的一方常不知不覺。很多男人不知他們從出生開始就於一個男尊女卑的社會中占了許多便宜。從不用做家事,可以在外鬼混,求學較受到父母的重視,到社交及職場上都占了優勢。但這種差別待遇對得勢的男方不是沒有義務 ( 或代價 ) 的。在傳統社會中男人是要負起扛家的責任的。而男人的平均壽命少女人六年也不能說與此壓力無關。

性別、族群、及年齡等是社會中所有「差別待遇」區分法的一部分。得勢的一方是享有特權 ( privilege ) 的。有無特權基本上牽涉到社會資源的分配,有特權的一方掌握較多的社會資源。也因此大部分的現代社會都會透過立法來禁止這種差別待遇。1804年拿破崙發佈的 French Civil Code (一般稱為拿破崙法典,Napoleonic Code),就明禁與生俱來的特權,如貴族。在美國的求職履歷表上是不會要求照片及年齡的,法律也禁止這種差別待遇 ( 歧視 ) 的。在強調性別平等的北歐國家則通過了很多法案去保障可能因性別差異而引起的問題。主要目的都在取消不當的天生差異 ( 特權 ) 並強調平等。

但法律也可賦予特權。加州及其他州的駕駛手冊都明顯的規範駕駛是一種特權,不是權利 (Driving is a Privilege, not a Right)。也就是說不是每個人都能開車的。你必須符合特殊年齡,通過考試,沒有大量的違規及一些醫療情況 ( 如癲癇 ) 才能開車。除卻開車外,法律也規範許多特權:如律師與客戶間的隱密,記者消息來源的隱密特權等等。但特權的存在與規範並不僅只存在於現代社會,在封建設會中特權的存在由來已久。

在一些歐洲國家及亞洲的日本轉型成為現代社會後,多多少少尚存有封建社會的遺留。其中最具代表的封建組織不外是皇室了( monarchy )。皇室有許多特權,但也有許多義務。他們象徵該民族的團結。目前日本的明仁天皇是第一個娶平民美智子為妻的日本皇室,代表了現代化的意願。據聞美智子的兄長是反對這門婚事的,因為他知道日本皇室的保守及作為妃 (太子的太太) 及皇后的壓力,因為義務太多。英國皇室是較現代化的。比較目前的女王,查理王子及威廉王子三代可看出其轉型。目前的伊莉莎白女王較屬傳統型,離婚又與另一離婚婦女結婚的查理王子則屬轉折型,年輕的威廉王子則是相當的現代化。相對之下,大部分的歐洲王室都已成象徵而已,並不具實質上的意義。而事實是許多人都不知丹麥,挪威,瑞典,比利時及荷蘭等國有王室的存在。由於有許多義務,很多人並不羨慕皇室的成員。

皇室有許多義務,但在一個沒有貴族制度的漢文化圈裏,確是有一群不用盡義務但享有許多權利及利益的階級。這也是我們一般所說的權貴。不管在台灣也好,中國也好,權貴都為一般人所詬病。但這種現象卻也不是最近才有的,由來已久。不少人將此歸咎於兩千多年前「禮記」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之說。字面上的意義是大夫犯錯不受刑法的處罰。但也有許多學者指出這是一種誤解。他們說孔子的原意是大夫是有廉恥之節的人,犯了錯不應上刑場,而是應由他們採自盡的方法。孔子的這種說法指的是「士可殺,不可辱」。但當「刑不上大夫」一說被誤解的成為目前的情況時,其實代表了這個「誤解」已成為社會現實的寫照而成為「正解」。而事實上中國歷代不乏士大夫犯罪而用「刑不上大夫」之說來脫罪的。對中國人而言「士可殺,不可辱」是說的,但「好死不如歹活」是事實。有那種「傳統」自然會影響到目前的漢文化社會。權貴文化不管是中共也好,國民黨也好,是他們組織運作的基礎。看國民黨的各級掌權小圈圈裏,有那個不是透過血親、姻親,密友及特殊關係而結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的。這種特權文化正是國民黨及共產黨的寫照。他們刮盡社會的資源但對社會就是沒有一點回報或盡一些義務。這也是為甚麼228前後的台灣人稱國民黨人為豬的原因 ( 狗去豬來 )。

嚴格而言這種特權文化不只漢文化才有,歐洲文化 ( 西歐 ) 自古即視中東及亞洲 ( 而在一定程度上俄國 ) 為東方暴政 (Oriental Despotism)。而事實上俄國,中東,中國及一些亞洲國家的權貴資本主義 (crony capitalism) 是普遍存在的,只是程度上的問題而已。能打破這種特權而建立一個用人唯才的社會是一個社會現代化的指標。打破特權階級的壟斷是庶人要努力的。一個現代社會的司法是盲目的,刑與禮是應及於每個人的。

李堅

失敗主義 —- 看美國狗與台灣狗

約二十年前於美國居住多年後第一次回台灣,看到滿街的流浪狗及一些家犬無精打采的樣子委實令人傷心。看到一些鄰居的狗被鐵鍊套著而神情落寞的樣子但若想逗牠玩時,這些狗也只頂多搖個尾巴但提不起精神。這使我想起了大學時的一次動物實驗。實驗的狗大都是被抓來的流浪狗。當我們把我們要做實驗的那隻狗拿到操場散步時,牠步履闌珊,神情寞落,表情是一付絕望。當我們注射藥劑「處死」牠以做實驗時,牠一點反應也沒有,逆來順受。那是一隻絕望,重度憂鬱的狗。已經這麼多年過去了,但那隻狗的影像一直存在我的腦海裏。台灣雖不像中國,韓國,及東南亞國家那般的吃狗肉,但對待狗及其他動物的態度大不如西方社會。在我們做狗實驗的那段時日,美國海軍於台灣也設有醫學實驗及動物實驗室。每年他們都會依台灣的宗教習俗舉行動物公祭。在美國居住多年發現這邊的狗活潑高興,逢人便跳躍玩耍。真反應了美國人與美國文化。台灣狗與美國狗竟然有這麼大的差別。是文化始然嗎?我們無妨來看一些用狗做實驗所導致的一些發現。狗不但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也可提供我們許多教材。

1904年諾貝爾獎的得主巴甫洛夫 (Ivan Pavlov, 09/26/1849 – 02/27/1936) 是條件反射的發現者。巴甫洛夫研究狗的消化系統。他發現唾液的分泌是應運食物的咀嚼而產生的,但也可因一些非食物的刺激而來。巴甫洛夫發現狗會於餵食者的出現或餵食前的鈴聲響起時便開始分泌唾液,食物之存在與否並沒直接關係。這也就是條件反射。

1967年,美國的心理學家Martin Seligman (8/12/1942 – ) 與Steve Maier用三組狗做了一系列的實驗。第一組狗沒有甚麼特別的處置。第二組狗給與電擊,但狗可學會按控桿去停止這個電擊。第三組狗也給與電擊,但不論他按控桿或做任何動作都無法停止這不定期產生的電擊。過了一段時間後第三組狗呈現臨床憂鬱症 (clinical depression) 的症狀而逆來順受,不再掙扎反抗。在實驗停止一段時間後,第一組狗與第二組狗都恢復正常但第三組狗遲遲不能恢復正常。即時給予逃脫的機會,第三組狗也不會逃而對一切絕望。Seligman與Maier稱這個現象為learned helplessness, 也就是說是境遇所造成的無助感,而認為與有些人的憂鬱症有關。當有些人遇到一些不可抗拒的情況時,學會逆來順受而不反抗,成為無助 (helplessness) 或憂鬱的現象。

條件反射也好,或learned helplessness也好,雖說是狗實驗的結果,但這種現象都存在於人類社會。不只是個體,在群體上我們也都可看出條件反射與learned helplessness的痕跡。Learned helplessness說簡單些就是失敗主義。獨裁暴政下的境遇容易使人產生無力感與無助感而成為失敗主義者。在社會政治運動裏人們不但要去面對舊體制及其支持者的條件反射性的反擊,也常要面對同陣營裏的失敗主義者的消極心態:無效啦。失敗主義不只對一個社會政治運動有傷害,對戰爭的傷害也是很大的。法國革命推翻封建政體建立共和後,歐洲各君主政體懼怕共和而紛紛成立一個又一個的聯盟 (Coalition) 以對抗法國。拿破崙領導下的法國於1805年12月2日於Austerlitz打敗了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的聯軍 (Third Coalition, 英國,俄國與奧地利)。針對這場戰役,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9/9/1828 – 11/20/1920)在其巨作「戰爭與和平」中寫道:決心要打贏的人決定了戰役的勝負。我們為什麼在Austerlitz那一戰中被打敗了?我們的死傷與法國相當,但我們一開始就認為會輸,我們也就輸了。失敗主義者也差點讓希特勒統治全歐洲。當希特勒崛起時一開始是所向無敵。當時的英國瀰漫著一股悲觀的氣息而急於與希特勒妥協。寫羅斯福與邱吉爾傳的John Meacham (5/20/1969 – ) 認為邱吉爾走出失敗主義的陰影而成為對抗納粹德國的領導人是他於1940年那年的最大成就。

台灣民族獨立運動的道路上是充滿了失敗主義。洗腦所造成的條件反射我們可以用還原歷史真相的方法一一解套。但失敗主義常常是根深蒂固而得靠歷史還原及文化建構來慢慢完成的。早期我們聽到很多人說台獨是一條行不通的死路,台獨是共匪的同路人,台獨是數典忘祖的種種說法而使許多台獨陣營裏的人也產生了信心上的問題。雖然繼續推動台獨運動但卻也充滿著失敗主義的氣息。台灣解嚴民主化後,整個台獨運動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歩。但隨著國民黨的引狼 (中共) 入室及中國的崛起,綠營的領導人卻也看不出邁力向前走的決心而顯的舉棋不定。台灣的綠營是需要像邱吉爾那樣能夠走出失敗主義陰影的人。而在情勢急遽變化中,這個「邱吉爾」也不見得會是由現成的政黨中產生的。

李堅

Erasmus 教授的最後一堂課 —– 社會科學不重要嗎?

在人類的歷史上,受苦受難是一般人的經驗法則。而在追求離苦得樂以達理想社會的過程中,許多烏托邦的想法也一再的出現。而也有許多蔚成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運動。在西方文化裏這種運動叫做千禧年運動 (millennialism)。這個名詞源於聖經的啟示錄。許多西方學者視共產主義運動為千禧年運動的一種,也有一些學者將太平天國革命視為此類。當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那種青少年叛變的紅衛兵文化也多多少少影響到了美國的校園。在美國的六十年代開始的社會動亂進入尾聲後,1977年美國的人類學者 Charles J. Erasmus (1921 – 09/05/2012) 出了一本探討人類追求理想社會的書: In Search of the Common Good: Utopian Experiments Past and Future。

Erasmus 教授年輕時研究墨西哥的馬亞文化。他也探討了美國的許多烏托邦實驗及以色列的公社運動 ( the kibbutz movement ),他分析了人類歷史上的許多千禧年運動並探討他們失敗的原因。這本書的內容不是本文要探討的,本文要談的是 Erasmus 教授這個人及他的最後一堂課。

Erasmus 教授要退休的那年我於加州大學當他的助教,課程就是他獨創的 Common Good。美國大學部的學生一般比台灣的學生要用心。玩歸玩但成績還是很重要的。Erasmus 教授有許多小考,而當助教的我們得將學生的成績做成表格公佈於牆上。每次在與 Erasmus 教授處理成績的公佈時也是他的「快樂時光」。在學期結束前的最後一堂課上,Erasmus 教授有他的「傳統」— 打著紅旗反紅旗。他不再講書本上的東西了,而是鼓勵學生不要走社會科學的路線,而是應該選走有用的理工,商業及醫學等等。在課上到一半時教室的燈突然全部熄掉。原來有個女學生不滿他的建議憤而關燈離去。這時另外一個學生將燈打開而 Erasmus 教授說了聲謝謝後繼續上完他的最後一堂課。

學期結束前 Erasmus 教授請我與另外一個助教進餐。我這才多多少少了解他為什麼反對學生走社會科學研究的路線。因為博士班畢業的學生求職都有困難。他還笑說我回台灣後那邊的人還會以為我拿的學位很有光彩。他說當加州大學 ( UCSB ) 於1964年要設立宗教研究系時他是第一個反對的。他的考量似乎與就業市場的需求很有關係,他不希望學生學而無用,找不到事。我問他說退休後要做甚麼。他說要蓋自己的房子。他地點都已選擇好了。在一個小山坵上。在那頓晚餐後我就再也沒跟他見面過。去年偶爾從網路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91歲也算是高齡,不知他是否如願的蓋了他自己的房子。

Erasmus 教授成長於美國的經濟大恐慌 (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1939),那一代的美國人有異於戰後的嬰兒潮 ( Baby Boomers ),他們相當節儉,較有不安全感。說來很類似東方人的父母都希望子女學較實際有用的科系。而其實在我就讀加州大學的那段時日,許多美國學生也都認為東方人的學生很 practical (現實,實際)。言外之意是缺乏浪漫,求真及冒險的性格。因為大部分的東方人學生都要走將來會賺錢的科系而台灣留美的也大都是學理工的。一般東方人的觀念是會讀書的走理工與醫學的路線,二等的走社會課學的路線。

重理工及商學固然促進了台灣經濟的發展,但卻也造成了台灣社會上的文化貧血及社會政治分析能力的缺乏。早期在國民黨的壟斷下,台灣沒有甚麼社會科學可言。在當時現代的社會科學觀念被打壓而封建文化被包裝成社會科學。有幸新一代的學者及學生逐漸開拓了台灣社會科學的領域,但可見的是國民黨的御用學者也不斷的反撲。我們可以看出台灣社會科學的分析深度及探索廣度逐漸在擴展,但與西方社會科學的研究比起來還有一大段的距離。台灣的社會科學仍有很長的一大段路要走。

社會科學不若自然科學,它牽涉到的因素很多。由於角度及分析方法的不同,同一樣現象有許多不同的解讀而不像自然科學般的直截了當。也由於這個原因有人稱社會科學為半科學 ( quasi-science )。不論其為科學或半科學,其複雜性是需要我們去面對並好好的加以研究的。因為社會及政治的決策都是透過社會科學的分析來達成的。在高中時家父知道我要走自然科學的路線而跟我說:不要小看學文法的人,你們的將來都是這些人在管的。不管是目前政壇的檯面人物也罷或是未來的政治社會領導人也好 (看太陽花學運的成員),我們看到的大都是社會科學背景的人。要說為改善台灣的未來得強化社會科學的領域也不為過。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