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二次大戰與其他戰爭不同處的地方很多，如城市的遭到大量破壞與無辜平民之遭到大量的屠殺，燃燒彈與原子彈的使用，…..等等。在戰爭結束後，為了要將箭頭指向打敗的軸心國，國際審判也展開了。在德國展開的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s）是有叫證人的，其設立也是依據之前的國際協議而展開的。相對之下，在東京召開的東京戰犯審判（Tokyo Trials, 或Tokyo War Crimes Tribunal。正式名字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則沒有叫主要證人作證，而其成立與運作也都由美國主導。12名法官由10個國家來（印度那時候尚未獨立，若算印度已獨立，則由11個國家來），而也都是麥克阿瑟指派的。但這並不就代表這些法官沒有意見。意見最強的是印度（那時還是英國殖民地）來的帕爾（Radhabinod Pal）。帕爾指責法庭沒有考慮到西方國家在亞洲的殖民罪行，法官都是由戰勝國來的而無戰敗國來的，代表了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法庭也沒考慮到盟軍的罪行，如原子彈的使用。另兩個也有異議的是荷蘭來的法學教授羅林（Bert Röling）與法國的伯納（Henri Bernard）。

東京戰犯審判共審理28名日本高階官員與將領。7名遭處死， 15名被判入獄。5700中低階人員則於其他國家審理。在國民黨下的中國就開了13個法庭，504名被定罪， 149名遭處死。

東京戰犯審判的整個審理過程是很有問題的。戰前的日本天皇有異於戰後的天皇之只為象徵，並無政治實權。戰前的天皇是有政治與軍事指揮實權的。但裕仁天皇及一些皇親國戚卻都沒受審判。這說來也是日本與美國在結束交戰前的協議，而日本也不是無條件投降的。另一個引人爭議的是在哈爾濱的731部隊。731部隊是一個用俄國人、中國人、韓國人、東南亞人、及少數盟軍俘虜所進行的生化實驗的單位。負責人石井四郎（軍醫）及一些要人都沒遭到起訴。原因在於美國要日軍發展生化武器的科學資料。若公開審判則蘇聯有可能得到資料。這群負責人後來都為美國「貢獻所長」。而盟軍的｢戰犯｣也都沒受到處置。這包括對日本66個主要城市的全面轟炸所造成的百萬人死亡及兩顆原子彈的使用。

一個當時還是個中學生的美國人德拉尼（Jerry Delaney），因為他爸爸得到東京戰犯法庭的檢察官一職而全家搬到日本。從1946年 4月29日審判開始到1948年 11月12日審判結束那段期間，他們全家都住在日本。他納悶的是，他的父親於審判結束到他去世的42年間，絕口不提有關審判的事。他的父親一向強調社會公義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而且直言快語，但他也是個愛國者而對權威有所尊敬。他推測當他父親了解到整個過程的進行不是一般正常的法律程序，如不叫主要證人，證據的掩飾，及單方面的起訴等等後，他只有保持緘默的份。他若開口挑戰，則責難將會由四面八方而來，而他也將會難以生存下去 (Jerry Delaney: Hiroshima, My Father, and the Lie of U.S. Innocence. 《Foreign Policy》, 5/9/2016)。當時最受尊敬的法官，荷蘭的法學教授羅林也於1994年寫到，當他了解到一些證據都因邪異的理由而不被公開後，他對731部隊的法律意見也因而改變。

德拉尼的結論是，東京審判最大的謊言是美國的無罪。而這種想法也貫穿美國的歷史而有那種特異性（exceptionalism）與正義性（righteousness）的想法。中心問題是一個私刑的文化：因自認沒罪而以正義自居，因自居正義而形成傲慢，因傲慢而冷酷無情，這仍是美國今日的戰爭文化（It is , at heart, a vigilante culture: Innocence gives rise to righteousness, and righteousness to arrogance, and arrogance to ruthless. It remains the United States’ present-day culture of war）。

對成長於經濟大恐慌（從1929到1930年代底），參與二次大戰的那一代美國人而言，他們刻苦患難成長於困境，在參與二次大戰得勝後使美國成為全球的首富首強。那種經驗與成就也使美國前NBC的主播布洛可（Tom Brokaw）有所感而認為那一代是最偉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將某一代認為是最偉大的一代，無論在論述邏輯及歷史演化上都是會有問題的。我們也別忘了那一代也是種族歧視合法，婦女地位低落，及缺乏民權的年代。嬰兒潮（Boomers）的那一代固然令人聯想起嘻皮、用藥、反戰、性解放的社會動亂年代，但也別忘了那一代挑戰了權威及傳統思維，並推動了民權運動，他們也大量引進外來文化的思維。而目前的千禧年世代（Millennial Generation），包括1980年代， 1990年代到2000年代出生的X，Y，Z那個世代，他們卻也是在文化及族群與性別議題上最融合與平等的一代。但他們卻也面對2008年以來至今仍未完全恢復的經濟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

「最偉大的一代」那種說法有如中國人愛說的「一代不如一代」，都忽略掉整個層面的分析與探討。我們當然希望一代會比一代好，但也只有人們肯反省歷史，面對目前的問題而正面挑戰，並考慮對未來的影響，則一代才會比一代好，而社會也才會不斷的翻陳出新。

李堅

Filed under: Human Rights, Politics | Tagged: 私刑的文化, 美國的無罪與否, 話仙, 台灣呼聲, 嬰兒潮, 最偉大的一代 | Leave a comment »

在美國住久了，難免會聽到一些新聞人員在一些重大事件後說，這一天是美國失去他天真無邪的一天（the day America lost its innocence）。從1963年11月22日甘迺迪被刺事件，後來的越戰，到最近的2001年9/11事件，都有新聞人員與文人說這句話。當然也有不少美國人對這句話頗為反感。他們說，好像美國人過去是生活在伊甸園中的純真無邪一般。9/11事件及甘迺迪的被刺是重大事件沒錯，而也對美國及世界局勢都造成影響。更廣泛而確切的是，這個世界是變得越來越交融而也越來越複雜。若要看美國與世界的重大轉折，二次大戰無疑是個分界點。但在二次大戰中，雙方並非都是無辜的。

因為有美國的對日宣戰及對德義宣戰，才有所謂的二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中全球死亡的人數約在六千萬以上，占全球人口的3%。美國的戰死者數目為407,300 ，平民因戰而死的有12,100人。在戰爭中，美國的產業（主要是軍火業）全面加速生產而造成全民就業及女性的大量加入就業行列。戰後，美國成為首富首強，並取代大英帝國而造就了｢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大英帝國和平｣（Pax Britanica）及｢羅馬和平｣（Pax Romana）都已成歷史。許多世界的衝突只要美國老大哥出面說一聲也都迎刃而解，所以稱之為｢美國和平｣。有如幫派老大調和衝突一般。美國的參戰改變了二次大戰的結局，二次大戰也改變了美國。但美國在二次大戰之中或之前，真的是無辜無邪嗎？

有關軸心國（德義日）的暴行大家都已耳熟能響。從納粹的大量屠殺猶太人、吉普賽人、同性戀者、及身心障礙者， 到日本帝國在中國及東南亞的暴行，人體生物實驗及對戰俘的處置等等，已有諸多討論及論述。較沒人討論的是盟軍（英美法中俄）的暴行。在一般人的見識裡，盟軍是勝利的一方，代表了正義。這也是有識之士常說的「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勝利者對失敗者的審判以決定戰犯的罪行。這個觀念雖然很早就有，但這個名詞的提出與廣泛使用是美國一個歷史學者（Richard Minear）於1971年所出版的｢Victor’s Justice: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勝利者的正義：東京戰犯大審》，日文翻譯為《東京裁判：勝者の裁ぎ》) 一書的書名而開始的。

在交戰中，雙方或多方常常都不按牌理出牌。 而也都會有惡行與犯行。但勝利者（盟軍）所犯下的惡行都被有意的忽略。小的如美軍攻到達豪集中營（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時，看到納粹的惡行及成千個死屍時，在憤怒中將50個留在那邊看守的低階德軍都當場槍決了。中高階德軍官員早已逃離了，這些低階軍人便成替死鬼。但執行槍決的美軍沒有一個人遭受到軍法審判。而在歐戰結束前，最令人髮指的是柏林被攻下後，上百萬盟軍進占德國而社會混亂一團，姦殺到處都是。據一個估計，單單蘇聯軍隊就幹下兩百萬婦女及兒童的強姦及24萬個姦殺。而美軍也被控犯下11,000個強姦，有人聲稱那是人類史上最大的集體強姦事件。以前讀過一篇訪問一名後來移民到美國的德國女禪師的故事。她回憶起戰後的德國那段時間，物資缺乏而使她每天就是餓得沒東西吃。她也數度向美軍以她的身體換取食物。算起來她是很幸運的。

戰爭初期德軍對倫敦的轟炸（1940年9月到1941年5月，稱為the London Blitz）造成兩萬人的死亡。在戰爭末期英美盟軍對漢堡（Hamburg）的轟炸造成了42,600人死亡，也幾乎敉平了整個都市。漢堡是個工業城市，有煉油廠，有海港，軍港，潛艇基地。漢堡之會成為目標並不令人意外。而事實上早於1939年9月，盟軍也開始選定漢堡為轟炸目標。但在盟軍對德國各大城市的轟炸中，最令人詬病的就是對德勒斯登（Dresden）的轟炸了。

德勒斯登是一個靠近波蘭與捷克的文化城，有很多博物館與大學。在二次大戰前期都沒遭到轟炸。臨近二次大戰尾聲時，由於蘇聯軍隊往德國攻進，大量由東邊來的難民開始湧入德勒斯登。在1945年2月13日到15日的四次轟炸（Operation Thunderclap）中，英美空軍在英國皇家空軍指揮官哈里斯（Air Marshal Arthur Harris）的指揮下，共丟下了2400噸的炸藥與1500噸的燃燒彈。由於有許多難民在城中，死亡人數一直不能確定。由當初納粹宣傳的25萬人死亡到目前較精確的死亡人數是25000人。這種對平民城市的轟炸及燃燒彈的使用有無必要，一直是引人爭議的。當時歐戰已近尾聲（德國於1945年5月7日投降），而德勒斯登也沒什麼戰略地位。在轟炸過後，對此一事件邱吉爾也頗有疑慮（他說：”the destruction of Dresden remains a serious query against the conduct of Allied bombing”）。但指揮轟炸的哈里斯可沒這個疑慮。在1977年的BBC訪談中，他強調他的決定是無誤的，如果重來他還會做同樣的決定。2012年，在德國政要的反對下，英國還是在倫敦的綠色公園（Green Park）為這個死傷最多的轟炸大隊（Bomber Command）建立碉像以資紀念。

戰勝者便是「正義之師」。只有審判戰敗者的罪犯而無審判戰勝者的罪犯的。幾乎可說無一例外。在英德關係已大為改善的今天，一個平衡的論述與評估顯然還有困難。這反映了人類的缺乏同體之觀與反省的能力。

李堅

Filed under: Human Rights, Politics | Tagged: 話仙, 勝利者的正義, 台灣呼聲, 二次大戰 | Leave a com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