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與美國之六 由東京審判看美國的戰爭文化 —-沒罪,正義,傲慢,冷酷

二次大戰與其他戰爭不同處的地方很多,如城市的遭到大量破壞與無辜平民之遭到大量的屠殺,燃燒彈與原子彈的使用,…..等等。在戰爭結束後,為了要將箭頭指向打敗的軸心國,國際審判也展開了。在德國展開的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s)是有叫證人的,其設立也是依據之前的國際協議而展開的。相對之下,在東京召開的東京戰犯審判(Tokyo Trials, 或Tokyo War Crimes Tribunal。正式名字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則沒有叫主要證人作證,而其成立與運作也都由美國主導。12名法官由10個國家來(印度那時候尚未獨立,若算印度已獨立,則由11個國家來),而也都是麥克阿瑟指派的。但這並不就代表這些法官沒有意見。意見最強的是印度(那時還是英國殖民地)來的帕爾(Radhabinod Pal)。帕爾指責法庭沒有考慮到西方國家在亞洲的殖民罪行,法官都是由戰勝國來的而無戰敗國來的,代表了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法庭也沒考慮到盟軍的罪行,如原子彈的使用。另兩個也有異議的是荷蘭來的法學教授羅林(Bert Röling)與法國的伯納(Henri Bernard)。

東京戰犯審判共審理28名日本高階官員與將領。7名遭處死, 15名被判入獄。5700中低階人員則於其他國家審理。在國民黨下的中國就開了13個法庭,504名被定罪, 149名遭處死。

東京戰犯審判的整個審理過程是很有問題的。戰前的日本天皇有異於戰後的天皇之只為象徵,並無政治實權。戰前的天皇是有政治與軍事指揮實權的。但裕仁天皇及一些皇親國戚卻都沒受審判。這說來也是日本與美國在結束交戰前的協議,而日本也不是無條件投降的。另一個引人爭議的是在哈爾濱的731部隊。731部隊是一個用俄國人、中國人、韓國人、東南亞人、及少數盟軍俘虜所進行的生化實驗的單位。負責人石井四郎(軍醫)及一些要人都沒遭到起訴。原因在於美國要日軍發展生化武器的科學資料。若公開審判則蘇聯有可能得到資料。這群負責人後來都為美國「貢獻所長」。而盟軍的「戰犯」也都沒受到處置。這包括對日本66個主要城市的全面轟炸所造成的百萬人死亡及兩顆原子彈的使用。

一個當時還是個中學生的美國人德拉尼(Jerry Delaney),因為他爸爸得到東京戰犯法庭的檢察官一職而全家搬到日本。從1946年 4月29日審判開始到1948年 11月12日審判結束那段期間,他們全家都住在日本。他納悶的是,他的父親於審判結束到他去世的42年間,絕口不提有關審判的事。他的父親一向強調社會公義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而且直言快語,但他也是個愛國者而對權威有所尊敬。他推測當他父親了解到整個過程的進行不是一般正常的法律程序,如不叫主要證人,證據的掩飾,及單方面的起訴等等後,他只有保持緘默的份。他若開口挑戰,則責難將會由四面八方而來,而他也將會難以生存下去 (Jerry Delaney: Hiroshima, My Father, and the Lie of U.S. Innocence. 《Foreign Policy》, 5/9/2016)。當時最受尊敬的法官,荷蘭的法學教授羅林也於1994年寫到,當他了解到一些證據都因邪異的理由而不被公開後,他對731部隊的法律意見也因而改變。

德拉尼的結論是,東京審判最大的謊言是美國的無罪。而這種想法也貫穿美國的歷史而有那種特異性(exceptionalism)與正義性(righteousness)的想法。中心問題是一個私刑的文化:因自認沒罪而以正義自居,因自居正義而形成傲慢,因傲慢而冷酷無情,這仍是美國今日的戰爭文化(It is , at heart, a vigilante culture: Innocence gives rise to righteousness, and righteousness to arrogance, and arrogance to ruthless. It remains the United States’ present-day culture of war)。

對成長於經濟大恐慌(從1929到1930年代底),參與二次大戰的那一代美國人而言,他們刻苦患難成長於困境,在參與二次大戰得勝後使美國成為全球的首富首強。那種經驗與成就也使美國前NBC的主播布洛可(Tom Brokaw)有所感而認為那一代是最偉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將某一代認為是最偉大的一代,無論在論述邏輯及歷史演化上都是會有問題的。我們也別忘了那一代也是種族歧視合法,婦女地位低落,及缺乏民權的年代。嬰兒潮(Boomers)的那一代固然令人聯想起嘻皮、用藥、反戰、性解放的社會動亂年代,但也別忘了那一代挑戰了權威及傳統思維,並推動了民權運動,他們也大量引進外來文化的思維。而目前的千禧年世代(Millennial Generation),包括1980年代, 1990年代到2000年代出生的X,Y,Z那個世代,他們卻也是在文化及族群與性別議題上最融合與平等的一代。但他們卻也面對2008年以來至今仍未完全恢復的經濟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

「最偉大的一代」那種說法有如中國人愛說的「一代不如一代」,都忽略掉整個層面的分析與探討。我們當然希望一代會比一代好,但也只有人們肯反省歷史,面對目前的問題而正面挑戰,並考慮對未來的影響,則一代才會比一代好,而社會也才會不斷的翻陳出新。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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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與美國之五 太平洋戰爭的結束 —-百萬平民死亡的轟炸

50年代末期,在每天上小學的途中,都會經過宜蘭醫院與電信局之間那條目前已開拓成街道的巷道。電信局後面那間被炸成廢墟的磚造建築於戰後都有如鬼屋般的存在了一、二十年。小時候常聽父執輩談他們疏開到宜蘭鄉間的故事。每天清晨他們都會聽到空襲警報聲而跑到山腰的防空洞避難。沒多久就會看到由海邊飛來的美國轟炸機群隊,連村夫愚婦都知道的B-29。有些投彈,也有些俯衝掃射。因年紀已高而且纏足無法遠行的祖母只得留在家中。雖然沒被炸死,卻有一顆子彈由屋頂穿過而在她身邊不遠處擊地。當時驚嚇的一些村夫紛紛下願,若沒被炸死一定會殺豬公還願。可憐的替死豬。

台灣於1944年底,但有些地方早於1943年年底就開始遭到美軍的轟炸。台灣總督府的報告是有5582人被炸死, 9000人受傷,受毀建築共45,340間(Taipei Times, 6/7/2015)。但有人指出這個數目低估。在1945年5月31日的台北大空襲中就估計有3000多人被炸死。初中時讀過一篇身歷其境的前輩為文,描述當時的破壞及死傷情況,有些電線桿上掛有血肉的記事。他的估計是全台灣有兩萬人被炸死。

稱1945年5月31日那天的台北空襲為台北大空襲,當然是以台灣的標準而言。但我們了解,大規模的空襲及燃燒彈的使用都發生在日本本土。大學時在一次家庭友人的聚會中,偶爾聽到一名於60年代嫁到台灣的日本人小林述說當時的情景。小林說,在當年東京大轟炸中,她除了身上的衣服外,一無所有。然後她轉身而擺出一副堅強的姿態說「但我是大和女性,我能夠堅強的活下去」。這讓人想起老一輩的台灣人所說的「日本精神」,說來是一種軍國主義教育下的產品。

但小林是幸運的。從1944年開始,美國的長程轟炸機B-29開始服役。那時的美國空軍將領雷枚(Curtis LeMay, 11/15/1906-10/1/1990)就策劃實施對日本66個主要城市的轟炸。由1945年3月9日到10日的緊密轟炸(Operation Meetinghouse),被認為是人類史上最慘重的一次轟炸。單單那兩天,300架美國的轟炸機在東京就投下了2000噸的炸藥與50萬個圓柱筒(cylinder)的燃燒彈 (napalm)。許多人被炸死、燒死、燙死、或因缺氧而死。有些耐不住熱而跳入運河中的人卻被滾滾河水燙死。即時在2000公尺高空的美軍轟炸人員也因熱氣上升而呼吸有所困難。單單東京一地死亡人數估計在12萬5千人,全日本則有一百萬平民死於這場轟炸。於1968年與南方種族主義者華萊士(George Wallace, 8/25/1919-9/13/1998)搭檔選正副總統的雷枚也說,那時殺日本人並沒什麼感覺。他也了解若美國戰敗了,則他會被當戰犯審判。

長崎與廣島之有名是因為原子彈的轟炸。但長崎與廣島死於原爆的共十萬多人,還不如東京一地被炸死或燒死的人數來得多。當時日本城市內已無年輕男子,大都是老人、幼兒與婦女。平民死亡這麼多的大型轟炸難免令人納悶,有必要嗎?

1945年6月,麥克阿瑟的一名助理對這場轟炸的描述是:「史上對非戰事人員最無情與最野蠻的屠殺之一」(Jonathan Rauch: Firebombs over Tokyo. The Atlantic, 7/8/2002)。日本投降後的第四天,1945年8月19日的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有一篇措韓(Walter Trohan)的報導:「羅斯福無視麥克阿瑟所傳達的日本提議」(Roosevelt Ignored M’Arthur Report on Nip Proposals)。文中指出,日本的高官早已於1945年1月就有無條件投降的建議,他們要的只是保有天皇體制。總共五次的提議,兩次透過美國管道,三次透過英國管道。麥克阿瑟將軍40頁的通訊直接送到白宮。這是羅斯福總統出發參加雅爾達會議(2/4/1945-2/11/1945)兩天前的事。羅斯福稍微看完後說:麥克阿瑟是個良將,但卻是個不諳政治的人(MacArthur is our greatest general and our poorest politician)。當時羅斯福的參謀總長李禧(Admiral William D. Leahy)怕這份文件會被損毀或成為永遠保密,所以將影本交給芝加哥論壇報與華盛頓時報先鋒論壇(Washington Times-Herald)。由於戰時中避免報導不利戰情的自我審查,芝加哥論壇報於二次大戰結束後才發表這篇報導。

羅斯福的看法也並非完全沒有理由。直到戰爭結束前,日本都有一派強硬軍人的存在,他們主戰以求獲取更好的協議。沖繩戰役失利後,小磯國昭首相下台,高齡77歲的鈴木貫大郎(12/24/1867-4/17/1948)上台。從1944年就開始主和的鈴木積極的做談和投降的準備。即使在日本要宣布投降的前一晚,強硬派軍人還企圖要發動政變(宮一城事件),企圖阻止天皇宣布投降。1936年的軍事政變中即遭到槍傷的鈴木也於這次政變中遭到企圖暗殺。日本宣布投降後,鈴木也宣布下台。投降那天的每日新聞有鈴木的一篇文章,說武士道不是日本的專利,也是戰士的麥克阿瑟也有武士道精神,對投降的敵人也會予以保護。後來的日本首相吉田茂説,那篇文章不是鈴木個人的想法,也代表了昭和天皇的想法。

戰爭末期的日本除了物資短缺及飢荒外,在軍事上已無還擊的能力。轟炸日本(或台灣)的美軍不會不知,情報也不會不曉。但卻持續進行燃燒轟炸而造成一百萬老弱婦孺的死亡,更別提那沒有必要的兩顆原子彈了。美國打日本與打德國的不同處有個許多人都不願意去面對的一個事實—-那個年代的種族主義。

李堅

二次大戰與美國之四 歐戰尾聲中的暴行 —-德勒斯登轟炸,伯林倒台後的姦殺

在美國住久了,難免會聽到一些新聞人員在一些重大事件後說,這一天是美國失去他天真無邪的一天(the day America lost its innocence)。從1963年11月22日甘迺迪被刺事件,後來的越戰,到最近的2001年9/11事件,都有新聞人員與文人說這句話。當然也有不少美國人對這句話頗為反感。他們說,好像美國人過去是生活在伊甸園中的純真無邪一般。9/11事件及甘迺迪的被刺是重大事件沒錯,而也對美國及世界局勢都造成影響。更廣泛而確切的是,這個世界是變得越來越交融而也越來越複雜。若要看美國與世界的重大轉折,二次大戰無疑是個分界點。但在二次大戰中,雙方並非都是無辜的。

因為有美國的對日宣戰及對德義宣戰,才有所謂的二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中全球死亡的人數約在六千萬以上,占全球人口的3%。美國的戰死者數目為407,300 ,平民因戰而死的有12,100人。在戰爭中,美國的產業(主要是軍火業)全面加速生產而造成全民就業及女性的大量加入就業行列。戰後,美國成為首富首強,並取代大英帝國而造就了「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大英帝國和平」(Pax Britanica)及「羅馬和平」(Pax Romana)都已成歷史。許多世界的衝突只要美國老大哥出面說一聲也都迎刃而解,所以稱之為「美國和平」。有如幫派老大調和衝突一般。美國的參戰改變了二次大戰的結局,二次大戰也改變了美國。但美國在二次大戰之中或之前,真的是無辜無邪嗎?

有關軸心國(德義日)的暴行大家都已耳熟能響。從納粹的大量屠殺猶太人、吉普賽人、同性戀者、及身心障礙者, 到日本帝國在中國及東南亞的暴行,人體生物實驗及對戰俘的處置等等,已有諸多討論及論述。較沒人討論的是盟軍(英美法中俄)的暴行。在一般人的見識裡,盟軍是勝利的一方,代表了正義。這也是有識之士常說的「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勝利者對失敗者的審判以決定戰犯的罪行。這個觀念雖然很早就有,但這個名詞的提出與廣泛使用是美國一個歷史學者(Richard Minear)於1971年所出版的「Victor’s Justice: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勝利者的正義:東京戰犯大審》,日文翻譯為《東京裁判:勝者の裁ぎ》) 一書的書名而開始的。

在交戰中,雙方或多方常常都不按牌理出牌。 而也都會有惡行與犯行。但勝利者(盟軍)所犯下的惡行都被有意的忽略。小的如美軍攻到達豪集中營(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時,看到納粹的惡行及成千個死屍時,在憤怒中將50個留在那邊看守的低階德軍都當場槍決了。中高階德軍官員早已逃離了,這些低階軍人便成替死鬼。但執行槍決的美軍沒有一個人遭受到軍法審判。而在歐戰結束前,最令人髮指的是柏林被攻下後,上百萬盟軍進占德國而社會混亂一團,姦殺到處都是。據一個估計,單單蘇聯軍隊就幹下兩百萬婦女及兒童的強姦及24萬個姦殺。而美軍也被控犯下11,000個強姦,有人聲稱那是人類史上最大的集體強姦事件。以前讀過一篇訪問一名後來移民到美國的德國女禪師的故事。她回憶起戰後的德國那段時間,物資缺乏而使她每天就是餓得沒東西吃。她也數度向美軍以她的身體換取食物。算起來她是很幸運的。

戰爭初期德軍對倫敦的轟炸(1940年9月到1941年5月,稱為the London Blitz)造成兩萬人的死亡。在戰爭末期英美盟軍對漢堡(Hamburg)的轟炸造成了42,600人死亡,也幾乎敉平了整個都市。漢堡是個工業城市,有煉油廠,有海港,軍港,潛艇基地。漢堡之會成為目標並不令人意外。而事實上早於1939年9月,盟軍也開始選定漢堡為轟炸目標。但在盟軍對德國各大城市的轟炸中,最令人詬病的就是對德勒斯登(Dresden)的轟炸了。

德勒斯登是一個靠近波蘭與捷克的文化城,有很多博物館與大學。在二次大戰前期都沒遭到轟炸。臨近二次大戰尾聲時,由於蘇聯軍隊往德國攻進,大量由東邊來的難民開始湧入德勒斯登。在1945年2月13日到15日的四次轟炸(Operation Thunderclap)中,英美空軍在英國皇家空軍指揮官哈里斯(Air Marshal Arthur Harris)的指揮下,共丟下了2400噸的炸藥與1500噸的燃燒彈。由於有許多難民在城中,死亡人數一直不能確定。由當初納粹宣傳的25萬人死亡到目前較精確的死亡人數是25000人。這種對平民城市的轟炸及燃燒彈的使用有無必要,一直是引人爭議的。當時歐戰已近尾聲(德國於1945年5月7日投降),而德勒斯登也沒什麼戰略地位。在轟炸過後,對此一事件邱吉爾也頗有疑慮(他說:”the destruction of Dresden remains a serious query against the conduct of Allied bombing”)。但指揮轟炸的哈里斯可沒這個疑慮。在1977年的BBC訪談中,他強調他的決定是無誤的,如果重來他還會做同樣的決定。2012年,在德國政要的反對下,英國還是在倫敦的綠色公園(Green Park)為這個死傷最多的轟炸大隊(Bomber Command)建立碉像以資紀念。

戰勝者便是「正義之師」。只有審判戰敗者的罪犯而無審判戰勝者的罪犯的。幾乎可說無一例外。在英德關係已大為改善的今天,一個平衡的論述與評估顯然還有困難。這反映了人類的缺乏同體之觀與反省的能力。

李堅

二次大戰與美國之三 麥卡倫備忘錄 —-走向珍珠港事變之路

在歐洲與亞洲的情勢都已惡化而烽火連天時,美國的民意還是反對介入戰爭的。了解民意但又有策略考量的羅斯福總統卻也默默的在為作戰做準備。他引介了徴兵法案,也透過租賃法案提供英國、法國、中華民國、與蘇聯軍用物資的援助。在1940年競選第三任的時候,他向選民強調他們的子弟不會被送到國外去參與外國的戰爭。但他也說,若我們遭到攻擊,則我們當然要迎戰,而那也將不再是一個外國的戰爭。當然美國最後是遭到日本的攻擊珍珠港,而美國也正式的介入二次大戰。

父母都為浸信會傳教士的麥卡倫於1898年生於日本長崎。他成長於日本而日語流利,也深諳日本文化。後來服務於海軍而也當過駐日武官的他,最有名的是他的情報工作。他是海軍情報單位(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ONI)遠東區的負責人。1940年10月,麥卡倫發表了一份內部的備忘錄。這分備忘錄受到羅斯福總統最重要的兩名軍事情報顧問,安德森(Walter S. Anderson)與諾克斯(Dudley W. Know)的特別重視。而這份備忘錄也被指稱為是美國如何去挑釁日本,並造成日本攻打珍珠港的藍圖(Robert B. Stinnet: Day of Deceit—The Truth about FDR and Pearl Harbor)。

麥卡倫備忘錄(McCollum memo)的八個要點(步驟)是:A,與英國安排讓美國使用英國在太平洋的基地,尤其是新加坡。B,與荷蘭安排讓美國使用他們在印尼的基地與物資。C,盡量幫助蔣介石政權。D,派一師 (division) 的遠洋戰艦、巡洋艦到東方,到菲律賓或新加坡。E,派兩師的潛水艇到東方。F,將目前主要在太平洋(註,指聖地牙哥)的海軍艦隊主力移到夏威夷群島附近。 G,堅持荷蘭不要對日本的經濟要求讓步,特別是石油。H,對日本貿易全面禁運,與英國對日的禁運同步。

麥卡倫備忘錄以事後看來有些並沒完全實施,有些則部分已實施,如1940年7月2日,羅斯福已簽署了出口控制法案(Export Control Act),禁止石油與廢鐵的輸日。戰前的日本由美國進口80%的石油,由東南亞進口20%的石油。出口控制並不代表貿易的全面禁運。但麥卡倫備忘錄大部分的要點都有進行。從1941年開始,羅斯福政府對日政策的主要做法似乎都在於如何刺激並挑釁日本。

1940年9月27日,德義日簽署了軸心國協定(Tripartie Pact),使任何一國受到攻擊則代表三國的聯合作戰。羅斯福政府了解,只要美國與日本起衝突,則美國便有理由介入歐戰。在麥卡倫備忘錄的隔日,美國要非相關人員撤離遠東地區。在1940年競選連任再度成功後,羅斯福身邊極少數的機要人員便開始積極的推動刺激日本帝國的手法,也多多少少依循了麥卡倫備忘錄的藍圖。而有些也其實在備忘錄之前就已實施了。1940年4月,海軍艦隊到夏威夷演練後本要回西岸本部,但被羅斯福阻止。在7月8日與羅斯福的午宴中,海軍總司令李察遜(James O. Richardson)提出他反對將艦隊移到夏威夷的理由。李察遜說夏威夷缺乏基本訓練措施,缺乏大型彈药與石油儲存,缺乏基本的軍事措施,海軍人員遠離家屬的士氣問題。在羅斯福拒絕他的看法後,負責690,000海軍人員及217艘艦艇的李察遜衝撞了羅斯福。1941年2月1日,原本單一的海軍重組成三組:大西洋、太平洋、與亞洲。不聽話的李察遜被解役了。雖然美國於1940年已破解日本的外交密碼與海軍密嗎,新上任太平洋艦隊指揮官的期默(Husband E. Kimmel)後來也有所感他都被排除於情報系統外,以至於珍珠港事變前一無所知。

從1941年開始,美國不顧國際法而開始將艦艇數度開入日本的海域進行挑釁。最嚴重的一次是於1941年7月3日的開進豊後水道(本州與九州間的海峽),引起日本的抗議。當1941年1月,日本元帥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開始規劃攻擊珍珠港時,秘密也馬上走漏,而秘魯駐日使節(Ricardo Rivera Schreiber)也告知美國駐日使節(Max W. Bishop)這個計劃。但這個情報被美國的情報單位麥卡倫指為子虛烏有。

珍珠港事變發生以後(1941年12月7日),白宮進出繁忙。一些談話及討論的內容許多還是沒有公開,而一些當事人也都封口。但據一些那天與羅斯福有所討論的人的一些事後記敍,當天羅斯福沒有表現的很震驚,也沒有震怒。羅斯福關心的是孤立主義的聲浪是否就會停止。而事實是隔天美國向日宣戰,三天後向德義宣戰。而以前孤立主義的領導人林白,亨利福特,與報業鉅子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加州赫氏古堡的原擁有者)也都齊呼「毋忘珍珠港」(Remember Pearl Harbor!)。但沒有多久馬上便有人懷疑美國怎麼會對這一突襲毫無預知。在1945-1946及1995年都有調查,但皆因資料未公開及有些人員被拒做證而不了了之。對死亡2403人,喪失許多軍艦的珍珠港事變,麥卡倫的摯友,也是情報人員的羅契福特(Joseph J. Rocheforte)於戰後的一次評估說:能夠將全國團結起來那個代價是很值得的。

珍珠港事變後,美國參與了太平洋戰爭及歐洲戰場,也介入了中日戰爭。不到四年之後,美國成為世界首富首強。全民就業下,因缺乏勞力使女性也大量進入職場。加入這一場死傷慘烈的二次大戰的美國,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美國。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