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中東歷史的一封信之四 被「販賣」四次的巴勒斯坦 —–大英帝國的買空賣空

長年久居美國第一次回台時去拜訪了我的小學老師。張老師提及他的祖先如何的節儉奮鬥以購買土地時,他說他的祖先是一尾鹼魚都要一再地吃兩三次的。土頭土腦的我問他一尾魚如何能吃兩三次時,看他錯愕的表情,我「頓悟」到那只是個誇張的形容詞而已。

但在爾虞我詐的國際關係裏,尤其在那帝國主義明目張膽的年代,大英帝國卻有辦法將巴勒斯坦「「販賣」四次:土耳其人,法國人,猶太人,阿拉伯人。而更誇張的是,那時的大英帝國根本不擁有巴勒斯坦的主權。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協約國的英、法、俄,對抗同盟國的德國帝國、奧匈帝國、與奧圖曼帝國。為了打敗奧圖曼帝國,英國策劃「窩裏反」。從1915年7月到1916年1月,大英帝國在埃及的高級專員(High Commissioner)麥馬洪(Sir Henry McMahon),與在麥加自立為王的胡笙(Hussein bi Ali,目前約旦國王的曾祖父)互有通信。這一連串的通信被稱為麥馬洪–胡笙通信(McMahon-Hussein Correspondence)。英國鼓勵在奧圖曼帝國統治下的阿拉伯人的起義,以換取英國之支持阿拉伯人的獨立。在這種「了解」下,阿拉伯人於1916年6月開始起義(阿拉伯的勞倫斯的故事背景)。阿拉伯人以為他們的獨立包括巴勒斯坦,但英國政府可不做這麼想。

而在同時,英法俄也做秘密協商,準備在奧圖曼帝國戰敗倒台後,要如何去瓜分「歐洲病夫」奧圖曼帝國廣大的領土。在四個月的交涉協商後,英國的外交官塞克斯(Mark Sykes, 3/16/1879-2/16/1919)與法國的外交官皮科特(François Georges-Picot)同意了他們各自的「胃口」而簽下了塞克斯–皮科特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也稱為小亞細亞協議 Asia Minor Agreement )。法國要的是大敘利亞與黎巴嫩一帶,英國要的是靠近地中海和巴勒斯坦(但英國說是要將巴勒斯坦成為國際共管)、約旦、及伊拉克一帶。 沙俄要的只是土耳其海峽(包括普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us  及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 )的控制權,以利黑海與地中海之間的航行。這個秘密協議於俄國的十月革命(1917年11月7日)後,被布爾什維克於1917年11月23日公諸於世。

雖然已將巴勒斯坦要據為己有但卻暗示要給阿拉伯人後,大英帝國也與交戰中的奧圖曼帝國做秘密交涉。英國向奧圖曼帝國提議,若他們同意做個別的和平協議,則他們的旗幟仍可飄揚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前面這三個「買賣」都是秘密的,最後將巴勒斯坦「賣」給錫安主義的鮑爾弗爾宣言則是公開的。宣言的發佈後引起胡笙的疑慮。英國於是派何嘉斯(David George Hogarth, 5/23/1862-11/5/1927)去向胡笙「說明」。何嘉斯是個學者,考古學家,也是「阿拉伯的勞倫斯」(T.E. Lawrence, 8/16/1888-5/19/1935)的朋友。何嘉斯保證阿拉伯人會得到獨立建國(稱為何嘉斯信息Hogarth’s message  )。那時的大英帝國是強權,仍在奧圖曼帝國統治下的阿拉伯人的領導人胡笙也不敢太挑釁大英帝國。再說,猶太人也是伊斯蘭教所承認的宗教之一(稱為 People of the Book ),而胡笙本人對猶太教也很尊敬。加以那時猶太人在中東也居少數,不構成威脅(Avi Shlaim: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是一系列的會談與和約,最主要的是1919年召開的凡爾賽會議。參與的有32個國家,最後於1919年6月28日簽訂了凡爾賽和約。在與奧圖曼帝國的個別議約後,英法與奧圖曼帝國於1920年8月10日簽訂了色弗爾條約(Treaty of Sèvres)。今日的伊拉克、約旦、與巴勒斯坦成為英國的管轄地(mandate),法國取得敘利亞與黎巴嫩的管轄權。奧圖曼帝國的蘇丹 (sultan) 雖然簽了約,但此舉引起了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凱默爾的強烈反彈,而成功的於1922年11月1日建立了今天的土耳其。英法只好再度議約而於1923年7月4日與土耳其簽訂了洛山條約(Treaty of Lausanne)。土耳其只增加了一些土地,與色弗爾條約的差別不是很大。而土耳其也成為一次大戰後唯一能參與議約的戰敗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系列議約及日後成立的國際聯盟只突顯了戰敗國(德、奧匈帝國、奧圖曼帝國)的任人宰割而無置啄的權利,及戰勝國暴飲暴食的難看吃相。在凡爾塞和約及日後的國際聯盟的成立上,雖不是參戰國代表的懷茲曼卻也都能以錫安主義的代表身分出席。懷茲曼要確認的是巴勒斯坦屬於英國的管轄。鮑爾弗爾宣言最終也被納入了國際聯盟於1920年就開始討論,而最後於1923年通過的「大英帝國對巴勒斯坦的管轄權」(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中。這期間法國雖然有強烈的反對,但英國皆以強大的外交手腕解決(Avi Shlaim: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

有學者認為英國之硬要巴勒斯坦的理由與她控制下的鄰近蘇伊士運河有關。但歷史證明,大英帝國之管轄巴勒斯坦只引來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互相仇殺,及對大英帝國的不滿,而最終是引來一身騷。 1928-1931年間任職巴勒斯坦管轄地高級專員的大英帝國官員強思勒(Sir John Chancellor, 1870-1952)說:鮑爾弗爾宣言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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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中東歷史的一封信之三 由少數走向多數 —–錫安主義在英國與美國的運作

錫安主義固然源於猶太人,但錫安主義(Zionism)與猶太教(Judaism)是不同的。在錫安主義產生的早期,大部分的猶太人是反對錫安主義的。另一方面,支持錫安主義者也有很多是基督教徒的。

基督徒之支持錫安主義與宗教改革後產生的新教 (基督教) 有關,相對之下的天主教則較沒有這種看法。在赫哲出版《猶太國家》之際,駐維也納的大英帝國大使館的教士(Chaplain Hechler)也發表了《先知所說的猶太人的回歸巴勒斯坦》(The Restoration of the Jews to Palestine According to the Prophets)一書,兩人也是朋友(Robert John: Behi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Britain’s Great War Pledge to Lord Rothschild)。許多基督徒相信猶太人的回歸以色列是耶穌基督再度來臨的先決條件。

但錫安主義是違背猶太教的教義(Halacha)的。猶太教的聖經(Torah)認為猶太人的散居世界各地(diaspora)是神的旨意(Divine Decree),也只有透過神的救贖(Divine Redemption),猶太人才能終止流亡,而非透過人為的方式(如錫安主義)。

除了宗教原因使當時的猶太人不支持錫安主義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現實的考量。對許多散居歐洲各國的猶太人而言,尤其是已同化的西歐猶太人,這種因回歸所造成的「分離運動」可能會造成他們生活處境上的困擾。猶太人可能會被迫做遷離去回歸,而也會被客居的國家視為異類,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那麼,這個當初只是個少數人主張的錫安主義最後如何成為猶太人的主流?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1914),錫安主義的運作中心在柏林。但這個中心也很快就轉到倫敦與華府。在這個階段,有兩個人多少可說是代表性的人物:在倫敦的懷茲曼(Chaim Weizmann, 11/27/1874-11/9/1952 )與在華府的布蘭岱(Louis Brandeis, 11/13/1856-10/5/1941)。

懷茲曼個生於沙俄,後來到德國去讀大學並取得化學博士,之後定居英國的猶太人。積極推動錫安主義的他也說服了不少英國的猶太要人。最終讓他得以影響英國政府決策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由於製造丙酮(acetone)以生產彈藥的原料都在德國的控制下,英國處於生產彈藥的困境。那時負責彈藥生產的邱吉爾透過一個猶太人屬下的拉線認識了懷茲曼,求取懷茲曼利用他的化學背景研發出製造丙酮的方法。最後懷茲曼開發出了利用木頭或麥發酵以生產丙酮的方法。由於這個成功,使英國解決了生產彈藥的困境,而也使懷茲曼在英國政府中頗具影響力。鮑爾弗爾宣言的通過與他的推動相當有關。懷茲曼日後成為以色列建國後的首任總統。

另一方面,當時的美國已是個富有而強大的國家,而也有三百萬名猶太人。但美國人對歐洲的紛爭保持中立,不想介入。大部分的美國猶太人也都是反對錫安主義的。而在那時(1913年),一個猶太人的錫安主義秘密結社帕魯遜(Parushim)也形成了。帕魯遜的宗旨在於,他們要在政界及學界互相提拔支持錫安主義的人(Sarah Schmidt: The Parushim—A Secret Episode in American Zionist History。 和Alison Weir: Against Our Better Judgement – How the U.S. was used to create Israel)。帕魯遜的領導人是布蘭岱。那時威爾遜總統因緋聞遭勒索四萬美元。沒錢支付勒索的威爾遜經過猶太團體的代付保住了他的政治生涯。交換條件是,威爾遜總統得提名參院反對但他得極力推銷的布蘭岱為大法官。成為大法官後的布蘭岱與後來成為副任大法官 (Associate Justice) 的他的姪兒法蘭克弗特(Felix Frankfurter, 11/15/1882-2/22/1965),也都成為威爾遜總統的貼身顧問,也與倫敦的錫安主義領導人及來訪的英國政要有所來往。也多少影響了美國的決議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6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爭取連任的威爾遜險勝。為了爭取要維持中立的美國選民的支持,他的口號是強調不參戰(He kept us out of war)。但如同二次大戰前強調美國中立的羅斯福總統一樣,美國最終都參與了兩次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一兩年後,雙方已陷入僵局。到1916、1917年時,交戰各國的財政都已出現危機。這時的大英帝國急於拉攏美國站在他們的一邊參戰。但美國國內的氛圍是要維持中立的。再說有不少德裔的美國人也有許多是支持德國的。在這種考慮下,要拉攏美國,要金融的援助,英國希望能動員美國的猶太團體支持美國的參戰。鮑爾弗爾宣言的公布也就在這種考量下進行。

鮑爾弗爾信函於發信日期(1917年11月2日)後的一個星期公諸大西洋兩岸的報端。果不其然,鮑爾弗爾宣言激勵了美國猶太人對錫安主義的支持。在宣言發佈前,英國猶太人團體支持錫安主義的已稍佔多數,但大部分美國猶太人仍反對錫安主義。宣言發佈後,錫安主義已成英美兩國猶太團體的主流。在1914年,美國有7500名錫安主義者。到1919年,支持者增加到149,000人( Jehuda Reinharz: Zionism in the USA on the Eve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他們不但動員了猶太人社區,也影響了政府的決策。

錫安主意開始於19世紀末,成長茁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於第二次大戰後開花結果。但它對大英帝國最終只有害而無益,也對中東問題造成難以解決的困境。

李堅

改變中東歷史的一封信之二 錫安主義的產生 —-歐洲的民族主義,反猶太主義

19世紀的歐洲是民族主義蓬勃發展的年代,這多少源於啟蒙運動與拿破崙的東征西討。到1848年的歐洲到處都有革命時,歐洲各國的民族意識也日趨成熟。普法戰爭(7/19/1870-5/10/1871)多少是普魯士在俾斯麥的領導下,要統一日耳曼民族以建立德國帝國的藉口。除了德國的統一獨立外,義大利也在一波三折下於1871年完成統一獨立。

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自然也影響到散居歐洲各國的猶太人。民族主義是凝聚內力以扺禦外侮的意識形態,在這個思惟下,猶太人的角色便很尷尬。猶太人到底是一個民族?或是一個宗教與文化?他們到底屬不屬於所居住國家的民族?

對散居西歐的猶太人而言,與東歐及沙俄下的猶太人相比,他們是相當同化於各所居住的社會的。無論在德國、法國、或英國,猶太人都已居住有幾百年,而也相當融入該地的社會。英國可能是最善待猶太人的國家。13歲時改信英國國教的猶太人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2/21/1804-4/19/1881)就曾兩度當首相。而在鮑爾弗爾宣言發佈時,閣員之一的蒙太古(Edwin Samuel Montagu, 2/6/1879-11/15/1924)也是個猶太人。

雖然相當同化於西歐各社會,但猶太人也多多少少保留了自己的宗教與文化,摩擦也難以避免。19世紀末年一個猶太法國軍官翟弗斯(Alfred Dreyfus)被誣判為叛國罪。最後在一些支持者,尤其是大文豪左拉(Émile Zola, 4/2/1840-9/29/1902)的聲援下才改判無罪。這個事件也被稱為翟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翟弗斯事件多少也影響到一些猶太人對他們本身處境的思考。

由於猶太人在西歐較融入當地社會,一般而言反猶太人(antisemitism)的問題也較少。但在東歐及沙俄,猶太人遭到相當大的迫害。迫害尤其嚴重的是沙俄。集體迫害,甚至大量屠殺(稱為pogrom),時有所聞。而多少也源於這個背景,錫安主義的思想於1881年在黑海的港都奧迪塞(Odessa,目前屬烏克蘭)產生。推動猶太復國運動的錫安主義思想也漸漸的擴散到歐洲各處。1896年2月,奧匈帝國的作家及新聞工作者赫哲(Theodor Herzl, 5/2/1860-7/3/1904)在維也納發表了《猶太國家》(Der Judenstaat)一書,倡導猶太復國主義。赫哲也發行了錫安主義的報紙(Die Welt)宣傳他的理念。富裕的他也聯繫各國的猶太要人,並與歐洲的政要「溝通」。為了爭取基督教及天主教徒的支持,他向教廷駐維也納的代表(大使,Papal Nuncio)表示,未來的猶太復國所在將不會包括耶路撒冷、伯利恆、與拿撒勒(Nazareth)。為了爭取相關國家對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支持,赫哲也動員了猶太金融機關的運作。錫安主義的金融主體(Jewish Colonial Trust)總部設置於倫敦,以表明對大英帝國的肯定(倫敦也是金融中心)。由於當時的巴勒斯坦在奧圖曼帝國的領域內,錫安主義在奧圖曼帝國的首府也很早就設立分行(Anglo-Palestine Bank),以利錫安主義的運作。對德國帝國,赫哲則以支持德國在近東的權益以為交換。對奧圖曼帝國,赫哲以猶太金融援助做為在巴勒斯坦移民的條件,但沒結果(Robert John: Behi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Britain’s Great War Pledge to Lord Rothschild)。

赫哲組織了錫安主義議會(Zionist Congress),並於1897年8月29日到31日,在瑞士的巴賽爾(Basel)召開了第一次會議。與會的共有197人。成員除了都是猶太人外,各式各樣的意識形態都有。有傳統正教的,自由派的,無神論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及資產家。但也大都只代表他們個人,一人一黨。赫哲的宣示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國土。

1903年春天,大英帝國的政要張伯林(Joseph Chamberlain, 7/8/1836-7/2/1914)向赫哲提議猶太人移民到1895年以來便由大英帝國管轄的肯亞。但由於誤傳,赫哲以為是烏干達,而建議猶太人接受這個方案做為臨時之計。但在各方都反對之下,他要的這個烏干達計劃(Uganda scheme)也就此銷聲匿跡,而他本人也不久就去世。

而於同時,居住在各地的猶太人也都積極的參與各地的政治活動。他們參與了沙俄境內反抗沙皇的地下活動,也在日後的布爾雪維克及孟什維克中都居要角。後來與史達林對抗的托洛斯基,及到中國當國民黨顧問的鮑羅廷都是猶太人。他們也參與凱默爾反抗曼圖曼帝國的組織(Young Turk)。多少考慮到只有奧圖曼帝國的倒台,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復國才有可能。

猶太復國主義固然有支持者,但那時歐美的大部分猶太人都是反對復國運動的。這不只因為猶太教宗教理由上的考量 ( 後續討論),也有現實處境的考量,不希望因為復國運動而破壞了他們在所居住國家的融洽共處。但在另一方面,猶太人所居住的基督教主流世界 (主要是新教),也同樣基於宗教理由,但卻對猶太復國運動有不少支持的聲音。

李堅

 

改變中東歷史的一封信之一 鮑爾弗爾宣言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個怪胎

1917年11月2日,大英帝國的外交部長鮑爾弗爾 (Arthur James Balfour, 7/25/1848-3/19/1930), 發文給大英帝國最顯赫的猶太領導人及猶太復國主義(或稱錫安主義,Zionism)的大力支持者羅斯柴爾德男爵(Baron Lionel Walter Rothschild, 2/8/1868-8/27/1937)。這一封簡短但卻影響深遠的信函後來被稱為鮑爾弗爾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這封信函不但為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國(或猶太人所稱的復國)鋪路,也種下了後來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及廣泛的阿拉伯人在中東的百年衝突。

信函的大意是大英帝國將會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心願,將會盡全力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立家園。信函簡短,底下列的是信文的主體。

「I have much pleasure in conveying to you, on behalf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 of sympathy with Jewish Zionist aspirations which has been submitted to, and approved by, the Cabinet.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view with favour the establishment in Palestine of 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 and will use their best endeavors to facilitate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object, it being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nothing shall be done which may prejudice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rights of existing non-Jewish communities in Palestine or the rights and political status enjoyed by Jews in any other country.

I should be grateful if you would bring this declaration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Zionist Federation.」

這封簡短的信函含有幾個要點:

第一,大英帝國要幫忙的是建立猶太人的猶太民族家園(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沒有指名要建國(state)或建立猶太人的國土(Jewish homeland)。

第二,信中雖說此舉不應傷害到巴勒斯坦現存的非猶太人社區。但這種字眼的使用(非猶太人),已將那時在巴勒斯坦只有五萬名的猶太人放在主位,而將其餘67萬名(占91%)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及東正教的亞美尼亞人放在次位。

第三,聲明也指出不應傷害到猶太人在其他國家的政治地位與權利。所以有這個字句,源於反對錫安復國主義的猶太人害怕若猶太人建國或復國,將會影響到散住於各個國家的猶太人社區。怕猶太人將會被劃分成不同民族而遭受到排擠。

信函雖然簡短,而許多地方也語焉不詳或故作迷糊。但這封信函的產生卻牽涉到:帝國主義的明目張膽(那時的巴勒斯坦尚在奧圖曼帝國的領域裡而非大英帝國所擁有);一個珍貴的不動產(含有被伊斯蘭教、基督教、及猶太教都視為聖城的耶路撒冷),被沒有擁有權(主權)的大英帝國一再的「變賣」(先是阿拉伯人、法國人、及後來的猶太人)(後續將會討論);一個官方團體給予一個私人團體的國家級禮物。

信函雖然名目上是由大英帝國的外相鮑爾弗爾給與錫安主義的領導人之一,羅斯柴爾德男爵,但鮑爾弗爾可不是信文的唯一起草人。起草信函的大都是猶太團體的顯赫領導人,也牽涉到在美國的最高法院法官。這些都是有法學素養的人,其為文用字也特別小心。信文最後是通過大英帝國的內閣會議通過後才發佈,代表了錫安主義者的一大勝利。信文於一個禮拜後見諸報端,發布後果然改變了猶太復國主義的動量,並也影響到了後來整個中東局勢的發展。

鮑爾弗爾宣言的發佈時間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雙方交戰陷入僵局,而英法的財政也陷入危機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方帝國重新洗牌,而不論是國際情勢或彊域都需重新調整的時候。那時的大英帝國仍是超級強權,也是個日不落國。但在長年窮兵黷武及勢力過於擴張及遠征下,疲憊已現。大英帝國急於拉攏美國參戰(同二次大戰中一樣)。原本一直維持中立而不願捲入歐洲戰場的美國(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雖然於1917年4月6日就宣布參戰,但第一批軍隊要到六月才抵達歐洲。大批軍隊(美國共出兵436萬人,死亡116,516人)則後續來到。而在同時,散居歐洲各處的猶太人的支持猶太復國運動也漸漸由少數變成多數。錫安主義成長於沙俄與東歐,茁壯於大英帝國及後來的美國。透過金融的運作及要員於政要及政府高層間的穿針引線,最終促成了這個宣言的產生。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