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遷徙與移動之四 家國破敗而無國無家可去 —–國際難民的處境

以聯合國的資料來看,截至2016年底,全球被迫遷徙(forced displacement)的人口總數有兩千九百五十萬人,占全球移動人口的10.1%。大部分都在開發中國家(土耳其,三百一十萬人;約旦,兩百九十萬人;巴勒斯坦,兩百二十萬人;黎巴嫩,一百六十萬人;巴基斯坦,一百四十萬人),再來是德國(一百三十萬人)。被迫遷徙人口也是我們所知的難民與尋求政治庇護者(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7. Highlights)。另一個資料來源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資料,到2015年底,全球有6530萬被迫遷徙人口,其中包括2130萬名是難民, 4080萬名是內部迫遷人口(internally displaced),320萬名是尋求政治庇護者。

現代的戰爭已逐漸發展成為全民戰爭,而平民也都遭殃。二次大戰後我們尢其看到大量難民的產生。而在接下來的戰役中,如中國內戰、韓戰、中共侵入西藏、匈牙利抗暴、越戰、及蘇聯與東歐解體後的動亂中,我們也都看到一波又一波的難民潮。不幸的是,難民幾乎是沒有一個國家喜歡接納的。號稱地大物博而最慷慨的美國,以過去難民潮時期的民調來看,普遍不歡迎難民。在匈牙利抗暴(1958)那年,55%的人反對接納難民,33%同意接納難民。在中南半島難民潮的1979年,62%的人反對,34%的人支持。1980年古巴難民潮出現時,71%的人反對,25%的人同意。只有在1999年科索沃戰爭後要接納數百名阿爾巴尼亞人時是個例外,30%反對,66%支持。

戰後的美國有臨時的難民法案(1948年的Displaced Persons Act,法案三年失效後有1952年的Refugee Relief Act)。而1980年通過的難民法(Refugee Act)則大致沿用至今。從1980年至今,美國共收納了300萬名難民。1990-1995年間,美國每年接納了112,000名難民。川普上台後的2016年則只接納了84,995名難民。大多是剛果、敍利亞、緬甸、伊拉克、索馬利亞來的。後來川普將數目下降至每年最多只收45,000名難民。2018年9月,川普政府更將接納難民的數目降到每年只收30,000名。

歐洲則於2015年以來湧入大量的難民。主要原因源於中東的戰亂與非洲的動亂。從2008年到2017年,歐盟28國共有500萬名難民申請政治庇護。收最多的德國估計將會接納150萬名難民。但由難民與各該開國人口比例來看,在邊界區的義大利、希臘、土耳其(土耳其尚不是歐盟會員國)等國有比率較高的難民數。 以2015-2016年歐洲核准難民數的來源地來看(括號內為批准的人數與占總申請人數的百分比):敘利亞最多(520,000,80%),阿富汗第二(65,000,22%),厄利垂亞第三(Eritrea,55,000,68%),伊拉克(75,000,36%),索馬利亞(15,000,38%)等其他國家其次(Pew Research Center)。 難民不是由中東與近東而來,就是由北非經過地中海而來。以2017年的資料來看。有15萬名經由海路而來,其中3000名溺斃(Human Rights Watch)。由於短期間內大量難民的湧入,歐盟各國也互踢皮球,而也通過境外措施以禁止難民的進入歐洲。首先是以經援的方式要利比亞阻止難民的渡過地中海。2016年3月,歐盟也與土耳其達成協議。以經援,給予土耳其公民免簽證到歐洲,及加速土耳其進入歐盟的步調為條件,要土耳其阻止難民的進入歐洲。在二次大戰中本身經歷過大量難民潮的歐洲人一直說「不要再發生」(Never again!),但顯然在短期間內大量「非我族類」的人湧進家門口時,現實勝於口號。

在已開發國家中除了美國與歐洲外,另外一個收較多難民的國家是澳洲。澳洲對非歐洲移民在過去並不友善,直到1973年才廢除了「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一次大戰後澳洲人口增加了四倍(目前是4200萬人),大部分是透過移民而來。以澳洲政府發布的資料來看(Parliament of Australia: Refugee resettlement to Australia: What are the facts, 4/7/2016),從1975年來開始接納難民(那年收4,374名)。1980,1981收最多(分別各有20,795與20,195名)。此後每年接納約在16,193名與1,238名之間。在過去幾年澳洲定的目標是每年收6000名。但澳洲長期以來對難民的處置並不友善(Mark Isaacs: There’s No Escape From Australia’s Refugee Gulag. Foreign Policy, 4/30/2018)。從2008年開始,澳洲政府開始阻止難民船的抵達澳洲以入境,而將他們轉移到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上監禁。這一招果然阻止了難民船的到來。但被監禁在巴布亞紐幾內亞監禁(Nauru detention centre 與Manus Island OPC)的1,500難民卻也受到相當不人道的對待,而島上的居民也對他/她們暴力相向。

在所有已開發國家中,日本可是最小氣的。從1982到2014年間,在所有22,559個難民申請案中,日本只承認633名為難民。一年平均收不到20個。

在安置難民方面,有四個國家在過去被認為做的最好:德國、瑞典、美國、巴西。但川普上台後,美國對待難民與處置的作風並不受到國際的認可。其實只要善於安置難民,難民並不會成為社會的負擔,反而會對經濟、社會、與文化有所幫助。而難民一般也都會力爭上游,求取成功。別忘了,愛因斯坦、佛洛伊德、季辛吉、前美國國務歐布萊特、鉅富喬治‧索羅斯、內觀大師釋一行(Thich Nhat Hanh)…等,都曾一度是難民。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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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遷徙與移動之三 1965年的移民法案 —–歧視亞洲人移民法案的終結?

美國的移民史說來是一部主要以美國本位及利益觀點出發的移民史。要求取經濟利益,也含赤裸裸的種族歧視與宗教偏見。早期需要農場勞力而「進口」黑人當奴隸,南北戰爭後黑人成為揮之不去的問題,因為他們有了公民權。當愛爾蘭人因為饑荒而大量湧入美國後,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力,但因為宗教而遭到主流社會的排擠與歧視。當年夏威夷甘蔗農場需要勞工而「進口」日本人,但當日本人也移入加州而從事農業變成白人社會的競爭者後,日本人開始受到排擠與歧視,日本人也於1924年的排亞法案中被拒於外。當年也需要華工建築鐵路,但當鐵路完工後,華人遭受到各種歧視與限制。也不只限制亞裔,1924年的法案也限制南歐與東歐的移民。後來在缺工下,美國的農業界將目標轉向墨西哥。

美國西部大片的土地都是於美墨戰爭(1846-1848)後由墨西哥奪來的。美墨戰爭後雖定了新邊界,但人口可以自由移動。1900年開始,美國西部因缺工而開始「進口」貧窮的墨西哥人到美國工作。 1924年的移民法案限制了南歐與東歐的移民而造成美國的嚴重缺工,「進口」墨西哥人的速度也加快了,直到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才停止「進口」。在這段時日,美國共引進了45萬3000名墨西哥人。二次大戰爆發後,美國全民就業而急需農工。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政府通過了引進「客工」(guest worker)的「布拉希羅方案」(Bracero Program),這個計劃一直延續到1964年為止。既然有合法的客工,也就有非法的移民。戰後的1954年,美國政府與墨西哥政府合作,將大量非法的墨西哥移民驅逐出境(Operation Wetback)。估計約有100萬人被遞解出境。總的來說,在布拉希羅方案實施的22年間,共有460萬墨西哥客工進入美國。

在布拉希羅方案中止的隔年,美國通過了一項主要是對亞洲人影響深遠的移民法案, 1965年的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又稱Hart-Celler Act)。一般學者將1965年的移民法案看成是詹森總統「偉大社會」(the Great Society)的計劃之一。詹森總統的「偉大社會」宏案包括民權,反貧窮,教育,醫療(他任內通過了Medicare與Medicaid),擴大社會安全制度,交通,環保,藝術與消費者權益等等。

1965年的移民法案是於當年的10月3日,在自由女神像前簽的(1968年6月30日生效)。為的多少是向全世界彰顯,美國的新移民政策是基於自由女神開懷歡迎的精神。簽署當天,詹森總統夫婦與隨從浩浩蕩蕩的抵達自由女神所在的自由島(Liberty Island)做簽署的動作。有點大老粗味道的詹森總統不很清楚他為什麼要老遠飛到自由女神像前簽署法案,他問他身邊那時相當年輕的新聞秘書比爾‧摩約爾(Bill Moyers, 6/15/1934-。後來成為美國知名的作家與電視評論員)說,你可要向我解釋個明白。摩約爾知道這個移民法案將會平等對待以前都一直遭受歧視的亞洲人,在自由女神像前簽署有很大的意義。

1965年的移民法案首次將亞洲移民與歐洲移民平等對待,每個國家有2萬名配額。東半球每年額限為17萬人,西半球每年額限為12萬人。另外也設立七種優先制度。這個法案的通過使瀕臨於「絕種」的華人可以攜家帶眷過來。這個移民法通過後的五年,在美國的亞裔人口增加了四倍。但主要以菲律賓人,印度人,與韓國人(因與美軍結婚過來,又加上後來的申請家眷及留學生)為主。華人則因中共建國後的閉鎖門戶,日本則應往外移民大減,所以在六、七十年代由這兩個國家移民過來的並不多。

亞洲人大舉相對性的增加,可由移民局的資料看出。根據移民局1955-1964的資料,移民中50%由歐洲來,由北美來的占35%,亞洲占8%。但到1988年,由亞洲來的占41%,北美占39%,歐洲占10%(FAIR: History of U.S. Immigration Policies)。美國2011年的人口是三億一千兩百萬人,其中13%是在外國出生的。這其中,亞裔人士在國外出生的比率達67.2%,西裔在國外出生的比率為36.2%,白人在國外出生的則只有3.9%。

亞洲人增加的速度固然很快,但以全美國人口來說還是相當少數。以201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來看,美國全國人口有三億八百七十四萬人,其中亞裔人口為一千七百三十二萬人,占總人口的5.61%。亞裔人口雖然不多,但因其增加的速度快,難免引人側目。三十多年前,美國在辯論非法移民的問題時,那時在俄亥俄州的筆者於該地的報紙上讀到一則有關美國人如何看待不同移民的調查。認為移民來美過多的依序是亞裔、非裔、西裔、與歐裔。這也使那時的我有一種在美國不受歡迎的感覺。亞裔人士在美國也許不是很受歡迎,但至少我們沒有嘗受到過去華人與日本人所遭受到的災難與折磨

美國六、七十年代的樂觀進取與開放的移民政策已不在,目前已走向緊縮的階段。當今的川普政府不但極力排除與壓迫非法移民,也對難民百般刁難不予入境。而目前也朝緊縮合法移民的方向走。簡單說是本土主義(nativism)的抬頭與排外的種族主義的高漲,而漸漸走上孤立主義(isolationism)的道路。但在美國已進入開放與多元社會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這種走回頭路自有其不切實際與困難的所在。

李堅

人類的遷徙與移動之二 美國移民歷史的醜陋面 —–種族歧視,宗教歧視,門戶的閉鎖

美國長久以來是世界各國移民的主要終點,而也有不少美國人喜歡稱美國是一個移民社會,而有些人更聲稱是那五月花的後代。但我們若稍讀美國的移民歷史,則所彰顯出來的是許多醜陋的歷史。

早期遠渡重洋很不容易,也不便宜。許多人付不起那昂貴的單程航運而「賣身」。也就是說,以低價苦勞的身分,希望於當勞奴四到七年後換取到自由身,以求取在新世界重新發展。這種勞奴估計占早期移民的一半。英國也不只將澳大利亞當成是「釋放」監獄人口的所在(許多人只不過是犯小罪,如偷麵包),在美國也「釋放」了約五萬名監獄犯(Liberty-Ellis Foundation)。而在移民社會的經濟開始發展而農業急需勞力的情況下,黑奴的進口與買賣也大量進行。估計在17到19世紀間,美國共進口了50萬到65萬名奴隸。國會是於1808年禁止奴隸的交易,但也得等到內戰後黑奴才得到解放。當年估計有四百萬名奴隸得到解放。

在非洲捉人到美洲來當奴隸使用是很不人道,而也是個赤裸裸的種族主義。也不只是對黑人的歧視而已,美國的移民史上充滿了種族歧視的色彩與作為。有些也不全然是種族歧視,而是因為宗教的不同(早期是歧視天主教,目前則是歧視回教)而採取歧視的作為。這種歧視在美國獨立前就已開始發生。開國元勳之一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雖然他的父親是個移民者(由英國移民而來),他卻反對日耳曼人的移民賓夕法尼亞。富蘭克林說:賓夕法尼亞是英國人建立的,目前卻遭受到外人進入墾殖。越來越多的外人將會把我們日耳曼化而不是我們能夠將他們英格蘭化。他們永遠不會學習我們的語言與文化,如同他們無法變成我們的膚色一般(Tammy Coleman: Historical Patterns in American Immigration)。

富蘭克林的陳述當然不正確,而以目前美國社會的現實來看也很可笑。在美國的白人中,日耳曼裔是占最大宗的,而絕大部分也都已不會說德語。但這種對不同族人的歧視在美國歷史上是一再發生的。不只對黑人的歧視,後來對非英國系歐洲人的歧視,及對亞洲人的歧視,都一再的出現在美國的移民史上。

1790年美國通過了歸化法案(Naturalization Act),規定要在美國住兩年,而且是「自由白人」(free white person)才能歸化。這自然排除了黑人及後來的亞洲人之歸化入籍。內戰後的1866年民權法案(1866 Civil Rights Act)通過後,在美國土生土長但原本被排除在外的黑人,也才可以成為公民。

19世紀中葉之前,美國的移民大都由西歐與北歐來。雖然有所摩擦,但移民的門戶是大為開放的。但在1840年代,由於愛爾蘭的馬鈴薯飢荒,有一百萬以上的愛爾蘭人移民美國。大量愛爾蘭人的湧入,加上原有的日耳曼天主教徒,引來了美國本土勢力的興起與反移民。這群反對移民,反對天主教徒的本土派(Nativism)形成了美國黨(American Party,也稱為一無所知黨Know-Nothing Party)。這群本土勢力大都存在於邊界的州,而也於後來(內戰後)發展到加州而成為反對亞洲人的勢力。

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這個法案通過前的美國本就很限制華人,不准攜家帶眷過來。排華法案通過後,華人社會也成為老單身漢社會而處凋零的情況。

1880年到1930年間,有二千七百萬的歐洲移民抵達美國。其中估計有500萬日耳曼人(其中一百萬人到中西部購買廉價的農地), 450萬愛爾蘭人, 350萬英國人。而這時美國也首次出現了大量南歐(義大利)及東歐(俄國)移民的湧入。由於大量移民的湧入,及南歐與東歐及猶太「異類」移民的到來,美國也掀起了反對移民的浪潮,並通過了限制南歐與東歐移民的法案。也「摸蛤仔兼洗褲」的通過了排亞法案。1924年的移民法案(Johnson-Reed Act)不但限制了所有的亞洲移民,也「巧妙」的限制了南歐及東歐與猶太人的移民。這個法案引進了配額制,規定每個歐洲國家的移民配額得基於1890年的美國人口普查,配額為各該國人數的2%。由於1890年時,南歐及東歐的移民人數相當的少,這個法案等於限制了這些國家的移民美國配額。南歐、東歐、及猶太人是這個移民法案的受害者。亞洲人更是完全受限,而美國的邊界也不再開放,開始進入閉鎖管制的階段。

1924年的移民法案的影響是明顯的。在1930-1950年間(二次大戰前),美國境內的國外出生人口由一千四百二十萬降到一千三十萬人,由占人口比率的1 1.6%降為6.9%。日本更視此法案為奇恥大辱。日本駐美大使埴原正直與美國駐日大使伍德(Cyrus E. Woods)都辭職以示抗議。

綜觀美國歷史上的移民政策,原先是邊界大開而無所謂簽證與關卡。歧視的對象由西歐非英語系,轉為對天主教的歧視,及後來的歧視亞洲人與南歐、東歐人士、與猶太人。二次大戰後,這種對外來人士的歧視開始減緩,而美國社會也開始接納不同文化與族群的人。1952年雖然有移民政策的小修正(McCarran-Walter Act),但真正的移民政策的改變是1965年的移民法案(Hart-Cellar Act)的通過。那個法案的通過改變了日後美國人口組成的面貌。

李堅

人類的遷徙與移動之一 全球移動人口的概觀 —–移民,難民,臨時職工

人類也許喜歡安居樂業,但人類自古以來卻也是個不斷的在遷徙與移動的動物。科學界認為直立原人(Homo erectus)於175萬年前開始由非洲往歐亞大陸移動。現代人類(Homo sapiens)則已於15萬年前遍佈全非洲,而於7萬到12萬5千年前,甚至一說是27萬年前,開始由非洲往外遷徒。到今天,全球適於人類居住的地方都已有人類的存在。

進入現代社會後,人類建立了各式各樣的國家,畫出了邊界,印發護照,並建立簽證制度。人類的移動雖有受限,但我們仍然繼續「勇往直前」。許多人的遷移到底不是個人能力或國家意志所能決定或控制的。

以2017年聯合國的資料來看( United Na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7 Highlights),全球的國際移動人口(international migrants)共有兩億五千八百萬人。從2000年開始,全球的國際移動人口便以年平均2%的速度成長。2000年時有一億七千三百萬人, 2005年時有一億九千一百萬人,2010年時有兩億兩千萬人,2015年時有兩億四千八百萬人。

國際移動人口的成分很雜。一般合法的移民方式固然是國際人口移動的一部分。但許多是當臨時職工的(如台灣的外籍勞工)。這種當臨時職工的在中東的一些產油富裕國家特別多。早期到德國當職工的土耳其人也屬此類。當然,「臨時」也常常變成永久。目前德國境內的土耳其人及其後裔估計由兩百多萬到七百多萬都有,占總人口的5%。另外,除了合法的移民及臨時職工外,也有不少是被迫遷徙(forced displacement)的。這也是我們一般所稱的難民,與尋求庇護的人口。以2016年的資料來看,全球難民人口有兩千五百九十萬人,占全球國際移動人口的10.1%,而其比率有上升的趨勢。在過去,這種被迫遷徙的人口有不少部分是奴隸的買賣。美國及一些中南美洲國家當年都牽涉到非洲奴隸的進口與買賣。目前奴隷的買賣雖然已遭受到國際法的禁止與制裁,但有相當少數還在進行中。許多雇主違反契約而將臨時職工當奴隸對待。2011,中華民國駐堪薩斯的經文處處長劉姍姍之凌虐菲籍傭工即屬此例。

如前所述,國際移動人口一般包括合法的移民,臨時職工,與難民。但這種分野,尤其是移民與臨時職工,也常常不是那麼明顯的。許多移民人士到最後賺取並儲蓄一些足夠的資金後,常常返回故鄉去買地,從事新行業,或退休養老。相對之下,也有不少當初只不過是臨時職工,但在後來卻也因緣際會而留了下來生根落葉的。美國內戰後到20世紀初是大量歐洲移民潮的時期。最窮的人是沒法移民的,因為他們連買張船票都不可得,移民者至少也要是個次等窮人。他們來美國後大都於城市中尋求就業機會。根據一個統計,幾乎有一半是「候鳥」(birds of flight)。一個估計是有一半南義大利來的移民最後都返回故鄉。其他的族群也不相上下:64%的匈牙利人後來都返鄉定居,斯拉夫人則有59%,日耳曼人有40%(Joshua Zeitz: The Real Histor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8/16/2017, POLITICO)。一般而言,東歐及中歐來的猶太人因為在本國遭受迫害,所以都會定居美國。愛爾蘭人則因馬鈴薯飢荒及本國經濟困頓,也都會居留下來。當年的猶太人與愛爾蘭人雖說是移民,但也可說都是難民。

目前討論移民或難民大都聚焦於美國與歐洲。這個看法固然大致沒錯,但與事實也有諸多不符合之處。以聯合國的資料來看(同上),在2017年的國際移動人口分佈上,亞洲最多(7960萬人),歐洲第二(7790萬人),北美第三(5770萬人),再來是非洲(2470萬人),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950萬人),大洋洲(840萬人)。國際移動人口的方向大都是移往富裕國家及中等富裕國家。以2017年的資料來看國別,美國最多(4980萬人),沙烏地阿拉伯與德國其次(1220萬人),再來是俄國(1170萬人),英國(880萬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830萬人),法國與加拿大(790萬人),澳大利亞(700萬人),西班牙與義大利(590萬人)。其餘依序是印度,烏克蘭,土耳其,南非,哈薩克共和國,泰國,巴基斯坦,約旦,科威特。

國際人口的移動大都源於經濟因素,但也有一大部分源於戰亂與政治迫害。這種現象在全球各地都有發生,只是其嚴重性與廣泛性的差異而已。台灣在二次大戰中(充軍及參軍)與戰後(日本人的被迫遷回與國共內戰後大量中國難民的湧入)都經歷了對社會影響深遠的人口的移動。六十年代後是鄉村人口的移向都市。六十年代開始也看到了大量大學畢業生的留學潮。九十年代後的台灣則是大量外籍勞工及外配的湧入。在底下的系列文章中,我們將探討美國的移民歷史與移民法律的變化,移動人口的認同變化,難民問題,台灣的移動人口問題。移民也好,難民也好,臨時職工也好,他們(或本身是移動人口的我們)都在改變各個社會的人口組成與文化,而也都漸漸的在改變國際關係。移動人口的影響是我們所不能忽略的。

李堅

從台北帝大到台灣大學 —–「去日本化」與「中國化」下的台大

七十年代底來美留學時,在學校遇到一位日本厚生省(相當於衞福部。2001年後與勞働省合併成為厚生勞働省)派來美國留學的一名官員。這名本身是醫生出身的官員問我在台灣讀那一間大學。我說是台灣大學。他稍微伸直身體而頓了一下再追問:是以前的台北帝國大學嗎?我說是的,戰前叫做台北帝國大學。這時我可感覺到他流露出來的敬意。

這位日本官員的敬意是源於台北帝國大學?或是當時的國立台灣大學?我不得而知。若因為是前者,則理由是很明顯的。台北帝國大學是當年日本帝國內(含日本本土,台灣,與當今的南北韓。當時的日本傀儡政權滿州國雖也有好的大學,但因為是個名義上的獨立國家,並沒設有帝國大學)的九間帝國大學之一。是相當高層級的研究機構(當年名氣有如當今美國的常春藤聯盟)。但若是後者,則我可要感嘆他有所不知,不了解國民黨所帶來的中國文化對現代教育的摧殘。當年在台灣求學時,由小學到大學所經歷的是一連串的黨國教育所引進的封建獨裁的僵硬文化。這種教育體制與文化如何能產生現代教育所要培育的人才?我們在台灣已聽慣了為什麼台灣人在台灣無所出頭,但有些人到國外後卻大放異彩。這種說法其來有自,不是沒有原因的。台大是台灣的最高學府,台大人一般也自視頗高。但外人與國際教育界如何看台大又是另外一回事。以最常被引用的2018年的世界大學排名榜(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來看,台灣在全世界排名第198。落後於亞洲的一些大學,如新加坡,香港,南韓,日本,與後來追上的中國。這種排名看來當然不是很光彩。但問題是,為什麼?

為了了解由台北帝國大學到國立台灣大學的轉折,我們得先簡單的介紹台北帝國大學,然後探討二次大戰後國立台灣大學的產生,及探討當時的一些關鍵人物。再來我們會訪問早期台大的畢業校友,以了解當時那個轉型期的概況。最後是討論。

台北帝國大學

台北帝國大學是總督府於1922年就開始規劃的。1928年3月16日依勅令第30號(台北帝國大学二関スル件)設立,正式創效。當年4月1日開課。台北帝國大學是日本帝國大學系統下的第七間帝國大學。第一間是東京帝國大學(1886年成立,原名為帝國大學,目前的東京大學)。第二間是京都帝國大學(1897年成立,目前的京都大學)。第三間是東北帝國大學(1907年成立,目前的東北大學)。第四間是九州帝國大學(1911年成立,目前的九州大學)。第五間是北海道帝國大學(1918年成立,目前的北海道大學)。第六間是京城帝國大學(1924年成立,目前的首爾大學)。第七間是台北帝國大學(1928年成立,目前的國立台灣大學)。第八間是大阪帝國大學(1931年成立,目前的大阪大學)。第九間是名古屋帝國大學(1939年成立,目前的名古屋大學)。

當時的帝國大學走歐洲的學制,以講座為主。依當時的「帝國大學令」,「學部設置講座。講座以教授擔任之…。. 」。又,「帝國大學以綜合數個學部構成」。講座是日本帝國大學的基本單位,同時兼具教學與研究的雙重功能。(曾士榮:從「台北帝大」到「台灣大學」—戰後文化重編之個案研究(1945-1950))。「在制度上集若干講座為學科,集若干學科為學部,集若干學部為帝國大學。但因學科有名無實,講座才是帝國大學的基本單位」(來源同上)。在這種制度下,教授是大學的主體,也就是「教授治校」。在1945年接收時,台北帝大共有五個學部,114個講座。其中文政學部有四個學科,25個講座;理學部有四個學科,13個講座;醫學部有24個講座;農學部有五個專攻,22個講座;工學部有四個學科,30個講座(來源同上)。

1928年4月開校時,台北帝國大學共有55名學生。其中日本人49名,台灣人6名。1934年4月時,在128名學生中,日本人有102名,台灣人有26名。在1940年4月開學時,在323名學生中,日本人238名,台灣人83名,朝鮮人兩名。台灣人大都在醫學部(台灣人74名,日本人70名)。大學院(相當於研究所)中,日本人一名,台灣人兩名。當時的帝國大學之有異於一般大學(台灣當時則僅只這間大學),是因為帝國大學雖然也注重教育,但功能以學術研究為主。也別小看當時的台北帝國大學在1945年時那年只有382名學生(台大校史),114個講座。但那時台北帝國大學的預算可是大於當時中國所有教育預算的總和。這麼一所極為菁英的當年台北帝國大學在1945年國民黨來接受後便開始變質了。

國立台灣大學

1945年10月,國民黨來接收後,於11月將台北帝國大學更名為「國立台北大學」。12月15日,再改名為「國立台灣大學」。要了解台北帝國大學與國立台灣大學的不同方針,我們大可各由首任校長的演講中看出。台北帝大的首任大學總長(校長)幣原坦在帝大創校的「入學宣誓典訓」中說:「本大學不啻要做一般帝國大學通盤之研究而已,而且還要以台灣為中心的東、南兩洋之文化及熱帶、亞熱帶之白熱對象,加以研鑽,發揮其特色」(松本巍:《台北帝大沿革史》)。國立台灣大學的首任校長兼接收主任委員羅宗洛(校長任內1945年8月至1946年5月)在甫接收的首次全校集會中宣示:「本大學為國立大學,故應中國化」。後來又說「台北大學雖以台北為名,然非台灣之大學,乃中國之國立大學」。後來的傅斯年(校長任期1/20/1949-12/20/1950)也持相同看法(曾士榮:從「台北帝大」到「台灣大學」—戰後文化重編之個案研究(1945-1950))。

接收台大後,學制的改革便著手進行。學系及學分制取代講座成為台大的基本單位。在講座制下除了以研究及學術的探討及提升為主外,也是教授治校。改為系學分制則將重點轉為教育,而不是學術研究。而官力也跟著進入了校園。但在剛開始時,學制上還是混合的。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後,大批原本還留在台灣的日本教授紛紛返日。原本在中國時強力支持講座制的留歐的傅斯年,在校務會議中回答教授的質詢時說,台大作為國立大學,應把教育(教學)看得比學術(研究)還重。傅斯年的轉變也反應了那時候的局勢:1949年前後大量湧入台灣的兩百萬中國官員、軍人、與難民。不但有許多流亡學生求取入學,也有不少流亡教員求取職位。但整體而言,整個學制的轉變與後來的種種變化說來都是依循「中國化/去日本化」的路線前進。在這種路線下自然造成一些人認識上的錯亂。過去有許多台大人以為台大是1945年才成立的。連台大校方在1995年所出版的《台大五十年》一書之名都說出了這種認識上的錯亂。這也不只是台大而已,許多早期「外省人」以為1949年前的台灣並不存在,而他們也都極力去否認與掩蓋日本曾經治台50年的那段歷史。

政軍特勢力的進入校園

日本帝國於進入二、三十年代後,大正民主已不再,整個國家社會漸漸走上軍國主義與專制獨裁的道路。雖然如此,但可就沒聽說過軍隊攻入校園逮捕學生的。當時的日本雖也有異議與反戰人士與團體,但沒聽說過有什麼學潮的。另一方面,在戰前的日本社會中,教授與和尚是最受人尊敬的兩個行業。在這種背景下,政軍特之介入校園雖不無可能,但卻是匪夷所思的。但在國民黨接收台灣後的學術界,「忠黨愛國」的學者自然是國民黨的「接收大隊」與「淨空專家」了。而一些以前難以想像的事情也就開始發生了。

在台大,我們看到了傅園,也看到了傅鐘。連傅鐘的21響次都是為了紀念傅斯年所說:「一天只有21小時,剩下的3小時是用來沈思的」(維基)。台大如果曾經有這麼一個強調學術自由,好沉思,並引史賓諾沙所說「貢獻這所大學于宇宙的精神」的有涵養有𠄘担的校長,台大何其有幸。而且還聽說他嗆過彭孟緝:「若有學生留血,我要跟你拼命」。這種有骨氣的學者能不留青史嗎?但一個簡單的邏輯與事實是:不是一個「忠黨愛國」而又是「血統純正」的中國人,在那時能當上台大校長嗎?

1949年時,中國的流亡學生已將在中國行之有年的學潮引進了台灣。當1949年的「四六事件」(因1949年4月6日凌晨逮捕台大與師大學生)爆發後,從台大(傅斯年當校長)與師大(半山謝東閔當校長)校長的反應便可看出兩者立場的一致與風格的差異。靠黨國一杯羹欽賜的半山謝東閔與政府配合,協同軍警一起逮捕學生。傅斯年有點不同,他於1926年就入國民黨,雖然也曾批孔祥熙與宋子文,但對蔣介石是忠誠有餘的。他的黨齡與忠誠,及他在中國時期所表現的堅強黨性與堅持大一統思惟,是有本錢讓他能說一些話的,豈是半山的謝東閔得以相比的。據陳誠的日記,陳誠找傅斯年、謝東閔、與彭孟緝會商台師大的學潮。 傅斯年說要辦就先肅清匪諜。但當陳誠說匪諜的大本營就在台師大後,傅斯年同意了軍警的介入。但開出三個條件:一,要快;二,要徹底;三,不能流血。在謝東閔與傅斯年的同意下,軍警於1949年4月6日進入宿舍逮補了250餘名學生,也就是史稱的「四六事件」。(李中志:傅斯年,獻祭這所大學于政治。思想坦克,6/3/2018 )。今天的台大人與台大校友還在紀念緬懷傅斯年豈不是很大的諷刺。但這也說明了黨國體制下官學兩棲學者的真面目。後來的打造「開明形象」的馬英九與號稱是「自由派學者」的江宜樺不也都也是這種「忠黨愛國學者」的典型人物嗎?國民黨這種官學兩棲的DNA是會傳承下去的。四六事件後,軍警特也全面進入校園。教官的四處進駐,審稿,黨棍橫行,而發展到1972年爆發的哲學系事件,解聘了大量哲學系教授。真可說是盜統的香火不斷。

由台北帝國大學進入國立台灣大學是一個慘痛的過程。除卻這些恐怖事件外,那時的台大倒底是如何的一種景象?當年的學生已難以找得到,但我們無妨聽一些早期台大畢業生的經歷來看那一段時日的台大。

戰後初期的台大畢業生

要了解由台北帝大轉型到國立台灣大學的那段時期,在台灣雖然仍有人可以作證(如李登輝,彭明敏),但在美國要找尋那一代的人物可說相當困難。底下我們找出一些比較早期的畢業生,由與他們的會談中來了解台大在那一時期的概況。底下的次序依入學與畢業的年度作為排列。

一.楊蘭芬(1947-1953)

原本要訪問林鴻德、楊蘭芬夫婦兩人。林鴻德在東京帝大讀到大三,戰後轉台大醫學院由三年級開始讀(那時的台大醫科只要讀五年)。當年日本學生已被遣送回日本,所以醫科大都為台灣人。林鴻德班上有一名同學葉盛吉因為參加讀書會而被槍斃。低他兩屆也有一名同學顔世鴻也因讀書會而被關13年。但林鴻德最近身體不適,所以我們只在電話中訪問楊蘭芬。那時台大醫科才開始招收女生,過去女性若要學醫則得到日本去。楊蘭芬也因而成為台灣歷史上第一位進入台灣的醫學院就讀的女性。那一屆的醫科學生中,楊蘭芬是約80名台灣人中唯一的一位女性。中國人後來逃難撤退來台,約有20名流亡學生進入醫科。他們是透過何種考試,何種資格審核,及何種管道進來的,楊蘭芬說她不知道。只記得其中有一個相當優秀,他都為其他流亡學生打pass。在中國來的流亡學生中有三名是女生。

楊蘭芬畢業於台北高等女學校(目前的北一女)。那時教化學、數學、及跳舞的是日本老師,教英文的是一名台灣人。在台大醫學院讀書時,基礎醫學大部分還都是日本教授。組織學、解剖學及細菌學都是日本教授。病理學教授則為一位留日,日本話講的很好的中國人葉曙主教。那時醫科已改為讀六年才畢業。在臨床方面則漸漸有台灣人由日本回來。當時的教授大都以日文及台灣話教學,因為講北京話還很困難。楊蘭芬回憶日治時期的那時台灣人一般想當三師(醫師,律師,工程師)。日本教育也相當重視醫師的人格與品德。從日本治台開始設立「台北醫學校」時即強調:「要先做人,才能做醫生」。相當重視為人的品格教育。而當年聽也沒聽過醫療糾紛。

二二八事件後,「去日本化」與「中國化」開始加速進行。

楊蘭芬錄製有一片CD《經過三個朝代的女人》,敘述她一生經過日治時期,國民黨時期,及後來移民美國的故事。

二.劉洪源(1951-1955)

在美國當教授退休的劉洪源是1951年進入台大攻讀植物病理(Plant Pathology)與昆蟲學(Entomology)的。當時的學生只有七人,其中兩個是台灣人。他一直受教於日本教授松本巍(按,他是《台北帝大沿革史》一書的作者)。松本巍是美國聖路易大學(Saint Louis University)的博士。松本巍因為是單身無家,而且他的智識也是當時美國資助的農復會很需要的,所以他一直留在台大,直到1968年在台灣去世。松本巍也是台北帝大創校時就開始在台大教書的。當時劉洪源一直師承在松本巍之下,但因為那時已禁用日語,所以松本巍都用英文教學。那時植病系分為四組,與外省學生較無來往。他不了解班上的外省同學的教育背景。雖然沒有地域觀念,但都避談政治。那時沒聽說過1949年發生的四六事件。

228事件發生時,劉洪源是初二轉初三的學生,也參與了步槍的運送,也見證了四處零落的屍骸。劉洪源也談及1940年(昭和15年)開始推動的「皇民化運動」。那是紀念日本神武天皇開始的日本紀元2600年而推動的。那時在家中與在學校一向都講日語的他,對戰後的禁用台灣話對他個人而言倒沒什麼大的影響。這個說法與他的太太(洪梅)的說法頗一致。在日治時期的中學校大家都用日語,但也沒有禁止台灣話的使用。

三.洪梅(1953-1957)

台南女中畢業後到台大化學系就讀的洪梅,印象中那時的化學系學生約有30人,男女各半。台灣人有五個女生,五、六個男生。教授大部分為台灣人。那時規定要用北京話教學,造成許多教授在表達上的困難。畢業後他當了四年的助教與四年的講師,主要是帶學生做實驗,不太了解學生的學問認識水平。

洪梅提及在南部的外省人較無勢,所以在相處上較無問題。但她記得她曾經到一個父親軍階也不是特別高的外省同學家中拜訪,卻看到她同學家中「雇用」了許多小兵做家裡的雜務,頤指氣使的。她說那時的家中談到政治都很氣憤,但也只都敢怒而不敢言。她也說那時的「部長」級都是一些不會做事的外省人,而「副部長」級都是真正在做事的台灣人。她到台北後也感覺到了「高級外省人」的滋味。由於政治是個禁忌,她也沒聽說過四六事件。與她先生劉洪源一樣,都是到美國後才改善他們的台灣話的。

四.謝伯芳(1953-1957)

還沒有聯考制度的那時,台南出身的謝伯芳是需要分別報考一些不同的大學的。在台大數學系就讀的他那一屆可能是學生收最少的一屆,只有四個人。上一屆及下一屆至少都有五到七個人。四個學生中有三個是台灣人,一個是外省人。雖然只有四個學生,但數學系有五名正教授,兩名年輕副教授,兩名講師。教員中台灣人不到一半。系主任是由上海來,東京帝大畢業的沈璿。兩名台灣人副教授,一個是京都帝大畢業的施拱星,一個是東北帝大畢業的許振榮。兩個人後來都有來美取得博士。

回憶那段時日,謝伯芳說大家都很努力讀書,都想出國繼續深造。因為那時的台灣就業市場不很良好,也沒有研究所及高等學術機構可去。對於到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的下一步該如何走也沒什麼特別考慮。 (按,美國在1965年通過新移民法,1968年開始實施。新移民法通過之前,對亞洲移民相當排擠,多所限制)。謝伯芳回憶那時因為美國與蘇聯進入太空競賽,急需高科技的人才。所以他畢業後就有幾個單位要聘用他。

由於在台大時大家都很認真讀書,政治也不能講,同學間在政治上也沒什麼溝通可言。對於1949年4月6日大量逮捕台大師大同學的案件,謝伯芳與小他一屆,畢業於師大的太太蘇惠美都沒聽說過。

五.王秋森(1956-1960)

在受訪者中最年輕的王秋森,也是對當年讀台大化工系時的種種記憶彌新,而有如數家珍的一位。而他也於後來回鍋任教於台大。那時已是聯考的第三屆,但王秋森是保送進入台大化工系的。那屆的化工系本地生約有40人,台灣人與外省人約各半。另有約四十名僑生(按,是當年美國資助的,為的是建立中華民國台灣的代表全中國的形象。但多少也可能是依循日本帝國時代引薦一些優秀學生到日本留學的「南方特別留學生」計劃而來)。在教授方面有三名台灣人,七名外省人。三名台灣人中,鄭建炎是到密西根大學拿到碩士學位的。陳成慶畢業於東京工業大學,是大山義年的學生。大山義年曾任教於台北帝大,戰後曾當日本化學工學協會的會長與東京工業大學的學長(校長)。陳成慶的北京話很不靈光。另一名台灣人陳秩宗有博士學位,用英文教學。在七名外省教授中,一般說來學問都不是很好,而有些更是有資格上的問題。比如趙耀中(趙耀東的弟弟),說是到威斯康辛大學取得博士,但他所教的熱力學卻是沒人知道他所云為何。另一個教程序控制(Process control)的程之敦宣稱是MIT的碩士,但後來被發現證書是假的。另一個教化學工業的勞侃如,不但北京話不行,學問也差。教發酵(fermentation)的魏嵒壽則是一名留學京都大學有學問的教授。留日的福建人陳華洲教工業化學。陳華洲後來死於獄中。王秋森最近在讀到「武漢大旅社」命案時,才知道他是被誣陷而寃死獄中的。另外還有許永綏和沈熊慶兩名,王秋森未曾上過他們的課。

王秋森來美後順利取得加州理工大學的博士後任教於紐約的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其後更全心投入台獨運動而使他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最終得以回台後,許多學校與科系還都不太敢用有「記錄」的人為教授。最後是一向以台灣人為主的台大醫學院下的公衞系錄用了他。公衞系後來由醫學院獨立開來,成為台大公衛學院。王秋森於1991年至2003年間先後任教於台大醫學院及公衛學院,其中三年當公衛學院院長。與以前就讀於化工系比起來,公衞的教授資格可都是有憑有據的,都符合資格。但在一些行政管理(如研究單位為了拉好學生而互相傾軋)及研究文化上則仍有很大需要改善的空間。

中國化下的台灣大學

由訪問戰後初期的台大人來看,我們看到的是無論在學生、教授、文化、及語言上都已如火如荼進行的「去日本化」與「中國化」過程。這個「中國化」到筆者於60年代底70年代初在台大時便已相當的徹底。相對於「中國化」的本土勢力則尚未生跟成長,更談不上茁壯了(曇花一現的《台灣政論》於1975年8月創刊,只出了五期)。

在筆者求學的那個年代,傅斯年是被捧上了天,而蔡元培又何嘗不然。學生被要求研習蔡元培的「以美育代替宗教」。但這兩個黨國前鋒而官學兩捿的「蔡元培、傅斯年是我們的典範嗎?」(5/20/2018,李中志,思想坦克)。在那時的台大,由於處於戒嚴時代,許多事,即使是有關台大的事,大家也顯然都有所不知。

既然高捧傅斯年(及蔡元培)為典範,他們所曾任職的北京大學也就成為當時一些台大學生的典範。我們那時也聽到不少「要繼承北大精神」的說辭。說客氣點是這些人不了解台北帝大的歷史,是個時空上的錯亂。但一個更明顯的事實是,這是鳩佔鵲巢的典型中國文化。他們有意忽略,並否定了台灣過去的存在。但這也不僅只限於中國文化有這種獨斷的特色而已,另一個獨斷文化的代表是伊斯蘭教。

在美國求學時遇過一些由埃及、敘利亞、伊朗、及巴基斯坦來的學生。在對談中只覺得他們會誇稱伊斯蘭教的文明與其信仰的偉大,但似乎都可能是無知,或故意要忽略伊斯蘭之前的古文明的存在。埃及、巴比倫、兩河流域、波斯帝國、及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都是人類最早的文明所在,但在伊斯蘭文化入侵後的絕對獨斷下,這些之前的古文明都成為不存在。伊斯蘭這種獨斷排他的作風其實也是大漢沙文主義的中國文化對不同民族與不同文化的所作所為。

但就另一方面而言,那一群號稱要「繼承北大精神」的人,在一個程度上也反應了那時的時空背景。原本就雷厲進行的「中國化」於那時遇到了1970年的保釣運動,1971年的被踢出聯合國,也因而激盪了力推「中國化」的統派份子的危機意識。而在那戒嚴的年代,1970年發生的代表本土精神的424剌蔣事件,引起國民黨既要圍剿又不敢大聲聲討的媒體處置方式。

這種「中國化」的邁進是全面的。在台灣的各個社會層面都遭受到「中國化」的全面推動轉型。即使在台灣已經經歷過兩次政黨輪替的今天,本土政權也二次掌政,甚至是這次的府會掌政後,但本土化與現代化並沒延及藝文、媒體、學術界、及人人詬病的司法界。這是每個台灣人,尤其是學術界人士,都更應積極向前推進的。

由過去的接收,轉型,到未來的轉型

回顧戰後初期,五十年代那段時日的台大,許多教授的資格很有問題。這當然牽涉到原來的日本教授大都被遣送回國,而台灣教授還來不及提升上來。中國則因長年動亂,教育體制難免破敗。雖然有不少學者跟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但也不乏濫竽充數,甚至是冒牌的(如王秋森所指出的)。但其實到筆者的那個年代,還是有不少教師及教授真令人不知他們是如何取得資格的。

另一方面,那時的外省學生的比例也偏高。一個原因可能是流亡學生的偏高。另一個原因也可以解釋說是初到異鄉外地的台灣,重視教育是成功的第一步。有如到美國的新移民都相當重視教育。但以楊蘭芬的經驗來看,許多人如何進來也都是曖昧不明的。但可能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國民黨的民族壓迫手法。

以聯考或大學入學考試的科目來看,北京話講的不很輪轉而家裡也不講北京話的台灣人在「國文」一科上自然會吃虧,也別提與「國文」相關的科目了。尤有甚者,早期的「國文」考試是以120分為滿分的。這樣一來,「國文」的比重便超過其他重要科目的比重。以考試成績來決定固然可以說是公平競爭,但其不公平處在於遊戲規則的設定。

最後我們得談校友的角色與功能。

大學存在的目的主要在教育高等學科人才及做學術研究,為的是改善整個社會與國家的各個需求。而一個大學的教育產品—校友,便顯得格外重要。校友在社會上的成就也是大學良莠評鑒的標準之一。而校友對母校的貢獻(學術,公關與金錢)也都會促進一個大學的提升,也會對在校學生有所幫助。美國對校友會與「校友聯結」(Alumni Network)也都有不少調查與評等。一些調查都顯示,校友聯結、互助、互相提攜的相當成功的都是一些名校的校友。這到底是互為因果的。校友在社會上有所成就了也常回饋母校,設置奬學金及提供贊助研究經費等等。但在一個程度上他們也都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相當程度的壟斷—如日本所稱的學閥。撇開負面的因素不談,校友對母校的資助是很有益於學術的提升與學校的升級的。是應該鼓勵的。如果一間大學是一間現代經營良善而有績效的大公司,則校友就像股東一樣,而校長與教職員是董事長與理監事。股東是應該監督並敦促大學經營與管理上的改善。校友應該盡力建議改善一個大學的體制與管理。敦促該大學走向現代化經營,走向世界級大學的方向。對台灣的大學而言,這個尤其重要。因為在過去的「中國化」過程中,現代化被犧牲掉了。我們看到的常不是現代的策劃與經營,而是中國權謀詐術的運作。

台大雖然是台灣的最高學府,但在國際大學的評比中卻不是那麼一回事。這對任何一個校友來說應該都不是一個滋味。台大尚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戰後的台灣是一個「中國化」的過程,台大當然不是一個例外。「中國化」最為人詬病之所在是一個封建的體系與權謀術的運作。權謀運作是一個相當耗時耗力的文化機制,它扼殺了整個社會的生機,而使創新與公平正義難以進行。台大人需要的是「去中國化」,了解自己的歷史。但這當然不是一個走回頭路的「日本化」的帝國大學的道路。不但沒有那個必要,現實也不容許。日本戰後已沒有帝國大學,日本雖然比台灣較有制度,也較有創新,日本雖有可學習之處,但不應當看為榜樣。2014年諾貝爾奬得主,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UCSB)的電機教授中村修二,他對日本社會與教育體制的看法與批評便會讓我們了解一二。1999年到加州大學任教的中村修二強力批評日本社會及教育體制的扼殺創新與成長的生機。總而言之,我們要去中國化,也不是走回頭路的日本化,我們要的是現代化,走一個具有現代觀念與現代經營管理體制的大學,但也要有歷史感。再過10年,台大將會進入百年,(醫學院則將為121年),而這也應該是台大人未來的方向與方針。

後記:所有接受訪問的都不曾經參加過台大的校友會。

李堅

 

 

世界秩序的變遷之七 世界的未來是秩序或紊亂 —–了解情勢以走向未來

強權的存在與左右多少決定了世界秩序的面貌。但未來是單元、雙元、或多元,是否會有個秩序(order),或是紊亂(disorder),各家各有不同的說法。

若依麥肯德與史派克門的心臟地帶與邊緣地帶的觀點,則俄國、中國、與印度可說都有希望成頭頭。因為這三大國都位於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俄、中)與邊緣地帶(印、中)上。史派克門強調路權與海權,而馬漢則強調海權的重要。但這些理論都是二次大戰前就發展出來的,空權及太空權都尚未列入考慮之內。理論的思考與應用是必要的,但實際的情況呢?

當今的美國掌有世界經濟、文化、政治、金融、與軍事的主導權,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但無可否認的是,美國的主導權已在衰退之中。誰有可能取代美國的角色?這是一個一再出現的課題。中國是時常被提出來的國家,而中國的崛起對美國的意味是什麼呢?也就是說,未來的美中關係會如何。這可說是眾說紛紜。

有人認為美中的對戰難以避免(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有人認為中國受惠於西方社會所建立起來的國際自由經濟貿易體系,要的只是經濟上的發展,並非要經濟上與政治上的獨霸。而其另立門戶的組織(如亞洲開發銀行),要的只不過是建立一個平行組織(parallel institutes),而非另類組織(alternative institutes)(Oliver Stuenkel: Post-Western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 );有人認為自由貿易會促進中國的開放,如果中國沒走上自由民主開放之路,則經濟會停滯而引發問題。這也是一般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Michael R. Auslin: The End of the Asian Century: War, Stagnation, and the Risks to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對這種「華盛頓共識」,有人(孟捷慕James Mann: The China Fantasy: Why Capitalism Will not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於2008年就指出,這是西方社會一廂情願的想法。中國只會更加獨裁,只會更加緊控制。而中國這種「成就」也會成為世界各獨裁國家的「榜樣」。而在這些不同的看法裡面,我們知道孟捷慕(James Mann)的觀察與預測是較正確的。

討論美國與中國是必要的,因為台灣好像就只是夾在於這兩個國家之間,好像不得不依靠任何一邊,否則難以存活似的。但台灣的命運就如此嗎?就只有站在一邊看戲而準備「以身相許」嗎?

無可否認的是,世界秩序常操控在大國的手裡。當羅斯福在推動聯合國的觀念時,他於雅爾達會議中為了要拉蘇聯入會,允諾史達林蘇聯將有否決權。另一方面,當年羅斯福顯然沒料到他一手提拔的「中華民國」會敗於中共。聯合國這種國際組織的結構設計,一開始就是有利於大國的。今天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中,除了五個常任理事國(英美俄法中)外,有20名兩年一任的安全理事。這種情況當然不符合當今的國際現實。進入21世紀後,巴西、德國、印度、與日本(稱為4G)就互相支持成為常任安全理事而不果。老而僵化的聯合國的改革還在推動中。

另一個例子是國際貨弊基金會(IMF)。在過去,投票的比重是美國16.73,日本6.23,英國4.29,巴西1.71,中國3.81,印度2.34。在金磚五國的抗議後, 2016年的投票比重改為美國16.73,日本6.23,英國4.09,巴西2.25,中國6.16,印度2.67。IM F的投票比重問題多少是中國另立門戶—亞洲基礎開發銀行的原因。

大國固然常左右國際組織。但一個研究也發現,許多主掌聯合國各部門的秘書長之職的,在過去60年都是北歐的小國。原因是他們的民主、經濟能力、在外交上的投資、及大量外援等因素(Paul Novosad, Eric Werker: Who Run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ationality and Lead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October 2017)

小的國家也常在勢力均稱而雙方對峙的大國中,因選擇一方而決定勝負,成為造王者(king maker)。所以也並非是完全無助的。

但國際政治與政府組織也並非決定世界秩序的唯一要素。目前許多公司是富可敵國。以2015年的綜合資料來看,在全球百大(公司以營業額計,國家以稅收計)中,有31個國家, 69間大公司。沃爾瑪(Walmart)排第10,台灣的鴻海排51,台灣則排第93(位於微軟與美國銀行之間)。在過去,許多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有本國基地。但目前許多大企業已成為有人所稱的超國公司(metanational corporation),他們可依經濟條件及稅務問題而隨時轉換基地,不屬任何國家。

非政府組織(NGO),人權組織,慈善組織,救援組織,國際醫療團隊….等等都能於國際社會發生很大的影響力,也會大大提高該國的知名度,給人良好的印象,並提高該國的影響力。台灣在這方面仍有很多發展的空間與值得努力的所在。台灣固然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但以北歐國家在過去60年,於聯合國各部門的秘書長之職中掌主導地位來看,是台灣在各國際組織中運作的借鏡。台灣有需要多栽培外語與國際外交的人才,與國際管理人才。外交不是有了才做,而是做了才有。

台灣人要獨立。要獨立當然就要有獨立自主性,要採取主動權(take the initiative)。只有積極的採取主動權而做籌劃與協調領導(而非大頭病的要當老大),並各面出擊。台灣才有可能在任何形式的世界秩序中走出自己的路。中小國家不是不能出頭的,北歐國家是一例,位處亞洲重要戰略地位而國際關係特殊的台灣則更應證明是另一例。

(系列玩)

李堅

世界秩序的變遷之六 亞洲兩個大國的走向 —–印度的多面觀與中國的獨覇觀

自從於90年代開始採取經濟上的開放政策後,印度的經濟成長率便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成長。印度的領土是世界各國的第七大,人口第二多(2016年估計13億人), GDP占全球第三(PPP),或第六(nominal)。一些學者也都開始探討印度在世界上的可能角色。

印度於1947年8月15日由大英帝國獨立出來。首任總理尼赫魯是一名相當優秀的人才,他採取「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混合(realism and idealism)(India in the New World Order. Edited by David M. Malone, C. Raja Mohan and Srinath Raghavan),而多少將印度定調為不結盟。在冷戰中也都走獨立外交的角色。尼赫魯以降印度有幸都產生出一些優秀的領導人,而也大多走尼赫魯的路線。

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有兩百多年(直接統治由1858年開始),影響相當深。印度的地緣政治觀也都源於英國統治時期。強調緩衝地帶(buffer state)。尼泊爾、錫金(現已被印度納入領土)與布丹為內圈(inner ring)。西藏、阿富汗、伊朗為外圈(outer ring)。海洋方面,則定蘇伊士運河、紅海、波斯灣、馬來半島、及中國為界線範圍(orbit)(來源同上)。在這種地緣政治觀下,印度自然會與中國有所衝突,特別是在印度洋與太平洋(南中國海)一帶(Ashley J. Tellis, Sean Mirski: Crux of Asia: China, India and the Emerging Global Order)。由於這種背景,印度希望美國的進駐海洋。近年來,印、日、美、澳也於孟加拉灣有海軍演練。但中國則視美國之駐在太平洋為威脅。

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的不結盟,中立,而獨立的外交觀,也建基於她對未來世界秩序的看法:未來的世界將會有幾個不同的要角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各展其能,而形成一個共生的關係(Thorsten Wojczewski: India’s vision of world order: multi-alignment, exceptionalism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印度固然為南亞之霸,而也擁有核武(1974),但印度沒表明要當霸主,而以不結盟、和平共存的姿態出現。但亞洲另一個大國中國則早已擺出高姿態,以下一個世界盟主的霸氣出場。但中國有可能取代美國成為下一個盟主嗎?

中國有世界最多的人口,第三大的領土。GDP排第2(nominal)或第1(PPP)。在此稍帶一提的是,獨裁集權政體常將GDP灌水到1.15與1.3倍之間(Luis R. Martinez: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the dictator’s GDP estimate?)。如果中國有良好的國際關係,有顯著的軟實力,而能提供一個對世界有貢獻的文化,且能提倡和平穩定的話,則中國是有那個可能。但歷史與事實都證明中國不是那個料子。

蘇聯倒台後,俄國與中亞五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成立了聯合安全組織(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由俄國保障中亞國家的安全。為了防止美國勢力的介入而影響中亞,俄國與中國在2001年成立了一個包括中亞國家與巴基斯坦在內,而被譏為獨裁者俱樂部(dictator’s club)的「上海合作組織」。但在中國勢力漸漸大於俄國後,不願被邊緣化的俄國於2017年拉了印度進來。印度是一個民主國家,與中國打過兩場邊界戰爭。顯見的是印度會有不同的聲音,而上海合作組織也恐將會走上名存實亡之路(Salvatore Babones巴博斯:Why is Democratic India Joining Russia and China’s “Anti-Western” Club, The SCO?. Forbes 11/20/2017和Derek Grossman: China will regret India’s entry into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RAND, 7/24/2017)。

2013年底,習近平提出了「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但截至目前為止,所有計劃都不透明。而許多工程都為的是消費國內的過剩產品,連工人都用自己人。而許多參與的國家也都陷入了債務危機(斯里蘭卡、吉布地、塔吉克、吉爾吉斯、寮國、馬爾地夫、蒙古、巴基斯坦、蒙特內哥羅)。

人民幣於2015年被國際貨幣基金會定為第五個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此外,為了要擺脫西方控制下的國際金融運作,中國也於2015年建立了有別於目前世界所用的國際銀行代碼(SWIFT,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 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俄國則於2014年建立Mir制度。但兩者的實用性都相當有限。

目前世界秩序的體制與軟體,說起來還都是源於歐洲的法治文化與西伐利亞體系—尊重各國(不論大小)的主權與彊域,也重視國際法的規範與尊循。印度有英國所遺留下來的法律制度與法治精神。中國有的則只是人治,大一統,與「天下」的觀念。那個「天下」的中心當然就是「中」國了。美國於戰後援助廢墟中的同盟國與戰敗國(馬歇爾計劃),也規劃了頗具前瞻性的世界未來的金融、政治、與國際的組織與體制。在那期間,美國也採取低調付出的態度而建立她的軟實力與影響力。這些都是善於欺負弱者,缺乏自信,自大而又自卑,肚中無一物但很霸氣的中國所欠缺的。人類學者會告訴你,狩獵採集的平等社會裡,最會打獵的人是最謙卑的。他不會因為最會打獵而自己要先拿或分多一些,因為大家都平等分配。但他卻也是最有地位的。中國想要當龍頭老大則至少要從學習狩獵採集社會中的文化與作為開始。即使中國有那個文化與度量,可能也將會已過時而鮮有成效。因為一般學者的看法是未來的世界秩序將不再會是一方獨大,而是各門各路都有頭頭。而在這一點上,俄國的想法與印度的做法是較正確而順時代潮流的。中國夢到頭來將只不過是一個夢。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