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五 二次大戰打垮了大英帝國 —–分治的決定與印巴的獨立

甘地在1920年代的抗爭以不合作運動及「堅持真理」(Satyagraha) 為主。他也強調婦女、伊斯蘭教徒、及賤民的權益,而採取包容整合的作風。在他的領導下,國大黨的黨員大增。抗爭雖說是強調和平非暴力,但也有不少呈現暴力對抗的形式。而此時,宗教及族群的暴力對抗也開始在印度各地零星的發生。雖帶領印度的獨立與自治,但他卻也認為印度人尚無自治的能力與準備(Robert J. Carr: British India 1900-47)。後來也隨著甘地的入獄及閉關,他的影響力也開始式微。

甘地的不合作運動針對的是大英帝國的經濟利益。他的紡紗象徵了印度人傳統的自製布料,以此來推動拒買英國的布紗成品。1930年重新出發的他,與尼赫魯一起推動了有名的搶鹽運動(The Salt March)。這是因為鹽稅是總督的一個重要稅收來源。他與尼赫魯也都因搶鹽運動而入獄。在印度人的抗爭擴大下,大英帝國於1930-1932年召開了三次圓桌會議,但皆沒有結果。

1937年的地方選舉中,國大黨大勝。1938年出任國大黨黨主席的鮑斯(Subhash Chandra Bose, 1/23/1897-8/18/1945)主張採取較激進的路線,但兩年後他與甘地的意見不合而辭職。辭職後的鮑斯遭到英國的軟禁,但於1940年逃到納粹德國,後來到日本。被認為是印度國大黨獨立運動三大領袖之一的他(其餘兩人是甘地與尼赫魯),於二次大戰中,將被日本俘虜的英軍中的印度軍人組成了印度國軍(Indian National Army),與英美聯軍作戰。日本投降後,鮑斯於1945年8月18日由台北松山機場飛往滿州國,飛機於起飛後墜落而死。鮑斯的軍隊於戰後被以叛國罪名遭英國的起訴,秘密審判,而在印度引起反彈。

鮑斯的國大黨年輕黨員代表了激進的一派。而在同時,穆斯林也走向激烈化。在1940年3月的全印穆斯林聯盟在拉合爾(Lahore)的會議中,他們通過了穆斯林要分開獨立建國的主張,稱為拉合爾決議(Lahore Resolution)。決議要建立巴基斯坦(Pakistan)。巴(Pak)意為潔淨,斯坦(stan)意為地方。

二次大戰的爆發也代表了大英帝國在印度統治的完結篇的開始。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樣,印度總督片面宣布印度的參戰。國大黨是反對印度參戰的,但穆斯林聯盟則支持英國的戰事。1942年8月,甘地發動了「退出印度運動」(Quit India Movement),要英國人全部退出印度。但一般印度民眾還是支持英國的參戰的。二次大戰中印度共出動了兩百五十萬的軍力與軍伕。甘地、尼赫魯、及國大黨的領導人,則都因推動「退出印度運動」而遭牢獄之災。穆斯林聯盟則於二次大戰中壯大。

二次大戰後,不論在英國或印度,整個情勢都已改觀。在英國方面,頭戴戰勝光環的保守黨的邱吉爾,於1945年歐戰結束後兩個月的普選中,敗給了勞工黨的亞特利(Clement Atlee, 1/3/1883-10/8/1967)。亞特利是支持印度的自治與獨立的。當時的英國人已厭倦海外的殖民事務與作戰,而急於從事內政的建設。再說,英國的經濟與社會也處於崩盤的情況,再也無力參與海外的事務。

1946年8月16日,全印穆斯林聯盟的金納發動在全印各地的示威與抗爭,稱為「直接行動日」(Direct Action Day)。這個抗爭於許多地方引起血腥的衝突。全國各地都發生印回的衝突與屠殺,單單加爾各答一區就有5000人死亡。原本反對分治的國大黨也知道情勢已難以挽回,而支持印巴的分治了。這種從1920年代就開始有的宗教與族群衝突,原本是零星的,但已越演越烈而難以收拾。

1947年2月20日下午,英國總理亞特利宣布,英國將最慢於1948年6月退出印度。如果屆時尼赫魯與金納有所共識,則英國會做政權的轉移。

1947年3月,印度的最後一任總督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 1st Earl Mountbatten of Burma, 6/25/1900-8/27/1979。目前伊麗莎白女王的先生飛利浦親王的叔叔, 1979年遭到愛爾蘭共和軍的暗殺)抵達印度。蒙巴頓的主要任務是安排政權的轉移。但他抵達印度沒多久就已知道要雙方合作的困難,主要是金納。(蒙巴頓稱金納為病態者 ,a psychopathic case)。而此時,宗教衝突已於各處展開而越演越烈,尤其是在決定要分割的旁遮普。當時旁遮普與孟加拉穆斯林人數較多,也較集中,也已決定要分割出西巴基斯坦(由旁遮普割分開)與東巴基斯坦(由孟加拉割分開)。除了印回之爭外,一些王公也企求獨立,旁遮普的錫克教徒(Sikh)也企求獨立。英國知道他們若不早退出印度,則會被捲入印度的內戰與內亂中。多少由於如此,蒙巴頓於六月初宣布,英國將會於1947年8月15日做政權的轉移。如此的提早,震驚各方。英國國會也忙於7月18日通過印度獨立法案(Indian Independence Act)。

接著下來的是兩邊人口的移動與大屠殺。估計共有兩千萬人遷移, 50萬到150萬人死亡,約75,000名婦女遭到強暴或姦殺。印度教徒由東、西巴基斯坦遷移到印度,穆斯林由印度遷移到東、西巴基斯坦。這場鉅大人口遷移的悲劇與屠殺的猛烈是近代史上少見的。1947年8月14日深夜11:57pm,巴基斯坦宣布她的獨立。1947年8月15日凌晨12:02am,印度宣布她的獨立。尼赫魯宣讀他有名的演講。不在場的是反對分治而在絕食中的甘地。

李堅

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四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印度 ——穆斯林聯盟的成立,甘地的回國

在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印度,大英帝國固然有慢慢地釋放出權限,給印度人參與地方與省級的治理,但在人數上及權責上是有相當的限制的。大英帝國也有他的底線,而權責也不是大英帝國主動釋出的,釋權是抗爭的結果。而許多事件的發生也常常是統治者所沒意料到的。

1871年,馬右總督(Viceroy Mayo)遭到刺殺。1897年,一名官員也遭刺死。也有名官員在倫敦遭刺殺。多少源於這些原因,當時40%的稅收用於警察與軍隊,只有10%用於福利、衛生醫療、教育、與公共事業。這種情況自然會令一般人民不服。當時民族主義的抗爭最激烈的是三個省份:旁遮普(Punjab),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及孟加拉(Bengal)。

1899年上任的科宗總督(Viceroy Lord Curzon)要將人口眾多的孟加拉,依宗教人口劃分成兩省:東孟加拉以伊斯蘭教為主, 西孟加拉以印度教為主。理由說是為了治理上的方便,但印度人卻視此舉為英國人一貫分而治之的手法。印度國大黨強烈反彈。印度國大黨雖然強調他們是個各宗教及各族群都有的世俗(secular)組織,不是以宗教為主的政治團體。但國大黨的強烈反彈卻引起伊斯蘭教徒的疑慮。他們害怕在印度教為主的國大黨領導下,他們的權益不會受到保護。也源於此, 1906年全印穆斯林聯盟(All Indian Muslim League, AIML)成立。穆斯林聯盟與國大黨也在聯合對抗大英帝國,又互相競爭對抗下,最終走上分道揚鑣的道路。

穆斯林是散居印度各地的,最集中的兩個所在是西北方的旁遮普與東邊的孟加拉。這兩個省份也就成為後來分治的焦點。

在孟加拉分割一案引起強烈反彈下,英國也做了些讓步。1909年通過了「印度政府法案」(The Government Act of 1909,也稱為Morley-Minto Reforms),准許少許的上層印度人在地方及省級有投票權及被選舉權。1911年,大英帝國取消了孟加拉的分治,而也宣布首都將由在孟加拉的加爾各答搬到德里。正式遷都為1931年2月13日,改名為新德里。

日後影響獨立運動深遠的金納(Muhammad Ali Jinnah, 12/25/1876-9/11/1948)於1913年加入穆斯林聯盟, 1916年成為領導人,直到他的去世。金納原本也是國大黨的黨員。1916年12月,在他與老尼赫魯(Pandit Motilal Nehru,尼赫魯的父親)的領導下,穆斯林聯盟與國大黨聯合開會並發表合作協議(稱為拉克諾協議Lucknow Pact)。

所以有拉克諾協議多少也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7/28/1914-11/11/1918)的爆發。大戰期間印度為大英帝國提供了一百三十萬名軍人與勞力,是各屬地 (dominions) 中提供人數最多的。印度人一般是支持參戰的。在此期間,大英帝國也加重稅,加速工業化,並宣布縮減人權的緊急法案(1915年3月公布 Defense of India Act)。這些作為都加速了印度人民的民族主義與反抗運動。而戰後回國的印度軍人及軍伕發現,他們在海外作戰時被較平等對待,但回國後又成為二等公民。在這種激盪下,1917年8月,英國政府通過「1919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919,也稱為Montagu-Chelmsford Reforms),擴大印度人的參政權,但總督仍得聽倫敦的,倫敦也有否決的權力。這種半調子的改革自然令國大黨相當不滿,但在地方自治及參與上,這個改革卻也相當有成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15年1月9日,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0/2/1869-1/20/1948)回到印度。甘地在南非時就積極從事社會運動,爭取印度人的權益,而被印度人尊稱為聖雄(Mahatma,意為偉大高尚的靈魂)。甘地的回國及參與國大黨,也為印度的爭取自治與獨立注入了一分新血與力量。甘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支持大英帝國的。不奇怪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國際的權力平衡,改變了英國與印度,也改變了兩者的關係。1917年11月7日的俄國革命衝擊了國際現勢及左派運動。而奧圖曼帝國的倒台也激發了穆斯林的危機意識。這是因為穆斯林視奧圖曼帝國為當時僅存的「哈里發」(Caliphate,意為一個伊斯蘭教領導人(Caliph)所建立的伊斯蘭教國家。目前的ISIS也自稱建立了哈里發)。奧圖曼帝國的倒台激發了當年在印度及阿富汗一帶的哈里發運動(Khilafat Movement)。這個運動固然於一時激起了穆斯林的意識,但最後卻也不了了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總督於1919年3月宣布延長戰時的緊急法案(Rowlatt Act)。甘地則於1919年4月6日要求印度在當天做禱告、絶食、與停止工作(稱為Hartal,等於總罷工)。甘地的呼籲引起全國的響應而大都平和,但在旁遮普的阿姆利則(Amritsar)卻引起英軍向平民的開槍,造成379人死亡, 一千多人受傷。阿姆利則的屠殺使大英帝國失去道德的高度與統治的合法性,而也引起下一波的印度獨立運動。

李堅

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三 大英帝國在印度的建設 —–政治開放下印度國大黨的產生

在大英帝國印度主權(British Raj)下,倫敦的中央政府設立一個印度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在印度則設立一個總督(Viceroy)。大英帝國直接統治後,大英帝國印度主權不再如當初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般的天高皇帝遠,他們要對英國政府直接負責。在加以十九世紀後,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科技發展,也越來越拉短了英國與印度的距離。

十九世紀蒸汽船的出現使航海的速度加快。當時由倫敦經由地中海到埃及,轉換陸路(蘇伊士地峽,Isthmus of Suez),再由紅海出發到當時的印度首都加爾各答(Calcutta,目前改名為Kolkata),只需兩個月的時間。當蘇伊士運河於1869年開通後,倫敦到加爾各答縮短成只要一個月的時間。1870年紅海的海底地纜鋪設完成後,聯絡更方便了。印度的總督對倫敦的指示也得馬上應對。

大英帝國下的印度雖然有所整合,但40%的印度(20-25%的人口)仍在562個地方王公的統治下。英國主權也一直沒有延伸到喀什米爾,而直至目前為止也一直是印巴的爭執所在。因為沙俄在中亞的擴張,早期的外患顧慮是西北方。英俄雙方的緩衝地是阿富汗。而不同總督也對如何處置阿富汗有不同的考量與策略。與北方的邊界考量是西藏。1914年,大英帝國與當時獨立的西藏簽署了西姆拉協議(Simla Accord),建立了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為印藏的邊界。目前的中國不承認這協議,而與印度有邊界上的爭執。

在英國政府直接統治下,一些建設也開始展開。但建設不是全面性而有計劃的,主要都適應殖民政府的需要而推展。那時由於東印度公司的重稅,孟加拉及印度各地時有飢荒。當1877年李頓爵士(Robert Bulwer-Lytton, 1st Earl of Lytton, 11/8/1831-11/24/1891)上任總督時,南印度發生死亡達610萬到1030萬人的飢荒。李頓爵士是相信放任政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他不但沒有施行救援措施,他所推動的貿易政策更使得災情惡化。李頓也因而丟官。也因那場大飢荒,使英國政府設立飢荒委員會,並訂立「飢荒法規」(Famine Codes)。從1880年代開始,大英帝國開始於印度開築灌溉渠道,而飢荒的發生也不再頻繁。印度不再有飢荒,直至1902年的飢荒,及1943年的孟加拉飢荒。在此附帶一提的是,李頓的一個兒子(Victor Bulwer-Lytton, 2nd Earl of Lytton, 8/9/1876-10/25/1947),是1932年帶頭調查九一八事變真相的李頓調查團(Lytton Commission)的團長。

除了灌溉渠道外,大英帝國也在印度廣築鐵路、道路,開發礦產,廣建農場(plantation)。目前印度的鐵路系統是全印度最大的雇主(一百三十三萬僱員,根據2015-1016的資料),全世界第八大雇主。除此之外,大英帝國也建立了英國訓練的軍隊、警察系統、郵政系統、與有名的公務體系。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大英帝國也建立了司法體系,英國式的法律觀念,及公平(fair play)的精神。英文作為教育語言的使用是東印度公司於1835年就規定的,當時遭到印度社會的反感。但逐漸的,英語也成為共通使用的語言。目前印度的憲法仍訂興地語(Hindi)與英語為官方語言。

在現代產業及英國文化的引入後,印度人也開始接受西方教育,也有不少人到英國去求學。到19世紀末年,大英帝國也開始建立各級政府的印度顧問。但在制度上的歧視印度人是很明顯的。例如,在法庭裡,印度法官不能審判歐洲人。而「間斷主義」(Doctrine of Lapse)的使用,更是明目張膽的是一種搶地的手法。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也常受到英國媒體的批評。1880年上任的瑞朋候爵總督(Viceroy Lord Ripon, George Frederick Samuel Robinson, 1st Marquess of Ripon KG, GCSJ, 10/24/1827-7/9/1909。總督任期6/8/1880-12/31/1884)是至今印度人仍最愛戴的英國總督。瑞朋總督是一個很開明而也很尊重印度人的總督。在他任內他取消了限制言論自由的法案(Vernacular Press Act),以行動取消了間斷法案(將Mysore Kingdom回復給印度王公)。但可能最重要而也最引起英國茶商及農場主人堅決反對的是,他引入了伊爾伯特法案(Ilbert Bill)。在這個法案下,印度法官可以審判歐洲人。但在強烈反彈下,這個法案也做了些修正,要求一半的陪審員得是歐洲人。

在這段期間,一些印度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也開始有政治上的覺醒。他們於地方與國家級的層次上開始出現一些領導人物。但發展較為深遠的是1885年12月28日在孟買成立的印度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這個「黨」的成立初始時並沒有鮮明的政治色彩或意識形態。當初是一名蘇格蘭的退休公務員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 6/6/1829-7/31/1912)提議成立的。參與成立大會上的是72名由各個地方來的代表。他們大都是西方教育出來的律師、教員、或新聞工作人員。他們是支持大英帝國的,而也常做施政上的建議。這個國大黨也將於日後的印度獨立運動上佔了領導的地位。

1857年的印度叛變是第一次對英國統治的大型叛變,有人稱它為印度的第一次獨立運動。但嚴格說來,獨立並不是主要訴求,而也缺乏現代民族主義的意識。1885年國大黨的成立雖然於初始沒提民族主義,但其聚合與啟蒙運動也將開啟一波又一波,日趨強大的要求自治與獨立運動。

李堅

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二 大英帝國印度主權的開始 —–東印度公司的撤出與蒙兀兒王朝的結束

東印度公司在1757年6月23日打敗了孟加拉王國(Nawab of Bengal)後,也由蒙兀兒王朝取得了在孟加拉的貢稅權。東印度公司課的稅比蒙兀兒帝國來的重,而也沒有於歉收時轉圜的餘地。也如此,在東印度公司(及後來的大英帝國)統治下,孟加拉的飢荒頻傳。

課重稅的東印度公司要養軍及行政治理人員,而在管理上卻很鬆散及腐敗。雖然財源滾滾但卻經營不良, 時而陷入財政困境。但也因有錢勢,所以能夠向英國政府不時要求紓困,及通過有利東印度公司的法案。1773年,為了解決東印度公司的大量茶葉庫存問題,英國政府通過了茶葉法案(Tea Act),給與東印度公司在北美的茶葉專賣權。結果此舉引起了波士頓的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而開啟了美國的獨立運動。在大英帝國統治時期,倫敦的決策是會影響到各個殖民地及屬地的。

當時的印度雖然是在蒙兀兒帝國的統治下,但整個印度是相當疏離分散,而充滿了大大小小的地主王公(princely states)的。而這些小王公也都是各有矛盾,而充滿利害關係與衝突的。善於分而治之的東印度公司也到處結盟、分化、孤立不合作的、甚而出兵侵略。以孟加拉那場決定性的戰役來看,孟加拉王國主力有三萬名步兵,兩萬名騎兵。東印度公司則只有613名歐洲人, 2100名歐洲建軍方式訓練出來的印度兵(sepoys)。東印度公司有的是歐洲的軍事訓練及較先進的的裝備。而在以小搏大下也善於分化離間對方,使對方缺乏士氣與易於潰散。在一場又一場以小搏大的勝利後,東印度公司取得了更多貢稅的權力,並到處有駐軍與聯盟。這有如當年亦商亦軍的鄭成功,在圍城九月取得熱蘭遮城打敗荷蘭人後,他第一個要的便是荷蘭人的課稅名冊,以養他的大軍。

分而治之是一回事,用賄賂王公的溫水煮青蛙的方式也是很有效的。許多受到賄賂而接受東印度公司駐軍「保護」的王公,也得支付維持駐軍的費用。而當這些王公養不起這些駐軍時,這王國也就落入東印度公司的手中。另外,東印度公司也發明了一個「妙方」。在武力的威脅下,王公同意若他們沒有合法的子嗣時,則王國將落入東印度公司的手中(稱為間斷主義,Doctrine of Lapse)。在這種「同意」下,東印度公司也擴大了他們的領域,而這條款卻也是最引人詬病的。因為傳統上,沒有子嗣的王公都採用認養的方式來延續統治,但如今卻得拱手讓給東印度公司。

東印度公司之能迅速擴大勢力主要還得力於蒙兀兒王朝的衰弱。而在同時,英國也啟動了產業革命。科技的進展與生產力的提高,也使得歐洲列強無法在印度與英國競爭。

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擴展,說明了他們對印度的民情與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能利用之。但人在順風時是相當盲目的。重稅及間斷主義的使用固然引起廣大的民怨與王公的不滿,但一般民眾不見得就支持原來的王公,而反對東印度公司的。1857年,東印度公司引進了新槍枝的使用。東印度公司的印度軍人謠傳說所使用的潤滑油是豬油(穆斯林軍人如是說),或牛油(印度教軍人如是說)。這個謠傳團結了東印度公司的印度教與伊斯蘭教軍人而發動叛變。他們屠殺歐洲人(主要是英國人,婦女及小孩皆無法倖免),進軍德里,宣誓效忠被冷凍的蒙兀兒王朝帝王(Bahadur Shah)。

這時的東印度公司有238,000名軍人,其中38,000是歐洲人。在這場叛變中(稱為1857年印度叛變,Indian Rebellion of 1857),參與的印度軍人就全體印度人而言仍屬少數。支持者主要是一些失勢的王公地主。叛變者缺乏組織,也缺乏能夠激發一般印度人民的信念。固然有少數民眾參與叛變,但大多數民眾是抱持旁觀的立場,甚而許多是支持東印度公司的。東印度公司也聯合了許多結盟的王公作戰。英國政府也出兵援助。叛變於1858年平定。

這場叛變是英印關係的轉捩點,也是東印度公司的統治與蒙兀兒王朝的結束。叛變結束後,東印度公司將蒙兀兒王朝的帝王(Bahadur Shah)放逐到緬甸。他的家人及參與者則都被判叛國罪而遭處死。成立三百多年(1555-1857)的蒙兀兒王朝也就此走入歷史。

受到這場叛變的刺激,英國國會也於1858年8月2日通過了「1858年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858),取消東印度公司的統治,而由英國政府直接治理印度。大英帝國重組印度的軍隊,改變金融與行政的結構。印度也從此直接在大英帝國的統治下而開始了89年(1858-1947)的「大英帝國印度主權」(British Raj)。

印度被稱為大英帝國的皇冠之珠(Jewel in the Crown)。這個名字其來有自。印度是大英帝國屬下領土最大,人口最多,而物產豐富的屬地。而這段時期(東印度公司的統治及大英帝國直轄下的印度),印度也使大英帝國致富,但卻窮了自己。一個資料顯示,英國人初到印度時,印度的GDP估計為全球的17%,當英國離開印度時,印度的GDP只佔全球的1%不到。

李堅

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一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產生 —–由貿易,半官方,到收貢稅機構

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是一個列強刷新重組,與前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的時期。在非洲,中東,南亞,東北亞,與東南亞,我們都看到新國家的紛紛獨立建國。人口眾多及領土廣大的南亞(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及喜馬拉雅山的一些小國)也於1947年發生了劇變。

1947對台灣人而言,是原本就應爭取獨立但卻不知,而遭慘殺的一年。1947對印度人及巴基斯坦人而言,是獨立的那一年,但卻也是慘痛分治的一年。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分治經驗,至今仍都烙印在印度人與巴基斯坦人的心中與腦海裏。

在這整個事件發展的樞軸中,我們也得要了解大英帝國的歷史角色。印度是一個古文明國家。印度的文字發展(四千多年前)比英國(九世紀)早了三千多年,領土是英國的20倍大。以1850年的資料來看,英國的人口有1660萬人,印度則有兩億人(英國的12倍大)。在這種大小懸殊之下,英國是如何以小搏大,而有效統治印度將近200年的。

印度在英國人來臨之前並非一個統一的帝國,即使在大英帝國的統治期間,印度也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從1206年開始,印度就面臨一波又一波,由中亞入侵的伊斯蘭教遊牧民族。當英國人到印度時,印度在蒙兀兒帝國(Mughal Empire, 1526-1858)的統治下。全盛時期的蒙兀兒帝國概括了當今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大部分,與孟加拉。當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逐漸在印度擴張勢力時,蒙兀兒帝國也同時在衰敗頽落中。而就因果關係而言,東印度公司的擴張是建基在蒙兀兒帝國的衰頽上的。

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EIC, 12/31/1600-6/1/1874)的建立,及一年多後成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3/20/1602-12/31/1799),為的都是搶奪香料市場的貿易。早期歐洲的香料貿易由絲路終點的義大利威尼斯城邦把持,而當葡萄牙人發現新航路到南亞及東南亞後,香料的貿易壟斷便落入葡萄牙人的手中。也因新世界的發現,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瓜分全球(Treaty of Tordesillas, 1494),而做互不侵犯井水的殖民地掠奪與貿易。在天主教國家的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壟斷下,新教的英國與荷蘭便也投入了激烈的角逐。當時航海勢力不如葡萄牙與西班牙的這兩個新教國家,也在世界各地進行角逐爭奪戰。而在同時,這兩國也都積極的當海盜,搶奪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商船。1588年的大海戰中,西班牙的無敵艦隊(Spanish Armada)敗給了以英國為主力的英國與荷蘭的聯軍。這場海戰的決定性勝利建立了英國的海權,而英國也開始到亞洲扣關,建立了東印度公司。

英國商人在當時的蒙兀兒帝國準許下,設立了幾個通商口岸(稱為factories)。歐洲人要香料、茶葉、及陶瓷,但歐洲人卻沒有什麼產品是當時的印度人(或清朝人)要的。這個情況到1612年有了個轉變。當一艘英國商船 (The Red Dragon) 要進入繁忙的蘇拉特港(Surat port)時,遭到幾艘葡萄牙船的阻擋。但這艘英國船卻有能力擊退並驅散所有葡萄牙的船隻。這種火力的表現卻是蒙兀兒帝國要的。他們於是要英國的船艦能於他們每年到麥加朝聖時當他們的護航。而也如此,英國也派大使 (Sir Thomas Roe) 進駐蒙兀兒王朝的宮廷中。得到蒙兀兒王朝依賴信任的英國人也漸漸的擴張他們在印度的勢力。

東印度公司原本是一個英國政府許可的貿易壟斷公司,但這個「公司」卻也同荷蘭的東印度公司一樣是個半官方的組織。東印度公司能夠建軍,並且能夠有佔領地、簽約、統治佔領地、並印製錢幣的權力。而在這個過程中,東印度公司也漸漸的成為英國的一個海外行政治理機構。同時也與荷蘭、葡萄牙、及法國,在印度及世界各地進行搶奪與交戰。在此時期,東印度公司逐漸擴大他們在蒙兀兒帝國下的勢力。1757年6月23日,東印度公司打敗了與法國聯合的孟加拉王國(Nawab of Bengal)。這場勝戰(Battle of Plassey)後東印度公司佔領了富饒的孟加拉,而正式開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統治(1757-1858)。

東印度公司於這段時期的暴利來自於課收孟加拉人民的稅金,而非只靠貿易。錢多了自然走向貪污腐敗的途徑。英國政府也於1813,1833年立法,取消了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壟斷權。但東印度公司在英國國會有很大的遊說能力。雖然因為公司的腐敗及失諸管理而不時發生財政困難,卻也不時向英國政府要求紓困。但東印度公司的員工是有暴利可圖的,回國的官員與僱員也都成為巨富。這看在英國人眼裡自然是羨慕有加,很不是滋味。

英國人固然看東印度公司不是滋味,五味雜陳,但受害的是印度人民。在重稅壓榨下,印度一般人民的生活困苦。而在壓榨、迫害、及文化與宗教的對立下,印度於1858年爆發了反抗東印度公司統治的革命,結束了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統治。

李堅

飢荒與糧食安全之七 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 —–往外購廠購地,搶奪海域

中國雖然地大,但只有1/10是可耕地。可耕地只占全球的7%,但人口卻是全球人口的1/5。再加上水資源只有全球的7%。在水土本已不足下又加上重污染,加以經濟上的改善使人們要求肉食量的增加。這些因素都呈現出一個基本的問題:中國人未來如何果腹?而早在1995年就有美國的一名環保學者布朗(Lester Brown: Who Will Feed China?: 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 )提出了警告。

布朗的警告遭到中共的強烈反擊。但我們若以中國的鄰國來看,日本、台灣、與南韓都已是工業化的國家。在二次大戰後的這段急速工業化的過程中,東亞三國都喪失了一大片的可耕地及農業產值,及農業人口的減少。以2016年前後的資料來看,日本的糧食自給率只有39%,南韓為44%,台灣則在30.5%與32.4%之間。美國的糧食自給率是128%,中國是95%(若其統計可信任的話)。台灣在1968年前是個糧食自給自足的國家,中國則在2004年後開始要靠進口糧食來滿足口腹。台灣農委會的糧食自給自足目標是2020年時要達到40%。中國自訂的目標是要維持一億兩千萬公頃的可耕地及95%的穀物自足率。可耕地量的維持於年前已破功。穀類自足率方面,中共已修正了何者為穀類的定義,顯然也已破功。

在難以自足下,中國開始往外發展。

2013年,中國萬洲國際下的雙匯集團,以71億美元的價格買下了全美最大的豬肉廠商史密斯菲爾德(Smithfield Foods)。史密斯菲爾德從養豬場、屠宰場、食品加工、到運輸分配統籌作業,作業占美國豬肉市場的1/4。這個收購案是當時中國在美國的收購案中的最大手筆。更大手筆的收購案是2016年提出的,中國化工集團公司(ChemChina)要以430億美元收購瑞士的種子公司先正達(Syngenta)。這些巨大的收購案都顯示了中國對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問題的不安全感。

雙匯之收購史密斯菲爾德案引起不少分析家的討論。有人認為這與美國的養豬科技先進有關。美國有長年產官學界合作下的生物科技研究,豬種良好,養豬技術也進步。美國採用的是大型集中的養豬場 (Concentrat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s, CAFOs),87%的美國養豬場有2000頭豬以上。但70%的中國養豬場豬隻少於500頭。也有人認為中國土地取得困難,不易擴張升級故往外擴張。但也有人(裴敏欣)注意到了美國不是個吃豬肉的國家。美國每人每年平均吃59.3磅(27公斤)的豬肉,中國人則吃85.3磅(約39公斤)的豬肉。中國人吃了全世界一半的豬肉。史密斯菲爾德屠宰的豬隻數量只占在中國屠宰豬隻數量的3%。收購史密斯菲爾德不會大幅提升中國豬肉的來源。裴敏欣的結論是,由於中國的嚴重污染,逼使廠商得向外國前進。在美國有的是沒有污染的水源及土壤,這應該是收購的主因 (The real reason behind Shuanghui’s purchase of Smithfield. Fortune, 6/4/2013)。對這種收購案,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也指出是一種靠收購,而非征討的方式來達到殖民的目的。

目前中國擁有美國農地的價值約在16億美元,算很少數。在澳洲的農地中有6%是外國人擁有的,大部分是英美,中國也只占少數。但在2000年到2012年間,全世界開發中國家的耕地增加了314% 。有12個國家(8個在非洲)的耕地增加了50%以上。例如,坦桑尼亞就增加了六百一十萬公頃(82%的增加),(John McArthur and Krista Rasmussen: Where does the world’s food grow? /Brookings)。中國雖然三緘其口,但中國在非洲的擴展及購地是時有所聞的。要滿足口腹顯然是一大考量。本身可耕地少,水資源少,再加上水土都污染嚴重,及農村人口劇減的中國,也只有往外開發。但若本身汚染文化不加以修正改善的話,非洲的大片土地也都將遭到中國的污染。非洲倒底不像先進國家般有明文法規的控制以防範廠商的污染。

先正達旗下的智庫(Frontier Strategy Group)分析了亞洲國家的食物安全情況而計算出「飯碗指數」(Rice Bowel Index, RBI),來顯示各國的糧食安全狀況。飯碗指數依據一般具有共識的分析食物安全的四個層面來計算。這四個層面是:有否程度(availability),可說是產量問題;空間上的可取得性(physical access),可說是距離;經濟上的可取得性(economic access),可說是價格;及使用(utilization)。在實際的計算上則考量了政策與貿易措施,農村分析,環保分析,及市場的情況。先正達2016年的飯碗指數大要是:紐西蘭71,澳洲、日本、台灣66,南韓64,中國57,印度45 。先正達所定的安全閥值在54,中國接近危險值。

要果腹及滿足口慾,中國自然也大量進口食物而造成世界量價市場的波動。2008年我們已看到因麥價的上漲引起許多國家的動亂。布朗已指出,目前全球對糧食的需求已超過供應的能力,這種情況只會持續惡化。而在中國大量進口食品(如果中國未來仍有那個經濟能力的話),往外收購食品廠及土地外,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地球海洋資源的耗盡,及中國漁民與漁船的大量往外搜刮。中國對尖閣群島的狂囂及對東海與南中國海的侵略,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基於對糧食的需求。經濟歷史學家奧弗(Avner Offer)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鋼鐵與金融的戰爭,也是一場爭取及控制糧食的戰爭(a war of bread and potatoes as well as one of steel and gold)。若中國因糧食問題而動亂不是新鮮事,但中國若因糧食而戰亂則是中國的鄰國在未來要面對的。(系列完)

李堅

飢荒與糧食安全之六 大躍進後的中國糧食狀況 —–人多,水土資源少,嚴重汙染

魯迅在短篇小說集的《吶喊》中有篇「狂人日記」,批判中國封建社會的毒害。魯迅指出中國聖賢書每頁都寫著仁義道德,但字縫裏卻寫著「吃人」兩個字。魯迅隠諭的是「禮教吃人」。但我們幾乎可確定他沒有預料到,在「新中國」的中共政權下會真的有人吃人這個事實。在死亡4500萬人的大躍進中,我們看到了許多人吃人的慘劇。中國近代史上,人民的非自然原因的死亡大都是內戰與國共兩黨的政策使然,而非外侮。中國人大都是被自己中國人打死或害死的,而非外來的勢力打死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句口號,無寧是個呼籲,而非事實。

也可能是大躍進中死亡人數的眾多(約死了全中國7%的人口),及農業技術的落後,當尼克森於1972年2月訪華後,中國馬上向美國購買了13間世界最大,而也最先進的氮肥廠(Vadav Smil: China’s Past, China’s Future)。「民以食為天」顯然在當時是中共的優先考量。但中國有辦法解決自己的糧食安全問題嗎?

中國有全球五分之一(19%-20%)的人口,但只有7%的可耕地及7%的水資源。以世銀2009年的資料來看,中國平均每人可耕地有0.08公頃(hectre)。相對之下,美國平均每人可耕地有0.49公頃,世界的平均每人可耕地是0.2公頃。以每人平均水資源來看,中國是每人每年平均有2079立方公尺。世界的每人每年平均水資源則為6225立方公尺(John Boulter: Food and Water Security China’s Most Significant National Challenge. Strategic Analysis Paper. 2/8/2013)。但據聯合國的估計,中國的水資源會於來年降到每人每年平均1760立方公尺。

目前這種情況只會惡化,不會改善。中國的人口仍在持續增加中,估計到2030年時人口會達到15億人。而在可耕地方面,中國已經在農地的使用上相當開發,沒有什麼成長的空間。不幸的是因為強調工業化,忽略環保,而造成了廣泛的汚染。以官方的數據來看,有1/5的農地遭到重金屬的污染而廢耕。若要清除土地的污染則須花費高達11,000億美元(Rebecca Maclean: Food Security in China. Exploring the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可耕地的流失,少數是為了維護生態(Grain for Green),但大部分是工業化及農民外移、都市化的結果。對於全國可耕地的面積,中共中央設定的「紅線」是全國至少要有120百萬公頃。但據美國銀行 (Bank of America) 的評估,2015年有117百萬公頃,到2030年時將降到105百萬公頃。而地方官員的貪腐及與財團掛勾,非法侵占農地做開發使用是常有的事。可耕地的消失會持續一段時間。數據顯示,由1997到2008年間,可耕地以每年一百零三萬公頃的速度消失。

而在中國水資源本已相當有限的情況下,官方所公布的污染資料看來相當不樂觀。官方的資料是20%的水嚴重污染的連碰都不能碰,40%的河流有嚴重污染的問題,2/3的湖泊有污染的問題。有3億的鄉間居民沒有乾淨的水可使用。不只水資源少,污染嚴重,中國的農業技術也有待改進。中國只有45%的農業用水真正使用在作物的灌溉上。在先進國家有75-80%的水都再回收使用,中國農業用水的回收率則只有40%。

由於北方水資源的缺乏及34%的農地都在乾旱地帶,中國進行了工程浩大的南水北調工程。這個估計要將長江及支流的水,每年運送448億立方公尺水到北方的工程,估計要花費600億美元。這個工程的第一階段已經完成,第二階段正在進行中,第三階段則尚在擬議中。有美國一家投資公司(Standard Life Investments’ equity)的分析人員(Rebecca Maclean)到已完成的山東地區去考察。她發現水價的定位(過低)將會影響到持久性的問題。而也有學者指出,長江的水污染已相當嚴重。有鑒於此,整個南水北調的過程中設立有400個水處理廠。但即使如此, 依2010年的水品質分析來看還是不良(poor)的。

40多年前開始與外在世界有接觸的中國,當年可是一窮二白,吃不飽的人很多。但近年來經濟已大有改善。中國的中產階級數目已是世界各國中最多的。以每戶年收入7萬5千到28萬人民幣為基準(11,500美元到43,000美元之間)來定位中國的中產階級的話,目前有兩億兩千五百萬戶屬於中產階級。到2020年時還會再增加5千萬戶(經濟學人,7/9/2016,據 McKinsey顧問公司的研究)。有錢了就想吃好一點,多吃肉。2011年,中國食用了7100萬噸的肉,比美國多了一倍。但在個人消費上,只有美國人的一半。同年,中國生產了1400萬噸的大豆,但得進口7000萬噸的大豆。在中國,有三分之一的穀物是餵食牲畜的。中國人73%的肉食來自豬肉。養豬是要用大量水的。估計生産一磅(約半公斤)的豬肉須用到576加侖(約2300公升)的水。在食肉的量增加下,本已缺乏水資源的中國只有更加缺水而已。

中國地大、物貧、人多、而水土污染嚴重。再加經濟上的改善而使肉食的消費量增加。一個明顯的結論是,中國將無法自給自足。而事實上,從2004年開始,中國已成為一個糧食的入超國家。除進口外,中國也開始往外開拓與投資。在這些往外開拓與投資上,我們都可看到中共中央的決策影子。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