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七 集權政體最終的崩解 —–自由民主、個人主義、公民社會、心靈道德

中共在1949年打敗國民黨後,建立了全世界最大(以人口而論)的集權政體。集權政權之於中國產生也是有其歷史與文化淵源的。中國沒有自由民主的傳統,更不知法治為何物。有的只是兩千多年的封建思維(三綱、五常、五倫、九屬)與根深蒂固的大一統思想。問題是,這個集權政體能維持多久?

七十年代初的尼克森政府為了拉中共對抗蘇聯,啓開了中國的對外門戶。當時的中國是一窮二白,相當的落後。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決策。此後的40年是令人目不暇給的快速經濟成長。也因而在今天,很多人忘掉了中共是一個集權政體的共產政權。

以腓特烈與布里金斯基的《集權主義獨裁與專制》一書來看,中共符合了書中所提的集權主義的六個特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集權政體。這六個特色是:意識形態,一黨專政,恐怖警察統治,通訊上的專控,武器專控,中央掌控的經濟。所以會有人不知,或不認為中共是個集權政體,是他們沒有看清,看似活絡經濟的背後是中共中央的全面主控。經濟上看起來好像是有自由,但這些「自由」也都是有限度而有可能隨時失去的。而這也是中國並沒被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貿易組織認證為「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的原因。

而事實上, 1978年的改革開放政策所針對的只是經濟而已,沒有文化、政治、法律、社會的改革。但即使只是經濟上的改革,卻也引起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在天安門事件中,改革派的趙紫陽是失勢了,而堅持「一步都不能退」的鄧小平則繼續掌政。這個不穩的現象也是一些學者所討論的:民主政體與集權政體的差別。一個民主政體可以經歷改革而維持政治與社會的穩定,但一個集權政體若要做改革則有可能崩解(The Political Change in Democracy and Totalitarianism. The Montréal Review, February 2010)。一般而言,一個民主政體也是較穩定的(Robert J. Mundt: Is Democracy Stable? Compared to What? –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既然一個集權政體較民主政權要來的不穩定,那麼一個集權政體的壽命有多長呢?

納粹德國只存在了12年(1933-1945),目前紀錄中最「長壽」的集權政體是前蘇聯,存活有74年之久。東歐各國的集權政體都只維持了約半個世紀。中共至今已存在了近69年,會不會比蘇聯要來得更長壽,尚是個未知數。綜觀一個集權政體的一生來看,他們大都建立於暴力革命,成長於恐怖統治,成熟於官僚體制,隨著時間而腐敗,直至最後的破敗與垮台。跨台後,其統治精英則常常搖身一變而成為新政權的政治或經濟精英(Aviezer Tucker: Why We Need Totalitarianism. Why we need a more refined concept of it, that is. The American Interest. 4/14/2015)。

物腐蟲生固然可解釋集權政體的衰頽與破滅,但推動其垮台的力量是什麼呢?也就是說,集權主義的對立面是什麼?

自由與民主一般被視為是集權主義的對立面。自由與民主(同集權主義一樣)的哲學思維起源於歐洲。歐洲之為自由民主的搖籃,原因植根於個人主義。而個人主義則源於基督教的個體靈魂之說,與羅馬律法之區分上帝與凱撒的權界(Kenneth Minogue: What is the Opposite of Totalitarianism. 1998)。除了自由民主與個人主義的思維與推動外,我們也不能忽略公民社會所能產生的力量。有學者將1989年在中國與歐洲的公民社會所產生的力量,相比於1789年推翻法國封建政權的資產階級革命(Stephen Koekin: Uncivil Society:1989 and the Implosion of the Communist Establishment)。

除了哲學思維的分析面外,也有學者用經濟歷史的角度去看一個封閉社會的經濟的興衰。他們發現一個封閉社會的經濟固然可能有一段相當驚人的成長,但最後都遭到不是快速就是緩慢的衰敗,如16世紀的西班牙與17世紀的法國。這兩國最後都挫敗於開放社會的英國與荷蘭的競爭(Jacob Soll: China: The new Spanish Empire? POLITICO, 8/27/2015)。

除了哲學與政治經濟社會的論述外,我們還得回到文化與道德的角度。如前文所討論的蘇聯倒台的原因,當集權社會最後發展到整個社會充滿了詐騙、盜竊、賄賂、虛偽、造假、暴力,等腐敗到底的狀況後,整個社會也都將難以忍受承担而起而求取改變,求取心靈與道德上的浄化。此外,艾任德也提出每個新生命的誕生都是一個新的可能。人類有異於一般動物的可預測性,每個人都是一個特殊的個體,每個人都有可能是改變社會的因子。

當年是南斯拉夫僅次於狄托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 6/12/1911-4/20/1995),後來因思維與路線不同而遭到清算入牢。他於1957年出版了《新階級》(The New Class),指控共黨統治階級有如舊的封建與資產階級。1969年他出版了《不完美的社會》(The Unperfect Society: Beyond the New Class),提出社會不可能如共產主義所宣稱的完美,但社會要具有能夠改善的能力。當年雖然有許多人與許多學者同意他的看法,但就是幾乎沒有人預測到二、三十年後蘇聯與東歐集權政體的垮台。同樣的,今天可有多少學者預見中共的垮台。中共固然會垮台,但台灣人得了解我們最後還是一切都得自己來。助力是需要的,但不能只是靜觀其成。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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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五 全球自由民主的開倒車 —–開放社會與閉鎖社會

集權主義固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有的現象,但若追究哲學的根源,則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希臘就已產生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書的作者,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 7/28/1902-9/17/1994)指出,蘇格拉底固然是個自由民主主義的倡議者與實踐者,但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就多少種下集權主義的種子。波普舉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為例。《理想國》一書中所主張的制度與思維,只會造成一個封閉權威的社會,而非一個開放的社會。

當年是匈牙利猶太難民的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生名Gyögy Schwartz, 8/12/1930-),戰後移民到英國時就讀於倫敦政經學院。他深受那時在倫敦政經學院教學的卡爾‧波普「開放社會」觀念的影響。如今已是華爾街億萬富豪的他,到2018年二月份為止,已投下了180億美元在他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Wiki)。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在世界各地推動自由民主的理念,在前集權獨裁社會裡造成相當大的影響。這個基金會提供奬學金,建立大學,以推展自由民主的理念。但許多前獨裁國家都予以扺制,或禁止這個基金會的援助與進入。1991年,開放社會基金會在索羅斯的母國,匈牙利的首府布達佩斯,建立了一所只收研究生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諷刺的是,當年曾受開放社會奬學金資助到英國求學的目前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對中歐大學並不友善。而奧爾班本身也反而開倒車,將匈牙利帶頭轉向獨裁閉鎖的路線。

獨裁集權傾向的豈止是匈牙利而已,波蘭、捷克、奧地利,及一些前東歐國家的自由民主思維與體制都搖搖欲墜。甚至連傳統上是自由民主的西歐國家,也都見證到了排外極右勢力的抬頭。而當年是集權大國的蘇聯與中國也都一起向後退。蘇聯解體後的俄國在嘗試自由民主體制一段時間後,在前KGB出身的普亭掌控下,目前已走上實質上是獨裁的途徑。一度對外開放的中國到頭來還是沒有開放,更甚而於2018年3月11日透過人大會的修憲,使習進平成為終身總統。但在這些全球往右轉而向後倒退的風潮中,號稱是全球自由民主領袖的美國的變化最引人注目與憂心。

2017年1月20日,川普就任第45任美國總統。撇開私德不談,川普上台後對媒體的攻擊,對司法獨立的干涉與挑戰,肯定並支持美國友邦中的獨裁者,甚至是敵邦的獨裁者(如他對普亭與習進平的讚賞),都令許多美國人及友邦中的自由陣營人士深感不安。許多人開始問:美國是否正在走向一個集權社會?多少由於這個社會背景,歐威爾的《1984》與艾任德的《集權主義的來源》兩本書的銷售量在川普上台前後開始激升。

那麼,美國會走向集權社會嗎?

每個社會之走向獨裁或集權政體各有各的不同的因素與路線。不認為美國會走向集權政府的人提出,美國有兩百多年的民主政治,權力制衡的機制深入而穩定,不至於會走向集權體制。但綜觀美國的歷史,美國社會一直存有集權主義的一般因素(每個國家都有)與特殊因素(美國的特有)。底下我們就稍微來探討美國特有的情勢。

稍微閱讀美國的獨立歷史與開國元勳的思維,你會發現開國元勳都是啟蒙運動的產物,思維相當先進,是世俗的(secular),而非如當年歐洲般的宗教專制的。雖然開國元勳相當先進,但當年美國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鄉間,民風保守,也很反智與反知識分子。

而其實在美國獨立後不久,尤其在整個國家開始往西前進後,選出的總統便越來越平庸與反智,直到20世紀初才有轉觀。反智識份子(最有名的著作是1963年出版的Richard Ha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也不只美國才有,世界許多國家都有。他們迫害知識分子(如文革中的臭老九)。以今天的美國而言,對大學足球的狂熱使得大學在運動員的開銷上,大於學術及研究的開銷(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報告)。運動除外,美國反智的最典型代表是1925年在田納西州的「猴子審判」(Scopes Trial,也稱為Scopes Monkey Trial)。一個教達爾文演化論的教員,被判違反了不得教演化論的法律而被定罪。美國至今仍有許多人不相信演化論,而甚至有創世博物館(Creation Museum)的存在。而川普的許多閣員也都不相信全球暖化的問題。

大部分的基督徒,天主教徒,與佛教徒都不會去挑戰科學而與科學界對幹起來,但美國基督教的福音派(evangelical)常不如此。美國福音派的興盛大都與19世紀中,以鄕間為主的「第二次大覺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的宗教運動有關。這一派的興盛也多少造成了美國鄉間社會與城市及科學界的摩擦,及因而產生的反智傾向。

宗教上的排斥異己與反智傾向所造成的將是一個閉鎖的社會(closed society)。一個閉鎖的社會自然會走向獨裁與集權。相對於閉鎖社會則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開放的社會原先是由1927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0/18/1859-1/4/1941)首先提出,而後由波普發揚光大的。波普認為社會與政府應要開放、透明、容忍,而個人有決定權。也就是說,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當一個開放的社會漸漸的壓抑民主自由,並容許一些相當排除異己的「宗教」的橫行無阻而失去其開放性時,也就成為集權主義產生的溫床。

李堅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四 孤立、寂寞、疏離的人生 —–集權主義運動裏群眾的角色

既然集權政體是現代社會才有的一個現象與政府結構,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這個現象的產生。

社會與政治的混亂情勢,及經濟的瓦解與急速轉型,是一般學者常討論而認為是主要的促因。但有一個角色是許多學者也都聚焦的—-群眾。也就是說,討論資本主義發展下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簡單的說,現代社會中的人是孤立、寂寞、而有疏離感的。

馬克思固然有討論到資本主義社會會造成人的疏離感(alienation),但討論疏離感是早於黑格爾時就有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書的作者弗洛姆(Erich Fromm, 3/23/1900-3/18/1980)在詮釋疏離感時,用一神教的反對偶像崇拜(idolatry)來做解釋。弗洛姆說,偶像是人們所製造/創造出來的,但偶像反而成為掌控人們的力量。而這也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一種詮釋(alienation….where his “own act becomes to him alien power, standing over and against him, instead of being ruled by him”.)。

也多少由於這種疏離感,現代社會的人是孤獨寂寞的。討論這種現象的艾任徳,在她《集權主義的來源》(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中,著重於群眾(mass)這個觀念。群眾不是暴民(mob)。在艾任德的分析裡,這些群眾是集權社會產生前後的一個特殊景象。有異於傳統的社會階級(如貴族、平民、教育水平)與經濟階級(如工會、商會),這些群眾是超越這些分野的。他們沒什麼家庭、朋友、或同志的關係,而這些孤獨的群眾原先是對政治冷漠而不參與世事的。但在適當時機及適當人物(獨裁者、蠱惑者)的煽動下,他們熱絡了起來。獨裁者是永遠不會認錯的。而對這些群眾而言,他們的領袖(獨裁者)是永遠不會錯,永遠是對的。即使事實一再證明獨裁者的錯誤與預言不正確,這些群眾也會自我解嘲。因為容易受騙(gullibility)與懷疑、不信任(cynicism)已成為這些群眾的特色。而在這種情形下,集權主義透過系統化的教條灌輸(indoctrination)、宣傳、孤立、恐嚇、與洗腦的方式,來達到人們的完全孤立,與獨裁者對社會的完全控制。背後靠的是特務統治與恐怖統治。集權政權的恐怖統治與過去的獨裁専政之不同處在於,過去的恐怖統治要的只是打敗反對者及鎮壓異己。但集權政權下的恐怖統治的對象,也包括那些即時獨裁者都知道的無辜者。這種集權政權的運作及其對人類社會的改變,與人性的扭曲,也是喬治‧歐威爾那本讀了令人覺得沉悶悲觀的《1984》小說中所描述的。

艾任徳賦予集權主義下的這些群眾一個面相的描述,她嘗試解答納粹德國與俄國革命後的蘇聯集權政體所產生的背景。另一個描述群眾(主要是群眾運動)的面相是1951年,由舊金山的碼頭工人賀弗爾(Eric Hoffer, 7/25/1902-5/12/1983)所著,而被美國學界認為是一部經典著作的《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賀弗爾著重在社會心理層面的觀察與詮釋。

賀弗爾對群眾運動中的群眾的觀察有許多與艾任德相同處,但他以一個底層社會人物對群眾運動的觀察,可說是第一手的入微。他認為參與群眾運動的有許多是「新窮人」(New Poor)。意思是說,這些人因社會經濟的變化而失去了他們原有的資產與地位。也有許多是社會中的「畸零人」(misfits),一些難以適應存活於社會的人。而這些人也在群眾運動中透過自我否定而得到歸屬。在一個群眾運動中,有共同的仇恨對象是最大的團結力,並非共同的愛。賀弗爾說,一個群眾運動可以沒有上帝,但不能沒有魔鬼。而這個「魔鬼」是他們所認為的一切痛苦的來源。賀弗爾也認為思想的品質在一個群眾運動中並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領導者的角色。這個領導者越狂妄,越不聽他人意見,而越向全世界挑戰的話,越受人支持。賀弗爾引二、三十年代的德國為例,左翼的德共與右翼的納粹所拉取的都是同一批人。而就宣傳而言,宣傳並不是用於拉對手的,宣傳只在於說服自己人。在一個群眾運動中,個人也都被要求掦棄他們過去的認同與身分,而與這個運動結合在一起。一個群眾運動的吸引人處在於他要你自我否定,而非自我提升。個人在一個群眾運動中的忠誠是對這個組織,而非同志。

賀弗爾認為是改變造成革命,而非革命造成改變。他也觀察到了一個群眾運動的三個階段。一個運動一般由「文人」(men of words)開始,但文人一般並不要革命,只要改革。當一個運動興起後,掌控群眾運動的是「狂熱份子」(fanatics)。最後總結運動的是「實際行動的人」(practical men of action),他們控制全局,將運動的目標設在遙遠的未來而做實際的行政工作。這些階段的人是有可能重疊的,並非全無關聯。若一個群眾運動的目標明確(如美國革命),則狂熱期不長。賀弗爾也認為有極少數的領導者(他引林肯、甘地、邱吉爾、羅斯福、尼赫魯為例),他們有神聖的目標,而不惜動員犧牲群眾去建立這個新秩序。這是正面的群眾運動,而非大部分負面的群眾運動。因為他們知道只有尊重人類,才會有榮譽。

這真有如老子道德經所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人們的命運看來真的不像是自己所能夠掌控的。也許吧,但人至少可以多方探討、分析、內視,而盡一己之力。啟蒙運動到底是這樣開始的。

李堅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三 集權主義政權的特色 —–一切的專控,推陳出新的「運動」,特務統治

由於集權體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有的產物,一個程度上來說,研究集權體制的學科在學術界裡算是年輕的,談不上有汗牛充棟的著作。二次大戰前研究蘇聯的大都聚焦於共產主義。但納粹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後,使人們意識到,單靠傳統上的左右分野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用以界定什麼是集權主義。因為集權體制有可能是右翼,也有可能是左翼。隨著二次大戰的結束及東歐與中共集權統治的建立,探討集權主義的著作也引起了廣泛的興趣。

1956年,被視為研究集權主義權威的德裔美國哈佛教授卡爾‧腓德烈(Carl J. Friedrich, 6/5/1901-9/19/1984),與原本是他的學生而後成為哈佛同僚,並於卡特任內當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布里金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3/26/1928-5/26/2017),合著了《集權主義獨裁與専制》(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一書。在這本書中,腓德烈與布里金斯基提出了集權主義的六個特色:意識形態,一黨専政,恐怖警察統治,通訊上的專控,武器專控,中央掌控的經濟。這部書於後來有所增訂,但當然無法包涵所有集權政體的特色。

集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一般都會含有類似聖經內「啟示錄」的觀念,強調腐敗舊體制的摧毁,與新而美麗又健康的新社會的建立。集權政體也常將一些政府機構有意的重複,如此以方便人員的調換,以易於互相競爭與監控。集權政體也都強調軍事暴力與武力,一再強調外在的危機。而也都栽培青年軍(如紅衛兵)(Peter Baehr: Totalitarianism. January 2005),灌輸青年「保衛國家」。而所有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也都強調集權政體下,一定有的特務統治與恐怖統治。恐怖統治不只針對可能反抗集權政體的異議份子,也大多針對無辜者,以達到恐怖統治的效果。恐怖統治的目的在於改變人的行為,以達到有效的統治。而更進一步的是,特務統治也針對許多統治集團中的政治菁英加以下手。當年與列寧的布爾雪維克一起奮鬥的眾多俄共忠貞分子,都一一遭到史達林的清算與處刑。同樣的,當年與毛澤東打天下的同志也都遭到被清算鬥爭的悲慘下場。

艾任德與其他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也都強調,集權政體都一再不斷的在社會上製造政治社會運動。以動員人民的方式來製造對獨裁者的狂熱忠誠,並達到意識形態上的洗腦。隨便一翻中共建國初期的所作所為,我們不能看出一大堆的社會政治運動:土改,工商改造,反右,百花齊鳴、百花齊放,三反,五反,肅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多的不勝枚舉的「運動」。對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而言,集權政權在掌權初期都因為要強調他們的革命性,而以不斷的運動來現形。但這種「革命運動」期間不只對社會造成相當大的傷害,也傷害到許多統治菁英。而這些政治菁英的「墜毀」,大都源於獨裁者個人與特務統治的勢力。也如此,當獨裁者死亡而「革命運動」告一段落時,存活的政治菁英便會為自己的生存做打算。史達林於1953年3月5日死後,存活的俄共菁英便決定對特務統治加以控制,而走上集體領導的路線(Aviezer Tucker: Why we need totalitarianism—Why we need a more refined concept of it, that is. American Interest, 4/14/2015)。當時的俄共領導人逮捕了史達林時代,囂張不可一世的特務頭子貝利亞(Lavrentiy Beria, 3/29/1899-12/23/1953),而將他處決掉。也如此,後來的赫魯雪夫與戈巴契夫雖然都遭到政變與罷黜,但至少都活了一條命。同樣的,中共在毛澤東死後,也對「革命」告了一段落,而走上有任期限制的集體領導。但習進平的上台及2018年3月11日,人代會的通過習進平任期限制的取消,改變了這個「共識」。

習進平之廢除集體領導而走向一人專制下的集權統治,說來是回復到集權統治靠暴力奪取政權初期的「革命運動」時期—-如列寧/史達林下的蘇聯與毛澤東下的中國。可預期的是他要多倚賴特務的恐怖統治來做控制(同樣是走回頭路的普亭,他本身就是KGB出身的人物)。也可能要多靠一些當年毛澤東下所推出的一大堆「社會政治運動」來鞏固他的統治。

特務統治是集權政權的一個特色。在許多獨裁國家,如當年的中南美洲國家,過去的希臘、緬甸等,主要靠的都是軍事統治(military junta),而非特務。這也是獨裁政權與集權政權的一個分野。軍人固然有武器與人員,但特務機構有的是龐大的組織網與線民。雖然沒有什麼特殊的武器,但在集權政體底下的特務機構,常常清算有強大武力的軍人將官,而非軍方清算特務。在台灣當過兵的人都了解當年的政戰單位(軍中的特務系統)之無孔不入,從連長以上的各級軍官旁邊都有個「輔導長」做監視。民間更是有到處都有的人二單位。此外,監督民間的有調查局,警察局,教官系統,及到處都有的線民。解嚴前的台灣雖不是集權統治,但離之不遠。

不同的集權政體固有其不同處,但也都具有一些共通性。一個集權政體之所以產生及存活下去,最終靠的還是群眾與人民的支持與默許。因為集權政體是在進入近代後才有的現象,現代社會中的人民與群眾之一些特異性便值得我們去做分析與探討。

李堅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 —–政經與社會的混亂促成集權政體的產生

自由民主是一個現代的觀念與產品。同樣的,集權主義也是一個現代的現象與產品。

就時間點而言,自由民主多少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才有的觀念。而集權主義多少也與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有所關聯。集權政體雖然大都存在於左翼的共產國家,但集權政體也不是共產社會才有的專利,右翼的國家也有。就左右翼來看,左翼的集權政體大都產生於較落後的社會,而一般都在暴力革命或政變後馬上建立起來的—如俄國與中國。右翼的集權政體則一般發生在較工業化的國家,而其產生大都經由民主的體制(選舉),加上街頭暴力與政治暗殺而逐漸建立的—如納粹德國。但不管是右翼或左翼的集權政體,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登上世界舞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歐洲三個帝國(德國帝國、奧匈帝國、沙俄),及近東奧圖曼帝國的倒台。歐洲倒台的三個帝國產生出了兩個集權政體—蘇聯與納粹德國(後來併吞了前奧匈帝國的主體奧地利)。俄國於1917年3月8日的二月革命後,建立了一個不穩定的戰時中的民主政權—臨時政府。1917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其實是政變)後,列寧的俄共推翻了臨時政府,掌握了國家機器。俄共於掌權後馬上建立集權體制,而全面控制了蘇聯74年(蘇聯於1991年12月26日解體)。至今的俄國都仍可看出長年集權統治的陰影與影響。

同俄共的建立集權政體一樣,中共也是在中日戰爭中及戰爭後,在社會混亂、政治不穩、及經濟崩盤後,透過暴力來建立集權政體的。而在一個相當程度上,右翼集權政體的建立也是因為社會與政經崩盤的結果。以納粹德國的建立來看,經濟因素也占了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而其發展與大西洋對岸的美國也有些關聯。

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人是反對美國介入美國人所稱的「歐洲戰爭」的。當年的羅斯福(二次大戰)與威爾遜(一次大戰)都以不介入歐洲戰爭為政見,但最後美國都參戰了。美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加入歐洲戰場有其表面上的說辭:如德國帝國的潛艇之擊沈了英國郵輪露西塔尼亞號(RUS Lusitania),船上有128名美國人。但更重要的是,德國外長欽默門(Arthur Zimmermann)給墨西哥政府的秘密外交電文遭英國截獲,而轉交給美國政府。欽默門的電文指出,若美國參戰,則德國會支援墨西哥奪回美墨戰爭後,墨西哥割讓給美國的大片土地。欽默門的電報被威爾遜公布後激起美國人的公憤,而美國也因而向德國帝國宣戰。

但美國政府沒有說明的是國際債務的問題。在當時的英國與法國並不處於優勢。若英法敗給德國,則英法所欠美國的債務也都將因而泡湯。

一次大戰後,英法加諸於德國嚴苛的戰爭賠償。戰後的凡爾賽合約中,將德國的戰爭賠償原先定為200億金馬克。1921年改定為1320億金馬克(約315億美元)。戰後的德國同交戰的各國一樣,工業設施都遭受嚴重的破壞,加以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瓦解,要償還債務有所困難。而且於戰後,法國取回普法戰爭中割讓給德國的亞爾薩斯與洛林兩省。洛林是德國許多工業的所在,失去洛林無異是雪上加霜。1923年1月,德國繳不出戰爭賠償。為了逼德國賠款,法國與比利時進占了魯爾工業區(Rhur)。此舉引起德國人的強烈不滿,政府與民間採取了消極的抵抗。結果是超級通貨膨脹與馬克的崩盤。

美國並不很在意德國的賠償問題,但很在意英法向美國所借的100億美元。若德國沒法賠償英法,則自然會影響到英法對美國的還債能力。1923年底,芝加哥出身的銀行家,當時為美國商務部長的查理‧道斯(Charles G. Dawes, 8/27/1865-4/23/1951)提出了道斯方案(Dawes plan)。道斯方案主張:由外國監督德國的金融重建;法國與比利時由魯爾撤軍;德國的賠償額減低,在經濟改善後再增加額度;美國則由銀行界在民間集資貸款給德國,以促進經濟的復甦。道斯方案結果很成功,使道斯於192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奬。道斯也於20年代末成為美國的副總統(總統是喀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道斯方案雖然相當成功,但沒說清楚德國應付的最後款項。1928年,奇異公司的總裁歐文楊(Owen D. Young)提出楊方案(Young plan),求取最終的解決方案。但楊方案成立不久就遇到1929年的國際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德國、奧國、英國、與法國都無法做賠償與還債而跳票,整個方案也就訴諸高閣(The Dawes Plan, the Young Plan, German Reparations, and inter-allied War Debts. Milestone 1921-1936,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所建立的是脆弱的威瑪共和(1918-1933)。在當時的亂局下,左翼的共產黨與右翼的納粹各自呼群引伴走上街頭示威與對抗,納粹則更走上民兵與武裝對抗的方向。最終是希特勒的選上總理,而逐漸地將德國緊壓控制下走上了集權統治之路。在當時的國際金融危機下,義大利的墨索里尼與西班牙的佛朗明哥,也走上了尚不成集權統治的法西斯之路。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亂局下產生出了新局面,也昭揭了人類社會的一個新政體—集權政體的產生。

李堅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一 集權主義的登上歷史舞台 —–由中共的集權體制談起

沒有人會否認台灣所面臨最大的外在危機是中國。中國不但對台灣是最大的威脅,也是東亞和平與穩定的最大挑戰。而逐漸的,中國也成為世界法治秩序與自由民主社會的破壞者。我們何其有幸坐在這一幕「惡龍霸凌劇」的首排。由於歷史與文化因素,台灣人也變成世界上最了解中國的一個民族。我們有必要,也有責任,去分析中國的本質及其威脅與危害性。

傳統上的中國是一個改朝換代的社會,大都是閉起門來自己人打自己人,與外在世界不太有關係。歐洲列強到亞洲侵門踏戶後,局勢逐漸的改觀。這個新局勢尤其在「新中國」建立後更有個質上的轉變—集權主義成為新的天命。一個19世紀開始在歐洲產生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俄國首先建立了共產政權(1917)。32年後這個意識形態也在中國生根茁壯而建立了「新中國」(1949)。但這兩個共產主義政權並不是建基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主義理想,而是建立在一個集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上。而集權政體的建立也便成為所有共產主義政權的特徵與本質。

但也不能說所有的共產黨都是主張集權體制的。當年智利的阿葉德總統(Salvatore Allende, 6/26/1908-9/11/1973)走的是相當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他雖是共產主義者,但智利有議會政治與自由民主的體制。民選總統阿葉德最後遭到反共的美國所支持的軍事政變推翻,代之而起的是軍事獨裁者皮諾切將軍(Augusto Pinochet, 11/25/1915-12/10/2006)。另外,印度西孟加拉的加爾各答(Kolkata)向來是共產黨通過選舉而掌政。但那是一個民主體制下的產物,而也是地方政府,沒有集權體制的陰影與威脅。

集權政權也不是左翼的共產政權才有的。右翼的政體也有集權體制的建立。雖然大部分的極右翼政權所要的都只是政治權力的絕對掌控,而多少給民間在部分經濟及社會上的自由,而所建立的大都是獨裁政權(authoritarianism),不是集權政體。但一些相當極端的右翼政權也會建立起集權體制的,最有名的例子是納粹德國所建立的集權體制。

20世紀中有兩本相當深入探討集權主義的著作。一本是以小說的形式來描述集權體制下的生活—喬治‧歐威爾的《1984》。一本是以歷史、社會、文化、及政治的角度來探討集權體制的建立—哈娜‧艾任德的《集權主義的來源》(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集權主義的來源》所探討的是,希特勒下的納粹德國與史達林下的蘇聯之集權政體建立過程的分析。本身是德國猶太人的艾任德,探討了歐洲歷史上的反猶太人(Antisemitism)歷史,猶太人在歐洲歷史及政治上角色的轉變,資產階級的產生,民族國家的興起與衰弱,泛民族主義的產生,帝國主義的產生與種族主義,集權主義運動與掌權,及集權政體的建立。在五百多頁的《集權主義的來源》一書中,艾任德討論納粹德國的篇幅大於討論蘇聯的篇幅。艾任德的這本著作也成為了解集權體制的一部相當重要的著作。而也因為這本著作的出版,使她於1959年取得了普林斯頓的教職。

川普的上台也促使不少美國人去了解美國社會極右翼興起的原因。在這種背景下,《1984》與《集權主義的來源》兩書的銷售量也大增。

集權政體與獨裁政體固然有所區別,但有時候區別也不是那麼明顯的。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戰前的日本帝國。20年代末的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道路。當時的日本帝國是不是個集權政體,學術界的人士就不能完全同意。大部分的學者會指出當時的日本帝國缺乏一個集權政體的所有條件:如缺乏一個革命政黨或一個法西斯政黨。但也有少部分學者指出,當時的日本社會現象:如群眾總動員,及絕大多數的效忠天皇,與軍國主義的獨裁,都顯現了集權政體的本質。(Heil Hirohito: Was Imperial Japan a Fascist Totalitarian State?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01/23/2017)

除了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外,在二次大戰中的法西斯義大利是不是也是個集權政體?

在戰前的歐洲,納粹德國的希特勒,法西斯義大利的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7/29/1883-4/28/1945),及法西斯西班牙的佛朗哥是三個惡名昭彰的極右翼獨裁者。西班牙因落後,加以佛朗哥與希特勒的合作條件也沒談攏,所以沒參加軸心國。當時義大利的現代化與戰力也不足,墨索里尼本希望等到1942年才發動戰爭。但希特勒於1939年的攻下波蘭逼使義大利也跟著宣戰而參與戰爭。雖然同為法西斯政權,但當時的西班牙與義大利的法西斯政黨尚稱不上為集權政體,因為他們都容許天主教會的繼續獨立運作,也容許大部分企業及社會功能的有限度自由運作。

義大利的法西斯雖然稱不上是集權政體,但集權主義這個名字卻是當年與墨索里尼對抗的喬萬尼‧亞門都拉(Giovanni Amendola, 4/15/1882-4/7/1926)首先提出的(Peter Baehr: Totalitarianism, January 2005)。亞門都拉是一個政治哲學家與政治家,他指控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運動,企圖在義大利掌控所有的權力,而製造出一個新的政治宗教(new political religion)。而事實上,所有的集權政體也都帶有「信仰」的意味, 而使得政權顯得堅不可破。「穩如泰山,堅不可破」確實是所有集權政體給人的印象。但在分析歷史上所有的集權政體後,我們會發現所有的集權政體最後都走向破滅的道路。

李堅

國共兩黨的死抱開羅奬狀 —–當年哄騙得來卻早已失效過時

歐洲許多國家還都有君主制度(monarchy),但貴族呢?在法律上許多國家都已沒有貴族(如法國與義大利等國家),但那並不就代表貴族的身分與認同就消失了。許多貴族的後代保持低調,但持續他們的家族傳統與認同。一位義大利的朋友說,她的一個親戚是女伯爵(countess)。年紀大了住在自家的一間大農舍,有如一般的農家人士般的生活,但有個侍從還都以頭銜尊稱她。不過她不享有任何政府的特別照顧。

世襲的身分與地位對一個人的認同相當重要。自己努力掙取,嬴取到的身分與地位又何嘗不然。台灣人的名片上常常掛的是一大堆頭銜,許多可能都是虛位。當地位與身分不再存在時,不代表那個認同就消失。一名台灣朋友原本在台灣是一方之霸,來美後生活一直不順,但是還開了一台老舊而問題重重,維修又貴的凱迪拉克。問他為什麼不將這台老車子變賣掉,或買台小車子,他說要開凱迪拉克才有派頭。過去也有個印度同學,年齡一大把了來美留學,但皮夾子裏都保有一份印度報紙訪問他的剪報,逢人便秀,以顯示他並非等閑之輩。不願隱姓埋名或無法東山再起的這些人就一直存在於過去的殊榮記憶中。

世襲的身分與地位在失去後如此,掙取來的身分與地位在失去後也如此,他們都存在於過去的殊榮記憶中。也不是完全不對的,尤其是貴族。強調祖先過去的成就與殊榮,以鼓勵後代子孫努力向上而不往下沉淪,以免失去家族門面。許多歐洲貴族的後代都仍掌有許多財富,也在社會上頗有成就。

但若身分與地位不是世襲的,也不是努力掙取來的,而是連哄帶騙得來的話,這些後代會如何呢?尤其是當年靠以詐騙到手的東西都一再的被證明不對或無效時,這些「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的如何應付呢?

開羅奬狀

在台灣受過教育的人不會不知道開羅宣言的「重要」,更確切的說是對國民黨的重要。國民黨(與虎視眈眈的中國)以開羅宣言來合法化他的佔領台灣與存在於台灣。2013年開羅宣言70周年時,時為中華民國總統的馬英九敲鑼打鼓,大肆紀念開羅宣言70周年,辦了一系列活動。也經由外交部與政治大學舉辦了「《開羅宣言》70週年記念特展暨國際研討會」,馬英九也親自與會了。除了以「學術」來合法化其重要性外,國民黨當局也請了當年參與開羅會議的前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外孫女蘇姆斯(Emma Mary Soames)來與會。

豈止國民黨,當年躲在延安「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中共也要搶這個開羅奬狀了。 2015年(日本投降70周年紀念),中國軍方屬下的八一電影製片廠,拍出了一部票房慘不忍睹的《開羅宣言》,以根本就不在開羅的毛澤東來壓抑並搶了蔣介石的風頭。有如英國的《衞報》(The Guardian)指出,那時的毛澤東都尚未接受到美國代表的訪問,但那時才10歲的達賴喇嘛已與美國總統多有書信來往(Tom Phillips: Bloggers ridicule Chinese film placing Mao Zedong at key wartime conference. 8/17/2015, The Guardian)。有這種「黑吃黑」(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頼福順:黑吃黑   當王曉坡遇上毛澤東。8/18/2015,自由時報)的行為卻也不很奇怪。有如「黑吃黑」一文指出,開羅宣言早已無效,但當國民黨樂此不疲時,中共又何嘗不來個黑吃黑。

問題是,為什麼開羅宣言對國民黨與共產黨是如此的重要?

哄騙出來的開羅會議

二次大戰爆發後,對以英美為主的同盟國而言,歐洲戰場與太平洋戰場是主要的,尤其是歐洲戰場。中國戰場對英美蘇三強而言是次要的。這可由當時美國統籌分配的借貸法案(Lend-Lease)的財務分配看出。英國(及其屬地)拿最大宗,蘇聯拿約英國的三分之一,法國拿約英國的十分之一,中華民國拿約英國的百分之五。但藉機發戰爭財及貪污的國民黨可不願被這麼小看。1943年2月,宋美齡與他的哥哥宋子文來華府訪問,並遊走東西兩岸,控訴美國忽略「自由中國」的努力。在當時的美國報業鉅子,時報雜誌(TIME)發行人,也是蔣宋友人的魯斯(Henry Luce, 4/3/1898-2/28/1967,生於中國山東,父母為傳教士)的宣傳與推波助浪下,造成羅斯福總統不少困擾。最後羅斯福就教於賽珍珠,賽珍珠建議給蔣介石一個會面的機會。也如此,羅斯福與邱吉爾在預定與史達林在德黑蘭的三強會議(Teheran Conference, 11/28/1943-12/1/1943)之前,停腳於開羅與蔣介石會面,舉行了開羅會議(Cairo Conference, 11/23/1943-11/26/1943),算是給蔣介石一個大面子。

這個大面子不只是個會議的見面與合照而已。羅斯福一直有個「四個警察」的構想,認為戰後的世界應由四個警察來維持世界的秩序與和平。羅斯福認定這四個警察將為英國、蘇聯、美國,與在亞洲的中國。因而他提出了四強這個看法。比羅斯福了解中國的邱吉爾很不以為然,認為將中國視為四強之一是天真(naive)離奇(whimsical)與虛假(illusory)的。但邱吉爾無法說服那時已是老大的美國總統羅斯福。

因為有開羅會議與開羅宣言,中華民國不但於戰後將取回滿州國(東北)與本已永久割讓給日本的台澎,也被「認證」為四強之一了。在這種背景下,你能怪無法對抗、無法打敗日本帝國,而只躲在重慶的國民黨,不死抱這張開羅奬狀嗎?

開羅會議重要嗎?

二次大戰中的同盟國有許多會議與協議,而三強的會議尤其來得重要。三強指的是美、英、蘇。這三強的會議如德黑蘭會議,雅爾達會議,與波茨坦會議,也被一些歷史學者認為是二次大戰中最重要的三場會議(Charles River Editors: The Most Important Meetings of the Allies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History of the Tehran Conference, Yalta Conference, and Potsdam Conference)。

除了三強的三場會議外,羅斯福路與邱吉爾於1941年8月在大西洋的會面建立了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 1942年1月,泛美國家(Pan-American states)的里約熱內盧會議(Rio De Janeiro Conference),決議與軸心國斷交;1943年1月,羅斯福、邱吉爾、與戴高樂的卡薩布蘭加會議(Casablanca Conference),討論戰局與決定策略;1943年10月的莫斯科會議; 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1944年,要建立戰後秩序與經濟關係的會議(Conferences at Bretton Woods and Dumbarton Oaks);及1945年4月22日的舊金山會議之訂立聯合國憲章….等等,都被認為是二次大戰中的重要會議。可以看出來的是開羅會議並不是一個很突出而重要的會議。羅斯福的主要身邊助手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認為,開羅會議對整個戰局的進展一點幫助也沒有。邱吉爾則說,開羅會議被中國事務的討論佔了太多時間,不但複雜而也都是芝麻小事(lengthy, complicated, and minor)。

一場B咖,甚至只是C咖級的會議竟然會被國民黨與共產黨捧上了天,看得那麼的重要。一個事情的重要與否到頭來是基於當事者的觀點而出發的。如前所述,既然在開羅會議中「中華民國」被羅斯福總統認證為四強之一,而且不費吹灰之力就可拿回東北與台澎, 你也不能怪中國國民黨與後來的中共為何如此看重開羅宣言,而死抱這張開羅奬狀不放了。

但開羅宣言可是歷久彌新而且是個有效的條約嗎?

邱吉爾如是說

在二次大戰中帶領大英帝國度過黑暗期的邱吉爾的保守黨,卻於歐戰結束那時的大選中敗給了工黨。工黨的上台使邱吉爾於參加波茨坦會議時中途下台,而由工黨的亞特力(Clement Attlee)代表英國參加。上台後的工黨成為西歐國家中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國家—1950年1月6日,中共建國後的兩個多月。

1951年10月26日邱吉爾重返總理之職,直至1955年4月6日的下台與退休。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1953年7月27日,雙方簽停戰協議。 1954年8月,國共開始集結兵力。9月,中共開始炮轟金門、馬祖與大陳列島。 1954年12月2日,中華民國與美國簽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預定於1955年3月3日生效。在條約生效前的1955年1月18日,中共發動「一江山之役」, 1月20日佔領了一江山。1955年2月,美國協助國民黨將大陳列島的28,000名居民撤退到台灣。在東亞這種緊張局勢下,許多英國人不願看到戰事的擴大。在這種背景下, 1955年2月1日,工黨議員引用開羅宣言質詢邱吉爾。工黨議員的質詢認為,基於開羅宣言,台灣應於戰後歸還給中國。

邱吉爾以當年參與開羅會議者的身分回答到:開羅宣言只是「包含了一個共同目標的陳述」(contains merely a statement of common purpose),而自從那個宣言發表後,「發生了許多事件」(a lot of things have happened)。邱吉爾說,台灣問題是國際問題,而台灣的未來主權未定。邱吉爾也建議質詢他的工黨議員去讀一讀1951年5月,工黨的外交部長(Herbert Morrison)在議會的陳述與回答。(紐約時報1955年2月2日:開羅的台灣宣言不合時宜,已過時。Cairo Formosa Declaration Out of Date, Says Churchill; Churchill CALLS PLEDGE OUTDATED. New York Times, 2/2/1955)。1951年5月11日工黨的議會紀錄顯示,當時的外交部長(Herbert Morrison)表示,目前遠東最大的問題是韓戰,只要韓國的問題沒解決則談台灣問題尚早。台灣問題應等對日和約後才來決定。在回答議員的追加問題中,Herbert Morrison也指出台灣住民的要求應列入考慮。

英國外相的陳述是在舊金山和會(1951年9月)之前,邱吉爾的陳述是在舊金山和會之後。我們了解,不論是1951年9月8日所簽的舊金山和約,或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在台北所簽,依循舊金山和約的台北和約,都指出台灣的主權歸屬未定。而舊金山和約的簽訂也代表了開羅宣言所宣稱「台灣應歸還給中國」的說法走入歷史。

當年參與開羅會議的邱吉爾都說開羅宣言已過時(被國民黨邀請來台的邱吉爾外孫女蘇姆斯可能不知她祖父的立場)。而許多歷史文件也都早已證明開羅宣言沒有國際法效力,而也早已過時。一個沒有與會者簽名而只是個新聞稿的開羅宣言(所謂的「九二共識」不用說簽名,連個文稿都沒有),卻被說成是個國際條約。要拿這個「開羅奬狀」到處行騙以得逞卻也有個原因與前提:問題不只是在行騙者,問題也在於受騙者的容易上當。

有人善騙,有人容易受騙

美國的法庭所講的主要條件是:1. 證據;2. 事務有沒有一致(consistency),也就是說不能有破綻;3. 各專家的陳述與意見及其比較;而最終決定於4. 可性信(credibility)。而這些也都是陪審員在聆聽兩造後所要決定的。一般而言,任何一個漏洞的被指出後,一般很可能就會造成整個案情陳述架構的崩盤。

美國是一個比台灣要來的實事求是的社會,但美國行騙與受騙的人還是多的不勝枚舉。也因而有「每分鐘都有一個呆瓜的誕生」(There’s a sucker born every minute)那個說辭。但台灣搞不好每秒鐘都有一個呆瓜的誕生。如果一個社會中沒有別有心機的人,當個呆瓜也可平穩的過日子。但當一個善於詐騙的文化(中國國民黨所帶來的中華厚黑文化)與一個純樸簡單的社會(如戰後的台灣)會合後,問題自然會產生。這也是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那篇小說所要顯示的。一名台灣女子玉蘭在台灣「回歸祖國」後,被一名中國來的范漢智的外表,善吹牛皮,完全是「假大空」,和「帶舌音的國語」所迷惑而與之結婚。最後才發現自己嫁給了一個漢奸、貪官、和奸商。

容易受騙的人大多因為貪與愚。貪,因為他們求取難以令人置信而容易到手的「好東西」,不相信實事求是的路途而要抄捷徑。愚,因為他們不認真求證,寧願相信唾手可得的「美好事物」,不去了解事務的來龍去脈,而將判斷力交給他人。善騙的人當然也是貪,他們貪名位、身分、財富,而不擇手段。善騙的人也奸,巧取豪奪而缺乏道德上的規範。

容易受騙的台灣人加上善騙的中國國民黨真可說是「駝背攬大肚」,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如果不去除貪與愚的話,容易受騙的人還可真的無解。但更重要的是應去除問題的根源,應去除貪與奸的善騙者。一再的揭穿善騙者的本質固然能改善社會以求取事物的真相,但我們要了解,善騙者是永遠會存在的。

不要當螃蟹

若用謊言來保護自己、朋友或團體的話,不同文化是否有不同的模式?一個比較加拿大與中國兒童的謊言行為發現:加拿大兒童傾向於用謊言來保護自己甚於保護團體;中國兒童則說他們會用謊言來保護團體(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43, No. 2, March 2007)。當然這種分野未必完全正確或適當,因為為了團體而說謊,個人也常會因而得利。例如,中國人的一些說辭中常常有一些無心或有意的欺騙,而說謊者(自知或不自知)也因而覺得「與有榮焉」。這種例子相當的多:如,「八年抗戰勝利」(中國國民黨何時打敗了日本?中共更不用說了。日本帝國是敗於美國與蘇聯的,不是中華民國,更非中共);「五千年優美的文化」(中國頂多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何來五千年。再說,中國有許多陋習,何來優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事實是中國人專打中國人而善於內鬥,中國人大都是死在自己人手裡的);誇稱「中華民族是一個優秀的民族」,而事實是根本沒有「中華民族」這個東西,而中國人也談不上什麼優秀。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卻產生不出佔全球四分之一的人才與成就。而整個中國社會也相當閉塞,急於護短,容不得自己人或別人的批評。

自欺欺人似乎已成中國文化的特色之一,這也表現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與對岸的中國共產黨,兩者都死咬著開羅奬章不放。理由是開羅宣言「頒發」給了中國國民黨,中國是四強之一這個獎狀,而也說台灣應歸還中國。但這麼一個不是很重要的二次大戰中的同盟國會議,而且已被當事者(邱吉爾)與史家都否認其効力的開羅宣言卻成為國共兩黨的圖騰。這倒也引導出了中國人自卑和缺乏自信的事實。中國人自大,但沒有自信,沒有面對事實的心智能力與勇氣。他們寧願生存在一個靠朦騙所編織出來的世界裡。說他們自卑,因為在面對批評時一般的反應是惱羞成怒。中國的集權政體百般阻擋外在世界的真實面,這都是一個脆弱而缺乏自信的表現,不是一個有自信的強國。人多地大固然是個大國,但不代表是強國,更非超級強國。而文化也不等同文明。中國固有其文化,但以他壓迫少數民族、少數族群、異議人士,及缺乏自由民主來看,談不上是個文明國家。

哄騙得來的開羅奬狀已一再的被證明其不合時宜,並非國際條約,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卻樂此不疲。這令人想起三十多年前中國剛對外開放時,一名在美國的中國人描述中國人,說中國人很像「一籮筐的螃蟹」,互相嵌夾但就是出不了那個籮筐。這多少解釋了中國文化與體制停滯而無法進步的原因。與堅信開羅宣言的中國人討論開羅奬狀無異掉入那個籮筐而成為一隻螃蟹。但有時不權充一下籮筐中的螃蟹以據理力爭倒也不行。說權充當然不代表我們就變成螃蟹的等級,只不過是「我不入籮筐,誰入籮筐」罷了。

 

圖一。開羅公報(Cairo Communiqué),一般稱為開羅宣言。注意這份公報是以新聞稿的方式發佈的,也非如條約般的有簽名。

圖二。1955年2月2日的《紐約時報》有關邱吉爾對開羅宣言的台灣部分已過時,不合時宜的報導。邱吉爾指出台灣問題是國際問題,台灣的主權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