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州國的產生與滅亡之三 曇花一現的滿州國 —-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線

北洋軍閥奉糸的張作霖原本是受到日本的支持的。但當關東軍發現張作霖難以駕馭後,於1928年 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中將張作霖暗殺了。關東軍原意要於張作霖死後的亂局中進占東北,但馬上接任的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改掛中華民國國旗而名義上完成了中國的統一。
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全面進占東北。1932年2月18日宣布滿州國的建立。滿州國除了今天的東北外,也包括內蒙的東部,但不包括關東州 (遼東半島的頂端)。在滿州國期間,關東州仍屬日本的租借地。 1932年3月6日,關東軍「安排」溥儀「登基」, 年號大同(後改為康德)。滿州國的國旗採用了國民黨的五色旗設計,但改為黃底。以「紅藍白黑滿地黃」來象徵「滿漢和朝蒙」五族協和。而「五族協和,王道樂土」正是滿州帝國的格言。滿州國的皇帝是愛新覺羅溥儀。國務總理及內閣官員皆是漢人或滿人(也有一個當外交總長的台灣人謝介石),但實權都掌控在名義上是副閣員的日本人手裏。
九一八事變後,中華民國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要國聯主持公道。國民黨也照會美國,要美國關切此事。 1932年,國聯組成一個由英國爵士李頓(V.A.G.R. Bulwer-Lytton)帶頭,團員有法、意、德、美的李頓調查團(Lytton Commission),到中國與日本調查滿州國的真相。 1932年10月2日,李頓報告出爐。報告指出,沒有日本軍隊的支持,滿州國不可能建立。滿州國的建立不受到一般中國人的支持,而也不是一個真正的獨立運動。 1933年2月,國聯通過譴責日本為侵略者的決議。日本則於1933年3月27日退出國聯。
對於日本之進占東北,美國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 9/21/1867-10/20/1950)也於1932年1月7日向中日兩國提出被稱為是史汀生主義(Stimson Doctrine)的主張。強調不承認用武力改變國際疆界的做法。其實從1907年以來,美國就透過外交管道要日本退出南滿,因為那違反美國的門戶開放原則。史汀生主義只不過再次強調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罷了。但在那時,日本的智識界與媒體都已深信「滿州生命線」的主張—-強調滿州對日本生存的重要。美日在東北的衝突也將於日後成為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線。
滿州國成立初年,承認的國家不到十個。但隨著二次大戰的爆發,軸心國佔領下的國家大都承認滿州國。對於當時的日本人來說,滿州國是一個全新而大家都努力去開發的新世界。1908年時,東北的人口約一千五百萬人。1934年,滿州國的人口統計是三千八十萬人。其中兩千九百五十萬人是中國人(96%),五十九萬日本人(2%),六十八萬韓國人(2%)。蒙古人及白俄不到百分之一。1941年時人口增加到五千萬人。日本人大都居住於城市。新京(長春)人口四分之一是日本人。由於日本鼓勵農業的開拓移民。到1944年時,日本人在滿州國已有一百六十萬人。當蘇聯侵入滿州國時,他們逮補了八十五萬名日本人。許多軍民被送到西伯利亞做勞役,最後大都被遣返日本。 1946年到1948年間,有超過一百萬的日本人在美國海軍的協助下經由葫蘆島被遣返日本。也有不少遺孤(約四千名兒童)被華人認養,而女子則嫁給中國農民。今天東北的三百萬韓國人則大多為當時移民滿州國的後代。
但日本在滿州國的建設也是相當可觀的。到1939年時,鐵路路線全長已超過一萬公里。相較之下,全中國的鐵路在1949年時是兩萬兩千公里。由於日本本土於二次大戰中遭到全面的轟炸,所以在二次大戰結束時,滿州國是全亞洲的工業重鎮,機械都是最先進的。在教育方面,採取中日兩種語言都教的做法。滿州國有一萬兩千間小學,兩百間中學,一百四十間師範學院,五十間技術學院,一千六百間私立學校(要特準),一百五十間教會學校。哈爾濱就有二十五間俄國學校。
當美國於廣島(1945年8月6日)與長崎(1945年8月9日)投下兩顆原子彈後,蘇聯於8月9日開始以一百六十萬的兵力攻入滿洲國(滿州戰略攻擊計畫Manchurian Strategic Offensive Operation, 美國人稱之為八月風暴作業Operation August Storm)。當時有七十一萬兵力的關東軍精銳不再,而東京也已下達投降令。 名義上有二十萬兵力的滿州國國軍則不戰而潰。蘇聯進入滿州國後也將大部份的工業設備劫回本土。投降後的關東軍與日本技術人員則由蘇聯及後來才到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各取所需」。為了維持鐵路及各項工業的運作,國民黨就「雇用」了11400名原來滿鐵的僱員,共產黨則「雇用」了八萬名滿鐵僱員。
曇花一現的滿州國(1932-1945)就從此消失於世界舞台。東北是日本的三倍大,除了天然資源豐富外,又地處日俄對抗的要衝。日本鯨吞東北後,由於蘇聯忙於俄國革命(1917)及隨後的內戰及重建,無暇也無力顧及東北。美國的反彈是最厲害的。從滿州國的建立到日後的全面清華,及1940年日本的進占法屬中南半島,美國是一再的反對。美國也推出一連串的對日制裁:從1939年的終止與日本的商務條約,到1940年的出口控制法案—-禁止石油與廢鐵的輸日。當時日本80%的石油要由美國進口。最後於1941年凍結日本在美國的一切財產。美國要日本退出東北,回復到1931年前的情況。但當時即使是溫和派的日本人也在「滿州生命線」的思維下,無法接受美國的要求。滿州國也就成為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線。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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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州國的產生與滅亡之二 滿鐵與關東軍 —–日帝在東北的發展

東北是滿族的發源地。但在清朝,東北沒有什麼開發,也沒有與關內做整合。為了防止漢人的北移,清朝於他們的發源地的吉林與黑龍江的西南邊建立了柳條邊。柳條邊是個堤防壕溝,因廣植柳樹而稱為柳條邊。為的就是要與漢人為主的遼寧做個區隔。
也多少由於東北的缺乏開發及欠缺與關內的整合,又因地除要衝,遂引起沙俄與日本的覬覦。
取得南滿鐵路後的日本於1906年成立了半官方的「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以做經營。首任總栽就是治理台灣有成的後藤新平。滿鐵不是一個單純的鐵路公司。除了人員及貨物的運輸外,它同時負有對鐵路沿線的資料蒐集(情報),及從事各種天然資源開發的作用。
滿鐵成立後即積極的擴張鐵路系統,聯繫煙台,營口,旅順,大連及安東等。為的就是煤礦及鐵礦的運輸,農產品的運輸與進出口,及移民的墾殖。在1907年,滿鐵雇用有九千名日本人,四千名中國人。三年之後的1910年,雇用人口增加到三萬五千名日本人與兩萬五千名中國人。就一個公司的經營來看, 滿鐵的獲利是很高的。 以1920年代的報稅來看,平均獲利率介於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五之間。
由於滿鐵是半官方機構,舉凡許多政府的職責,滿鐵也都執行。如土地的開發與移民的墾殖,都市計畫,農業政策及開發,工業發展等等,滿鐵都有插手。到1927年時,全世界一半的大豆都由東北生產與外銷。到1930年代後,東北的鋼鐵產量已超過日本本國。而在滿洲國期間,在東北的日本人人口也多達八十萬人,後來超過百萬。滿鐵鐵道的軌寬比日本本土的來的寬,但比沙俄西伯利亞鐵路來的窄。 1934年,滿鐵開始營運由新京(今長春)到大連的亞細亞號列車,時速134公里,是當時全亞洲最快速的火車。
在滿鐵的經營與規劃下,許多城市也都有寬廣的馬路及扶蔭的公園,並建立許多西式的住宅。連當時日本都相當少見的抽水馬桶,廢水處理及現代化與新式奇特的建築,滿州國都有。
到日本全面侵華的1937年,滿鐵已擁有15家公司,32家分公司,並於33家公司都有投資。除了鐵路外,滿鐵也經營海運,空運,鋼鐵廠,化學廠,煉油廠,水泥廠,煤礦及其他礦業,貿易與零售,電力公司,天然瓦斯公司,通訊業,出版業及旅館業等等。到二次大戰結束時,滿鐵擁有71家公司,三十四萬名員工。其中二十四萬八千名是中國人與俄國人。
有人稱滿鐵為日本在中國的東印度公司。這多少源於後藤新平於接任總裁一職之時,有意用英國統治印度的東印度公司做模式來治理東北。但也因為是個半官方的機構,在管理的方針上難免出問題。尤其是在清朝倒台後,東北的情勢變得複雜起來。而也在這種局勢的變化下,滿鐵對原有的兩個管理方法的路線之爭做了個定調。
滿鐵原有的兩個管理路線是不太相符合的。一個是認為好好的做好建設與經濟開發,這會於東北造成繁榮與和平,而也會有利於日本本國。另一個路線是以政領商,要東京採取有利於滿鐵經濟利益的外交政策,來加述滿鐵的開發與成長。在大形勢的變遷下,以政領商的路線成為主導。(參見加藤聖文的《滿鐵全史》,講談社, 2006)。滿鐵建立有詳細的檔案與資料,目前保存於遼寧省博物館,但不對外公開。
滿鐵是技術官僚發揮所長的場所。而在實際施壓與武力運作上,這便是關東軍的角色了。
當年名震四方但也惡名昭彰的關東軍,於最強時期曾經擁有高達一百三十萬的兵力。在那軍人干政而有統制派與皇道派之爭的年代,關東軍是皇道派的大本營。他們不只干涉日本的政治,也介入中國的內政。這些主謀的指揮官不但沒有受到懲罰,反而於事後有升遷的情形。如曾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東條英機後來成為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的總理大臣。關東軍固然製造了許多事端:如暗殺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及全面進占東北的柳條湖事變(或稱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但最駭人聽聞的可能就是研究生化武器的731部隊了(正式名稱是防疫給水部)。這個由石井四郎(陸軍中將)所領導而以活人做實驗的「石井部隊」,估計殺死了三千名中國人、韓國人與一些盟軍俘虜。受到傷害但沒死的則有更多人。
關東軍於二次大戰期間,由於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的失利,也被大量派往太平洋戰區。在1944年四月至十二月的「一號作戰」(又稱大陸打通作戰或豫湘桂會戰)中,也有大量關東軍的支援。在二次大戰結束時,關東軍只存有71萬名兵力,而且已精銳不再。一個當年囂張不可一世的關東軍,在日本天皇下令投降下卻呈潰散的狀態。不但無法保護自己的僑民,最終也被蘇聯大量送到西伯利亞俘虜營中做勞改。

 

李堅

滿州國的產生與滅亡之一 十九世紀末的東北亞情勢 ——日本帝國與沙俄的角逐

戰前的日本帝國擁有四個殖民地。依時間的順序是台灣,南庫頁島,韓國,與滿洲國。日本之取得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沒有反對的聲音。南庫頁島的取得是依據日俄戰爭後的條約。日本於國際強權運作後之取得韓國,在國際社會上卻也風平浪靜。但日本後來之進站東北卻於國際上引起以美國為主的反彈,而多少成為後來二次大戰及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線。
在明治政府啟動維新追求現代化的初期,日本政府最主要的考量是加速現代化與國防力量,以維護日本的獨立與生存。在當時,亞非各國大都已紛紛淪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即使連清朝這個大國也敗於英法之後,這個考量是相當迫切與切身的。明治政府派遣了幾個使節團到歐美各國訪問兼取經。最有名的一團是「岩倉使節團」。岩倉使節團的組成有四個使節,不下十個政府官員及60名將留在歐美留學的留學生。他們於1871年 12月23日乘美國的郵輪SS America 由橫濱出發,先到美國的舊金山,然後到華盛頓特區,接著到歐洲各國訪問。岩倉使節團的兩個目的之一是在求取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沒有成功。另一個目的在研討西方的教育、科技、文化、經濟、社會與軍事。在與德國帝國宰相稗斯麥的會談中,岩倉使節團人員感受到小國要維護主權的困難。也有西方列強領導人向使節團人員說明,日本如果沒辦法控制朝鮮半島,則朝鮮之於日本將有如抵住喉頭的匕首一般。岩倉時節團於近兩年後的1873年9月13日回到日本。他們對歐美各國的現代化印象良深。也因而於返日後積極推動日本的現代化。
在明治政府積極推動現代化及維護主權獨立的過程中,1889年,時任總理大臣而本身是元帥陸軍大將的山縣有朋,提出了主權線(國境)與利益線(朝鮮半島)這個觀念。山縣有朋的觀念也將成為日本日後進占韓國及東北的「理論基礎」。
當時朝鮮王朝的腐敗與無能比清朝只有過之而無不及。若清朝與朝鮮王朝垮台而淪落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的話,則將嚴重的威脅到日本的獨立與生存。而更迫切的是沙俄已於十九世紀末積極的滲透東北。他們開築鐵路,也將勢力延伸到朝鮮半島。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日本取得台灣及後來被迫放棄的遼東半島。但戰爭的結果大抵已決定了日後韓國將落於日本的手裏,而也將日俄的對抗浮上檯面。在日俄對抗下,日本的利益線也將不只局限於朝鮮半島,而將延伸到遼東半島及整個東北。
日俄在東北的角逐及英、法、德、義對清朝的蠶食及可能的鯨呑,引起了新興帝國美國的緊張。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於1899年9月6日向英法德義俄與日本寄出一份由美國外交官柔克義 (William W. Rockhill, 5/1/1854-12/8/1914) 所擬定的「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美國深怕列強對中國的「侵食」及可能的瓜分,將可能會影響到美國的對華貿易與利益。美國希望各列強能保證他們不會改變通商港口的現狀,並能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簡單說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公平共食,不要喫緊弄破碗,弄得有人沒得吃。門戶開政策只是一個建議,只希望大家能互守約束,並沒有法律上的効力。
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是為了爭奪在東北的權益,在一連串外交斡旋不果的結局下所發生的戰爭。日俄戰爭爆發之時,美國的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 10/27/1858-1/6/1919)多少樂意見到日本之阻止沙俄勢力之伸向太平洋。但在緬因州的撲茨茅斯(Portsmouth)的議和中,美國可說是採取考慮到自身利益的角色。美國於1899年在美西戰爭後取得菲律賓,而於1899-1902年間對菲律賓的游擊隊進行鎮壓(菲律賓的游擊隊已於1896年開始,進行對抗西班牙的獨立運動武裝抗爭)。此時的美國已開始成為太平洋強權,自然不希望看到沙俄與日本的強奪地盤。美國的調停日俄自然考慮到這個因素。也因此,日本對議和的結果,不論是官方或民間,都是不滿意的。日俄戰爭後戰敗的沙俄退出東北,放棄遼東半島的租借地並將南滿鐵路(長春到旅順)轉予日本,但保有北邊的東清鐵路(由滿洲里,哈爾濱到海參崴)。日本的勢力從此伸入東北。
遼東半島的頂端本於1898年租借給沙俄, 1905年後成為日本的租借地。這個地方因為位於山海關之東,所以稱為關東州。日本於租借遼東半島後於該地設立了關東都督府,也建立了滿鐵守備隊。這個滿鐵守備隊後來成為關東軍。關東軍後來發展成「大日本帝國陸軍」中最大,最精銳,而也最重要的部隊。但關東軍卻也是於二次大戰前製造最多麻煩,常常不聽東京的指揮而「下剋上」的一個軍團。雖然「下剋上」,但其所作所為卻不但沒遭到中央的處罰,反而有升遷的情形。二次大戰中,關東軍並沒大作為,而也顯得平靜而不再製造麻煩。
在接收沙俄的南滿鐵路後,日本也設立半官方的「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來管理。這個「滿鐵」,有了關東軍的撐腰與配合,也將改變東北的面貌。

 

李堅

不完美的完美性 —- 善惡‧因果‧現世

社會新聞的報導上常會有橫死的新聞。死者的親戚或友人常會說這是一個很不幸而令人悲傷的事,死者是一個很好的人。這種新聞看多了難免會令人覺得還是不要當好人好。若好人常遭不幸或一生沒有好下場,那當好人不是自討苦吃。
人生的際遇如此,而西方法律的規範及結局也常令人覺得是對惡人網開一面,沒有達到懲罰的效果。 1994年六月美國前足球明星辛普森(O.J. Simpson)的前妻及她的男友慘遭亂刀砍死。證據顯示辛普森的嫌疑很大。但在那場實況轉播而長達好幾個月的審判中卻也說明了一個事實:有錢有名還是容易避開刑罰的,因為你雇用得到起大牌的律師。辛普森於1995年10月被認定無罪而釋放。法律上雖然無罪,但許多美國人還是認為他是個謀殺犯。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很多人會覺得社會是不公平的,人生是不合理的。尤其你若是在天秤高的一邊—社會上的無力階級,則你更會有那種不滿的情結。但宗教對這種情結有所解答。
基督教講怎麼耕耘,怎麼收穫(you reap what you sow)。翻開聖經可找出這種講法的出處不下六十來個。佛教也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相信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三世因果之説的佛教還會再加一句: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而回教與猶太教也有這種教義。當然有時候如何去界定善與惡,並不是那麼容易而黑白分明的。對回教徒與猶太教徒而言,吃豬肉是永不得超生的。以前遇過一個猶太朋友,她說她小時候就深信吃豬肉的人都會下地獄。她說她小時候有次在一間餐館看到鄰桌的一個男人在吃豬排。她深信地會裂開而他會馬上下地獄。 地當然沒裂開,而他於吃完豬排後也平安無事。這個猶太小女孩的失望可想而知。
宗教所講的是人死後的世界。基督教相信,信耶穌與上帝會得以進入天堂達到永生。回教也強調要對阿拉唯一真神的信仰,及死後會面對哈拉的最後審判。佛教的淨土宗也相信虔誠的念阿彌陀佛會引致死後的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也因為這種信仰,近年來的台灣新聞不再用逝世一詞,而用往生之說。這多少是對死者的善意用詞。
但有誰知道死後的世界呢?即使是很虔誠的教徒,而堅信他或她於死後會進入天堂或極樂世界的人,看來也大都會難以面對死亡。雖然堅信因為他們的信仰,死後的世界會比目前的世界好,但可能誰也都不想早死,都不要死。說來是人人有希望,但個個沒把握。
到頭來我們所能知道的,所能掌握的,就是人的一生—從出生到死亡。我們也只能從改善現世的社會開始。基督教有社會公義的強調,而現代的佛教也有現世極樂的說法。而這些對無神論的共產主義來說從來就不是個問題。針對當時資本主義發展所引起的許多社會病變,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而於二十世紀中葉建立了許多共產國家。共產主義提倡廢除私有財產制。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都由中央來規劃。共產主義所要建立的是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沒有階級的理想世界。但其結果卻是個可怕的烏托邦。所有共產社會不但都是個沒有自由民主的極權社會,而且在強調廢除資產階級的同時卻製造出了一個新的階級—統治階級。這是前南斯拉夫異議份子吉拉斯(Milovan Djilas, 1911-1995)的結論。
吉拉斯是早期的共黨秘密份子,很早就與強人狄托(Josip Broz Tito, 1892-1980)有深交。他於二次大戰中組織人民對抗納稅的入侵。二次大戰後他於南斯拉夫政府中被視為是狄托的繼任人選。但他也對共產黨的實際運作產生懷疑。1956年,他公開指責蘇聯對匈牙利人民抗暴的鎮壓,也因而首次遭到牢獄之災。1957年他發表了《新階級:共產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一書,指責共產革命並沒有消滅階級,而是製造了一批新的權貴官僚階級。為了此書他遭受四年的牢獄之災。出獄後又因發表他與史達林的對話錄(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而被判五年。1966年出獄後他被准許出國,而到普林斯頓大學當客座教授。在美期間他發表了《不完美的社會》(The Unperfect Society : Beyond the New Class)一書。吉拉斯回顧共產主義思想而看出這個烏托邦意識形態的可怕與危險。吉拉斯認為社會是不可能完美的,但社會要具有自我改善的制度與能力。
研究演化論的學者也會告訴你,演化是不可能產生出完美的生物的,只能在現有的DNA上做變化而已。自然界也好,社會也好,完美是不可能的。大家對辛普森案的判決也是不滿意的,但那是長久演變,一再改善下的目前美國司法體制的最佳與折衷的制度。這個制度也會隨時接受民意監督及學者的審視而不斷地改善,直到它漸趨完善,但最終也不會是一個完美的制度。一個可以自我改善的不完美體制即是一個完美的體制。

 

李堅

同情心與政治運動 —-打落水狗‧費厄潑賴‧轉型正義

如果沒有什麼巨大的變數與不可預期的狀況的話, 2016年的台灣大選將是民進黨的執政與國民黨的下野。也不只是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勝負而已,台灣的政治板塊在過去一年多來已發生了質變:台灣的政治勢力對比已不再是藍大於綠,而是綠大於藍。將主導未來台灣政局的不只是民進黨而已,而是綠營。而失去政治勢力的,不將只是國民黨,而是整個泛藍集團。在過去幹盡悪事,作威作福的藍營雖不至於就此消失,但可想見的其惡勢力將會越來越小。曾經威風不可一世的國民黨集團(含親民黨與新黨)將會有如一隻落水狗般。台灣人要打落水狗嗎?或是拯救之而予以應有的地位?
費厄潑賴
受西方教育的林語堂當年在第57期的《語絲》談「費厄潑賴」(fair play),認為這種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要提倡並鼓勵。又提起如果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補充「費厄潑賴」的意義。為了這篇文章,魯迅於1926年1月10日發表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刑」一文。
在此附帶一提的是,我們知道fair play是公平競爭、公平對待的意思。林語堂之所以做「費厄潑賴」的音譯,反映出了當時的中國缺乏這個觀念與名詞。就如同那時也泛用的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一樣,代表一個外來的觀念尚未植根於該國的文化之中。
魯迅說:「『犯而不校』(註:被人侵犯但不計較)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中國最多的卻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這其實是老實人自討苦喫」。魯迅舉與他在日本留學期間一同參加留日學生革命運動的秋瑾為例,「她是死於告密的」。革命後她的同志王金發「抓住了殺害她的謀主,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為她報仇」。但最終認為已經是民國了,將那謀主釋放了。因為「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發卻被袁世凱的走狗槍決了,與有力的是他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
魯迅不是反對公平競爭與公平對待(費厄潑賴)的,魯迅說: 「土紳士或洋紳士們不是常常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外國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適用嗎?我以為這『費厄潑賴』也是其一。否則,他對你不『費厄』,你卻對他要去『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喫虧…..所以要『費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牠也『費厄』了,然後再與牠講『費厄』不遲」。魯迅最後的結語是:「但我敢斷言,反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鬆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卻還在睡覺,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後,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
打泥巴戰
反動勢力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在阻擋社會的前進的。要的就是保護他們的不法所得及特權。隨著社會進步力量的逐日增強,反動勢力的反撲也會越來越強化。明目張膽的反撲容易識別,但拐彎抹角而委婉的作法卻是很難察覺的。在這方面,曾經當過新聞局局長而手上沾滿鮮血的宋楚瑜是個最佳代表。
會哭,會鬧,而唱作俱佳的宋楚瑜於宣布他要競選總統後,第一支廣告便是將泥巴往自己身上貼。表明是要打泥巴戰了。這不免令人聯想起美國過去流行的泳裝美女打泥巴戰的情況。宋楚瑜這一個泥巴戰廣告用美國社會的觀點來看,是一個很成功的「風頭特技」(publicity stunt)。雖說並不是一個青春的泳裝美女而已是一個老妓了(雖然宋楚瑜會自比為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但宋楚瑜的這一招倒也再打響了他的能見度與知名度。有知名度並不就代表人民對他的印象有所改變。宋楚瑜接下來便針對台灣人的同情心與厚道下手。 2015年8月,宋楚瑜為過去他當新聞局局長及國民黨文公會主任時,打壓新聞一事首度鞠躬道歉。宋楚瑜這一「道歉」頗有奏効。一些綠營的名嘴竟然認為他的「道歉」有誠意。
有誠意?Give me a break! 宋楚瑜若是放下紅麈一切去閉關三年。出關後痛改前非而道歉,並宣布從此不再涉足政壇而致力於公益,則我們當然能說他有誠意。但宋楚瑜是有求而來。他因為有所求而道歉,有什麼誠意?今天他若不是想當總統,他會道歉嗎?老奸巨猾的他若有一天真的向善了,那真可是「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之時。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東北的貂
魯迅在文中說:「俗語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也許太刻薄一點罷,但仔細想來,卻也覺得並非唆人作惡之談,乃是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驗之後的警句」。也提到反動的人常藉人們的惻隱之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同情票在台灣的選舉文化上是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宋楚瑜要的就是引起人民的同情心來達到他的目的。有同情心的人應該要了解,濫施同情而缺乏認識的可能遭遇。
貂皮是名貴的產品。但在過去貂不是容易抓到的。以前讀過一則東北人如何抓貂的故事。他們用壯漢在喝酒避寒後,脫掉上衣躺在雪地裏裝昏死。有同情心的貂會過來依偎這個人的上身給予溫暖。這些有同情心的貂也就因而上網,而最終都遭到剝皮的厄運。
許多投同情票的人顯然不知悪人的本質。在投下同情票後也將遭到被壓迫、被剝削的結局。反動人士是很會演哭、鬧、上吊的「悲劇」的。台灣的先輩不就早就說過「作戲悾,看戲憨」嗎?看看一笑置之就好,否則到頭來傷的是自己。
要的是轉型正義
當連戰要於2015年9月到中國參加九三大遊行時,台灣社會的反對聲浪不只是綠營人士,也包括藍營人士。但也有支持的。中國航運董事長彭蔭剛就於8月31日在報紙刊登半版廣告,力挺連戰之前往中國。 彭蔭剛是前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妹夫,更是彭孟緝的兒子。
一個在228事件中被稱為高雄屠夫,而於其後也參與清鄉並製造不少政治迫害案件的彭孟緝(9/12/1908-12/19/1997),生前不但沒受到法辦,反而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這已經夠離奇了。而更荒唐的是民主化後的台灣,其後代竟然敢在台灣如此狂妄囂張而不避諱。真的是視台灣人為草芥。而這也不是彭蔭剛的第一次廣告了。他在過去也曾委用中研院的朱浤源與黃彰建等人為彭孟緝翻䅁,而説他「消除了對外省人的誤會,為中國統一促進」。並登廣告稱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為「暴徒」。(鄧鴻源: 彭孟緝的兒子有何資格說三道四, 2015年9月1日)
日本政府在1978年決定,雖然二次大戰中的甲級戰犯被盟軍定罪並處刑,但他們在日本的法律下並沒有犯罪,所以被准許供奉在靖國神社。在這些甲級戰犯中有一名是東鄉茂德(12/10/1882-7/23/1950),其孫子東鄉和彥則建議將甲級戰犯的靈牌移出靖國神社, 直到與受害國家得到解決的共識為止。
另一個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的曾孫東條英利則從小就被視為是「一個惡魔的後代」。在2015年的一個訪談中,東條英利表示願意盡力幫助日本與二次大戰中的交戰國改善關係,也要日本自我反省。
日本於二次大戰中的戰犯是經由盟軍處置的,也多少完成了該階段的轉型正義。相對之下的台灣在戰後,即使遭受到國民黨的一再戕害,但至今都沒有什麼轉型正義可言。不只當年的加害者繼續逍遙法外,連其後代也不但不知反省,反而在台灣吃香喝辣,狂囂至極。台灣要的是轉型正義,而這也是所有經過獨裁集權統治的國家都應走的路。
魯迅之所以說「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主要是當時(即使今日)中國的國情不同,而更重要的是當年並無轉型正義這個觀念。魯迅若知道有轉型正義這個觀念而可援用的話,他也不會去論述「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了。
同情心是好的,但也只有在一個公義可以伸張的社會才會有用,才不至於反因同情心而受害。漢化是一個使壞人出頭,好人受挫的文化。也因為有那種畸形的文化與社會,才會有棒打落水狗之說。這在愛狗如家人的西方社會是很難理解的。西方社會只有救落水狗的看法,那來棒打落水狗之說。有異於漢文法的社會,西方文化是重視同情心而且也強調好人出頭,惡人受罰的。
荒山之夜
在國民黨的長期凌虐下,台灣社會是群魔亂舞。正常建設無法循序進行,而公義也不得伸張。當有天這群惡勢力從台灣社會消失之時,回首一顧,我們將會有如欣賞穆索斯基(Modest Mussorgsky)的荒山之夜(Night on Bald Mountain)音樂一般。滿山的妖魔夜宴與群魔亂舞最終在黎明與教堂的鐘聲中四處流竄。邪惡消失,而光明的世界重新來臨。國民黨倒台後,我們無妨將魑魅魍魎的「荒山之夜」列為慶祝曲之一。

 

李堅

日本帝國下的韓國(1875-1945)之四 日本殖民下的韓國—-工業化,土地改革,開辦教育

日本殖民韓國的那一段時期(1905-1945),日本稱之為「日本統治時代の朝鮮」,韓國人(南韓)則稱之為「日帝強佔期」。那段時期的大略要記是1876年日本逼迫朝鮮開港貿易。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使韓國獨立,不再受清朝的保護。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成為韓國的保護國。1910年正式併吞韓國。1919年韓國爆發「三一運動」。1945年日本投降後美俄依戰前的協定各自進占南北韓。1950年韓戰爆發。1965年南韓與日本建交, 1910年的併吞條約自然失效。
在日本殖民韓國的四十年間,韓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開港後,日本商業已逐漸在韓國佔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在1894年,有9354名日本人居住於韓國,到1910年,這個數目增加到十七萬人。1906年,朝鮮政府允許外人擁有土地的所有權。1910年第三任朝鮮統監(5/30/1910-10/1/1910),後來成為第一任朝鮮總督(10/1/1910-10/16/1916)的寺內正毅(2/24/1852-11/3/1919),實施在當時頗受歡迎的地籍調查及土地改革。但許多地主因無法出示土地證明文件而失去了土地所有權。在1910年,日本人(主要是投資財團)擁有韓國可耕地的2.7%(一說7.8%)。到1932年,日本人的土地擁有比例已升至52.7%。相對之下,韓國人的可耕地擁有者則由1916年的63.2%降到1932年的47.3%。
十九世紀末的朝鮮曾有一些象徵性的現代化措施,使當時的首爾首先於東亞安裝有電氣、水、電話、電報,及路車,但韓國基本上是個農業社會而一切都相當落後。日本殖民開始時著重於農業的生產以滿足日本本國人口的快速成長。1920及1930年代,為配合可能的中日戰爭,在總督宇恆一成(8/9/1868/4/30/1956)的推動下,韓國大力推動工業化。化學廠,鋼鐵廠及武器鑄造廠等重工業都加速發展。1910年到1912年間,農林漁產業占全部經濟的84.6%。這個比率到1939-1941年間降到49.6%。而製造業則占全部經濟的29%。二次大戰結束時,韓國於亞洲已成為僅次於日本的工業化國家。1910年到1945年間,人口由一千兩百萬增加到兩千五百萬人。而農林漁工業等經濟成長率於35年間增加十倍。這增加的速度也是日本當局所始料未及的。但94%的工業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下,韓國人只擁有6%的工業。
韓國原本是一個文盲社會。識字率在殖民初期只有4%。在教育上日本原本採取兩種語文的教學,而也互相學習語文。1937年後強調以日文教學。而在1943年後在「內鮮一體」的口號下,只能教日文。在二次大戰結束前,小學入學率是38%,識字率為22%。
戶口制度的建立多少摧毀了朝鮮原有的八個世襲階級制度。日本原先是不准許韓國人改成日本姓名的。1911年公布的「朝鮮人ノ姓名改称ニ関スル件」還要那些已改成日本姓氏的人換回原來的姓氏。但1939年開始,日本開始推行同化運動而發佈勒令第19號「朝鮮民事改正令」。隔年的1940年,有84%的韓國人接受這個被稱為「創姓改名」的措施改成日本姓名。但也有少數已位居要津的韓國人拒絕改姓換名。
以日本軍方的資料來看,在併吞前後反抗最厲害。在1907年八月到1910年年底間,韓國共有2800件武裝抗爭,有17,700韓國人死於抗爭。但影響韓國較為深遠的應該是1919年3月1日的「三一運動」。
1919年1月21日,被迫遜位的高宗去世。戰前的韓國,民族主義者常聚集在快速成長的基督教與天主教裏,也聚集在東學黨轉型成的天道教裏。這兩大勢力在1919年3月1日於全國各地發動示威,是為「三一運動」。成員在首爾宣布獨立宣言。三一運動後日本開始鬆綁,不再用憲兵而改用警察治理,也容許報紙的發行。1919年4月13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於上海成立,首任主席為李承晚。這個臨時政府後來隨國民黨於中日戰爭中搬到重慶。珍珠港事變後的隔日,1941年12月8日,美國向日宣戰。隔天12月9日,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向日宣戰。再隔天的 1941年12月10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向日宣戰。這個後來成為南韓政府主體的臨時政府事實上從來沒有與日本打過戰。不過有不少韓國人是參與國民黨的部隊作戰。另一方面,有一千名韓籍日軍逃兵到延安(延安派,親中派),再加親蘇的及本土的共三派左翼團體則有與日本作戰的經驗。這些派系後來在金日成的運作下成為北韓政府的骨幹。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韓國人也開始外移,主要是日本與東北。二次大戰後,共有兩百萬韓國人住在日本。其中一百三十萬人被遣返韓國。六十五萬人選擇留在日本。1931年,因為在東北的韓國人受到中國人的虐待而在韓國引起了反華暴動。一百多名華人被打死。
二次大戰前韓國人的參軍是自願的,競爭相當激烈。1943年的錄取率只有2.1%。1944年後,因為兵員缺乏,日本開始徵兵。在35年的殖民中,韓國人於日軍中一共產生了七個將領,無數個軍官。這些軍官如朴正熙,丁一權等都成為日後南韓政府的骨幹。由於日本不太能信任與韓國人共同作戰,所以很多韓國軍官與將領都當俘虜營的主管。據西方國家的前俘虜人士表示,韓國人比日本人還要來的殘酷。戰後, 148名韓國人被判為B及C級戰犯,23人被處決。被處死的最高階將領是洪思翊,他於二次大戰中負責菲律賓一切的俘虜營。
韓國與台灣之受日本殖民固然有類似之處,但也有很不同的地方。韓國本有自己的政府,而也是個很同質的社會。韓國是亡國的。台灣只不過是由一個殖民政權換成另一個殖民政權罷了。也因此,韓國較早提出獨立的理念。但韓國卻也是個封建性很強的醬缸社會,較沒有台灣社會的多元性。這多少會成為現代化的阻礙。現代化不只是經濟建設的,而是涉及文化、政治、及社會的各層面。(系列完)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