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September 24, 2015 by Ken Lee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這是《三字經》的起頭俳句，是一千多年來漢文化對兒童的私塾教材之一。大家琅琅上口而奉為真義，也沒見過有什麼討論或批判的。但人性是本善的嗎？
人性是本善或本悪，就像先天重要或後天重要（nature vs. nurture）的議題一樣，是哲學界及社會科學界嚷嚷不休的課題。大家靠邊站而爭論不休。但也有人看來好像是站在中間的，說人生下來就像一張白紙一樣（tabula rasa），一切都是學來的。說來也是屬於後天重要的一派。早期如亞里斯多德及後來的洛克（John Locke, 8/29/1632-10/28/1704）都屬於這派。照這派的說法，善悪都是學來的，無所謂本善或本惡。
三十年前讀到一則社會新聞。台灣有一個小女孩遭性侵後被謀殺滅證。在與朋友論及這則令人髮指的新聞中，一個女性友人說，如果將來逮捕到這個做案的歹徒的話，絕不能只是槍斃而已，而是要一刀一刀的砍他直到死亡為止（中國的凌遲刑法）。研究心理學的人會告訴你，大部分的人都有殺人的幻想，而且相當逼真。如果人性本善的話，這種殺人的幻想何處來？
也許我們都有惡的一面，黑暗而別人看不到的世界。馬克吐溫就說｢每個人都像是個月亮，你看不到他的黑暗面｣(Everybody is a moon, and has a dark side which he never shows to anybody）。看法較為悲觀的牛頓則說「我能計算天體的運行，但無法計算人們的瘋狂」（I can calculate the motion of heavenly bodies but not the madness of people）。 羅素則把這個看法延伸到人類歷史的基本問題。羅素有一天看到一個小男孩打比他小的一個男孩而指責他，但這個小男孩說大男孩打我所以我這樣做是公平的。羅素說這個小男孩的說辭是人類歷史的最佳寫照。
民權運動及社會政治運動高漲的六十年代是「後天重要」的年代。 1968年4月4日，黑人的民權運動領導者馬丁路德‧金恩遭到暗殺後，一個愛荷華州的小學老師艾略特（Jane Elliott）思索該如何讓她那個全是白人的小城（Riceville）的小學生了解什麼是種族歧視。她決定用眼睛顏色的差異來做一個實驗。她把她所教的學生分成兩組，藍眼睛的與褐眼睛的。 第一天她｢指定｣藍眼睛的學生較為優秀，褐眼睛的則被掛上頸套以示分別。她給藍眼睛的一些特權，如多一些休息時間等等。結果是藍眼睛的開始欺負褐眼睛的，而也表現得傲慢起來。隔天，她｢指定｣褐眼睛的較為優越，而給藍眼睛的套上頸套以定為少數族群的地位。結果是褐眼睛的開始欺負藍眼睛的，但沒前一天的來得嚴重。之後學生寫下他們的心得發表在當地的小報紙上。這個實驗引起全國的關注，但也引起學生家長及許多社會人士的反彈。拿小學生做實驗而又牽涉到黑白問題到底不是一件好差事。艾略特後來也成為美國社會｢多元訓練｣（diversity training）的始祖。
眼睛顏色多少還有生理上的差異，而拿小孩子做那種實驗委實有點不妥。但若我們以成人做實驗，而又沒有生理上的差異時會如何呢？ 1971年史丹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金巴多（Philip Zimbardo）做了一個監獄的實驗。他把自願參與的學生分成”警察”與”犯人”兩組，做逼真的實驗。結果有些當”警察”的學生演戲成真而變得很殘酷，而有些”犯人”學生也因遭虐待而精神崩潰。本來要做兩周的實驗到第六天便被迫停止了。金巴多於2007年出了一本書《路西法效應：了解好人如何變壞人》（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說明這個實驗的過程，並探討制度與環境如何影響個人的行為。2015年，一部根據這個實驗而拍成的電影｢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也上映了。
類似的實驗有耶魯大學的心理學教授Stanley Milgram於1961年就開始的一系列實驗，探討人在上級的授意或同意下是否會做殘酷的事（電擊）。他的發現是有三分之二的人會對他/她控制下的人施暴。Milgram 在1974年發表了｢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說明有些（大多數的人）握有一些權力的人，在環境許可下或上級的默許或授意下會變得惡行惡樣。
金巴多後來在運用到社會運動上後也發現，揭發及挑戰這些施暴行為的大都是小人物。他們看不慣這些不公不義的殘暴行為而公開挑戰，並透過各種管道予以揭發。而同等重要的是，必須有一個良好的開放社會方能使這些小人物的揭發有所作用。事實上在心理學的實驗也好，真實的社會情形也好，有少數人就是即使在壓力及上級的指導下也是不願去行惡的。也許善惡都存於人心，就看你如何選擇，有如索善尼津（Aleksandr Solzhenitsyn, 12/11/1918-8/3/2008）所說的：｢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善與惡的交戰｣（The battle line between good and evil runs through the head of every man）。
當宋朝的兒童在唸《三字經》的時候，歐洲尚處於黑暗世紀。啟蒙運動後的歐洲如今已是全球文明及人權的標竿。但唸了｢性本善｣一千年的漢文化社會，卻仍然予人腐敗、殘暴、及人心險惡的印象。顯然的，當你沒有一套保護好人，助人向善向上的制度的話，則顯然是惡人橫行，豺狼當道。而一切善言也都將成為這干豺狼惑人的口號。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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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eptember 17, 2015 by Ken Lee
1970年，大二的寒假。即將滿二十歲的我向我父親宣布獨立。將於二十歲起開始過自己的獨立生活。從此不再接受他的經濟援助與約束。在二十歲生日那天，我依原計劃到宜蘭公路局站搭乘公路局的車子，要經由橫貫公路到台中。那天早晨，稍帶感傷的父親一言不語的送我到公路局車站乘車。臨走前只叮嚀我要小心。那時年青氣盛，只求早日獨立的我，在車上向我父親揮手再見。腦子或心中就是沒有朱自清的「背影」一文裏所描寫的他對他父親的感情。
梨山巧遇
車子沿著宜蘭濁水溪 (又稱蘭陽溪) 的河床前進。蘭陽平原是個沖積扇平原，由蘭陽溪所沖積出來的。沒有蘭陽溪的沖積，也就沒有蘭陽平原。但沖積出蘭陽平原的蘭陽溪卻也將宜蘭切割為二：北以宜蘭市為主的溪北，及南以羅東鎮為主的溪南。溪北、溪南便成為宜蘭地方政治派系的基礎。
河床的公路大都是簡易的舖路及簡單的橋樑。在那空曠的河床裏，車子左曲右拐，倒也是一番景色。在河床行駛了一段時間後，車子開始往山上爬。而台灣的美麗山景也開始一幕幕的映入眼裏。在那段穿過中央山脈的綺麗山路上，看到了許多泰雅族的聚落。上下車的也有不少是｢榮民｣。沿途也有許多奇異的地名 (如思源唖口)，也經過了武陵農場。推測武陵農場這個名字可能是由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而來，意味著世外桃源。而也是的，在那美麗的深山裏，倒也令人有一種與世隔絕的安詳感覺。而來自不同地方的人也看來是和平的共處，共謀生活。
車子大約在十一點半左右抵達梨山。在深山中的梨山，人群卻是熙熙嚷嚷。在梨山休息的那時候，我巧遇了高中及大學已有數面之緣的陳文成。我們互打招呼並做了簡單的交談。那時獨行俠的我也沒看到他與任何人同行。休息過後我就繼續乘車到台中去走我的獨立之路。
我那時的｢獨立運動｣最終是失敗。要當家教維生並繳學費談何容易。還記得大二暑假時，我還有一天沒錢買東西吃而餓的躺在宿舍的床上冒冷汗。到頭來還是向我父親｢投降｣而做順民去。不過，我父親也依我在高中時的要求：｢進入大學後不得再對我嘮嘮叨叨｣，而減少了很多｢雜音｣。在這種｢和約｣下我們倒也維持了｢恐怖平衡｣，而他卻也從此不再干涉我的一切決定。
再見陳文成
本來不想留美的我，卻因當時台灣那種沉悶的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圍而於1979年來美。來美不到三、四個月，台灣就發生了美麗島人權日事件。隔年又發生林義雄家滅門血案。同許多關心台灣的留學生一樣，參與政治也就成為正路。台灣留學生大多受台灣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的影響。而這些重大事件也多多少少影響了留學生及社會人士，而成為人生旅途上重要的標竿，一個決定性時刻的｢界定事件｣(defining moment)。各個民族各有不同的界定事件。日美人的主要界定事件是二次大戰中的被關進集中營。韓美人的主要界定事件是1992年洛杉磯的暴動，而使韓美人的小生意大受影響。台灣留學生的第一個界定事件應是1970年的424事件。第二個可能就是1981年影響留學生深遠的陳文成事件了。但一般而言，台美人大部分的界定事件都發生在台灣：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鄭南榕事件，解嚴，蔣經國的死亡及隨後的政爭….等等。
1980年底， 1981年初左右，我因求職的關係路過匹茲堡。透過一個共同友人的介紹我暫住陳文成家。他下班回來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原來就是你｣。因為他本來沒有把我的名字與人連起來，只知有人要來暫住便慷慨的答應了。在那幾天，陳文成夫婦倆也帶我去參加一次同鄉的聚會。大家的話題自然是政治了。喜歡喝兩三杯的陳文成也開了話匣子暢談起來。在回家的途中則由陳太太陳素貞開車了。
回到德州後約半年，聽到陳文成與陳素貞有個初生兒，而兩人計劃要返台一趟。雖然只有至親好友才知道他倆及兒子要返台的消息，但陳素貞家人的鄰居卻有不明人士來告知他們要返台的消息。隨後發生的陳文成離奇死亡一事震驚了美國的台灣留學生，也凸顯了國民黨在美國的校園間諜問題。在休斯頓，我們所能做的卻也只是到國民黨所辦的活動現場去做抬棺抗議。除了抗議外，也是要觸他們的霉頭，並彰顯國民黨是個殺人政黨這個事實。陳文成就這麼不明不白的死了，至今兇手們仍然逍遙法外。
白髪接黑髪的棒
陳文成事件固然深遠的影響到當時的台灣留學生，但受創最重的無疑是他的家人了。陳素貞後來在美國的聽證會上表現得堅強而有力。但事件後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了。
經歷過戰後那段亂世及228的陳庭茂，本也無奈的做個順民而只專心為自己的事業奮鬥，並努力提供子女的教育。本來不參與政治的他卻也逃不開政治的迫害。 1981年7月3日，陳文成被發現陳屍於台大校園。對此一政治謀殺事件國民黨卻反而指責陳文成是畏罪自殺。而於那時為國民黨這個暴政搽脂抹粉並百般阻擾國際媒體採訪的，正是時任新聞局局長的宋楚瑜。宋楚瑜也在新聞稿中加註｢中華民國國民｣陳文成一詞。意思是，當時只有綠卡但不是美國公民的陳文成之死干你美國何事。
受到愛子橫死的打擊，使陳庭茂不願再當順民而加入了與國民黨獨裁政權抗爭的行列。時已70歲的他就此投身黨外運動。從1981年至1988年他臥病為止，陳庭茂於八年間走遍全台。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為黨外人士助選，也為「陳文成博士文教基金會」籌措基金。這位人人尊稱為｢陳老爸｣的老先生也曾於1984年5月訪美，拜會台灣人社團和美國關懷人士。於1990年2月17日去世的陳庭茂固然見到了台灣的解嚴 (7/15/1987)，但沒看到民進黨陳水扁的進入總統府 (5/20/2000-5/20/2008)。也同我們一樣尚未看到台灣的獨立，尚未看到台灣人的當家作主。
五月廣場的母親
在陳庭茂為了愛子的冤死而投身台灣的民主運動之前，在地球的另一端及另一半球 (南半球) 的阿根廷，也有一群媽媽為了她們的兒子與女兒的不明失踪而進行了七年的公開抗爭，及至今尚未停止的平反與家庭的彌合工作。
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的軍人政變奪權推翻了文人政府。掌權後的軍政府開始進行所謂的｢國家重整計劃｣(Process of National Reorganization, 或 El Proceso)。｢國家重整計劃｣著重在消滅左翼的｢顛覆活動｣，並進行經濟改革。這個被稱為｢褻戰｣(Dirty War) 的｢國家重整計劃｣，全面禁止言論自由與集會遊行，並大肆逮捕異議份子。據估計，在那段時日就有三萬人失蹤 (the disappeared, 西班牙文 los desaparecidos)，咸信皆被刑求後處死。在這些失蹤人口中約有五百位女性懷有身孕。有人解釋因為阿根廷是天主教國家，反對墮胎。所以這些孕婦都在等到生產後被處死。嬰兒則分散給與軍方有關的人員認養。雖然這種殺人盜嬰的罪行美國政府也知道，但這種反共的軍人専政作風受到美國尼克森總統，季辛吉，及雷根總統的支持與援助。
在那個肅殺的氣氛下， 1977年4月30日，14名不知她們兒女下落的媽媽們聚集在總統府｢玫瑰宮｣(Casa Rosada) 前面的｢五月廣場｣(Plaza de Mayo)。她們手中拿著她們兒女的照片，希望知道他(她)們的下落。在軍警要她們解散下，情急的媽媽們以每兩個人互牽相依的方式開始繞著圓圈走。一個定期的抗議活動就此成形。從此以後，越來越多的媽媽們就於每星期四來到五月廣場進行示威。她們頭戴白頭巾，象徵孩子的尿布。手上拿著失蹤孩子的相片，大家繞著圈圈走。剛開始時，也有兩個媽媽及一個法國修女遭到政府的殺害。政府稱這群媽媽為｢肖查某｣(las locas, madwomen)。但這群後來被稱為｢五月廣場的母親｣(Madres of the Plaza de Mayo) 的｢肖查某｣們，卻漸漸引起國際人權組織與國際社會的廣大注意。而她們的非暴力抗爭方式也鼓舞了在軍事統治下的許多南美洲國家人民的抗爭。
阿根廷軍政府最後的倒台倒也不全然是這批娘子軍的努力。在經濟不斷惡化下，1983年，阿根廷軍人發動了與英國的福克島之戰 (the Falkland Islands, 阿根廷稱之為Las Islas Malvinas)。結果阿根廷慘敗。慘敗後的阿根廷軍人政府也因而垮台。
當年的媽媽們如今已都已是祖母級的人物。部分成員另組成了｢五月廣場的祖母｣(Asociación Civil Abuelas de Plaza de Mayo)，致力於尋找目前都已近四十歲的當年被盜的嬰兒的下落。截至目前為止她們已尋找到114名盜嬰的下落。但可以想像的是，許多被尋找到的當年的盜嬰如今很難去面對他 (她) 們的身世。因為不只有受騙的感覺，撫養他 (她)們 的人可能也就是殺害他 (她) 們生父母的人。
拉丁美洲的婦女傳統上只是照顧家庭而已，她們不介入公共事務，而一般也都沒有政治意識。但當這群媽媽們發現，好好的照顧家庭卻沒法保證孩子的安全後，她們開始走上街頭，開始介入公共事務。在經過政治洗禮後，她們也知道她們不能再保持沉默。而大部分的媽媽們也都走上了她們冤死的兒女們的政治路線，接了棒，走他 (她) 們未能走完的路。
一代不如一代？
｢五月廣場的母親｣們與陳庭茂都走上了為子女伸寃的道路，他 (她) 們也都走上了他 (她) 們子女的政治路線。白髮為黑髮伸寃，也接了黑髮的棒。
但白髮接黑髮的棒到底是一個非常的情形，也不是一般人願意見到的。我們希望的是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一代比一代來得堅強， 來得更好。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之所以感動了許多白髮族，是因為白髮族知道傳承有人。白髮族看出了過去的路線與方向是正確的，了解過去的努力沒有錯，沒有白費。
社會政治的改革是一條漫長的道路，許多改革也不是在一代之間就可以達成的，而有可能是幾代間的事。在這種改革的信念下，我們是相信未來的社會是會比目前的社會好。而未來的一代因為成長於較優良的環境裡，也會比目前的一代好。｢未來是會比現在好的，一代是會比一代好的｣。這也是改革者的信念。但也只有在｢老而不死｣及｢老賊｣掌權的漢文化裏，我們才會聽到｢一代不如一代｣這種說法。這些｢老賊｣們充滿了對未來的恐懼與不安，對年輕人充滿了敵意。因為他們知道未來的社會不是他們的社會，未來的社會不是他們這些獨裁者所能掌控的社會。我們希望，在改革成功的未來台灣社會裏，｢一代不如一代｣這種落伍的說法也會走入歷史。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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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eptember 17, 2015 by Ken Lee
在中國窮的要命的年代，外商是到處受歡迎。雖然不能說行事一切平順，但外商在中國的作業也大抵｢入境隨俗｣而相安無事。但在進入21世紀後，隨著經濟的成長及國內的種種問題，中國仇外的情節也跟著明顯化。箭頭對外的仇外多少轉移了國內的焦點。
在中國一連串食安風暴下， 2013年，央視也報導肯德基炸雞的冰塊比馬桶的水還髒，而麥當勞的飲用水也不符標準。在中國國內的毒奶粉不能喝之下，中國人搶購外國進口的奶粉。2013年，中國政府依2008年8月通過的｢反壟斷法｣將六家外國的奶粉商依價格操弄 (price-fixing) 的罪名開罰了一億八百萬美元。在2013年一年中，中國政府對外商依此條款就開罰了兩億四千兩百萬美元。
這種對外商開罰的腳步於2014年加速了。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於2014年4月被扣船而被迫繳了三千九百萬美元的賠償。這源於1936年兩艘被三井租用的中國船落難於海。雖然1972年中日建交的協議中解決了戰爭賠款的問題。但顯然協議是一回事，用違法開罰之名來勒索又是一回事。2014年8月，十二家日本汽車廠商被依價格操弄的罪名共開罰了兩億兩百萬美元。同年九月，美國的克萊斯勒 (Chrysler) 汽車與德國的Audi被以同樣名目開罰了四千六百萬美元。
不只反壟斷法好用，習近平的反腐也好用。2014年9月，中國政府對葛蘭素史刻 (GSK, GlaxoSmithKline) 藥廠以對醫生及醫院賄賂的罪名，開出了四億九千兩百萬美元的罰款。葛蘭素史刻藥廠並沒有做有力的辯護，因為他們駐中國的總經理William Mark Reily與女友做愛的影片被曝光。顯然有情報人員的介入。
既能滿足仇外的情緒，又能拿到大筆的罰款，而且又能保護本國的權貴壟斷產業以較能符合中國貪腐文化的運作，真是何樂不為。胃口大了的中國政府於2015年2月向美國的Qualcomm依反壟斷法開出了九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的罰款。
除了仇外，勒索，及保護國內特權產業以圖貪腐運作外，還有一個原因是魯迅所說的｢外國也有｣。1933年在一篇｢外國也有｣的文章中，魯迅寫到：｢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 (註：bed bugs)，但西洋也有臭蟲，…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蟲，而遭別人指摘的時候，實在也不太舒服的，…北京有一種學說，說臭蟲是抓不得的，越抓越多。…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魯迅也說了：｢只有外國人說我們不問公益，只知自利，愛金錢，卻還是沒法辯解｣。但魯迅隨即引用古巴前總統麥查度 (註：Geraldo Machado, 1871-1939) 貪污的消息而說｢外國也有的！｣。最後魯迅也警告說：｢即使連中國都不見了，也何必大驚小怪呢，君不聞迦勒底 (註：巴比倫) 與馬基頓 (註：馬其頓) 乎？—–外國也有的！｣
在中國針對外商下手的情況下，有些廠商也採用了適應中國國情的遊說客。 2009年，澳洲的礦業大廠力拓集團 (Rio Tinto) 與中國鋁業公司 (Chalco) 有商務糾紛。中國政府羈押了力拓集團駐華總經理華裔澳洲公民胡士泰 (Stern Hu) 及一些同僚。在要求放人不果下，但還希望能繼續與中國做生意的力拓集團，最後請了與中國政要關係良好的季辛吉出面。拿了力拓集團五百萬美元的季辛吉，要力拓集團放棄釋放胡士泰的要求以取得與中國繼續做生意的機會。五百萬美元也同時買到了中國之排擠兩家與力拓集團有商業競爭的外國礦業廠商。
除非你的生意非在中國做不可，許多外商已考慮離開中國到其他國家投資了。中國近來經濟的停滯，汙染問題，及法規的不明固是主因，但許多外商已覺得他們受到中國政府反腐，反壟斷政策的不公平對待。中國的檢調人員常常｢拂曉出擊｣。強制扣押電腦，強迫認罪，辦案不透明，罰款及刑罰過重。不管在華的歐洲商會或美國商會為此都提出了警告。按2014年9月2日美國商會的調查顯示，有60%的美商認為他們不受歡迎，比2013年的41%高出了19個百分點。同年的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 調查顯示，有86%的會員對中國的反壟斷做法有疑慮。｢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是華府的一個遊說組織。美國商會在2015年的調查顯示，有57%的會員認為他們遭到不合理的調查，65%的會員覺得這將會有不良影響。雖然外資在中國於2014年還是增加了1.7%，但這比2013年的5.3%少了很多。著名的外商不是裹足不前，就是開始撤離中國。專做國際搬家，一年搬二十六萬個家庭的UniGroup Relocation於2014年的資料顯示，搬離中國的比搬進中國的多了一倍。
當年國內問題重重的清朝在閉塞無知與狂妄下，造就了一群仇外而自以為刀槍不入的義和團。結果是引來八國聯軍而簽下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而於最終導致清廷的垮台。｢新中國｣的建立並沒帶來啟蒙運動及自由民主的體制，中國還是一個封建、閉塞、無知、而仇外的落後社會。今天已不是一個赤裸裸的船堅炮利的時代，而是一個金堅財利的年代。將來若有中國與外國的衝突白熱化，將不再是八國聯軍攻北京，而是萬國外商離中國。在經濟困頓下，中國的垮台也將源於他的自作自受。過去版圖極大的德國帝國，日本帝國，大英帝國及後來的蘇聯都一一的瓦解而縮編了，中國還能撐多久。｢外國也有的！｣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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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eptember 10, 2015 by Ken Lee
無知，仇外與狂妄的義和團所引起的事變，及爾後的八國聯軍加速了清朝的滅亡。十一年後的1911年，清朝的倒台引進了一個新的紀元。但中國也從此進入了一個長達三十八年的外患與內亂時期，直到1949年｢新中國｣的產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建立當初，承認的國家大都為蘇聯及東歐諸國及北歐國家，及後來的第三世界亞非國家。直到1970年之前，中國外交的處境可說相當孤立。但此時中國也忙於內政。沒有外患的中國也就開始進行了中國人最內行的事—-內鬥，而大肆進行｢中國人追殺中國人｣起來。1950-1951 推行｢鎮反運動｣，1955-1956 推出｢肅反運動｣。1956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鼓勵黨內外提出建議。在引蛇出洞的隔年，毛澤東馬上開始｢反右運動｣，大肆迫害這些發言的智識份子。這三個｢運動｣就使約六百萬人遭到逮捕，三百多萬人神祕消失或遭槍決。1958年到1961年是毛澤東推行｢大躍進｣的慘害年代。據估計，在大躍進期間因迫害，殺害及饑荒而死的約有兩千三百萬人。在大鳴大放，大躍進後的第三齣戲碼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死亡多少各方說法不一，從兩百萬到兩千萬都有。遭到直接迫害的則有一億人以上。經歷過那段期間的中國人都說他們也是受害者。
不管是大鳴大放，反右，大躍進或文化大革命，死亡人數及受害人數都相當驚人。而這些事件都是｢中國人打中國人｣的結果，沒有外力及｢帝國主義｣或列強的介入。推動這三大破壞事件的就是那個說｢中國人就是要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的毛澤東。 1976年周恩來及毛澤東的相繼死亡，及往後四人幫的遭逮捕也使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民生困苦而人民窮的比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不如的中國，也被迫的不得不對外開放，而於七十年代後期進入了開放時期。亟需外資及外力支援的中國也擺起笑臉開始到處招商了。外商及外資也從此大量湧入中國。中國的經濟也從此開始走向快速的成長。但既有外商及外資，則難免會引起中國人的｢義和團情節｣。別忘了，義和團是有清朝官員及慈禧的支持的。中國近年的｢義和團情結｣也都是有中共黨中央的｢指揮作戰｣的。與清朝比起來有｢進步｣的是，中共指揮的排外運動看來是另有其圖。
亟需外資及外商的中國於早期設立只准外國人購物的｢友誼商店｣，及只供外國人居住的旅館。帶頭當起買辦把中國人當二等公民處理。這難免引起一般人民的嫉妒及不滿。長期接受歪曲的｢愛國教育｣洗腦的中國人本就仇外，再加這種作風及開放後難免引起的中西文化衝突，自然加深了仇外的氣息。而對中共黨中央來說，這當然是大可用之以操弄的｢民氣｣，可利用的仇外｢民族主義｣情結，來轉移內政與外交上的問題。
1999年 5月7日，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進行對南斯拉夫政權的轟炸。由於CIA情報上的錯誤，使得原本針對南斯拉夫軍事中心的轟炸，卻誤炸了中國在貝爾格勒的使館區，造成三人死亡及二十多人受傷。雖然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曾三次公開道歉並致電江澤民。但時任中共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與副主席胡錦濤，不但沒有公布美國總統與美國駐華大使尚慕傑 (James Sasser) 的道歉函，反而做煽情的演說。結果中國各大城市都爆發抗議歐美領使館的示威。不但危及領使館人員的安全，一些住在中國的歐美人士也遭到群毆。結果是1999年年底，美國對傷亡的家屬提供四百五十萬美元的賠償，對中國給予兩千八百萬美元以補償受損的中國大使館。中國則對美國及一些西方國家駐美使館提供兩百八十七萬美元的賠償。而原本美國要提的人權議題與軍事問題也就束之高閣，到頭來中國還撈了一筆。
2005年，日本的極右翼團體編撰一本”漂白”日本侵華歷史的教科書。雖然大部分的日本教師及學界認為那本歷史教科書曲解歷史，而真正採用該教科書的學校不到百分之一。但2005年4月，中國各地的主要城市都爆發反日示威而進行對日本人及日商的攻擊。除了日本人及日商在中國的重大損失外，原本美國提議支持要日本取得聯合國常務安全理事會席位的提案也就無疾而終。
2012年4月，右翼的時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計劃要購買並開發尖閣群島 (釣魚台)。怕刺激中國的日本政府決定將尖閣群島國有化以避免不必要的紛爭。結果此舉卻於2012年9月於中國各大城市引起抗日的示威與破壞的行為。光光日本在中國的汽車業就遭到兩億五千萬美元的損失。
也不只是對美日而已，中國近年來對外籍 (主要是西方) 人士充滿了敵意。有些固然源於少數外籍人士在中國行事作為上的偏差，但許多無理的排外行為卻是不能忽視的。如央視英文主播楊銳在2012年5月就寫到：”公安局要清掃洋垃圾，斬首洋蛇頭，識別洋間諜，趕走洋潑婦，讓妖魔化中國的閉嘴滾蛋”。一個理應了解西方而做為中西橋樑的知識分子出口如此，那就遑論一般百姓的盲目仇外了。
但西方記者與評論人員也發現，在這種仇外的情節中也同時含有對西方文明的羨慕。說來是嫉妒及自卑感作祟的結果。這也難怪，一向自以為是天下中心的中國人，在過去兩百年來發現他們不但不是天下的中心，在文明及科技上也相當落後。而統治者所建構的謊言與迷思也將會被一一的戳破。偏偏中國人又不走一般現代化的正常道路：自由，民主，開放教育，民族自決，來建立一個現代的文明國家。中國人相信他們的特異性而要走自己的路。這種併裝車的走法自然會問題百出。沒有一個自由民主開放的中國，則義和團的仇外情節難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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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September 3, 2015 by Ken Lee
1901年9月7日，無力抗敵但也沒有正式投降的清廷與11國簽了辛丑條約 (Boxer Protocol)。除了八國聯軍的美、英、日、俄、德、義、法及奧匈帝國外，比利時，荷蘭與西班牙也加入了索賠的行列。聯軍沒要求割地，但要求四億五千萬銀兩的賠款(依當時中國人口四億五千萬人計算)，分三十九年賠完，利息百分之四。賠款額合當年美金三億三千萬元。除此之外，禁止清廷進口武器兩年，聯軍可於各使館區設置軍隊保護，外人遭殺害的地區科舉停辦五年，各種仇外的團體將以死罪處理。
賠款的分法是：沙俄28.97%，德國20.02%，法國15.72%，英國11.25%，日本7.73%，美國7.23%，義大利7.32%，比利時1.89%，奧匈帝國0.89%，荷蘭0.17%，西班牙0.03%，葡萄牙0.02%，瑞典與挪威0.014%。
慈禧因為下詔殺盡外人，八國聯軍本將她定為戰犯。清廷中本就有仇外的份子，也有很強力主戰派的，認為聯軍無法攻下中國，應該再繼續作戰下去。但在協議中，聯軍去除列慈禧為戰犯的要求，並同意她可繼續掌權下去後。慈禧於是同意了辛丑條約的內容。
為了賠這個被稱為｢庚子賠款｣的巨額賠款，國庫空虛的清朝巧立名目來增加稅收。這種當時被人稱之為｢洋捐｣的重稅引起四處的不滿。在那時期就有三百多起｢抗洋捐｣的騷動。這種財務上的困難，再加上原本就有的天災人禍及政策上的失調，無疑的造成清朝的致命傷而導致清朝後來的垮台。
但庚子賠款並沒有賠完。從1905年開始，透過清朝駐美公使梁誠，美國國務卿海約翰 (John Hay, 10/8/1838-7/1/1905, 1899年9月6日提出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人)，老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及美國國會的運作，美國從1908年1 2月28日起將尚未付足之款項開始實施退款，用於資助中國學生的留美，並於北京設立了後來的清華大學。英國也依例用餘錢在山西建立今日的山西大學，並資助中國鐵路的建設。日本也循例用之於留日學生的資助及中國航空事業的發展。義大利的餘款用於橋樑的建設。法國與比利時都用餘款去設立高等漢學院。俄國於1917年的布爾雪維克革命後本說要廢除賠款，但後來又反反覆覆，最終於1924年同意依循美國的做法。德奧的部分則因中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對德奧的宣戰而終止。
這些早期因庚子賠款而得以留學的留學生都是一時之選，對日後的中國科技之發展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但在這餘款的運作中卻也出了個怪現象。1900年發生庚子拳亂時，台灣已在日本的統治之下，與義和團事件及後來的辛丑條約與庚子賠款都沒有關係。但1956年，用庚子賠款餘款及退款之部分建設起來的清華大學在台灣｢復校｣了。如今台灣的清華大學每年仍都收到美國來的匯款，說來是相當的不應該。
義和團事件的發生多少顯示出了慈禧政權的荒誕不經及與現實脫節。既無法維新以改善內政，提升國力，也不知如何處理外交與國防。中央的胡來引起了地方各省的自保而與列強簽了｢東南互保條約｣。雖不是獨立，但卻是自立，而也多少成為日後軍閥割據的基礎。但在此時卻也出現了曇花一現的兩廣獨立運動。
當時香港的上等社會怕遭到戰亂的波及。由何啟(3/21/1859-7/24/1914) 聯繫香港總督葡力 (Sir Henry Blake, 1/8/1840-2/23/1918) 與孫文共同謀求時為兩廣總督的李鴻章，｢要與華南人民協商，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何啟受英國高等教育，其妻雅麗氏 (Alice Walkde) 死後，他用亡妻遺產於1887年創辦了雅麗氏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那時到香港西醫書院就讀的孫文與何啟因而有師生之緣。孫文也求取台灣總督兒玉，後藤新平，及法國駐支那總督的援助。而當時興中會的250名成員中，廣東人就占了217人。真可謂時機一片大好。但可惜時年七十八歲的關鍵人物李鴻章就是沒有兩廣獨立的念頭與興趣。說來失望的豈止是孫文而已，那一年章太炎也上書李鴻章，要他宣布兩廣獨立，以為東南各省督撫的表率。下場也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有東南互保及兩廣獨立運動的現象，及日後的軍閥割據，說明了中國之為一個國家的不切實際及脆弱。義和團事變二十年後，時年二十六歲的毛澤東在1920年9月3日的湖南長沙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毛澤東說｢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中國….收得的是滿州人被消滅，滿人回人藏人奄奄一息。….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立一個”湖南共和國”｣。
年輕時的毛澤東固有他的見地，而中華帝國的存在確實不只對境內的各民族不利，對外關係看來也是一團糟。中華帝國若能循羅馬帝國的崩解模式而形成眾多民族國家，則對境內各民族，及因而獨立的境內諸國國力的整體總和來看，都是大大加分的。可惜這些獨立運動都不了了之。
義和團事變的產生固有其經濟、社會及政治上的因素，但運動的本質不外是仇外、無知與狂妄。而這種運動之受到清朝的｢納編｣，卻也顯示清朝仇外、無知與狂妄的本質。義和團事變後, 中國流傳一語：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事變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中國也歷經一些內亂與外患，但就是沒有走上一個現代理性的社會。沒有自由，也沒有民主。而也難怪的是那個仇外、無知與狂妄的陰影仍長存於中國的社會之中。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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