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October 29, 2015 by Ken Lee
剛來美國時，由於文化的差異及語言上的隔閡，也真的在課堂上掙扎過一段時間。由於在台灣的課堂裏缺乏公開討論的風氣，要在美國課堂上有所參與則真的要一番適應。後來語言上漸漸能夠溝通了，但總覺得發言時常常會被打斷，或有種被忽略掉的感覺。由於在台灣我們習慣於只聽不問，少避鋒芒。心裡想想只要好好讀書就好，這種課堂裡的不愉快經驗也就變得不是很重要。
但後來在社會上，求職上，及工作上，才發現這個問題一直持續著。在美國主流社會裡，亞洲人似乎不被覺得有他們的存在。亞洲人在美國固然不多，以 2010年的普查來看，亞裔人士（含南亞、中東）有14,674,252人，占總人口4.8%。但你總會覺得亞裔人士好像都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掉。大約在十多年前的一個社會運動的聚會中，一個主持該聚會的非亞裔社運人士也提出美國主流社會有忽略亞裔人士的問題。他用了「亞洲人是隱形的」（Asians are invisible）那個說詞。那時我突然覺得有豁然開朗的感覺，覺得過去的那個感覺確實是真實的，而且有個名字。
少數族群的模範生？
美國雖然號稱是個移民社會，但歷史上是充滿了對移民的一再排擠的現象的。由早期的排擠愛爾蘭人，猶太人，德國人，波蘭人，以及後來的東歐人士。但至少都沒針對特定民族或族群立法設限。那時立法設限的對象主要為妓女，罪犯，某些疾病及文盲等等。但1882年5月6日，美國通過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這是美國史上首次針對特定民族/族群設限， 而也是美國移民史上第一次明顯的大量限制移民。 排華法案通過後，美國變本加厲於1924年通過了排擠所有亞洲人的「詹森‧里德法案」（Johnson-Reed Act）。這個法案的通過大大影響到了人口過剩而求取往外移民的日本，而多少成為日後太平洋戰爭的遠因。二次大戰中的1943年12月17日，因為需要中國對抗日本，排華法案被廢除了。而｢詹森‧里徳法案｣也於四十年代末年及五十年初遭到修正。目前的排擠所謂的非法移民只不過延續了那個反移民的傳統罷了。
看起來，亞裔人士在美國沒有一個順利的開始
但戰後，美國社會對亞裔人士的看法開始有了一些轉變。 1966年，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登了一篇彼得森（William Petersen）的文章。彼得森認為由於日本文化的特色及價值，使日美人成為「少數族群的模範生」（model minority）。這個「少數族群的模範生」之名後來也被運用到所有亞裔人士。這個名詞之被廣泛使用多少源於重視教育的亜裔人士在教育界的成就。以過去的西屋科學奬（Westinghouse Science Talent Search Award）得奬人來看，30-40%皆為亞裔人士。美國全國有大學學位的有28%，亞裔人士有大學學位的則占50%以上。沒有大學學士比率最低的三個亞裔族群是印度人（8%），日本人（6%），台灣人（5%）。
數據如是說
亞裔人士固然重視教育，但在社會上的成就常常不成正比。
以2000年的資料來看，亞裔工程師比白人工程師每個人平均少賺了18%。在1998年的全美一千間最大的公共公司中，亞裔董事只有65名，少於百分之一。而在｢財星雜誌｣五百大企業（Fortune 500）中，亞裔高階主管只占0.3%。
書中也許有黃金屋。但你若多了一個學位，每個白人平均會多賺4349美元，華人則多賺了1936美元，印度人則只多賺了1297美元。
即使在亞裔人士眾多的矽谷，這個現象也沒什麼改變。高科技的亞裔僱員由2000年的39%，增加到2013年的50%。但在主管級中亞裔人士只占12%，而董事中亞裔人士只占8%。在個人平均收入方面，亞裔人士比白人少8146美元，比黑人少6907美元。
即使在重視教育的亞裔人士來看，在教育界中，這個現象也沒更好。雖然亞裔人士占哈佛學生總數的21%，加州大學的柏克萊校區及洛杉磯校區的50%。 以 2014年的資料來看，在全美的大學校長中，黑人占6.2%，西裔人士占5.9%，而亞裔人士只占1.5%。
這個現象也不只限於美國。在澳大利亞，有9.6%的人口有亞裔的背景，但當經理級的只有1.9%，主管級（directors）的只有4.2%，聯邦議會中只占1.7%。
在政治上也很不顯眼。在美國國會中，亞裔國會議員只有13名，占2.4%。這還包括由南太平洋一些島嶼及夏威夷選出的國會議員。
亞裔人士固然高不成，但低就的卻很多。亞裔人士生活於貧窮線以下的很多。以紐約市2008年的資料來看，40%的亞裔人士屬於低收入家庭，而20%的亞裔人士生活於貧窮線 (poverty level) 以下。
非法移民之多也多少增加了貧窮線下的人民。估計有一百三十萬的亞裔人士是非法居留的。一說是13%的亞裔人口是非法居留的。
竹子天花板
傳統上，亞裔人士在美國被視為沉默寡言，不抱怨，不喜歡對抗，不會主動提拔自己或推銷自己。但也可能這樣而成為隱形人。
但也有一群亞裔專業人士分析升遷受阻的原因。他們認為傳統的亞洲文化與西方企業文化在升遷問題上常常格格不入。他們認為亞洲文化之對權威的順從，在政治手腕上的欠缺歷練，缺乏大膽向前的決心與做法，及溝通技巧的缺乏訓練，皆是亞裔人士較沒辦法升遷及當上主管的原因。
美國社會對女性之缺乏高階主管的比例一般稱之為｢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意為一層透明但無法超越的障礙。 2006年，韓裔的Jane Hyun也基於這個名詞而創了一個新名詞—｢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Hyun的《Breaking the Bamboo Ceiling: Career Strategies for Asians》一書也認為傳統的亞洲文化與西方的企業有衝突之處。她提供一些建議給亞裔專業人士及公司，認為雙方若能袪除誤解則對雙方都有利。
消失中的台灣
亞裔人士在美國是個只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少數民族，這其中還包括有印度及中東來的。東方人可說是相當少數。而台灣人呢？數目更少，是少數中的手數。以 2010年的普查來看，台灣人在美國的數目約23萬人。23萬人這個數目可來的不簡單，說來都是要自己填寫進去的。因為美國人口普查表上尚沒有台灣人這個選項。我們也可說這23萬填寫台灣人的都是較有意識的，其他的人可能都選中國人（或華人）去了。但比2000年填寫台灣人的十四萬五千人來說，2010年的數目幾乎倍增。
由美國人口普查的結果來看，台灣人的意識是強化了，也增加了。但在國際上我們卻看到台灣一直在消失中。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似乎一直在減少中。為什麼呢？
中國的打壓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無可否認的是國民黨及許多在海外的台灣人，也有意無意的在打消台灣的能見度。他們用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但就是不用台灣這個名稱。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會有這種做法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們所信仰的是那個不存在的「中華民族主義」。但我們為什麼要自我打壓呢？
台灣過去有不少駐台記者，時而也會在國際上做一些台灣消息的報導。但在最近一二十年來，在網路媒體及網路社群的衝擊之下，世界媒體的生態大為改變。許多平面媒體關門了，沒關門的也裁員縮編而奄奄一息。 以2014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來看，國際媒體知道這是個重大新聞，但很多就是派不出記者。以美聯社而言，人員已大為緊縮的他們，已派出人員去馬來西亞報導馬航失蹤案，無法顧及台灣。但太陽花學運最後還是在國際上打響了名氣。靠的是一些外籍人士在台灣的即時報導與四處佈稿，加上台灣公民記者的努力與網路社群的運作。太陽花學運展明了舊媒體的局限與新媒體的效力。這多少也給予我們日後要如何在國際上照明台灣的啟示。
每個台灣人都是台灣
在美國讀了兩個學校，加以多年的工作中都結識了不少異國人。從非洲，歐洲，中南美洲到亞洲都有。當每次看到某個國家的新聞時，難免都會想到那個國家來的朋友與同學。而也了解到我對那個國家的印象與了解，大都是基於我與那個同學或朋友的交往而來。我也知道，他們對台灣的印象與了解，也都會經由我而來。而確實也有不少人是在與我交往後才知道有台灣人這個認同的存在。而在參與不同的社交與團體聚會中，別人也會因與我交談與認識而至少知道台灣的存在，雖不能說是深入了解。在與各異國人士來往的過程中，我們每個人也都代表了台灣。我們每個人都是個代表台灣的小燈泡。而在很多小燈泡的會聚下，那有照不亮的台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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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October 29, 2015 by Ken Lee
一向欺弱怕強而只於中國的內戰中打赢過國民黨的中共，若能拿下台灣則早就會有如於1950年以武力攻下沒有國防的西藏般的打下台灣了。但台灣顯然沒有那麼的好拿。除了天然屏障外，台灣也不是沒有國防的，而台灣人不論對統一而言或對中國而言也都沒有好感。既然台灣人民心不｢嚮往祖國」，中共自然朝拉攏台灣民心的方向開始著手了。
除了以政逼商及以商逼政外，中共採取大量籠絡買辦及政策性的貿易。說來都是一種收買的行為。在權力運作的本質分析來看，威脅（coercion）及收買（payment）都算是硬實力（hard power）。有異於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 01/19/1937-）於80年代所提出的軟實力（soft power）這個觀念。2004年，奈伊教授發表了《軟實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ed in World Politics）一書。奈伊教授的要義是，吸引力（attraction）及納編（co-opt）是軟實力，威脅與收買不是軟實力。軟實力的力量在於他能用此影響他人的行為而達到你要的目的。
奈伊教授不認為中國了解軟實力這個觀念。奈伊教授指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有三個來源：文化，政治價值，與外交。 以美國而言，美國的大部分軟實力都是由公民社會產生的，如大學教育，基金會，好萊塢及大眾文化等等。這些都不是政府機構所能做到的。奈伊教授也指出在對外宣傳上，中國每年花一百億美元，美國只花6億6千萬美元。但中國除了在非洲及拉丁美洲正面形象大於負面形象外，在歐洲，北美，東亞，東南亞及南亞的形象都是負面的。
從2004年在國外建立第一個孔子學院開始，直至目前為止中國已於世界各國建立了475個孔子學院及859個較小的孔子教室。但指控孔子學院扼殺言論自由的聲音也相當多。除了孔子學院外，中共前總理胡錦濤於2007年開始宣稱要宣揚中國的軟實力。2011年10月，準備接掌政權的習進平也揚言要建立中國為社會主義的文化大國。2014年習進平更誇口要增加中國的軟實力。中國夢，亞太夢，一帶一路，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等等口號都打出來了。但結果如何呢？
目前有兩個組織做各國軟實力的比較，一個是Monocle，一個是Portland。以Portland於2015年的排名來看，中國很難看。Portland 主要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目前三十四個會員，台灣與中國都不是會員）的會員，金磚國家 (BRIC，巴西，俄國，印度，中國），及一些小但較有成就的國家 (如新加坡) 來做調查排名。總共有五十個國家被納為排名的對象。Portland 只公布前三十名。在這三十名中，排名前五名的為英國，德國，美國，法國，加拿大。日本排第8，南韓排第20，新加坡第二十一，希臘第二十五。中國於這30名排行榜中墊底，次於土耳其與墨西哥。中國的墊底使很多人感到有點意外。因為眾所周知，中國花在對外宣傳及孔子學院的經費相當大。
對於中國花大筆錢做廣告但在軟實力的排名榜上卻這麼的低，奈伊教授指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其民族主義所導致的與鄰國的衝突。除此之外，中國也不了解，也不願去允許一個自由民主的公民社會所能產生的軟實力。花大筆錢收買民心說來是屬於舊的硬實力，不是軟實力。不會有好的成效。
如果中國有一天進步成一個自由民主的開放社會，而於軟實力的排名榜上不要說有如美國的第三，而若有如日本的第八的話，則台灣人對統一之說便很難拒絕，而會覺得統一會是一個很好的選項。到時再說吧，老共！
在與中國對峙的情勢中，台灣看起來是弱者，而也需要第三者的支援。但在實際運作上，台灣卻也掌握了一切的王牌。台灣擁有東亞最優越的不動產，具有無可匹敵的戰略地位。台灣有充滿活力的政治運作及跨文化的社會活動力。台灣有活旺的經濟力及多邊茂盛的貿易，而也於早期帶動了中國境內的經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也會軟硬兼施以赢取台灣。從飛彈，武演，反分裂法，國安法，經濟協議，談判，旅遊觀光，文化交流….各種十八般武藝及十二星座愛情術都會一一搬上檯面，要的當然就是將台灣拿到手。但中國不會承認的就是，目前這種對峙的海峽平靜局勢是有益中國的。因為中國目前專注的是國內的發展與政權的穩定，而目前的局勢有益於中國國內的發展與政權的穩定。(Shelly Rigger: Why Giving Up Taiwan Will Not Help Us with China.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Nov. 2011）
四十年前，當台灣與中國沒有來往時，中國的威脅固然在，但不是很切身，因為沒有實質的影響力。但目前兩岸交流已公開，而中國也加緊對台灣的滲透。中國對台灣的實質影響力，如貿易而導致的經濟互相依賴， 與日俱增。但尚無法公開研究的是，除了助長中國的經濟發展外，台灣對中國的影響力如何？一個充滿自由民主文化，而人民較能開放及獨立思考的台灣，那種軟實力對一個活於集權社會的中國人來說會是相當吸引人而有影響力的。到頭來是誰在影響誰，有待分曉。
一個原來是與世隔絕的「海角一樂園」台灣，在被葡萄牙人驚艶到，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佔據及漢人大量移民後，開始登上國際舞台。演變至今已成為重要的戰略地位及強權對抗的關鍵地帶。在大家都注意於強權的運作時，有多少人注意到島上人民的心聲。人民不是國際強權運籌帷幄的籌碼，人民的福祉才應是目標。這也是任雪麗（Shelley Rigger）在她的《台灣為什麼重要》(Why Taiwan Matters：Small Island, Global Powerhouse)一書中所一再論述的。（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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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October 22, 2015 by Ken Lee
在中國的教育裡，台灣被說成是自古以來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這種日夜灌輸而又帶宗教意味（神聖不可分割）的「教育」，自然使相當閉塞而民智未開的中國社會，信之如小孩之相信童話一般。從當初的血洗台灣，解放台灣，到目前的和平統一台灣，中共從來沒改變他要奪取台灣的立場。雖說是和平統一台灣，但以千枚飛彈之對準台灣及一切軍事排演都以攻台為主來看，中共的對台武力進犯從未鬆綁。
戰爭卻也是解決國際紛爭的主要方法之一。那中共為什麼不對台動武呢？
歷史上有很多例子顯示，戰爭的結局常常不是交戰國所能預料的。許多帝國與獨裁政權都是因為國外參戰而國內發生革命，以致最後倒台的。遠的不說， 20世紀以來這種例子就層出不窮。沙俄於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遭到慘敗，結果引爆了1905年的那一場沒成功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則於歐洲造成鉅大的變化。四個帝國於參戰後都因國內問題重重而一一垮台了。沙俄於1917年發生了二月革命及接著而來的十月革命，引進了布爾雪維克長達七十四年的專政。奧匈帝國也因參戰而使國內的民族、經濟問題尖銳化，而裂解成為九個國家。被稱為｢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的奧圖曼帝國於參戰前，英法兩國就已虎視眈眈的拿著刀叉，預備要瓜分這塊大肥肉。最後是凱默爾引導的革命宣告土耳其的獨立。但大部分在巴爾幹半島，近東與中東的奧圖曼帝國的領土，最後都裂解成為許多獨立國家與英法的勢力範圍。日耳曼帝國也於戰爭失利後引起國內的革命 (1819-1919年)， 而建立了只維持14年的威瑪共和。
歐洲如此，亞洲也一樣。清朝的垮台是一連串戰爭失利的結果。從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到最後致命的八國聯軍。八國聯軍雖然只限於北京及局部華北地區，但巨額賠款（雖然於最後大幅裁減）導致清廷的財政負擔過重而最終倒台。日本侵華所引起的社會政治的巨大變動，卻也給中共提供了一個日後勝利的機會。而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的擊敗殖民東南亞的所有歐洲列強，卻也造成了戰後的權力真空。戰後東南亞各國的民族主義獨立運動因而得以展開，最後是東南亞諸國的獨立與建國。
對戰爭可能會引起的國內問題的尖銳化，中共不會不知，而會小心的算計。但中共其實也對台灣開戰過了： 1955年 1月18日的一江山之役與1958年8月23日的八二三炮戰。
1954年 12月2日，台灣與美國簽署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預定於1955年3月3日生效。中共於條約未生效前的1955年1月18日，用五千多兵力，三棲作戰的方式攻擊守軍不到一千人，面積只有一點五平方公里的一江山島。三天後攻下了沒有天然屏障的一江山島。隨後美軍幫忙國民黨將大陳及其附近島嶼的兩萬八千名居民撤退到台灣，這就是所謂的大陳義胞。
1956年中蘇關係開始惡化。之後毛澤東開始推動自己的路線而於1958年展開了｢大躍進｣。接著於 1958 年8月23日發動了八二三炮戰。分析家認為毛澤東發動八二三炮戰的原因在於表明中共的獨立，不再受蘇聯的牽制。而也要測試美國的反應。而美國的反應是對中共提出警告，也提供較先進的武器給台灣。我們知道八二三炮戰最後是不了了之。
1990年李登輝的訪美與1996年的台灣總統大選，觸動了中國的敏感神經而有了飛彈試射與軍演。美國方面則兩度派出航母：獨立號（Independence）與尼米茲號（Nimitz）防衛台灣。當時有些台灣的軍事分析家認為中共會拿下一些小島（如東引）做下台階。不然這麼大陣仗的演出而沒一些結果的話很難下台。結果也是不了了之。
綜觀中共對台灣的用武，實質的或只是武嚇而已，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算計：國際情勢，國內的考量，台灣的動向，及美國的態度與做法。攻台灣難免會牽涉到美國與日本，中共是要仔細考慮美國的反應的。要考慮美國原因也很簡單：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僅存的超級強權。
言之鑿鑿不惜對台用武的中共會不會打戰？軍力的分析，政治經濟的因素暫時撇開不談。我們來看中共的作戰紀錄。中共於日本侵華中沒有什麼作為，只忙於壯大自己而已。國共內戰中是打贏了國民黨。兩度攻下沒有武裝的和尚國家西藏。韓戰中及越戰中只當支援的角色。與印度兩次邊界衝突是一勝一敗。 與蘇聯的珍寶島邊界糾紛（1969）沒有結果。與越南的戰爭（1979）雙方各稱勝利。與越南的赤瓜礁衝突（Johnson South Reef, 1988）算是勝利。打台灣三次，一次嬴（一江山），一次沒結果（八二三炮戰），一次有雷聲沒下雨（1995, 1996）。由這種紀錄看不出中共軍隊有多強的作戰能力。
美國則是個尚武而介入許多戰役的國家。18世紀中五戰五勝（第一個是對英國的獨立戰爭）。19世紀中參與六十二場戰役，一個輸（印地安人），三個平，58場勝利。20世紀中參與二十五場戰役。三個輸：干涉俄國內戰（1922），豬玀灣事件（1961），越戰（1955-1975）。二十二場勝利。 21世紀中參與四場戰役，兩勝，兩個仍在持續中．
比較中美過去的紀錄，中共自然會對美國的反應格外小心。
中國文化一向色厲內荏，欺弱怕強。共產黨如此，國民黨也不例外。國民黨雖然於被打敗到台灣後有經過一些改革，但直至目前為止，掌權執兵符的都是那些原來被共產黨打敗的班底。也難怪在「兩岸交流」後軍心大為潰散。以台灣目前的「國軍」看來是無法有效的對付中共的。台灣要的是一個基於台灣民族主義，以台灣為主體，會捍衛台灣的軍隊。這不但符合台灣的利益，也有助於東亞的和平與穩定。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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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October 22, 2015 by Ken Lee
中國雖然有很長的海岸線，但中國不是一個海權國家。科技的落後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中國被島鏈封鎖更是個主因。若能拿下台灣，則中國自然能夠突破這個封鎖鏈。也多少因為如此，中國把拿下台灣當成他的主要任務。拿下台灣多少可以完成那個中共認為沒有完美結局的內戰，也多少可以祛除過去外侮所帶來的歷史屈辱。如果沒有完善的依中共的意願來處理這個所謂的「台灣問題」的話，則中共政權將難以維持。
中共為此在國際上的統戰也頗下功夫，揚言台灣問題的沒獲得解決是改善中美關係的絆腳石。從2010年以來就陸續有一些學者於報章雜誌上發表棄台論的調調。最著名的就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 12/14/1947-）於2014年3月14日在「The National Interest」上發表的「向台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一文。學術界如此，政府機構亦然。聯邦國際外交事務所裡，一些傾向也開始不利台灣。三十多年來許多美國學生到中國學中文，很多人已於聯邦政府中任職，不少帶有傾中色彩。這有異於三十多年前大部分的美國學生都到台灣學中文。很多人了解，也同情台灣人爭取民主的奮鬥過程。
嚴格說來棄台論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杜魯門總統在韓戰爆發前就採取棄台的立場，而尼克森之訪華與卡特總統之處理與中國建交的過程也是屬於棄台的一種。
持棄台論的人固然不少，但中共到底是一個極權的共產政體，而於世界各地有衝突與戰爭的地方，大都與美國站在對立面。加以台灣是個自由民主政體，有其優越的戰略地位。在國際上支持台灣，為台灣發聲的還是多數。許多學者，如邁阿密大學的金德芳（June Teufel Dryer）就指出，拿下台灣並不是中國的目標。拿下台灣將使中國會進一步危害東亞，東南亞，並向美國的海權提出嚴重的挑戰與對抗。拿下台灣將只是中美強權對戰的開端而已。
1565年的「馬爾他之役」（Great Siege of Malta）是歐洲與奧圖曼帝國爭霸地中海的轉捩點。馬爾他是介於西西里島與北非的一群小島，面積不到台灣的十分之一大。奧圖曼帝國全盛時期佔有北非，巴爾幹半島與一些東歐國家。在軍事上所向無敵，而對歐洲造成嚴重的威脅。1565年，約四萬八千名奧圖曼軍力攻擊總兵力只約六千一百人而以西班牙人為主力的馬爾他，結果潰敗了。馬爾他之役是16世紀最為歐洲人所傳誦的一場戰役。從此歐洲人不再視奧圖曼帝國的軍力為攻無不克，而此役後地中海也成為西班牙的內海。
拉赫曼（Iskander Rehman）就用馬爾他之役來形容中共的擴張（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 2014）。若奧圖曼帝國於那時拿下馬爾他，則整個歐洲將處於相當不利的局面，將難以抵禦奧圖曼帝國的擴張。同理，若中共拿下台灣，則美國將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將會造成整個太平洋權力板塊的移動。拉赫曼也指出，領土的取得只會更刺激民族主義的狂熱，而會要求更大的領土擴張。這將只會是一個沒完沒了的對抗，而非中美良好關係的開始。
除了馬爾他之役外，也有人（John F. Cooper, <Why We Need Taiwan>，The National Interest, August 29, 2011）用1890年12月的傷膝河之役（Battle of Wounded Knee, 或Wounded Knee Massacre）來做比喻。傷膝河之役後，美國與印地安人的戰爭已算結束，可以開始向外擴張，而也於十年後成為強權。 1898年美國於美西戰爭中擊敗西班牙，取得菲律賓與關島。同年與薩摩亞（Samoa）議約並併吞了夏威夷。1900年取得威克島（Wake island）。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海軍已成為世界第一大。二次大戰後更於太平洋及全球成為無敵艦隊。Cooper認為中國之取得台灣將有如美國之勝於傷膝河之役，接下來的將是不斷的擴張。
但要拿下台灣，可預見的是中共會失去這場戰役。台灣值得中共挑釁作戰嗎？中共要的是什麼？這是華安瀾（Alan M. Wachman, 10/13/1958-06/21/2012）在《為什麼是台灣？：中國領土完整的地緣戰略理由》Why Taiwan? Geostrategic Rationales for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一書中所要探討的。書中援用了一個巴勒斯坦知識分子Edward W. Said（11/01/1935-09/25/2003）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中所提出的｢想像地圖｣（imagined geographies, 或imaginative geographies）這個觀念。這個觀念的要義是說，國界並不是如地理般的固定的，而是隨著一個國家的權力地位的發展而調整的。當一個國家的勢力在上升中時，想像中的地圖也跟著擴張。而理由大都基於傳說與神話。海權自然是中國的想像地圖之一，因為歷史上中國從來就沒有什麼重要的海上活動可言。一個人民解放軍的海軍將領就跟華安瀾說：｢台灣如果沒回歸祖國，則中國將無法走出去，而會成為一個內陸國家，無法成為一個海權國家｣。了解海權對一個強國的重要性，使中國視取得台灣為重要的一步。而美國在太平洋的海權自然成為中國的一大障礙。
說起來當今中共的「想像地圖」也都是國民黨先想像出來的。1943年在開羅會議中，羅斯福總統為了鼓勵國民黨抗日，而以對待強國的方式對待國民黨。｢麻雀變鳳凰｣的國民黨｢信心｣大增的變成了｢列強｣。在開羅會議中，國民黨要求「竊土」台灣必須「歸還」中國。1946年國民黨將與他們無關的南中國海都列入了中國的版圖。1970年，台灣與香港的海外統派人士發動保釣運動。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想像地圖。國民黨想像好的，中國照單全收。因為符合中共擴張的目的與利益。
俾斯麥下的日耳曼帝國成功地達成工業化與經濟發展。接下來的威廉二世了解海權之於一個強權的必要，而與大英帝國進行造艦競賽。結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耳曼帝國的垮台，威廉二世的遜位，及威瑪共和的建立。經濟有所成長而急於發展海權的當今中國，難免使許多學者將之比為一次大戰前的日耳曼帝國。此心同，此理同，結局也會相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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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October 15, 2015 by Ken Lee
有異於美國之於二次大戰後才大舉來到亞洲，二次大戰前整個東亞與東南亞都是日本的後院。日本於二次大戰前已對中國，東南亞都做了調查。台灣自然是日本南進的主要基地。日本於二次大戰中除了佔有東北及中國東部外，也佔有了西至緬甸，南至印尼的東南亞。對這個地區的戰略價值及其對日本生死存亡的重要，日本有相當深刻的了解。戰後的日本被美國解除武裝而採取了和平憲法，但這不代表他們不知道台灣對日本生存的重要
台灣的戰略地理位置的重要大約可由二次大戰中兩個美國將軍的比喻看出。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 01/26/1880-04/05/1964）稱台灣是擊不沈的航空母艦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美國的海軍上將恩尼斯特‧金恩（Ernest King, 11/23/1878-06/25/1956）說台灣之於南中國海有如一個瓶子的軟木塞（the cork in the bottle）。也有人將台灣類比於地中海的直布羅陀般的控制重要航道。
在戰後以美國為主導的對共產主義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中，台灣也是一個重要的據點。在美國的圍堵政策的第一島鏈（First Island Chain）中，北由日本，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而延伸至南中國海的邊界。台灣之處於第一島鏈的中間，地位格外重要。第二島鏈 (Second Island Chain) 由日本，關島，帛琉而至新幾內亞，較為稀疏。第一島鏈的戰略價值自然比第二島鏈的戰略價值來得重要得多。而在第一島鏈中，台灣位處中央，可說是整個島鏈的中堅。
台灣的戰略地位對日本的生存是相當重要的。台灣對日本的重要可由最近去世的前日本外交官岡崎久彥（Hisahiko Okazaki, 04/08/1930-10/26/2014）的一篇報告中看出。
2003年3月2日，在「美日台三邊籌略（戰略）對話」（The US-Japan-Taiwan 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 Tokyo Round, March 2, 2003）會議中，岡崎久彥發表了一篇名為「台灣的籌略（戰略）價值」(The Strategic Value of Taiwan) 的論文。岡崎久彥在文章一開始便先說明日俄戰爭後，日本的軍界不再公開教導或討論籌略，因為那屬極機密。日本軍方只教戰場的策略（battlefield strategy）。久而久之沒人知道籌略或大策略（grand strategy），而一直以為日本起初的勝利只是日軍英勇奮戰的結果。而到最後軍方也成籌略上的白痴。岡崎久彥也進而批評美國的對台政策。美國對台政策之一再讓步而至支持一中，反對台獨。這已失去原來上海公報的原意，而己變成為中國的籌略目的，不應該是美國的籌略立場。
岡崎久彥指出，美國之於1965年介入越戰固然爭議很多。但60年代初期的東南亞局勢對共產黨的擴張相當有利。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中，印尼在中共支持的游擊隊攻擊下，政權危危可岌（註，馬來西亞也有共黨游擊隊，以華人為主）。當1965年美軍登路越南後，東南亞的情勢開始改觀。九月，印尼共黨的政變失敗。 1967年東南亞公約組織（ASEAN）的形成後維持了至今的穩定局面。但美國後來之於台灣撤軍等於抵銷了越戰以來的犧牲。
台灣若落入中國的手裏，對日本及美國的影響將如何呢？
岡崎久彥指出，中國雖有很長的海岸線，但缺乏深水港。中國的潛艇必須要航行於淺海而直至琉球附近才能潛於深海。由於如此，目前中國潛艇的威脅還不是很嚴重。但若佔有台灣，則就有了台灣東海岸的太平洋深水港，對美國的太平洋海權將構成嚴重威脅。佔有台灣，則不但控制了南中國海的北出口，也將佔有南中國海目前仍屬台灣的最大的島—太平島（Itu Aba Island）。控制南中國海南端出口的是新加坡。華人為主的新加坡存在於以馬來人為主的東南亞中。若新加坡依附中國，則中國將控制南中國海的兩個出口。
對所有南中國海宣示有主權的中國，在佔領台灣後將對日本造成致命的影響。原因是日本（及韓國，台灣）大部分的能源都要經由南中國海而來。岡崎久彥指出，在最壞的情況下，日本的能源可繞道澳洲而來。但日本在東南亞各國有很大的投資及經濟利益。東南亞各國如泰國，越南，柬埔寨，及汶萊都要經由南中國海進出。而馬來西亞大部分的港口也都在面向南中國海的一邊。中國之佔領台灣，及進而的控制南中國海，將會對日本造成致命的影響，也將對美國在太平洋的海權優勢造成嚴重的影響。
倡議美日台合作的岡崎久彥著作頗豐，也著墨不少台灣與日本的問題。 1930年生於大連 (關東州，那時為日本的租借地) 的他經過日本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在二次大戰結束時才十五歲的他對日本之戰敗必然印象良深。在文章的結局他寫到，過去四百年來，從來沒有一個強權能夠擊敗英美霸權（Anglo-American hegemony）。西班牙帝國與荷蘭帝國都因敗於大英帝國而失去了他們的帝國。日爾曼帝國也因敗於大英帝國而失去了半壁江山。目前統治西藏人，維吾爾人及蒙古人的中國是目前舉世僅存的一個帝國。如果中國挑戰英美霸權而失敗的話，可以想見的是中國這個帝國將會瓦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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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October 8, 2015 by Ken Lee
在目前台灣情勢的主要角色是美國，中國，日本，與台灣。台灣雖然首當其衝，但由於國際地位的曖昧，在國際社會的音量還不是很大。台灣的變化將使日本受影響最大，而日本也頗焦急地注意這個情勢的發展。中國的叫囂音量最大，這多少反應出他在台灣的實質影響力還不是很大。而這也是中國最近幾年來都一直在做的。美國掌握有海權，空權，及最大的國際影響力，但不幸的卻顯得相當的模糊與搖擺不定。
美國是於二次大戰後才「繼承」大英帝國的角色而成為超級強國的。在很多國際事務的處理上就可看出，美國缺乏如英國人般的歷練與俄國人和中國人般的毒辣與算計。在台灣這個議題上的第一次失策就是開羅會議。原本只是怕國民黨向日本投降，而於到德黑蘭會議的途中，過境開羅時，給蔣介石一個面子（賽珍珠的建議）的開羅會議，結果卻使蔣宋反賓為主，將台灣說成是日本「竊取」的領土而應歸還中國（參見筆者的｢開羅會議的回顧）系列）。
戰前知道或了解台灣的美國人少之又少。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才知道台灣地位的重要，但卻對台灣一無所知。珍珠港事變（12/07/1941）後的六個月，美國擊敗日本的中途島之役（Battle of Midway, 06/03/1942-06/07/1942）是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在進攻日本本國的途徑上，台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日趨明顯，而成為美軍想要進占的焦點。但美國也了解台灣雖然重要，卻並不容易攻佔。在兩年中陸續的爭辯與不斷地沙盤推演後，1944年9月，美國才決定放棄台灣而進攻（反攻）呂宋。主要的考慮因素是後勤問題（logistical problems）。1944年10月12日到16日，美國與日本於台灣進行空戰。目的在瓦解日本的海軍與空軍的實力，使美國在菲律賓的戰爭較能順利的進行。但是美國也打到1945年8月15日，二次大戰結束後才完全重返菲律賓。美國有強大的兵力與實力，又有菲律賓的大部分內應，但還是打了近一年才拿下菲律賓。當時若要打台灣，雖然只是南台灣，要打多久，能不能佔領，能否維持下去，都是個大問號。
雖然知道台灣的地理位置及戰略地位的重要，但美國在對台政策上卻一直是搖擺不定的。從中共建國後，兩任美國總統的做法我們就可看出端倪。中共建國後的兩個月，對國民黨很不滿的美國民主黨杜魯門總統就宣布放手國共內戰的問題。但五個月後韓戰爆發，杜魯門總統警覺到中蘇的野心後，馬上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宣布台灣海峽的中立，防止國共雙方的對打。只是中立而已。但三年後上任的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則對中共採取強硬的態度，解除了台灣海峽的中立。協助蔣介石反攻之說及核武的可能使用都上了台桌。由棄台灣（國民黨）生死於不顧，到維護台灣海峽的中立，到反共的揚言反攻，其間的變化不過是三年的時間。
美國對台灣政策的調整與改變，基本上是反應國際情勢的變化而產生的。在冷戰期間美國的頭號敵人是蘇聯。在雙方都各有幾千個飛彈與核武的對歭下，那是一個恐怖的平衡。反共的尼克森之與中國建交基本上是基於這個考量。當然啦，這個巨大新聞所帶來的新聞票房及選票也是相當可觀的。二次大戰後從杜魯門總統以降，美國對共產主義的擴張原本是採取圍堵（containment）的政策。用意在用非核的辦法將共產主義圍堵在東歐、蘇聯、中國、北韓、北越、及非洲部分國家。但尼克森的與中國建交多少改變了這個政策。可說美國與中國建交後，將防禦線（或圍堵線）推到中蘇邊界。拉攏與蘇聯關係已交惡的中國來共同對付蘇聯。也用中共的影響力去影響北越與北韓。尼克森訪華後於1972年 2月28日（美國國務院的日期是27日）與中方聯合發表的｢上海公報｣中，美國對台灣問題的立場只是認知海峽兩岸的華人有一中這個看法，美國堅持的只是要和平解決。上海公報中，美方並沒提反對台灣獨立。在往後的政策中也都沒提對「統一」的看法或反對，只是說要和平解決而已。
與尼克森一起訪華的還有國務卿羅吉斯（William Rogers, 06/23/1913-01/02/2001）與奸客謀臣季辛吉。 季辛吉是「建設性的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ity）的始作俑者。這種所謂的｢建設性的模糊｣也就是我們今天所了解的｢策略性的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策略性的模糊」一般是意味著美國有他特定的看法、原則、與方向，但在策略上要表現得模糊。不在台灣與中國，甚至日本與中國的爭執上靠邊站，使台灣或日本以為他們有美國的支持。
也許吧。但美國政府看來是自己先模糊掉。在上海公報中美國並不持一中立場，也沒說反對台灣獨立。但中共從中美建交以後就一直逐步逼進，要美國採取支持一中反對台灣獨立的說法。中國可是不模糊的。也因為自己先模糊掉，所以在2004年，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Colin Powell) 才會說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不是獨立的國家，台灣沒有主權。那是我們的政策，我們堅定的政策｣那種違反原先政策的話。在遭受強烈批評後才由發言人說他因時差關係所以失言，雷根政府的｢六個保證｣還是有效。話雖如此，在美國的許多官方機構中，台灣的名字一直在被塗改或消失中。這不就是美國｢策略性模糊｣政策的結果嗎？
在東亞及東南亞的地緣政治中，台灣不但是個要角，更是個主角。過去台灣的地位固然由外強來決定，但在主權意識高漲下，台灣的地位必然由台灣人自己來決定。但在整個獨立自主的過程中，我們有必要去瞭解其他配角的立場而採取應運之道。美國的模糊無知與中國的霸氣逼迫都不應阻止我們自己走我們自己所要走的道路。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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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October 1, 2015 by Ken Lee
分析世界各地情勢的專家都會同意，台灣海峽是一個非常重要及危險的地方。許多分析家認為，處理不當將會引起兩個核武國家（美國與中國）的對決。這是一個有可能發生核戰的地方。許多國際學者也都對解決之道持悲觀的態度。
那麼，這個問題是如何產生的？
問題當然不在台灣海峽，問題的主要焦點在台灣。台灣雖然是個焦點，但台灣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問題的根源所在是中原帝國。
四百多年前的台灣是與世隔絕的。將台灣推上國際舞台的是歐洲來的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對後來消滅鄭氏王朝而占有台灣的清朝而言，台灣一直是個化外之地，一個叛亂人士的聚集地。 1895年的甲午戰爭後，日本心中要的是韓國，但怕列強反對，所以改口要台灣。但領台數年後，日本發現台灣難以治理，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還有意要將台灣「轉賣」給法國 (台灣賣卻論)。但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建議繼續治理下去。
對中原帝國的人而言，台灣割予日本後，本來就被視為是化外之地的台灣也就從此消失於中國人的記憶裏。說來也不奇怪。這個本來就不屬於中原帝國的台灣島，即使在清朝控制的那段時日也是個化外之地，從來就不被認為是在中原版圖的範圍之內。但這個現象在20世紀的30年代開始發生了變化。台灣在日本侵華後的中國人反日仇日情緒中，開始在中國人的記憶中浮現了。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也稱柳條湖事變，滿州事變）是日本關東軍侵佔中國東北以建立滿洲國的藉口。這個事變在中國引起公憤。隔年（1932年），一般咸認是日本挑釁所引起的的上海一‧二八事變，日軍與國民黨軍在上海打了起來。 1932年 5月5日雙方簽訂「淞滬停戰協定」。1932年，上海的「日新輿地學社」印製了「新中華形式大地圖」。地圖的右側寫著「毋忘國恥」，底下附兩個小標題：「二十年九一八日本佔我東三省，二十一年一二八日又侵我淞滬」。在台灣的地圖上則標明「光緒二十一年割於日」。這是當時中國民間第一次將台灣割日視為國恥的開始，但也沒有說要「收復失土」。1936年西安事變後，國共聲言要聯合抗日。但台灣這個「失土」仍舊沒有在他們信誓旦旦的抗日聲明中出現。同年，國民黨要展現國民政府所興建的鐵路與公路，而由「全國經濟委員會公路處」印製了地圖。但這個地圖並不包含台灣。一直到1941年蔣介石才將台灣列入中國抗日的議題中加以宣傳，使「台灣割日」這個歷史開始成為「國耻」。從1932年的「割於日」，到1943年的開羅宣言中因蔣宋的運作，而使台灣成為「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而必須「歸還中華民國」。期間的變化與運作不過十年。
雖然由1941年開始，台灣才開始陸續的出現在中國人的記憶裏，而於1943年的開羅宣言中由「割於日」變成「日本竊取」，必須歸還中華民國。但於戰後那一段時日，台灣仍不很存在於中國人的意識裏。在國民黨官方的「中國手冊1937-1945」（China Handbook 1937-1945: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Major Developments in China in Eight Years of War），及1946年的增訂版本，雖有提到「台灣革命人士」（Formosan Revolutionaries）對日的「愛國抵抗」（patriotic resistance），但台灣並沒有被列在中國各省的列表裏（當時總共列二十八省）。即使在1947年的官方版本中，台灣還是沒列入中國的版圖。
1948年，兵敗如山倒的蔣介石開始考慮退路，此時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開始變得很實際，而不再只是一個空泛的觀念。1949年12月7日，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撤退到台灣後，台灣便成為國共內戰的焦點，而成為一個必須收復的｢失土｣。(以上參考高格孚 (Stephane Corcuff) 的 “The Liminality of Taiwan: A Case-Study in Geopolitics,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ecember 2012)
在《為什麼是台灣？中國領土完整的戰略考量》(Why Taiwan? Geostrategic Rationales for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一書中，華安瀾（Alan M. Wachman, 10/13/1958 – 6/21/2012）就提出，孫文、蔣介石、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甚至有可能鄧小平，本來都不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了解上述的歷史背景，這群中國領導人的看法就不足為奇了。中國領導人如此，民間也是一樣。戰前有些反日的台灣人跑到中國，有些求助於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但當時中國自顧不暇，那有能力去幫助台灣人。而更實際的説是，當時的中國人根本沒意識到台灣的存在。魯迅的著作中就描述他與當時一個台灣知青的會面，魯迅也不知如何回應那個台灣知青的訴求。在當時中國人的眼中，台灣顯然不是中國的領土或失土，而必須加以收回的。高格孚也曽訪問過台灣老一輩的外省人而發現，1941年前中國與中國人對台灣沒興趣，而也沒去注意。但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進展，這個觀念開始改變。
原來已經依馬關條約將台灣永久割讓給日本（Article 2. China cedes to Japan in perpetuity and full sovereignty the following territories….），而也從中國人的記憶與意識中消失的台灣，如今卻成為中國信誓旦旦宣稱「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這顯然是因日本侵華後，中國人的仇日反日氣憤所引起的。但發展至今已變成相當複雜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s）問題。台海問題不但影響到台灣，中國，日本，與美國。也將影響到整個東亞與東南亞，甚至全球的權力平衡。我們有必要去分析台海問題的要角：美國，中國，日本，與台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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