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金山和約的歷史之六 舊金山和約與台灣主權 —–此一時彼一時的台灣人

南中國海的諸沙與島嶼在二次大戰中是由日本帝國所佔領擁有的。在舊金山和約中,南中國海的諸沙島也是日本所放棄的領土主權之一。那時尚擁有越南的法國要求在和約中加「日本放棄南海主權的條文」(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to the Paracel Islands)。也如此,日本雖放棄了南海的主權,但主權歸屬一直不明。在舊金山和會之前的1947年,中華民國已劃出了11段線,這也成為後來中共九段線的基礎。但不管是中華民國的11段線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九段線,除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的振振有詞外,都缺乏國際法律上的證據與依據。

尖閣群島(日本)/釣魚台(台灣)/釣魚(中國)的情況則很類似獨島/竹島之爭。尖閣群島是於1895年由日本以無人領土(terra nullius)的方式宣稱擁有的。在美國佔領琉球期間,尖閣群島與獨島/竹島都是美國軍方的軍事射擊演練處,而這些演練的軍隊都由駐沖繩的美軍而來。也就是說,宣稱擁有主權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南韓對美軍在他們「領土」上演練都沒有抗議。當美國與日本於1971年6月17日簽署「沖繩返還協定」後,美國交出琉球群島與大東諸島的治權(美國一直沒宣稱擁有沖繩的主權),而由日本接下治權,恢復主權。但這個本應只是美日之間的條約與交接行為,卻引起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抗議。首先是中華民國於1971年6月11日,提出釣魚台主權的聲明。其次是1971年12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提出對釣魚台主權的要求(Masahiko Asada淺田正彥:Senkaku/Diaoyu Islands. June 2007.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海峽兩岸的「中華民族」之敵愾同仇頗類似於韓國人的處理獨島/竹島的爭議—-都源於仇日的民族主義。七十年代在海外的「保釣運動」中,參與者都是台灣來的中國人與香港人。台獨人士一般都不參與,而多少被保釣人士視為漢奸。有這種中華民族/台灣民族的分野,保釣運動多少被界定為統派的一個運動。但有趣的是,今天台灣的一些獨派綠營人士也宣稱擁有尖閣群島的主權。

南海諸沙與尖閣群島的主權與台灣多少都有關聯。但在舊金山和約所引起的五個領土主權爭執中,最大而也最影響我們的是台灣的主權。

在舊金山和約及隔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所簽的「中日和平條約」中,都只表明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權,但沒有明言誰擁有台灣的主權。這也是一般人所說的台灣地位未定論。相關的論述已相當多,在此不再贅述。但由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時為什麼沒有轉移台灣的主權?而若台灣的主權做了轉移,後果會如何?

當時若要將台灣的主權做轉移給中國,美國那時承認的是中華民國。但這種轉移多少要考慮到中華民國可能再敗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可能,那美國的圍堵線就會出現一個大缺口。是舊金山和約擬稿人之一的杜勒斯就說,日本只放棄對台灣的主權,而我們也可說美國擁有對台灣的處置權,我們不能說台灣的處置是中國的內戰問題(”Taiwan which we got away from Japan. Japan has merely renounced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which has not been disposed of by the peace treaty and not ceded to anyone. Consequently the United States also could assert a legal claim until Taiwan is disposed of by some means. We cannot, therefore, admit that the disposition of Taiwan is merely an internal proble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ume II)。

舊金山和會中支持中國的參加,及支持中國對台灣有主權的是蘇聯、波蘭、與捷克,但三者都沒有簽約。戰後的英國是工黨主政,英國也早於1950年1月6日就承認中共。英國本堅持要邀中國參加和會,但在杜勒斯的強大壓力下放棄了這個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舊金山和會的隔月,(1951年10月25日),得到多數選票的工黨卻失去了議會席次的多數。結果是保守黨的得勝及邱吉爾的回鍋當總理。邱吉爾是反對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的。在1955年的議會質詢中,他反對工黨所提,依開羅宣言,台灣應歸還中國的主張。邱吉爾以當時開羅會議參加者的身分指出:開羅會議已不合時宜。開羅宣言只表達了共同的目標(”contains merely a statement of common purpose”),而宣言至今也發生了許多事情(And since it was made “a lot of things have happened”)。(Cairo Formosa Declaration Out of Date, Says Churchill。CHURCHILL CALLS PLEDGE OUTDATED。New York Times, 02/02/1955)。

當時沒參加和會的印度尼赫魯是認為台灣應歸還中國的。但到1955年2月(一江山之役後),尼赫魯改變了立場而認為台灣的地位未定(Frank P. Morello, Paul K. Shih: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Formosa. 1966)。

綜觀這個背景,當時在美國的強力主導下,要將台灣主權做轉移顯然有所困難。而當時霸占台灣,但也簽了「中日和平條約」的中華民國卻也同意了台灣主權未定。若真的將台灣的主權轉移給中華民國,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法理上就擁有台灣的主權。而若中華人民共和國真的來「接收」台灣,我們當然知道結果會是另一個二二八及長年的集權壓迫。台灣人也將會遭到等同於被判兩個死刑的厄運。

當年51個國家的代表聚集在舊金山的歌劇院討論並簽訂舊金山和約,真可說是冠蓋雲集。我們看到、聽到的都是各國的顯要,但就是沒有台灣人的代表。即時在隔年應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於台北召開的「中日和平條約」會議中,代表中華民國的是外交部長葉公超與政務次長胡慶育,我們也看不到台灣人的代表。當年在1947年的二二八鎮壓後及1949年的大軍壓境下,這種情況多少可以理解。在舊金山和約後約70年的今天,主角的台灣人有話要說了。將來任何牽涉到台灣的國際協定必然少不了要有台灣人的代表。這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主角既然已出場,下一齣戲當然要賣力演出了。(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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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和約的歷史之五 舊金山和約所導致的領土主權爭議 —–不是無心忽略而是有意安排

二次大戰結束前夕,英美蘇三強的雅爾達會議(2/4/1945-2/11/1945)定調了歐洲與亞洲的戰後情勢。所不同的是歐洲大都依雅爾達的協議而沒有領土上的爭執。這個歐洲的「雅爾達體系」一直持續到東歐共產國家的民主化,及蘇聯於1991年的瓦解後才崩解。另一方面的亞洲,由於冷戰的開始與中共的建國及韓戰的爆發,使局勢快速的轉變,而使雅爾達體系沒有辦法完全建立。代之而起的是舊金山和約及舊金山體系的建立。但在一些領土上的歸屬及主權的認定上,舊金山和約的曖昧不明倒不是無心忽略,而是有意安排。(Kimie Hara原貴惠美: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and Frontier Problems in the Reg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A Sixty Year Perspective.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4/22/2012. 和John W. Dower: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Past, Present, Future in U.S.-Japan-China Relation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2/23/2014)。

日本在戰後是放棄了許多領土的主權。在這放棄的領土中大部分都沒有主權上的爭議:如滿州國,韓國,及在中國與東南亞及南海的廣泛佔領區。但在一些地方卻有爭議而至今尚未解決。有爭議的領土主權有五個地方:一是日本與俄國所爭的北方領土(北方四島);二是日本與南韓所爭執的獨島/竹島;三是日本,中國,與中華民國所爭執的尖閣群島/釣魚/釣魚台;四是南海諸沙;五是台灣。有這些爭議,主要是源於共產政權的興起與擴張,及冷戰的開始。而爭議的領土也大都沿著為圍堵共產政權而建立的艾奇遜防線(Acheson Line。美國於1950年1月所定調的亞洲圍堵防線)而產生。

戰後的美國已有意要與日本簽署和約,但時局的一再變化使和約的工作一拖再拖。而原本的和約草案在領土方面是根據戰時軍方的地圖,頗為仔細。但隨著草約的一再更改,領土方面也一再簡化或曖昧不明。這些都反映出了當時的時局不穩,及美國擔心共產政權的擴大,使擬草約者故意模糊領土的疆域規範及主權歸屬問題。

以當年蘇聯(及如今的俄國)與日本的領土爭執來看,爭執的部分是連結堪察加半島(Kamchatka)南端與北海道北端的千島列島(Kuril Islands)。日本於戰前領有千島列島(外加庫頁島的南部)。在雅爾達會議中,三強已同意史達林,千島列島應屬於蘇聯。但在日本宣布投降前的三、四天,美國匆匆忙忙整理出來的「通令第一號」(General Order No. 1)草稿中, 忽略掉了了千島列島。在蘇聯的抗議後,美國是做了修正。但沒說清楚的是千島列島應該包括那幾個島嶼。而蘇聯在接收的這一段期間,顯然是「偷吃」了一些。

通令第一號的目的是指示日本帝國對日本佔領地的處置。那時日本帝國雖已投降,但除了滿州國已遭蘇聯進攻外,東南亞的大部分及中國沿岸地區都仍在日本帝國的佔領下。通令第一號指示日本帝國各地區的接收問題。如台灣與北緯16度以北的印支半島由中華民國接收;北韓、滿州國、與南庫頁島由蘇聯接收;日本、南韓、菲律賓、及一些太平洋島嶼由美國接收;印支半島16度以南及東南亞由英國接收。在當時的亂局下,一些問題是難以避免的。

蘇聯代表雖然參與舊金山和會,但沒有簽約。法理上來說,蘇聯與日本的戰爭還沒有結束,因為雙方沒簽和平條約。隨著「和平共存」的聲浪,蘇聯與日本於1955年開始談重建外交關係及和平條約的問題。由於雙方爭議中的四個島嶼,擇捉島與國後島,在地理上看來是屬於千島列島的一環,但色丹島與齒舞諸島在地理上看來不屬千島列島。那時雙方同意前兩島嶼屬於蘇聯,後兩島嶼則應歸還日本。多少不願意看到日本與蘇聯簽和平條約並建立良好關係,而可能失去防堵線的美國有意見了。當時已成為國務卿的杜勒斯要日本堅持四個島嶼都應還給日本(杜勒斯知道蘇聯一定不會同意歸還四島),否則美國也可以主張擁有琉球的主權而不歸還日本。在美國的這種壓力下,日本與蘇聯於1956年簽聯合聲明(Soviet-Japanese Joint Declaration),建立外交關係,但沒有解決領土的爭執。日本也在1956年因蘇聯的不再反對而加入聯合國(原貴惠美,資料同上)。

獨島(韓國人所稱)或竹島(日本人所稱)是介於日本與南韓間,在日本海中的一些小島嶼。這也是法國人最早稱為Liancourt Rocks的一些無人島。日本是於1905年以無人領土(terra nullius)的理由而宣稱併入領土的。在早期美國草擬的舊金山和約中,這些島嶼是歸入於韓國的。但中共建國後韓戰爆發前,美國改變主意而將之劃入日本領土。韓戰爆發後的1950年8月,美國擬的和約草稿簡化了,提都不提。但在舊金山和會的前一個月(1951年8月),美國是有告知南韓政府,美國認為竹島屬於日本(John W. Dower,資料同上)。南韓的李承晚那時劃了南韓的海域(李線Rhee Line),而於1954年由海防部隊開始佔領,但日本宣稱擁有主權。獨島/竹島的主權爭議也成為韓國人反日的民族主義象徵。在這些領土爭執上,美國的態度一向是曖昧不明,所採取的是策略上的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或季辛吉所稱的建設性的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ity)。這策略上的模糊也是從尼克森政府開始,美國所採取的「明確但不成文」的外交政策。也自然表現在其餘的領土主權爭執上(尖閣群島,南海諸沙、台灣)。

李堅

舊金山和約的歷史之三 舊金山和約的國際性問題 —–蘇聯,印度,與印尼的態度

在受邀參加舊金山和約會議的54個國家中,有三國沒有參加(緬甸,印度,南斯拉夫)。在與會的51個國家中,有三個國家沒有簽字(蘇聯,捷克斯拉夫,波蘭)。在簽約的48個國家中,許多是唯美國馬首是膽的中南美洲國家,也有一些都還不能算是獨立的國家(如柬埔寨、寮國、越南都尚屬於法國)。真正有意見的除了切身的日本,美國,英國,及以英國領頭的澳紐外,尚有菲律賓,印尼,與印度。其餘則不太有意見。

原先擬和約草稿的構想是,應由當時負責監督美國佔領日本的「遠東委員會」(Far Eastern Commission)來起稿。但這個有11個成員的遠東委員會,於1947年開始就遭受到不少蘇聯的批評與反對意見。最後和約的起草也就多少變成美國的獨門秀。杜勒斯於1950年接任這個工作後就馬不停蹄的走訪各國做擬搞的協調工作。可以想見的是大家各有意見,有強也有弱。

蘇聯外長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 7/18/1909-7/2/1989)於舊金山和約會議中,不斷以程序問題阻止會議的進行,最後一天(9月8日)發表蘇聯反對的原因。據當時紐約時報的報導(見Wiki),蘇聯反對和約的原因是:無法保證日本軍國主義的不再掘起;美國不應駐軍日本而將箭頭指向蘇聯;和約違反了中國對台灣與其他島嶼的權益;主要受害國的中國竟然沒有受到邀請與會;和約也違反了雅爾達的協議⋯⋯等等。可以理解的歷史背景是,當時的白宮與美國國務院已開始進行了對蘇聯共產集權及其附庸國的圍堵政策,多少不將蘇聯的簽約看成為必要條件。蘇聯最後是於1956年10月19日才與日本發表了共同宣言(Joint Declaration)而建立外交關係的。日本也因而才得以進入聯合國。但截至目前為止,俄國(承續蘇聯)與日本仍沒有簽和平條約。

二次大戰後,許多前歐洲列強的殖民地都得到了獨立。在新獨立的亞洲國家中,對和約也有不同的態度。錫蘭及與太平洋戰爭不太有直接關聯的巴基斯坦,對和約的內容是全盤接受。但即使與美國有緊密關係的菲律賓,也對賠償問題一直有保留(John Price: A Just Peace? The 1951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une 2001. 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受害甚深的菲律賓是於1956年,在賠償問題解決後才與日本重建外交關係的。

在新獨立的亞洲國家中,印度與印尼對和約內容也有不同的反應。

在舊金山和會召開前的不到一個星期,美國收到了印度的尼赫魯政府不派代表與會的消息。印度的理由有四點:1,和約主張美國繼續佔領琉球與小笠原群島不合理;2,美日安保條約應等到日本全面獨立後才簽;3,台灣應立即歸還中國;4,會議地點的選擇排除了充分討論的機會。原本預期大國的印度會與會的杜魯門,艾奇遜,與杜勒斯頗為震驚。憤怒的杜魯門在電報上寫到:印度政府明顯的是與史叔叔(Uncle Joe,指史達林,Joseph Stalin)及茅屎東(Mushie Dung,指毛澤東)會商過(”Evidently the ÔGovt’ of India has consulted Uncle Joe and Mousie Dung of China!”。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 VI, Part 1)。

尼赫魯所屬的印度的國大黨是印度獨立運動的主力,其三大領袖之一的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 1/23/1897-8/18/1945)為了對抗大英帝國,於戰爭中與日本軍政有所聯繫。他於1943年11月到東京參加大東亞會議,也將投降的英軍中的數千名印度人組成印度獨立聯盟與英軍作戰。鮑斯於日本投降後的第三天(1945年8月18日),於台北松山機場飛往滿州國時,飛機於起飛時墜毀而亡。有此背景,印度與日本是有一些複雜的關係。印度最後是與日本於1956年6月簽了雙方的和平協定(India Japan Peace Treaty),由於沒有涉及領土爭議,內容只有簡單的七條。

另一個有趣的國家是印尼。新獨立而對日本一般有好感的印尼(因為日本趕出荷蘭而使印尼最終得以獨立)於1951年7月20日收到和約草稿後,做了底下的建議:a,和約應明顯的承認日本的領域與主權;b,日本所放棄而由美蘇所佔領的地區應舉辦公投以表示人民的意願;c,印尼應得到賠償;d,會議應逐條討論;e,中蘇應與會以舒減遠東地區的緊張。但最後和約的條文並沒包括印尼所提的公民投票及其他的要求(K.V.  Kesavan: The Attitude of Indonesia Towards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

印尼雖簽了約,但國內沒批准。最後於1952年1月18日,印尼日本雙方簽了約,條約內容大多依循舊金山和約的內容。

我們知道當年台獨運動人士陳志雄大力參與了印尼的獨立運動。印尼的提出佔領地公民投票的要求是否與他有關,我們只能臆測。

蘇聯沒有簽約而中國沒有與會,大國的印度也拒絕參加。這使得舊金山和約看起來是缺乏一個有公信力的多邊國際條約。這到底是美國主導下的一個和約。最終給予和約有合法國際性的是一些中級國家(英、澳、紐、加拿大)及拉丁美洲國家的與會與簽約(John Price: A Just Peace? The 1951 San Francisco Pea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PRI, June 2001 )。

李堅

舊金山和約的歷史之一 二次大戰後敵軍變成友軍 —–對日和約的歷史背景

1951年9月4日,51個國家的代表齊聚舊金山的歌劇院(San Francisco War Memorial Opera House),討論戰後對日本的和約問題。四天後的1951年9月8日,他們簽訂了舊金山和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或稱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與會的蘇聯、波蘭、與捷克並沒有簽約。也受到邀請與會的印度、緬甸、與南斯拉夫則沒有參加。

在這四天的會議中固有其戲劇性與激辯,但所有的政治工作與外交運作都已於前一兩年在美國的強勢主導下完成。舊金山和約對東亞及東南亞的影響都於今甚鉅,而也有學者稱舊金山和約所建立的體制與影響為舊金山體系(San Francisco System)。舊金山體系這個名詞與觀念是首先由美國知名的日本學者約翰‧道爾(John W. Dower)所提出的。

舊金山和約的簽訂反應出了國際社會中沒有永遠的敵人與盟邦,靠的常常是情勢的變化與實力的消長。在二次大戰中,美國與蘇聯是盟邦,共同對抗軸心國的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但二次大戰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政權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陣營進入冷戰。冷戰開始後,杜魯門總統採取了當時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代辦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的意見,開始建構對共產陣營的圍堵政策。在這種思維下,美國希望能加速日本的經濟復原,及社會與政治上的重建與穩定,以加入美國的圍堵防線。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 Acheson, 4/11/1893-10/12/1991)也在這種思考背景下推動對日和約的工作。

進入50年代後,對日和約出現了一些急迫性的問題。首先是已變成美國敵邦的蘇聯於1949年8月29日成功的試爆了原子彈。接著是中共於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國」。隔年的2月14日,中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原先美國是期望中共能有如狄托下的南斯拉夫般,能夠多少不完全服從蘇聯而採取較獨立的國際外交政策。但當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中共在「抗美援朝」的口號下於10月加入韓戰後,美國對中共的期望已完全消失。而對日和約也進入了一個迫切期。

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軍事佔領之下,民生凋敝,社會破敗,治安不良而走私猖獗。美國也擔心在長期佔領下,不但會造成日本共產黨的壯大,也會促成並加速右翼民族主義的抬頭。要加速日本的復甦以變成美國的同盟,並減輕美國占領作業的負擔,和約在四十年代底就已開始積極進行。

當時的美國因為二次大戰中才與日本激烈作戰過,民間未必能同意對日的和約。為了促進和約的順利進展與日後在國會的安全過關,民主黨的杜魯門總統任用了共和黨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2/25/1888-5/24/1959,杜勒斯後來於艾森豪總統任內當國務卿)為特使,負責和約的起稿作業,及於和約前一兩年訪問要參與的國家做說明與遊說的工作。杜勒斯是於1950年後才負責對日和約的工作的。但這之前,美國國務院得應付那時駐日本的盟軍總部(SCAP,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的麥克阿瑟將軍。

那時的日本處於盟軍的軍事佔領下,沒有主權。而佔領的盟軍總部的頭子是那個貢高我慢,不甩華盛頓的麥克阿瑟將軍。對麥克阿瑟而言,日本是他的地盤,要如何處置是他的事,別人管不著。在這種背景下,國務院派肯楠於1948年2月到日本,去與麥克阿瑟溝通。除了在一些社交的場所會面外,麥克阿瑟一直故意避開與肯楠會談。最後肯楠透過遊說麥克阿瑟信賴的周邊人士而促成了一個會談。在那場會談中,肯楠展現他聰明、機智、及外交官的能力。他說明蘇聯的威脅,重建日本的迫切性。而在整個說明會中,他都利用了他對麥克阿瑟觀點的了解,而多少將整個建議說成是麥克阿瑟的看法,而取得了麥克阿瑟的同意。肯楠也做一些實質上的建議,如警察制度的民主化,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建立,以阻止猖狂的走私與非法入境。據當時一些與會的人士回憶道,肯楠的表現相當的優秀(ADST: Moments in U.S. Diplomatic History. 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 The 1951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韓戰爆發後,首爾於1951年一月落入北韓手中。此時美國面對可能要放棄韓國的問題。美國在換指揮官後於1951年三月奪回首爾,並將北韓與中國軍逼回38度線。此時的美國於1951年3月截獲了一個秘密的外交電報。內容顯示麥克阿瑟與駐東京的西班牙與葡萄牙大使(當時兩個都是反共的法西斯政權)的談話表示,他有信心將戰爭擴大成為對中共的全面戰爭。明顯違反杜魯門總統不擴大戰事的指令,因為當時中共與蘇聯已簽有「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有可能引起蘇聯的介入與核武衝突。震怒的杜魯門總統在與白宮幕僚會商後,解除了麥克阿瑟的職位。但麥克阿瑟(共和黨)的被解職並沒有影響到杜勒斯(也是共和黨)的留任與否問題,他繼續處理對日和約工作的完成。杜勒斯於1951年2月完成了和約的草案。接下來是寄送給要參與的國家過目,徵求是否有需要修正的部分,以便在和約會議中能順利通過。

李堅

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之三 德奧合併與慕尼黑協定 —–納粹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的初步

當俾斯麥主政時,德國的陸軍是全歐洲最強大的。但他了解地理位置居中的德國不能兩面受敵,德國不是要與法國結盟,就是要與沙俄結盟。俾斯麥的解決辦法是透過外交於1870年形成了「三皇聯盟」(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這三皇是德國的凱撒,奧匈帝國的皇帝,與沙俄的沙皇。透過這種運作,德國帝國至少維持了東邊,更甚而是歐洲的和平。但威廉二世的強勢往外擴張的作風,改變了這個平衡。

德國原本不是一個海權國家,但威廉二世上台後決定改變這個現況而大量造艦。以海權為主的英國因而緊張了起來,而英德也進入了海軍的武力競賽。受到德國帝國威脅的大英帝國也因而轉向世仇的法國,締造了英法結盟。在東邊方面,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半島的權益與沙俄衝突了起來,沙俄因而不想再維持三皇聯盟而轉向與英法聯盟。德國帝國也因而進入了一個腹背受敵的處境。這也是歐洲大陸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形式:一邊是三個協約國(Triple Entente)的英、法、俄,一邊是三個個同盟國(Triple Alliance)的德、奧、義,但後來變成是德、奧、保加利亞、與奧圖曼帝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是歐洲四個帝國的解體:奧匈帝國,德國帝國,奧圖曼帝國,與沙俄。在一次大戰中,俄國(1917年10月)與德國(1918年11月)都發生革命。俄國革命後是俄共的掌權。德國帝國的革命後是建立了維持15年(1918-1933)的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直到希特勒的上台。遜位後的威廉二世則避居荷蘭直到他的去世。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塞和約對德國處以相當重的罰則:賠款,責任歸屬,割讓領土,軍事與工業的限制等等。德國失去了四周 14%的領土。在這種羞辱下,立誓要重建德國以成為強大國家的希特勒也就上台了。

希特勒上台後的許多所作所為都是違反凡爾賽和約的決議的(德國被排除在會議之外)。但對已厭戰懼戰而一再只希望求和的英國與法國而言,對納粹德國的走上軍國主義之路是有如鴕鳥般的對待。希特勒倡導的是極端的日耳曼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他大力推動民族統一主義(irredentism)與收復失土(revanchism)。德奧的合併與慕尼黑協定是大戰爆發前,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的兩個主要例子

一次大戰後,奧地利失去大部分的領土(奧匈帝國),而德國也失去部分領土。奧地利(主要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一直有意要與德國合併(凡爾賽和約禁止德國與奧地利的合併)。奧地利也有納粹黨,但實力不大。據當時一名美國新聞記者與作家(John Gunter)的估計, 1932年時,大約有80%的奧地利人想要與德國合併。但納粹在德國掌權前後的一系列暴力活動多少使一些奧地利人改變了合併的想法。再加以奧地利主要是天主教徒,而德國則以路德會為主,到1933年底,估計有60%的奧地利人反對合併。1934年7月25日,奧地利的納粹份子暗殺了奧地利的總理(Engelbert Dollfuss)企圖奪權,但沒有成功。

1938年2月12日,奧地利的總理休斯尼克(Kurt Schuschnigg)在壓力下與希特勒(希特勒出生於奧地利)會面,討論兩國的合併問題,但沒有結果。知道大部分奧地利人會反對合併的休斯尼克於是提出,要於1938年3月13日舉辦全民公投,來決定奧地利是否要與德國合併。希特勒於3月11日發出最後通牒而於3月12日將軍隊開入奧地利。知道德國要入侵的奧地利政府並沒有抵抗。軍隊開入奧地利後,納粹不准猶太人及一些左翼份子(共包括選民的10%)投票,而於4月10日舉辦公投,結果是99.7%的人同意公投而完成了德奧的合併(Anschluss)。奧地利在被合併前的這一段歷史也是電影「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的故事背景。

拿下資源豐富,人力眾多的奧地利後,希特勒將眼光轉到緊鄰德國的捷克斯拉夫的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那時蘇台德住有三百萬日耳曼人,占住民的多數。希特勒的理由是住在蘇台德的日耳曼人應與德國合併在一起。在武力威脅下,捷克求助於與她有協約的法國,但懼戰的法國沒有吭聲。那時英國的首相張伯倫(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 3/18/1869-11/9/1940)與希特勒會面兩次不果,期間希特勒的態度轉為強硬。最後張伯倫、希特勒、墨索里尼、與法國首相達拉提(Édouard Daladier)於墨尼黑會面,而於1938年9月30日簽下了墨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協定同意德國將於10月10日前以軍事佔領蘇台德地區,而以後有關德國的國際領域爭議當將由國際協議來達成。在沒有國際援助下,捷克也只有吞下這口氣。

協議簽署後回國的張伯倫與達拉提都受到國內的熱烈歡迎,認為和平達成了,戰爭也避免了。張伯倫說他達到了「有榮譽的和平」(….had achieved “peace with honor. I believe it is peace for our time”.)。但張伯倫的強硬對手邱吉爾馬上強烈批評道:「你被要求在戰爭與不榮譽間做選擇。你選擇了不榮譽,而你也將會有戰爭」(You were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war and dishonor. You chose dishonor and you will have war.)。果不其然,希特勒於1939年3月併吞了捷克的全部,並於9月1日侵入波蘭,正式展開了二次世界大戰。墨尼黑協定也因而成為姑息主義(綏靖主義)的代名詞。

李堅

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之二 普魯士的整合與德國的統一 —–俾斯麥的三場戰爭

俾斯麥是個忠君之士(monarchist),早期不能說是個日耳曼民族主義者,但可說是個普魯士民族主義者。俾斯麥上任首相之前,日耳曼人大約有38個城邦(principality),其中有兩個較大而死對頭的王國—普魯士與奧地利。這兩個王國中奧地利有她自己的帝國—奧匈帝國—由日耳曼人統治大都是非日耳曼人(如斯拉夫族)的帝國。1815年,這些城邦與王國形成了一個鬆散的日耳曼邦聯(German Confederation)。1834年,在普魯士的推動下,這些城邦與王國形成了關稅聯盟(Zollverein)。

1860,新上任的威廉一世要增加稅收以建立現代化的軍隊,但這個預算一直受到下院(landtag)的否決。威廉一世因而任用俾斯麥為首相。1862年9月22日,俾斯麥到下院做演說。他的要點是:普魯士在日耳曼邦聯中的地位取決於實力而不是自由主義。我們已經一再失去復國與強國的良機。目前重大事情的決定不是靠演說與多數決,而是要靠鐵與血。這場演說也就被稱為俾斯麥鐵血演說(Bismarck’s Blood and Iron Speech)。

在下院的反對下,俾斯麥以下院與上院不同決議不合憲法為由,加以他手腕的強力操作,單面通過預算案而增稅建軍。

俾斯麥對當時歐洲的強國,如英、法、奧匈帝國與沙俄,都小心的結盟以維持權力的平衡,避免兩邊受敵。為了推動壓抑對手奧地利而稱霸日耳曼邦聯,他發動了三場對外的戰爭。

1863年,丹麥國王違反原先共管的約定,而將與普魯士接連的兩城邦(Schleswig and Holstein)片面納入丹麥的領土。俾斯麥於是邀請奧地利共同對抗丹麥。1864年,丹麥失利於這場戰爭(Danish war)而交出了這兩城邦。奧地利得到大部分的戰利品,但表面上吃虧的俾斯麥自有他的算計。

在推定英法與沙俄都各自有各自的盤算,而會對普魯士與奧地利的衝突保持中立後,俾斯麥於1866年引誘奧地利去發動對普魯士的戰爭。這場由1866年4月6日開戰,而只打七個禮拜的戰爭(Austro-Prussian War,也稱Seven Weeks War),使戰敗的奧地利交出了丹麥戰爭中的「贓物」,而普魯士也得到了更多的領地。這場戰爭結束後,俾斯麥了解他日後還需要奧地利的合作與聯盟,所以對奧地利的處罰並不重。但他對支持,也參與奧地利對抗普魯士的城邦則處罰嚴厲。這場戰役後,普魯士也帶頭而形成了北日耳曼邦聯(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

傳統上,北日耳曼與南日耳曼彼此各有敵意與相互對抗。但對南日耳曼人而言,對法國的敵意甚於對北日耳曼的敵意。要達到以普魯士為頭的統一運動,俾斯麥於是將箭頭轉向法國。

1870年,俾斯麥造「假電報」(Ems Telegram),而使法國國王拿破崙三世誤以為法國駐普魯士大使受到普魯士國王的羞辱,因而向普魯士宣戰。俾斯麥以拿取亞爾薩斯與洛林兩大地區為目標,而激勵了南日耳曼人仇視法國的日耳曼民族主義。亞爾薩斯與洛林兩地是在七世紀,神聖羅馬帝國倒台後,被法國在沒有經過一般正當程序下非法佔領的。南日耳曼在巴伐利亞王國的領頭下參與了這場打半年(7/19/1870-1/28/1871)的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打敗法國後,日耳曼民族主義大為振奮。俾斯麥在幕後運作下,激勵北日耳曼強烈要求威廉一世升為皇帝。而南日耳曼在巴伐利亞國王(King Ludwig II of Bavaria)的領導下也支持威廉一世登基為皇帝。1871年1月18日,眾日耳曼王子與國王在凡爾賽的鏡宮熱烈「恭請」威廉一世登基為皇帝,建立德國帝國。至此,俾斯麥也達到了他的主要夢想。在俾斯麥70歲那年(4/1/1875),為俾斯麥慶生而由名畫家(Anton von Werner)所畫,在鏡宮的這場景象中,台上是威廉一世與國王王公要員,台下是許多舉劍效忠的眾日耳曼王子,站在台下向上看威廉一世但居中的是俾斯麥。這副不是很真實的繪畫傳達出了俾斯麥在德國統一以建立帝國中的角色。

沒有人會否認俾斯麥是政治運作與國際現實政治掌控的天才。他不以意識形態為重,他也是個很複雜而不是很好相處的人。說他的行事作風是獨裁並不為過,而他也不是個自由民主主義的信仰者。在他主政下,德國的工業突飛猛進。鐵路長度由1871年的21,000公里增加到1913年的63,000公里。為了預防社會主義的煽動與工運,他建立了德國目前都還有的工人的健康保險、災害保險、產假、與國民年金。

如前所述,俾斯麥雖然忠君,但他的行事作風並不很好相處。威廉一世也數度有意將他換掉,但最後皆改變了主意。但當威廉一世去世後,其子威廉二世(Wilhelm II, 1/28/1859-6/4/1941,掌政時期6/15/1888-11/9/1918)上台後不久,他就把時年74歲的俾斯麥解職了。

威廉二世上台後採取了與俾斯麥及威廉一世不同的作風,尤其在外交上。當年俾斯麥重結盟以免兩邊受敵,但威廉二世不走那一套。對於威廉二世的作法,俾斯麥頗不以為然。俾斯麥於被解職後說:如果事情繼續如此下去,則將會有如腓特烈大帝死後20年的戰敗一般。在我離職20年後,我們也將會遭受潰敗。不幸的是他的預言是印證了。德國帝國在俾斯麥死後20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遭到解體。

李堅

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之一 十九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運動 —–普魯士走向德國帝國的序幕

法國大革命後,尤其在拿破崙企圖征服全歐洲的七次主要戰役後(由1803到1815年),民族主義便在歐洲大陸上風起雲湧。這其中,19世紀未葉,義大利與德國的統一與獨立是較重要的兩個事件。而這兩個國家的統一與獨立也多少有所關聯,互通有無。義大利的統一與獨立是拖得較長的,但德國的統一卻對未來歐洲的發展有相當重大的影響。

義大利的統一運動包括了大大小小的對抗與戰爭,由1815年開始,直至1871年攻下羅馬成為首都後才正式完成。當年的羅馬屬於教皇的統治下,軍事上則靠法國拿破崙三世的軍隊保護。但當1870年7月普法戰爭爆發後,拿破崙三世於隔月調回駐羅馬的軍隊。在教皇沒有法國軍隊的保護下,義大利政府派兵進入羅馬,並透過公民投票正式定都羅馬,完成義大利的統一。

另一方面的德國,普法戰爭的結果是法國的戰敗,並割出亞爾薩斯(Alsace)與洛林(Lorraine)兩大區域。普魯士則在俾斯麥的運作下,於1871年1月18日在凡爾賽的鏡宮(The Hall of Mirrors),由各日爾曼城邦的王公共推普魯士的威廉一世國王,正式登基為新建立的德國帝國的皇帝。

義大利與德國的統一與獨立也為民族主義引進了兩個新名詞(與觀念)。

義大利稱他們的統一運動為復興運動(Risorgimento,英文為resurgence或revival)。在推動統一運動中,他們推動義大利各城邦的統一,也推動在別國(如奧匈帝國)統治下,以義大利人為主的領域之納入義大利的版圖。統一運動當時領導人的口號是「未兌現的義大利」(Italia irredenta,英文為unredeemed Italy)。而這irredentism也於目前多少被翻譯成民族統一主義。

另一方面,在普法戰爭中失去亞爾薩斯與洛林兩大區域的法國人心有未甘,誓願要收回這兩大地區。法國人也因而有了要復仇雪恥的心願,有要收復失土的決心。法國人稱復仇為revanche(英文revenge),而revanchism也便成為收復失土的意思。

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這種意識形態與運動,在十九世紀的歐洲風起雲湧,而表現得最為強烈而戲劇化,並也影響到整個歐洲及世界局勢的是德國。底下我們也就由德國談起。而這個故事應由普魯士開始。

早期普魯士泛指歐洲大陸的中北部到東北部,與俄國為鄰的那一大片地方。到13世紀時被日耳曼的條頓武士團(Teutonic Order)征服後,到14世紀便以日耳曼人為主。但普魯士之出現於歐洲的政治舞台則是在1701年,由日耳曼的霍亨索倫家族(Hohenzollern dynasty)建立普魯士王國後才開始的。普魯士王國至此開始成為歐洲的主要勢力。建立王國後的近半世紀後,普魯士出現了一位賢君—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1/24/1712-8/17/1786)。腓特烈二世從小就鍾情於文學藝術與哲學。他與法國的啟蒙運動人士多所來往。而伏爾泰也在腓特烈二世的王居與腓特烈二世共住過一段時日。伏爾泰稱腓特烈二世為「哲學國王」(the philosopher king)。幾乎所有有關腓特烈二世的傳記(包括伏爾泰的自傳),都描寫腓特烈二世為一名同性戀者。可能多少由於如此,腓特烈二世的父親在發現他與宮廷的一名見習騎士很親近後,將他送去接受嚴格的軍事教育,而成為一名很成功的軍事策略家。多少由於腓特烈二世的多才多藝,使普魯士在他領導下的46年間,打贏了許多戰役而成為歐洲的一個超級強權。腓特烈二世也因而被稱為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但腓特烈大帝死後上任的兩名國王(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都不善於政治,於外交上也不熟稔。以腓特烈威廉三世而言,本來對法國革命後上台的拿破崙保持中立的立場,但最後決定一戰時卻因缺乏良善的軍隊與戰略,而於1806年慘敗於拿破崙。1815年,拿破崙於滑鐵盧敗於威靈頓所領導的聯軍。在滑鐵盧之役前後所召開的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中,普魯士失去了大片的土地及影響力。王國的勢力也開始式微。

拿破崙的攻打歐洲啟動了歐洲大陸的啟蒙運動與民族主義。1848年歐洲到處都發生因法國革命所激勵出來的革命。在民族主義與啓蒙運動的影響下,有38個城邦及兩個主要王國(普魯士與奧地利)的日耳曼人也興起了統一之意。

1861年,原本是當他的兄弟腓特烈威廉四世 (Frederick William IV) 攝政的威廉一世(William I, 3/22/1797-3/9/1888)登基為王。威廉一世有心整頓政務並建立一個較現代化的軍隊,但他所提出的預算一再遭到下議院的否決。1862年,他任用了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4/1/1815-7/30/1898)為首相。善於對複雜的政治情勢抽絲剝繭,不受左右意識形態限制,也深度了解現實政治(realpolitik)、地緣政治、與國際外交手腕的他,啟動了以普魯士為首來推動統一日耳曼民族而建立德國帝國之路。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