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際關係與國際關係 ——被出賣是個殘酷的現實

從小到大我們都生活在一個社會中。社會是人的組成,而自然的,我們的生活關係也都牽涉到人與人之間的對應,親朋關係,與事業關係等等。每個人的一生都會經歷過人際關係的酸甜苦辣:婚友問題,信任問題,利益的衝突,孤立與同盟問題,愛別離,怨憎會,拋棄,背叛的問題, …等等。對國際關係的現實派(Realism)學者而言,國與國的關係也是如此:結朋成黨,爾虞我詐。現實派的國際關係學者更指出,國際關係比社會中的人際關係要來的更為險惡。因為一個社會中多少有些文化與社會的規範,與統治機構及權威的存在,多少有所約束。但國際社會中並沒有一個統治權威的存在(聯合國只不過是個聚會討論的地方,沒有約束國際關係的能力與統治的權威),是處於一個艱險的無政府狀態。弱肉強食而成為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世界。但為了生存,大部分的國家都需要盟邦,以結朋成黨來扺禦可能的外患。出賣友邦則不但會使原來的權力平衡失去,也多少會使出賣者在國際社會失去他的信用。

在現代的國際關係史上,俾斯麥可能是個最有名的現實派人物。現實派(德文Realpolitik。Realpolitik與Realism及Pragmatism常互相使用)雖然不是俾斯麥首先提出來的名詞與觀念(首先提出的是19世紀的日耳曼人Ludwig von Rochau),但俾斯麥的不重意識形態,只考慮現狀,以求達到他的政治目標是有名的。不是日耳曼民族主義者,而是個普魯士忠君者(monarchist)的他,發動了三個短暫的戰爭,而建立了以普魯士為主體的德國帝國。了解到位處中歐的德國不能兩面受敵的他,也透過同盟關係來達成了當時歐洲五大強權–英、法、德、沙俄、哈普斯帝國—的權力平衡,而維持了歐洲局勢的平穩與和平。俾斯麥是德皇威廉一世的首相,但好大喜功而急於往外擴張的威廉二世上台後將俾斯麥解職了。威廉二世的擴軍與往外擴張,也與沙俄及英法造成衝突,而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德國帝國的潰敗。

進入20世紀後的國際關係史上,美國多少是個異數。美國國土廣大,資源豐富。在地理上又有兩大洋—太平洋與大西洋,的隔離,相當安全。北隣的加拿大是友邦,南邊的墨西哥只有聽話的份。在意識上而言,美國人覺得相當的安全。因為她遠離了紛擾的亞洲與歐洲,也沒有中南美洲的政經之不穩定。從過去以來,美國人一直有孤立主義的想法。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競選連任的威爾遜總統,雖利用美國人孤立的心態贏得連任(他的口號是”他讓我們免於戰爭”。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但他連任後卻也藉由宣傳手法將美國帶向戰爭。一次大戰後,看到歐洲不但沒有解決自身的紛擾而再走向衝突的美國人,不用說是孤立主義瀰漫,覺得歐洲是歐洲人的事,干美國何事。醖釀多年,主張孤立主義,而於1940年成立的「美國優先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 AFC),有將近100萬名會員,包括有許多社會中的賢達人士。他們反對有跡象顯示要參戰的羅斯福總統。但羅斯福總統知道納粹在攻下全歐洲後,下一步將針對的是加勒比海與中南美的控制,然後進攻美國。孤立主義有違美國的安全。這個象徵美國孤立主義的「美國優先委員會」,最後於珍珠港事變三天後解散。

二次大戰使美國體會到世界各地的動亂,最終都可能會波及到美國。也在這種認識下,在戰後成為全球首富首強的美國於世界各地駐軍駐防,並組成各種同盟(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美日安保條約,…等等)。各種結盟及各地的駐軍使美國一直享有國際關係的平穩與安全。但十幾年來這種情勢逐漸在轉變,而於川普上台後使美國的孤立主義幽靈再度借屍還魂。

川普上台後,不但走的與一些獨裁者較接近,也批評美國的友邦占美國的便宜。川普不但取消一些協議(如TPP, NAFTA,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伊朗核協議),也威脅要廢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表明的是,美國不需要友邦。不需要友邦是一回事,將友邦放棄出賣又是另外一回事。2019年10月,川普下令美軍由敘利亞撤軍,造成土耳其的攻入敘利亞屠殺庫德族人,也引來了俄國軍隊與原敘利亞軍人的進駐。川普這種出賣美國友軍庫德族的行徑,引來國內與國外各方的交相責難。但事實是,這也不是美國的首次出賣朋友。就台灣而言,我們(台灣人與中華民國)至少也被美國出賣過兩次。

1949年10月1日中共宣布建國。對蔣政權很反感的杜魯門總統於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國不再介入中國事務,宣示對國民黨(也包括被無辜連累到的台灣)的放棄與不再支援。但1950年6月25日爆發的韓戰使美國驚覺到蘇聯與中共的擴張,於是派第七艦隊巡迴台灣海峽,救了大命不死的國民黨,也救了被國民黨牽連到的台灣人。當1972年年尼克森訪華時,背後運作的權臣季辛吉與尼克森總統多少是將台灣(中華民國)出賣掉了,只是當時窮弱的中國無法消化,也無能治理台灣,而多少沒有付諸實現。

每個人都需要有朋友,但每個人也都有可能被朋友出賣。美國是一個有高度消費文化的社會,所謂的「友情」也難免成為消費品。對我們而言,有國際友邦及同盟固然重要,有草根級的國際聯盟、同盟、與共事關係可能更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立自主,不事事求人的決心與毅力,那才會是獨立的保障。沒有獨立性,談不上有獨立。

李堅

高雄事件四十年 ——天下沒有永恆的自由民主

四十年前所發生的高雄事件(或美麗島事件, 12/10/1979)是台灣民族民主運動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在歷史發展的意義上看起來,它堪與1947年的228革命相比。228革命是一個本土勢力與外來政權對衝下的一個結果。高雄事件也是本土勢力與外來政權在長期調適不和不成下的一個對衝。兩者的共同點在於外來政權都有能力將本土勢力鎮壓下去。兩者的差別則在於高雄事件後的二、三十年內,外來政權雪崩似的失去了它的掌控能力,而使台灣最終走上自由民主之路。此後,這個失勢而沒有完全本土化的「外來政權」,也漸漸的求助於對岸的「兄弟」來幫它一忙。

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政權對台灣本土勢力的一場相當徹底的鎮壓與屠殺。台灣可說失去了一整個世代的菁英。也因而,在1949年國民黨政權「轉進」到台灣後的第一個較刺激到國民黨的反對運動,是一個以外省菁英為主,而引進一些本土菁英的雷震事件(1960) 。1964年9月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則是一個胎死腹中,但全是由本土菁英所推動,而影響及意義深遠的台灣民族運動。

由1960年的外省菁英到1964年的本土菁英,進入七十年代後,我們漸漸看到草根勢力的抬頭。 1975年的《台灣政論》及同年底在宜蘭因郭雨新立委落選後所引起的騷動,到1977年的中壢事件,都可看出本土草根勢力的崛起。兩年後所爆發的高雄事件也可說是在這種歷史發展脈絡下的一個必然。

本土勢力崛起的七十年代,也同時看到台灣受到國際情勢的鉅大衝擊。1971年季辛吉秘密赴中國。同年底,中國取代台灣成為聯合國一員及安理會成員。1972年尼克森訪華。台灣的國際處境日益艱辛,但在戒嚴法下的民間卻無置啄的權利。標榜「鄉土的,社會的,文藝的」的統派刊物《夏潮》於1976年出刊了,但《夏潮》在台灣社會上沒有之前的《台灣政論》,尤其是後來的《美麗島》那樣,引起廣泛的回響。理由不外是民族立場(統獨)的問題。

1979年1月1日,卡特政府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同月,鄧小平來美訪問九天。在鄧小平於1月29日抵達白宮當天,有兩百名棄婦般心態的國民黨人於白宮前示威,有兩名毛派的冒牌記者進入會場做騷擾,也有約50名台灣人於遠處呼喊口號主張台灣獨立(Taiwan for the Taiwanese, Taiwan wants independence)(Jonathan Steele: America puts the flag out for Deng. The Guardian, 1/30/1979)。這在當年國民黨可以公開活動,但支持台獨的台灣人只能秘密活動下,國民黨人之多於台獨人士是容易理解的。但隨著《美麗島》雜誌的創刊後,這種情勢迅速地於海內外走上獨長統消的階段。

1979年8月創刋的《美麗島》雜誌,很快的就打破了台灣雜誌的歷史。《美麗島》不但發行量大(14萬份),更是一個運動,而不只是一份刊物。美麗島雜誌在台灣各大都市設有分社及服務處,而各分社/服務處也都辦有演講活動。這是一份藉由刊物來推動政治活動的運動型雜誌。美麗島雜誌不但引來海外同鄉的支持,更引起國民黨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決定。在這種對衝下, 1979年12月10日在高雄的國際人權日活動,引來國民黨的鎮壓與大逮捕,是為高雄事件。

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與隔年的2月28日林宅血案, 及1981年7月的陳文成命案,都屬同一系列的發展。也可說是國民黨在台灣能用暴力鎮壓的最後一次。從此以後,隨著反對勢力的一再挑戰與對幹,國民黨最終失去了暴力鎮壓的能力,而使台灣於一、二十年後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

但台灣人就永遠能享受這麼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嗎?

台灣在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後,我們看到的是藍綠的對決,紅色力量的大量湧入,而也於近年來「跟隨上了世界潮流」的產生了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不是一個容易下定義(即使在學術界裏)的「主義」,在它存在的一百多年歷史中也呈現著各種不同的政治光譜,有左派也有右派,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含義。你可說民粹主義是基於民意,也可說是暴民政治。但目前在世界各地所產生的民粹主義多少與集權獨裁政權有所關聯,對社會造成了強大的破壞力,也對自由民主體制形成了相當大的挑戰。

民粹主義的產生有其政治(不穩定),經濟(分配問題),社會(人的孤立寂寞與疏離感)及群眾的心理層面(懷疑、不信任、與容易受騙…等等)等原因。產生的詳細原因請參考艾任德的《集權主義的來源》(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與賀弗爾的《群眾運動》(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現代的民粹主義之有異於過去,還得力於假新聞的氾濫問題(台灣尤其脆弱的是缺乏有公信力的媒體機構),與拜現代科技之賜的網路社群的操弄。有這些因素與現象, 使已走上自由民主二、三十年的台灣,卻也因為民粹主義的產生與公信力的缺乏(即使是同一陣營的人),有可能走回獨裁集權之路。

經過多年的奮戰,台灣好不容易於戰後的半個世紀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但走到今天卻有可能走回頭路,而重陷獨裁集權的圈套。外在威脅的中國及其操控固然是個很大的原因,但主因其實在於內部。嚴格而言,外患的中國對台灣是一個正面力量。因為它提升,也強化了台灣民族意識。它也提供了,一個集權政體的社會與一個自由民主社會的比較。總的而言,中國的對台威脅會刺激台灣建立民族國家的決心與毅力。有如孟子所說的「入則無法家拂土,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法家拂土指的是堅守法治的大臣與輔佐君王的賢士。台灣人要解決內部的問題則得靠台灣人的自我提升。無論在認識水平,邏輯與知識的分析能力,及品格與道德的層面,都得一一的去面對與解決。

對悲觀者而言,人生是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對樂觀者而言,人生是一個希望接著一個希望。而也在兩者的互盪互動下,祈望我們能夠看出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而在一一解決問題的方向下,走向一個個的希望。因為有能力去次第的解決問題,則使未來充滿了希望。自由民主所遭遇到的問題亦然,也需要去一一的面對與解決。自由與民主有如盆栽一般,是需要不斷的栽培與維護的,否則,它只有走向衰敗毁滅的道路。

李堅

全球自由民主的退潮之一 自由民主社會是常態嗎? ——由美國的獨立宣言談起

自由與民主雖然息息相關,但兩者是不一樣的。有自由不一定就有民主。如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個人的自由與權益都受到保障,但沒有決定政府型式的權利。嚴格說來,沒有完全的自由。有民主也不一定就有自由。因為若多數決議違反了少數(或民族)的權益而造成了多數暴力(tyranny of the majority)的話,則少數者(或民族)便無自由可言。例如在一些不重人權保障的社會中,少數民族、不同宗教、女性及不同性傾向….,等等,常常受到迫害。即使在美國,在南方的許多州與共和黨都還透過種種技術因素去限制黑人的投票權(voter suppression)。

在近代史上,美國可說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自由民主體制的國家,而也是持續存活最久的一個。但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中可找不到「民主」這一個字。在獨立宣言的第二段這麼的開始:「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也就是說,美國的建國是建立在個人的自由與民權的保障之上的。

而事實上,美國的開國元勳之一,而也是第四任總統的麥迪遜(James Madison Jr. 3/16/1751-6/28/1836),他所推動的不是全民民主(麥迪遜稱之為純粹民主,pure democracy。如雅典城邦式的全民決定),而是他所稱的共和—-代議政治。對麥迪遜而言,那時的13州已相當大,不適合全民民主,只能行代議政治。而且純粹民主只會造成混亂(Federalist Papers No. 10)。

在人類歷史上,原始社會是不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這種討論牽涉到資料不足的問題。目前尚存的少數狩獵採集(hunting and gathering,或稱為hunter-gather)社會中,我們知道是一個很平等的社會。而在那麼一個小群體(一般約20到50人)的共產社會中,也談不上有獨裁或壓榨的問題。但在人類進入農業社會後,定居及社會結構的形成,也產生出統治者與階級問題。在那一個農業社會的階段,雅典城邦的領袖克萊斯特尼(Cleisthenes)於公元前507年引進他稱為民主(demokratia 。demos人民,kratos權力)的政治形式,而使雅典成為世界最早的一個民主體制。但這個民主體制於半個世紀後便開始衰退,而最終也在被鄰國征服後使民主政治於雅典消失。

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產生源於18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Age of Enlightenment)。啟蒙運動也多少源於14、15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所推動的人本主義(humanism)。啟蒙運動對那時候歐洲的君權專制與神權統治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啟蒙運動倡導科學、理性、自由、進步、博愛、憲政、政教分離、容忍、….等等。這對那時掌有絕對統治的教皇與各國君主都是個正面挑戰。但開出第一槍的是在大西洋對岸的美國13州。1776年,13州發表了獨立宣言。接著是1789年的法國革命。法國革命後的政局也於進入一段動盪期後,直到1804年拿破崙的自立為皇。在這之時,拿破崙也於歐洲東征西討(稱為拿破崙的戰爭,Napoleonic Wars, 1803-1815)。而在這東征西討中,法國人也於四處宣揚他們「自由、平等、博愛」的「福音」,這也逼使各君主專制國家聯合起來對抗這個新的政治體制。拿破崙的戰爭對歐洲的影響是很大的,而他的聲望也如日中天。貝多芬的第三號交響曲「英雄」(Sinfonia Eroica)原本是要獻給拿破崙的。但在聽到拿破崙自立為皇後,貝多芬氣得將首頁撕毀丟到地上。總的來說,法國革命對歐洲及世界的影響是不容否認的。

1848年,歐洲到處都發生有革命(Revolutions of 1848),也被稱為「人民的春天」(Springtime of the Peoples)。許多君主政體都被推翻。但推翻君權政府的自由派、憲政派、與民族主義人士卻缺乏內聚力與一致性,也缺乏共統的目標,而最終都遭到君權政體的反攻。但革命失敗的另一個重大原因是當時歐洲的五大強權(英國、法國、普魯士、哈普斯王朝、 與沙俄)都不願看到新政體的產生而互相奧援,共同聯手攻擊革命份子。因為他們倚重在五大強權的平衡穩定狀態。在19世紀的那種歐洲國際情勢下,國際的權力平衡與穩定勝於自由民主與民族國家的觀念。歐洲在那種社會與歷史背景下,民主並沒有生根成長的機會。

綜觀人類的歷史,自由民主並不是個常態。絕大部分的時期,大部分的人類社會都處於專制統治之下,談不上有什麼自由民主可言。美國的獨立宣言主張人人平等,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人類不可剝奪的權利。一般咸信這個觀念源於被稱為自由主義始祖的啟蒙運動先師洛克(John Locke, 8/29/1632-10/28/1704)。但我們知道那個觀念不是在描述一個事實,而是在推動一個理想。也就是說,自由民主是一個理想主義的產物,而非一個歷史的自然常態與必然。也如此,自由民主若不加以維護與捍衛,則社會只會倒退回專制統治的「常態」。

李堅

 

鞭屍蔣渭水 —-看中共紅奴柯文哲的竊黨

歷史從來就不是死的,尤其是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我們常看到歷史人物與歴史事件被提出來討論。說是鑑往知今也好,以古諷今也罷,為的都不外是做對當今現實的闡述。目的當然有如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的第11節所說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闡述世界,要點在於改變世界」( 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 The point, however, is to change it.)。

蔣渭水在台灣歷史上是一個沒有什麼負面評價,但正面評價相當高的一個歷史人物。他推動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啟蒙運動與社會政治運動可說不遺餘力。由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及左傾後的台灣工友總聯盟與台灣農民組合,我們都可看到他的投入。更確切的說是他的全力投入。這可由他對本業(醫生)的疏忽,以及因沒顧好家而死後家境淒涼得以看出。

蔣渭水不是一個理論家,也不是一個政治家或政客,他是一個理想色彩很濃的社會政治運動者,也是一個處於萌芽初期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同那個年代的台灣知識分子一樣,你若單看他的著作,他顯露出對孫文的尊敬與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期望與支持。也如此,藍營的人宣稱他是當年同盟會的會員,而將他看成是自己人。但當年台灣知識份子的支持中國國民革命頗為普遍,可說有一些故國情懷,但可不能解釋成是祖國派。綜觀他的一切著作與運動內涵,他的一切做所為,為的就只是台灣這一片土地與人民。即使是一些當年被指為祖國派的人士,許多在二二八事變後才深刻的體會到祖國就在他們的腳下,不在對岸。這種現象也是左派辯證哲學所說的「意識落後於存在」。也就是說,當年台灣民族的存在雖已是個事實,但台灣民族意識是隨後才慢慢地發展出來的。台灣民族意識的成形落後於台灣民族的存在事實。

也由於蔣渭水的正面形象及他在台灣歷史上的地位,使台灣各個政治光譜的人都要拉他做為盟友,而各有各的詮釋。在這個意義上看起來,有如心理學上的「羅夏克墨漬測驗」(Rorschach test)一般,可看出各政治光譜人物對蔣渭水的不同解讀。而在一個程度上我們也都可以了解到各個光譜的政治人物的詮釋基礎。真可說是「一個蔣渭水,各自表述」。藍綠的各表倒也各取所需而大抵相安無事。但在這個「羅夏克墨漬測驗」中,最荒唐無恥而又充分表現出狂妄自大,但同時又對中共卑躬屈膝的,不外是白裏透黑(毛澤東的厚黑學)透紅(中國共產黨)的奴才柯文哲了。

2019年8月6日,柯文哲選在他生日那天(柯文哲說也是蔣渭水的生日,但蔣渭水的生日與生年有三種不同說法)宣布「台灣民眾黨」的成立。口口聲聲「民意、專業、價值」,「清廉、勤政、愛民」(像極了國民黨、親民黨、與中共的口號),而宣稱要繼承蔣渭水職志的柯文哲,卻引來蔣渭水後代的不滿。蔣渭水的弟弟蔣謂川的孫女蔣理容說:蔣渭水先生畢生從事任何公共事務或社會啟蒙運動,都是「為眾人而非為個人」。….他(柯文哲)想要選總統,那他的中心思想、價值觀是什麼?對照「蔣渭水精神」,他有哪裡像?(蔣理容臉書)。蔣渭水的外曾孫女鍾法藍則說:「柯文哲去死,賤人!不要再來吃我阿祖豆腐了, …蔣渭水若在世,絕對不會講什麼兩岸一家親的鬼話,他在乎的是台灣人的尊嚴, …」(鍾法藍臉書。按,鍾法藍是蔣渭水的女兒蔣碧玉,與被國民黨槍斃的鍾皓東的孫女。鍾皓東則是鍾理和的同父異母弟弟)。

鍾法藍的批柯卻引來林濁水的反譏:「…搞統派被國民黨抓去關的蔣碧玉,如看到今天的柯文哲,不會說,你柯文哲,為什麼還不支持一國兩制!…至於蔣碧玉的先生,鍾皓東,生前更是支持趕快解放,一國一制的」(林濁水臉書)。林濁水這種說法不但失焦,也有失公允與厚道。焦點應該是在蔣渭水,而非後代。若要提及蔣渭水的後人有統派,也需顧及那時有些人因抗日而親中,或後來因反國民黨而親中共,但又不了解中國/中共的年代。若要談統派的鍾皓東,為什麼不談原來也是祖國派,但在「返回原鄉」後失望而返鄉的鍾理和。讀鍾理和的小說可看出他的心路歷程,也可以看出那一代台灣人的迷惘。

蔣理容的質疑柯文哲說,對照蔣渭水精神,他有哪裡像?這個質問是問到了要點。因為滿嘴說他尊敬蔣渭水,並要繼承蔣渭水職志的柯文哲,可有師法蔣渭水?不但沒有,柯文哲所表現出來的一切正都是蔣渭水的對立面。

本身受有傳統漢學教育的蔣渭水,在經過現代醫學教育的洗禮後,他不再眷戀傳統的封建文化,但了解到台灣的根本問題在於(現代)文化水平的極度不足,他以一個醫生的方式將台灣診斷為「世界文化時期的低能兒」(參見蔣渭水的「臨床講義」)。蔣渭水一生所推動的,為的不外是台灣文化水平的提升,自治權的爭取,及自由、民主、與平等的引進。他的一切所做所為,為的都是台灣社會與台灣人,我們看不出他有對任何名位、權勢、與利益的追求。也因為這種無私,他會引來人們對他的緬懷與思念。

相對之下的柯文哲,他身受現代醫學教育,但卻執迷於漢文化的厚黑文化傳統。尤有甚者,他更師法毛澤東的權謀運作。將台灣當成「低能兒」的他,以為他能運用毛澤東的那一套,而使台灣人都被他騙殺了,但還會對他崇拜不已。缺乏現代文化教養與氣質,而自以為聰明的柯文哲,可曾有什麼公共政策或文化論述?可有什麼能力與意願,去改善及提升台灣政治、社會、及文化水平的?他的一切所做所為就都只為他一己的利益與出路做算計。對中共卑躬屈膝形同奴才,但在同時欲將台灣出賣在所不惜。這種貨色如何能與蔣渭水相比,怎不能說他是蔣渭水的對立面。

前後差70年,但畢業於同一醫學院的蔣渭水與柯文哲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不同?

日治時期的教育是著重修身與為人的,對醫學生強調「要先做人,才能做醫生」。早年聽老一輩的台灣人哀嘆台灣在國民黨下的教育敗壞。這種哀嘆其來有自。當然蔣渭水與柯文哲之所以有不同不只在社會、文化背景、及教育體系與內容的不同。但更重要的無寧是價值取向、倫理道德與人格特質的不同。我們就以黨(公眾組織)與個人的關係便可看出這種對立與區別。1927年由蔣渭水創立的台灣民眾黨,是一個屬於台灣普羅大眾的黨,蔣渭水推動的是「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他深信台灣的偉大與未來,將是基於普羅大眾的覺醒,與販夫走卒的堅守崗位與遵循倫理道德。是由下而上的。他堅信歷史是由「無力者」,而非「有力者」,寫出來的。在這一切運作中,你會看出催生台灣史上第一個現代政黨的主要推手是蔣渭水,但他不會搶占鏡頭而居功,而是默默地於幕後做推動與耕耘的工作。2019年由柯文哲所宣稱成立的台灣民眾黨,則只是個柯文哲黨(有如親民黨之只為宋楚瑜黨),他要推動的是「台灣是柯文哲的台灣,台灣也是中國的台灣」。而且,柯文哲自以為歷史是靠一些高階特權人士的長袖善舞擺弄出來的,而不是因為普羅大眾的參與和努力所推進的。尤有甚者,柯文哲這個台灣民眾黨不但在黨名上是鵲巢鳩占,他在將自己比為蔣渭水上更是一種對蔣渭水的鞭屍—–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奴才對台灣英雄蔣渭水的鞭屍。

李堅

 

高野山的巡禮之四 二次大戰在高野山上的綜跡 —–由各兵種及部隊的菩提所到摩尼寶塔

在奧之院看到許多悼念二次大戰中陣亡的各兵種及部隊的墓碑及紀念碑並不意外,但較意外的是在幾乎每一間寺廟前,都有看到紀念不同的兵種及部隊的石碑,唯一例外的可能只有主寺的「總本山金剛峯寺」及一些小寺廟了。

日本家族似乎都安排有一間特別的佛寺做為該家族的「菩提所」,做為家族祭祀的中心點。但為什麼這些高野山的各寺廟也都成為各部隊的菩提所?在每個寺前幾乎都有某某兵種或某某部隊的菩提所的石碑,如「元自動車第二十九聯隊並關聯部隊菩提所」,「步兵第八十一聯隊(通稱號月第七三八六部隊)第二機關銃中隊戰友會菩提所」, …等等。在與一位澳大利亞來的觀光客聊到此事時,他說他的導遊說明因為高野山寺廟群集,房間多,而可能也較隱密,所以在二次大戰中駐有很多部隊做集訓之用。這由一個碑文似乎可看出端倪:「陸軍少年飛行兵  宿坊菩提所」。看來當年的「陸軍少年飛行兵」曾住在此寺廟(宿坊),而後此寺廟也成為他們的菩提所。

日本在二次大戰中有兩百多萬軍人死亡,所以在日本的偏遠地方及各地寺廟,都可以看到二次大戰的遺留,這並不奇怪。但高野山這個日本的佛教聖地(至少對真言宗而言),會有這些不論在墳場(奧之院)或寺廟都有這種遺留,多少使人覺得意外。筆者不很清楚二次大戰中這些軍人居住於高野山的安排,但無可否認的是,在每個國家,宗教團體與政府常常有合作/共事的關係(看台灣佛教的主要山頭如星雲、證嚴、及惟覺都與國民黨關係匪淺),日本當然不會例外。但在二次大戰前,日本宗教界不是沒有反戰人士的。當年被國民黨視為邪教而不能到台灣傳教的創價學會,其創始人是原本屬淨土宗的牧口常三郎(7/23/1871-11/18/1944)與其主要弟子戶口城聖(2/11/1901-4/2/1958),兩人都因反戰而被關,牧口常三郎也死於獄中。

也許,在高野山這麼個偏遠所在而被視為佛教聖地的地方,會看到二次大戰的悼念遺留可能不奇怪。因為一個現代戰爭的影響所及是全面的,會波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而也因為在二次大戰中日本軍隊遠征中國、東南亞、及太平洋,這些地區的記憶遺留會表現在高野山上也不足為奇。較明顯的如「比島ミンダナオ島(民答那峨)所在關連部隊菩提所」。另一個顯著的標竿是日軍在緬甸的部隊的退伍軍人所建立的一間寺廟。

在成福院的土地上建有一棟與周遭的日本佛寺建築風格大為不同的「高野山摩尼寶塔宗教美術館」,又稱為「ビルマ(緬甸)戰殁者供養塔」。這一棟三層樓高,八角形的塔,裏面列有許多照片與繪畫(複製品)。所描述的是那一段時日的緬甸場景,緬甸人的生活景象,日軍在緬甸的一些景象,緬甸獨立日的慶典..…等等。也有一張「昭和53年(1978)當番部隊 第十五師團(祭兵團)隸下各部隊戰友會」的合照。裏面也有一些緬甸式的佛像。甚至有一個沒有燈光的地下通道(戰爭中的隧道?)。但談不上有什麼美術,不知道為什麼稱做美術館。外面也立有一尊緬甸和尚(高僧?)的塑像,說明碑寫的是緬甸文。

這座摩尼寶塔之存在於高野山上顯得有點時空上的錯亂,但若了解當年東南亞戰區的緬甸會戰(中緬印戰場)場面之大,也就不足為奇了。交戰的英美中一方有百萬多軍人,日方則有四十多萬(包括日本及反抗英國的緬甸、印度、與泰國)。日軍在緬甸的發展與結局與日軍在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差不多。若說有差別,可說日本在緬甸的政治鋪陳做的較早,與抗英的緬甸獨立人士較早就有聯繫與培訓。二次大戰中日軍攻下東南亞,趕出了被當地居民視為堅不可抗的西方殖民政權:美國、英國、法國、與荷蘭等西方強權。東南亞民眾原先是歡迎日軍的,但很快的也因日軍的剛酷、殘暴、不懂溝通、及缺乏後續的政治工作,使當地居民頗為反感而轉為反抗。

二次大戰中的緬甸之存在於戰後日本人的記憶中,除了反應在這座摩尼寶塔的興建外,也反應在1956年一部相當得到好評的日本電影—–「ビルマ(緬甸)の豎琴」(The Burmese Harp)。那部電影得到威尼斯影展的奬(San Giorgio Prize, OCID Award Honorable Mention)與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提名。有影評人士認為該電影雖然描述了戰爭中大量人員的死亡與戰爭的殘酷,但對日軍的暴行輕描淡寫地帶過去。同樣的,也有人批評這座摩尼寶塔的存在錯將戰犯當烈士(Brian A. Victoria: Mount Koya sites exemplify ‘parallel universe’ where war criminals are martyrs. The Japan Times, 8/15/2015)。由於筆者在參觀時,受限於時間及對日文的了解有限,也不了解相片中人物的背景,無法去判定是否能認定為戰犯。而當天摩尼寶塔的看護人也不懂英文,也沒法回答我的問題。

有戰爭就會有戰犯。而戰犯的定義與判決常常都是由戰勝國來決定的,而這也是所謂的「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但無可否認的是日軍在中國與東南亞都頗有「不良紀錄」。有異於德國因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而遭受到國際壓力(尤其是猶太團體)的不斷檢驗,而多少有被迫反省的過程。但日本缺乏足夠的國際壓力,有的只是中國與韓國(南北韓)的不斷譴責。不幸的是,中國與韓國都不是具有可信度(credibility)或行事正直的國家,再加以有限的對話也都缺乏公開與互信,而這也使得戰後至今日本都缺乏一個完善的反省過程。說來那是不幸中的不幸。

李堅

高野山的巡禮之二 日本佛寺的博物館化 ——高野山上的博物館化與全球化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全球訂有1092個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Sites),其中有22個在日本。在日本的世界遺產中,位於紀伊半島的紀伊山上,包括一些佛教與神道教的道場與朝聖途徑(紀伊山地之靈場與參詣道)是其中之一。這個世界遺產所在地涵蓋了奈良縣,三重縣與和歌山縣。位處和歌山縣的高野山也屬於這個世界遺產之一。

過去到日本訪遊時就已發現,在奈良、京都這些古都,有許多巨大的寺廟都被認定為世界遺產。這些寺廟都佔地頗大,常比一些公園或學校都要來得大,而也相當「有料」。頗有建築上、繪畫上、雕刻上、及庭園造景上的藝術水平。有料也「有料」(要收費)。感覺上是,這些寺廟已都不再是一個宗教的場所,不是人們膜拜或求取心靈安寧的所在,而已都變成為博物館。這種情況在高野山這個聖地也不例外。

在高野山上的一百多間寺廟裡,除非你住在那間寺廟,佛堂及內部一般不對外開放。而許多有歷史上及文化藝術上價值的繪畫與雕刻,也都放在一間博物館—-稱為寶靈館裡。這間寶靈館的存在也見證了日本佛教世俗化及博物館化的具體事實。一般寺廟(至少是開放做為民宿的五十多間寺廟)還是有早晚課,而早課一般也都開放給居住的旅客(或香客)參加。在早課裏,你多少可以體驗到高野山的密教(真言宗)所保留下來的相當完整的梵唄,與漢傳佛教的誦經頗為不同。聽起來別有一番特色。除了誦經(梵唄)的特異外,另一個儀式在漢傳佛教中所沒有的是護摩供,簡稱護摩。護摩是一種火祭,在誦經中有火供:焚化一些祈禱文及有一些內涵的木條,是一種供奉的儀式。護摩供的形式頗類似於印度教與藏傳佛教有時也會舉行的火供,是祭禮(puja)的一種。有早晚課及其他祭典與設施,多少使人感覺到高野山還不虧是一個佛教的道場,而不只是一些變裝的旅館與博物館。除此之外,高野山的成為佛教道場也有1200年之久,走在山上也會有那種歷史感的存在。

當初空海選擇高野山做為道場,主要原因當然為的是遠離紛擾的俗世,尤其是喧嚷的京城。而說起來,在地理上高野山也顯得相當的與世隔絕。但在進入現代後,交通開始改善,雖然不能說是交通很方便,但顯然有很大的改進。從大阪坐南海鐵路一個小時後到達最後的一個主站橋本。由橋本再上山的班次就少了很多,鐵道爬山約40分鐘後到達山腳下的轉接站—–極樂橋站。由極樂橋站改搭陸纜車(與舊金山的陸纜車同一個原理), 約十分鐘內被拉上200公尺抵達高野山站。由高野山站換乘公車約20分鐘後到達高野山的「市區」。說是市區其實很小。高野山這個台地東西向約6公里,南北向約3公里。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而這麼一個交通不是很方便,海拔800公尺高,而台地也不是很大的佛教道場,現在卻成為世界各國(主要是西方國家)要體驗日本文化及佛教內涵的一個觀光景點。這與高野山於2004年成為世界遺產之一是否有關聯,不得而知。在過去經過許多小寺廟整合之後,目前高野山約還有120間寺廟,其中52間有開放給旅客住宿(稱為宿坊)。走在高野山上你會看到許多日本旅遊團體,與看來是以歐洲人為主的西方觀光客與背包客。

在原本是與世隔絕的高野山上看到這麼多世界觀光客,說來有點諷刺。到日本時,問一些當地的日本年輕人如何去高野山,大都只聽過高野山之名,但從來沒去過,看來也不想去。與同為觀光客的歐洲人、加拿大人、與澳洲人聊起來,也了解絕大部分的人不是佛教徒,有些採取開放的態度,有些則對佛教很有興趣。也就是說,大部分的西方觀光客到高野山為的是一種文化上與宗教上的體驗。他們都屬於地球村的一員,是全球派(Globalist)人士。不愛分國籍、文化、與宗教,強調文化的互相尊重了解與交流。

全球派人士是全球化的結果,也可說他們大都是教育較為良好,經濟能力較強的階層,是全球化下的受益者。這與最近幾年來全球到處興起的本土主義與民粹主義(populism)可說大相逕庭,兩者是對立面。在高野山居住的那些日子裡,與不同國家來的人士交談起來及交換意見都很容易,至少是在文化體驗的這個層面。

由於高野山不大,大部分的人不是當天來回,就頂多住一兩天而已。我在籌劃這趟旅遊之前接受了一位美國網友的建議。這位美國網友曾經在高野山住過一段時日做他的研究。他建議至少要住上一個禮拜才能好好的體驗高野山。我則折衷在當地住五天。由於大部分人都只住一兩天,提供宿坊的寺廟也大都沒有洗衣設備。為此我只好到一間有洗衣設備的寺廟去洗衣服。在等衣服洗好的時間與一位來自保加利亞的女性聊天。頗「不安於室」(她說她不能在同一個地方住長時間)的她與她先生全球到處走,在飛機上讀到有關高野山的文章後便決定到此一遊。到臨高野山當晚與廟裏的師父會談頗為投機,隔天在參加早課後與高野山定了情。因為有其他旅程而匆匆忙忙要離去的她說,她一定要再回來,她與高野山有緣。這多少也說明了這個山上小城/道場的迷人所在。

李堅

 

高野山的巡禮之一 高野山的成為日本佛教勝地 —–空海,唐密,東密

2018年時,由於一位多年好友的過世,使我興起了要到日本高野山一巡的念頭。當初為什麼會有這個念頭的產生,連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當時雖然已知道高野山是日本佛教的聖地。說是朝聖嗎?也未必然。說是為朋友走這一趟聖地之旅嗎?也未全然對。因為我這個朋友可是一個什麼都不信的無神論者,或頂多只是個不可知論者(agnostic)。

説高野山是日本佛教的聖地也非完全正確。對日本真言宗的佛教徒而言可能如此。但日本是一個相當世俗化(secular)的國家。幾個調查都顯示日本不信教的人佔三分之一以上,在亞洲僅次於中國。當然,一些調查可能在問卷方式上有點問題。因為在西方社會的認知中,無神論者多少只界定為不相信上帝的人,未必包含非神論者(如佛教)。但基於一份2012年的調查(WIN-Gallup International, Global Index of Religion and Atheism)來看,就全球而言,57%的人有信教(religious),23%的人不認為宗教重要,13%的人是無神論者。同一個調查顯示,日本只有16%的人信教, 31%的人認為宗教不重要, 31%人是無神論者, 23%的人不知道或沒有回應。同一個調查也顯示,中國是全球無神論者最多的國家(47%)。除卻中國外,世界前10名無神論者最多的國家都是已開發國家。依序是日本,捷克,法國,南韓,德國,荷蘭,奧地利,冰島,澳大利亞,愛爾蘭。相對之下,最信教的國家都是些落後國家。依序是迦納,奈及利亞,亞美利亞,斐濟,馬其頓,羅馬尼亞,伊拉克,肯亞,秘魯,巴西。就全球而言,信教的人有下降的趨勢(在2005年與2012年間下降了9%)。

也因為信教與社會開發的反比關係,使人認為宗教信仰會阻礙社會的進步(Phil Zuckerman: Secular Societies Fare Better Than Religious Societies. Psychology Today, 10/13/2014)。在這個反比關係上,美國是個異數。因為宗教信仰在美國被看成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社會、文化、與道德的指標。但即使在美國,信教的人也由2005年的73%降到2012年的60%。跌的幅度(12%)比全球的降幅(9%)都要來的大。但宗教與社會的開發關係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本文要探討的是高野山。要討論高野山則應該要由開山祖師空海(7/27/774-4/22/835)談起。

空海在日本不只是個歷史上的要人,也被日本佛教界視為聖者,一個得道的僧人。日本人一般尊稱空海為弘法大師,更有尊稱他為遍照金剛的。他最後死於尚未完工的高野山。他的信徒認為空海沒有死,只不過是入定於三昧(sanmodhi,或譯三摩地)中。許多有關空海的記事固然大部分是歷史事實,但也有與事實不很符合之處(Aaron P. Proffitt: Who was Kobo Dashi and What is Shingon? – Tricycle: The Buddhist Review, Summer 2018)。但空海在日本及日本佛教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空海是804年日本遣唐僧的一員。同一梯次但不同船的尚有最澄(9/15/767-6/26/822)。最澄到浙江的天台山道場修行研讀而引進中國的天台宗,最後於京都附近的比叡山建立日本的天台宗道場。最澄死後被尊稱為傳教大師。空海則到當時唐朝的首都西安研習。他由印度那蘭陀大學(Nalanda University)來的印度僧人健陀羅般若三藏(Gandharan Pandit Prajna)學習梵文,他也受教於青龍寺的惠國(743-805)阿闍梨(Acarya,譯為教授)。據聞,預知空海要來的惠果欣喜空海的來到,隨即引他入門閉室開始密教的傳授。惠果在過世前指示空海要回日本傳教。空海不負師望,在回日本後將唐密發揚光大(目前稱為東密)。在空海回國之後不久,唐朝遭到惠昌法難(主要是滅佛教,但也滅基督教。系列末會討論),及接著而來的五代變亂而使唐密絕跡於中國。但唐密於日本存留了下來。唐密與後來再發展出來的西藏密宗(Tantra,密續,音譯為怛特羅)雖同為密教,但有所不同。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

空海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不但是個宗教家,也是個詩人,毛筆字專家,行政人員,及工程師(造寺廟及水道溝渠)。由於他的精通漢文與梵文,並受梵文排音的影響,而創造出五十音的日文平假名與片假名(楊起東:郝斯賀弗悲劇的啟示—地緣政治,東西方神秘主義。《太平洋時報》11/17/2017)。但也有一説是片假名為最澄所創。空海與最澄也成為日本佛教界的兩大始祖。最澄是日本天台宗的創立者,空海則成為日本真言宗的創立者。

當時日本的佛教多少要得到朝廷或貴族的支持才能存在。空海一直有意要在山上建立一所遠離城市的閉關道場,但一直為俗事纏身(行政管理及公共工程)。816年,空海得到嵯峨天皇的許可,准許他在高野山建立道場。但空海在道場尚未完工時就過世於高野山。

那,為什麼選在高野山建立道場。

一個帶神話意味的說法是,空海在中國要返日前,將手中的金剛杵(gada vajra)丟向日本的方向,用以決定日後真言宗道場的所在地。他回國後,在四處尋找適當地點建立道場時,經過高野山山神的指引,發現了他在中國所拋出的金剛杵,因而決定高野山為建立道場之地。但另一個較為實際的說法是,高野山是一個海拔800公尺的台地,四周被高山山頭所圍繞。內外各有兩圈山頭,共有八個山頭圍繞這個台地。這使得這個台地猶如蓮花中的台座一般,整個形勢就像一朵蓮花一樣。而這也應該是空海選擇高野山作為真言宗道場的實際主因。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