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七 集權政體最終的崩解 —–自由民主、個人主義、公民社會、心靈道德

中共在1949年打敗國民黨後,建立了全世界最大(以人口而論)的集權政體。集權政權之於中國產生也是有其歷史與文化淵源的。中國沒有自由民主的傳統,更不知法治為何物。有的只是兩千多年的封建思維(三綱、五常、五倫、九屬)與根深蒂固的大一統思想。問題是,這個集權政體能維持多久?

七十年代初的尼克森政府為了拉中共對抗蘇聯,啓開了中國的對外門戶。當時的中國是一窮二白,相當的落後。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決策。此後的40年是令人目不暇給的快速經濟成長。也因而在今天,很多人忘掉了中共是一個集權政體的共產政權。

以腓特烈與布里金斯基的《集權主義獨裁與專制》一書來看,中共符合了書中所提的集權主義的六個特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集權政體。這六個特色是:意識形態,一黨專政,恐怖警察統治,通訊上的專控,武器專控,中央掌控的經濟。所以會有人不知,或不認為中共是個集權政體,是他們沒有看清,看似活絡經濟的背後是中共中央的全面主控。經濟上看起來好像是有自由,但這些「自由」也都是有限度而有可能隨時失去的。而這也是中國並沒被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貿易組織認證為「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的原因。

而事實上, 1978年的改革開放政策所針對的只是經濟而已,沒有文化、政治、法律、社會的改革。但即使只是經濟上的改革,卻也引起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在天安門事件中,改革派的趙紫陽是失勢了,而堅持「一步都不能退」的鄧小平則繼續掌政。這個不穩的現象也是一些學者所討論的:民主政體與集權政體的差別。一個民主政體可以經歷改革而維持政治與社會的穩定,但一個集權政體若要做改革則有可能崩解(The Political Change in Democracy and Totalitarianism. The Montréal Review, February 2010)。一般而言,一個民主政體也是較穩定的(Robert J. Mundt: Is Democracy Stable? Compared to What? –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既然一個集權政體較民主政權要來的不穩定,那麼一個集權政體的壽命有多長呢?

納粹德國只存在了12年(1933-1945),目前紀錄中最「長壽」的集權政體是前蘇聯,存活有74年之久。東歐各國的集權政體都只維持了約半個世紀。中共至今已存在了近69年,會不會比蘇聯要來得更長壽,尚是個未知數。綜觀一個集權政體的一生來看,他們大都建立於暴力革命,成長於恐怖統治,成熟於官僚體制,隨著時間而腐敗,直至最後的破敗與垮台。跨台後,其統治精英則常常搖身一變而成為新政權的政治或經濟精英(Aviezer Tucker: Why We Need Totalitarianism. Why we need a more refined concept of it, that is. The American Interest. 4/14/2015)。

物腐蟲生固然可解釋集權政體的衰頽與破滅,但推動其垮台的力量是什麼呢?也就是說,集權主義的對立面是什麼?

自由與民主一般被視為是集權主義的對立面。自由與民主(同集權主義一樣)的哲學思維起源於歐洲。歐洲之為自由民主的搖籃,原因植根於個人主義。而個人主義則源於基督教的個體靈魂之說,與羅馬律法之區分上帝與凱撒的權界(Kenneth Minogue: What is the Opposite of Totalitarianism. 1998)。除了自由民主與個人主義的思維與推動外,我們也不能忽略公民社會所能產生的力量。有學者將1989年在中國與歐洲的公民社會所產生的力量,相比於1789年推翻法國封建政權的資產階級革命(Stephen Koekin: Uncivil Society:1989 and the Implosion of the Communist Establishment)。

除了哲學思維的分析面外,也有學者用經濟歷史的角度去看一個封閉社會的經濟的興衰。他們發現一個封閉社會的經濟固然可能有一段相當驚人的成長,但最後都遭到不是快速就是緩慢的衰敗,如16世紀的西班牙與17世紀的法國。這兩國最後都挫敗於開放社會的英國與荷蘭的競爭(Jacob Soll: China: The new Spanish Empire? POLITICO, 8/27/2015)。

除了哲學與政治經濟社會的論述外,我們還得回到文化與道德的角度。如前文所討論的蘇聯倒台的原因,當集權社會最後發展到整個社會充滿了詐騙、盜竊、賄賂、虛偽、造假、暴力,等腐敗到底的狀況後,整個社會也都將難以忍受承担而起而求取改變,求取心靈與道德上的浄化。此外,艾任德也提出每個新生命的誕生都是一個新的可能。人類有異於一般動物的可預測性,每個人都是一個特殊的個體,每個人都有可能是改變社會的因子。

當年是南斯拉夫僅次於狄托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 6/12/1911-4/20/1995),後來因思維與路線不同而遭到清算入牢。他於1957年出版了《新階級》(The New Class),指控共黨統治階級有如舊的封建與資產階級。1969年他出版了《不完美的社會》(The Unperfect Society: Beyond the New Class),提出社會不可能如共產主義所宣稱的完美,但社會要具有能夠改善的能力。當年雖然有許多人與許多學者同意他的看法,但就是幾乎沒有人預測到二、三十年後蘇聯與東歐集權政體的垮台。同樣的,今天可有多少學者預見中共的垮台。中共固然會垮台,但台灣人得了解我們最後還是一切都得自己來。助力是需要的,但不能只是靜觀其成。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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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五 全球自由民主的開倒車 —–開放社會與閉鎖社會

集權主義固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有的現象,但若追究哲學的根源,則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希臘就已產生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書的作者,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 7/28/1902-9/17/1994)指出,蘇格拉底固然是個自由民主主義的倡議者與實踐者,但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就多少種下集權主義的種子。波普舉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為例。《理想國》一書中所主張的制度與思維,只會造成一個封閉權威的社會,而非一個開放的社會。

當年是匈牙利猶太難民的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生名Gyögy Schwartz, 8/12/1930-),戰後移民到英國時就讀於倫敦政經學院。他深受那時在倫敦政經學院教學的卡爾‧波普「開放社會」觀念的影響。如今已是華爾街億萬富豪的他,到2018年二月份為止,已投下了180億美元在他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Wiki)。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在世界各地推動自由民主的理念,在前集權獨裁社會裡造成相當大的影響。這個基金會提供奬學金,建立大學,以推展自由民主的理念。但許多前獨裁國家都予以扺制,或禁止這個基金會的援助與進入。1991年,開放社會基金會在索羅斯的母國,匈牙利的首府布達佩斯,建立了一所只收研究生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諷刺的是,當年曾受開放社會奬學金資助到英國求學的目前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對中歐大學並不友善。而奧爾班本身也反而開倒車,將匈牙利帶頭轉向獨裁閉鎖的路線。

獨裁集權傾向的豈止是匈牙利而已,波蘭、捷克、奧地利,及一些前東歐國家的自由民主思維與體制都搖搖欲墜。甚至連傳統上是自由民主的西歐國家,也都見證到了排外極右勢力的抬頭。而當年是集權大國的蘇聯與中國也都一起向後退。蘇聯解體後的俄國在嘗試自由民主體制一段時間後,在前KGB出身的普亭掌控下,目前已走上實質上是獨裁的途徑。一度對外開放的中國到頭來還是沒有開放,更甚而於2018年3月11日透過人大會的修憲,使習進平成為終身總統。但在這些全球往右轉而向後倒退的風潮中,號稱是全球自由民主領袖的美國的變化最引人注目與憂心。

2017年1月20日,川普就任第45任美國總統。撇開私德不談,川普上台後對媒體的攻擊,對司法獨立的干涉與挑戰,肯定並支持美國友邦中的獨裁者,甚至是敵邦的獨裁者(如他對普亭與習進平的讚賞),都令許多美國人及友邦中的自由陣營人士深感不安。許多人開始問:美國是否正在走向一個集權社會?多少由於這個社會背景,歐威爾的《1984》與艾任德的《集權主義的來源》兩本書的銷售量在川普上台前後開始激升。

那麼,美國會走向集權社會嗎?

每個社會之走向獨裁或集權政體各有各的不同的因素與路線。不認為美國會走向集權政府的人提出,美國有兩百多年的民主政治,權力制衡的機制深入而穩定,不至於會走向集權體制。但綜觀美國的歷史,美國社會一直存有集權主義的一般因素(每個國家都有)與特殊因素(美國的特有)。底下我們就稍微來探討美國特有的情勢。

稍微閱讀美國的獨立歷史與開國元勳的思維,你會發現開國元勳都是啟蒙運動的產物,思維相當先進,是世俗的(secular),而非如當年歐洲般的宗教專制的。雖然開國元勳相當先進,但當年美國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鄉間,民風保守,也很反智與反知識分子。

而其實在美國獨立後不久,尤其在整個國家開始往西前進後,選出的總統便越來越平庸與反智,直到20世紀初才有轉觀。反智識份子(最有名的著作是1963年出版的Richard Ha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也不只美國才有,世界許多國家都有。他們迫害知識分子(如文革中的臭老九)。以今天的美國而言,對大學足球的狂熱使得大學在運動員的開銷上,大於學術及研究的開銷(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報告)。運動除外,美國反智的最典型代表是1925年在田納西州的「猴子審判」(Scopes Trial,也稱為Scopes Monkey Trial)。一個教達爾文演化論的教員,被判違反了不得教演化論的法律而被定罪。美國至今仍有許多人不相信演化論,而甚至有創世博物館(Creation Museum)的存在。而川普的許多閣員也都不相信全球暖化的問題。

大部分的基督徒,天主教徒,與佛教徒都不會去挑戰科學而與科學界對幹起來,但美國基督教的福音派(evangelical)常不如此。美國福音派的興盛大都與19世紀中,以鄕間為主的「第二次大覺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的宗教運動有關。這一派的興盛也多少造成了美國鄉間社會與城市及科學界的摩擦,及因而產生的反智傾向。

宗教上的排斥異己與反智傾向所造成的將是一個閉鎖的社會(closed society)。一個閉鎖的社會自然會走向獨裁與集權。相對於閉鎖社會則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開放的社會原先是由1927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0/18/1859-1/4/1941)首先提出,而後由波普發揚光大的。波普認為社會與政府應要開放、透明、容忍,而個人有決定權。也就是說,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當一個開放的社會漸漸的壓抑民主自由,並容許一些相當排除異己的「宗教」的橫行無阻而失去其開放性時,也就成為集權主義產生的溫床。

李堅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四 孤立、寂寞、疏離的人生 —–集權主義運動裏群眾的角色

既然集權政體是現代社會才有的一個現象與政府結構,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這個現象的產生。

社會與政治的混亂情勢,及經濟的瓦解與急速轉型,是一般學者常討論而認為是主要的促因。但有一個角色是許多學者也都聚焦的—-群眾。也就是說,討論資本主義發展下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簡單的說,現代社會中的人是孤立、寂寞、而有疏離感的。

馬克思固然有討論到資本主義社會會造成人的疏離感(alienation),但討論疏離感是早於黑格爾時就有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書的作者弗洛姆(Erich Fromm, 3/23/1900-3/18/1980)在詮釋疏離感時,用一神教的反對偶像崇拜(idolatry)來做解釋。弗洛姆說,偶像是人們所製造/創造出來的,但偶像反而成為掌控人們的力量。而這也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一種詮釋(alienation….where his “own act becomes to him alien power, standing over and against him, instead of being ruled by him”.)。

也多少由於這種疏離感,現代社會的人是孤獨寂寞的。討論這種現象的艾任徳,在她《集權主義的來源》(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中,著重於群眾(mass)這個觀念。群眾不是暴民(mob)。在艾任德的分析裡,這些群眾是集權社會產生前後的一個特殊景象。有異於傳統的社會階級(如貴族、平民、教育水平)與經濟階級(如工會、商會),這些群眾是超越這些分野的。他們沒什麼家庭、朋友、或同志的關係,而這些孤獨的群眾原先是對政治冷漠而不參與世事的。但在適當時機及適當人物(獨裁者、蠱惑者)的煽動下,他們熱絡了起來。獨裁者是永遠不會認錯的。而對這些群眾而言,他們的領袖(獨裁者)是永遠不會錯,永遠是對的。即使事實一再證明獨裁者的錯誤與預言不正確,這些群眾也會自我解嘲。因為容易受騙(gullibility)與懷疑、不信任(cynicism)已成為這些群眾的特色。而在這種情形下,集權主義透過系統化的教條灌輸(indoctrination)、宣傳、孤立、恐嚇、與洗腦的方式,來達到人們的完全孤立,與獨裁者對社會的完全控制。背後靠的是特務統治與恐怖統治。集權政權的恐怖統治與過去的獨裁専政之不同處在於,過去的恐怖統治要的只是打敗反對者及鎮壓異己。但集權政權下的恐怖統治的對象,也包括那些即時獨裁者都知道的無辜者。這種集權政權的運作及其對人類社會的改變,與人性的扭曲,也是喬治‧歐威爾那本讀了令人覺得沉悶悲觀的《1984》小說中所描述的。

艾任徳賦予集權主義下的這些群眾一個面相的描述,她嘗試解答納粹德國與俄國革命後的蘇聯集權政體所產生的背景。另一個描述群眾(主要是群眾運動)的面相是1951年,由舊金山的碼頭工人賀弗爾(Eric Hoffer, 7/25/1902-5/12/1983)所著,而被美國學界認為是一部經典著作的《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賀弗爾著重在社會心理層面的觀察與詮釋。

賀弗爾對群眾運動中的群眾的觀察有許多與艾任德相同處,但他以一個底層社會人物對群眾運動的觀察,可說是第一手的入微。他認為參與群眾運動的有許多是「新窮人」(New Poor)。意思是說,這些人因社會經濟的變化而失去了他們原有的資產與地位。也有許多是社會中的「畸零人」(misfits),一些難以適應存活於社會的人。而這些人也在群眾運動中透過自我否定而得到歸屬。在一個群眾運動中,有共同的仇恨對象是最大的團結力,並非共同的愛。賀弗爾說,一個群眾運動可以沒有上帝,但不能沒有魔鬼。而這個「魔鬼」是他們所認為的一切痛苦的來源。賀弗爾也認為思想的品質在一個群眾運動中並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領導者的角色。這個領導者越狂妄,越不聽他人意見,而越向全世界挑戰的話,越受人支持。賀弗爾引二、三十年代的德國為例,左翼的德共與右翼的納粹所拉取的都是同一批人。而就宣傳而言,宣傳並不是用於拉對手的,宣傳只在於說服自己人。在一個群眾運動中,個人也都被要求掦棄他們過去的認同與身分,而與這個運動結合在一起。一個群眾運動的吸引人處在於他要你自我否定,而非自我提升。個人在一個群眾運動中的忠誠是對這個組織,而非同志。

賀弗爾認為是改變造成革命,而非革命造成改變。他也觀察到了一個群眾運動的三個階段。一個運動一般由「文人」(men of words)開始,但文人一般並不要革命,只要改革。當一個運動興起後,掌控群眾運動的是「狂熱份子」(fanatics)。最後總結運動的是「實際行動的人」(practical men of action),他們控制全局,將運動的目標設在遙遠的未來而做實際的行政工作。這些階段的人是有可能重疊的,並非全無關聯。若一個群眾運動的目標明確(如美國革命),則狂熱期不長。賀弗爾也認為有極少數的領導者(他引林肯、甘地、邱吉爾、羅斯福、尼赫魯為例),他們有神聖的目標,而不惜動員犧牲群眾去建立這個新秩序。這是正面的群眾運動,而非大部分負面的群眾運動。因為他們知道只有尊重人類,才會有榮譽。

這真有如老子道德經所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人們的命運看來真的不像是自己所能夠掌控的。也許吧,但人至少可以多方探討、分析、內視,而盡一己之力。啟蒙運動到底是這樣開始的。

李堅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三 集權主義政權的特色 —–一切的專控,推陳出新的「運動」,特務統治

由於集權體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有的產物,一個程度上來說,研究集權體制的學科在學術界裡算是年輕的,談不上有汗牛充棟的著作。二次大戰前研究蘇聯的大都聚焦於共產主義。但納粹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後,使人們意識到,單靠傳統上的左右分野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用以界定什麼是集權主義。因為集權體制有可能是右翼,也有可能是左翼。隨著二次大戰的結束及東歐與中共集權統治的建立,探討集權主義的著作也引起了廣泛的興趣。

1956年,被視為研究集權主義權威的德裔美國哈佛教授卡爾‧腓德烈(Carl J. Friedrich, 6/5/1901-9/19/1984),與原本是他的學生而後成為哈佛同僚,並於卡特任內當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布里金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3/26/1928-5/26/2017),合著了《集權主義獨裁與専制》(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一書。在這本書中,腓德烈與布里金斯基提出了集權主義的六個特色:意識形態,一黨専政,恐怖警察統治,通訊上的專控,武器專控,中央掌控的經濟。這部書於後來有所增訂,但當然無法包涵所有集權政體的特色。

集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一般都會含有類似聖經內「啟示錄」的觀念,強調腐敗舊體制的摧毁,與新而美麗又健康的新社會的建立。集權政體也常將一些政府機構有意的重複,如此以方便人員的調換,以易於互相競爭與監控。集權政體也都強調軍事暴力與武力,一再強調外在的危機。而也都栽培青年軍(如紅衛兵)(Peter Baehr: Totalitarianism. January 2005),灌輸青年「保衛國家」。而所有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也都強調集權政體下,一定有的特務統治與恐怖統治。恐怖統治不只針對可能反抗集權政體的異議份子,也大多針對無辜者,以達到恐怖統治的效果。恐怖統治的目的在於改變人的行為,以達到有效的統治。而更進一步的是,特務統治也針對許多統治集團中的政治菁英加以下手。當年與列寧的布爾雪維克一起奮鬥的眾多俄共忠貞分子,都一一遭到史達林的清算與處刑。同樣的,當年與毛澤東打天下的同志也都遭到被清算鬥爭的悲慘下場。

艾任德與其他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也都強調,集權政體都一再不斷的在社會上製造政治社會運動。以動員人民的方式來製造對獨裁者的狂熱忠誠,並達到意識形態上的洗腦。隨便一翻中共建國初期的所作所為,我們不能看出一大堆的社會政治運動:土改,工商改造,反右,百花齊鳴、百花齊放,三反,五反,肅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多的不勝枚舉的「運動」。對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而言,集權政權在掌權初期都因為要強調他們的革命性,而以不斷的運動來現形。但這種「革命運動」期間不只對社會造成相當大的傷害,也傷害到許多統治菁英。而這些政治菁英的「墜毀」,大都源於獨裁者個人與特務統治的勢力。也如此,當獨裁者死亡而「革命運動」告一段落時,存活的政治菁英便會為自己的生存做打算。史達林於1953年3月5日死後,存活的俄共菁英便決定對特務統治加以控制,而走上集體領導的路線(Aviezer Tucker: Why we need totalitarianism—Why we need a more refined concept of it, that is. American Interest, 4/14/2015)。當時的俄共領導人逮捕了史達林時代,囂張不可一世的特務頭子貝利亞(Lavrentiy Beria, 3/29/1899-12/23/1953),而將他處決掉。也如此,後來的赫魯雪夫與戈巴契夫雖然都遭到政變與罷黜,但至少都活了一條命。同樣的,中共在毛澤東死後,也對「革命」告了一段落,而走上有任期限制的集體領導。但習進平的上台及2018年3月11日,人代會的通過習進平任期限制的取消,改變了這個「共識」。

習進平之廢除集體領導而走向一人專制下的集權統治,說來是回復到集權統治靠暴力奪取政權初期的「革命運動」時期—-如列寧/史達林下的蘇聯與毛澤東下的中國。可預期的是他要多倚賴特務的恐怖統治來做控制(同樣是走回頭路的普亭,他本身就是KGB出身的人物)。也可能要多靠一些當年毛澤東下所推出的一大堆「社會政治運動」來鞏固他的統治。

特務統治是集權政權的一個特色。在許多獨裁國家,如當年的中南美洲國家,過去的希臘、緬甸等,主要靠的都是軍事統治(military junta),而非特務。這也是獨裁政權與集權政權的一個分野。軍人固然有武器與人員,但特務機構有的是龐大的組織網與線民。雖然沒有什麼特殊的武器,但在集權政體底下的特務機構,常常清算有強大武力的軍人將官,而非軍方清算特務。在台灣當過兵的人都了解當年的政戰單位(軍中的特務系統)之無孔不入,從連長以上的各級軍官旁邊都有個「輔導長」做監視。民間更是有到處都有的人二單位。此外,監督民間的有調查局,警察局,教官系統,及到處都有的線民。解嚴前的台灣雖不是集權統治,但離之不遠。

不同的集權政體固有其不同處,但也都具有一些共通性。一個集權政體之所以產生及存活下去,最終靠的還是群眾與人民的支持與默許。因為集權政體是在進入近代後才有的現象,現代社會中的人民與群眾之一些特異性便值得我們去做分析與探討。

李堅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 —–政經與社會的混亂促成集權政體的產生

自由民主是一個現代的觀念與產品。同樣的,集權主義也是一個現代的現象與產品。

就時間點而言,自由民主多少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才有的觀念。而集權主義多少也與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有所關聯。集權政體雖然大都存在於左翼的共產國家,但集權政體也不是共產社會才有的專利,右翼的國家也有。就左右翼來看,左翼的集權政體大都產生於較落後的社會,而一般都在暴力革命或政變後馬上建立起來的—如俄國與中國。右翼的集權政體則一般發生在較工業化的國家,而其產生大都經由民主的體制(選舉),加上街頭暴力與政治暗殺而逐漸建立的—如納粹德國。但不管是右翼或左翼的集權政體,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登上世界舞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歐洲三個帝國(德國帝國、奧匈帝國、沙俄),及近東奧圖曼帝國的倒台。歐洲倒台的三個帝國產生出了兩個集權政體—蘇聯與納粹德國(後來併吞了前奧匈帝國的主體奧地利)。俄國於1917年3月8日的二月革命後,建立了一個不穩定的戰時中的民主政權—臨時政府。1917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其實是政變)後,列寧的俄共推翻了臨時政府,掌握了國家機器。俄共於掌權後馬上建立集權體制,而全面控制了蘇聯74年(蘇聯於1991年12月26日解體)。至今的俄國都仍可看出長年集權統治的陰影與影響。

同俄共的建立集權政體一樣,中共也是在中日戰爭中及戰爭後,在社會混亂、政治不穩、及經濟崩盤後,透過暴力來建立集權政體的。而在一個相當程度上,右翼集權政體的建立也是因為社會與政經崩盤的結果。以納粹德國的建立來看,經濟因素也占了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而其發展與大西洋對岸的美國也有些關聯。

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人是反對美國介入美國人所稱的「歐洲戰爭」的。當年的羅斯福(二次大戰)與威爾遜(一次大戰)都以不介入歐洲戰爭為政見,但最後美國都參戰了。美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加入歐洲戰場有其表面上的說辭:如德國帝國的潛艇之擊沈了英國郵輪露西塔尼亞號(RUS Lusitania),船上有128名美國人。但更重要的是,德國外長欽默門(Arthur Zimmermann)給墨西哥政府的秘密外交電文遭英國截獲,而轉交給美國政府。欽默門的電文指出,若美國參戰,則德國會支援墨西哥奪回美墨戰爭後,墨西哥割讓給美國的大片土地。欽默門的電報被威爾遜公布後激起美國人的公憤,而美國也因而向德國帝國宣戰。

但美國政府沒有說明的是國際債務的問題。在當時的英國與法國並不處於優勢。若英法敗給德國,則英法所欠美國的債務也都將因而泡湯。

一次大戰後,英法加諸於德國嚴苛的戰爭賠償。戰後的凡爾賽合約中,將德國的戰爭賠償原先定為200億金馬克。1921年改定為1320億金馬克(約315億美元)。戰後的德國同交戰的各國一樣,工業設施都遭受嚴重的破壞,加以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瓦解,要償還債務有所困難。而且於戰後,法國取回普法戰爭中割讓給德國的亞爾薩斯與洛林兩省。洛林是德國許多工業的所在,失去洛林無異是雪上加霜。1923年1月,德國繳不出戰爭賠償。為了逼德國賠款,法國與比利時進占了魯爾工業區(Rhur)。此舉引起德國人的強烈不滿,政府與民間採取了消極的抵抗。結果是超級通貨膨脹與馬克的崩盤。

美國並不很在意德國的賠償問題,但很在意英法向美國所借的100億美元。若德國沒法賠償英法,則自然會影響到英法對美國的還債能力。1923年底,芝加哥出身的銀行家,當時為美國商務部長的查理‧道斯(Charles G. Dawes, 8/27/1865-4/23/1951)提出了道斯方案(Dawes plan)。道斯方案主張:由外國監督德國的金融重建;法國與比利時由魯爾撤軍;德國的賠償額減低,在經濟改善後再增加額度;美國則由銀行界在民間集資貸款給德國,以促進經濟的復甦。道斯方案結果很成功,使道斯於192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奬。道斯也於20年代末成為美國的副總統(總統是喀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道斯方案雖然相當成功,但沒說清楚德國應付的最後款項。1928年,奇異公司的總裁歐文楊(Owen D. Young)提出楊方案(Young plan),求取最終的解決方案。但楊方案成立不久就遇到1929年的國際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德國、奧國、英國、與法國都無法做賠償與還債而跳票,整個方案也就訴諸高閣(The Dawes Plan, the Young Plan, German Reparations, and inter-allied War Debts. Milestone 1921-1936,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所建立的是脆弱的威瑪共和(1918-1933)。在當時的亂局下,左翼的共產黨與右翼的納粹各自呼群引伴走上街頭示威與對抗,納粹則更走上民兵與武裝對抗的方向。最終是希特勒的選上總理,而逐漸地將德國緊壓控制下走上了集權統治之路。在當時的國際金融危機下,義大利的墨索里尼與西班牙的佛朗明哥,也走上了尚不成集權統治的法西斯之路。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亂局下產生出了新局面,也昭揭了人類社會的一個新政體—集權政體的產生。

李堅

舊金山和約的歷史之六 舊金山和約與台灣主權 —–此一時彼一時的台灣人

南中國海的諸沙與島嶼在二次大戰中是由日本帝國所佔領擁有的。在舊金山和約中,南中國海的諸沙島也是日本所放棄的領土主權之一。那時尚擁有越南的法國要求在和約中加「日本放棄南海主權的條文」(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to the Paracel Islands)。也如此,日本雖放棄了南海的主權,但主權歸屬一直不明。在舊金山和會之前的1947年,中華民國已劃出了11段線,這也成為後來中共九段線的基礎。但不管是中華民國的11段線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九段線,除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的振振有詞外,都缺乏國際法律上的證據與依據。

尖閣群島(日本)/釣魚台(台灣)/釣魚(中國)的情況則很類似獨島/竹島之爭。尖閣群島是於1895年由日本以無人領土(terra nullius)的方式宣稱擁有的。在美國佔領琉球期間,尖閣群島與獨島/竹島都是美國軍方的軍事射擊演練處,而這些演練的軍隊都由駐沖繩的美軍而來。也就是說,宣稱擁有主權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南韓對美軍在他們「領土」上演練都沒有抗議。當美國與日本於1971年6月17日簽署「沖繩返還協定」後,美國交出琉球群島與大東諸島的治權(美國一直沒宣稱擁有沖繩的主權),而由日本接下治權,恢復主權。但這個本應只是美日之間的條約與交接行為,卻引起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抗議。首先是中華民國於1971年6月11日,提出釣魚台主權的聲明。其次是1971年12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提出對釣魚台主權的要求(Masahiko Asada淺田正彥:Senkaku/Diaoyu Islands. June 2007.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海峽兩岸的「中華民族」之敵愾同仇頗類似於韓國人的處理獨島/竹島的爭議—-都源於仇日的民族主義。七十年代在海外的「保釣運動」中,參與者都是台灣來的中國人與香港人。台獨人士一般都不參與,而多少被保釣人士視為漢奸。有這種中華民族/台灣民族的分野,保釣運動多少被界定為統派的一個運動。但有趣的是,今天台灣的一些獨派綠營人士也宣稱擁有尖閣群島的主權。

南海諸沙與尖閣群島的主權與台灣多少都有關聯。但在舊金山和約所引起的五個領土主權爭執中,最大而也最影響我們的是台灣的主權。

在舊金山和約及隔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所簽的「中日和平條約」中,都只表明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權,但沒有明言誰擁有台灣的主權。這也是一般人所說的台灣地位未定論。相關的論述已相當多,在此不再贅述。但由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時為什麼沒有轉移台灣的主權?而若台灣的主權做了轉移,後果會如何?

當時若要將台灣的主權做轉移給中國,美國那時承認的是中華民國。但這種轉移多少要考慮到中華民國可能再敗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可能,那美國的圍堵線就會出現一個大缺口。是舊金山和約擬稿人之一的杜勒斯就說,日本只放棄對台灣的主權,而我們也可說美國擁有對台灣的處置權,我們不能說台灣的處置是中國的內戰問題(”Taiwan which we got away from Japan. Japan has merely renounced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which has not been disposed of by the peace treaty and not ceded to anyone. Consequently the United States also could assert a legal claim until Taiwan is disposed of by some means. We cannot, therefore, admit that the disposition of Taiwan is merely an internal proble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ume II)。

舊金山和會中支持中國的參加,及支持中國對台灣有主權的是蘇聯、波蘭、與捷克,但三者都沒有簽約。戰後的英國是工黨主政,英國也早於1950年1月6日就承認中共。英國本堅持要邀中國參加和會,但在杜勒斯的強大壓力下放棄了這個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舊金山和會的隔月,(1951年10月25日),得到多數選票的工黨卻失去了議會席次的多數。結果是保守黨的得勝及邱吉爾的回鍋當總理。邱吉爾是反對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的。在1955年的議會質詢中,他反對工黨所提,依開羅宣言,台灣應歸還中國的主張。邱吉爾以當時開羅會議參加者的身分指出:開羅會議已不合時宜。開羅宣言只表達了共同的目標(”contains merely a statement of common purpose”),而宣言至今也發生了許多事情(And since it was made “a lot of things have happened”)。(Cairo Formosa Declaration Out of Date, Says Churchill。CHURCHILL CALLS PLEDGE OUTDATED。New York Times, 02/02/1955)。

當時沒參加和會的印度尼赫魯是認為台灣應歸還中國的。但到1955年2月(一江山之役後),尼赫魯改變了立場而認為台灣的地位未定(Frank P. Morello, Paul K. Shih: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Formosa. 1966)。

綜觀這個背景,當時在美國的強力主導下,要將台灣主權做轉移顯然有所困難。而當時霸占台灣,但也簽了「中日和平條約」的中華民國卻也同意了台灣主權未定。若真的將台灣的主權轉移給中華民國,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法理上就擁有台灣的主權。而若中華人民共和國真的來「接收」台灣,我們當然知道結果會是另一個二二八及長年的集權壓迫。台灣人也將會遭到等同於被判兩個死刑的厄運。

當年51個國家的代表聚集在舊金山的歌劇院討論並簽訂舊金山和約,真可說是冠蓋雲集。我們看到、聽到的都是各國的顯要,但就是沒有台灣人的代表。即時在隔年應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於台北召開的「中日和平條約」會議中,代表中華民國的是外交部長葉公超與政務次長胡慶育,我們也看不到台灣人的代表。當年在1947年的二二八鎮壓後及1949年的大軍壓境下,這種情況多少可以理解。在舊金山和約後約70年的今天,主角的台灣人有話要說了。將來任何牽涉到台灣的國際協定必然少不了要有台灣人的代表。這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主角既然已出場,下一齣戲當然要賣力演出了。(系列完)

李堅

舊金山和約的歷史之五 舊金山和約所導致的領土主權爭議 —–不是無心忽略而是有意安排

二次大戰結束前夕,英美蘇三強的雅爾達會議(2/4/1945-2/11/1945)定調了歐洲與亞洲的戰後情勢。所不同的是歐洲大都依雅爾達的協議而沒有領土上的爭執。這個歐洲的「雅爾達體系」一直持續到東歐共產國家的民主化,及蘇聯於1991年的瓦解後才崩解。另一方面的亞洲,由於冷戰的開始與中共的建國及韓戰的爆發,使局勢快速的轉變,而使雅爾達體系沒有辦法完全建立。代之而起的是舊金山和約及舊金山體系的建立。但在一些領土上的歸屬及主權的認定上,舊金山和約的曖昧不明倒不是無心忽略,而是有意安排。(Kimie Hara原貴惠美: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and Frontier Problems in the Reg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A Sixty Year Perspective.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4/22/2012. 和John W. Dower: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Past, Present, Future in U.S.-Japan-China Relation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2/23/2014)。

日本在戰後是放棄了許多領土的主權。在這放棄的領土中大部分都沒有主權上的爭議:如滿州國,韓國,及在中國與東南亞及南海的廣泛佔領區。但在一些地方卻有爭議而至今尚未解決。有爭議的領土主權有五個地方:一是日本與俄國所爭的北方領土(北方四島);二是日本與南韓所爭執的獨島/竹島;三是日本,中國,與中華民國所爭執的尖閣群島/釣魚/釣魚台;四是南海諸沙;五是台灣。有這些爭議,主要是源於共產政權的興起與擴張,及冷戰的開始。而爭議的領土也大都沿著為圍堵共產政權而建立的艾奇遜防線(Acheson Line。美國於1950年1月所定調的亞洲圍堵防線)而產生。

戰後的美國已有意要與日本簽署和約,但時局的一再變化使和約的工作一拖再拖。而原本的和約草案在領土方面是根據戰時軍方的地圖,頗為仔細。但隨著草約的一再更改,領土方面也一再簡化或曖昧不明。這些都反映出了當時的時局不穩,及美國擔心共產政權的擴大,使擬草約者故意模糊領土的疆域規範及主權歸屬問題。

以當年蘇聯(及如今的俄國)與日本的領土爭執來看,爭執的部分是連結堪察加半島(Kamchatka)南端與北海道北端的千島列島(Kuril Islands)。日本於戰前領有千島列島(外加庫頁島的南部)。在雅爾達會議中,三強已同意史達林,千島列島應屬於蘇聯。但在日本宣布投降前的三、四天,美國匆匆忙忙整理出來的「通令第一號」(General Order No. 1)草稿中, 忽略掉了了千島列島。在蘇聯的抗議後,美國是做了修正。但沒說清楚的是千島列島應該包括那幾個島嶼。而蘇聯在接收的這一段期間,顯然是「偷吃」了一些。

通令第一號的目的是指示日本帝國對日本佔領地的處置。那時日本帝國雖已投降,但除了滿州國已遭蘇聯進攻外,東南亞的大部分及中國沿岸地區都仍在日本帝國的佔領下。通令第一號指示日本帝國各地區的接收問題。如台灣與北緯16度以北的印支半島由中華民國接收;北韓、滿州國、與南庫頁島由蘇聯接收;日本、南韓、菲律賓、及一些太平洋島嶼由美國接收;印支半島16度以南及東南亞由英國接收。在當時的亂局下,一些問題是難以避免的。

蘇聯代表雖然參與舊金山和會,但沒有簽約。法理上來說,蘇聯與日本的戰爭還沒有結束,因為雙方沒簽和平條約。隨著「和平共存」的聲浪,蘇聯與日本於1955年開始談重建外交關係及和平條約的問題。由於雙方爭議中的四個島嶼,擇捉島與國後島,在地理上看來是屬於千島列島的一環,但色丹島與齒舞諸島在地理上看來不屬千島列島。那時雙方同意前兩島嶼屬於蘇聯,後兩島嶼則應歸還日本。多少不願意看到日本與蘇聯簽和平條約並建立良好關係,而可能失去防堵線的美國有意見了。當時已成為國務卿的杜勒斯要日本堅持四個島嶼都應還給日本(杜勒斯知道蘇聯一定不會同意歸還四島),否則美國也可以主張擁有琉球的主權而不歸還日本。在美國的這種壓力下,日本與蘇聯於1956年簽聯合聲明(Soviet-Japanese Joint Declaration),建立外交關係,但沒有解決領土的爭執。日本也在1956年因蘇聯的不再反對而加入聯合國(原貴惠美,資料同上)。

獨島(韓國人所稱)或竹島(日本人所稱)是介於日本與南韓間,在日本海中的一些小島嶼。這也是法國人最早稱為Liancourt Rocks的一些無人島。日本是於1905年以無人領土(terra nullius)的理由而宣稱併入領土的。在早期美國草擬的舊金山和約中,這些島嶼是歸入於韓國的。但中共建國後韓戰爆發前,美國改變主意而將之劃入日本領土。韓戰爆發後的1950年8月,美國擬的和約草稿簡化了,提都不提。但在舊金山和會的前一個月(1951年8月),美國是有告知南韓政府,美國認為竹島屬於日本(John W. Dower,資料同上)。南韓的李承晚那時劃了南韓的海域(李線Rhee Line),而於1954年由海防部隊開始佔領,但日本宣稱擁有主權。獨島/竹島的主權爭議也成為韓國人反日的民族主義象徵。在這些領土爭執上,美國的態度一向是曖昧不明,所採取的是策略上的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或季辛吉所稱的建設性的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ity)。這策略上的模糊也是從尼克森政府開始,美國所採取的「明確但不成文」的外交政策。也自然表現在其餘的領土主權爭執上(尖閣群島,南海諸沙、台灣)。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