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退休前的最後一個頭路是在聯邦社會安全局的殘障審核單位工作。透過電話及信件與申請人（稱為claimants），醫院，及診所聯絡。在收集到足夠的醫療證據後，便依殘障的審核條文做分析，而決定申請人符不符合殘障的條件。由於牽涉到複雜的醫學與法律條文，殘障審查單位是社會安全局各部門中，在比率上運用到最多行政作業資源的。在約30年前剛開始到殘障審核單位工作時，大部分的工作都可如期完成，而餘有約15%的時間。那期間也因而在工作期間閱讀了不少書。但在克林頓上任後，他任命副總統高爾將作業電腦化，改善作業的流程（稱為government reengineering）。在高爾的改善下，效率及精確性提高了不少。但在同時也因預算的逐漸減縮而使工作量持續的增加。大約10年前，也就是在筆者接近退休時，工作量大到使氣都喘不過來。而也在那一陣子， 筆者接到了一通到如今我都還記得的申請人的電話。

人在忙時總是會迫不及待的希望將案件一一的解決掉，難免會流露出求速與急迫的態度。那天一位有輕度智障及一些身心問題的黑人打電話來尋問他的案件進展，也提供一些新的資料。但他的講話速度奇慢，而且不很切題。在我兩次要引導他的話題回主題以後，他顯然將我的急迫作風視為敵意而向我說：你們亞洲人都很歧視黑人。他那一句話雖然我於過去就時有所聞，但當他衝著我的面前說那一句話時，滋味還是很不同。這個事件發生後，難免令我好奇亞裔與非裔在美國的相處狀況如何？尤其在最近，因一名黑人佛洛伊德（George Floyd）死於一名白人警察手下的事件，而引爆了全美及全球就種族歧視議題的抗議與討論之際，更難免令人想起亞美人，尤其是台美人，在美國社會的處境及應有的應對之處。

亞美人與黑人的關係

在美國的亞裔人口是極為少數。以2017年的資料來看，亞裔人口占全美國總人口的5.4%（有1700萬人）。這其中包括東亞，東南亞，與南亞（印度巴基斯坦）的人口。印度裔約330萬人，占全美總人口的1%。人口少不能起大作用，也常夾於黑白對立與黑白褐（西裔）的衝突對立之間，成為夾心餅乾。

由於亞裔人口不多，有關種族/族群關係的研究也頗缺乏。黑白問題，褐黑問題有不少研究，但很少看到有亞裔與其他族群關係的研究的。有的，也只有一些論述（非學術研究或調查）。而在這些論述中，可看出黑人社區與亞裔社區之間存有猜忌，不信任，甚至敵視的問題（Michelle Kim: 30+ Ways Asians Perpetuate Anti-Black Racism Every Day, 5/28/20）。在南加州，許多韓國人經營位在黑人區的小店，雙方的衝突時有所聞。在過去也常聽到有韓國人店主被打死的新聞。在1992年的洛城暴動中，一個估計是，韓國人的店面損失占洛城所有商業店面損失的一半（CNN: The LA riots were a rude awakening for Korean-Americans, 4/28/2017）。雙方也許關係不很好，但至少在商業上及工作上還是要有所來往，只是在社會生活上較無來往。

在過去，我們常聽到亞裔人口是「模範少數民族」（model minority）。這句用語是由紐約時報於1966年時首先發表的（William Pettersen: Success Story, Japanese-American Style, New York Times, 1/9/1966），它描述日美人的成功。由於這篇文章的發表背景是60年代的民權運動高峰期，多少被認為是針對黑人而來。也就是說，你只要努力，則成功是可預期的。這多少使亞裔在黑白對立中被當成對抗的籌碼，與論述的依據。這句用語我們於最近已很少看到或聽到了。而其實，亞裔的成分很複雜，教育成就及經濟狀況也各異。尼泊爾人的貧窮率比一般平均高21% ；苗族（Hmong）的人較少有大學教育（比平均少20%） ；而70%的印裔有大學程度，收入也比美國社會平均高出80%（Sophie Khan, Huixian Li: Stop Pointing at Asian-Americans to Downplay Racism at Universities, 1/17/2018）。亞裔的這種複雜性也反應在平均收入中。以頂層10%與底層10%的收入比例來看，亞裔在1970年時是各裔中最平等的（6.1） ，黑人是最不平等的（ 9.1）。但到2016年，亞裔變成最不平等（ 10.7） ，黑人其次（ 9.8） ，再來是白人與西裔（ 7.8）（Pew Research Center: Analysis of 1970 decennial census and 2016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亞裔與黑人社區間的關係也許不是很良好，而也因為亞裔極為少數，因此常被利用作為論述的工具與籌碼。我們也常看到不少亞裔人士似乎都站在白人這一邊，而以白人的世界觀去看問題。但在美國的歷史上，種族歧視一向是個問題。我們也可看出，美國的開國元勳雖然思維頗為激進而具理想主義，但許多開國元勳（如傑佛遜與華盛頓）都是擁有不少奴隷的奴隸主的。說美國的建國與立國是建立在種族歧視上也不為過。

美國的種族歧視歷史

400多年前的1619年 ，維吉尼亞「進口」了第一批黑奴，這也是美國奴隸制度的開始。美國的獨立（1776）並沒有改變奴隸制度。但在1774年與1804年間，北方各州都一一的禁止了奴隸制度。1808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禁止奴隸的進口，但國內的交易熱絡。而黑奴的人口也於1860年增加到400萬人。占南方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在這約略同時，以北方為主的反奴隷制度運動（abolitionist movement）也逐漸升溫。

當1860年，主張廢除奴隸制度的林肯選上總統後，南方七州宣布脫離聯邦而成立邦聯（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內戰開打後（4/12/1861-4/9/1865），再有四州加入南方。林肯的內戰是為了維持美國聯邦的完整而開戰的。進入內戰開打後的隔年1862年 9月22日，林肯發表了那有名的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但黑奴的真正解放則要到憲法第13條修正案（13^th Amendment），於1865年12月6日在三分之二州都同意後才正式通過。林肯則於4月14日遭暗殺而死。

美國的奴隸制度雖然最終被禁止，但在內戰後要將南方各州整合入聯邦的價值與體制的工作（稱為重建Reconstruction，1865-1877）並不很成功。KKK也於1877年成功的左右了南方的政局。而南方各州的黑白隔離政策（Jim Crow laws）也一直公開的持續到五、六十年代，至今都有遺留。

但在重建期間，美國也於1868年通過了憲法第14條修正案，給予在美國出生的人（包括前奴隸）有公民權。1870年通過了憲法第15條修正案，給黑人有投票權。

美國憲法固然給予在美國出生的人有公民權，但要入籍則又是另外一回事。1790年的入籍法（Naturalization Act）只給「自由白人」（a free White person）有入籍的權利。這個入籍法被應用到當年一名很小就來美國的日美人小澤孝雄（Takao Ozawa）之申請入籍。日美人團體支持他上訴到最高法院，但於1922年11月13日因這個入籍法而敗訴（Ozawa v. United States）。

美國早期的移民以西歐，北歐，與中歐為主。而在這個過程中也依序排擠天主教徒，南歐人，東歐人，與猶太人。但在19世紀後，由於亞洲勞工的湧入，歧視的主要對象也轉向亞洲人。1882年 5月6日，美國通過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1924年 5月24日，美國通過了排亞法案（Asian Exclusion Act）與限制南歐與東歐移民的法案（National Origins Act），合稱為Johnson-Reed Act。那時的菲律賓是美國的殖民地，所以菲律賓人來美國較沒限制，但後來也因為1934年的法案（Tydings-McDuffie Act）被禁止來美。在這種長期的歧視、排擠與壓迫下，東方人在美國成為極少數。而許多東方人都覺得在美國常被看成是永遠的外來者。即使一些在美國出生成長，而家族已在美國居住好幾個世代的人，還時而會被問他從那個地方來（Helier Cheung, Zhaoyin Feng, Boer Deng: Coronavirus: What attacks on Asians reveal about American Identity, BBC News, 5/27/2020）。有一個心理學的研究，用兩個電影明星作比較，去問大學生那個人較美國人。一個是英國明星Kate Winslet（鐵達尼號的女主角），一個是在紐約出生的華裔演員劉玉玲（Lucy Liu）。結果大部分都選擇那個英國明星Kate Winslet較美國人（Thierry Devos, Debbie S. Ma: Is Kate Winslet more American than Lucy Liu? The impact of construal processes on the implicit ascription of a national identity. Br J Soc Psychol, June 2008）。

美國在民權運動高潮的1965年通過的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 又稱為Hart-Cellar Act）後，才使移民的種族/民族/國家來源地走向平等化。移民平等化的結果是，美國成為了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而使一向佔多數（目前還是多數），但已在人口上相對減少的白人社會產生焦慮感。一個估計是到2046年，美國將沒有一個種族/族群是佔一半以上的多數的（稱為majority-minority）。這種趨勢造成了一向掌握社會資源與政治權力的白人社會有所反彈，而也反應在民權運動歷史的對立面上。例如，明顯的是個種族歧視主義者的川普之上台反應了這個現象。而他的上台也加速與加強了這種反民權運動的趨勢。

美國的民權運動

美國施行250年的奴隸制度雖然於內戰結束後，是於法律條文上明文禁止了（ 1865年6月19日也被稱為黑人的獨立紀念日，Juneteenth），但南方各州還是用盡各種手法施行種族隔離與歧視的政策（稱為Jim Crow）。在施行奴隸制度與廢除後的那段時期，各種爭取平權的運動也持續展開。最早是於19世紀上半期幫助黑奴逃亡的地下鐵路（Underground Railroad。不是真正的鐵路，而是逃亡路線與庇護所的網絡）。但較大的變化是二次大戰所引起的巨大的社會變動而引發的社會政治運動。

二次大戰爆發前夕美國便因武器的大量生產而出現缺工的現象。羅斯福因而於1941年6月25日頒布行政命令8802號，使雇用不同種族平權化。二次大戰爆發後，大量黑人參軍，本來持種族主義思想的杜魯門總統也得於1948年發佈行政命令9981號，禁止軍中的隔離與歧視。而戰爭中，黑人也大量湧入工廠，往大都市移動。整個社會結構與價值文化也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進入五十年代後便是一連串的民權運動。由1955年12月1日在公車上拒絕讓位給白人的Rosa Parks；1957年，小岩城拒絕遵守最高法院的禁止學校種族隔離政策的判決（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而促使艾森豪總統下令聯邦軍隊去執行反隔離政策；再來是黑人團體的抗議餐廳的種族隔離政策，及一些民權運動人士搭車到南方去反對種族歧視/隔離政策等等；高潮是1963年8月28日，20萬人走上華府街頭（March on Washington），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發表他那一篇有名的演講（I Have a Dream）。在這一連串社會運動的壓力下，德州出生的詹森總統於1964年簽署了保障種族/族群平等的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1965年簽署了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禁止一些阻擋投票的技術性手腳。

美國的民權運動雖然都以黑人的民權為主，但其他少數民族與弱勢團體也都於同時跟進，爭取權益：如亞美人，西裔，女權，同志權，殘障人士權益， …等等。而也經過這些民權運動，使黑人的權益得到很大的改善與保障。但美國社會中保守的阻力還是很大，而黑人也於社會經濟與文化上遭到很大的阻力。不過整個局勢也在轉變中。以最近的白人警察殺死黑人佛洛伊德（George Floyd）至死所引起的全球性抗議來看，抗議的群眾是各種族/族群都有。而以最近的一份民調來看，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也有翻成黑命關天，或黑命亦命的）的白人已由四年前的26% ，兩年前的36% ，增加到今年的51%（Yahoo YouGov，6/9-10/2020）。另一個民調顯示全美國有74%的人支持這次因佛洛伊德案而引起的抗議活動（Washington Post-Schar School poll，6/2-7/2020）。一些分析家已預測，這次因佛洛伊德案的抗議活動將會造成政治社會的重大變革，將會再是個黑人民權運動的轉捩點。

在此順帶一提的是，一個已推動多年，但意見各異的黑人民權運動—-賠償（Reparations）也在持續的醖釀中。他們主張美國社會應對奴隸在美國經濟成長上所做出的貢獻，對黑人多年的奴隸傷害，及因種族歧視所造成的損害做出賠償。

第一代台美人的不同調

台灣人來美留學、求職、就職而留下，及後來的移民與商人，大都是1965年以後的事。1965年美國通過的新移民法案，可說推翻了過去充滿歧視的移民法案，而走向一個公平對待不同種族與民族的新移民法。戰後來美的台灣人可說都受益於那個新移民法。但受益的台灣人大都不了解這個目前在川普政權下已逐漸喪失的平等移民法的產生背景，也沒有了解到過去亞裔人士在美國所遭受到的迫害與歧視。

亞裔中來美最早的華工是受害最深的。在1870年的洛杉磯，總人口只有5728人，其中172名是華人。在那一陣子的反華浪潮中，有一次由於一個在華埠的槍擊案，引起500人圍攻華埠，造成17名華人的死亡。在1877年的舊金山與奧勒岡也都有殺戮華人的事件。1887年5月，在奧勒岡有34名華人金礦工人遭到掠奪與殘殺。該地現在已稱為「華工浴血灘」（Chinese Massacre Cove）。1877年7月，舊金山也發生反華暴動（San Francisco riot of 1877），有如歐洲反猶太人的Pogrom，造成四人的死亡與十萬美元財產的損失。在這種反華氛圍下，美國國會於1882年通過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較晚來美而有日本政府做後盾的日美人也逃不開歧視與迫害。第二代日美人的求學受到排擠與歧視，不能進入公立學校。而1924年通過的排亞法案也禁止了所有亞洲移民。二次大戰爆發後，羅斯福總統的9066號行政命令更造成12萬日美人的被關入集中營。

不了解美國種族歧視與迫害的歷史，則難以明瞭過去亞裔人士所遭受到的排擠與迫害，也難以清楚的了解美國黑人反歧視爭取平權的民權運動。要了解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要的是多看，多聽，以同理心來對待處理。在這次因警察殘殺佛洛伊德案所引起的全球抗議遊行中，我們看到了多元族群與種族的參與。但第一代台美人似乎普遍表現出不但不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許多反而表現出敵視，而與極右翼及白人至上主義者（White Supremacist）的觀點同出一轍。這尤其在美國武漢肺炎疫情擴大後，美國社會反亞裔的案件層出不窮之際，許多第一代的台美人竟然要與打壓你的人站在一起。這種心態是很奇怪的。為什麼？

與其他民族/族群移民美國大都由底層社會來的不同是，台美人初期都是留學生來美求學。許多留學生後來留下來，而展開台灣人的移民來美。留學生都是受有高等教育的，而高等教育是晉升中上層社會的要素（另一個要素是世承）。如前所述，亞裔的收入是各族群中最不平等的。雖無直接數據，但我們幾乎可以斷言台美人的收入大都是居於中上層社會的層級的。富有的人一般是傾向於保守的，也就是說會傾向於保守而較不支持少數民族的共和黨。若這個推論正確，則第一代的台美人與一般亞裔是相當不同調的。以2016年的總統大選出口民調來看， 65%的亞裔投克林頓， 27%的亞裔投川普。台美人若傾向於共和黨，則也與30年前的局勢很不同。在戒嚴時期，台美人大都遊說民主黨，因為民主黨較重視人權議題。而當年美國支持台灣的反對運動（黨外）與人權問題的也大都是民主黨，如甘迺迪，索拉茲，培爾，裴洛西，…等等。

另外一個原因是第一代台美人的「質料」問題。第一代台美人大都成長於台灣的威權時期，成長於威權文化的社會中。許多台美人固然都參與了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但其動力主要是基於對國民黨民族壓迫政策的反抗，而未必是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口中雖喊自由民主，但其根基其實基於台灣民族主義。這種做法無可厚非，但若不了解早期台獨運動的本質與動力，則難以了解要如何進入新階段的自由民主運動。第一代台美人與同年齡層在台灣的人，與年輕世代的台灣人（及年輕世代的台美人）看法也會各異，而衝突也難以避免。因為年輕世代成長於自由民主的多元環境下，對異己與異見，較能容忍，也較能接受。

在這次全美國各地因佛洛伊德案所引起的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運動中，也導致許多亞裔家庭內的世代革命（Sydney Trent: Young Asians and Latinos push their parent to acknowledge racism amid protest. Washington Post, 6/22/2020）。在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始後，我們也讀到不少家庭中的世代對立。在一次返台與一位在軍中服役時的朋友閒聊中，談到了年輕世代的｢問題｣。他提到他的兒子最重視的是社會的公平正義。這也說明了台灣社會的世代差異常常表現在一些社會議題上：如同婚，廢死問題，勞工權益，移工權益…等等。

第一代台美人有如美國社會中的一個孤島，而也慢慢地在凋零消失中。看日美人的處境也難免令人想起台美人的未來。在南加州歷史悠久的日美人報紙｢羅府新報｣（Rafu Shimpo），由於讀者群逐年減少，而訃聞（Obituaries）的版面只有在增加中，使得近幾年來財務困難重重，每年都傳出要停刊的消息。第一代台美人這個孤島遲早也會消失，但消失的島嶼是會留有記錄、記憶、與傳承的。後代的人也會問：在美國追求種族/族群平權的歷史上，第一代的台美人是站在歷史的對立面或相同面，或是被拋棄在歷史的後面。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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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到大我們都生活在一個社會中。社會是人的組成，而自然的，我們的生活關係也都牽涉到人與人之間的對應，親朋關係，與事業關係等等。每個人的一生都會經歷過人際關係的酸甜苦辣：婚友問題，信任問題，利益的衝突，孤立與同盟問題，愛別離，怨憎會，拋棄，背叛的問題， …等等。對國際關係的現實派（Realism）學者而言，國與國的關係也是如此：結朋成黨，爾虞我詐。現實派的國際關係學者更指出，國際關係比社會中的人際關係要來的更為險惡。因為一個社會中多少有些文化與社會的規範，與統治機構及權威的存在，多少有所約束。但國際社會中並沒有一個統治權威的存在（聯合國只不過是個聚會討論的地方，沒有約束國際關係的能力與統治的權威），是處於一個艱險的無政府狀態。弱肉強食而成為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世界。但為了生存，大部分的國家都需要盟邦，以結朋成黨來扺禦可能的外患。出賣友邦則不但會使原來的權力平衡失去，也多少會使出賣者在國際社會失去他的信用。

在現代的國際關係史上，俾斯麥可能是個最有名的現實派人物。現實派（德文Realpolitik。Realpolitik與Realism及Pragmatism常互相使用）雖然不是俾斯麥首先提出來的名詞與觀念（首先提出的是19世紀的日耳曼人Ludwig von Rochau），但俾斯麥的不重意識形態，只考慮現狀，以求達到他的政治目標是有名的。不是日耳曼民族主義者，而是個普魯士忠君者（monarchist）的他，發動了三個短暫的戰爭，而建立了以普魯士為主體的德國帝國。了解到位處中歐的德國不能兩面受敵的他，也透過同盟關係來達成了當時歐洲五大強權–英、法、德、沙俄、哈普斯帝國—的權力平衡，而維持了歐洲局勢的平穩與和平。俾斯麥是德皇威廉一世的首相，但好大喜功而急於往外擴張的威廉二世上台後將俾斯麥解職了。威廉二世的擴軍與往外擴張，也與沙俄及英法造成衝突，而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德國帝國的潰敗。

進入20世紀後的國際關係史上，美國多少是個異數。美國國土廣大，資源豐富。在地理上又有兩大洋—太平洋與大西洋，的隔離，相當安全。北隣的加拿大是友邦，南邊的墨西哥只有聽話的份。在意識上而言，美國人覺得相當的安全。因為她遠離了紛擾的亞洲與歐洲，也沒有中南美洲的政經之不穩定。從過去以來，美國人一直有孤立主義的想法。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競選連任的威爾遜總統，雖利用美國人孤立的心態贏得連任（他的口號是”他讓我們免於戰爭”。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但他連任後卻也藉由宣傳手法將美國帶向戰爭。一次大戰後，看到歐洲不但沒有解決自身的紛擾而再走向衝突的美國人，不用說是孤立主義瀰漫，覺得歐洲是歐洲人的事，干美國何事。醖釀多年，主張孤立主義，而於1940年成立的「美國優先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 AFC），有將近100萬名會員，包括有許多社會中的賢達人士。他們反對有跡象顯示要參戰的羅斯福總統。但羅斯福總統知道納粹在攻下全歐洲後，下一步將針對的是加勒比海與中南美的控制，然後進攻美國。孤立主義有違美國的安全。這個象徵美國孤立主義的｢美國優先委員會」，最後於珍珠港事變三天後解散。

二次大戰使美國體會到世界各地的動亂，最終都可能會波及到美國。也在這種認識下，在戰後成為全球首富首強的美國於世界各地駐軍駐防，並組成各種同盟（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美日安保條約，…等等）。各種結盟及各地的駐軍使美國一直享有國際關係的平穩與安全。但十幾年來這種情勢逐漸在轉變，而於川普上台後使美國的孤立主義幽靈再度借屍還魂。

川普上台後，不但走的與一些獨裁者較接近，也批評美國的友邦占美國的便宜。川普不但取消一些協議（如TPP, NAFTA,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伊朗核協議），也威脅要廢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表明的是，美國不需要友邦。不需要友邦是一回事，將友邦放棄出賣又是另外一回事。2019年10月，川普下令美軍由敘利亞撤軍，造成土耳其的攻入敘利亞屠殺庫德族人，也引來了俄國軍隊與原敘利亞軍人的進駐。川普這種出賣美國友軍庫德族的行徑，引來國內與國外各方的交相責難。但事實是，這也不是美國的首次出賣朋友。就台灣而言，我們（台灣人與中華民國）至少也被美國出賣過兩次。

1949年10月1日中共宣布建國。對蔣政權很反感的杜魯門總統於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國不再介入中國事務，宣示對國民黨（也包括被無辜連累到的台灣）的放棄與不再支援。但1950年6月25日爆發的韓戰使美國驚覺到蘇聯與中共的擴張，於是派第七艦隊巡迴台灣海峽，救了大命不死的國民黨，也救了被國民黨牽連到的台灣人。當1972年年尼克森訪華時，背後運作的權臣季辛吉與尼克森總統多少是將台灣（中華民國）出賣掉了，只是當時窮弱的中國無法消化，也無能治理台灣，而多少沒有付諸實現。

每個人都需要有朋友，但每個人也都有可能被朋友出賣。美國是一個有高度消費文化的社會，所謂的「友情」也難免成為消費品。對我們而言，有國際友邦及同盟固然重要，有草根級的國際聯盟、同盟、與共事關係可能更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立自主，不事事求人的決心與毅力，那才會是獨立的保障。沒有獨立性，談不上有獨立。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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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所發生的高雄事件（或美麗島事件， 12/10/1979）是台灣民族民主運動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在歷史發展的意義上看起來，它堪與1947年的228革命相比。228革命是一個本土勢力與外來政權對衝下的一個結果。高雄事件也是本土勢力與外來政權在長期調適不和不成下的一個對衝。兩者的共同點在於外來政權都有能力將本土勢力鎮壓下去。兩者的差別則在於高雄事件後的二、三十年內，外來政權雪崩似的失去了它的掌控能力，而使台灣最終走上自由民主之路。此後，這個失勢而沒有完全本土化的「外來政權」，也漸漸的求助於對岸的「兄弟」來幫它一忙。

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政權對台灣本土勢力的一場相當徹底的鎮壓與屠殺。台灣可說失去了一整個世代的菁英。也因而，在1949年國民黨政權「轉進」到台灣後的第一個較刺激到國民黨的反對運動，是一個以外省菁英為主，而引進一些本土菁英的雷震事件（1960） 。1964年9月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則是一個胎死腹中，但全是由本土菁英所推動，而影響及意義深遠的台灣民族運動。

由1960年的外省菁英到1964年的本土菁英，進入七十年代後，我們漸漸看到草根勢力的抬頭。 1975年的《台灣政論》及同年底在宜蘭因郭雨新立委落選後所引起的騷動，到1977年的中壢事件，都可看出本土草根勢力的崛起。兩年後所爆發的高雄事件也可說是在這種歷史發展脈絡下的一個必然。

本土勢力崛起的七十年代，也同時看到台灣受到國際情勢的鉅大衝擊。1971年季辛吉秘密赴中國。同年底，中國取代台灣成為聯合國一員及安理會成員。1972年尼克森訪華。台灣的國際處境日益艱辛，但在戒嚴法下的民間卻無置啄的權利。標榜「鄉土的，社會的，文藝的」的統派刊物《夏潮》於1976年出刊了，但《夏潮》在台灣社會上沒有之前的《台灣政論》，尤其是後來的《美麗島》那樣，引起廣泛的回響。理由不外是民族立場（統獨）的問題。

1979年1月1日，卡特政府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同月，鄧小平來美訪問九天。在鄧小平於1月29日抵達白宮當天，有兩百名棄婦般心態的國民黨人於白宮前示威，有兩名毛派的冒牌記者進入會場做騷擾，也有約50名台灣人於遠處呼喊口號主張台灣獨立（Taiwan for the Taiwanese, Taiwan wants independence）（Jonathan Steele: America puts the flag out for Deng. The Guardian, 1/30/1979）。這在當年國民黨可以公開活動，但支持台獨的台灣人只能秘密活動下，國民黨人之多於台獨人士是容易理解的。但隨著《美麗島》雜誌的創刊後，這種情勢迅速地於海內外走上獨長統消的階段。

1979年8月創刋的《美麗島》雜誌，很快的就打破了台灣雜誌的歷史。《美麗島》不但發行量大（14萬份），更是一個運動，而不只是一份刊物。美麗島雜誌在台灣各大都市設有分社及服務處，而各分社/服務處也都辦有演講活動。這是一份藉由刊物來推動政治活動的運動型雜誌。美麗島雜誌不但引來海外同鄉的支持，更引起國民黨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決定。在這種對衝下， 1979年12月10日在高雄的國際人權日活動，引來國民黨的鎮壓與大逮捕，是為高雄事件。

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與隔年的2月28日林宅血案， 及1981年7月的陳文成命案，都屬同一系列的發展。也可說是國民黨在台灣能用暴力鎮壓的最後一次。從此以後，隨著反對勢力的一再挑戰與對幹，國民黨最終失去了暴力鎮壓的能力，而使台灣於一、二十年後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

但台灣人就永遠能享受這麼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嗎？

台灣在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後，我們看到的是藍綠的對決，紅色力量的大量湧入，而也於近年來「跟隨上了世界潮流」的產生了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不是一個容易下定義（即使在學術界裏）的｢主義｣，在它存在的一百多年歷史中也呈現著各種不同的政治光譜，有左派也有右派，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含義。你可說民粹主義是基於民意，也可說是暴民政治。但目前在世界各地所產生的民粹主義多少與集權獨裁政權有所關聯，對社會造成了強大的破壞力，也對自由民主體制形成了相當大的挑戰。

民粹主義的產生有其政治（不穩定），經濟（分配問題），社會（人的孤立寂寞與疏離感）及群眾的心理層面（懷疑、不信任、與容易受騙…等等）等原因。產生的詳細原因請參考艾任德的《集權主義的來源》（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與賀弗爾的《群眾運動》（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現代的民粹主義之有異於過去，還得力於假新聞的氾濫問題（台灣尤其脆弱的是缺乏有公信力的媒體機構），與拜現代科技之賜的網路社群的操弄。有這些因素與現象， 使已走上自由民主二、三十年的台灣，卻也因為民粹主義的產生與公信力的缺乏（即使是同一陣營的人），有可能走回獨裁集權之路。

經過多年的奮戰，台灣好不容易於戰後的半個世紀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但走到今天卻有可能走回頭路，而重陷獨裁集權的圈套。外在威脅的中國及其操控固然是個很大的原因，但主因其實在於內部。嚴格而言，外患的中國對台灣是一個正面力量。因為它提升，也強化了台灣民族意識。它也提供了，一個集權政體的社會與一個自由民主社會的比較。總的而言，中國的對台威脅會刺激台灣建立民族國家的決心與毅力。有如孟子所說的「入則無法家拂土，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法家拂土指的是堅守法治的大臣與輔佐君王的賢士。台灣人要解決內部的問題則得靠台灣人的自我提升。無論在認識水平，邏輯與知識的分析能力，及品格與道德的層面，都得一一的去面對與解決。

對悲觀者而言，人生是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對樂觀者而言，人生是一個希望接著一個希望。而也在兩者的互盪互動下，祈望我們能夠看出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而在一一解決問題的方向下，走向一個個的希望。因為有能力去次第的解決問題，則使未來充滿了希望。自由民主所遭遇到的問題亦然，也需要去一一的面對與解決。自由與民主有如盆栽一般，是需要不斷的栽培與維護的，否則，它只有走向衰敗毁滅的道路。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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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奧之院看到許多悼念二次大戰中陣亡的各兵種及部隊的墓碑及紀念碑並不意外，但較意外的是在幾乎每一間寺廟前，都有看到紀念不同的兵種及部隊的石碑，唯一例外的可能只有主寺的「總本山金剛峯寺」及一些小寺廟了。

日本家族似乎都安排有一間特別的佛寺做為該家族的「菩提所」，做為家族祭祀的中心點。但為什麼這些高野山的各寺廟也都成為各部隊的菩提所？在每個寺前幾乎都有某某兵種或某某部隊的菩提所的石碑，如「元自動車第二十九聯隊並關聯部隊菩提所」，「步兵第八十一聯隊（通稱號月第七三八六部隊）第二機關銃中隊戰友會菩提所」， …等等。在與一位澳大利亞來的觀光客聊到此事時，他說他的導遊說明因為高野山寺廟群集，房間多，而可能也較隱密，所以在二次大戰中駐有很多部隊做集訓之用。這由一個碑文似乎可看出端倪：「陸軍少年飛行兵  宿坊菩提所」。看來當年的「陸軍少年飛行兵」曾住在此寺廟（宿坊），而後此寺廟也成為他們的菩提所。

日本在二次大戰中有兩百多萬軍人死亡，所以在日本的偏遠地方及各地寺廟，都可以看到二次大戰的遺留，這並不奇怪。但高野山這個日本的佛教聖地（至少對真言宗而言），會有這些不論在墳場（奧之院）或寺廟都有這種遺留，多少使人覺得意外。筆者不很清楚二次大戰中這些軍人居住於高野山的安排，但無可否認的是，在每個國家，宗教團體與政府常常有合作/共事的關係（看台灣佛教的主要山頭如星雲、證嚴、及惟覺都與國民黨關係匪淺），日本當然不會例外。但在二次大戰前，日本宗教界不是沒有反戰人士的。當年被國民黨視為邪教而不能到台灣傳教的創價學會，其創始人是原本屬淨土宗的牧口常三郎（7/23/1871-11/18/1944）與其主要弟子戶口城聖（2/11/1901-4/2/1958），兩人都因反戰而被關，牧口常三郎也死於獄中。

也許，在高野山這麼個偏遠所在而被視為佛教聖地的地方，會看到二次大戰的悼念遺留可能不奇怪。因為一個現代戰爭的影響所及是全面的，會波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而也因為在二次大戰中日本軍隊遠征中國、東南亞、及太平洋，這些地區的記憶遺留會表現在高野山上也不足為奇。較明顯的如「比島ミンダナオ島（民答那峨）所在關連部隊菩提所」。另一個顯著的標竿是日軍在緬甸的部隊的退伍軍人所建立的一間寺廟。

在成福院的土地上建有一棟與周遭的日本佛寺建築風格大為不同的「高野山摩尼寶塔宗教美術館」，又稱為「ビルマ（緬甸）戰殁者供養塔」。這一棟三層樓高，八角形的塔，裏面列有許多照片與繪畫（複製品）。所描述的是那一段時日的緬甸場景，緬甸人的生活景象，日軍在緬甸的一些景象，緬甸獨立日的慶典..…等等。也有一張「昭和53年（1978）當番部隊 第十五師團（祭兵團）隸下各部隊戰友會」的合照。裏面也有一些緬甸式的佛像。甚至有一個沒有燈光的地下通道（戰爭中的隧道？）。但談不上有什麼美術，不知道為什麼稱做美術館。外面也立有一尊緬甸和尚（高僧？）的塑像，說明碑寫的是緬甸文。

這座摩尼寶塔之存在於高野山上顯得有點時空上的錯亂，但若了解當年東南亞戰區的緬甸會戰（中緬印戰場）場面之大，也就不足為奇了。交戰的英美中一方有百萬多軍人，日方則有四十多萬（包括日本及反抗英國的緬甸、印度、與泰國）。日軍在緬甸的發展與結局與日軍在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差不多。若說有差別，可說日本在緬甸的政治鋪陳做的較早，與抗英的緬甸獨立人士較早就有聯繫與培訓。二次大戰中日軍攻下東南亞，趕出了被當地居民視為堅不可抗的西方殖民政權：美國、英國、法國、與荷蘭等西方強權。東南亞民眾原先是歡迎日軍的，但很快的也因日軍的剛酷、殘暴、不懂溝通、及缺乏後續的政治工作，使當地居民頗為反感而轉為反抗。

二次大戰中的緬甸之存在於戰後日本人的記憶中，除了反應在這座摩尼寶塔的興建外，也反應在1956年一部相當得到好評的日本電影—–「ビルマ（緬甸）の豎琴」（The Burmese Harp）。那部電影得到威尼斯影展的奬（San Giorgio Prize, OCID Award Honorable Mention）與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提名。有影評人士認為該電影雖然描述了戰爭中大量人員的死亡與戰爭的殘酷，但對日軍的暴行輕描淡寫地帶過去。同樣的，也有人批評這座摩尼寶塔的存在錯將戰犯當烈士（Brian A. Victoria: Mount Koya sites exemplify ‘parallel universe’ where war criminals are martyrs. The Japan Times, 8/15/2015）。由於筆者在參觀時，受限於時間及對日文的了解有限，也不了解相片中人物的背景，無法去判定是否能認定為戰犯。而當天摩尼寶塔的看護人也不懂英文，也沒法回答我的問題。

有戰爭就會有戰犯。而戰犯的定義與判決常常都是由戰勝國來決定的，而這也是所謂的「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但無可否認的是日軍在中國與東南亞都頗有「不良紀錄」。有異於德國因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而遭受到國際壓力（尤其是猶太團體）的不斷檢驗，而多少有被迫反省的過程。但日本缺乏足夠的國際壓力，有的只是中國與韓國（南北韓）的不斷譴責。不幸的是，中國與韓國都不是具有可信度（credibility）或行事正直的國家，再加以有限的對話也都缺乏公開與互信，而這也使得戰後至今日本都缺乏一個完善的反省過程。說來那是不幸中的不幸。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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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全球訂有1092個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Sites），其中有22個在日本。在日本的世界遺產中，位於紀伊半島的紀伊山上，包括一些佛教與神道教的道場與朝聖途徑（紀伊山地之靈場與參詣道）是其中之一。這個世界遺產所在地涵蓋了奈良縣，三重縣與和歌山縣。位處和歌山縣的高野山也屬於這個世界遺產之一。

過去到日本訪遊時就已發現，在奈良、京都這些古都，有許多巨大的寺廟都被認定為世界遺產。這些寺廟都佔地頗大，常比一些公園或學校都要來得大，而也相當「有料」。頗有建築上、繪畫上、雕刻上、及庭園造景上的藝術水平。有料也「有料」（要收費）。感覺上是，這些寺廟已都不再是一個宗教的場所，不是人們膜拜或求取心靈安寧的所在，而已都變成為博物館。這種情況在高野山這個聖地也不例外。

在高野山上的一百多間寺廟裡，除非你住在那間寺廟，佛堂及內部一般不對外開放。而許多有歷史上及文化藝術上價值的繪畫與雕刻，也都放在一間博物館—-稱為寶靈館裡。這間寶靈館的存在也見證了日本佛教世俗化及博物館化的具體事實。一般寺廟（至少是開放做為民宿的五十多間寺廟）還是有早晚課，而早課一般也都開放給居住的旅客（或香客）參加。在早課裏，你多少可以體驗到高野山的密教（真言宗）所保留下來的相當完整的梵唄，與漢傳佛教的誦經頗為不同。聽起來別有一番特色。除了誦經（梵唄）的特異外，另一個儀式在漢傳佛教中所沒有的是護摩供，簡稱護摩。護摩是一種火祭，在誦經中有火供：焚化一些祈禱文及有一些內涵的木條，是一種供奉的儀式。護摩供的形式頗類似於印度教與藏傳佛教有時也會舉行的火供，是祭禮（puja）的一種。有早晚課及其他祭典與設施，多少使人感覺到高野山還不虧是一個佛教的道場，而不只是一些變裝的旅館與博物館。除此之外，高野山的成為佛教道場也有1200年之久，走在山上也會有那種歷史感的存在。

當初空海選擇高野山做為道場，主要原因當然為的是遠離紛擾的俗世，尤其是喧嚷的京城。而說起來，在地理上高野山也顯得相當的與世隔絕。但在進入現代後，交通開始改善，雖然不能說是交通很方便，但顯然有很大的改進。從大阪坐南海鐵路一個小時後到達最後的一個主站橋本。由橋本再上山的班次就少了很多，鐵道爬山約40分鐘後到達山腳下的轉接站—–極樂橋站。由極樂橋站改搭陸纜車（與舊金山的陸纜車同一個原理）， 約十分鐘內被拉上200公尺抵達高野山站。由高野山站換乘公車約20分鐘後到達高野山的「市區」。說是市區其實很小。高野山這個台地東西向約6公里，南北向約3公里。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而這麼一個交通不是很方便，海拔800公尺高，而台地也不是很大的佛教道場，現在卻成為世界各國（主要是西方國家）要體驗日本文化及佛教內涵的一個觀光景點。這與高野山於2004年成為世界遺產之一是否有關聯，不得而知。在過去經過許多小寺廟整合之後，目前高野山約還有120間寺廟，其中52間有開放給旅客住宿（稱為宿坊）。走在高野山上你會看到許多日本旅遊團體，與看來是以歐洲人為主的西方觀光客與背包客。

在原本是與世隔絕的高野山上看到這麼多世界觀光客，說來有點諷刺。到日本時，問一些當地的日本年輕人如何去高野山，大都只聽過高野山之名，但從來沒去過，看來也不想去。與同為觀光客的歐洲人、加拿大人、與澳洲人聊起來，也了解絕大部分的人不是佛教徒，有些採取開放的態度，有些則對佛教很有興趣。也就是說，大部分的西方觀光客到高野山為的是一種文化上與宗教上的體驗。他們都屬於地球村的一員，是全球派（Globalist）人士。不愛分國籍、文化、與宗教，強調文化的互相尊重了解與交流。

全球派人士是全球化的結果，也可說他們大都是教育較為良好，經濟能力較強的階層，是全球化下的受益者。這與最近幾年來全球到處興起的本土主義與民粹主義（populism）可說大相逕庭，兩者是對立面。在高野山居住的那些日子裡，與不同國家來的人士交談起來及交換意見都很容易，至少是在文化體驗的這個層面。

由於高野山不大，大部分的人不是當天來回，就頂多住一兩天而已。我在籌劃這趟旅遊之前接受了一位美國網友的建議。這位美國網友曾經在高野山住過一段時日做他的研究。他建議至少要住上一個禮拜才能好好的體驗高野山。我則折衷在當地住五天。由於大部分人都只住一兩天，提供宿坊的寺廟也大都沒有洗衣設備。為此我只好到一間有洗衣設備的寺廟去洗衣服。在等衣服洗好的時間與一位來自保加利亞的女性聊天。頗「不安於室」（她說她不能在同一個地方住長時間）的她與她先生全球到處走，在飛機上讀到有關高野山的文章後便決定到此一遊。到臨高野山當晚與廟裏的師父會談頗為投機，隔天在參加早課後與高野山定了情。因為有其他旅程而匆匆忙忙要離去的她說，她一定要再回來，她與高野山有緣。這多少也說明了這個山上小城/道場的迷人所在。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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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時，由於一位多年好友的過世，使我興起了要到日本高野山一巡的念頭。當初為什麼會有這個念頭的產生，連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當時雖然已知道高野山是日本佛教的聖地。說是朝聖嗎？也未必然。說是為朋友走這一趟聖地之旅嗎？也未全然對。因為我這個朋友可是一個什麼都不信的無神論者，或頂多只是個不可知論者（agnostic）。

説高野山是日本佛教的聖地也非完全正確。對日本真言宗的佛教徒而言可能如此。但日本是一個相當世俗化（secular）的國家。幾個調查都顯示日本不信教的人佔三分之一以上，在亞洲僅次於中國。當然，一些調查可能在問卷方式上有點問題。因為在西方社會的認知中，無神論者多少只界定為不相信上帝的人，未必包含非神論者（如佛教）。但基於一份2012年的調查（WIN-Gallup International, Global Index of Religion and Atheism）來看，就全球而言，57%的人有信教（religious），23%的人不認為宗教重要，13%的人是無神論者。同一個調查顯示，日本只有16%的人信教， 31%的人認為宗教不重要， 31%人是無神論者， 23%的人不知道或沒有回應。同一個調查也顯示，中國是全球無神論者最多的國家（47%）。除卻中國外，世界前10名無神論者最多的國家都是已開發國家。依序是日本，捷克，法國，南韓，德國，荷蘭，奧地利，冰島，澳大利亞，愛爾蘭。相對之下，最信教的國家都是些落後國家。依序是迦納，奈及利亞，亞美利亞，斐濟，馬其頓，羅馬尼亞，伊拉克，肯亞，秘魯，巴西。就全球而言，信教的人有下降的趨勢（在2005年與2012年間下降了9%）。

也因為信教與社會開發的反比關係，使人認為宗教信仰會阻礙社會的進步（Phil Zuckerman: Secular Societies Fare Better Than Religious Societies. Psychology Today, 10/13/2014）。在這個反比關係上，美國是個異數。因為宗教信仰在美國被看成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社會、文化、與道德的指標。但即使在美國，信教的人也由2005年的73%降到2012年的60%。跌的幅度（12%）比全球的降幅（9%）都要來的大。但宗教與社會的開發關係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本文要探討的是高野山。要討論高野山則應該要由開山祖師空海（7/27/774-4/22/835）談起。

空海在日本不只是個歷史上的要人，也被日本佛教界視為聖者，一個得道的僧人。日本人一般尊稱空海為弘法大師，更有尊稱他為遍照金剛的。他最後死於尚未完工的高野山。他的信徒認為空海沒有死，只不過是入定於三昧（sanmodhi，或譯三摩地）中。許多有關空海的記事固然大部分是歷史事實，但也有與事實不很符合之處（Aaron P. Proffitt: Who was Kobo Dashi and What is Shingon? – Tricycle: The Buddhist Review, Summer 2018）。但空海在日本及日本佛教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空海是804年日本遣唐僧的一員。同一梯次但不同船的尚有最澄（9/15/767-6/26/822）。最澄到浙江的天台山道場修行研讀而引進中國的天台宗，最後於京都附近的比叡山建立日本的天台宗道場。最澄死後被尊稱為傳教大師。空海則到當時唐朝的首都西安研習。他由印度那蘭陀大學（Nalanda University）來的印度僧人健陀羅般若三藏（Gandharan Pandit Prajna）學習梵文，他也受教於青龍寺的惠國（743-805）阿闍梨（Acarya，譯為教授）。據聞，預知空海要來的惠果欣喜空海的來到，隨即引他入門閉室開始密教的傳授。惠果在過世前指示空海要回日本傳教。空海不負師望，在回日本後將唐密發揚光大（目前稱為東密）。在空海回國之後不久，唐朝遭到惠昌法難（主要是滅佛教，但也滅基督教。系列末會討論），及接著而來的五代變亂而使唐密絕跡於中國。但唐密於日本存留了下來。唐密與後來再發展出來的西藏密宗（Tantra，密續，音譯為怛特羅）雖同為密教，但有所不同。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

空海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不但是個宗教家，也是個詩人，毛筆字專家，行政人員，及工程師（造寺廟及水道溝渠）。由於他的精通漢文與梵文，並受梵文排音的影響，而創造出五十音的日文平假名與片假名（楊起東：郝斯賀弗悲劇的啟示—地緣政治，東西方神秘主義。《太平洋時報》11/17/2017）。但也有一説是片假名為最澄所創。空海與最澄也成為日本佛教界的兩大始祖。最澄是日本天台宗的創立者，空海則成為日本真言宗的創立者。

當時日本的佛教多少要得到朝廷或貴族的支持才能存在。空海一直有意要在山上建立一所遠離城市的閉關道場，但一直為俗事纏身（行政管理及公共工程）。816年，空海得到嵯峨天皇的許可，准許他在高野山建立道場。但空海在道場尚未完工時就過世於高野山。

那，為什麼選在高野山建立道場。

一個帶神話意味的說法是，空海在中國要返日前，將手中的金剛杵（gada vajra）丟向日本的方向，用以決定日後真言宗道場的所在地。他回國後，在四處尋找適當地點建立道場時，經過高野山山神的指引，發現了他在中國所拋出的金剛杵，因而決定高野山為建立道場之地。但另一個較為實際的說法是，高野山是一個海拔800公尺的台地，四周被高山山頭所圍繞。內外各有兩圈山頭，共有八個山頭圍繞這個台地。這使得這個台地猶如蓮花中的台座一般，整個形勢就像一朵蓮花一樣。而這也應該是空海選擇高野山作為真言宗道場的實際主因。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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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大戰期間，為了對抗歐洲的納粹德國與亞洲的日本帝國，美國及大英帝國與蘇聯結盟合作，共同對抗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美國誠然於當時早已是一個反共的國度，而當時的大英帝國保守黨總理邱吉爾本身也很反共。但在共同的敵人與目標一致下，三國在三個主要會談及德國戰敗後的一個會議後（德黑蘭會議，開羅會議，雅爾達會議，波茨坦會議），倒也都合作無間。但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蘇的關係漸趨緊張而最終進入冷戰階段（1947-1991），直到蘇聯的垮台。

那麼，冷戰是如何開始的？為什麼會有冷戰？這也是歷史學家一直在探討的議題。一般分析冷戰產生的原因大約可分成四個學派（Hal Brands, Charles Edel: The Real Origins of the U.S. –China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06/02/2019 ）。

第一派的人將冷戰的原因歸咎於蘇聯。理由在於俄國的擴張傳統與她的企圖掌控歐亞，外加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史達林的病態多疑與偏執。第二派的學者認為美國的擴張傳統，外加美國對外國強加自由經濟的模式，與堅持門戶開放的政策，才是導致冷戰的主因。在美國的擴張下，蘇聯於東歐的緩衝地帶受到挑戰，轉而反抗，所以才導致冷戰的產生。越戰結束後所產生的第三派的學者則認為，美蘇在戰後成為世界兩大超級強權。雙方在歷史、文化、與政治體系的巨大差別下，也難以避免的會走上競爭與對抗的道路。蘇聯倒台後，在那一陣子的蘇聯內部檔案曾短暫的公開下，有些學者也修正了原來的看法，而一個新的解釋也出現了，而這個新學說也成為目前的新正統（neo-orthodoxy）。根據這個新說法（第四派學說），冷戰產生的主要原因在蘇聯，特別是史達林本人。戰後，史達林的一切行事所為都基於（依優先次序）：他本人掌權的安穩；他的政權的安穩；他的國家（蘇聯）的安穩；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說，他個人的重要性勝於一切，他的黨及國家其次，意識形態墊底。

史達林這種視自己為中心而他的掌權勝於一切的想法，也不是他的「專利」。與他約略同期的一些惡名昭彰的血腥獨裁者，如希特勒、佛朗哥、蔣介石、與毛澤東等，都如出一轍。他們都是心狠手辣的在剷除異己後奪取天下的。這種視天下異己為草芥而奪權的人，豈有在拿下政權後突然變成無私的聖人，或者只成為一個想法及道德觀與一般普通人類似的「凡夫俗子」的。

這些血腥的獨裁者固然都是在殺出一條血路後登上「層峯」的，但他們大都也經過一些選舉（希特勒透過大選上台，其他的透過本身政團內的選舉與領導人的産生辦法而出線），及合縱連橫的運作，與無惡不做的手法而登頂的。看起來是血腥毒辣，但也不能說完全（至少在獨裁者上台前）沒有制度可言。在這個意義上看起來，一個獨裁者的產生與一個民主社會的領導者的產生，其差別只在於政治體制的不同，社會文化的演化水平差距，及道德取向的差異。一個民主體制下的政治領導者，他/她受限於領導者產生的體制所限制，民主社會的文化習俗的調教，與社會道德的規範，較不可能有如一個獨裁者我行我素般的行事風格。但那並不代表一個民主體制內的領導者，對本身權力欲加以維護的基本原則會大異於獨裁者。也就是說，即使在一個民主體制內，掌權的領導者的權位之穩定與否，也常常是掌權者所考慮的第一順位的。

人都是有私心的，而人也大都以自我為中心去做一切思考與盤算。這是人類的基本運作模式。而當一個人成為一個掌權者時，權力的掌握常會使那人更加強那種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盤算。當然不能說所有的掌權者都同屬一個層級的自我中心主義者，而常常是隨著國家的大小，文化傳統，與民主自由的成熟度而有異的。但即使在立國之初對權力的分配與制衡問題考慮的相當周全的美國，約定成俗的傳統也是會出問題的。首任總統華盛頓只當兩任總統而定下往後的總統只當兩任的傳統。但這個傳統於1940年羅斯福的選上第三任（及後來1944年的選上第四任）後被打破了。美國國會因而於1947年3月24日通過憲法第22條修正案，而於1951年2月27日達到三分之二州的同意而定案，限定總統的兩任任期。羅斯福被公認是一個偉大的總統，但他看來是要繼續「偉大」下去，其他次等總統與次等民主國家的掌權者之私心則更不用說了。

一再說慈悲是他的宗教的達賴喇嘛，強調他只是七十億（全球人口）分之一。他也要大家都做我們只是七十億分之一的思維，如此較能夠有體貼別人及發揮慈悲的動機與「理由」。但達賴喇嘛到底是個修行人，他要大家共同走在這條修行道路上，來共同改善這個世界以達到和諧共處。不幸的是，許多奸商巨賈與掌權者的思考方式是與修行者的法則方向逆道而行的。他們的思考方式不是七十億分之一，而是一大於兩千三百萬（台灣），一大於十四億（中國），或尤有甚者的一大於七十億的。有哪一個參選人不說他（或她）最有能力，最具道德勇氣，而能夠解決社會中的一切問題的。我們知道當然大都事與願違。就一個實際的公民運作而言，選舉只在於選一個較不邪惡的候選人（lesser evil）。因為說起來，要參選的人都有其邪惡性（而就本性而言，人都有邪惡性），我們只是要一個較沒有那麼邪惡的人而已。這其實也是美國的選舉政治中常聽到的一個說法：不在於選賢與能，而只在於選出一個較不邪惡的候選人。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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