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野山的巡禮之四 二次大戰在高野山上的綜跡 —–由各兵種及部隊的菩提所到摩尼寶塔

在奧之院看到許多悼念二次大戰中陣亡的各兵種及部隊的墓碑及紀念碑並不意外,但較意外的是在幾乎每一間寺廟前,都有看到紀念不同的兵種及部隊的石碑,唯一例外的可能只有主寺的「總本山金剛峯寺」及一些小寺廟了。

日本家族似乎都安排有一間特別的佛寺做為該家族的「菩提所」,做為家族祭祀的中心點。但為什麼這些高野山的各寺廟也都成為各部隊的菩提所?在每個寺前幾乎都有某某兵種或某某部隊的菩提所的石碑,如「元自動車第二十九聯隊並關聯部隊菩提所」,「步兵第八十一聯隊(通稱號月第七三八六部隊)第二機關銃中隊戰友會菩提所」, …等等。在與一位澳大利亞來的觀光客聊到此事時,他說他的導遊說明因為高野山寺廟群集,房間多,而可能也較隱密,所以在二次大戰中駐有很多部隊做集訓之用。這由一個碑文似乎可看出端倪:「陸軍少年飛行兵  宿坊菩提所」。看來當年的「陸軍少年飛行兵」曾住在此寺廟(宿坊),而後此寺廟也成為他們的菩提所。

日本在二次大戰中有兩百多萬軍人死亡,所以在日本的偏遠地方及各地寺廟,都可以看到二次大戰的遺留,這並不奇怪。但高野山這個日本的佛教聖地(至少對真言宗而言),會有這些不論在墳場(奧之院)或寺廟都有這種遺留,多少使人覺得意外。筆者不很清楚二次大戰中這些軍人居住於高野山的安排,但無可否認的是,在每個國家,宗教團體與政府常常有合作/共事的關係(看台灣佛教的主要山頭如星雲、證嚴、及惟覺都與國民黨關係匪淺),日本當然不會例外。但在二次大戰前,日本宗教界不是沒有反戰人士的。當年被國民黨視為邪教而不能到台灣傳教的創價學會,其創始人是原本屬淨土宗的牧口常三郎(7/23/1871-11/18/1944)與其主要弟子戶口城聖(2/11/1901-4/2/1958),兩人都因反戰而被關,牧口常三郎也死於獄中。

也許,在高野山這麼個偏遠所在而被視為佛教聖地的地方,會看到二次大戰的悼念遺留可能不奇怪。因為一個現代戰爭的影響所及是全面的,會波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而也因為在二次大戰中日本軍隊遠征中國、東南亞、及太平洋,這些地區的記憶遺留會表現在高野山上也不足為奇。較明顯的如「比島ミンダナオ島(民答那峨)所在關連部隊菩提所」。另一個顯著的標竿是日軍在緬甸的部隊的退伍軍人所建立的一間寺廟。

在成福院的土地上建有一棟與周遭的日本佛寺建築風格大為不同的「高野山摩尼寶塔宗教美術館」,又稱為「ビルマ(緬甸)戰殁者供養塔」。這一棟三層樓高,八角形的塔,裏面列有許多照片與繪畫(複製品)。所描述的是那一段時日的緬甸場景,緬甸人的生活景象,日軍在緬甸的一些景象,緬甸獨立日的慶典..…等等。也有一張「昭和53年(1978)當番部隊 第十五師團(祭兵團)隸下各部隊戰友會」的合照。裏面也有一些緬甸式的佛像。甚至有一個沒有燈光的地下通道(戰爭中的隧道?)。但談不上有什麼美術,不知道為什麼稱做美術館。外面也立有一尊緬甸和尚(高僧?)的塑像,說明碑寫的是緬甸文。

這座摩尼寶塔之存在於高野山上顯得有點時空上的錯亂,但若了解當年東南亞戰區的緬甸會戰(中緬印戰場)場面之大,也就不足為奇了。交戰的英美中一方有百萬多軍人,日方則有四十多萬(包括日本及反抗英國的緬甸、印度、與泰國)。日軍在緬甸的發展與結局與日軍在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差不多。若說有差別,可說日本在緬甸的政治鋪陳做的較早,與抗英的緬甸獨立人士較早就有聯繫與培訓。二次大戰中日軍攻下東南亞,趕出了被當地居民視為堅不可抗的西方殖民政權:美國、英國、法國、與荷蘭等西方強權。東南亞民眾原先是歡迎日軍的,但很快的也因日軍的剛酷、殘暴、不懂溝通、及缺乏後續的政治工作,使當地居民頗為反感而轉為反抗。

二次大戰中的緬甸之存在於戰後日本人的記憶中,除了反應在這座摩尼寶塔的興建外,也反應在1956年一部相當得到好評的日本電影—–「ビルマ(緬甸)の豎琴」(The Burmese Harp)。那部電影得到威尼斯影展的奬(San Giorgio Prize, OCID Award Honorable Mention)與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提名。有影評人士認為該電影雖然描述了戰爭中大量人員的死亡與戰爭的殘酷,但對日軍的暴行輕描淡寫地帶過去。同樣的,也有人批評這座摩尼寶塔的存在錯將戰犯當烈士(Brian A. Victoria: Mount Koya sites exemplify ‘parallel universe’ where war criminals are martyrs. The Japan Times, 8/15/2015)。由於筆者在參觀時,受限於時間及對日文的了解有限,也不了解相片中人物的背景,無法去判定是否能認定為戰犯。而當天摩尼寶塔的看護人也不懂英文,也沒法回答我的問題。

有戰爭就會有戰犯。而戰犯的定義與判決常常都是由戰勝國來決定的,而這也是所謂的「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但無可否認的是日軍在中國與東南亞都頗有「不良紀錄」。有異於德國因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而遭受到國際壓力(尤其是猶太團體)的不斷檢驗,而多少有被迫反省的過程。但日本缺乏足夠的國際壓力,有的只是中國與韓國(南北韓)的不斷譴責。不幸的是,中國與韓國都不是具有可信度(credibility)或行事正直的國家,再加以有限的對話也都缺乏公開與互信,而這也使得戰後至今日本都缺乏一個完善的反省過程。說來那是不幸中的不幸。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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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野山的巡禮之二 日本佛寺的博物館化 ——高野山上的博物館化與全球化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全球訂有1092個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Sites),其中有22個在日本。在日本的世界遺產中,位於紀伊半島的紀伊山上,包括一些佛教與神道教的道場與朝聖途徑(紀伊山地之靈場與參詣道)是其中之一。這個世界遺產所在地涵蓋了奈良縣,三重縣與和歌山縣。位處和歌山縣的高野山也屬於這個世界遺產之一。

過去到日本訪遊時就已發現,在奈良、京都這些古都,有許多巨大的寺廟都被認定為世界遺產。這些寺廟都佔地頗大,常比一些公園或學校都要來得大,而也相當「有料」。頗有建築上、繪畫上、雕刻上、及庭園造景上的藝術水平。有料也「有料」(要收費)。感覺上是,這些寺廟已都不再是一個宗教的場所,不是人們膜拜或求取心靈安寧的所在,而已都變成為博物館。這種情況在高野山這個聖地也不例外。

在高野山上的一百多間寺廟裡,除非你住在那間寺廟,佛堂及內部一般不對外開放。而許多有歷史上及文化藝術上價值的繪畫與雕刻,也都放在一間博物館—-稱為寶靈館裡。這間寶靈館的存在也見證了日本佛教世俗化及博物館化的具體事實。一般寺廟(至少是開放做為民宿的五十多間寺廟)還是有早晚課,而早課一般也都開放給居住的旅客(或香客)參加。在早課裏,你多少可以體驗到高野山的密教(真言宗)所保留下來的相當完整的梵唄,與漢傳佛教的誦經頗為不同。聽起來別有一番特色。除了誦經(梵唄)的特異外,另一個儀式在漢傳佛教中所沒有的是護摩供,簡稱護摩。護摩是一種火祭,在誦經中有火供:焚化一些祈禱文及有一些內涵的木條,是一種供奉的儀式。護摩供的形式頗類似於印度教與藏傳佛教有時也會舉行的火供,是祭禮(puja)的一種。有早晚課及其他祭典與設施,多少使人感覺到高野山還不虧是一個佛教的道場,而不只是一些變裝的旅館與博物館。除此之外,高野山的成為佛教道場也有1200年之久,走在山上也會有那種歷史感的存在。

當初空海選擇高野山做為道場,主要原因當然為的是遠離紛擾的俗世,尤其是喧嚷的京城。而說起來,在地理上高野山也顯得相當的與世隔絕。但在進入現代後,交通開始改善,雖然不能說是交通很方便,但顯然有很大的改進。從大阪坐南海鐵路一個小時後到達最後的一個主站橋本。由橋本再上山的班次就少了很多,鐵道爬山約40分鐘後到達山腳下的轉接站—–極樂橋站。由極樂橋站改搭陸纜車(與舊金山的陸纜車同一個原理), 約十分鐘內被拉上200公尺抵達高野山站。由高野山站換乘公車約20分鐘後到達高野山的「市區」。說是市區其實很小。高野山這個台地東西向約6公里,南北向約3公里。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而這麼一個交通不是很方便,海拔800公尺高,而台地也不是很大的佛教道場,現在卻成為世界各國(主要是西方國家)要體驗日本文化及佛教內涵的一個觀光景點。這與高野山於2004年成為世界遺產之一是否有關聯,不得而知。在過去經過許多小寺廟整合之後,目前高野山約還有120間寺廟,其中52間有開放給旅客住宿(稱為宿坊)。走在高野山上你會看到許多日本旅遊團體,與看來是以歐洲人為主的西方觀光客與背包客。

在原本是與世隔絕的高野山上看到這麼多世界觀光客,說來有點諷刺。到日本時,問一些當地的日本年輕人如何去高野山,大都只聽過高野山之名,但從來沒去過,看來也不想去。與同為觀光客的歐洲人、加拿大人、與澳洲人聊起來,也了解絕大部分的人不是佛教徒,有些採取開放的態度,有些則對佛教很有興趣。也就是說,大部分的西方觀光客到高野山為的是一種文化上與宗教上的體驗。他們都屬於地球村的一員,是全球派(Globalist)人士。不愛分國籍、文化、與宗教,強調文化的互相尊重了解與交流。

全球派人士是全球化的結果,也可說他們大都是教育較為良好,經濟能力較強的階層,是全球化下的受益者。這與最近幾年來全球到處興起的本土主義與民粹主義(populism)可說大相逕庭,兩者是對立面。在高野山居住的那些日子裡,與不同國家來的人士交談起來及交換意見都很容易,至少是在文化體驗的這個層面。

由於高野山不大,大部分的人不是當天來回,就頂多住一兩天而已。我在籌劃這趟旅遊之前接受了一位美國網友的建議。這位美國網友曾經在高野山住過一段時日做他的研究。他建議至少要住上一個禮拜才能好好的體驗高野山。我則折衷在當地住五天。由於大部分人都只住一兩天,提供宿坊的寺廟也大都沒有洗衣設備。為此我只好到一間有洗衣設備的寺廟去洗衣服。在等衣服洗好的時間與一位來自保加利亞的女性聊天。頗「不安於室」(她說她不能在同一個地方住長時間)的她與她先生全球到處走,在飛機上讀到有關高野山的文章後便決定到此一遊。到臨高野山當晚與廟裏的師父會談頗為投機,隔天在參加早課後與高野山定了情。因為有其他旅程而匆匆忙忙要離去的她說,她一定要再回來,她與高野山有緣。這多少也說明了這個山上小城/道場的迷人所在。

李堅

 

高野山的巡禮之一 高野山的成為日本佛教勝地 —–空海,唐密,東密

2018年時,由於一位多年好友的過世,使我興起了要到日本高野山一巡的念頭。當初為什麼會有這個念頭的產生,連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當時雖然已知道高野山是日本佛教的聖地。說是朝聖嗎?也未必然。說是為朋友走這一趟聖地之旅嗎?也未全然對。因為我這個朋友可是一個什麼都不信的無神論者,或頂多只是個不可知論者(agnostic)。

説高野山是日本佛教的聖地也非完全正確。對日本真言宗的佛教徒而言可能如此。但日本是一個相當世俗化(secular)的國家。幾個調查都顯示日本不信教的人佔三分之一以上,在亞洲僅次於中國。當然,一些調查可能在問卷方式上有點問題。因為在西方社會的認知中,無神論者多少只界定為不相信上帝的人,未必包含非神論者(如佛教)。但基於一份2012年的調查(WIN-Gallup International, Global Index of Religion and Atheism)來看,就全球而言,57%的人有信教(religious),23%的人不認為宗教重要,13%的人是無神論者。同一個調查顯示,日本只有16%的人信教, 31%的人認為宗教不重要, 31%人是無神論者, 23%的人不知道或沒有回應。同一個調查也顯示,中國是全球無神論者最多的國家(47%)。除卻中國外,世界前10名無神論者最多的國家都是已開發國家。依序是日本,捷克,法國,南韓,德國,荷蘭,奧地利,冰島,澳大利亞,愛爾蘭。相對之下,最信教的國家都是些落後國家。依序是迦納,奈及利亞,亞美利亞,斐濟,馬其頓,羅馬尼亞,伊拉克,肯亞,秘魯,巴西。就全球而言,信教的人有下降的趨勢(在2005年與2012年間下降了9%)。

也因為信教與社會開發的反比關係,使人認為宗教信仰會阻礙社會的進步(Phil Zuckerman: Secular Societies Fare Better Than Religious Societies. Psychology Today, 10/13/2014)。在這個反比關係上,美國是個異數。因為宗教信仰在美國被看成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社會、文化、與道德的指標。但即使在美國,信教的人也由2005年的73%降到2012年的60%。跌的幅度(12%)比全球的降幅(9%)都要來的大。但宗教與社會的開發關係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本文要探討的是高野山。要討論高野山則應該要由開山祖師空海(7/27/774-4/22/835)談起。

空海在日本不只是個歷史上的要人,也被日本佛教界視為聖者,一個得道的僧人。日本人一般尊稱空海為弘法大師,更有尊稱他為遍照金剛的。他最後死於尚未完工的高野山。他的信徒認為空海沒有死,只不過是入定於三昧(sanmodhi,或譯三摩地)中。許多有關空海的記事固然大部分是歷史事實,但也有與事實不很符合之處(Aaron P. Proffitt: Who was Kobo Dashi and What is Shingon? – Tricycle: The Buddhist Review, Summer 2018)。但空海在日本及日本佛教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空海是804年日本遣唐僧的一員。同一梯次但不同船的尚有最澄(9/15/767-6/26/822)。最澄到浙江的天台山道場修行研讀而引進中國的天台宗,最後於京都附近的比叡山建立日本的天台宗道場。最澄死後被尊稱為傳教大師。空海則到當時唐朝的首都西安研習。他由印度那蘭陀大學(Nalanda University)來的印度僧人健陀羅般若三藏(Gandharan Pandit Prajna)學習梵文,他也受教於青龍寺的惠國(743-805)阿闍梨(Acarya,譯為教授)。據聞,預知空海要來的惠果欣喜空海的來到,隨即引他入門閉室開始密教的傳授。惠果在過世前指示空海要回日本傳教。空海不負師望,在回日本後將唐密發揚光大(目前稱為東密)。在空海回國之後不久,唐朝遭到惠昌法難(主要是滅佛教,但也滅基督教。系列末會討論),及接著而來的五代變亂而使唐密絕跡於中國。但唐密於日本存留了下來。唐密與後來再發展出來的西藏密宗(Tantra,密續,音譯為怛特羅)雖同為密教,但有所不同。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

空海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不但是個宗教家,也是個詩人,毛筆字專家,行政人員,及工程師(造寺廟及水道溝渠)。由於他的精通漢文與梵文,並受梵文排音的影響,而創造出五十音的日文平假名與片假名(楊起東:郝斯賀弗悲劇的啟示—地緣政治,東西方神秘主義。《太平洋時報》11/17/2017)。但也有一説是片假名為最澄所創。空海與最澄也成為日本佛教界的兩大始祖。最澄是日本天台宗的創立者,空海則成為日本真言宗的創立者。

當時日本的佛教多少要得到朝廷或貴族的支持才能存在。空海一直有意要在山上建立一所遠離城市的閉關道場,但一直為俗事纏身(行政管理及公共工程)。816年,空海得到嵯峨天皇的許可,准許他在高野山建立道場。但空海在道場尚未完工時就過世於高野山。

那,為什麼選在高野山建立道場。

一個帶神話意味的說法是,空海在中國要返日前,將手中的金剛杵(gada vajra)丟向日本的方向,用以決定日後真言宗道場的所在地。他回國後,在四處尋找適當地點建立道場時,經過高野山山神的指引,發現了他在中國所拋出的金剛杵,因而決定高野山為建立道場之地。但另一個較為實際的說法是,高野山是一個海拔800公尺的台地,四周被高山山頭所圍繞。內外各有兩圈山頭,共有八個山頭圍繞這個台地。這使得這個台地猶如蓮花中的台座一般,整個形勢就像一朵蓮花一樣。而這也應該是空海選擇高野山作為真言宗道場的實際主因。

李堅

 

冷戰的開始與史達林 ——–掌權者與全民的對立關係

在二次大戰期間,為了對抗歐洲的納粹德國與亞洲的日本帝國,美國及大英帝國與蘇聯結盟合作,共同對抗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美國誠然於當時早已是一個反共的國度,而當時的大英帝國保守黨總理邱吉爾本身也很反共。但在共同的敵人與目標一致下,三國在三個主要會談及德國戰敗後的一個會議後(德黑蘭會議,開羅會議,雅爾達會議,波茨坦會議),倒也都合作無間。但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蘇的關係漸趨緊張而最終進入冷戰階段(1947-1991),直到蘇聯的垮台。

那麼,冷戰是如何開始的?為什麼會有冷戰?這也是歷史學家一直在探討的議題。一般分析冷戰產生的原因大約可分成四個學派(Hal Brands, Charles Edel: The Real Origins of the U.S. –China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06/02/2019 )。

第一派的人將冷戰的原因歸咎於蘇聯。理由在於俄國的擴張傳統與她的企圖掌控歐亞,外加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史達林的病態多疑與偏執。第二派的學者認為美國的擴張傳統,外加美國對外國強加自由經濟的模式,與堅持門戶開放的政策,才是導致冷戰的主因。在美國的擴張下,蘇聯於東歐的緩衝地帶受到挑戰,轉而反抗,所以才導致冷戰的產生。越戰結束後所產生的第三派的學者則認為,美蘇在戰後成為世界兩大超級強權。雙方在歷史、文化、與政治體系的巨大差別下,也難以避免的會走上競爭與對抗的道路。蘇聯倒台後,在那一陣子的蘇聯內部檔案曾短暫的公開下,有些學者也修正了原來的看法,而一個新的解釋也出現了,而這個新學說也成為目前的新正統(neo-orthodoxy)。根據這個新說法(第四派學說),冷戰產生的主要原因在蘇聯,特別是史達林本人。戰後,史達林的一切行事所為都基於(依優先次序):他本人掌權的安穩;他的政權的安穩;他的國家(蘇聯)的安穩;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說,他個人的重要性勝於一切,他的黨及國家其次,意識形態墊底。

史達林這種視自己為中心而他的掌權勝於一切的想法,也不是他的「專利」。與他約略同期的一些惡名昭彰的血腥獨裁者,如希特勒、佛朗哥、蔣介石、與毛澤東等,都如出一轍。他們都是心狠手辣的在剷除異己後奪取天下的。這種視天下異己為草芥而奪權的人,豈有在拿下政權後突然變成無私的聖人,或者只成為一個想法及道德觀與一般普通人類似的「凡夫俗子」的。

這些血腥的獨裁者固然都是在殺出一條血路後登上「層峯」的,但他們大都也經過一些選舉(希特勒透過大選上台,其他的透過本身政團內的選舉與領導人的産生辦法而出線),及合縱連橫的運作,與無惡不做的手法而登頂的。看起來是血腥毒辣,但也不能說完全(至少在獨裁者上台前)沒有制度可言。在這個意義上看起來,一個獨裁者的產生與一個民主社會的領導者的產生,其差別只在於政治體制的不同,社會文化的演化水平差距,及道德取向的差異。一個民主體制下的政治領導者,他/她受限於領導者產生的體制所限制,民主社會的文化習俗的調教,與社會道德的規範,較不可能有如一個獨裁者我行我素般的行事風格。但那並不代表一個民主體制內的領導者,對本身權力欲加以維護的基本原則會大異於獨裁者。也就是說,即使在一個民主體制內,掌權的領導者的權位之穩定與否,也常常是掌權者所考慮的第一順位的。

人都是有私心的,而人也大都以自我為中心去做一切思考與盤算。這是人類的基本運作模式。而當一個人成為一個掌權者時,權力的掌握常會使那人更加強那種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盤算。當然不能說所有的掌權者都同屬一個層級的自我中心主義者,而常常是隨著國家的大小,文化傳統,與民主自由的成熟度而有異的。但即使在立國之初對權力的分配與制衡問題考慮的相當周全的美國,約定成俗的傳統也是會出問題的。首任總統華盛頓只當兩任總統而定下往後的總統只當兩任的傳統。但這個傳統於1940年羅斯福的選上第三任(及後來1944年的選上第四任)後被打破了。美國國會因而於1947年3月24日通過憲法第22條修正案,而於1951年2月27日達到三分之二州的同意而定案,限定總統的兩任任期。羅斯福被公認是一個偉大的總統,但他看來是要繼續「偉大」下去,其他次等總統與次等民主國家的掌權者之私心則更不用說了。

一再說慈悲是他的宗教的達賴喇嘛,強調他只是七十億(全球人口)分之一。他也要大家都做我們只是七十億分之一的思維,如此較能夠有體貼別人及發揮慈悲的動機與「理由」。但達賴喇嘛到底是個修行人,他要大家共同走在這條修行道路上,來共同改善這個世界以達到和諧共處。不幸的是,許多奸商巨賈與掌權者的思考方式是與修行者的法則方向逆道而行的。他們的思考方式不是七十億分之一,而是一大於兩千三百萬(台灣),一大於十四億(中國),或尤有甚者的一大於七十億的。有哪一個參選人不說他(或她)最有能力,最具道德勇氣,而能夠解決社會中的一切問題的。我們知道當然大都事與願違。就一個實際的公民運作而言,選舉只在於選一個較不邪惡的候選人(lesser evil)。因為說起來,要參選的人都有其邪惡性(而就本性而言,人都有邪惡性),我們只是要一個較沒有那麼邪惡的人而已。這其實也是美國的選舉政治中常聽到的一個說法:不在於選賢與能,而只在於選出一個較不邪惡的候選人。

李堅

政治社會運動中的世代差異 ——由同婚議題想起

六十年代的美國是一個社會動盪,百花齊鳴的時日:反戰、女權運動、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嘻皮、迷幻藥LSD、反主流文化的counter culture…等等大行其道。而在這一切天翻地覆的「過渡」時期中,有一句口號卻也特別引人注目:「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Don’t trust anyone over 30)。這一句口號之所以驚悚在於它突顯了,年輕世代對老一代的全盤否定。這句口號雖然突顯了六十年代美國的世代差異,但原意卻也並非完全如此。

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所爆發的「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爭取學生在校園的自治與政治活動。1964-1965)引起了全國的關注,媒體也都進入校園採訪。當時學運的領導人之一汪柏格(Jack Weinberg)因頗煩於一名記者的一再追問:誰是幕後的始作俑者。意味共產黨的介入與學生缺乏自主的能力。他於是向這名記者說:我們的運動成員中有一說法: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Don’t trust anyone over 30,  unless it’s Jack Weinberg. Berkeley Daily Planet, 4/6/2000)。原意只是要這名煩他的記者知趣離開,但在被媒體引用後卻一炮而紅的成為六十年代的名言。

六十年代的美國是一個代溝(generation gap)嚴重,而世代差異也頗受到討論的年代。經過美國的經濟大恐慌(Great Depression)及二次大戰的那一個年齡層的人,不了解戰後出生的嬰兒潮(Baby boomers)世代在反抗什麼,為什麼這麼不珍惜他們「打拼」所建立起來的社會。尢其是,美國基本上是一個相當以年輕世代為主的社會,年輕人的叛逆多少被視為當然,而也多少受到鼓勵。但對老一代的人而言,六十年代的年輕叛逆顯然是做過了頭。也因而在那時,代溝是一個熱門議題。

代溝的存在於表面上是反應了年齡的不同,但基本問題在於成長的環境不同,及因為社會文化的變遷而造成的不同影響。年紀大的人大多已定型而難以改變,年輕的則在成長中而不斷吸收外來世界變化的影響,也不時的接受同儕的影響而做調適。在一邊定型,一邊不斷轉型而成長的情況下,代溝自然會產生。在一個健康的社會中,這是一個新陳代謝而進步的力量。但在獨裁集權的社會裡,老人專政扼殺了新生力量的成長,也自然的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台灣由獨裁社會中走出來不過30年,說來也是一個世代了。但威權的遺留仍然存在於成長於那一個世代的人心中。雖然口說自由、民主、獨立,但在行事風格上可有遵守民主的原則,可有尊重別人的意見與自由。而在主張台灣獨立方面,內容又是如何?當年推動獨立,推動自由民主化的那一代,如今都已是30歲的兩倍以上的老人了。完全成長於自由民主體制下的30歲以下的人,能夠與這群世代在政治社會議題上共進嗎?獨立、自由、民主,是一個口號,還是應該要有內容。如果要有內容,那又是什麼內容。

如果只就一個自由民主體制的建構而言,代溝一般較不會存在。因為自由民主體制已是各民主國家所建立起來的共識。如三權分立,選舉的保證與中立,及言論自由,….等等。代溝之所以會存在於一個政治運作的體系中,一般不在於體制(硬體),而是在於內容(軟體)。一般而言,除了政治軟體內容的運作外,代溝也將存在於社會議題與文化的取向。

以同婚議題而言,它就突顯出了台灣的世代差異。同志的權益運動固然於台灣已進行了30多年,但腳步於蔡英文上台後加速了。台灣最後終於在2019年5月17日由立法院通過「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使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從2017年5月24日司法院公布「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文」,到兩年後立法通過的那段期間,兩邊展開了攻防戰。反對同婚的除了保守的基督教教會人士以外,也包括年紀較大而不分黨派的人士。支持同婚的則絕大部分都是年輕人。在立院於5月17日通過立法的那幾天的街頭抗爭,及圍集在立法院的群眾來看,基於現場報導與觀察的人士及外媒所傳出的許多張照片中,可以看出支持同婚的幾乎清一色都是年輕人。這些年輕人當然大都不是同志(以美國2017年的蓋洛普民調顯示, 4.5%的人自認為是同性戀或雙性戀者),但他們支持同性戀者的權利。這代表年輕世代社會價值的改變,而不是基於本身利益所推動的運動。

台灣的同婚議題所暴露出來的世代差異,給推行獨立運動的人一個警訊,也應該是個啟示。如果在社會議題與文化差距上不了解年輕世代的想法與取向,甚至是採取對抗的立場的話,則雙方便只有走上分道揚鑣之途,而多少會挫傷台灣民族的獨立之路。

說同婚議題是一個警訊是因為在未來,有許多社會與文化的議題將會一一的呈現,而雙方(老一代與年輕世代)可能會有很大的歧異。這包括廢死議題,經濟政策與財富分配,稅制的公平,空汚與環保,全球暖化,弱勢的保護,勞工權益…等等。這些議題是當權者與老台獨都應該加以了解分析並思考對策的。

在半個多世紀前說「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的那一年輕世代,若於當今或於後來不了解年輕世代的想法,也不願去了解而站在對立面的話,也不要怪會被稱為老頑固,或是被指控你已忘了當年的你是誰了。

李堅

文明衝突及其結局 ——看反送中與李明哲案

已故的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 4/18/1927-12/24/2008)於1992年所倡議的「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論,固然有不少值得討論的地方,但卻也提供了人們對國際問題的一個思考方向。杭亭頓認為,在冷戰後,世界局勢將進入基於以不同文明為主的對抗。杭亭頓將世界分為九個主要文明圈:西方,東正教,拉丁美洲,印度,佛教(不丹/西藏,蒙古,緬甸,柬埔寨,寮國,泰國,斯里蘭卡),回教,漢文化,日本,及非洲。杭亭頓這種劃分本身固然有很多問題,但在2019年6月,香港百萬人的「反送中」示威游行中,我們看到了這個「文明衝突」的一個具體表現。

同所有前英國殖民地一樣,香港採用英國式的法治制度。相對之下的中國則毫無法治觀念可言,只有帝王之治的人治。在這種背景之下,文明的衝突與對抗便難以避免了。這使得原本對政治相當冷漠的香港人卻能於一夕之間動員一、兩百萬人走上街頭,可見這種文明的差距何其巨大。但與中國有文明衝突的豈只是香港而已。

台灣的李明哲只因為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與人權,雖然他的工作都在台灣,但他卻於訪問中國時遭到中國的監禁。除此之外,對中國的南海擴張政策有所批評的兩名菲律賓官員(Albert del Rosario與Conchita Carpio-Morales)都於抵達香港時(還不是中國境內)被拒入境。其中Rosario還是拿有外交護照的外交官人員(China curbs Philippine critic. LA Times, 6/22/2019)。這反映了中國不但沒有法治觀念,也缺乏國際法的觀念,更不遵守國際法的法治規範。是個十足的沒有現代法治文明觀念的野蠻國度。

中國之於香港推動「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監禁李明哲;拒絕批評她的菲律賓官員的入境香港;及於世界各地堅持台灣的電話詐騙嫌疑犯之基於一中原則要送中國審判,而非說是基於法律原則;都反應出中國之缺乏法治,而也當然不理會管轄權(jurisdiction)的觀念。在文明國家裏,管轄權分得很仔細。在美國,一些地方事務,即使聯邦政府(或州政府)很不爽,也無權置喙。但中國這種缺乏管轄權的觀念也不是沒有歷史及「理論」根據,而是有中國的「文明」基礎的。中國的《詩經》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思維,而看來中國也都依據這個「文明」的原則在行事。但現代的社會應當已是個「普天之下,莫非自由;率土之濱,莫非民主」的法治時代了,還滿腦子「王土,王臣」的中共,看來是不了解在過去的中國,就是因為沒有自由民主的傳統,所以才會有歷代改朝換代所導致的苦難。而當年日本帝國一手在東北所扶植出來的滿洲帝國,其格言是「五族協和,王道樂土」,最後的結局是分崩離析的潰敗。看來也沒給中國任何的歷史教訓。現代社會是自由、民主、與人權,而非王土、王道、與王臣。

香港在英國統治時期談不上有民主,但有法治,自由,與大部分的人權。因為沒有民主也就沒有用選舉決定自己政府體制的權利,所以談不上有全部人權。但香港在法治制度下,多少有法律規章可循而有基本人權的保障。另一方面,李明哲則是因為支援中國的自由民主與人權而遭到中共的逮捕。所有集權政體都是無所不用其極的要打壓異議份子與爭取自由民主的人權鬥士的。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共只會加強對香港的迫害。但歷史也顯示,所有的集權政體最終都是要垮台的。從最短命的納粹德國(12年),到目前保持最長壽紀錄的蘇聯(74年,1917-1991),都說明了這個趨勢。歷史是不站在集權政體的中共這一邊的。到今年的10月1日,中共將會慶祝她的70歲生日。來日可不是方長的,我們且拭目以待,我們等著瞧。我們要準備為中共送終。

李堅

貧窮的社會政治經濟面之八 中國的債務陷阱外交 —–不透明,低品質,不實用。背後目的為何

人多少都活在某些經濟體系裡,也因而只要有人的社區,就有錢可賺。窮人在許多方面來說更容易被賺到錢。因為用借貸的方式讓急於脫離貧窮困境的人上鉤,幾乎是「普世價值」。觀看美國的中下階層社會的地區,就有許多放高利貸的行號的存在(如Payday Loans, Check Cashing, Moneytree…. 等等)。說起來不是個很有道德或體面的行業。但你在與他們交易之前至少知道利率與償還的條件。相對之下,許多窮國家在向中國借貸後,發現常不是那麼一回事。

馬來西亞的華人大都是英國當年為了開發錫礦而引入的。在當時中國天災頻繁,加上政府腐敗無能下,民生凋敝。而更可怕的是地主與土豪用高利率借貸的方式,使一再欠收的佃農在最後無力償還之下只有走上賣身之路。許多貧農為了還高利貸而透過另一層的債(華人仲介),被用「運豬仔」般的船隻載到馬來西亞,去開發剛開始時死亡率近一半的錫礦(Paul Callan: Development of the Tin Industry in Malaysia, 6/14/2002)。一個以前認識的馬來西亞華人說,他祖父當年還不起地主的高利貸,而走上被「運豬仔」到馬來西亞,去當極其艱辛危險的礦工的過程。這是許多馬來西亞華人祖先的寫照。

今天的中國是不再如過去般的貧窮了。好不容易熬成婆的前媳婦,放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窮人(窮國)何其多,那一個不是可用來賺錢,並使之因還不起高利貸而臣服於當今習大大之下的中華帝國的。於是乎,「債務陷阱外交」(debt trap diplomacy)的一帶一路上場了。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於2013年開始推動後,許多問題於啟動時已開始浮現:如環保評估的缺乏;合約的不透明;工程的實用性問題;用的人員絕大部分都是中國人而非當地人;許多建材都由中國來,看來是要消費掉國內生產過剩的問題;工程的品質問題; …等等。但當2017年12月,斯里蘭卡因為在過去向中國舉債以建立一個大而無用的機場與深水港(Hambantota)後,目前已陷入債務危機而還不起債下,斯里蘭卡只好將深水港(Hambantota)以99年租約的方式拱手交給中國(註:斯里蘭卡2018年的年歲入為148億美元,但債務支出為123億美元。其中中國是主要債權國,約80多億。Maria Abi-Habib: How China Got Sri Lanka to Cough Up a Port. The New York Times, 6/25/2018)。中國以債務方式取得斯里蘭卡具有戰略地位的深水港一事,使全世界如夢初醒的才警覺到中國的債務陷阱外交。

在過去好幾年,中南美洲,非洲,巴基斯坦等國家對中國的印象是較好的。原因多少是因為中國資金(說來是債務)大量的湧入,而許多龐大的建設也一一的展開。但在幾年後,每個與中國借貸的國家都一一陷入債務危機。以南美的厄瓜多(Ecuador)來說,共積欠中國65億美元,還債有困難。不只如此,花28億美元由中國設計施工的巨大水壩(Coca Codo Sinclair dam),工程品質有問題,而於2018年3月由德國的工程顧問公司指出有缺陷,還不知能否修復(Chris Kraul: Ecuador feeling pain of China loans, 12/10/2018)。陷入中國貸款所導致的債務危機的還有吉布地(Djibouti),馬爾地夫(Maldives),蒙特內哥羅,寮國,蒙古,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委內瑞拉,尚比亞,南非,剛果,肯亞,厄利垂亞,南蘇丹,莫桑比克,辛巴威,及南太平洋的一些國家…等等。受害國家之多說來還真是「族繁不及備載」。

這些陷入中國的「債務陷阱外交」的都是一些窮國。手法皆如出一轍。先是中國以大量金錢作為借貸,去展開一些龐大但缺乏評估的建設。然後以高利貸或換取資源(厄瓜多以提供中國石油為條件之一),或者是換取戰略地位(如絲里蘭卡的提出深水港,與吉布地的租借地,並讓中國建立海軍基地)來做為「抵押貸款」。當窮國無法還債時,中國則拿取「抵押品」做為還債的條件(如戰略港口與一些設施。又如尚比亞的國營電力之ESCO與廣播公司ZNBC都已在中國的控制之下)。在這種作為下,中國於全球控制的港口已漸漸的形成了「珍珠鏈戰略」(string of pearls)的形勢。美國軍事專家稱這個為「資本的武裝化」(Christopher Woody: China is ‘weaponizing capital’—and it’s keeping the head of the US Navy awake at night. Business Insider, 3/7/2018)。

與中國簽借貸合約的這些窮國人民都不清楚合約的內容。這顯示了當權者都出賣了自己國家的利益而由中國拿到好處。賄賂的腐敗文化到底是「優美」的中華文化之一。最近的馬來西亞,馬爾地夫,斯里蘭卡,及巴基斯坦新上任的政府都揭露出前朝政府的貪污腐敗。巴基斯坦本是中國最友善的國家,但其改變心意也顯露出了全球對中國債務陷阱外交的警訊。但許多不惜出賣自己國家的貪官污吏,還是絡繹不絕的在中國的利誘下求取被上鉤。與台灣斷交的巴拿馬與薩爾瓦多都已開始大量向中國借貸舉債。

當年被列強欺壓而到處是租借地及陷入債務困頓的中國如今是有錢了。熬成婆的中國要「反攻」的對象倒不是當年欺壓她的列強,而是比她窮的人民。真可說是熬成婆的媳婦的一貫手法。但中國的做法倒也實行了美國總統亞當(John Adams, 10/35/1735-7/4/1826,第二任美國總統)所說:「要征服一國有兩個方法:一個是用劍,一個是用債務」(There are two ways to conquer and enslave a country. One is by the sword. The other by debt)。

(系列完)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