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五 二次大戰打垮了大英帝國 —–分治的決定與印巴的獨立

甘地在1920年代的抗爭以不合作運動及「堅持真理」(Satyagraha) 為主。他也強調婦女、伊斯蘭教徒、及賤民的權益,而採取包容整合的作風。在他的領導下,國大黨的黨員大增。抗爭雖說是強調和平非暴力,但也有不少呈現暴力對抗的形式。而此時,宗教及族群的暴力對抗也開始在印度各地零星的發生。雖帶領印度的獨立與自治,但他卻也認為印度人尚無自治的能力與準備(Robert J. Carr: British India 1900-47)。後來也隨著甘地的入獄及閉關,他的影響力也開始式微。

甘地的不合作運動針對的是大英帝國的經濟利益。他的紡紗象徵了印度人傳統的自製布料,以此來推動拒買英國的布紗成品。1930年重新出發的他,與尼赫魯一起推動了有名的搶鹽運動(The Salt March)。這是因為鹽稅是總督的一個重要稅收來源。他與尼赫魯也都因搶鹽運動而入獄。在印度人的抗爭擴大下,大英帝國於1930-1932年召開了三次圓桌會議,但皆沒有結果。

1937年的地方選舉中,國大黨大勝。1938年出任國大黨黨主席的鮑斯(Subhash Chandra Bose, 1/23/1897-8/18/1945)主張採取較激進的路線,但兩年後他與甘地的意見不合而辭職。辭職後的鮑斯遭到英國的軟禁,但於1940年逃到納粹德國,後來到日本。被認為是印度國大黨獨立運動三大領袖之一的他(其餘兩人是甘地與尼赫魯),於二次大戰中,將被日本俘虜的英軍中的印度軍人組成了印度國軍(Indian National Army),與英美聯軍作戰。日本投降後,鮑斯於1945年8月18日由台北松山機場飛往滿州國,飛機於起飛後墜落而死。鮑斯的軍隊於戰後被以叛國罪名遭英國的起訴,秘密審判,而在印度引起反彈。

鮑斯的國大黨年輕黨員代表了激進的一派。而在同時,穆斯林也走向激烈化。在1940年3月的全印穆斯林聯盟在拉合爾(Lahore)的會議中,他們通過了穆斯林要分開獨立建國的主張,稱為拉合爾決議(Lahore Resolution)。決議要建立巴基斯坦(Pakistan)。巴(Pak)意為潔淨,斯坦(stan)意為地方。

二次大戰的爆發也代表了大英帝國在印度統治的完結篇的開始。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樣,印度總督片面宣布印度的參戰。國大黨是反對印度參戰的,但穆斯林聯盟則支持英國的戰事。1942年8月,甘地發動了「退出印度運動」(Quit India Movement),要英國人全部退出印度。但一般印度民眾還是支持英國的參戰的。二次大戰中印度共出動了兩百五十萬的軍力與軍伕。甘地、尼赫魯、及國大黨的領導人,則都因推動「退出印度運動」而遭牢獄之災。穆斯林聯盟則於二次大戰中壯大。

二次大戰後,不論在英國或印度,整個情勢都已改觀。在英國方面,頭戴戰勝光環的保守黨的邱吉爾,於1945年歐戰結束後兩個月的普選中,敗給了勞工黨的亞特利(Clement Atlee, 1/3/1883-10/8/1967)。亞特利是支持印度的自治與獨立的。當時的英國人已厭倦海外的殖民事務與作戰,而急於從事內政的建設。再說,英國的經濟與社會也處於崩盤的情況,再也無力參與海外的事務。

1946年8月16日,全印穆斯林聯盟的金納發動在全印各地的示威與抗爭,稱為「直接行動日」(Direct Action Day)。這個抗爭於許多地方引起血腥的衝突。全國各地都發生印回的衝突與屠殺,單單加爾各答一區就有5000人死亡。原本反對分治的國大黨也知道情勢已難以挽回,而支持印巴的分治了。這種從1920年代就開始有的宗教與族群衝突,原本是零星的,但已越演越烈而難以收拾。

1947年2月20日下午,英國總理亞特利宣布,英國將最慢於1948年6月退出印度。如果屆時尼赫魯與金納有所共識,則英國會做政權的轉移。

1947年3月,印度的最後一任總督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 1st Earl Mountbatten of Burma, 6/25/1900-8/27/1979。目前伊麗莎白女王的先生飛利浦親王的叔叔, 1979年遭到愛爾蘭共和軍的暗殺)抵達印度。蒙巴頓的主要任務是安排政權的轉移。但他抵達印度沒多久就已知道要雙方合作的困難,主要是金納。(蒙巴頓稱金納為病態者 ,a psychopathic case)。而此時,宗教衝突已於各處展開而越演越烈,尤其是在決定要分割的旁遮普。當時旁遮普與孟加拉穆斯林人數較多,也較集中,也已決定要分割出西巴基斯坦(由旁遮普割分開)與東巴基斯坦(由孟加拉割分開)。除了印回之爭外,一些王公也企求獨立,旁遮普的錫克教徒(Sikh)也企求獨立。英國知道他們若不早退出印度,則會被捲入印度的內戰與內亂中。多少由於如此,蒙巴頓於六月初宣布,英國將會於1947年8月15日做政權的轉移。如此的提早,震驚各方。英國國會也忙於7月18日通過印度獨立法案(Indian Independence Act)。

接著下來的是兩邊人口的移動與大屠殺。估計共有兩千萬人遷移, 50萬到150萬人死亡,約75,000名婦女遭到強暴或姦殺。印度教徒由東、西巴基斯坦遷移到印度,穆斯林由印度遷移到東、西巴基斯坦。這場鉅大人口遷移的悲劇與屠殺的猛烈是近代史上少見的。1947年8月14日深夜11:57pm,巴基斯坦宣布她的獨立。1947年8月15日凌晨12:02am,印度宣布她的獨立。尼赫魯宣讀他有名的演講。不在場的是反對分治而在絕食中的甘地。

李堅

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四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印度 ——穆斯林聯盟的成立,甘地的回國

在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印度,大英帝國固然有慢慢地釋放出權限,給印度人參與地方與省級的治理,但在人數上及權責上是有相當的限制的。大英帝國也有他的底線,而權責也不是大英帝國主動釋出的,釋權是抗爭的結果。而許多事件的發生也常常是統治者所沒意料到的。

1871年,馬右總督(Viceroy Mayo)遭到刺殺。1897年,一名官員也遭刺死。也有名官員在倫敦遭刺殺。多少源於這些原因,當時40%的稅收用於警察與軍隊,只有10%用於福利、衛生醫療、教育、與公共事業。這種情況自然會令一般人民不服。當時民族主義的抗爭最激烈的是三個省份:旁遮普(Punjab),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及孟加拉(Bengal)。

1899年上任的科宗總督(Viceroy Lord Curzon)要將人口眾多的孟加拉,依宗教人口劃分成兩省:東孟加拉以伊斯蘭教為主, 西孟加拉以印度教為主。理由說是為了治理上的方便,但印度人卻視此舉為英國人一貫分而治之的手法。印度國大黨強烈反彈。印度國大黨雖然強調他們是個各宗教及各族群都有的世俗(secular)組織,不是以宗教為主的政治團體。但國大黨的強烈反彈卻引起伊斯蘭教徒的疑慮。他們害怕在印度教為主的國大黨領導下,他們的權益不會受到保護。也源於此, 1906年全印穆斯林聯盟(All Indian Muslim League, AIML)成立。穆斯林聯盟與國大黨也在聯合對抗大英帝國,又互相競爭對抗下,最終走上分道揚鑣的道路。

穆斯林是散居印度各地的,最集中的兩個所在是西北方的旁遮普與東邊的孟加拉。這兩個省份也就成為後來分治的焦點。

在孟加拉分割一案引起強烈反彈下,英國也做了些讓步。1909年通過了「印度政府法案」(The Government Act of 1909,也稱為Morley-Minto Reforms),准許少許的上層印度人在地方及省級有投票權及被選舉權。1911年,大英帝國取消了孟加拉的分治,而也宣布首都將由在孟加拉的加爾各答搬到德里。正式遷都為1931年2月13日,改名為新德里。

日後影響獨立運動深遠的金納(Muhammad Ali Jinnah, 12/25/1876-9/11/1948)於1913年加入穆斯林聯盟, 1916年成為領導人,直到他的去世。金納原本也是國大黨的黨員。1916年12月,在他與老尼赫魯(Pandit Motilal Nehru,尼赫魯的父親)的領導下,穆斯林聯盟與國大黨聯合開會並發表合作協議(稱為拉克諾協議Lucknow Pact)。

所以有拉克諾協議多少也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7/28/1914-11/11/1918)的爆發。大戰期間印度為大英帝國提供了一百三十萬名軍人與勞力,是各屬地 (dominions) 中提供人數最多的。印度人一般是支持參戰的。在此期間,大英帝國也加重稅,加速工業化,並宣布縮減人權的緊急法案(1915年3月公布 Defense of India Act)。這些作為都加速了印度人民的民族主義與反抗運動。而戰後回國的印度軍人及軍伕發現,他們在海外作戰時被較平等對待,但回國後又成為二等公民。在這種激盪下,1917年8月,英國政府通過「1919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919,也稱為Montagu-Chelmsford Reforms),擴大印度人的參政權,但總督仍得聽倫敦的,倫敦也有否決的權力。這種半調子的改革自然令國大黨相當不滿,但在地方自治及參與上,這個改革卻也相當有成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15年1月9日,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0/2/1869-1/20/1948)回到印度。甘地在南非時就積極從事社會運動,爭取印度人的權益,而被印度人尊稱為聖雄(Mahatma,意為偉大高尚的靈魂)。甘地的回國及參與國大黨,也為印度的爭取自治與獨立注入了一分新血與力量。甘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支持大英帝國的。不奇怪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國際的權力平衡,改變了英國與印度,也改變了兩者的關係。1917年11月7日的俄國革命衝擊了國際現勢及左派運動。而奧圖曼帝國的倒台也激發了穆斯林的危機意識。這是因為穆斯林視奧圖曼帝國為當時僅存的「哈里發」(Caliphate,意為一個伊斯蘭教領導人(Caliph)所建立的伊斯蘭教國家。目前的ISIS也自稱建立了哈里發)。奧圖曼帝國的倒台激發了當年在印度及阿富汗一帶的哈里發運動(Khilafat Movement)。這個運動固然於一時激起了穆斯林的意識,但最後卻也不了了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總督於1919年3月宣布延長戰時的緊急法案(Rowlatt Act)。甘地則於1919年4月6日要求印度在當天做禱告、絶食、與停止工作(稱為Hartal,等於總罷工)。甘地的呼籲引起全國的響應而大都平和,但在旁遮普的阿姆利則(Amritsar)卻引起英軍向平民的開槍,造成379人死亡, 一千多人受傷。阿姆利則的屠殺使大英帝國失去道德的高度與統治的合法性,而也引起下一波的印度獨立運動。

李堅

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三 大英帝國在印度的建設 —–政治開放下印度國大黨的產生

在大英帝國印度主權(British Raj)下,倫敦的中央政府設立一個印度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在印度則設立一個總督(Viceroy)。大英帝國直接統治後,大英帝國印度主權不再如當初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般的天高皇帝遠,他們要對英國政府直接負責。在加以十九世紀後,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科技發展,也越來越拉短了英國與印度的距離。

十九世紀蒸汽船的出現使航海的速度加快。當時由倫敦經由地中海到埃及,轉換陸路(蘇伊士地峽,Isthmus of Suez),再由紅海出發到當時的印度首都加爾各答(Calcutta,目前改名為Kolkata),只需兩個月的時間。當蘇伊士運河於1869年開通後,倫敦到加爾各答縮短成只要一個月的時間。1870年紅海的海底地纜鋪設完成後,聯絡更方便了。印度的總督對倫敦的指示也得馬上應對。

大英帝國下的印度雖然有所整合,但40%的印度(20-25%的人口)仍在562個地方王公的統治下。英國主權也一直沒有延伸到喀什米爾,而直至目前為止也一直是印巴的爭執所在。因為沙俄在中亞的擴張,早期的外患顧慮是西北方。英俄雙方的緩衝地是阿富汗。而不同總督也對如何處置阿富汗有不同的考量與策略。與北方的邊界考量是西藏。1914年,大英帝國與當時獨立的西藏簽署了西姆拉協議(Simla Accord),建立了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為印藏的邊界。目前的中國不承認這協議,而與印度有邊界上的爭執。

在英國政府直接統治下,一些建設也開始展開。但建設不是全面性而有計劃的,主要都適應殖民政府的需要而推展。那時由於東印度公司的重稅,孟加拉及印度各地時有飢荒。當1877年李頓爵士(Robert Bulwer-Lytton, 1st Earl of Lytton, 11/8/1831-11/24/1891)上任總督時,南印度發生死亡達610萬到1030萬人的飢荒。李頓爵士是相信放任政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他不但沒有施行救援措施,他所推動的貿易政策更使得災情惡化。李頓也因而丟官。也因那場大飢荒,使英國政府設立飢荒委員會,並訂立「飢荒法規」(Famine Codes)。從1880年代開始,大英帝國開始於印度開築灌溉渠道,而飢荒的發生也不再頻繁。印度不再有飢荒,直至1902年的飢荒,及1943年的孟加拉飢荒。在此附帶一提的是,李頓的一個兒子(Victor Bulwer-Lytton, 2nd Earl of Lytton, 8/9/1876-10/25/1947),是1932年帶頭調查九一八事變真相的李頓調查團(Lytton Commission)的團長。

除了灌溉渠道外,大英帝國也在印度廣築鐵路、道路,開發礦產,廣建農場(plantation)。目前印度的鐵路系統是全印度最大的雇主(一百三十三萬僱員,根據2015-1016的資料),全世界第八大雇主。除此之外,大英帝國也建立了英國訓練的軍隊、警察系統、郵政系統、與有名的公務體系。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大英帝國也建立了司法體系,英國式的法律觀念,及公平(fair play)的精神。英文作為教育語言的使用是東印度公司於1835年就規定的,當時遭到印度社會的反感。但逐漸的,英語也成為共通使用的語言。目前印度的憲法仍訂興地語(Hindi)與英語為官方語言。

在現代產業及英國文化的引入後,印度人也開始接受西方教育,也有不少人到英國去求學。到19世紀末年,大英帝國也開始建立各級政府的印度顧問。但在制度上的歧視印度人是很明顯的。例如,在法庭裡,印度法官不能審判歐洲人。而「間斷主義」(Doctrine of Lapse)的使用,更是明目張膽的是一種搶地的手法。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也常受到英國媒體的批評。1880年上任的瑞朋候爵總督(Viceroy Lord Ripon, George Frederick Samuel Robinson, 1st Marquess of Ripon KG, GCSJ, 10/24/1827-7/9/1909。總督任期6/8/1880-12/31/1884)是至今印度人仍最愛戴的英國總督。瑞朋總督是一個很開明而也很尊重印度人的總督。在他任內他取消了限制言論自由的法案(Vernacular Press Act),以行動取消了間斷法案(將Mysore Kingdom回復給印度王公)。但可能最重要而也最引起英國茶商及農場主人堅決反對的是,他引入了伊爾伯特法案(Ilbert Bill)。在這個法案下,印度法官可以審判歐洲人。但在強烈反彈下,這個法案也做了些修正,要求一半的陪審員得是歐洲人。

在這段期間,一些印度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也開始有政治上的覺醒。他們於地方與國家級的層次上開始出現一些領導人物。但發展較為深遠的是1885年12月28日在孟買成立的印度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這個「黨」的成立初始時並沒有鮮明的政治色彩或意識形態。當初是一名蘇格蘭的退休公務員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 6/6/1829-7/31/1912)提議成立的。參與成立大會上的是72名由各個地方來的代表。他們大都是西方教育出來的律師、教員、或新聞工作人員。他們是支持大英帝國的,而也常做施政上的建議。這個國大黨也將於日後的印度獨立運動上佔了領導的地位。

1857年的印度叛變是第一次對英國統治的大型叛變,有人稱它為印度的第一次獨立運動。但嚴格說來,獨立並不是主要訴求,而也缺乏現代民族主義的意識。1885年國大黨的成立雖然於初始沒提民族主義,但其聚合與啟蒙運動也將開啟一波又一波,日趨強大的要求自治與獨立運動。

李堅

飢荒與糧食安全之七 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 —–往外購廠購地,搶奪海域

中國雖然地大,但只有1/10是可耕地。可耕地只占全球的7%,但人口卻是全球人口的1/5。再加上水資源只有全球的7%。在水土本已不足下又加上重污染,加以經濟上的改善使人們要求肉食量的增加。這些因素都呈現出一個基本的問題:中國人未來如何果腹?而早在1995年就有美國的一名環保學者布朗(Lester Brown: Who Will Feed China?: 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 )提出了警告。

布朗的警告遭到中共的強烈反擊。但我們若以中國的鄰國來看,日本、台灣、與南韓都已是工業化的國家。在二次大戰後的這段急速工業化的過程中,東亞三國都喪失了一大片的可耕地及農業產值,及農業人口的減少。以2016年前後的資料來看,日本的糧食自給率只有39%,南韓為44%,台灣則在30.5%與32.4%之間。美國的糧食自給率是128%,中國是95%(若其統計可信任的話)。台灣在1968年前是個糧食自給自足的國家,中國則在2004年後開始要靠進口糧食來滿足口腹。台灣農委會的糧食自給自足目標是2020年時要達到40%。中國自訂的目標是要維持一億兩千萬公頃的可耕地及95%的穀物自足率。可耕地量的維持於年前已破功。穀類自足率方面,中共已修正了何者為穀類的定義,顯然也已破功。

在難以自足下,中國開始往外發展。

2013年,中國萬洲國際下的雙匯集團,以71億美元的價格買下了全美最大的豬肉廠商史密斯菲爾德(Smithfield Foods)。史密斯菲爾德從養豬場、屠宰場、食品加工、到運輸分配統籌作業,作業占美國豬肉市場的1/4。這個收購案是當時中國在美國的收購案中的最大手筆。更大手筆的收購案是2016年提出的,中國化工集團公司(ChemChina)要以430億美元收購瑞士的種子公司先正達(Syngenta)。這些巨大的收購案都顯示了中國對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問題的不安全感。

雙匯之收購史密斯菲爾德案引起不少分析家的討論。有人認為這與美國的養豬科技先進有關。美國有長年產官學界合作下的生物科技研究,豬種良好,養豬技術也進步。美國採用的是大型集中的養豬場 (Concentrat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s, CAFOs),87%的美國養豬場有2000頭豬以上。但70%的中國養豬場豬隻少於500頭。也有人認為中國土地取得困難,不易擴張升級故往外擴張。但也有人(裴敏欣)注意到了美國不是個吃豬肉的國家。美國每人每年平均吃59.3磅(27公斤)的豬肉,中國人則吃85.3磅(約39公斤)的豬肉。中國人吃了全世界一半的豬肉。史密斯菲爾德屠宰的豬隻數量只占在中國屠宰豬隻數量的3%。收購史密斯菲爾德不會大幅提升中國豬肉的來源。裴敏欣的結論是,由於中國的嚴重污染,逼使廠商得向外國前進。在美國有的是沒有污染的水源及土壤,這應該是收購的主因 (The real reason behind Shuanghui’s purchase of Smithfield. Fortune, 6/4/2013)。對這種收購案,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也指出是一種靠收購,而非征討的方式來達到殖民的目的。

目前中國擁有美國農地的價值約在16億美元,算很少數。在澳洲的農地中有6%是外國人擁有的,大部分是英美,中國也只占少數。但在2000年到2012年間,全世界開發中國家的耕地增加了314% 。有12個國家(8個在非洲)的耕地增加了50%以上。例如,坦桑尼亞就增加了六百一十萬公頃(82%的增加),(John McArthur and Krista Rasmussen: Where does the world’s food grow? /Brookings)。中國雖然三緘其口,但中國在非洲的擴展及購地是時有所聞的。要滿足口腹顯然是一大考量。本身可耕地少,水資源少,再加上水土都污染嚴重,及農村人口劇減的中國,也只有往外開發。但若本身汚染文化不加以修正改善的話,非洲的大片土地也都將遭到中國的污染。非洲倒底不像先進國家般有明文法規的控制以防範廠商的污染。

先正達旗下的智庫(Frontier Strategy Group)分析了亞洲國家的食物安全情況而計算出「飯碗指數」(Rice Bowel Index, RBI),來顯示各國的糧食安全狀況。飯碗指數依據一般具有共識的分析食物安全的四個層面來計算。這四個層面是:有否程度(availability),可說是產量問題;空間上的可取得性(physical access),可說是距離;經濟上的可取得性(economic access),可說是價格;及使用(utilization)。在實際的計算上則考量了政策與貿易措施,農村分析,環保分析,及市場的情況。先正達2016年的飯碗指數大要是:紐西蘭71,澳洲、日本、台灣66,南韓64,中國57,印度45 。先正達所定的安全閥值在54,中國接近危險值。

要果腹及滿足口慾,中國自然也大量進口食物而造成世界量價市場的波動。2008年我們已看到因麥價的上漲引起許多國家的動亂。布朗已指出,目前全球對糧食的需求已超過供應的能力,這種情況只會持續惡化。而在中國大量進口食品(如果中國未來仍有那個經濟能力的話),往外收購食品廠及土地外,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地球海洋資源的耗盡,及中國漁民與漁船的大量往外搜刮。中國對尖閣群島的狂囂及對東海與南中國海的侵略,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基於對糧食的需求。經濟歷史學家奧弗(Avner Offer)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鋼鐵與金融的戰爭,也是一場爭取及控制糧食的戰爭(a war of bread and potatoes as well as one of steel and gold)。若中國因糧食問題而動亂不是新鮮事,但中國若因糧食而戰亂則是中國的鄰國在未來要面對的。(系列完)

李堅

飢荒與糧食安全之六 大躍進後的中國糧食狀況 —–人多,水土資源少,嚴重汙染

魯迅在短篇小說集的《吶喊》中有篇「狂人日記」,批判中國封建社會的毒害。魯迅指出中國聖賢書每頁都寫著仁義道德,但字縫裏卻寫著「吃人」兩個字。魯迅隠諭的是「禮教吃人」。但我們幾乎可確定他沒有預料到,在「新中國」的中共政權下會真的有人吃人這個事實。在死亡4500萬人的大躍進中,我們看到了許多人吃人的慘劇。中國近代史上,人民的非自然原因的死亡大都是內戰與國共兩黨的政策使然,而非外侮。中國人大都是被自己中國人打死或害死的,而非外來的勢力打死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句口號,無寧是個呼籲,而非事實。

也可能是大躍進中死亡人數的眾多(約死了全中國7%的人口),及農業技術的落後,當尼克森於1972年2月訪華後,中國馬上向美國購買了13間世界最大,而也最先進的氮肥廠(Vadav Smil: China’s Past, China’s Future)。「民以食為天」顯然在當時是中共的優先考量。但中國有辦法解決自己的糧食安全問題嗎?

中國有全球五分之一(19%-20%)的人口,但只有7%的可耕地及7%的水資源。以世銀2009年的資料來看,中國平均每人可耕地有0.08公頃(hectre)。相對之下,美國平均每人可耕地有0.49公頃,世界的平均每人可耕地是0.2公頃。以每人平均水資源來看,中國是每人每年平均有2079立方公尺。世界的每人每年平均水資源則為6225立方公尺(John Boulter: Food and Water Security China’s Most Significant National Challenge. Strategic Analysis Paper. 2/8/2013)。但據聯合國的估計,中國的水資源會於來年降到每人每年平均1760立方公尺。

目前這種情況只會惡化,不會改善。中國的人口仍在持續增加中,估計到2030年時人口會達到15億人。而在可耕地方面,中國已經在農地的使用上相當開發,沒有什麼成長的空間。不幸的是因為強調工業化,忽略環保,而造成了廣泛的汚染。以官方的數據來看,有1/5的農地遭到重金屬的污染而廢耕。若要清除土地的污染則須花費高達11,000億美元(Rebecca Maclean: Food Security in China. Exploring the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可耕地的流失,少數是為了維護生態(Grain for Green),但大部分是工業化及農民外移、都市化的結果。對於全國可耕地的面積,中共中央設定的「紅線」是全國至少要有120百萬公頃。但據美國銀行 (Bank of America) 的評估,2015年有117百萬公頃,到2030年時將降到105百萬公頃。而地方官員的貪腐及與財團掛勾,非法侵占農地做開發使用是常有的事。可耕地的消失會持續一段時間。數據顯示,由1997到2008年間,可耕地以每年一百零三萬公頃的速度消失。

而在中國水資源本已相當有限的情況下,官方所公布的污染資料看來相當不樂觀。官方的資料是20%的水嚴重污染的連碰都不能碰,40%的河流有嚴重污染的問題,2/3的湖泊有污染的問題。有3億的鄉間居民沒有乾淨的水可使用。不只水資源少,污染嚴重,中國的農業技術也有待改進。中國只有45%的農業用水真正使用在作物的灌溉上。在先進國家有75-80%的水都再回收使用,中國農業用水的回收率則只有40%。

由於北方水資源的缺乏及34%的農地都在乾旱地帶,中國進行了工程浩大的南水北調工程。這個估計要將長江及支流的水,每年運送448億立方公尺水到北方的工程,估計要花費600億美元。這個工程的第一階段已經完成,第二階段正在進行中,第三階段則尚在擬議中。有美國一家投資公司(Standard Life Investments’ equity)的分析人員(Rebecca Maclean)到已完成的山東地區去考察。她發現水價的定位(過低)將會影響到持久性的問題。而也有學者指出,長江的水污染已相當嚴重。有鑒於此,整個南水北調的過程中設立有400個水處理廠。但即使如此, 依2010年的水品質分析來看還是不良(poor)的。

40多年前開始與外在世界有接觸的中國,當年可是一窮二白,吃不飽的人很多。但近年來經濟已大有改善。中國的中產階級數目已是世界各國中最多的。以每戶年收入7萬5千到28萬人民幣為基準(11,500美元到43,000美元之間)來定位中國的中產階級的話,目前有兩億兩千五百萬戶屬於中產階級。到2020年時還會再增加5千萬戶(經濟學人,7/9/2016,據 McKinsey顧問公司的研究)。有錢了就想吃好一點,多吃肉。2011年,中國食用了7100萬噸的肉,比美國多了一倍。但在個人消費上,只有美國人的一半。同年,中國生產了1400萬噸的大豆,但得進口7000萬噸的大豆。在中國,有三分之一的穀物是餵食牲畜的。中國人73%的肉食來自豬肉。養豬是要用大量水的。估計生産一磅(約半公斤)的豬肉須用到576加侖(約2300公升)的水。在食肉的量增加下,本已缺乏水資源的中國只有更加缺水而已。

中國地大、物貧、人多、而水土污染嚴重。再加經濟上的改善而使肉食的消費量增加。一個明顯的結論是,中國將無法自給自足。而事實上,從2004年開始,中國已成為一個糧食的入超國家。除進口外,中國也開始往外開拓與投資。在這些往外開拓與投資上,我們都可看到中共中央的決策影子。

李堅

飢荒與糧食安全之五 現代飢荒大都是人為的 —–烏克蘭與中國大躍進的例子

無可否認的是人類饑荒的情形已有改善。目前有所飢荒報告的國家,大都發生在一些動亂頻繁的非洲國家與中東的一些國家。但在20世紀的上半期與中期,歐亞大陸及南亞地塊可是人類史上最慘重的飢荒的發生所在。發生在蘇聯與中國的飢荒大都被有意或無意地「遺忘」了。

饑荒的死亡人數是很難統計的。因為飢荒發生的所在大都是落後國家,在統計上本就不完善。也有許多是發生在獨裁集權體制裡,政府本就有意掩瞞。在一些統計人類近代史上大飢荒的文獻裡,排名及死亡人數固然有異,但卻也都有共識的所在。在前幾名內大都有大英帝國下統治下孟加拉的幾個飢荒,北韓的飢荒(1994-1998),俄國內戰中(1918-1922)的飢荒,蘇聯集體農場下烏克蘭的飢荒(1932-1933),中國北方飢荒(1907)中國西北方飢荒(1937),湖南飢荒(1929),河南飢荒(1943),及大躍進所導致的飢荒(1958-1962)。這些飢荒死亡人數都在數百萬與數千萬之間。據一個研究飢荒的學者(Stephen Devereux: Fami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的報告顯示,在20世紀的35個大饑荒中,共有七千萬人死亡。其中一半以上(三千五百萬),死於毛澤東的大躍進。

據學著阿馬蒂亞‧庫馬爾‧森( Amartya Kumar Sen,11/3/1933–,1998年諾貝爾經濟奬得主)的論述,作物的歉收不一定會導致飢荒。飢荒大都肇因於社會、政治、及經濟體制運作不良的結果。也可以說,飢荒大都是人為的因素而來。這個論述在俄國與中國尤其明顯。俄國內戰中的飢荒,集體農場下的烏克蘭飢荒,及中國的大躍進,都有一個共通處:這些都是共產政權意識形態下的人為產物,是都可以避免的。

在俄國革命後的內戰中,布爾雪維克強制執行共產制度而引起農民的廢耕罷耕下,到處都是飢民。飢荒死亡人數估計在500萬人左右。列寧後來稍做修正,容許短暫的私有制。在史達林統治下,他強制實行農場集體化。受害最深的是被強制徴糧,用糧食外銷來爭取外匯的烏克蘭。烏克蘭的農民被指控為人民階級敵人而遭到清算。這個被稱為「用饑荒來處決」(Holodomor)的人為飢荒,造成約七百萬到一千萬人的死亡。史達林極力掩飾,而一些參觀史達林所設立的烏克蘭的樣板村(Potemkin village)的一些左傾人士,如蕭伯納與倫敦政經學院的創辦人(Sidney and Beatrice Webb),也都為之粉飾。固然有些記者不顧旅遊禁令到烏克蘭做了報導,但自然敵不過這些名士。也敵不過紐約時報的一名1932年普利茲奬的得主(Walter Duranty),之否認烏克蘭有饑荒的報導。最後靠的是流亡在外的烏克蘭人將這個饑荒的記憶傳承下來。直到1991年烏克蘭的獨立,方使這個議題於國內公開化。2006年11月28日,烏克蘭的國會(Verkhovna Rada)通過決議—-認定「用飢荒來處決」是一個滅族的行為。

研究饑荒的學者都同意,人類史上最慘重的飢荒是毛澤東的大躍進。由於中國至今都仍然否認,也不願去面對這個史實(中國官方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西方學者只有用人口成長的推算,及其他資料去估計死亡的人數。由早期的兩千三百萬人到至今的四千五百萬人。說是「自然災害」是說不過去的。1990年代的中國發生了史上最嚴重的旱災與水災,但全國的糧食生產總量並沒受到影響,經過調配也沒引起飢荒。大躍進的飢荒顯然是人為的。

毛澤東政策的錯誤(土法練鋼,人民公社),中共官員的阿諛不吭聲,欺下怕上,強行徵糧,和謊報數字,再加上官員自肥及在飢荒中的糧食外銷,都使饑荒一發不可收拾。當年逃難到香港的災民帶出了大飢荒的消息,但都沒受到西方媒體的關注。當時中國的封閉加上極力隱瞞,卻也鋪天蓋地的掩飾了這個人類史上最嚴重飢荒的史實。即使在1997年版的「新大英百科全書」(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其所列的過去兩百年的大災害中,大躍進也沒上榜。倒也可見中國掩蓋史實的能力。

無論在俄國內戰中的飢荒或大躍進中的饑荒,我們都看到了人吃人的慘劇。大躍進的飢荒慘劇事實上比小說或電影都要來的離奇與恐怖。如,父母雙亡的姐姐殺四歲的弟弟而將他吃掉的,村民殺外人而啃食人肉的,全村滅絕的,死人被放在床上被啃食且不埋葬以冒領糧票的,父母殺子女(也不易子而食)而吃之的。當年在新華社任職而深紅的楊繼繩(11/1949–),回憶當年返鄉時看到他皮包骨的父親瀕臨死亡,只以為是他父親個人的失敗,而非全國性的問題與政策錯誤的結果。楊繼繩的四處訪談記敍在中國被禁的《墓碑—1958-1962年中國大飢荒紀實》一書中。

烏克蘭的人為饑荒及中國大躍進的慘劇,不只當年沒受到國際媒體的注意與報導,時至今日也不太受人注意而有如往日如煙般的消失。推動228史實的國際認知的台灣人知道,挖掘真相、公布史實、及求取世界的認知有多困難。但了解事實及公布真相到底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如果沒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也將難以解除痛苦。

但也不能說當年沒有人報導過大躍進與人民公社的慘劇的。當年的國民黨是大幅報導「大陸同胞啃樹皮,吃草根」的。但不幸的是,當一個土匪指責另一個土匪時,不管有多真實,其信用度也都會被深深打折扣的。

李堅

飢荒與糧食安全之四 從東印度公司到英國統治的印度 —–許多飢荒所顯示的問題

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之建立倒也不是有一個高瞻遠矚的博觀計劃的。大英帝國的建立有一大部分都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大英帝國的統治印度是一個最佳的代表。(Chris Butler: British Rule in India (c.1600-1947))。

進入17世紀時,原本掌控從亞洲進口香料的葡萄牙開始式微。這期間,荷蘭、英國、及法國也都加入了這個貿易戰的搶奪。1600年,英國商人成立了東印度公司,以印度為中心。荷蘭商人也於1602年建立了東印度公司做貿易的競爭,但建基於印尼。當時的印度在蒙兀兒王朝的統治下。英國商人為了求取貿易,爭取而獲准設立通商口岸。這些通商口岸最後發展成孟買、加爾各答、及馬德拉斯(Madras,目前改名為 Chennai,清奈或欽奈)。

促成大英帝國勢力在印度擴張的是蒙兀兒帝國的衰弱與內亂。在十七世紀下半個世紀,統治蒙兀兒帝國的奧蘭哲帝王(Aurangzeb, 11/3/1618-3/3/1707,統治期間 1658-1707)大舉迫害印度教徒,而造成至今都未停歇的伊斯蘭教與印度教的打鬥。由於印度的動亂,迫使東印度公司必須建立軍隊以保護通商口岸,以防範地方王公及土匪的侵犯。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勢力逐漸擴大,並掌控了越來越多的領土。但此時法國也加入了印度的角逐。人手不夠的法國以歐洲軍隊的建軍方式訓練當地人成軍作戰(稱為 sepoys),倒也相當有效而漸漸掌控了南印度。有鑒於此,英國東印度公司也開始訓練當地人建立歐洲形式的軍隊,以與法國及印度的一些敵對勢力作戰。在歐洲以英法為首的兩大陣營的七年戰爭(1756-1763)結束後,有海權優勢的大英帝國贏了,也結束了法國在印度的勢力。在七年戰爭中支持法國的蒙兀兒王朝自然也受挫。本來就只是靠聯盟,而非直接統治的蒙兀兒帝國,到18世紀中已名存實亡,而到19世紀中葉正式走入歷史。

十七世紀一直在印度擴張並獲利甚豐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在管理上卻是很鬆散,而且相當腐敗。印度的氣候及疾病也使不適應熱帶氣候的英國人死亡率超高,而許多人也急功近利的能撈就撈,並收賄無數。當時英國的一個貴族平均年收入800英磅,但有個成功的軍官(Robert Clive)因為在印度打勝戰,紅利高達211,500英鎊,外加每年27,000英鎊的薪水。一些想申請到印度「經商從軍」的英國人,有些也行賄高達2000英磅以求錄取。(Chris Butler: British Rule in India (c.1600-1947))。

也因為這種鬆散與腐敗的作風,東印度公司最後也面臨破產而得向英國政府貸款。當債主的英國政府也漸漸的介入印度的事務(1778-1857 )。1857年,由於印度教軍人誤以為步槍所使用的潤滑油是牛油,而回教軍人誤以為是豬油,因而挑起了印度對東印度公司的叛變(Great India Mutiny)。最後平定動亂的英國政府決定解散東印度公司,而由英國設院直接統治(British Raj,1858-1947)。在大英帝國統治下,也只有60%是直接統治,40%是透過聯盟而間接統治的。基礎建設,如鐵路、電話線也都非經過詳細規劃,而是在有危機後才匆匆忙忙開建的。也由於這個鬆散與腐敗的原因,當時英國統治下的印度是最容易發生飢荒的(Jon Wilson: The myth of ‘strong’ British rule in India)。

由於農業技術的落後及缺乏灌溉系統,若再加以雨季(monsoon)不順的話,則農災是很容易發生的。在蒙兀兒王朝統治時期,農民得繳10-25%的貢(tribute)。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漸漸取代蒙兀兒王朝,而一般農民不知下,貢(英國不稱其為税tax,而延用貢一詞)被提高到50%。在過去農業欠收時,蒙兀兒的統治者會酌量減貢。但英國仍堅持50%的貢稅。也因此在孟加拉一地就於1770,1783, 1866, 1873, 1892, 1897,及最後的1943-1944都發生饑荒(Rakhi Chakraborty: The Bengal Famine: How the British engineered the worse genocide in human history for profit)。

飢荒發生的原因還多少源於作物的變化。為了增加外銷市場及利潤,英國鼓勵經濟作物的栽培,而不是米糧蔬菜的耕種。經濟作物如藍靛藍染(indigo dye),茶葉,及鴉片等。1770年的飢荒估計死了1000萬人。最近一次的1943年由於是二次大戰中,緬甸在日本的佔領下,切斷了孟加拉與緬甸的貿易,使飢荒惡化。1943-1944年的孟加拉飢荒死亡人數估計在二百萬到七百萬之間。一向視印度人為草芥,而認為印度人咎由自取的邱吉爾(他說:I hate Indians. They are a beastly people with a beastly religion. The famine was their own fault for breeding like rabbits),將原本要救援孟加拉飢民的糧食與醫藥轉送到歐洲戰場。在德里的英國殖民政府向邱吉爾報告飢民的慘狀而向他求援時,邱吉爾回復道:那為什麼甘地還沒死(Then why hasn’t Gandhi died yet?)。

東印度公司,及後來接棒的大英帝國之進軍印度為的是利潤及後來的領域掌控,而做法則是財迷心竅。一開始固然有入境隨俗及平等對待的一派,但後來顯然是歐洲優越主義派占上風。而當後來基督教傳教士也加入印度的「開發」後,更增加了與當地原有宗教的摩擦與對立,及歐洲優越主義的行徑。飢荒反應了這整個只求取獲利,殖民壓榨,缺乏全盤規劃,及視被殖民的印度人如草芥的作風的結果。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