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爾達會議與協定之二 雅爾達會議的協約大要 —–當時國際現況下的結局

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也稱為克里米亞號會議(Crimea Conference,代號Argonaut Conference),協約的內容於1946年才公布。協約公布那時冷戰已開始,而也有許多學者視雅爾達會議為冷戰的基石。內容公佈後引起許多人的批評,有人認為因為身體狀況已很差的羅斯福總統,因神智不清而遭到史達林的欺騙。但會後的羅斯福與邱吉爾是滿意的。回顧那段歷史來看,史達林確有不遵守協議之處,主要是戰後中歐及東歐的自由選舉與民主。

雅爾達會議中討論最耗時及有爭議的部分是波蘭。史達林要波蘭東邊約四分之一的領土(以Curzon Line為界)。失去的領土部分,波蘭可由德國切割得來以作為補償。在波蘭問題上,史達林很堅持而說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史達林的理由是,歷史上波蘭與俄國有恩恩怨怨,而許多侵略俄國的軍隊也都經過波蘭。俄國有需要擴大緩衝地帶以保護本國的安全。基於同一個理由,史達林也要東歐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Sphere of interest or sphere of influence)。

波蘭議題之引起爭議源於納粹於1939年攻下波蘭後,許多原來政權的人及軍隊都加入英軍與納粹作戰(London Poles)。但在雅爾達會議時,蘇聯軍隊已攻下中歐與東歐,也設立了波蘭的政權(Lublin Poles)。現實的情況是蘇聯已掌控了中歐與東歐,羅斯福與邱吉爾也得承認那個事實,只能希望史達林能遵守承諾,開辦自由開放的選舉。但後來顯然事與願違。史達林與流亡的波蘭領導人有會面,但這些人後來皆遇害。1947年1月所舉辦的波蘭選舉,在史達林的「看管」下,選出了社會主義的政權。東歐國家的「選舉」也皆如此。

另外一個討論較多的問題是德國的去除納粹化,去除軍事化,及分割的問題。德國最後失去東邊的領土給波蘭,也被切割成三個佔領居:美國、英國、與蘇聯。法國也被同意有一個佔領區,但這個佔領區得由英美的佔領區分割出來。

雅爾達會議後雖發表了歐洲解放宣言(Declaration of Liberation of Europe),主張依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的精神,各國人民有權選出他們所需要的政府。但隨著冷戰時代的來臨,這個宣言也成為空洞化。

為了維持戰後的秩序與和平,聯合國是羅斯福極力推動的。在雅爾達會議中,羅斯福力邀史達林參與聯合國,並同意給蘇聯有否決權。史達林原則上同意,但要蘇聯境內的16個共和國都能參加,都有投票權。最後的折衷是只同意烏克蘭與白俄也能參加。會中決定1945年4月25日將在舊金山召開首次聯合國會議。

雅爾達會議也決定了南斯拉夫的未來(依照Tito-Subasitch agreement),義大利與南斯拉夫與奧地利的邊界,也決定了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的邊界。也討論了伊朗未來的問題要經由外交途徑來解決。

三強也討論了德國賠償的問題,而同意德國需以實物的方式賠償220億美元。一般同意蘇聯的受創最重,所以一半的賠償要給蘇聯。賠償的方式包括德國的機械器材、運輸器材、在國外的投資、及人力等。三強也都同意戰犯得接受審判。

大部分的討論大都集中在歐洲的事務。那時的歐戰已進入尾聲,納粹德國的戰敗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但不確定的是對日戰爭還要再拖多久。在這種考慮下,羅斯福極需蘇聯的參與對日作戰。在德黑蘭會議時,史達林已原則上同意在德國戰敗後,蘇聯將會對日宣戰。那時羅斯福已同意史達林對日宣戰的條件。史達林要日本歸還日俄戰爭後沙俄割讓給日本帝國的領土與權益:庫頁島南部及遼東半島的租借權。史達林也開口要千島群島。在雅爾達會議中,史達林同意在德國投降後的三個月內向日宣戰(德國於1945年5月7日投降,蘇聯於1945年8月9日打入滿州國)。史達林明確要南庫頁島及遼東半島的租借權,這些都是德黑蘭會議中已同意的。另外,史達林再進一步要求與中國共管東清鐵路(Chinese Eastern Railway)及南滿鐵路(South Manchurian Railway,也稱長大鐵路),也要維持外蒙古的現狀(外蒙古那時已獨立成為蒙古人民共和國)。羅斯福與邱吉爾了解外蒙古雖然已獨立,但中華民國名義上能宣稱擁有外蒙的主權。另外,遼東半島的租借與鐵路的共管也牽涉到中國的主權。因此決定這些事務史達林得與蔣介石討論,取得蔣介石的同意後才能實施。

邱吉爾回國後受到不少支持波蘭人士的批評。在美國,反對的聲音也不少(主要是共和黨,親波蘭及東歐的人士,及親國民黨的人士)。羅斯福到三月底時表示他可能過於信任史達林,而邱吉爾於1946年也多少宣示了鐵幕及冷戰的開始,可說英美與蘇聯的合作已結束。但一些學者也指出,雅爾達的協議只反映出那時的國際現實情況,協議本身並沒有改變國際現況,而會議的結果也反映出各方的要求與實力。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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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爾達會議與協定之一 二戰中的三強三會 —-決定了戰後的歐洲與東北亞

雅爾達會議(2/4/1945-2/11/1945)是二次大戰中三強(美英蘇)的三個重要會議之一。與之前的德黑蘭會議(11/28/1943-12/01/1943)及之後的波茲坦會議(7/17/1945-8/2/1945)比起來,內容大同小異。只不過因為隨著戰局的變化,內容及同意的部分有所變化,而協議的部分也漸趨仔細。

參與德黑蘭會議的三強巨頭是美國的羅斯福總統,英國首相邱吉爾,與蘇聯的史達林。在德黑蘭會議時,歐洲及太平洋戰爭都仍進行的如火如荼。雖然納粹德國的攻打蘇聯(Operation Barbarossa, 6/22/1941-12/5/1941)遭到挫敗,而日軍的敗於中途島之役(Battle of Midway, 6/4/1942-6/7/1942)也成為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但三強對於二次大戰仍沒有勝算的把握。德黑蘭會議時的二次大戰戰局也就成為三強討論的焦點。

史達林固然是個老謀深算的人,但羅斯福也是個有名的談判高手,及深思謀慮有遠見的人。邱吉爾則是個年事已高而政治歷練相當深的人。在近代史上,我們很少看到這麼少數的強人,代表三個強國,而決定全球局勢與權力分配的。在德黑蘭會議中,三強討論了對德與對日的戰略。原則上同意了1944年5月,英美聯軍將登陸法國北部,擴大西線的戰事。為了減少德國在西線的軍力部屬,史達林同意在東線發動第二個攻勢。這個登陸法國北部的作戰,也就是我們後來所知的諾曼第登陸(Normandy Invasion, 代號Operation Overlord, 6/6/1944),也就成為二次大戰最受矚目的勝利日(D-Day)。

除了諾曼第登陸的決定外,三強也討論了戰後歐洲局勢的大要。史達林建議波蘭版圖的重新劃分,蘇聯要東邊的一部分。失去東邊版圖的波蘭則可向西移動,割出德國的版圖以作為補償。史達林也提出蘇聯要合併波羅的海三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羅斯福提議要通過公民投票的方式,史達林則提說要符合蘇聯的憲法。但原則上歐洲戰後的局勢只是個討論,並沒有定案。

亞洲方面,史達林原則上同意在納粹德國戰敗後,蘇聯會向日本帝國宣戰。作為交換條件,羅斯福原則上同意史達林的要求:庫頁島的南部,千島群島,及遼東半島的租借權。這些都是在日俄戰爭後沙俄割讓給日本帝國的領土與權益。

除了對納粹德國的作戰較有定論外,其餘的都只是原則上的討論與同意,但沒有細節。也因此,三強決定後會有期,而雅爾達會議也就在這種背景下展開。

雅爾達會議時,有小兒麻痺而將近63歲的羅斯福,身體狀況已相當不良(羅斯福於雅爾達會議後的兩個月,4/12/1945去世)。邱吉爾也度過了70歲的生日。羅斯福與邱吉爾提議在地中海舉行三強會議,但時年66歲的史達林堅持他的醫生說他不能遠行,所以他提議在蘇聯境內的克里米亞的海邊渡假地雅爾達舉行。飛過半個地球的羅斯福與越過歐洲的邱吉爾兩人先是在地中海的馬爾他(Malta)討論事務,然後到雅爾達。史達林則坐火車扺達。

地點的選擇多少已代表了將升為超強的蘇聯的實力。而多少也代表了英美需要蘇聯更甚於蘇聯之需要英美。大英帝國雖仍掛著強權之名,但於二次大戰中受到重挫,巳光環不再。美國固然是個超強,但對日戰爭的勝負仍是個未知數。雅爾達會議時,納粹德國的戰敗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蘇聯的軍隊離柏林只有60公里不到。相對之下,諾曼第登陸後的英美聯軍在西線的進展並不是很順利。英美聯軍在荷蘭受挫(Operation Market Garden, 9/17/1944-9/25/1944),而納粹也強烈反撲。在歐洲戰局上看起來,英美聯軍的進展沒有蘇聯軍隊的進展來的順利。在太平洋戰爭方面,羅斯福總統的軍事顧問告訴羅斯福,對日戰爭還要再拖上一年半。原子彈的開發仍在進行中,也尚未知道原子彈的威力與效應。在這種背景下,蘇聯的角色便顯得格外重要。

雅爾達會議也就在那個背景下在黑海北端的克里米亞舉行。雅爾達是個海邊的渡假地方,雖然三強及其隨員(共700人)各居於沙皇時代的故宮裡,但設備簡陋,浴厠嚴重不足。KGB也於之前到處暗放監聽器材,英美人員也事先有素。蘇聯雖然同意美國先遣人員去做消毒的工作,但蝨子、跳蚤、臭蟲的問題仍很嚴重。不缺的是大量的烈酒與盛餐。討論有關戰事及戰後的安排固然是首要,但討論浴厠不足的議題卻高居其次。除了羅斯福與邱吉爾有個人的浴廁外,其餘的人(據傳包括史達林在內)都得排隊。雖然地點不良,設備短缺,但雅爾達會議卻也產生了不少協議,而也深深的影響到了戰後的歐洲局勢及東北亞。協議的內容於1946年才公開。而隨著冷戰的開始,雅爾達會議也成眾矢之的。

李堅

財富分配與所得兩極化之七 不平等的事實與歷史演變 —–四騎士與六言聖諭

狩獵採集社會是一個平等的社會,但狩獵採集社會已在人類社會中逐漸的消失中,一去不再回。而我們在離開狩獵採集社會後,也走上不平等的社會。不平等不是問題,問題是在不平等的程度。

平等固然是個理想,但幾乎沒有一個哲學家認為那是個可能。巴爾扎克(Honoredé de Balzac)說:「平等也許是個權利,但舉世沒有那個能將它轉變成事實的能力」(Equality may perhaps be a right, but no power on earth can ever turn it into a fact)。愛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也說:「總會是人上有人。今日去除不平等,明日還會有不平等」(Some will always be above others. Destroy the inequality today, and it will appear tomorrow)。尼釆(Friedrich Nietzsche)則是警告說:「平等的信條是毒藥中的毒藥。因為它表面上是爭取公義,但結果常是公義的否決」(The doctrine of equality! There exists no more poisonous poison: for it seems to be preached by justice itself, while it is the end of justice)。

共產主義是近代社會最有名的追求平等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倡導的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沒有私有制的理想社會。俄共與中共的革命也沒收了富人的財產而國有化了大企業。這兩個國家最後都失敗了。蘇聯解體了,中國在一窮二白下也開始倡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鄧小平也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走資也不行了。

財富分配兩極化之於最近被一再的討論是因為財富兩極化的日趨嚴重。在美國,頂層1%人的收入所得是全國收入所得的1/5,而頂層1%人的財富佔全國財富的2/5。沃爾瑪(Walmart)創始人山姆‧沃爾頓(Sam Walton, 3/29/1918-4/6/1992)的家族財富(2012年時是1150億美元)就大於美國底層40%人的財富總和。

分析財富分配不平均的學者提出許多導致不平等的原因,包括:工業化與否的問題,經濟成長與資本回報的關係,複利的使用,奴隸制度、種性、種族、族群、及性別的因素,移民的因素(移民造成非技術勞工的失業),科技的進展,自動化的原因, …等等因素。但也有學者分析人類不平等/平等歷史的演變而提出另類看法。

2017年,史丹佛大學的教授夏德(Walter Scheidel)出版了《大犁平:從石器時代到21世紀的不平等與暴力》(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夏德的論述是,自古以來不平等是常態。漸趨平等的社會一般都不是常態,而是社會在巨大變革(一般是暴力)下的產品。夏德探討了人類的歷史而認為財富一般都是與政權掛勾的。只要政權及社會穩定,擁有財富的人自然會藉著政權來維護及增加自己的財富。但在社會有巨大變革或天災下,人類社會會趨於較平等。夏德引用啟示錄的四騎士來說明四個造成較平等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戰爭而造成的社會總動員,如兩次世界大戰。為了作戰,政府必須向富人課重稅。而戰亂及硬體的破壞也造成生財及積財的困難。第二個原因是轉型的革命。有名的例子是俄國革命、中共的革命、及古巴卡斯楚的革命。這些共產革命在革命後都採取對富人的清算,並沒收大企業的資財。這兩個原因是近代社會中可以看得到的。另外兩個原因則較屬於過去。第三個原因是政權的垮台。夏德引用的例子如羅馬帝國的垮台或馬雅政權的垮台,結果是均貧。第四個原因是大災害,如黑死病。歐洲中古世紀的黑死病造成約30-60%人口的滅絕。人口大量死亡的結果是勞力的缺乏,而薪資也相對的提高,社會也漸趨平等。

夏德的論述固有其根基,但結局卻也是令人悲觀的,但可能也不是令人覺得很奇怪的。人類大都是自私自利,你爭我奪,而愛財、顧資產如命的。物理學界的泰斗霍金(Stephen Hawking)在2015年估計,依目前人類的生活形式與作為,再一千年地球就無法適合居住,也養不起人類。在2017年5月,霍金做了修正而認為人類只有一百年的時間可照常生存於地球。明末的張獻忠有「六言聖諭」,曰「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殺人如麻的他後來被訛傳為作「七殺詩」。但他的看法卻也與許多環保人士有相同的地方:人類對地球予取予求,但卻沒有付出,也沒有努力去維護地球。對地球如此,對人類社會的剝削亦然。

人類不只自私自利,卻也缺乏智慧而顯得無知。19世紀末20世紀早期,美國的知名多産及左翼作家辛克萊(Upton Sinclair, 9/20/1878-11/25/1968)就有句名言:「當一個人的薪資靠的是他的無知時,將很難讓他了解真相」(it is difficult to get a man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when his salary depends on his not understanding it)。也可解釋成說,當富人在維護自身的權利時,他們會盡量的去迷糊真相,混淆視聽。2016年,億萬富豪川普之當選美國總統,除了受到富裕人士的支持外,也受到成千上萬美國貧窮白人的支持,說明了這個現象。川普選用的閣員除了一個是百萬富豪外,其餘都是億萬富豪,也說明了美國貧富問題的未來。

要求取社會的改善,追求平等與公平,則得提升人民的認知與水平。那是一條遙遠的道路,靠的是教育與討論,與一再的教育與討論。辛克萊的所言顯示了他的挫折感與諷刺,但卻也指示了方向。   (系列玩)

李堅

財富分配與所得兩極化之六 台灣的財富分配惡化原因 —-稅制、科技、公務體系、全球化(中國化)

吉尼係數是一個基於收入調查的結果來計算的,雖不是很精確,也不完美,但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一個趨勢。皮凱提及其團隊所用的基於賦稅的資料,則得以較精準的測量出財富分配的情形。若我們先以吉尼係數來看台灣財富分配的話,則可看出惡化的趨勢。

50年代的台灣是戰後的復甦期,百廢待舉。台灣於1960年代後開始走「出口導向」的模式,而於1964年到1980年間,經濟也以每年大於10%的速度成長。在那同時,台灣的財富分配卻也漸趨平等,吉尼係數由32降到28。這多少印證了皮凱提的經濟成長率(g)與資本回報率(r)的財富分配關係。但在進入1980年代後,財富的分配不均日趨嚴重。吉尼係數在2000年時達到35。在收入的階層方面,頂層20%的收入占全國所得的比率,由1980年的36.8%增加到2005年的40.2%。底層20%的收入占全國所得的比率,由8.8%降到6.7%(Craig Meer and Jonathan Adams: Specter of Inequality Haunts Taiwa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006)。台灣在2014年的吉尼係數則為33.6(CIA World Factbook)。

而據全球財富與所得資料庫(World Wealth & Income Database, WID)的數據顯示,台灣頂層10%的所得在1983年間約佔全國所得的25%,到2001年時升至32.5%, 2008年再升至約37%。金融海嘯後跌至約33.5%, 2012年回升至約38.5%。2014年,頂層的1%佔全國所得的12.99% ; 0.1%的佔全國所得的5.86%;0.01%的佔全國所得的3.09% 。(朱敬一、胡勝正團隊)。他們也發現台灣財富越多的人的所得越靠資本所得,而非薪資。頂層1%的資本所得為41.4%,薪資所得占54%。頂層0.1%的資本所得占所得的60%,薪資所得占28.9%。頂層0.01%的資本所得占83.5%,薪資所得占13.5%

以CIA的資料來看,台灣的貧富差距(吉尼係數33.6)大抵沒有鄰國的嚴重。中國是46.9,香港53.7,新加坡46.4,南韓30.2,日本37.9,美國45。較平等的如丹麥是24.8,瑞典24.9(2013年資料),荷蘭25.1。但以趨勢來看,台灣是有日趨嚴重的傾向。那麼,台灣財富分配不均的原因是什麼?

一個主要原因是土地交易的問題。台灣的鉅富所得靠的是房地產的買賣。頂層0.01%的平均土地交易所得是7627萬元,頂層0.1%的平均交易所得是1805萬元。在2013年,全國只有2%的人有土地交易,這其間的每戶平均土地交易所得是39,364元(朱敬一、胡勝正團隊)。

台灣的不動產交易以美國不動產交易來看是相當奇怪的。台灣的不動產稅率低,而交易稅及不動產稅所靠的都是價格荒唐的公告價格,而非如美國的靠實際價格繳稅。這也自然造成炒房的怪現象,而於2014-2015年間造成全國共有849,869戶空屋,空屋率為10.30%。台北市及新北市的空屋率較低(7.34%,7.81%),最高的宜蘭縣則高達15.98%(內政部營建署)。

台灣稅制的不合理不只是房地產稅而已,也表現在遺產稅上。世界上扣遺產稅最高的是日本(55%),南韓是50%,法國45%,英國40%,美國40%,台灣只有10%(馬英九時期降低,最近稍有微調)(Alan Cole: Estate and Inheritance Taxes around the World. Tax Foundation, March, 2015)。而在營利所得稅方面,美國約39%,日本約32%,南韓約24%,澳洲約20%,台灣及新加坡約17%(吳榮義:租稅改革促進國家經濟發展。《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2017年3月)。吳榮義的建議是台灣的營利稅應調至25%。

不動產交易及稅制固然能解釋部分貧富差距的惡化趨勢,但台灣顯然還有其他的因素造成這個趨向。

科技的變革是許多經濟學者認為是促進經濟不平等的原因。許多新科技的產生也造就了許多爆發戶—台灣所稱的科技新貴。而自動化的過程也提升了生產力與利潤而肥了廠商,但卻使雇用員工遭殃。但許多經濟學者認為科技的更新固然是個因素,但不是一個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在談台灣的經濟不平等時,我們也得考慮公務體系的年金制度與薪資結構。國民黨所建立的公務體系是植根於民族壓迫的政策上的,肥了「中華民族」,瘦了台灣民族。

許多經濟學者也指向全球化為經濟不平等的主因。這在最近歐美的民意轉向閉鎖門戶,反對全球化,可略窺一般。全球化對台灣是一刀兩刃的。過去台灣受全球化之益,經濟得以大幅成長。但在進入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後,台灣開始大量向外投資,結果是貧富差距日趨嚴重。台灣的全球化有一個與其他國家相當不同的所在,台灣的商人大量投資到有眾多廉價勞力,但卻明言要打台灣,併吞台灣的中國。在2005年時就估計有1500億美元投資在中國。在這種過程中卻也造成了四個效應:一是廠商不用求技術升級,而只把原來落後的那一套搬到中國。 二是空洞化了台灣的產業,而同時解救了(或污染了)「大陸同胞」。三是提升了資本回報(r),而惡化了台灣的經濟成長(g),並惡化了台灣的財富分配。四是台商的有如尼佛般的「割肉餵鷹,舍身餵虎」。台商當然不是佛,只不過是割了台灣人的肉,舍了台灣人的身,而去餵那個要併吞台灣的鷹虎罷了。

李堅

財富分配與所得兩極化之五 財富分配與種族的關係 —–兼看美國亞裔人口的財富不均

財富的分布在全球都是不均勻的。而當各國各人種都多多少少移民到美國後,這種不均勻的分配也表現在美國的財富分配上。雖說各國及各人種並沒有基於比例原則存在於美國社會,但美國多少呈現了一個小世界的模式。

以Pew Research依據聯儲的資料(Federal Reserve’s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分析2013年的財富與種族的關係來看,2013年的美國中間(median)家庭平均淨值(net worth)是$81,400(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前的淨值是$135,700)。這其中,白人中間家庭的淨值(median net worth of households)是$141,900年,黑人是$11,000,西裔是$13,700。白人家庭的淨值是黑人家庭的13倍,西裔家庭的10倍。但若以平均(average,而非median)財富來看,白人家庭是黑人家庭的七倍,西裔家庭的五倍。但在1983年,白人家庭對黑人或西裔家庭財富比率只有五倍,在1963年時差距的比率更少。也就是說,種族間財富的差距逐年擴大。

另外一個算法是,一個典型的白人一生賺約兩百萬美元,西裔則賺約一百五十萬美元,黑人賺約一百萬美元(Urban Institute)。研究者也發現,在年輕時各種族/族群的差異尚不是很大,但隨著年齡的增加,這種財富的差距日趨明顯。房地產自有率的多少是一個因素。在2013年,白人家庭的房有率是73.9%,少數民族則只有47.4%。另外一個因素是退休俸(pension)。白人一般較有退休俸的來源.而黑人與西裔人士雖也可以參加退休的計劃(retirement saving plans),但參加的比率較白人低。

在收入占頂層1%的人中,90.9%是白人, 0.2%是黑人, 1.8%是西裔, 7.1%是其他。在其次高收入的9%人中,白人占84.9%,黑人占3.9%,西裔占3.2%,其他人種占8.0%。按, 201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白人占總人口63.7%,黑人占12.2%,西裔占16.3%,亞裔占4.7%,原住民占0.9%,多元占1.9%。

由於亞裔占美國人口的比例不高,加以大都是新移民,而且許多資料顯示亞裔的平均收入較高,也可能如此,許多研究資料常不包括亞裔。但以有限的研究資料顯示,亞裔中的財富分配顯得相當的不平等。亞裔之間財富分配不均的程度大於白人社會中的分配不均。如2015年亞裔家庭的平均收入是$76,761,比白人家庭的平均收入$62,950還要來的高。但亞裔家庭卻有更高的貧窮率。亞裔家庭的貧窮率是11.4%,白人家庭是9.1%(Christian E. Weller, Jeffrey Thompson: Wealth Inequality Among Asians Greater Than Among Whites )。

用平均家庭財富來看,亞裔人士是於近幾年來有所進步。以1989-1998年來看,白人的平均財富是$408 K,亞裔是$363 K。2001-2007年,白人的平均財富是$694 K,亞裔則是$593 K。金融海嘯後的2013-2013年,白人的平均財富是$684 K,亞裔是$673 K。但在分析財富分配的各階層(percentile)時,研究卻也發現亞裔的貧戶比白人的貧戶要來的更窮。2010-2013年, 10.1%的白人家庭沒財富,9.9%的亞裔家庭沒財富。但以在底層50%的中間財富(median wealth)來看,白人是$42,238,亞裔是$18,270。

資料顯示退休俸的缺乏是一大原因。35.4%的白人有固定月俸的退休計劃(Defined benefit pension plan,簡稱DB 。大都是大公司及一般政府機構的退休方式,有固定的月俸。相對之下的401K則是defined contribution retirement plan,月俸靠你的存餘及股市來決定多少),但只有15.5%的亞裔人士有固定月俸的退休計劃。另外一個原因是房地產自有率的差別。2010-2013年,白人的房地產自有率是73.9%,亞裔是59.6%(資料來源同上)。

但我們知道另一個也相當重要的原因是,亞裔的成分相當複雜。許多亞裔是中南半島來的難民,他們由一個本已開發較遲的地方,一無所有,而在沒有準備的緊急之下落腳美國。在這種情況下,這群難民在美國起步就慢人一大截,很難迎頭趕上。而亞裔中也有不少是捲款而逃的經濟犯,或擕大量資金來美置產的,也有許多代表大企業來美投資設廠。這種貧富差距在一開始就是相當大的。而在教育程度影響收入多少的分析來看,美國25歲以上人口有大學教育程度的是28% 。其中白人是31%,西裔13%,黑人18%,亞裔49% (Pew Research: The Rise of Asian Americans. 6/19/2012)。而在亞裔中,越南人有大學程度的是28%,東亞及印度來的則教育程度則皆較高。這種多元現象多少解釋了亞裔間的財富較不平等。

美國於1865年1月31日廢除了奴隸制度。1882年5月6日通過了排華法案 (直至二次大戰中的1943年12月12日才廢止)。1924年通過了排亞,排阿拉伯人,及限制南歐、東歐及猶太人的移民名額。這段時期亞裔人士在美國的經濟利益受到極大的限制,如不能成為公民,不能擁有土地所有權,不能參與工會等等。這些限制都於1965年的移民法案(Hart-Celler Act)中做了修正。美國的種族/族群關係是有改善,但在財富分配的角度來看又是另一番景象。爭取平等與公平是人類的共同需求,種族與族群的對立常是一個產生不平等的因素。但種族與族群的不同不應成為一個阻力,也不應如此就有所差別對待。

李堅

財富分配與所得兩極化之四 美國的鍍金年代2.0 —-資本回報大於經濟成長,超高薪資

2008年,在長年金融操作失控下發生了金融海嘯。2011年9月17日,一群對經濟與社會分配不滿的年輕人在紐約發動了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他們提出了1%與99%這個概念。他們認為美國的經濟操控在頂層1%富人的手中,而一般大眾是無助的99% 。這個運動後來擴延到美國各主要城市,但皆沒有具體的結果。

1%觀念的提出讓社會開始討論美國的財富分配兩極化的問題。而隨著2013年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的出書,經濟運作與財富分配開始成為熱門議題。有人稱皮凱提的著作為馬克思《資本論》的2.0版。而自然的也有人問:我們目前是否是生活在鍍金年代的2.0版?

研究經濟分配及財富分配的經濟學者最常用的是用收入(income)來分析。但皮凱提及其同僚認為用賦稅來研究財富(wealth)較為精確。因為鉅富是不用工作的,並不靠收入維生。他們的紅利及股息固然算是收入,但若依靠收入來測量財富分配則會失真。再加以大部分財富的轉移(遺產、贈與)是外人看不到的。也因此,他們認為財富的分析,聯結上收入的比較,才會成為較精確的量法。

研究美國財富分配的有些學者,分析了一百年來(1913-2013)的財富分配,他們發現財富不均的主要動力來於頂層的千分之一(0.1%)。所以用1913年為起點是因為那年美國開始課徵所得稅。他們發現1913年時財富兩極化相當嚴重,而逐漸惡化到1929年(經濟大恐慌的開始)。此後財富的分配逐漸改善,直至1978年為止。1978年後,財富兩極化日漸惡化至今。頂層千分之一佔全國財富的比例在1979年時是7%,到2012年時是 22%。在2012年,頂層千分之一包括有160,000個家庭,財富皆在兩千萬美元(20.6millions )以上。(Emmanuel Saez, Gabriel Zucman: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data)

歐洲各國大都有或多或少的福利政策,以保障人民生活的最低需求。相較之下,資本主義殿堂的美國則普遍缺乏這些措施。缺乏全民健保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也由於如此,美國是所有西方國家中最不平等的。以頂層的1%與10%的財富佔全國財富的比例來看,美國是41.8%與77.2%;澳洲是13.3%與44.9%;挪威是17.9%與50.1%;英國是17.5%與46.6%;法國是18.0%與50.0%;德國是24.5%與59.2%(資料來源同上)。說來資本主義國家都有這個趨勢,美國只不過較為嚴重而已。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個財富兩極化的趨勢呢?

皮凱提的主要論點在資本回報率(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與經濟成長率(rate of economic growth)的關係。

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已經累積有了全國收入六到七倍的資本。但大戰的爆發將資本減半。二次大戰後,歐美進入三十年經濟的快速成長期(Glorious Thirty)。在經濟快速成長下,人民的所得提高,房價提高,而退休金也穩固。在這種情況下,財富不均就沒那麼嚴重。但在進入1979年後,經濟的成長遲緩,收入停滯。相對之下,資本回報率上升。以法國來看,遺產占總財富的比率在戰後下降, 1970年時升至50%之下,目前已升至70%,而且持續在升高中。

資本回報率的相對提高及錢滾錢,說明了財富兩極化的原因。一個例子是微軟的比爾蓋茲在2006年「退休」後,雖說應該不再有收入,而他也大量散財做慈善事業,但他的財富卻增加了250億美元(50%的增加)。但據皮凱迪的分析與估計,資本回報率的相對提高只解釋了財富兩極化的部分原因。另外一個原因是超高薪資(supersalaries)的產生與增加。

在一般工人薪資從1970年代開始停滯不改善下,頂層百分之一的薪資卻於這段時期增加了165%,而頂層千分之一的薪資則增加了362%。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科技的進步而造成了許多科技新貴,但還是無法解釋全部。皮凱提不認為超高薪資的產生是經濟因素所造成,而認為是政治與社會因素的運作使然。

超高薪資的例子一般指的是執行長(CEO)。執行長的薪資一般是由一個償給委員會(compensation committee)決定的,但這個償給委員會的成員都是執行長指派的。這不就是過去國民黨黨主席指派黨中央委員的獨裁作風。在這種制度下自然越敢的執行長薪資會越高。也如此,諾貝爾經濟奬得主克魯曼認為,美國目前的鉅富可能以執行長為主。靠資本收入的人(錢滾錢,rentier),也是所謂的世代富家 (old money),可能沒他們的多(Paul Krugman: Why we’re in a New Gilded Age. 5/8/2014, New York Times)。而這些超高薪資的人的財富也將會轉給下一代,而使下一代得以靠資本即可維生過好日子(新一代的rentier)。這也成為財富兩極化的惡性循環。靠的是遺贈,不公平的稅制,與敢。

李堅

財富分配與所得兩極化之二 全球財富的大略 —-瑞士信貸與安聯人壽的分析

所有生物都要靠自然界來維生,人類當然也不例外。但人類卻也是最懂得運用及剝削(開發)自然資源的物種。而在這個過程中,一個人造的人類社會也形成了,也創造出了財富。

經濟學家在講財富(wealth)時,一般包括的是只能在市場上做交易的資產(marketable assets)。財富一般包括不動產、股票、銀行存款,在扣除債務後的結餘。也有經濟分析家專注於金融的財富(financial wealth)而已,不考慮房地產。在考慮財富分配時,也有經濟分析家專注於收入所得(income)的差異。所得包括工作所得、利息、及證券的紅利收入,但沒包括已擁有的資產與財富。

在人類社會進入工業革命,科技更新,及全球化的今天,已累積了相當的財富。要了解全球財富的大概,我們可由兩大歐洲的金融機構的分析報表來看:一個是瑞士的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一個是德國的安聯人壽(Allianz)。

以瑞士信貸2016年的全球財富報告(The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6)來看,全球的財富總額是256兆美元。比2015年增加了3.5兆美元,增加了1.4%。但只約等同於人口的增加。每個成年人的平均財富是52800美元,與2015年不相上下。報告也指出,從2008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財富的增加大都源於金融資產的增加。但2016年則是由2008年以來首次有非金融資產的增加。瑞士信貸也注意到從2000年以來,新興經濟(emerging economies)不但大幅促進了全球財富的成長,也影響了全球財富的分配與鉅富的比例。在2000年,新興經濟只佔全球財富的12%,但佔了財富成長的25% 。目前有18%的鉅富(ultra-high net worth population)住在新興經濟體系裡。中國鉅富就佔了9%,比法國、英國、德國、及義大利各國都要來得多。

在財富的分配方面。瑞士信貸用最富有的1%與最富有的10%,與底層的人相比。發現財富不平等只有更惡化。底層50%人的財富總額抵不過頂層1%的財富。而頂層10%的財富就佔了全球財富的89%。

以財富分配的金字塔來看,有9%的全球成年人是只有負債而沒有資產;財富在1萬美元以下的共有35億4千6百萬人,占全球成年人人口的7.32%,財富共6.1兆美元,占全球財富的2.4%;財富在1萬到10萬美元間的有8億9千7百萬人,占全球成年人人口的18.5%,財富共29.1兆美元,占全球財富的11.4%;財富在10萬到100萬美元的有3億6千5百萬人,占全球成年人人口7.5%,財富共103.9兆美元,占全球財富的40.6%;財富在100萬美元以上的有3千3百萬人,占成年人口的0.7%,財富共116.6兆美元,占全球財富的45.6%。

在公布的一些國家中,個人成年人財富最多的是瑞士,約56萬美元。美國的平均成年人財富約34萬美元。英國約29萬美元。法國約24萬美元。瑞典約23萬美元。德國約19萬美元。歐洲的平均約13萬美元。世界的平均是52800美元。中國的平均約22900美元。

另外,安聯人壽的2015年全球金融財富報告指出,全球的個人財富是153.2兆美元。其中美國就擁有了63.5兆美元(占全球41.6%)。前10名除了美國外,中國占全球10.5%,日本8.9%,英國5.6%,德國3.9%,法國3.5%,加拿大3.0%,義大利2.9%,澳洲2.0%,南韓1.6%。

在財富分配方面來看,美國是最懸殊的(吉尼係數80.56),瑞典其次(79.90。註,瑞典已改變政策,撤銷不少福利措施),剩下的前十大最不平等的國家是英國、印尼、奧地利、德國、哥倫比亞、智利、巴西、墨西哥。(America is the richest, and most unequal, nation. Fortune, 09/30/2015)

安聯人壽2016年的全球財富報告(Allianz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6)指出,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全球的私人金融財富(private financial assets)增加了61%,比經濟產值的速度多了一倍。原因是各中央銀行都大量印發錢幣,得利了金融市場的操作。結果是財富分配越加不平均及兩極化,而也削弱了中產階級,使中產階級的數目減少。報告也指出,全球有5億4千萬人可說是屬於高財富階級(high wealth class),比2000年時增加了1億人。其中66%(過去是90%)的人住在歐洲、美國、與日本。

安聯人壽也列了各國個人金融資產(per capita financial assets)的對比。最高是瑞士(170,589歐元,當年1歐元約1.06美元),美國其次(160,949歐元),日本第6(83,888歐元),台灣第8(81,242歐元),新加坡第10 (79,261歐元),南韓第21(27,371歐元),中國第28(11,496歐元)。

要量化財富及所得有其困難,人民到底是很會藏錢的。量化及調查也許有所困難,但都顯示出了分配的不平均及兩極化的日趨嚴重。人不平則鳴,而一些經濟學家,社會學者,與政治學者,也都投入分析分配所以不平均及兩極化的原因。平等固然不見得能解決問題,但公平是需要的。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