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美國行的省思之三 世界民主潮流的倒退 —–民粹主義的興起與謊言的氾濫

在獨立宣言242年後的今天,美國的自由民主體制似乎否定了建國初期一些歐洲人的懷疑,而穩定茁壯了下來。而自由民主體制也似乎在全球邁進:依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4/18/1927-12/24/2008)的說法,從19世紀末的第一波開始(托克維爾訪美時的傑克遜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之擴大投票權,進而發展到歐洲,而於最高時有29個民主國家);二次大戰後進入第二波,有36個國家建立自由民主體制;第三波由 1974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開始,延伸及拉丁美洲,東亞的台灣、南韓、及菲律賓,最後是東歐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在這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浪潮下,固有其倒退所在(如第一波的中斷源於墨索里尼於1922年的上台),但自由民主體制看來是會一直發展下去。不過杭廷頓的學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 10/27/1952-)未免過於樂觀而言之過早的於1992年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福山認為依黑格爾的辯證法模式,自由民主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但目前的世局似乎不是如此。

1989年開始,東歐共產政權的鬆解及柏林圍牆的最終拆除,及接著而來的蘇聯的解體(12/26/1991),啓動了東歐及俄國的民主浪潮。但這波民主浪潮卻於20年不到就開始倒退。一個新的政治名詞也上台了: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這個名詞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語言(oxymoron),因為民主的兩個基本要素是自由與平等。沒有自由談不上民主。但這個名字目前已被廣為使用。這源於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 5/31/1963-)所宣稱,民主並不一定要有自由。2014年7月,奧爾班於一場演講中首先引用了「不自由的民主」這個說辭。

東歐國家中民主倒退的不只是匈牙利而已,原本被視為民主新星而經濟成效頗有成績的波蘭,也於極端保守的法律正義黨(Law and Justice, PiS)掌政後大開民主的倒車。他們封鎖邊界,禁止難民的進入,歧視與壓迫境內的少數民族與同性戀人士,迫害言論自由,控制司法權與立法權,鎮壓反對黨…等等,大肆迫害民主自由。

匈牙利與波蘭是東歐國家的歐盟成員中,開民主倒車最顯著的兩個例子。但這股反自由民主的浪潮也波及了大部分的國家。在幾乎所有歐洲國家中,我們都看到民粹主義、本土主義(populism, nativism)的崛起,而逐漸走向二次大戰前的對抗情況。大多國家都有移民及難民湧入的困擾,文化衝突的問題與威脅(主要是伊斯蘭教),及邊界開放(根據1985年的申根協議,Schengen Agreement)所帶來的融合與同化的困難。英國退出歐盟後,更使得歐盟當初為推動和平與共同市場的努力受挫,而面臨了生存的危機。

但本土主義所造成的「不自由的民主」的危機也不限於歐洲,美國於川普上台前後也被波及到了。川普靠的是排外、孤立的本土主義,種族主義,鉅富的支持,俄國的暗中援助,及福音派基督教的擁護,而登上總統大位的。川普對世界各國非民主國家的獨裁強人的仰慕是人人皆知的。

那麼,為什麼有這一波反民主自由的浪潮?以美國而言,至少有個原因是人們漸漸不再參與任何團體活動與托克維爾所觀察的政治組合(political associations)。不但上教堂的人減少,工會及許多自願團體與政治團體也失去會員。不參加政治團體使人們失去學習民主政治運作的機會(Yoni Applebaum: Losing the Democratic Habit。October 2018, the Atlantic)。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原因。

在20世紀中期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極盛的年代,一些作家(如喬治‧歐威爾的《1984》)要說的是這是一個大謊言(the Big Lie)。大謊言也是希特勒所倡導,而納粹的宣傳機構所一再運用的。當一個謊言,即使很荒唐,被一再的重複時,則許多原本不相信的人也會採信。而更重要的是,共產黨,法西斯,與納粹都用暴力作為後盾去增加「說服力」。但在目前的歐美社會及其他國家中,謊言也不需要很大,只要一再透過現代的網路與社群去重複中小謊言;也不需要暴力,則許多真相都會被曲解,而正當的自由民主體制的運作都會受到損害。這也是我們所了解的四處氾濫的假新聞(fake news)所造成的傷害。而許多假新聞也都順著一個人們喜歡聽的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的故事方向推進,其破壞性是相當大的。

促成人們容易接受假新聞的原因除了是無知與認識淺薄外,也因為在現代的多元社會中許多人有不安全感。以美國的種族問題來看,戰後各國移民,尤其是墨西哥與中美洲大量移民的湧入,使過去占多數的白人漸漸失去主導地位,而估計將於21世紀中期也會變成為少數民族。有危機感就會使有些人走回人們最原始的部落主義(tribalism)而黨同伐異起來。我們在美國也看到了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ist)及仇恨團體(Hate Groups)的抬頭。這尤其是在川普上台後大為增加,不是一個偶然。

仇恨力量的推動與假新聞的運作,再加上不再參與一些政治團體以了解民主程序的運作過程,使一個自由民主體制由內而外的撕裂開來。這些在推動部落主義、仇恨文化、剷除異己的人所沒體會到的是:在一個程度上我們都是異己。有如原來支持納粹的牧師尼默勒(Martin Niemöller, 1/14/1892-3/6/1984)所說:當納粹依序破壞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工會、及猶太人時,他都保持緘默。因為他不是共產黨、不是社會民主黨、也不屬於工會、也不是猶太人。但當他後來參與簽署一份路德教會反對納粹做法的連署書而遭到逮捕後,已沒有人為他說話了。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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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維爾美國行的省思之二 民主政治的三大危機 —–多數暴力,個人主義,國家暴政

美國社會的平等在當時的歐洲是前所未見的。托克維爾與柏馬特還是難以想像他們當時能到白宮造訪傑克遜總統,而傑克遜總統也親身招待他們。托克維爾也指出那時的白宮還不是很正式。當亞當担任總統時,在與訪客的會談中還被一名齒科醫生的到來而臨時中斷。等這名齒科醫生拔完亞當總統的牙齒後,會談才繼續下去。

在當時那麼個平等社會(至少對白人男人而言)中,大部分人卻都是文盲而目不識丁,沒有什麼教育可言。托克維爾也發現陪審制度常常變成一般平民接受公民教育的機會。雖然大部分人都是文盲,沒什麼教育可言,但人人平等的觀念卻是根深蒂固的。在那種文化背景下,托克維爾覺得美國的一般人都認為他們的意見很重要。他也看出相當多的民選官員水準奇差(James Wood: Tocqueville in America, 5/17/2010)。這種社會與歐洲有貴族傳統,及尊重學者專家的精神相當不同。也與英國傳統上尊重並容許怪異人物(eccentric)的文化相當不同。在美國,民主政治表現出了多數統治可能出現的問題。在書中,托克維爾引用了一個於1812年發生在巴爾的摩(Baltimore)的慘案為例,來說明他所要闡述的想法。

在英國與美國的1812年戰爭(War of 1812)期間,一家巴爾的摩報紙刊登反戰的言論。膽敢在戰爭期間刊登反戰的言論,引起暴民的包圍這家報紙。但民兵拒絕保護編輯人員。結果,編輯人員被帶到監獄以做為保護。但該晚,暴民衝進監獄中打死一名編輯,讓其餘的編輯與記者瀕臨死亡而讓其自生自滅。當暴民領袖最後被起訴後,陪審員拒絕將他們定罪。托克維爾指出這是美國民主政治的最大挑戰。而他也首次引進了「多數暴力」(Tyranny of the majority)這個觀念(Adam Cohen: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n and Now, a Struggle Against Majority Tyranny, 1/23/2006, The New York Times)。

也因大家都以為他的意見特別重要,但沒考慮到他們自身的教育與認識水平,托克維爾在一個程度上也相當輕視美國民選官員的水準。因為許多民選官員表現得相當無知與沒水準。但托克維爾並不是反對歐洲的走向民主之路的,他要的是要歐洲人好好準備歐洲的未來,取長補短的善用民主的推動與到來。這是與托克維爾一直有通信的英國政治經濟學者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對托克維爾「多數暴力」現象的解讀。密爾也感謝托克維爾讓他更了解到,在一個多數統治的政府中,一些怪異見解的知識分子(idiosyncratic intellectuals)存在的重要。沒有怪異見解的知識分子的存在,或受到尊重的文化背景,多少也使托克維爾相信那是美國民選官員水準低落的原因。他也認為在美國,最優秀的人不會走入政治界,而多少會向學術界或其他行業發展。這是因為在「多數暴力」的壓力下,少數常常沒受到保護與尊重的緣故。

除了多數暴力外,托克維爾認為其他兩項可能會危害到民主制度的是個人主義與國家暴政(despotism state)(Alexis de Tocqueville’s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philosophy.com)。

對托克維爾來說,傳統的歐洲社會是建立在貴族制度上的。貴族制度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社會結構並維持了社會的穩定。一個貴族與領域內的人民是個地主與佃農的關係,有主從關係,但也有互相的義務與職責。不同層級的貴族也層層疊架而建構了整個社會的架構,而維持了社會的秩序與穩定。但在沒有貴族制度的美國,傳統的社會結構消失了,而個人也走向孤立,變成時而無助的情況。在這種個人主義的背景下,個人的聯繫與脈絡轉向有限的小團體與組織,失去對大局的了解與關注。這種孤立將會影響到民主制度的存活,因為民主政治所依賴的是人們對權力運作機制的參與。個人主義因民主制度產生,但孤立的個人若不參與政治,則將會危害到民主制度的存在。而國家暴政也常在這個背景下產生。這是因為在個人主義下,社會也相當平等,而人們也常頗自滿於這種成就。在這種社會中,國家權力的擴張可能會受到忽略,而使應有的制衡失去其功效。

但托克維爾對他所觀察到的民主政治的三個危機也並非完全悲觀的。他對英美的司法體系寄予極大的期望。他認為法庭有能力矯正民主制度的偏差。另外,他也注意到了美國社會的各層級都充滿了自治的精神,也都自發性的成立了各種自主、自願的團體。每個小城都充滿了形形色色的政府機構與委員會來處理地方事務。這些托克維爾所稱的組合(association),尤其是政治組合(political association),他認為對維持民主政治相當的重要。有關宗教、商業、與法律的民間組合(civil association)固然也重要,因為他們也要建基在民主政治的運作原則上,但政治組合對修正民主政治的可能偏差才是主要的。在當年,有許多歐洲的分析家認為美國這個民主實驗很快就會步入混亂的局面。相信民主是未來的托克維爾固有他對民主政治的擔憂,但他的觀察分析與對未來是民主的信心,在將近兩百年後的今天,證明他是對的。

李堅

托克維爾美國行的省思之一 19世紀初年的美國民主政治 —–《美國的民主》至今仍有其切實性

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美國與歐洲都處於一個急速變化的轉型期中,尤其是美國的獨立戰爭(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或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 4/19/1775-9/3/1783)與法國革命(5/5/1789-11/9/1799)表現的特別顯著。兩者都有其歷史上的意義。接著而來的拿破崙所發動的一系列的戰爭(5/18/1803-11/20/1815)也引起英國與美國1812年的戰爭(War of 1812,6/18/1812-2/18/1815)。這都顯現了美國與歐洲事務的互動與關聯。美國的獨立建國及民主共和的建立引起許多歐洲知識分子的好奇,因為這是當年在歐洲君主政治下的一個嶄新的社會政治實驗。而確實也有一些智識份子到美國考察並為文著書。這其中最有名,而也可能影響最深遠的是一名法國貴族裔的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7/29/1805-4/16/1859)。

托克維爾生於拿破崙自己封冕為皇(12/2/1804)的第二年。他的父母於法國革命中的恐怖統治時期(Reign of Terror,1789年7月到1794年7月)曾經入牢過,而兩人也都差點被送上斷頭台。托克維爾母親的家屬是有一些人被送上了斷頭台。可以想像的是他的父母同許多法國貴族一樣,都認為法國革命是個偶然(accident),也是個錯誤(mistake)。是偶然,因為如果法國貴族政府能善於處理政治,則革命不應該會發生。是個錯誤,因為民主打掉了他們所認為珍貴的事務(De Tocqueville and the French exception. The Economist, 8/9/2018)。但托克維爾有與他父母不同的想法。托克維爾認為民主是一個趨勢,代表了未來。

對政治有興趣的托克維爾有良好的身世教養,也有良好的教育,又是貴族裔而有父母的身家關係,本應是政治前途大好。但在那個動亂的年代,貴族身世固有其優點,但也時而有危險。深信自由與民主的他在一次政治生涯的危機中,感覺到前途可能受挫。於是藉著那個機會向政府申請到美國考察獄政,結果獲准了。1831年4月,托克維爾與他的終身好友柏馬特(Gustave de Beaumont)出發到美國做考察。名義上是考察獄政,但他們兩人的興趣都在於觀察、了解、與分析美國這個新獨立國家的自由民主體制。在1831/1832年的九個月中,他們兩人由東岸到密西根,向南到紐奧爾良。他們搭乘汽船,馬車,也騎馬,也划獨木舟。他們參觀了各級政府,拜訪了200人。包括當時的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son),也拜訪了前總統亞當(John Quincy Adams)與最高法院的法官(Joseph Story)。在訪談中,托克維爾的紀錄多達14本冊子。

1832年,托克維爾與柏馬特回到法國。他們很快就出版了獄政考察的報告書(O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rance),主要由柏馬特操刀。托克維爾則積極的從事他對美國民主制度所了解的分析著作。1835年他出版了《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的首冊。這本書於幾年內就被翻譯成英文、比利時文、德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丹麥文、及瑞典文。也為托克維爾帶來了一筆小財富。1840年他出版了《美國的民主》第二冊。這本書的全集也備受好評。很快的就在美國被看成是一本經典著作。帶有社會學、政治學、及歷史眼光的他所寫的這本書,也成為目前的學者想要了解19世紀的美國民主政治的最佳著作。

托克維爾記敍了一些生活小節上的觀察。如美國人很早就吃早餐,餐點卻相當的落後而很少有葡萄酒。生蠔的吃法也與法國不同。而女人則於婚後失去她們的自主獨立而重貞節。本身雖也有宗教信仰而也重視他的天主教信仰,但他對美國人的相當虔誠與重視宗教感到訝異。托克維爾對宗教的態度多少與伏爾泰所說的,宗教不一定代表真理,但宗教是一個「有用的信仰」(croyance utile, useful belief)。也就是說,宗教有它良好的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但未必代表真理。

但托克維爾最主要的觀察是美國的民主制度與運作。民主的兩個主要成分是自由與平等。他見證了美國報業與出版的自由尤甚於法國。他也看到美國人相當的平等對待。見面以握手寒暄開始,而幫傭的人也有如鄰居到你家幫忙一般,沒有明顯的主僕關係。這對於貴族出身的他之習慣於歐洲的繁文縟節自有其新鮮味。但他也看到了這種平等只限於白人男人,而不包括女人,黑人,與印地安人。他不了解雖然基督教文明早已廢除了奴隸制度,但為什麼在自由民主而又重視基督教信仰的美國,卻採用了奴隸制度。在賓州,他也看到了自由黑人被威脅不得參與投票。但他也對黑人與白人能否同化頗有疑問。在田納西州的孟菲斯(Memphis),他們看到了一名聯邦官員「依法」(Indian Removal Act of 1830)帶領一群印地安人(Choctaw Indians)由林中走出來。這群印地安人「同意」被「驅逐出境」到那時被界定的「印地安領域」(Indian Territory,目前的奧克拉荷馬州)。當印地安人登上船而船隻開始離去後,知道不能跟隨而被拋棄的狗兒們紛紛跳入冰冷的水中,游向船隻,要跟隨他們的主人。那一幕對他們相當震撼。

除了上述平等的一些問題外,托克維爾也看到美國民主政治的一些問題。民主政治在實行上也非那麼良善完美而是個萬靈丹的。在書中,托克維爾也對美國的民主政治做了深度的分析探討。

李堅

人類的遷徙與移動之八 客觀有所需要但主觀難以接納 —–移民及難民應是先進國家的未來

人類的移動固然自古就有,但在過去沒有邊界管制的年代,談不上有什麼移民與難民 。大量移民的產生是發現新大陸之後的事。而真正有難民問題的大量產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戰更製造出了大量難民。台灣大量難民的湧入並非直接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是源於國共內戰後國民黨戰敗的結果。

可能源於當年以國民黨為主體的中華民國,本身就是個非法移民及難民的團體,在台灣,移民的概念在過去並沒有正式化。台灣在過去只有所謂的出入境管理。直到2007年才開始出現有移民的字樣,由「入出境管理處」改名為「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2015年1月2日再度正名為「內政部移民署」。

二次大戰後遣回約38萬名日本人,及1949年前後湧進的約兩百萬難民,說來都是近代台灣的特例。但在台灣史上人口的移動是持續不斷的。從早期荷蘭人的到來,及其引進漢人做墾殖。鄭氏來台後漢人移民的增加,及後來日本人的到來,都一再的由外引進移民。國民黨的來台固然是最大宗的「移入」。而在進入60年代後,也因為工業化而使鄉間人口開始往都市及工業區集中。在同時,台灣也有大批大學畢業生往國外留學,而造成人才外流/留的現象。進入90年代後台灣開始引進大量的外勞,而同時也有許多台商移往中國、東南亞、及世界各國。有人口移動自然會有婚姻的結合。在東亞國家中,台灣外籍配偶的比例與南韓(2008年時11%)及日本(2006時6.1%, 2008時5.1%)不相上下。在2017年,台灣的外籍配偶(不包括港澳僑生)已超過53萬人。 以2009年的資料來看,在40.1萬外籍配偶中,中國人占65.4%,越南人其次,占20.5%,印尼人占6.5%。而在外勞人數方面,到2017年11月底已達67.4萬人。可以想見的是,也將會有不少外勞會定居台灣。

1949年後的台灣是湧進了一大堆的移民/難民/流亡政府,在九十年代後也引進不少的外勞與外配。那麼,台灣到底是不是一個移民社會。

不少台灣人喜歡說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這個說法固然有其歷史的事實,但更確切的說應該是一個移民後代的社會。除了外勞(還不能説是移民),外配,逐漸增加的港澳移民,及少數的外籍人士外,台灣基本上是一個相當同質的社會。大部分都由漢人社會來,而還談不上是一個具有全球面向的多元化社會。即使在2016年首遭以新住民身分當選立法委員(國民黨不分區)的林麗蟬來看,她本身是柬埔寨華人。為什麼說台灣社會相當同質,我們可以用一個國家中在外國出生人口的比例來看。

在歐美國家中,在外國出生的人口比率都由過去的個位數跳升至當今的的十位數。以 2015年的資料來看,在外國出生的人口比率在瑞典是16.5%,德國是15%,美國是14.5%。歐美的國外出生人口組成在過去十年來有相當大的變化,這也是為什麼在歐美國家中開始出現了反移民的本土浪潮(Nativism,或Populism),因為外國出生人口的比率增加的速度相當的快。相對之下,台灣的新住民若以外配(40.1萬),外勞(目前近70萬)及已在學校的學童來看(2015年時是 21萬),比率約為總人口的5.7%。而且台灣的新住民大多由東南亞與中國來,在種族與文化的衝擊上沒有歐美國家的移民/難民問題來得那麼嚴重。

不同文化與族群在初碰面及交往後,摩擦與衝突是難以避免的。但你若以客觀的數據來看,歐美及東亞的先進國家是應該歡迎移民與難民才對的,因為會對自己有益。歐美及東亞的先進國家(日本、台灣與南韓)都面臨低出生率、人口萎縮、及老化的問題。這些國家的人口成長都不是停滯就是倒退。有緩慢增加的大都源於移民與難民。以美國中情局的資料來看(CIA: The World Factbook),全球的中間年齡是30.4歲。但在這些先進國家中,中間年齡都已超過40歲。德國47.1歲,日本47.3歲,城邦的摩納哥53.1歲,瑞典41.2歲,瑞士42.4歲,南韓41.8歲,台灣40.7歲,新加坡則只有34.6歲。但觀看開發中國家都在二、三十歲左右,有些還只有10幾歲。中國37.4歲,越南30.5歲,印度27.9歲,阿富汗18.8歲,烏干達更只有15.8歲。你若將全球看成是六、七十年代時的台灣,那時鄉間的年輕人口流向大都會及工業區的現象,則目前及過去全球人口流動的現象便很自然,而也容易了解。

就客觀事實而言,先進國家都應該歡迎移民與難民。因為少子化,人口老化,稅收的減少,經濟的停滯及可能倒退,都是應該歡迎移民及難民的理由。台灣在過去曾大量前往四處留學及移民,也受到了當時先進國家的開胸歡迎,更多此應該歡迎移民及難民的理由。但人從來就不是一個理性的動物,而更可怕的是,人是部落性很強而自私自利的動物。一時間大量移民與難民的湧入是會造成社會的難以調適。減少問題的方法在於有計劃的安排移民的數量與速度。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有計劃,按部就班的移民與難民政策。另一方面,文化與宗教固然都意欲為人類社會帶來文明與慈悲,但文化與宗教卻也常成為排斥異己的工具。若我們拋開文化與宗教的異而求取人類社會的共同性,則人文主義(Humanism)也許是最大的公約數。 (系列完)

李堅

人類的遷徙與移動之七 那個「狗去豬來」的年代 —–台灣在二次大戰後的難民與移民

五十年代的台灣,年幼的我時而會看到一位衣衫襤褸、老態龍鐘的日本老婦人,到家中拜訪父親。除了閑聊外也會帶一些東西來販賣。這位我們稱為有馬樣(有馬さん,Alimasan)的老婦人後來就不再來了,傳聞說她可能已回日本去了。有馬樣看來是當年一直想要留住台灣而不想回日本的最後一批人。

家父有沒有買過有馬樣要販賣的物品,不得而知。當年只記得我們家中藏有不少日文版的西洋文學巨作。那時還真以為我那個「牛牽到東京還是牛」的家父(他天上有知可能會說我是個「牛牽到美京還是牛的宜蘭牛」)這麼有文學素養。後來聽家母說,那些都是日本人被迫離台時亟欲變賣家當的結果。

家父看來只買了一些舊書。但當年在遣返日僑的混亂局面中,有不少台灣人是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接收」了日產的。初中到台北讀書時,住在家父一個校友的家中(也是診所)。只記得那一棟龐大木造二樓的日式房屋,相當典雅有氣派,也置有一些日本及西洋的藝術品。那時只隱約聽聞說,這棟房子與醫學器材是他由他的日本老師「傳承」下來的。

依據1946年2月16日,「台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公布的「日僑遣送注意事項」,標準分甲乙兩種。甲種係志願留台但政府認為無留台需要者應立即遣送回國。乙種係自願回國者,但具有學術技術或特殊專長之智能,而政府認為有留台之必要者,仍應繼續征用令其留台。回國日僑除了日常用品外,不得帶照相機、雙眼望遠鏡、貴重金屬、及寶石藝術品。每人攜帶現鈔以不超過一千日元為限(《民報》,1946年2月)。在這種規定下,當年的日本人自然在台灣留下一大片的產業。在那時,接收的豈止是國民黨政府而已,民間也有。可見有些人還可真是無橫財不富。但富裕大都是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的。

日治時期的總督府將台灣的人口大致分為三類:內地人,也就是日本人;本島人,也就是漢人;蠻人,也就是山地原住民。1944年7月15日,總督府做了一次臨時戶口調查,顯示在台日本人共有319,808人(台灣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表)。為了因應遣返作業,總督府於1945年10月1日,針對日本人做一次臨時戶口調查(不包括軍人)。發現共有106,201戶,384,847人。其中男性200,026人,女性184,821人。在回答回國意願與否的323,269人中,182,260表示要回日本, 141,009表示要留在台灣(Katakura Yoshifumi片倉佳史:The Wansei: History’s Castaways Look Homeward to Taiwan)。意願是一回事,遣返與否是操控在當年陳儀政府的手中。對許多當年要被遣返的日本人來說,台灣已經是他們的家鄉。回到陌生而甚至都沒有親友的日本,是相當大的一個挑戰。這些灣生也因而都結合在一起。他們於1951年成立了台灣協會,互相幫助同為灣生的人。據片倉佳史的調查,這批灣生在日本都有比一般日本人都要來得好的成就。除了互相幫助外,也因為在當時台灣的歧視教育政策下,他們都接受了較良好的教育。

被遣送回日的日本人嚴格說來不是難民,因為遣返地是母國。但對許多在日本已無親友的人而言,無異是難民。以之前台灣是日本的領地這個事實來看,這些人也可說是被迫移居國內他鄉的人口(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

「狗」去了,「豬」也就來了。這是二二八事件前後民間所傳的「狗去豬來」,描述的是嚴苛的日本殖民政府離去後,來的是貪污、厚黑、好吃懶做、而一事無成的國民黨。

戰後初期到底有多少中國人來台,查不出詳細的資料。但以1945年擔任公職的人數比例來看,職員總人數共44,451人,其中外省籍人數有28,234(占64%),台籍人數9,951(占22%),日籍人數6266(占14%)。中高層官員人數不是很清楚,但台籍人士僅約5%左右,而可能也大都是半山。除了政府官員、職員、與軍人外,民間人士也紛紛來台,但這些總人數都不是很清楚。一般同意的是在國共內戰結束後,有近200萬國民黨政府與人民逃難到台灣。在當時全台只有600萬人的台灣,這是一個相當驚人的難民數目。台灣後來又接納了韓戰後參與共軍,但不願回中國的一萬四千名名軍人。1955年的「一江山之役」後,也接納了由美國協助運送過來的28,000名所謂的「大陳義胞」。台灣在那段短期間內,有那麼一大批相對於人口的大量難民的湧入,在人類歷史上可說不多見。但台灣是多多少少平穩的走過了那段時日。早期軍隊進駐學校而教室短缺,及都市中到處都有的違章建築如今已不再。那一段歷史並不存在於當今的年輕人記憶中。

有異於韓生效應之認為第二代移民會盡速、盡量美國化(本土化),戰後到台灣的這批中國難民/移民的第二代(與筆著同一代),多少由於教育與社會政治的因素,可都很中國,很排擠台灣本土。進入第三、四代的今天,卻都已產生出了所謂的天然台/天然獨。也許吧,韓生效應多少要基於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而不是台灣過去戒嚴下的洗腦社會。台灣要到外省第三代才能達到韓生效應的第二代,也可說我們至少被國民黨浪費了一代。

李堅

人類的遷徙與移動之六 民族熔爐與韓生效應 —–兼看台美人的未來

到美國留學後定居下來也好,或是移民來美國,或是經商,台美人已都進入第三代了。家家戶戶固有不同的經驗,但我們難免都會有個問題:在美國這個移民的大熔爐裡,台美人的未來是如何?台美人的認同是否就會慢慢地消失?

美國最近幾年來對移民(合法與非法)都相當排擠,一個相當大的原因是白人社會的焦慮。因為大量移民的湧入及相對性較高的生育率,將會使白人的人口不再占多數的主導地位。一個統計是,到2046年,美國將不會有一個族群是佔多數(目前是白人佔多數)。一般稱為多數少數(majority-minority)或少數多數(minority-majority)。夏威夷很早就是多數少數。加州也於2000年就成為多數少數。目前還是多數,但將於未來會成為少數的白人,自然會心生焦慮而排擠移民。但排擠歸排擠,大部分的美國人以第三代的美國人自居(蓋洛普2001年6月的名意調查)。也就是說,他們認為他們是移民的第三代。這個數目於今天只會更高。雖然大部分的美國人與移民有多多少少的關係,但他們的認同如何呢?

一個研究西裔(Hispanics)與亞裔第一世與第二世移民的認同的結果顯示:在亞裔方面,69%的第一代亞裔移民以來源地認同為主, 18%以亞裔美國人自居,9%以美國人自居。但到第二代時,45%以父母的來源地作為認同,23%以亞裔美國人自居,27%以美國人自居。西裔方面,西裔的一世與二世的認同問題與亞裔不相上下。但在維持先祖來源地的語言來看,西裔與亞裔有顯著的不同。有49%的一世亞裔認為應保持自己的語言,37%的二世認為應保持自己的語言。在西裔方面,有82%的一世認為應保持自己的語言,68%的二世認為應保持自己的語言。(Pew Research,2013年2月)。但另一個研究顯示,西裔的認同在減少中,有11%的西裔後代並不認同自己為西裔(Pew Research,12/10/2017)。

在與異族的相處上來看,有49%的亞裔覺得與異族的相處良好,但只有26%的西裔如此認為。以二世來看,64%的二世亞裔認為與異族相處良好,西裔則為52%。與異族通婚的比率一般能夠衡量人與人間(或族群與族群間)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也會導致未來認同的變化。以美國總人口來說,與異族通婚的比率是8%。比率由60年代開始逐年上升。二世亞裔與異族通婚的比率達23%,二世西裔與異族通婚的比率達26%。雖然在美國各族群中,與異旅通婚的比率有逐年的上升,只是快與慢的問題。但亞裔人士與異族通婚的比率反而有逐年下降的趨勢(Pew Research,5/18/2017)。一般推測的原因是可能有較多的亞裔移民的湧入,使求偶的對象相對的提高。

因為異族通婚率的逐漸提高,或各族群漸漸的融入了美國這個民族的大熔爐中,各族群最終是否都會失去他們的認同呢?

一個19世紀末的美國歷史學家(Frederick Jackson Turner)首先提出,要了解美國歷史不應只專注於東部的新英格蘭,而應重視那時還是被認為是邊界(frontier)的中西部。因為開墾者會拋棄掉他們歐洲所帶來的文化傳統而形成一個新的美國認同。此後一個在威斯康辛州出生的丹麥裔歷史學者韓生(Marcus Lee Hansen, 12/8/1892-5/11/1938)於1938年發表了一篇論文:「第三世移民的問題」(The Problem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Immigrant)。韓生的論述是,第一代移民屬於舊世界,第二代移民盡量要美國化而拋棄父母那一代的文化,但已全部美國化的第三代卻想要了解與回復祖父母那一代移民來源地的文化(What the son wishes to forget the grandson wishes to remember)。這也是所謂的韓生效應(Hansen Effect)。

韓生在這篇論文發表後沒多久就去世,他這個論述也缺乏一個較完整的研究與探討。韓生效應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歐洲移民。這個論述固然不全為歷史學界與社會學界所接受,但這個論述之不支持民族大熔爐的說法(各族群都被「熔化)掉了),卻也為二次大戰後的美國多元文化倡議提出了辯解。韓生的多元文化觀在那個時代只限於歐洲文化(Joseph Dewey: Hansen Effect)。因為民族大熔爐之說多少影射美國是一個模板製造工廠,但那不是我們所了解的美國。戰後的美國有大量亞裔與西裔移民的湧入,後代雖然也都美國化了,但文化的多樣性是一直都存在的。

台美人移民美國的歷史經驗與其他民族/族群是相當不同的。因為台灣移民美國的早期人士都是受有高等教育的人才。後來移民及來美經商的也都不是中下層社會的窮人。這與其他的民族/族群的移民來美之不同是因為,大部分國家的移民大都是由中下層社會來美國討生活的。台美人的未來呢?隨著台美人已進入第三代而移民來美的已漸漸減少之際,可以想見的是台美人這個族群並不會持續擴大。再加上與異族通婚,語言、文化與歷史認同難免會複雜化。台美人這個族群雖然不會成為一股主要而強大的力量,但我們至少應求取在學術界的明顯度與茁壯。在美國的亞洲研究學會(Asian studies)過去有各個不同文化、族群、與國家的研究,就是沒有台灣研究(Taiwan studies)。台灣研究於2004年才開始獨立開來,目前北美的大學已有六間獨立的台灣研究。而這台灣研究及其他相關台灣的研究應該是台美人得以大力支持的。我們人少不能拼「人海戰術」,但我們可以拼腦力所能造成的對社會及國際的影響力。

李堅

人類的遷徙與移動之五 當今難民問題甚於二次大戰時期 —–但歷史有給人類一個教示嗎?

經過戰亂與動亂的難民是所有移動人口中最脆弱的一群,因為他們幾乎都是在一夕之間被迫遷離而毫無準備的一群人。以前與一些由中南半島逃出來而住在美國的前難民交往中,發現許多仍然心有餘悸,不能相信美國社會的安定,常常就近放有一袋必須的物品,準備一有動亂時可立即拔腳而跑。他們對人類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有相當深刻的體會與了解。

雖然難民相當脆弱而也處境堪憐,但難民卻也是到處都受到歧視的。包括已安定下來的前難民對新難民的歧視。而這種現象不是今天才有的。

納粹上台後,德奧境內的猶太人急於往外逃難。尤其在1938年11月9日及10日的「碎玻璃夜」(Kristallnacht,英文Night of Broken Glass)之後。所以稱為「碎玻璃夜」是因為,納粹民兵與一些德國民眾針對猶太人的商店與會堂(synagogue)進行破壞,打得滿街都是碎玻璃。在1933-1941年間,德國境內就有34萬猶太人往外移名(Holocaust Encyclopedia)。但在同時,美國也於1924年的移民法案(Johnson-Reed Act)後緊縮移民。尤其是限制東歐、南歐、與猶太人的移民配額,也阻止了亞洲人的移民美國。1939年5月27日,一艘由德國漢堡出發的郵輪(St. Louis)載滿了以猶太人為主的937名乘客。這些可都是非等閑的猶太人,都是有錢的。他們都繳了古巴過境的簽證費(當時的300到500美元)。但船到古巴時,古巴政府大都拒絕了他們的上岸。船轉到邁阿密也被拒絕靠港。當時(1939)財富雜誌(Fortune)的民調顯示,83%的美國人反對提高歐洲難民名額。而同年的蓋洛普民調也顯示,2/3的美國人反對接納那時的一萬名德國猶太難民兒童的入境美國。這艘船最後只有於6月6日返回歐洲。但在大西洋兩岸猶太人與民權團體的呼籲奔走下,最後由英、法、荷、及比利時四國接納了這些難民。

但猶太難民只是歐洲在二次大戰前後中難民的一小部分而已。當時歐洲就有四千萬難民四處尋求庇護。戰後的動亂也製造出了一大堆難民。中歐、東歐及蘇聯也將有些都已在當地居住有數代的日耳曼人「趕回」德國。估計有1200萬日耳曼人被「趕回」,許多都死於途中。

越戰前後,中南半島也產生了大量難民。其中有250萬人後來被安置在美國、澳洲、與歐洲(聯合國UNHCR資料)。有多少人死於海上或海盜手裡,難以確知。但由我訪談的一名前越南難民釋慧威(Thich Tue Uy)表示,他的估計是:在船民(boat people,也就是難民)中,有1/3最後抵達難民營,有1/3被遣送回國,有1/3死於海上。在死於海上的這些人中,有1/3死於海難,有2/3死於泰國漁民轉成為海盜的手中。

釋慧威是出家人,1990年10月逃離越南。70人擠在一艘長15公尺的船上,船縁離海面只有一尺,大家盡量不移動以免翻船。在最後幾天沒水沒食物後,抵達聯合國最後一個難民營—在印尼的Gulang。他在那難民營住了四年,最後通過面試得以來美。他說,有許多人因為沒通過面試(被認定不是難民)而抓狂,有幾百人自殺、上吊、或自焚。本身是和尚的釋慧威 說他在難民營中儘量做心理輔導工作(來美後他取得社工MSW及心理治療師MHT的資格)。難民的苦難不是外人所能理解的。

以聯合國難民署(UNHCR)的資料來看,全球共有6850萬被迫遷徙人口,其中4000萬是內部被迫遷徙人口(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2540萬是難民,314萬是尋求庇護的人。目前全球五大難民來源國是:敘利亞、阿富汗、南蘇丹、緬甸、與索馬利亞。目前這種大量被迫遷徙人口的嚴重性尤甚於二次大戰前後的那段時日。但不幸的是,一般人類社會的反應是視若無睹,甚至是落井下石。

原本有白澳政策的澳洲本就不是很歡迎難民及非歐洲移民的入境,而澳洲在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的境外難民中心也相當不人道而為人詬病(Mark Isaacs: There’s No Escape From Australia’s Refugee Gulag. Foreign Policy, 4/30/2018)。美國在川普上台後更是緊縮難民的入境,而原本因過去的慘痛經驗而開胸歡迎的歐洲也緊縮了起來(Paul Hockenos: Europe Has Criminalized Humanitarianism. Foreign Policy, 8/1/2018)。但可能相當諷刺的是許多曾經是難民的猶太人在建立以色列75年後的今天,製造出了大量的巴勒斯坦難民,而也繼續壓迫、排擠、與迫害難民。一個非正式的訪談中顯示,許多在美國的越南人支持川普限制敘利亞難民的政策。好像忘掉了他們曾經是難民的那一段歷史。

這些種種都難免令人省思:人類到底由歷史中學到了什麼?看來似乎有所改善,但卻一再重犯過錯。應是全球人類社區中一員的台灣也該省思:難民法草案在2005年首次提出,而於隔年加入政治庇護條文後,延宕了十年而最終於2016年7月完成初讀,但二讀、三讀仍不知何時。海島地理是台灣的天然屏障,但海島地理不應造成孤立的文化。自由民主與包容才會是台灣最有力的武器與保障。而移民與難民是應予以包容並接納的。台灣雖然不要「門庭若市」,但至少也要有來有往。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