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區。標準時間 —-時區的政治意味

《西遊記》中提及「天上一天,人間一年」,而日本的童話「浦島太郎」也有浦島太郎遊龍宮,遊玩三天而已,但回來時人間已過三百年的故事。佛教中也不乏天界與人間在時間上的不同。人間有很多的不平等,但時間對每個人都是一樣對待的。但在如何界定時間上,就會因社會及政治而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一個農業社會的寫像,就時間的觀點來看倒也簡單:只有日出,日正當中,日落三個時間。但進入工業社會後,這個簡單的時間觀念就顯得不足。就歐洲而言,雖然計量時間的工具 — 時鐘,於 17 世紀時就已開始被使用,但各地區仍都使用他們自己的計時標準,並無統一而頗凌亂。
英國是最早啟動工業革命的國家,而也很自然地最早建立標準時間的概念。為了建立火車時刻表的準確性,The Great Western Railway 於 1840 年 11 月 訂定倫敦時間為標準時間。接著其他的鐵道公司也都跟進,以倫敦的時間為標準時間。雖然如此,在立法界及一些民間團體對以倫敦的格林威治時間為標準時間頗有意見。直到 1880 年8 月 2 日才正式立法通過以倫敦的格林威治時間為標準時間。
美國 (及加拿大) 的標準時間觀念也是由鐵路公司推動的。雖然遠於 1809 年就有一個業餘的天文學家 William Lambert 向國會建議以子午線來訂定時間,但並沒有被採納。美國各地方及城鎮都有他們各別的時間。他們大都以 Sundial (日晷) 或日正當中為中午的準則來計量時間。但鐵路開通後這就成了問題。由於每個地方各有各的時間,時刻表上就顯得混亂。火車可能由 A 站於當地的10 點出發而到下一站的B站,當地時間可能為9點30 分。為了這個原因,美國及加拿大的鐵路公司於1883 年11 月18 日制定了標準時間,把北美大陸劃分為四個時區,與今天的四個時區大同小異。美國國會則延到1918 年3 月19 日才通過標準時間法案 (Standard Time Act),確立美國大陸的四個時區劃分。這多少說明了政府大多落後於人民的決定的。今日的美國除了大陸的四個時區外,尚有阿拉斯加時區及夏威夷時區共六個時區。(不包括屬地如關島等)
推動美加標準時間的是加拿大的鐵道工程師 Sandford Fleming。Fleming 也於日後推動國際的標準時間。他促成了 1884 年10 月於 Washington DC 召開的國際子午線會議 ( International Prime Meridian Conference ) 。那個會議確立以英國的格林威治子午線為準,以格林威治的時間 ( Greenwich Mean Time, GMT ) 為世界的標準時間。理由是格林威治的天文台測量精準,而英國船隻也於1767 年以來就用格林威治天文台所測量的子午線為準做航海之用。而且當時英國的船隻數量是全球最大的。由於這些因素,格林威治時間也就成為世界的標準時間。
19 世紀時莫斯科也訂立了標準時間。蘇聯成立後莫斯科時間做了提前30 分鐘的調整。在蘇維埃時期共有11 個時區。2010 年3 月28 日,蘇聯解體後的俄國將11 個時區改為9 個時區。
幅員也廣大的澳洲則有3 個時區。地方比澳大利亞稍大的巴西則有四個時區。比美國稍大的加拿大則有六個時區。比澳大利亞稍小但東西窄南北長的印度於殖民時期本有兩個時區:加爾各答與孟買。但印度獨立後 (1947),印度政府決定採用單一時區而訂立了標準時區。孟買時區則到1955 年才取消。
1918 年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國,中央觀象台將全國劃分為五個標準時區:中原時區、隴屬時區、回藏時區、崑崙時區及長白時區。但劃分歸劃分,其實際實施是大有疑問的。中共取得政權後訂定北京時間為標準時間,並訂全國為單一時區。這種做法當然有其政治上的考量,用意在展現一個統一的中國,及中原為主的觀念。但對居住在烏魯木齊的人而言,夏天的落日是在時鐘上的半夜,而冬天的日出則在時鐘上的早上十點。雖然如此,居住在新疆的漢人用的仍是北京時間,維吾爾人則用當地時間 (比北京時間慢 2 個小時)。看一個人的手錶所用的時間則多少可以看出其政治取向。
日本則在1886 年7 月13 日公布原則,而於1888 年1 月1 日實施日本標準時子午線,以東經135 度為準。1895 年12 月28 日公布,而於1896 年1月1 日實施了兩個時區。原來的為「中央標準時」,「西部標準時」則包括台灣,澎湖,八重山群島與宮古群島。1937年9 月25 日公布廢除兩個時區而以中央標準時為日本標準時間。戰後的台灣由「日本標準時間」往後撥了一個小時而成為中國的「中原標準時間」。時鐘是只往後撥了一個小時,但時間上却倒退了一個世紀。

 

李堅

Advertisements

權力與掌權者系列之五 權力鬥爭的血腥—–封建社會與部落社會

爭權奪利常導致人員的陷害與互相殘殺。而當這個權與利是在國家級的時後,這種殘殺會變得相當徹底。殺害的不只是敵人而已,也常包括同志及親人。在權力的頂端下,同志與親人也都變成可能的敵人。
我們知道劉邦在奪得天下後殺盡了當年的同志與戰友。但其實在他未奪得政權之前他就表現出置至親於不顧的事實。楚漢之爭彭城兵敗後,逃命的劉邦為了保命把他的兩個兒女推下車。而到滎陽對峙時,項羽以劉邦的父親為人質而威脅要將他烹殺掉,但劉邦竟言:「吾與羽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中國歷史上是有不少皇帝連自己的親生孩子都將之處死的。即連女性如武則天也殺了自己的兒女。
但這種為了權力的掌奪而殺害至親的倒也不是漢文化的專利。每個王朝都有權位的爭奪與繼承權的鬥爭。由於奧圖曼帝國的奪權之戰廝殺之激烈,使得奧圖曼帝國於14世紀時幾乎要滅亡。所以15世紀時的穆罕默德二世 (Mehmed II) 訂立了規則。當老蘇丹 (sultan) 死後,所有的兒子都會搶奪大位,奪得大位而成為新蘇丹的得將他所有的兄弟及可能有威脅的叔伯都處死 (用絲巾吊死),稱為fratricide (殺死自己的弟兄)。兩百年後這種做法做了修正。沒奪得大位的兄弟叔伯都被關了起來。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奧圖曼帝國也跟著倒台。這種殘忍的手法才走入歷史。
說權力鬥爭的殘忍手法在進入20世紀後成為歷史是言之過早。在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內戰期間,遜位的尼古拉二世的全家人就在列寧的指示下慘遭滅門。但在手法的殘酷上,黑暗大地的非洲可說相當突出。我們就以賴比瑞亞 (Liberia) 在過去20年的歷史來看。
賴比瑞亞是西非的一個小國,面積約台灣的三倍大,人口四百萬人。賴比瑞亞是由返回非洲的美國前黑奴所建立的國家。首都叫蒙羅維亞 (Monrovia),為的是紀念美國第五任總統門羅 (James Monroe, 1758-1831, 任內1817-1825) 而命名,因為門羅總統支持前黑奴返非的計劃。從1820年開始就陸續有前美國黑奴開始返回非洲殖民而於1847年建國。典章制度大都依循美國,連國旗都與星條旗類似。也因為這個背景,所以賴比瑞亞的政治大都由這群美裔黑奴的後裔 (稱為Americo-Liberian) 所把持。這種政治生態到1980年時起了巨變。
山姆‧多伊 (Samuel K. Doe, 5/6/1951-9/9/1990) 不是美國前黑奴的後裔,而是賴比瑞亞的土著。多伊出生於偏僻的地方,屬Krahn部落的人。年青時到首都尋求機會,小學畢業而可能不識字的他無一技之長,所以只有加入軍隊。在升到班長時的1980年4月12日,多伊領導主要是他部落人馬的一小群人,於總統府附近做巡迴時攻進了總統府,而將總統William R. Tolbert, Jr. (5/13/1917-4/12/1980) 殺死並將他剖腸開肚而以之餵狗。隔天將所有的部長都被處死,唯一例外的是一個也是他部落的人。不學無術的多伊從此大權在握,生活糜爛而殺人無數。1982年訪韓時透過強人全斗煥的安排而得到首爾大學的榮譽博士,多伊從此自稱為多伊博士。當多伊在1980年發動政變時,一個在美國讀經濟學的賴比瑞亞人查爾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回到賴比瑞亞加入多伊的團隊而成為核心人物。但沒多久兩人的關係就開始惡化。泰勒先是逃回美國而爭取到民權人士傑克森 (Jesse Jackson) 的支持。到利比亞受訓後泰勒夥同一些流氓暴徒於1989年進入賴比瑞亞,強募了一萬名娃娃兵而進行了近十年的內戰,死亡人數在25萬到50萬人之間。1990年9月9日泰勒的同夥人詹森 (Prince Johnson) 逮捕到了多伊。在刑求多伊要得知他的藏款處不果後將多伊殘殺掉 (mutilation)。泰勒掌權後使賴比瑞亞進入黑暗期。2006年失勢後的泰勒也遭到通緝,最終被逮捕而於2012年4月被海牙的國際法庭判處50年徒刑。
不要以為封建社會的殘酷爭權鬥爭行為,及非洲部落社會為了爭權奪利而互相殘殺的現象,不會發生在一個現代的社會。現代社會固有現代社會的規範,而殘酷說來也是相對的。但在馬政權上我們看到了這種封建社會及部落社會的血腥味。
2008年馬英九上任後,他成為第一個到孔廟祭孔的總統。他穿的非西裝而是清朝人的馬褂 (清國奴?),而孔廟也將原來「諸侯之禮」的六佾舞改成「天子之禮」的八佾舞。除此之外孔廟也開古代只有皇帝走的中門,讓以皇帝自居的馬英九走過。馬英九的就任總統也宣示了封建時代馬朝的來臨。豈止封建社會,馬政權的用人及其運作也是小圈圈而充滿了部落社會的色彩。雖說是以選票和平的掌握政權,但馬政權上任後的首要任務竟是對前朝,尤其是陳前總統的迫害。羅織罪名,凌遲,誅九族。除此之外,對自己黨內的「非我族類」也不放過。封建思想及部落行為展露無遺。
一個人可以頂著西方國家的學位,身著時髦西裝在一間豪華的宴廳裏用刀叉食人肉而自以為文明,但其封建社會的殘酷心態及部落社會的野蠻行為是難以掩飾的。(權力與掌權者系列完)

 

李堅

權力與掌權者系列之四 《獨裁者手冊》 —-民主國家,獨裁國家及公司的共同處

政治權力的運作對外行人或局外人看來可能是撲朔迷離,也因此有人說權力的運作是一種藝術。但也有人說權力運作的原理都是一樣的,想要掌權及已經掌權的人都知道如何運作,不外乎是要更多的權力及能夠永久掌權下去。但掌權的運作方法呢?紐約大學的教授Bruce Bueno de Mesquita與Alastair Smith認為不論民主國家,獨裁國家,甚至大公司的權力運作方式都是有軌跡可循,而依同樣的原理在運作的。2011年他們出版了《獨裁者手冊:為什麼壞的行為常常是好的政治 》(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來闡述他們的理論。
依《獨裁者手冊 》的理論,對要掌權或已掌權的人而言政治有三種群體:第一個群體是名義上的選民 (nominal selectorate, 他們也稱之為可改變或可交換的,interchangeable)。第二個群體是真正的選民 (real selectorate, 他們也稱之為有影響力的, influential)。第三個群體是得勝聯盟 (winning coalition, 或稱之為必要的, essential)。
按作者的分析,以美國小城的選舉而言,有登記投票的是名義上的選民,真正投票的是真正的選民,而得勝聯盟則是決定勝負關鍵的選票數或是得以選上的總票數。但總統大選則顯得複雜多了,由於美國是聯邦制,所以美國總統的選舉結果是依「選舉團」 (electoral college) 的計算而非總票數,所以得勝聯盟常集中在一些地方如俄亥俄州與佛羅里達州。
而就一個公司而言,所有股東都是名義上的選民,真正的選民是董事會成員 (board members),而得勝聯盟則一般都是大股東或大企業的投資者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公司的總經理、總裁或執行長 (CEO) 的主要負責對象名義上是所有股東或董事會,但一般都是只向大股東負責而已。因為只有大股東能決定總經理或執行長的去留。
在一個獨裁國家獨裁者也是需要有支持者才能保住權位的。一般而言獨裁者有一小群忠心的支持者 (得勝聯盟),而這些人都分享有巨大的利益。而真正的選民則是那個獨裁黨的黨員,名義上的選民則為一般大眾。就共黨國家而言,黨員是真正的選民而中央委員則為得勝聯盟。
由於掌權者都希望不斷的掌權下去而權力也越大越好,所以不管你是獨裁者、民選的政府官員或私人公司的執行長,掌權者的行為與作法都是類似的。作者發現掌權者有五個成功的規則。
規則之一是得勝聯盟要越小越好。人越少越好控制,而大家分的贓也越多。美國的大公司的執行長只要與大股東的關係良好就能保住職位,他不需要理會一般的股東。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大公司的執行長雖然做的不好,公司賠錢,但他的收入卻能一再提高。因為他給大股東很多利益的原故。而在台灣我們也都知道馬政權的小圈圈。在2014年11月29日的選舉大敗後,國民黨說要內閣總辭,結果還是總留 (腫瘤?),換來調去還是那個小圈圈的人物。
規則之二是擴大名義上的選民。如此一來,候補的就多了,使支持者要小心可能隨時會被換掉,不得不輸誠效忠。
規則之三是控制金流與財源。如此一來獨裁者與支持者都會財源滾滾。看每一個獨裁國家的官員大都坐擁萬金。作者以巴基斯坦前總理Asif Ali Zardari (在位2008-2013) 為例,他是被暗殺死的前總理布托的先生。那麼一個窮國家的總理竟然會有四十億美元的財富。
規則之四是給你的支持者的好處要適當,不要太多,依情況隨時調整。要多到能維持他們的忠誠,但也不能多到使他們也都想變成獨裁者。倒頭來,獨裁者的支持者每個也都是想坐大位的。
規則之五是寧願人民受苦也不能刪減你給支持者的利益。在一些落後窮苦的國家我們常看到外援沒有分給人民,而是由高官中飽私囊。而即使在民主國家中,我們也常看到一般人所詬病的政商關係,許多政策有惠於巨商但不利於小老百姓。掌權者是靠巨商上位及在位的,當然要回報。
《獨裁者手冊 》引用了許多歷史典故以為佐證,該書也介紹一些奪權的故事而認為得勝聯盟最重要的因素是忠誠度。而就「權力使人腐化」 (power corrupts) 一說,作者雖然認為沒錯,但作者認為腐敗的人傾向於掌權而也常常是兩者互動的。也即是說,腐敗也常常導致於權力的取得 (corruption empowers)。兩者是互為因果的。
《獨裁者手冊 》是一部容易閱讀而含有許多故事的著作。該書陳列出許多權力運作的原理而有時會令人有「原來如此」的感覺。但同許多解釋社會,政治及經濟運作的學說一樣,都有其可取與不可取的所在。人類行為倒底不是像機械運作般的易於解釋或預測的。但總的來說還是一部很有參考價值的著作。

 

李堅

權力與掌權者系列之三 馬基維利的《君王論》—-權謀?暗諷?國家利益?

談起政治權利的運作很難令人不想到五百年前的義大利政治哲學家馬基維利 (Niccolo Machiavelli, 5/3/1469-6/21/1527)。馬基維利的著作不多,但他所著而於他死後五年才發表的《君王論》(The Prince) 卻是一本到如今都頗受爭議而被廣泛討論的一本書。而一般人也將不擇手段的權謀運作名之為馬基維利術 (Machiavellianism)。
馬基維利生於佛羅倫斯的一個世家。那時的義大利呈四分五裂的城邦情況而不時有戰爭,說是個義大利的戰國時代倒也不為過。除了不時的內部戰亂之外,外在的強權如法國,西班牙,瑞士及神聖羅馬帝國也都會介入義大利城邦政治的糾紛。亂世的環境及國與國之間的合縱連橫多少影響了馬基維利的思惟。1494年,馬基維利25歲那年,佛羅倫斯重建共和而將掌權六十年的美第奇家族 (Medici Family) 推翻掉。新共和建立後馬基維利被授任為尚書 (Chancery) 的職位。進入十六世紀初期後他也出使不同的城邦,也出使過教廷,做外交的工作。而後他也負責佛羅倫斯的民兵建制。有如他在《君王論》一書中所說的,他不相信當時流行的傭兵制而採用公民從軍制,結果相當成功。1512年佛羅倫斯與馬基維利的生命都有個巨大的轉折。美第奇家族在教皇的支持下,運用了西班牙的軍隊推翻了佛羅倫斯共和,美第奇家族於是重新掌權。重新掌權的美第奇家族將馬基維利開除,隔年 (1513) 並指控馬基維利密謀反對美第奇家族而將他打入牢獄。在獄中受到刑求的馬基維利否認這個指控而於三個星期後被釋放。無業而自由身的馬基維利於是開始從事寫作。除了政治哲學與政治運作的論述外,馬基維利也寫了一些頗風行的劇作。《君王論》一書的思惟從1513年開始,由他與政治朋友的書信來往中就可看出端倪,但整本著作的出版是在1532年 — 馬基維利死後的第五年。《君王論》一書題獻給當時美第奇家族的掌權者洛倫佐‧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 (1492-1519)。一般咸信這是馬基維利有意重返政壇的意思。
《君王論》雖是題獻給美第奇家族,但著作的根基據信是基於伽薩雷‧博吉亞 (Cesare Borgia, 1475-1507) 的故事。馬基維利曾當過博吉亞的顧問。
伽薩雷‧博吉亞是樞機主教羅德利格‧博吉亞Rodrigo Borgia (1431-1503) 的私生子。他的父親本要他走神職的路線,於是博吉亞靠他的父親之拜於15歲就當上了主教。但神職不是他所要的。博吉亞人長的英俊,好色,喜歡打獵及穿時髦的服裝。他很勇敢,有毅力,為了奪權不擇手段。暗殺、賄賂,詐欺樣樣都敢。傳說他與自己的妹妹有亂倫關係,而一般人也相信他謀殺自己的弟弟以取得權力的掌握。他的父親於1492年當上教皇—- 亞歷山大六世 (Pope Alexander VI)。博吉亞20歲那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就任用他指揮教廷的軍隊。在法國的幫助下教廷擴張領土,並瓜分出一部分領土授命博吉亞為新城邦的王子。有教皇為靠山而本人又驍勇善戰,無情無義且又懂得權謀運作,使得博吉亞的政治生涯前途似錦。但亞歷山大六世教皇於1503年因瘧疾死亡,新上任的教皇朱利亞斯二世 (Pope Julius II) 也用權謀運作的手法先是表面上支持他,但背地裡捅他一刀。失去教皇的支持使得博吉亞的生涯面臨困境而最終死於戰場。依馬基維利的判定,建國靠外力而不是依一己之力是博吉亞失敗的主因。讀博吉亞的小傳會令人對他的兇殘手段感到毛骨悚然,但對馬基維利而言那是一個權力運作及國家生存的教材。
《君王論》之所以會引起這麼多的爭議是因為該書所提的權力鬥爭的必要,立國建國的赤裸裸殘酷面,掌權者可以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及馬基維利對一般世俗道德觀念的揚棄。對馬基維利而言,人的道德與城邦/國家的道德是兩回事,為了城邦/國家的強大,個人之被犧牲是大不了的事。值得一提的是同當時的一些知識分子一樣,馬基維利不用拉丁文而以通俗的義大利文寫作。在該書的末章他也言及一個統一的義大利的必要。說來是19世紀義大利統一獨立運動的先驅。
《君王論》一書固然有爭議,但由於馬基維利也是個成功的劇作家,所以有人認為《君王論》只是一部暗諷的著作。18世紀的啟蒙運動哲學家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就於其《民約論》(Social Contract) 一書中做此論述。
不管《君王論》是一部真義有如其所述或只是一部暗諷的著作,該書卻點出了個體與城邦/國家的對立關係。城邦/國家的茁壯與強大及與個體的自由安全與繁榮不一定是平行的。這也是現代政治學所提的國家的理由 (raison d’etat, reasons of state),或說是國家的利益 (national interest)。每個國家都有她的國家在國際社會上的國家利益。國家利益與公民的利益如何拿捏是每個國家自己的課題。這種拿捏多少也決定了該國家的性質與其國際關係。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