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與台灣之二 由專政政體走向民主政體 —–轉型正義,真相委員會,除垢

轉型正義固源於紐倫堡大審與東京大審,而「危害人類罪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一詞也首先出現於紐倫堡大審。但轉型正義的基本精神卻不僅只基於法律,而是基於人文精神與人權觀念。為的就是培植一個基於人文信仰而有人權的社會。
當一個社會由舊的獨裁極權而殘暴的體制,轉型成一個新的自由和平民主體制時,我們如何能確保這個新的體制能穩定的維持下去。而這也就成為轉型正義的課題:維持新體制的穩定及確保舊體制的不再復辟。
基於這種觀念,一個成功的轉型正義也應有下列的一些要素: 一,停止危害人權的措施,將過去迫害人權的人員送交司法審判。二,對過去遭受人權迫害的人給予賠償及平反。三,對舊政體,尤其是情治單位加以改革,以避免危害人權的事再度發生。四,社會要有一個和解的機制,使社會能達成和解與穩定,並使人民對新的體制能產生公信力。而在策略上,有兩個是不能忽視的:一個是紀念的活動。如紀念碑與博物館及紀念館的設立,紀念日的舉行等等。另一個就是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s)的成立與進行。在這些基本要素與策略之中,真相委員會於過去二十多年來得到舉世人權團體及推動轉型正義人士的注意。
積極推動轉型正義及真相委員會,而於2001年出版了《不能說的真相:轉型正義與真相委員會的挑戰》(Unspeakable Truths: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Challenge of Truth Commissions)一書的普莉絲拉‧黑納(Priscilla Hayner),於2001年在紐約創立了一個非政府機構(NGO)「國際轉型正義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根據黑納在2006年的一項大略統計,在中南美洲及非洲共成立了有十五個真相委員會。這些委員會調查過去破壞人權的真相,給予受害人及家屬一個申訴及恢復正常的管道,建立一個有罪必罰(accountability)而非有罪不罰(impunity)的文化,並推動制度上的改革與社會的和諧。
真相委員會有幾個特色。他們調查過去,而非目前所發生的人權迫害事件。調查的目標針對濫權的模式而非特例。一般的調查時間長達兩年,而於事後會發表報告。真相委員會一般是由政府機關設立,有調查權但無司法上的審判權。但在真相委員會的調查歷史上也引出一些爭議,尤其是在南非。他們給予一些涉案人豁免刑責來換取事實的真相。有些真相顯示,當年犯下一些令人髮指的滔天大罪的人卻於坦承犯行後可以全身而退。
為了保證過去的錯誤不再重演,制度上的改革及不適任人員的解雇也成為重要的課題。而這也是轉型正義中的「除垢」(Lustration)機制。在除垢這個機制上,德國是一個值得一提的國家,因為德國於戰後經歷了兩次的除垢。
二次大戰後,盟軍想要將德國徹底的「除納粹化」(denazification)。但他們馬上面臨一個明顯的問題。因為希特勒已將大部分反對他的人都消滅掉了。當時的德國,尤其是司法系統,已不存有曾經反抗過納粹的人員。要完全除納粹化顯然有所困難。最後的結果使盟軍雖不滿意但也得接受。
1990年東德的倒台促成了東西德的統一。統一前,西德的面積比東德大2.3倍,人口約東德的三倍大。基本上東西德的統一是西德併吞東德。也因為東德無法適應資本主義,西德也採取統一後的主導工作。依據「德國統一條約」(German Unification Treaty, Wiedervereinigungsvertrag),西德的政府人員與律師主導東德的重建及「除垢」。 這個祛除共黨文化的過程雖比祛除納粹的過程來得成功,但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如何去認定有些人與以前的專政政權合作就有困難。因為有些人宣稱是被迫的,或說是佯裝合作,或說是表面上合作但暗地裡做反抗的措施,等等。但最後的結果是,透過司法程序及政治運作,許多以前東德的官員被認定為不適任的都遭解聘。
除垢若太快或太完全也是會造成不穩定的。 2003年美軍侵入伊拉克推翻海珊及在他主導下的專政政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Ba’ath Party)。在布希總統去除阿拉伯復興黨 (de-Baathification) 的政策下,絕大部分以前的軍政人員皆被解除職務。結果形成了新手執政而造成伊拉克政局的不穩。
一個專政久遠的獨裁政體而迫害又深而廣的話,固然會使該社會在轉行成民主政體時困難較多。但決定一個獨裁政體下的社會如何能成功的轉型成為自由民主社會的因素在於:新舊勢力的對比,社會是否有人員、制度與財務上的改革資源,意識形態的取擇與社會菁英的致力於否,社會力的動員與國際人權團體的關注與否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By Alexander Barahona De Brito, Carmen Gonzalez Enriquez, and Paloma Aguilar, 2001) 。我們可以說的是,沒有一個成功的轉型正義則不會有一個成功的社會轉型。而沒有一個成功的社會轉型,則我們也不能說轉型正義是成功的。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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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與台灣之一 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 ——轉型正義在民主化中的機制

1943年11月28日到1943年12月1日召開的德黑蘭會議是二次大戰中三巨頭的首次會面。這場在蘇聯大使館召開的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史達林要確認美國及英國會對德國開闢第二戰場—-日後的諾曼第登陸。也討論對日作戰,及戰後的一些處置。 11月29日,史達林會宴羅斯福、邱吉爾及一些要員,也包括了一個晚到的艾略特‧羅斯福(Elliott Roosevelt, 9/23/1910-10/27/1990)。艾略特‧羅斯福是羅斯福總統的兒子,官拜美國空軍准將(brigadier general)。
在宴會進行到酒酣耳熟之際,史達林不斷調侃邱吉爾而邱吉爾也不以為意。但在此時史達林說,納粹的軍力靠的是五萬名高級軍官及技術人員。戰後若我們將這五萬名人員全部處死,則德國的軍力及國力將會被徹底消滅掉。不悅的邱吉爾說,英國議會絕不會同意這種做法。我寧願在此遭受槍決而死也不會同意這種有損英國國格的做法。邱吉爾的憤怒不是沒有理由的。史達林於1940年曾下令屠殺一萬五千名波蘭軍官。他說此話不能完全當成是笑話。
此時,羅斯福總統出來打圓場而半開玩笑的說:不要屠殺沙五萬名,只要槍擊四萬九千名就好。羅斯福總統意在將史達林的說法當成玩笑處理。接下來,羅斯福的兒子艾略特‧羅斯福站起來而致詞說,他相信美國軍隊會同意史達林的作法。聽到這個,邱吉爾憤而離席到隔壁房間。史達林與蘇聯的外交部長馬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 2/25/1890-11/8/1986)跑過來與邱吉爾說,他只是開玩笑而已。但邱吉爾覺得史達林意在試探他並挑戰他的極限度。(參見邱吉爾的回憶錄:The Hinge of Fate)
如何處置納粹(或侵略國)。不只於交戰中有所論戰,即使在戰後也有所爭議。納粹德國投降後,美國的強硬派認為要對納粹予以全部消滅,並摧毀德國的工業。但當時的戰事部長( Secretary of War,後來的國防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則認為要依法律程序對戰犯做審判,以符合美國的法律程序正義,及凸顯處罰意在於預防而非報復的精神。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bunal, 1945-1949)及1946年在東京召開的遠東軍事大審(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也就在這種背景下產生。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是古訓。而當時的納粹高階領導者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 1/12/1893-10/15/1946)也於審判中說:勝利者永遠做審判者的角色,而敗者恆被指控。戈林後來被紐倫堡大審處以絞刑,但在服刑前食氰化物自殺而死。「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也許沒錯,但也有學者指出,相信戰犯會寧願選在英美有法治的國家接受審判,也不願在納粹德國與日本軍國主義下的法庭受審。
紐倫堡大審及東京大審不只建立了如何處置戰犯的先例,也成為後來轉型正義觀念的原始藍本。但由於紐倫堡大審及東京大審都是由以美國為主的同盟國啟動的,也多少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判,這多少難以逃避予人那種成王敗寇的「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的印象。但在進入七十年代後,轉型正義大都發生在國內,而非國際,但時而有國際組織(如位於海牙的國際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參與。
希臘在1968到1973年間是由政變奪權的軍政府掌政的。但這個軍政府因為支持1973年賽普魯斯(Cyprus)的政變失敗,因而失去人民的支持而倒台。臨時政府及臨時議會成立後也通過新憲法而於1975年6月11日生效。新成立的民主政府也將過去的軍政府人員交付司法審判。希臘軍政府因賽普魯斯島倒台,無獨有偶,阿根廷的軍政府也因福克島而倒台。1976年到1983年間,阿根廷處於軍人專政下。在經濟惡化下,阿根廷的軍政府挑起了與英國控制下的福克島(Falk Islands,阿根廷人稱之為Islas Malvinas)的作戰。戰敗後,阿根廷的軍政府也因而倒台。上任的民主政府也於1983年開始,將過去的軍人專政下所進行的被稱為「褻戰」(Dirty War)的暴行送交司法覆判。阿根廷的轉型正義還引進了一個新的觀念與作法—-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真相委員會也於後來運用到智利與薩爾瓦多。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南非於1995年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這個委員會所暴露的以前種族隔離政策下的暴行頗令世人驚悚。
世界聞名的美國政治學者山姆‧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4/18/1927-12/24/2008)於1991年出版了《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他認為第一波民主化浪潮是十九世紀初,第二波是二次大戰後,第三波則由七十年代開始。可預見的是隨著民主化的浪潮,新成立的民主政體也將面臨如何處置舊政體的問題。轉型正義也將成為這個過渡時期如何轉型的一個重要機制。

 

李堅

台灣的歷史辯證 —–藍綠對決斷層線的西移

藍綠對決。藍綠惡鬥。超越藍綠。
什麼時候藍綠這種分野名詞開始出現於台灣的政治,料不過是解嚴後的本土政權開始上台後的事。但要追朔其源頭,藍綠對決其實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已定調了。戰後的台灣人歡欣的迎接「祖國」的來臨,但卻徹底的失望了。本土、台灣人、台灣獨立、台灣民族的綠營,與外來、中國人、中國統一、「中華民族」的藍營,這種分野也因而產生。這種分野也帶動了戰後的台灣社會政治運動。
政府的本質是治理,但政治的本質是派別。有派別自然有競爭,有對決。藍綠是台灣政治運動中的兩大陣營。而有藍綠對決或藍綠對抗這種現象是正常的。說藍綠惡鬥,這就看你的定義與標準了。歐巴馬總統上台後,美國國會運作可說癱瘓。民主黨與共和黨常常堅持己方而互不相讓。美國民意對國會的印象比對共產黨的印象還壞。要說民主黨與共和黨惡鬥,也可以。同理,我們當然也可說台灣有藍綠惡鬥的問題。
要說藍綠對決或藍綠惡鬥都可以,但最離奇的可能就是超越藍綠這個說法了。統獨之爭如何去超越?台灣民族vs 「中華民族」如何去超越?
如果我們硬要合理化超越藍綠這種說法的話,我們只能說台灣已解決了藍綠對決這個問題,而進入了下一個階段的政治對抗。套用左派的觀念,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民族問題(台灣民族vs 「中華民族」),次要矛盾是階級問題(資產階級vs 勞工階級)。其他如弱勢的平權問題,性向平權, 廢死之議等等也都是台灣社會尚未正式面臨的次要矛盾(問題)。
但台灣解決了藍綠對決這個問題嗎?以綠營這一次在2016年的決定性勝利來看,台灣的藍綠對決雖不能說是已完全的走入歷史,但我們可說的是藍綠對決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綠營的壓倒性勝利代表了台灣社會在統獨問題,台灣民族vs 「中華民族」問題上已有了定調。在台灣民族意識上雖說有了定調,但台灣尚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綠營的老大民進黨也不會積極推動台灣獨立。
若我們暫時撇開民族問題這個主要矛盾不談,而來看政黨政治的動態的話。民進黨此後將取代以前國民黨的角色。
辯證法(dialectic)是哲學上的一個普遍思考方法。無論在印度哲學或希臘哲學,辯證法則都是一個主要的工具。佛家可說是把辯證法發揮的淋漓盡致(如《心經》所說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辯證法則在西方哲學中的創始者應屬蘇格拉底。辯證法則不是辯論,也不是修辭學。辯證法則要的是求取真理與真相。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8/27/1770-11/14/1831)將辯證法解釋為事物的發展依循正(theses),反(anti-theses),合(synthesis)三個步驟。黑格爾認為每個事務都是暫時的,都有內在矛盾。矛盾力也會由量變發展成質變,而變化是螺旋形前進而非繞圓圈的。唯物論的馬克斯採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則而將之運用到社會變動上,而發展出歷史唯物論。馬克思強調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對社會變動的影響,而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從戰前的日本殖民統治到戰後的中國國民黨殖民統治,而演變成今天民進黨的全面執政,我們看到的都是民族主義的問題:大和民族,「中華民族」,及今之台灣民族。而就整個過程來說,左派人士會說這是一個歷史唯物的辯證過程。但在階級鬥爭的形式上,所顯現的是民族壓迫與民族解放(獨立)的鬥爭形式。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民族問題,藍綠問題)已解決後,接下來的問題是階級問題。也就是說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與社會上的經濟公平正義問題將會是接下來的主要課題。早期的民進黨固然各階層都有,但在最近的發展上看來與資產階級走得比較近。而事實上,民進黨也不是一個勞工政黨。而這也是民進黨於未來將會受到挑戰的層面。未來的民進黨將會有如過去的國民黨一樣,受到各方的挑戰,直到一個新的局面的產生。而這多少是一個歷史辯證的過程。
經過這一次幾乎全面的挫敗,台灣的藍營幾乎可以篤定沒有在台灣翻盤的希望。台灣社會已走向台灣民族獨立建國的道路,但台灣社會的其他矛盾,如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問題也會一再的浮上檯面而激烈化。不過台灣的藍營是不會就此消失的。中國國民黨有可能就此分裂為中國國民黨與台灣國民黨,而多少成為台灣的泡沫小黨。
藍營在台灣固然不會就此消失。但在意識形態上來看,中國仍會是藍營的大本營。藍綠對決在台灣可能已成歷史,但藍綠對決的斷層線將移動到台灣海峽:藍的中國與綠的台灣。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