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與歷史之三 「五千年的歷史,七千年的文化」 ——一無所有才要靠吃祖宗

我們知道現代人類 (Homo sapiens) 的產生是在十萬年到二十萬年之前的事。但人類的文明呢?我們可以簡單先說的是,有人類的活動遺跡並不就代表一個文明的存在。中國人愛誇口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七千年的文化」,那這句說辭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若要說人類活動遺跡的話,除了用火之外,最早的可能就是洞穴的繪畫了。洞穴的繪畫在四萬年前的歐洲,澳洲,及印尼都已存在。西班牙的El Castillo洞穴繪畫是四萬八千年前的傑作,印尼Sulawesi島上的Maros洞穴繪畫有四萬年之久,法國Chauret洞穴的繪畫是第一個用形象繪畫的,也有三萬兩千年之久。

若以生產方式的角度來看,農業的產生及畜牧是很重要的事。因為有農業,人類才可以定居生活。目前學者同意,人類農業最早產生的地點是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的兩河流域 (今之伊拉克),那是8500年前的事。有定居生活及生產力的提升也才可能形成城市。人類最早的城市也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包括Eridu, Uruk, 及 Ur,都約在7000年前左右。Uruk人口最高時曾經達到五萬到八萬人。印度河流域 (今巴基斯坦) 的Mohenjo-daro在4700年前的人口也有五萬之譜。

文字的產生常與文明的歷史聯在一起,因為有了紀事的方式。學者還將書寫的方式分為真正的文字 (true writing) 與原始文字 (proto-writing)。一般學者同意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人( Sumerian) 可能是最早使用文字的。蘇美人所使用的楔形文字 (Cuneiform script) 於5200年之前就已存在。埃及也於同時出現了文字的紀錄。也有學者認為埃及的文字可能於5400年前就已存在。古印度的印度河流域 (Indus Valley) 文明也於5200年前出現了文字的紀錄。中國殷商的甲骨文則測定為3600年前。 1952年,中國於陜西發現了六、七千年前的半坡遺址。 1999年在河南挖掘到了7000到9000年前的賈湖遺址。半坡人有些符號的紀錄,賈湖也有一些賈湖契刻符號。但這些符號不被一般學者認為是真正的文字。

沒有人會否認中國不是一個古文明,而你若考慮到測定為4900年前到6700百年前的紅山遺址的話,那這個文明看起來是更古老了。但英國的巨石陣 (Stonehenge) 是四、五千年前所建造的。蘇格蘭的巨石排列,尤其是在Orkney島嶼上,也有5000年之久,而且展現了一些使用上的功能。而台灣八仙洞的長濱文化也是距今約5500年到3萬年前的事。顯然的,學者不將人類的存在與遺址做為界定文明的標準。界定文明的因素很多,而也因學者而異。但一般而言,社會結構的複雜化及分工合作,統治階層的產生,生產技術的改進,書寫方式的運用等等,都是界定文明的因素。而這些,若沒有文字的紀錄,後人是難以知道的。若以文字的存在來計算文明的話,中國的歷史是在3300年到3700年之間。而商朝 (1600bce-1046bce) 不只有甲骨文,也是個較有文物的時代。之前的三皇五帝及夏朝都只是個神話或傳說而已。大禹治水的大禹,依《古史辯》的作者顧頡剛 (5/8/1893-12/25/1980) 指出,不是人,是個神格化的蟲,以蟲為圖騰的部落。傳說中大禹是鯀的兒子。鯀為一條大魚,死後三年身體不爛,由精魂孕育出大禹。

由於黃帝被「中華民族」推為共主,而黃帝的存在被推測是4400年前的事。黃帝那時代也被視為是個盛世。舉凡倉頡造字,嫘祖養蠶造絲,曆法,五倫,五刑及中央政府的結構都於那時成形。可就是,那麼一個輝煌騰達的盛世,竟然沒有留下任何證據,教人如何置信。

在這種中華文化悠久歷史的敘述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一個特色:那就是中華文化是一脈傳承下來的。這種看法是標準的大一統思想,而與事實是不符合的。許多學者,包括歷史學者及考古人類學者都已指出,中國境內的文化是由不同地區,不同民族,而獨立發展出來的。而這也印證了顧頡剛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及打破地域一統的觀點。顧頡剛的其他兩個觀點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及打破古代為黃金時代的觀念。

中國人「五千年的歷史,七千年的文化」這個符咒之不斷的”雜雜唸”,用意不外是要取得別人對他的尊敬,而多少也意味別人要有耐心。 1991年尼克森認為中國於20年後會成為民主國家。尼克森要西方人對中國要有耐心,因為文明古國的中國是以百年為單位計算的,不若西方之以十年為計 (John Ross: 《You don’t know China》)。1991年時尼克森認為20年很久,20年後中國屆時應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但看來他的推論計算可能是兩百年還差不多。尤其是如果中國堅持這種「文明古國」的想法,而不予境內民族自決自治權的話,中國的自由民主還有相當遙遠的路要走。

那種充滿神話的古中國歷史是否能被認證是大有疑問的。但即使中國有悠久而美麗的歷史與文化,人們要問的是:你們目前有什麼成就能使你們引以為榮。目前一無所有或”錦囊羞澀”的人都是喜歡靠吃祖先或賣弄祖先的偉大的。但也應該小心而避免把不是人的怪獸都當成先祖來加以炫耀。歐美人士是不愛誇口他們的古文明及悠久歷史的。這也難怪,因為他們目前有傲人的成就,要拉祖先幹嘛。當中國人有一天能建立自由民主而安定的國家 (單數或複數) 時,相信那時就不會有人再去唸那個煩人的符咒了。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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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與歷史之二 炎黃子孫的祖先 —–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

在希臘的歷史學者賀卡提斯提出應該正確記錄歷史這個主張的四百年後,中國的太史公司馬遷  (145bce 或135bce-86bce) 也著手了被認為是中國史書典範的《史記》。那麼,司馬遷是否正確的記錄歷史呢?

《史記》的開頭首章是「五帝本記」,顯然司馬遷將五帝當為歷史的起源。有關黃帝,司馬遷寫道:「黃帝者,….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於是黃帝乃徴師諸侯,與蚩尤戰於逐鹿之野,遂禽殺蚩尤。….黃帝二十五妻,其得姓者十四人」。

再看其他史書如《國語‧晉語》,說「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黃帝炎帝」。而據《漢書‧律曆志》,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唐司馬貞《史記索隱》,皆說神農即炎帝。而據另一些史書的記載,炎帝與蚩尤的關係相當複雜,有說是從屬關係,有些說是父子關係,有說是同一人。不管如何,炎黃子孫應該指的是黃帝與蚩尤的後代。而事實上,古代的漢族是把蚩尤當戰神來祭拜的。秦始皇與漢高祖都立祠祭拜蚩尤。而漢高祖是把黃帝與蚩尤放在一起祭祀的。雖然《史記》說黃帝擒殺蚩尤。但《韓非子》說「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掃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越絕書》則說: 「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蚩尤佐之,使主金」。看來蚩尤不但輔佐黃帝做個金屬冶鍊官,而也同黃帝般都能呼風喚雨,帶領天人鬼神及禽獸而作戰。這種軍隊當然能攻無不克,也難怪秦始皇與漢高祖都要祭拜之了。

蚩尤與黃帝的關係雖然複雜,但蚩尤長得個什麼樣子呢?張守節撰的《史記正義》說:「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而據傳黃帝有四面,容他觀四方。真的是個四面金剛。看來是越來越神奇了。而這段荒誕神奇而不可考的「歷史」竟也上了《史記》。

你說是神話也罷,荒誕不經也罷,但這個圖騰顯然很好用,也很有效力。在國共內戰中,西安事變隔年的1937年4月5日清明節,國共兩黨推派代表共祭黃陵,表示要共同抵禦外侮的決心。當然啦,日本外侮全面侵華後,國共有多共同也不用多說了。這個圖騰直到目前還是被「兩岸的中國人」大加使用。無神論的中共占中原之地利也樂得當起廟公來,神棍的目的何在不言可知。而台灣的藍營人士也不時率團到黃帝陵「謁陵祭祖」。而馬英九也由2009年開始每年都率眾「遙寄黃帝陵」。既然是「炎黃子孫」,這些徒子徒孫可知他們的祖先是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吃五穀而只吃沙石的怪物?

《史記》雖然將黃帝敘述於首章的「五帝本記」,但黃帝在過去的歷史中是不太被提及的。黃帝圖騰的大量被引用是晚清智識界運作的結果。「晚清知識分子從塵封已久的歷史記憶中,發掘出一個文化符號—-黃帝,並透過各種敘述策略,將之由數千年來歷代相承的皇朝統系抽離出來,重加詮釋,以之作為界定中國國族邊界,區隔『國族』成員與非成員,並藉以凝聚國族內部認同的表徵」。(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1997年6月20日)。但在歷史上,黃帝這個圖騰是與漢化多少有點關係的,而基礎常常是在「得姓」上。在「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一文中 (2002年6月20日),王明珂引用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學教授伊佩霞 ( Patricia Ebrey) 的研究指出,「姓」與「漢人認同」的關係。伊佩霞指出,由於「得姓」及一些可溯及著名遠祖的家族歷史,許多非漢人群在歷史上成為漢人。在唐宋時期,這些家族歷史中最後被溯及的始祖常是炎帝與黃帝。對這種得姓與漢化的過程台灣人應不會陌生。整個平埔族消失的過程就是一個賜姓、得姓的漢化過程。在清朝的賜姓政策 (1758) 中所用的姓氏約39個。最多是潘姓,說來是有水,有田,但有個番字確也不言可喻。

黃帝這個神話對極欲建立起「中華民族」這個虛構民族的「炎黃子孫」而言顯然好用。也如此,海峽兩岸的國共兩黨皆大力推揚這個「中華民族的共祖」的神話。但這些「炎黃子孫」顯然不知黃帝這個圖騰的荒唐,它只不過是個神話而已,頂多是個神祇化的傳說。而這個神話之所以能廣為流傳而成功,說來也不外它是中國版的亞當加上帝。黃帝雖然有妻十四人,二十五子。但正妃是西陵氏嫘祖。「中華民族」若皆是黃帝的子孫,那黃帝與嫘祖自然是亞當與夏娃了。漢文化是唯一沒有創世神話 (creationism) 的文化,在那種文化中,把黃帝等同於上帝加亞當,則變得相當自然了。

歷史對人類社會說來是個觀念上的工具。這個工具提供我們了解一個社會變遷的因素與來龍去脈。但若執著於神話的話,則會使人變得難以在變遷中調適。(“the greater degree of myth we allow, the less able we become to handle change”. Kieran Egan: From myth to history and back again)。了解這個你就了解為什麼「中華民族」的人會如此冥頑不靈而顯得相當無知了。

李堅

神話與歷史之一 天人交戰‧人獸混合 —–神話,傳說,與歷史

要了解上古的歷史是不容易的。在那個沒有文字的年代,人類對社會與自然的了解相當有限,而在對神靈的祭拜中也常常模糊了人世與靈界的區別。那時的記事都是口傳的,很多成為神話,有些成為傳說。這些神話與傳說確實也成為一個文化的基礎,而豐富了該文化的內涵,而也常成為該社會中行事做人的準則。但若要將該神話與傳說當成歷史,則顯得相當離譜。

希臘神話是相當優美的,它探討了許多人類社會的因素,而也在歐洲的文化及藝術界引起巨大的迴響。但我們知道那是神話,不是事實,也不是歷史。但史詩 (epic) 呢?談到希臘兩大史詩伊里亞德 (Iliad) 與奧德塞 (Odyssey)。我們知道作者是荷馬 (Homer),是公元前8世紀的人物。我們也知道其中的一些人物可能是歷史人物,而希臘也可能於那個發生於公元前13世紀的戰爭中摧毀了特洛伊城 (Troy)。但那個神奇而引人入勝的故事有多少真實性,其實是很可疑的。尤其在那個年代的希臘傳說中,神祗好像處於人間而不時與人有染而產生後代。這種看法在當今的社會看起來當然很不可思議,頂多聽聽而一笑置之。但在當時的希臘顯然不是如此。

公元前五百年的希臘出了這麼一個歷史學者賀卡提斯 (Hecateus of Miletus, 550bce-476bce)。他說:「我所寫的都是我認為真實的。因為希臘的故事很多,而都很荒唐」。而事實上公元前5世紀的一些希臘學者不再提及神祗,而只記錄下他們認為實際上發生過的事。也不能說他們不再提及神祗,只不過把神祗的存在放在更遙遠的過去而已。以賀卡提斯來說,有異於當時的希臘英雄都自稱他們的前二、三代祖先是神祗,家庭富庶的賀卡提斯說他的前十六代祖先是神祗。看來連當時的歷史學者都不能免俗。(Kieran Egan: From myth to history and back again)

這種天人不分的看法其實是存在於每個文化中的。印度也有兩大史詩:摩訶婆羅多 (Mahabharata) 與羅摩衍那 (Ramayana) 。羅摩衍那是較短的一篇,是個愛情故事,而也含職責,忠誠與業的教化作用。也有學者推測故事中那隻神通廣大的神猴哈紐曼 (Hanuman) 是西遊記中孫悟空造型的由來。摩訶婆羅多(意為大戰書)所描述的是發生於公元前一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在Kurukshetra原野上的一場大戰。交戰的雙方是潘達閥兄弟 (Pandava) 與庫拉閥兄弟 (Kaurava)。潘達閥兄弟是天人的後裔,而庫拉閥兄弟只是凡人。這場戰爭說來是兄弟鬩牆,但也涉及權位之戰,道德之爭,及戰爭的義與不義的問題。最有名的一段可能是交戰之前潘達閥兄弟中的有修 (Ajurna) 對這場戰爭的道德性有所疑慮。為他駕駛戰車的克里史那(Krishna,印度教的上帝,第八個轉輪聖王)向他做了教示,而這教示也成為印度教的一部主要聖典《薄伽梵經》(Bhagavad Gita)。羅摩衍那與摩訶婆羅多說來都成為印度文化與印度教的主要基石。但摩訶婆羅多所描述的那場大戰有沒有發生呢?歷史學家及考古學者都無法定論。雖然於該地有公元前一千年到三千年前鐵製武器及陶器的發現,但都沒法確認與該大戰有關。

豈止天人混和與交戰,人獸也共處 (如羅摩衍那)。也不只古代的文化如此,在當代的較原始社會我們也都看到如此現象。20世紀中最重要的一個人類學者馬林諾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 在南太平洋的Trobrian群島做田野研究時,就記錄了該地族人的傳說。傳說中有一部落的豬如何與另一部落的狗之對話,這對話決定了兩個部落間的關係。馬林諾斯基的詮釋是,在該部落所發生的事,半歷史的傳說及神話都混合在一起,密不可分的提供了社會關係與運作的功能。

比較宗教學學者及作家凱倫‧阿姆斯壯 (Karen Armstrong, 11/14/1944- ) 則說,人是追求生命意義的生物,而神話與傳說 (myths) 多少賦予人類在苦難的生命中求取其意義的力量。人類的思惟與想像力也很豐富,而常常不是能用理性來解釋的。神話及傳說源於人們的想像力,看似荒唐,但這種想像力其實也是科學能夠進步的原因。以創世說而論,凱倫‧阿姆斯壯說創世故事不外是療心,但你若要硬說那是有科學依據的話,則你在科學與宗教上都會兩失。(Creation stories had never been regarded as historically accurate; their purpose was therapeutic. But once you start reading Genesis as scientifically valid, you have had bad science and bad religion.)

歷史學之被當為科學來處理也不過才一百多年的事。前美國歷史協會會長,從1947年就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的威廉‧麥尼爾 (William H. McNeil, 10/31/1917- ) 認為即使用嚴格的科學方法,歷史真相也常常是不容易驗證的。事件的排列組合及取捨與人的意識形態,常會做出不同的解釋與對歷史的了解。但麥尼爾也認為在認識學上 (epistemology) 的改善是會有助於對歷史事實的了解的。而對推行社會政治運動的人而言,我們有必要去分析歷史事實,傳說,與神話的區別。尤其是我們所面對的是那個號稱有悠久文化而喜歡大賣特賣的中國時,這種區別格外重要。

李堅

五十年前台北的日本佛寺 —–侵占日產,白色恐怖刑場,民族壓迫

五、六十年代的台北市是個充滿違章建築的城市。從今天的蔣廟到大安森林公園,到目前許多已開設為公園綠地或改建的地方,都是一大片又一大片的違章建築。住在違章建築內的人也不全然是1949年後來到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軍政人員與難民,許多也是在地貧民或是由中南部北上求職的人。進入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更多由中南部北上求職的人則大都落腳於台北近郊的城市,如三重、蘆洲、新莊等。在這一大片四處都有的違章建築與據地為主的混亂局面中,卻也有幾處因大型日式建築的風味使它脫穎而出

曹洞宗大本山別院

台灣早期的佛教多少同中國當時的佛教情形不相上下。中國的佛教由九世紀後就一直走下坡而成為儒釋道不分的現象。日本治台後,日本各門各派的佛教也都到台灣傳法,並於四處建立寺院。神道教的日本也於四處廣建神社。我們了解過去的神社如今都被國民黨霸佔而改建成他們的忠烈祠。但日本佛寺呢?底下我們就來看禪宗的臨濟宗與曹洞宗,淨土宗,及浄土真宗的東本願寺與西本願寺,這五個寺廟的結局。

1972年左右,在林森南路東邊與交界的仁愛路以北的一大片違章建築中,看到了日本式的鐘樓,也看到在鐘樓北側的傳統台灣寺廟建築。好奇的我想要進去參觀,但卻被兩名軍人擋住了。以為我要進去膜拜的其中一名軍人跟我說:「這邊沒有菩薩,只有軍人」。

也沒有錯。當年的日本寺廟早已輪為黨國占有而群魔亂舞,沒有菩薩了。

當年處於林森南路與仁愛路交界的那整個街區,可都是曹洞宗大本山別院的所在。從1908年就來台北的東門町發展的曹洞宗,原本只建立寺廟供日本人之用。後來為了吸引台灣人,也由台灣禪師於1914年在本殿旁蓋了一間台灣式的觀音禪堂。1916年禪寺附設佛教學校,本只為曹洞宗所設,後來也加收臨濟宗及國學院的學生。1935年改為一般學校,名為私立台北中學。這間中學於戰後變成為泰北中學。2012年於拆除舊校舍後,泰北中學的網站說他們也歸還了原隸屬於國有土地的部分給國有財產局。

1992年,台北市教育局計劃拆除曹洞宗大本山別院,在引起古蹟保留人士的抗議下,隔年還是將原來日式大殿的東和禪寺拆除了,但保留了東和禪寺鐘樓。在原來日式巨型木造建築的原址則蓋了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當年的曹洞宗大本山別院所僅存的是東和禪寺鐘樓與台灣式的東和禪寺。曹洞宗與臨濟宗本都源於中國而傳到日本。但看來,過了東洋水的曹洞宗是難以在台灣生存的。倒也不是宗教因素,而是土地的價值,文化觀念,民族問題,與政治因素。

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

既然曹洞宗到了台灣,禪宗的另一門派臨濟宗自然也跟進了。尤其是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本身與來台傳臨濟宗的開山祖師梅山玄秀有私交,因而大力支持。透過板橋林家所捐贈的圓山的一片土地,先是於1900年建立了圓山精舍。後來改建為「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這是台灣唯一有護國之名的佛寺。這一護國禪寺也就近於台灣神社(1944年改為台灣神宮,目前圓山大飯店所在地)及台灣護國神社(現為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忠烈祠)。

1966年左右的一個夏日,我到臨濟寺去了一趟。在當年寺內還沒有蓋的亂七八糟的年代,走在樹蔭底下的寺道讓人有清爽安然的感覺。當年除了主殿外,還有打坐的禪堂,真也不愧是個禪寺。年輕的我因看周遭無一人,便在禪座上打起坐來了。在那溫和寂靜的夏日午後,沒有多久我就昏沈沈的而倒在禪座上睡了起來。沒多久,一個年輕的台灣和尚輕輕的把我叫醒,說禪堂不是睡覺的地方。我與這位比我沒多幾歲的年輕和尚閑談了一陣。只記得他的敏銳與貼心,但卻忘了問他的名字。在那時我去拜訪過的幾所佛寺,如臨濟寺、善導寺、十普寺、及新建的松山寺裡,大部分遇到的都是中國和尚,很少看到台灣和尚。所以這位台灣和尚給我的印象很深。在後來了解到了台灣的佛教生態後,也了解到原因所在。

臨濟寺在日治時期的住持都是日本人,戰後先是由本圓法師與賢頓法師當住持。這兩位台灣和尚都在中國住過一段時間,是半山和尚。後來接任的是湖北來的白聖法師。白聖法師於1938年中日戰爭期間就來台,落腳在台北市的十普寺。也因而於1949年國民黨敗退來台灣之初,許多中國和尚都透過他的關係到十普寺落腳。

臨濟寺是日產嗎?當初的土地是板橋林家所捐贈的。雖然主殿於2007年透過公私及日本相關宗教團體資助而完成整修,也被市府定為古蹟。而說來也是目前寺院內唯一僅存的當年建築。但台北市府也於2013年控告臨濟寺佔用公有地。臨濟寺的答辯理由是,當初是林家捐地,台日資金興建,日本人管理。戰後登記由台灣省政府財政聽管理。政府自始即是「違法接收」。台北地院則認為當時屬日人團體財產,戰後被界定為國有財產,判臨濟寺無權佔用。以土地812坪,依公告地價及年利率5%來算,臨濟寺每月得付市府21萬租金(《自由時報》,04/10/2013)。

日本人留下的佛寺產權,我們都會發現到,轉移都有問題,而也都牽涉到民族問題。

淨土宗台北別院開教院本堂

日本淨土宗的「知恩院」於1895年就來台布教,在1926年才搬到樺山町(目前所在地)。可能多少受到1923年關東大地震的影響, 1936年5月所興建的開教院本堂與同年也改建的東本願寺一樣,都是採鋼筋混凝土建築。二次大戰後,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依法接收。1948年交由李子寬居士接管,並以淨土宗善導大師之名改名為善導寺。

湖北人的李子寬(李基鴻,1882-9/7/1973)在留日期間即參與同盟會,同時也是太虛大師的俗家徒弟,也是中國佛教會的創始元老,也是國大代表。國共內戰中的1948年他即來台灣,接管善導寺而希望能成為弘法基地。他協調當時佔用寺地的公務單位與軍隊離開(維基百科)。也可能多少源於他的黨國元老背景使他取得接管權。

於1911年設立的中國佛教會於1949年經由李子寬等人在台灣復會,當初也設立於善導寺內。成立中國佛教會的中國和尚也與黨國合作,而進行全台僧侶及寺院的登記。也只有經由他們的受戒儀式才能被認定為僧侶。在這種運作下,他們很自然地消滅了日本式的和尚及台灣的傳統僧侶。民族壓迫是全面性的,宗教何能例外。這也是當年我在臨濟寺遇到那個台灣和尚而覺得意外的原因。當然不只佛教,國民黨也都支持中國意識強烈的各宗教團體,而也透過《監督寺廟條例》及相關行政命令的頒布,提供台灣意識薄弱的地方政客,去滲透、佔據台灣民間寺廟的機會。(楊惠南:台灣民間宗教的中國意識, 1999)

善導寺所處地帶的台北市中正區梅花里里民,可不喜歡善導寺成為捷運站的名稱。有九成的里民覺得善導寺意味了靈骨塔,希望改名為華山站。該地固然已有華山市場與華山文創園區,而樺山/華山本就是該地的地名。當初紀念的是第一任的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戰後被改名為華山以去除日本味。但這個於2015年9月向台北市府所提出的改名要求並沒被接受。

60年代中末期讀高中的我,因為善導寺離台北火車站很近,常常於假日跑善導寺。久而久之認識了一些和尚及裏面的工作人員。隔了一段時間,這些人對我這個年輕小孩也開始不見外而讓我聽到了一些內幕及醜聞。如當時的住持包了個歌星,也有了小孩,當然也盜用了公款。但大家不敢向外吭聲,因為家醜不可外揚。但更令我印象深刻的醜聞是,1967年政府要拍賣在西門町占一甲地的東本願寺時,中國佛教會跳出來抗議了。說這些當初屬於民間財產的東本願寺,應由「代表民間」的中國佛教會來接收。最後的拍賣價格是一億元台幣,因「飫飽吵」的中國佛教會則私下拿到了八百萬元,因而不再抗議。

善導寺固然醜聞不少,五、六十年代於大殿的底樓即放有靈位而也有點陰森森的。梅花里的民眾固然覺得善導寺有靈骨塔(這可是寺方重要的財政來源)而毛毛的。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應是當初的西本願寺與東本願寺。佛門聖地竟然被國民黨用於監禁政治犯,並成為大肆刑求及槍決的地方。

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台灣別院(西本願寺)

東本願寺與西本願寺的總部離京都車站不遠。這兩個寺廟都各占相當大的一片土地。但以日本古寺廟的標準來看,不是很大。如奈良的東大寺、新藥師佛寺、法華寺、法隆寺、唐招提寺等,都比一個大公園或學校要來的大。在台北的東西本願寺佔地當然沒有總部來的大,但還是相當可觀。京都的東西本願寺各位於東西方,但台北的東西本願寺則各處於西東方。本願寺的建立所追隨的是日本13世紀親鸞上人(1201-1262)的淨土修行方法。

西本願寺可能是最早來台傳教的。1895年即隨軍來台,原本只服務日本軍人,後來也向台灣人布教。1901年升格為台北別院,1924年的一場大火燒毀了原來的木造建築,後來於1931年建立了那棟龐大的木造本堂—-台灣別院本堂。老台北人相信見過這棟位於中華商場西測,位於目前捷運西門站附近的巨大日本木造佛寺建築。1975年4月5日,這棟建築被一場無名火給燒毁了。

1945年進占西本願寺的是警備總部與軍方。228事變後關了許多政治犯及無辜的人士。當時被關的人都一直蒙著眼,五花大綁而擠的連要睡覺也無法橫臥。據一個死裡逃生的歐陽可亮的回憶:「和王育霖認識,是某一個晚上的事。有個人突然從旁邊跟我說話,我嚇了一跳。『我叫王育霖,是建國中學的老師,也擔任《民報》的法律顧問。我有個弟弟在台南。如果你可以離開這裡的話,能不能請你告訴他,我最後被關在西本願寺的事。』」(《台灣青年》198期,4/5/1977)。 歐陽可亮是外交人員子弟,有一些政要關係,最後經由在中國親人的援助得以脫離。王育霖最後則死於非命,他是《台灣:苦悶的歷史》一書的作者王育德的的哥哥。

1949年後,台北的西本願寺成為軍營與難民營。而同時,在中國北方有一些信徒的理教也在台復教了。北方的理教與南方的洪門多少都是基於反清復明的思想建立的。在台灣推動理教復教的是國民黨少將高參趙書東,他也是第一屆國大代表。有這個背景, 1954年,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內政部把西本願寺本堂交給理教而成為「理教總公所」。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那天),一場大火焚毀掉了整棟建築。目前僅存的為鐘樓、輪番所(住持宿舍)、樹心會館,及原來西本願寺的台基所在地。該地目前為萬華406號廣場。

淨土真宗大谷派台北別院(東本願寺)

淨土真宗大谷派也於1895年就來台灣。1921年4月25日升格為大谷派本願寺台北別院。1928年11月24日,在壽町(今萬華區西寧南路鬧區一帶)建立了一木造寺廟,但兩年後就遭祝融。火災後,寺方決定用鋼筋混凝土改建。所建立的是台灣第一間印度風格的佛寺,中間的圓頂頂端高度為83尺 (約25.15公尺),前方兩側各為高塔。東本願寺原本傳教的對象是台灣人,但於後來漸漸轉為對日本人而開始有所成長(松金公正:真宗大谷派による台灣布教の變遷,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 71, 2006)。

1945年後,同西本願寺一樣都被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佔用。成為關政治犯及刑求的白色恐怖所在地。據聞王添灯在此被淋上汽油燒死,而彭明敏也曾被監禁於此。

1966年左右,讀高一的我到西門町一遊時曾看到這棟建築。由於四周都是高樓大廈,無法遠眺,在近觀下只看到兩邊的高塔,沒看到圓頂的全面。那是我對東本願寺的最初及最後一個映象。警總後來遷離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於1967年6月3日公告開標。佔地2,614.7808坪的土地於6月24日開標結果,由新光人壽、亞洲水泥、南山人壽、台北區合會四個機構,及何美慶等七個私人合組的財團, 以1億1,126萬元得標。原來的東本願寺被拆除後,原地蓋了獅子林新光商業大樓、來來百貨公司,和六福大樓。(林小昇:東本願寺台北別院,2/6/2011)。據聞該商圈一直不興,有人指出是因為燈光暗淡而陰森森的。也有人指出該地因過去寃魂不散的影響而不興。

2,614.7808坪以1億1,126萬元賣出,與我當年在善導寺聽內情人士指出一甲地(2934坪)賣一億元的消息可說相符合。所缺的是沒有人提起中國佛教會抽得八百萬元這件事。當中國佛教會(及道教總會)聞悉東本願寺要拍賣後,跳出來指稱東本願寺是日本人及台灣人捐獻所蓋的,是民間財産,不是政府財產,應由「代表民間」的中國佛教會接收。當有錢可拿時,這些中國和尚也可以搖身一變而成為日本人或台灣人了。在八百萬元拿到手後就不再叫囂了。道教總會拿到多少則不得而知。

尾聲

日治時代的結束也代表了日本佛教在台灣的結束,而象徵日本佛教在台灣的寺廟也都遭到被摧毁的厄運。宗教本應是沒有國界的,但對中國國民黨來說卻不是那麼一回事。

曹洞宗的東和禪寺被台北市政府拆掉了。只剩下主殿的臨濟寺卻也因為加蓋建築及庭園的破壞而成凌亂的狀況。淨土宗台北別院後來成為善導寺,在原來的主堂被拆掉後所蓋起來的是俗味十足的高樓與靈骨塔。西本願寺在蔣介石逝世當天被一場無名大火給毀了。東本願寺在標售後被打掉而成為商業區。

佛家說無常,這些佛寺的變化說明了這個事實。而東本願寺與西本願寺之被國民黨轉化成政治犯監獄與刑場,卻也說明了國民黨有將佛門聖地變成地獄的「本領」。而不少中國和尚到台後之會行使歧視本土僧侶及從事詐財勾當,倒也反應了他們之遵循國民黨的「國策」。也不僅只在中共集權統治下,宗教才服務於政治。戒嚴時期的中國佛教會是為政治服務的。與其拜佛菩薩還不如拜黨中央來得有效,而容易得到現世的「福報」。但這些「福報」是建立在民族壓迫、詐財,與刑求及凌遲至死的根基上的。

當年風光優雅的日本佛寺已不在,所留下來的是歷史與記憶。這個記憶有待台灣民族自己去做敘述與維護。希望的是殘暴醜陋的事不要再發生在這片土地上。建築可以一再變化,但不應越變越醜。而人性的變化方向也應是向上與往清滌的方向走,而非往下沉淪。

李堅

1947年的美國外交電文 —-台北,南京,上海與華府

1947年是台灣相當關鍵的一年。1945年國民黨佔領台灣後,百業蕭條,社會動盪不安.而在同時,國共內戰也開始在中國展開。美國在此間扮演什麼角色,或是說美國的了解與觀察如何,是很值得注意的。透過美國當時外交界的電報往來,我們大可看出當時台灣社會的狀況。底下我們就來看一些當時的美國駐台北領事館與南京的美國大使館,及華府的國務院間的電報往來。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是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6/24/1876-1962),公使銜參贊 (minister-counselor) 是巴特沃夫(William Walton Butterworth, 9/7/1903-3/31/1975),駐台北領事先是布雷克(Ralph J. Blake),後來是克倫茲(Kenneth C. Kerentz),駐台北副領事是柯喬治(George H. Kerr, 11/7/1911-8/27/1992, 現在也翻為葛超智)。代理國務卿是艾奇遜(Dean Acheson, 4/11/1893-10/12/1971),國務卿則是馬歇爾。

1947年的電文節譯

1947年1月10日,台北領事館致南京大使館

12月20日在日本的台灣人抗議美國對台灣人的不公平對待。而最近的「渋谷事件」 (註一)是台灣人首次組織起來與外在團體對抗的例子。但據許多最近由日本返回台灣的台灣人表示,滋事者大都是黑道份子。經濟的蕭條使許多人都以不當手段要混口飯吃。據一則未經證實的報導,在7、8、9月的日本,就有台灣人犯了三百件案件,比同期犯案的日本人多了一倍。一般台灣人不認為渋谷事件能站得住腳(have a case)。這個反美示威事件與最近在北平及中國四處的反美示威事件(註二)並沒有關聯。

台灣目前的謠言很多。美國在台中整修機場及工廠以做飛機維修一事,引來許多台灣人的求職。許多是當年在菲律賓與美國一起作戰的台灣人。事實上美國空軍已選好台中為基地,而也打算在台中設廠建B-29。但謠言又傳說美國與蘇聯於不久將會對打起來,而將有三十萬的美軍會登陸台灣。一說已有1600名美軍已由淡水登陸。也有一謠言說,因為國民黨的腐敗無能,美國會支持日本回來治理台灣。也有人引述日本高階人員於被遣返前在基隆的揚言,曰日本是被美國打敗而非敗於中國,二十年後日本將會再回到台灣來。也有人傳言,由於國民黨因戰爭的負債,有意將台灣賣給美國。

大眾的不安反應了台灣與大陸政經局勢的不穩。而由大陸沿海地區持續移入台灣的中國人也帶來不同的訊息。警察制度很不穩,大型的搶劫案一再發生。

台灣一群相當有教育的人,據聞包括目前的台北市長(按,游彌堅)也在內,他們擔憂中國的內戰將會導致經濟的垮台,而台灣將會被捲入搶奪控制權的紛爭。他們對美國政府有三個期待:一,不要如日本投降後般的運送國民黨的軍隊來台。二,希望美國能派遣技術人員與行政人員來台以幫助台灣人不被捲入大陸的亂局。三,希望美國能提供金融上與物質上的援助以促進工業與商務的復原。他們認為實施自由貿易以取代目前的貿易專賣制度將有助於台灣的經濟復甦。

註一。戰後的日本經濟蕭條,加以有五百一十萬人於戰後的一年半內回到日本,使社會難以承受這種鉅變。一般民眾士氣殆失,酗酒用藥大增,而許多生活上的必需品也普遍缺乏。社會變成當時人所描述的「虛脫狀態」。黑道控制的黑市交易也隨之而起。據估計,百分之三十的黑道人物為所謂的「第三國人」:台灣人,韓國人與中國人。在搶奪地盤下, 1949年6月,幾百名台灣黑道在渋谷站前與一千名日本山口組火併了起來。七名台灣人死亡,一名警察死亡,34人受傷。憤怒的民眾把箭頭指向第三國人,但在佔領日本盟軍中的國民黨份子則以戰勝國的姿態出來挺中國人與台灣人。事後也藉由盟軍賦予華人較為特殊的地位–配給的增加。這也使沒受惠的韓國人與台灣人間增加了嫌隙。

註二。由於美軍在中國的酗酒行為及一些強姦事件,當時也引起中國民眾普遍的不滿。最著名的是1946年12月,北大女生沈崇被兩個美國大兵強姦一事。共產黨則乘隙煽動反美而於中國各地都有反美的示威。

1947年3月1日,美國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北領事館報告,昨晚有兩名台灣女孩遭到公賣局警察因查緝私菸打死。今早有兩千名到三千名台灣人走上街頭。他們打死一到三名大陸人(有待證實)。憲兵開始進駐政府建築。下午兩點,行政長官公署向群眾開槍射擊,有數人死亡。公賣局的東西被拿出來燒掉,有數部車子被弄翻並被放火燃燒。大使館的訊息認為,國民黨當局不了解上海金融危機的嚴重性,而對專賣加以更嚴格的管控以致招來地方的動亂。(註:電文6:00 p.m. 發送)

台北領事館續報說共有十到十五人死亡。怒火指向大陸人,基隆也受波及。往南的火車停駛。火車站前警察開槍打死2到4名台灣人。前後共有二十幾名大陸人到領事館尋求庇護。領事布雷克已數度打電話給行政長官陳儀要他將大陸人帶到其他政府機關避難。(註: 電文11:00p.m. 發送)

1947年3月2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政府已將進入領事館尋求庇護的大陸人移走,沒有意外。

1947年3月3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從昨夜到今天都有槍聲。情勢仍然緊張.行政長官在廣播中答應會無條件釋放被捕的人,傷者都會受到醫療照顧。台北基隆的政府機關都停止運作。全島都有動亂。

1947年3月4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北市緊張.較少槍聲,但已知有4名台灣人被打死。人民代表與政府將於3月10日全面討論。外僑沒有什麼問題,在街上還受到歡呼。

1947年3月5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報紙特刊報告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成立。執委會要領事館向全世界發佈二二八事件的事實。但領事館表明只能向美國政府傳達意見,領事館不是新聞機構,不能代為發布新聞。事後領事館收到一封向馬歇爾將軍的陳情書。信上有141個簽名,代表807人。陳情書的結論是:最快的解決方案是聯合國聯合治理台灣,切斷與中國的政經關係直到台灣成為獨立的國家(按,馬歇爾是當時的國務卿)。(註: 電文1:00p.m. 發送)

1947年3月5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北的一名醫生與另一名台灣人向領事館提供國民黨軍車胡亂射擊達姆彈的證據。但領事館已表明中立原則,不能接受達姆彈使用的證據。(註: 電文2:00p.m. 發送)

1947年3月5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北領事報告,行政長官公署違反和平解決事變的決議,派兵進入城市。台灣人大多希望和平解決,但目前看起來,台灣人憂慮當年陳儀當福建省省長時,曾屠殺當地人民一事可能會發生在台灣。台灣人一般沒擁有武器,但桃園中壢一帶民眾用土法卻也阻止了軍人的進城。一般人民相信陳儀在等大陸調兵過來。(註:電文9:00p.m. 發送)

正確死傷人數不詳.中央通訊社的報導是台灣人的死傷人數是一百,外省人的受傷人數是四百。(電文華府7:36..收到)

1947年3月6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北領事報告戒嚴令已於3月3日取消,但仍可看到軍人的巡迴。台北市長與市警察局與大學生幫忙維持秩序。食品短缺較沒那麼嚴重,但米仍很缺乏。南向的火車仍尚未通。(註:電文6:00p.m.發送)

1947年3月6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北領事館報告,事情在急速轉變中。台灣人表示,他們會抵抗由大陸派來而沒有人民代表權的政府。台灣人強調因為開羅宣言,所以美國有責任求取聯合國的干預。在慎重考慮後,領事館的決議是由美國代表聯合國來做干預以防止軍隊在台灣的屠殺。以 3月3日的情況看來,情況相當緊急,目前法理上台灣仍是日本的領土。中國由於是聯合國的一員,所以中國應可以被保證在聯合國管理下,情況穩定後台灣會重返中國,但台灣人將有較大的代表權。但台灣人一般都認為聯合國的管理是以美國為主,他們要的是民主政治的訓練以達到將來台灣人管理台灣人的目標。

領事館目前的危險不是由台灣人來。美國人在台灣人中有很高的聲譽,目前領事館的危險是嫉妒美國的聲譽而又亂紀的中國兵。馬尼拉報告誤指台灣人攻入領事館而大陸人護衞領事館。目前已傳言政府要由福建調兵過來,而高級官員已將家屬調去安全所在。領事館已求取大使館的幫忙做可能的撤離及通知中國中央得保護領事館的安全。(註:電文7:00p.m. 發送)

1947年3月7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領事館收到一封由228事件處理會員煩司徒雷登大使轉交蔣介石的信,指出台灣人只是反對官員的貪污並要求政治改革,別無他意。希望不要派兵來台灣以避免衝突的升高,也希望中央派遣一名高階政府官員來台商量事變的處理。領事館也將處理委員會的要求翻譯成英文。台中、嘉義、頭份及東部在台灣人的掌控中,新竹、台南及高雄的街頭巷戰仍在持續中。

1947年3日8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今天開始撤離領事館的非必需人員。中央政府是否會派兵到台灣,大使館希望能查證。

1947年3月9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據報,中央政府決定廢除行政長官公署的職位。

領事館續報,台北由昨夜開始就有持續槍聲。約有兩千名(政府說是憲兵)的兩師兵力於昨晚抵達基隆,還將會有五艘船會由華南地區開過來。昨天下午基隆也有激烈槍戰。大使館派副武官道中校(Colonel F.J. Dau)為信使陪同蔣介石的特使到台灣了解情況。

1947年3月11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道中校下午由台北報告,台北的異議份子都遭逮捕。官方廣播指出引起事變的官員已接受審判,死傷者都受到醫療照顧,將會爭取台灣成為一省,將會重用台灣人,市長選舉將於7月1日展開。

1947年3月12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據報紙報告,蔣委員長對處理台灣事變有信心,已派一名高級官員去幫助陳儀。政府也派兵去台灣擔任警備任務。他指責共黨引起動亂,並指出民眾的要求已超出省級政府的權責而也違憲。

巧合的是,陳儀也解散了處理委員會,指責他們助長了動亂。

1947年3月13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昨天下午據台北領事館表示,引用可靠台灣人的訊息指出,政府已大規模逮捕並處決人員。大使館要求間接管道向蔣委員長求證。

道中校指出兩個憲兵隊於3月7日登陸,再來是21師。陳儀指動亂是由暴徒及共黨引起。但領事館只看到開槍的都是軍隊。美國人無人受傷,但有一聯合國人員 (UNRRA) 的房子遭到槍擊。

南京定期的政府新聞部記者會說台灣的動亂很快就會平息。政府將會盡速做政治與經濟的改革,也會寬大處理。但台灣人要求撤銷警總,只僱用台灣人當軍人是很不負責任的想法。

新聞部也說白崇禧很快就會去台灣。

1947年3月18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國防部長白崇禧已於17日抵達台北。同行的14名軍政人員包括蔣經國,冷欣,葛敬恩等,他們計劃到基隆高雄及其他地方做調查。

1947年3月20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昨天南京政府的例行記者會表示,台灣動亂的死傷人數不詳。目前全島已平靜下來,從海南島返台有共產黨員參與暴亂。

1947年4月1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北領事館報告,由於有遭逮捕的威脅,一般民眾的反應難以評估。但據少數內情人士指出,白崇禧的來台並沒改善,也沒改變基本情況。逮捕仍在進行,而證據顯示槍殺仍持續中。基隆港的浮屍仍在打撈中。有兩件軍人公開槍殺民眾得到證實。

行政長官告知美國記者,處理委員會與政府的聯絡人王添灯因拒絕接受逮捕而遭槍殺而死。

1947年4月10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北領事報告,在城市區的大規模的逮捕與處決已結束。一名美國聯合國(UNRRA)的醫師剛由西部回來,指出政府說有一千名大陸人傷亡,數目是太誇張了。他在與台灣人的來往中了解到,台灣人對中國人的長久佔領表示無奈,但不放棄聯合國的介入,也指出美國將台灣交給中國是一個錯誤。

1947年4月15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有關台灣的動亂及白崇禧到台調查一事,為了了解白崇禧訪台的目的與效應, 大使館請台北副領事葛超智來大使館做個報告。他為白崇禧訪台一事陳述了他於4月10日就已寫好的備忘錄(摘譯如下):

白崇禧原本十天的訪台行程延長成三個禮拜。事後也以五種語言做廣播以「更正」外人對政府的不了解。白崇禧認為日本的教育是一大傷害。因為日本教育醜化中國人,必須停止並做教改。 他也說要釋放公家土地(全島的百分之七十)做私人農作使用。但大部分的土地都是山坡地。白崇禧也要求山地原住民揪出逃到山上的暴民。在公開場合白崇禧都是在稱讚陳儀。而事實上在他訪台期間,大量逮捕及處決都仍在進行中。這些現象反應了他同意陳儀的措施。

在政府官員中,原先只有一位任教育局副委員的台灣人,其他政府職位皆為中國人。這位台灣人對政府歧視台灣人的作風深感痛恨, 一再反應但皆沒受到處理。此人於二月中已辭職,但遭逮捕,相信已遭處決。

對「中國評論週刊」(China Weekly Review)指出有五千人遭處決一事,白崇禧反駁,指出只有中國人死傷,也強調軍隊的受損。白崇禧原先於3月25日指出有一千人逃到山上去,但在4月7日又改說這大約四十人逃到山上去。而白崇禧只取消專賣局之名而改名成公賣局一事,並沒有改變專賣的本質。

青年黨的《新中華日報》於4月15的社論指出,白崇禧的訪台只是為了維護蔣介石與陳儀的形象與旣定路線,並要將政治傷害減少至最低。原先大家指責的陳儀仍然維持職位。在蔣介石的指示下,所有報紙都已停止報告台灣動亂的消息。一個駐北平的外籍記者也於3月26日的 China Daily Tribune  指出他們都收到這個指令。

葛超智的結論是, 白崇𥛶的訪台只是加深了台灣人對中央政府的疑慮。白崇禧的表面上的改革措施,及他訪台期間逮捕及處決的持續進行,都反應了他與蔣委員長站在同一線上。

1947年4月21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由於蔣總統向司徒雷登大使表達要知道228事變的背景,大使館要求台北副領事葛超智準備了一份備忘錄。中英文的版本都於4月18日交給了蔣委員長,副本國務院存檔。{註:電文只刋出最後「事後與處置」(Aftermath and Settlement),全文「台灣事況備忘錄」(Memorandum on the Situation in Taiwan,  April 18)則於後來被收入在美國國務院1949年8月的對華白皮書。在這一千多頁的白皮書中,國務院探討1944-1949年的中美關係}。「台灣事況備忘錄」的大要如下:

台灣人是熱烈歡迎國民黨的接收台灣。但1946年群眾開始不滿。大量失業,而原先已根絶的疾病也都重現。1946年的稻米雖然有豐收但卻缺糧。台灣人雖然歡迎新憲法的公布,但行政長官卻說台灣無法比照中國各省預定於1947年底實施,而最早只能於1949年底實施。在日本人空出的房產處置中,也優待中國人及官員但不利於台灣人。專賣制度的處理也優惠了中國少數官員而將台灣人置於不利的地位。

在2月27日的查緝事件後, 2月28日約有兩千人和平的走向專賣局,下午走向行政長官公署。在毫無預警下,屋頂的機關槍掃向群眾,至少有4人死亡,暴亂因而擴大。美國領事人員見證毫無武裝的人民與政府的衝突,也見證了政府機關及台北火車站上軍隊開槍射擊人民。

3月2日,陳儀同意人民的要求將會於3月10日會面討論,保證政府不會派兵入城。但民間據傳陳儀已在派兵入城。聞訊的新竹地方人士拆除鐵路線,使軍隊不能北上。在人民代表與政府的會談後,政府表示3月8日6點前所有軍隊都會撤離,而通訊會恢復,軍糧會釋放以避免危機。參謀長柯遠芬也保證軍隊不會入城,他以自殺來保證。 3月8日,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也指出人民的要求很合理,中央政府絶不會派兵來台。但3月8日,有外籍人士觀察到基隆街道先由機關槍掃射淨空後,晚上便有兩千名警察與八千名軍人登陸。而同時間也有三千名軍隊由高雄登陸。從3月9日開始中國軍人就胡亂開槍打人。領事人員就看到軍人用刺刀無緣無故刺殺一名苦力,軍人也向行人行搶。一名加拿大護士冒險救了許多人。許多被送到醫院的病人都有機關槍射殺及刺刀刺傷的傷口,而許多也肢體破離。 3月10日,萬華地區的商家普遍遭受到軍人的搶劫。3月11日開始,中學生都被有系統的逮捕。一個可靠的估計是台北於13日有七百名學生遭逮捕,基隆有兩百名學生遭逮捕。松山地區有50名學生被處死,台北近郊的北投有30名學生遭殺害。所有處委會的人員也都一一遭到逮捕。病中的陳炘,及林茂森,王添灯,也都遭到逮捕。 3月10日,一名外籍人士目擊有15名衣裝良好的台灣人跪著,頸部穿鐵絲,等待被處決。 3月14日與15日,基隆港開始出現浮屍。估計基隆有三百人被抓並處決。三天後,軍隊也像郊區邁進.外籍人士於淡水街道上看到不少屍體。

從2月28日到3月9日,當台灣人已控制全島時,他們強調要和平處理二二八事變,要將台灣打造成中國的模範省。台灣人對中央政府及蔣委員長的忠誠是毫無疑問的。過去18個月來,台灣人指責行政長官公署,認為只要蔣委員長了解台灣的情況,則改革便可以正式推動。台灣是有比中國都良好的工業基礎及技術人才。中國的內戰不應影響到台灣。一個好好治理的台灣應可為台灣及中國都爭取到急需的外匯。

目前3月底及4月初,基隆港及其他地區都仍持續有死屍的報導,可見鎮壓及處決仍在繼續當中。

1947年4月23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據政府的記者會,魏道明上任台灣省主席的時間未定,估計是在近日。

有關魏道明上任一事,台北領事館的副領事葛超智在預定於4月28日由南京返美前,整理了一篇有關魏道明的備忘錄。

葛超智指出,魏道明的成功與否取決於:A, 他對軍方是否能掌控。B,他如何去掌控陳儀所發展出來的複雜官僚體系。 C,他對中央政府導致目前台灣政治經濟危機的政策如何去改變。

葛超智指出,中國軍方對有多少兵力在台灣一事是三緘其口,但據大使館道中校的估計,有五萬到六萬的兵力於3月7日後運到台灣去平定動亂。這已造成軍方佔領的問題。陳儀派柯遠芬去處理糧政,但柯卻也將台灣的米糧剝削成嚴重短缺。最近台中與新竹縣長的指派,表面上看來是平民身分,但實際上都是軍人背景。魏道明的成功與否也要看他是否不再繼續陳儀保護貪官的路線。原來專賣局與貿易局的局長,本都於1946年被大陸派來的調查委員判為貪腐,但卻仍都被陳儀重用。

1947年4月25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魏道明的出任台灣省主席,目標可能是針對美國(按,魏道明曾任駐美大使及駐法大使)。魏道明已下令在各級省政府設立副委員長的職位,以使台灣人熟悉中國的政治運作。但陳儀已消滅了許多有能力的台灣人,在未來用人上將是一大困難。

1947年4月28日,美國「投資與經濟發展部門」(Division of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的華克先生(Melville H. Walker)的備忘錄:

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希望能藉由美國技術人員來發展台灣的經濟。華克先生的分析是:一,將台灣分開處置可能不太恰當,這會牽涉到中國將會發展成為不同經濟區,也會使目前美國反對蘇聯在滿州的作為一事造成矛盾。二,大使覺得台灣有很大的經濟潛能,好好開發可以償還美國對華貸款。不清楚大使是要還債為主或是要開發台灣為主。台灣在日治時期的對外貿易總額是2億2千5百萬美元。以1937年的資料來看,其中85% 是與日本及韓國的進出口。台灣出口以米與糖為主。台灣的水力發電充足,高雄的鋁廠及石油廠有待復原。除非美國與國民黨有良好而明確的共識,否則到最後若有問題,國民黨只會指責美國而已。

1947年5月12日,大使致國務院

陳儀的告別演說強調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也警告野心份子之想將台灣分離出去。也暗指美國鼓勵台灣的異議份子。

1947年5月13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據中央社報導,即將上任的魏道明指出施政的目標是民主,經濟穩定,及提高生活水準。

1947年5月17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公使銜參贊與即將上任的台灣省主席魏道明有一個長談。魏博士承認他對台灣了解很少。我們提醒魏博士必須終止在台灣的搜括的行為,台灣應與中國分離以避免因內戰而引起的經濟混亂牽連到台灣。我們也告訴他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央政府與台灣的關係,而國共內戰也將使台灣處於危險的處境。若沒有給台灣人更大的參政權,則共黨的影響力會因而產生。

由於布雷克領事九月就要離開台灣。我們在台灣需要一個相當有見識及處事能力的官員,方得以對傾向於剝削台灣的中國政府施壓。

1947年5月26日,葛超智就共黨可能滲透台灣的備忘錄摘譯:

最近的屠殺及軍事鎮壓(目前估計有五萬兵力在台灣),加以不注重民意的表面上的改革已使台灣人疏遠大陸。陳儀暗示美國支持他的政策,特別是他所用以鎮壓的都是美國的軍事裝備。直到3月中旬,台灣人企求聯合國的托管或美國的暫管。台灣人也討論主權尚未移交給中國這個事實。可以考慮用美援來改善台灣的經濟結構,在(國民黨由台灣)撤軍後用台灣法律地位的問題求取國際共管,使台灣成為未來中國重建的基石。

1947年7月8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許多被抓走的人仍然處於失蹤不明的情況,一些新的失蹤人口也時有所聞。秘密警察活動增加中。中部逮捕人口可能都與敲詐有關,在賄賂後許多都得到釋放。目前的看法是,文人政府並沒法掌控軍方及特務。民間也謠傳台灣將讓給美國以交換給中國的貸款。

1947年11月5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行政院長張群訪台回南京後發表談話。張群指出台灣人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基礎。在日本統治台灣的51年間,只有20名台灣女孩嫁給日本人。但在台灣光復後的兩年內,台灣人與中國人已有兩千對聯姻。省政府對治理都有周詳的考量,議會與地方政府也都合作無間。

1947年11月17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灣來的新聞仍可看出治理無方及民間的不滿,與一些爭取自主的革命活動。蔣委員長了解情況並誠懇的同意某些形式的中美共管一段時間,重點在經濟方面。

1947年12月5日,代理國務卿致上海領事

美聯社12月3日的報導引用新民晚報的報導,指出美國要使台灣脫離中國的統治。報告指出美國新聞處處長表示,美國會引用大西洋憲章於台灣,支持自決。國務院要駐上海領事館調查此事。

1947年12月7日,上海領事館致國務院

領事館翻譯了新民晚報有關美國要奪取台灣的新聞。指出美國經營的馬尼拉公報(Manila Bulletin)公開要求置台灣於托管,指出美國空軍已進駐台灣的空軍基地,而魏德邁將軍最近的訪台也詳細考察台灣的港口、基地與煉油廠。而美國新聞處也表示:1,雖然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與雅爾達會議說明了台灣的歸屬,但在中日和約簽訂之前,台灣的歸屬仍未能建立。2,美國決意要用大西洋憲章,使台灣人能自決。3,目前台灣在麥克阿瑟管理下,台灣人若要自決可向麥克阿瑟陳情。4,台灣若要脫離中國則美國會援助。5,台灣人若由美國做托管,則期限可由台灣人自己決定。6,美國會儘力協助台灣的經濟重建以解決失業的問題。7,若台灣置於美國托管之下,則因事變入獄的政治犯都會會得到釋放。

據美聯社報導,在美國野心分子指導下的台灣分離份子將於最近要求參與對日和約與公民投票,他們相信99%的人都會要求與中國分開。

1947年12月16日,台北領事致國務院

新民晚報的報導源於10月5日香港的《新台灣》(New Taiwan)雜誌。當地視《新台灣》雜誌為共黨背景,但實際上有國民黨的支持。新民晚報的重複報導有製造風潮的作用。是不是由南京發動難以得知。在中央社的要求下,台北領事與30名報界人士會面做澄清。但所有報紙都沒有刊登台北領事的發言。

1947年12月17日,台北領事館致國務院

魏道明的演說指出,台灣自光復後謠言特別多。要追查謠言的來源是很簡單的。他們一般不是由共黨來就是由外國媒體來。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使台灣脫離祖國。將來的對日和約可能有一些問題要處置,但台灣的問題早就決定好了。台灣的光復是用幾百萬戰死軍人的血爭取來的,而六百萬台灣人也決定台灣是中國的一省。若台灣問題成為對日和約的一個問題,則四億五千萬中國人與六百萬台灣人都會準備不惜用流血爭取。在台灣,我們沒有軍隊, 205師駐此只為訓練而已。

討論

美國國務院的歷史署 (Office of Historian) 負責處理美國的外交檔案。許多已解密的歷史文件也都在經過篩選後公布。本文所選用的電文都是歷史署所公布的。

在228革命前後那段期間,台北的領事先是布雷克,後來是克倫茲。但顯然的,副領事葛超智是個比較重要的人物。在南京的美國大使是司徒雷登。與蔣介石能做直接溝通的是司徒雷登,他也多少掌控了什麼事可以與蔣介石討論及什麼事要通報國務院。

司徒雷登是世代的傳教士家庭,包括他本人也是個傳教士。他生於杭州,而除了幾年的返美求學及晚年外,他都住在中國。五十年在中國的時間使他覺得他是中國人而不是那麼美國人。他是燕京大學(現已成為北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但由於他支持國民黨,使他成為共產黨的敵人。目前北京大學的校史都不提他的名字。司徒雷登的太太於1926年逝世,葬於燕京大學的校園。司徒雷登的遺願是要與他太太同葬在燕京大學。2008年,司徒雷登死後的46年,他的骨灰被運葬在杭州,與他的父母及一個哥哥同葬在一起。

葛超智於1935-1937年間在日本求學, 1937-1940年間在台灣教英文。二次大戰期間他服役於海軍而成為台灣通。葛超智的更大興趣其實在於琉球及太平洋的島嶼民族。1947年後他任教於華盛頓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後來在史丹福大學及胡佛研究院。也由於他親台灣及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及「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的出版,使他成為國共的共同敵人。在蔣介石的施壓下,他失去了史丹福大學的教職。

在一個親國民黨的大使及一個親台灣的副領事的來往中,我們不能確定是否有很多訊息沒被傳出去。但司徒雷登似乎是有將重要的部分都與蔣介石有所討論。

官方的來往管道也許有所限制,但很許多國家到底是有第四權的存在

1947年3月29日的紐約時報就有一篇Tillman Durdin所報導的「Formosa killings are put at 10,000。Foreigners say the Chinese slaughtered demonstrators without provocation」。1947年5月24日的The Nation雜誌也登了一篇Peggy Durdin的「Terror in Taiwan」,1947年6月4日的The Nation雜誌再登了一篇同一作者的「Taiwan: China’s Unhappy Colony」。Tillman Durdin 與Peggy Durdin是夫妻檔。澳洲的報紙The Daily News of Perth也登了一篇「Terror in Formosa」。葛超智的「被出賣的台灣」固然最經典,228時在台灣的一名紐西蘭籍的聯合國 (UNRRA) 雇員Alan James Shackleton (3/21/1897-1984) 在回紐西蘭後的1948年也寫了一本「Formosa Calling」,但都一直找不到出版社願意出版。Shackleton先生指出在當時反共思惟及中國遊說團 (China Lobby) 勢力龐大的年代,沒有出版社敢出版那本書。

整個228革命前後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更廣泛的現象。那就是中國依賴美國,但又極端排擠並故意要抹滅美國的存在。沒有美國,中國沒有能力對付日本,更遑論所謂的「抗戰勝利」了。沒有羅斯福總統,中國也不可能被認為是四強(後來的五強)之一。這種既要依賴美國,又極端嫉妒美國的現象,我們在電文中也可看出一些端倪,而也表現在美國協助下的台灣交接過程中,及一些中文的日本投降書的故意忽略美國的「誤翻」了。美國給錢,裝備,並提供技術人員及軍力,但狐假虎威的狐狸雖要靠老虎,卻也不想讓人明眼看到老虎的存在。但即使在這種扶助之下,這隻狐狸不但成不了老虎,反而被當時的台灣人視之為「狗去豬來」的豬了。

但5月17日的電文中,美國公使銜參贊指出,在台灣,美國急需一名相當有能力及熟諳東亞事務的外交官,方得以控制只會向台灣掠奪的國民黨一事來看。我們可看出當時的美國不但不了解台灣,也很忽略台灣,也多少造成了這個慘劇的發生。

但總的來說,美國國務院的外交文件多少讓我們看到事變前後的台灣情況,及美國國務院的處置(或說缺乏處置)。也多少讓我們看出事變前後美國扮演了什麼樣的一個角色。但一個沒有回答的問題是,誰將中國軍隊運送到台灣。我們知道接收時是由美軍幫忙運送中國兵到台灣的,但228革命後是誰運送國民黨的軍隊到台灣而展開屠殺的。美國國務院的電文沒有提到此事,也許是有意忽略掉或避而不談,或沒有解密。

李堅

 

 

 

 

日美人移民美國的聯想之七 種族主義與太平洋戰爭 —-也看美國社會的種族問題

在美國住過一段時間而與美國社會有所來往的人,都會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體驗到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問題。一般人都只專注於黑白問題,但種族歧視在各層面及各地方都有,只是或明或暗或強或弱的差異而已。過去在南方及中西部都住過一段時間後,筆者搬到加州來。加州給筆者的印象是較習慣,也較容納東方人。當時的我不很清楚加州過去排擠華人及日本人的醜陋歷史。今天的成果是前人一再奮鬥下的結果。平等不是天生的,平等是爭取來的。

美國雖然有殘酷的種族歧視歷史,但無可否認的是美國在保障種族平等的對策上所一再的努力。今天的美國是個多種族的多元社會,雖然種族主義者都在乘隙待發,蠢蠢欲動,但也常受到社會各方的征討而未能囂張得逞。與世界各國相比,美國在種族/族群平等的處理上,可說是相當的成功。相對之下,當年移民美國而遭受歧視的華人及日本人的來源地社會—中國與日本,在族群/種族的處理上都沒有美國的成功。即連東亞號稱為移民社會的台灣,在種族/族群的處理上仍有很大需要改善的空間。台灣過去在推展四大族群(福佬、客家、外省人、原住民)平等的努力上固然頗有成就,但是四大族群的觀念在台灣已屬過去,目前的台灣有外勞、外配、及外籍人士等新住民,不平等對待及凌虐事件時有所聞。

種族主義不只牽涉到個體或一個社會中的人群,也常常演變成國與國之間的爭執或戰爭。更嚴重的是發展成為區域衝突。太平洋戰爭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種族主義的問題很顯然的是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線之一。它占多大的成分,量化是有困難的,但我們可以看出它發展的脈絡。

當歐洲列強及後來的美國開始殖民非洲大陸及亞洲時,他們的目的不外是資源的掠奪與貿易市場的取得。而在殖民過程中也涉及了奴隷的買賣,奴工的使用,及社會的剝削與壓迫。被殖民的社會固然也於同時學習到現代化的文化與政制,但總的來說獲利者是殖民者的單方。為了美化這種殖民剝削,一些合理化的言詞及觀念也出現了。法國人認為他們有文明的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要向全世界輸出法國的文明。英國人則由他們的詩人Rudyard Kipling於1899年的詩「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來陳述並合理化他們的殖民。美國人所說的「美國的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雖不是明說,但卻也是暗述。

日本是亞洲第一個成功的現代化,而欲擺脫不平等條約並擠身列強的國家。但在這個過程中卻也是關卡重重,步履維艱的。喪權辱國的安政條約的簽訂(1858)只是一個不平等對待的開始。後來的一些不平等的國際仲裁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在凡爾賽會議中提案的種族平等及國家平等主張之遭受英美澳的強力反對,只加深了日本仇視西方列強的情結。日美人在移民夏威夷及美國所遭受到的歧視與迫害,及1924年排亞法案的簽訂,更使日本視之為國恥。1921/1922的華盛頓海軍會議及後續1930年的倫敦會議,建立了所謂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Versailles-Washington System),將英美日的造艦比率設定為5:5:3, 欲在太平洋建立以英美為主的霸權。日本帝國對這個不平等的對待忿忿不平。三十年代,在日本求學的家父在我年幼時提及那段限武談判時,仍是義憤填膺。可以想像的是他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不滿西方列強不平等對待的氛圍。誓欲將西方列強趕出亞洲的日本最後是達到了那個目標,但結果卻也是傷亡慘重的太平洋戰爭及本身也國破家亡的結局。太平洋戰爭中,羅斯福總統的行政命令9066號,日本侵華的所作所為,及東南亞原先被殖民的人民反抗西方殖民者而與日本侵略軍的合作與對抗,馬來亞華人的抵抗,及日軍對西方原殖民者及軍俘的處置等等,都充滿了種族主義味道。當今的國際情勢及各個社會固然都已有很大的改善,但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也由於這種戰爭與殖民的結果,亞洲各國之間有很多的歷史恩怨。歐洲各國也都有他們的歷史恩怨,但到目前在經過歐盟、歐洲議會等整合的努力下,問題已不再那麼的尖銳化。相對之下的亞洲各國之間的恩怨,要解決是來日方長。這種歷史恩怨在移民美國的亞裔社會中,我們也都看到了。韓國人與日本人,中國人與日本人,台灣人與中國人,柬埔寨人與越南人,華人與馬來人….等等不和。尤其是在第一代移民之間,我們也都看到了。但第二代的亞裔移民多少體會到就整個美國社會而言,亞裔是一個群體,要爭取的不是亞裔間的問題,而是亞裔與其他種族/族群在美國社會的問題。 亞裔移民應該要了解,故土的紛爭與在美國的糾紛不是平行的,要有個切入點與離開店。

種族及族群的認同多少是人類生存的工具之一。十多年前去世的加州大學社會學巨匠 Tomatsu Shibutani (10/15/1920-8/8/2004) ,由於是日美人,在加州成長過程中深受歧視,加上戰時的日美人集中營經驗,使他一生對種族/族群關係研究良多與深入。在他1965年出版的「族群層化」(Ethnic Stratification : a comparative approach)一書中,他研究比較人類的歷史經驗而結論道:「不管人們有多不同(體質與文化),在共同生活幾個世代後,他們都會深信他們有共同的祖先」。(系列完)

李堅

日美人移民美國的聯想之六 「個人公義的否決」 —-日美人團體的社會政治運動

經過三、四年的集中營生活,集中營最後是關閉了。但這些流離失所的人卻難以重建他們的生活。年輕的二世尚能適應,但年紀較大的一世卻難以重起爐灶。他們失去了財產,也失去了家當及事業。從五十年代開始,日美人也開始推動平反運動(Japanese Americans Redress Movement),他們冀望政府的認錯與賠償。

1948年1月19日,最高法院判決加州排擠非公民人士的「外籍土地法」是違憲的。1948年7月2日,杜魯門總統簽署了「日美人疏散補償法案」(Japanese American Evacuation Claim Act),但只撥用三千八百萬美元,並無濟於事。1952年6月27日,國會(278-113)及參院(57-26)以多數決壓倒了杜魯門總統的否決權,而通過了移民法案(McCarran-Walter Act),予以日本移民配額,也容許一世的歸化。1959年,夏威夷的日美人井上健(Daniel K. Inouye, 9/7/1964-12/17/2002)成為第一個選上國會議員的日美人。1962年,他成為第一個選上參院的日美人。1965年的移民法案(Hart-Cellar Act)的通過,使亞洲人與歐洲人的移民美國得到平等的對待。

1976年2月19日,行政命令9066號簽署的第34週年,福特總統撤銷了行政命令9066號,言明一個國家固然要了解過去的成就,也要面對過去的錯誤。1978年,日美公民協會及一些日美人團體推動要政府道歉,每人賠償25,000美元,並建立被關的人的下一代的教育基金。1980年,國會通過法案成立「戰時平民遷離與監禁委員會」(Commission on Wartime Relocation and Internment of Civilians,簡稱CWRIC),而於1981年2月建立了組織開始運作。在美國主要城市開公聽會,共訪問750個證人,調閱一萬份文件。1983年6月,CWRIC 發表他們的調查報告「個人公義的否決」(Personal Justice Denied)。報告指出,行政命令9066號並沒有軍事上的需要,整個事件建基在「種族偏見,戰爭的歇斯底里亞,及政治領導人的失敗」(racial prejudice, war hysteria, and a failure of political leadership)。CWRIC 的估計是日美人的損失以1983年的美元來算是介於八億一千萬美元與二十億美元之間。後來的重算是介於25億美元及62億美元之間。

雖說有委員會的報告與建議,但國會一直拖到1988年才通過民權法案( The Civil Liberties Act),而由雷根總統於8月10日簽署法案,並向日美人道歉。這個法案除了政府道歉外,也給約六萬名集中營生存者每人兩萬美元的補償及教育基金會(12億5千萬美元)的設立,也對當年違反宵禁及監禁法令的日美人予以特赥。

目前日美人在美國的亞裔人口中已由當年的前三大掉到今天的第六大。以2010年的普查來看,亞裔人口在美國三億人口中共有1732萬人,占5.6%。混合的亞裔人口(與其他種族的混合)有1467萬人,占4.8%。亞裔人口最多的是華人(379萬),其次是菲律賓人(341萬),印度人(318萬),越南人(173萬),韓國人(170萬),日本人(130萬),以台灣人自居的則只有23萬人。日美人在美國是最融入主流社會的一個亞裔族群。以2008-2010年的結婚資料來看,日美人與日美人的結婚率是36%,與非日本人亞裔的結婚率是9%,與非亞裔人的結婚率是55%。也就是說,大部分的日美人都是與異族通婚的。而日美人在美國一些頗受爭議的政策議題上也都有所參與。以2010年Pew Research 的報告來看,68%的人支持墮胎權益,也支持同性結婚。

二次大戰中的集中營一事已成日美人歷史的分水嶺(defining moment)。也由於這個歷史背景,日美人對族群歧視與排擠相當敏感。當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在美國的阿拉伯人與回教徒普遍遭受到歧視與排擠。第一個跳出來為阿拉伯人與回教徒辯護的是日美人團體。日美人非常不喜歡美國人將珍珠港事變與9/11相提並論,但他們覺得他們的父母與祖父母那一代,於珍珠港事變後所遭受的歧視,頗類似於9/11事變後遭受歧視與排擠的阿拉伯人與回教徒。一些日美人團體,如當年為爭取美國政府道歉與賠償的「日美人民權平反」團體(Nikkei for Civil Rights and Redress, NCRR)也與一些回教團體如「美國伊斯蘭關係協會」(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 CAIR)與「回教公關協會」(Muslim Public Affairs Council, MPAC)聯繫,共同參與民權的示威與守夜。而在這種社區間來往的活動之下,一些年輕的美國回教徒也到當年日本人集中營之一的曼札那集中營(Manzanar Camp)朝覲。促進不同的宗教與族群間的互動、了解與支持。這個被稱為社區橋樑(Bridging Communities)的活動已發展成為大學間的友誼活動。

2015年,在夏威夷大學對法學科學生的演講中,最近去世的保守派而備受爭議的前大法官史卡利亞(Antonin Scalia, 3/11/1936-2/12/2016)說:「是松的判決當然是錯誤的,但你若覺得那種判決不會再發生,那你就大錯特錯了」。歷史會不會重蹈覆轍,倒不是基於宿命與天命,而在於人民的認知水準與覺醒度。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