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國恥的迷思之五 中共「百年國恥」下的台灣 ——八國聯軍的陰魂為何不散

康熙乾隆是中國的盛世。在康熙主政年間(2/5/1661-12/20/1722)不但國運昌隆,也於領土的擴張上大有進展,這包括台灣的被納入清國的版圖。在乾隆的統治年間(名義上是10/11/1735-2/8/1796,為的是不想比他的祖父康熙治理的久,但實際上主政到他於2/7/1799年的死亡),對外征討更為擴大,而建立了大片的清國領土。進入19世紀後,清朝每下愈況,不僅朝廷衰頹,內亂外患也接迭而來,最終導致清朝的垮台。垮台後的中國又持續動亂了一段時日,而最終是中共的建國。建國後的中共,出兵西藏,打新疆,而磨刀霍霍的衝著台灣而來。中共要的是恢復滿清乾隆盛世的中國,而他所用的思想武器便是「百年國恥」。

外蒙古是在清朝倒台後宣布獨立,而後在蘇聯的支持下於1921年3月18日再次宣布獨立的。二次大戰結束前夕,史達林表示他對中國領土沒有野心,但要外蒙的獨立來做為未來日本可能再侵略的緩衝地帶。在這種背景下,他逼迫宋子文(蔣介石也不得不同意)於1945年7月9日簽署了同意外蒙獨立的條約。但史達林也信守承諾而沒支持蒙古領導人喬巴山(Khorloogiin Choibalsan, 2/8/1895-1/26/1952),要將領土延伸到太平洋的大蒙古構想。史達林也放棄了原先所支持的維吾爾人的獨立。也於攻下滿州國後由中共去接收,而非繼續佔領,或由國民黨去接收。在這種背景下,中共可以保有新疆、東北,及後來輕而易舉的攻下了和尚國西藏。也許如此吧,但也因蘇聯/俄國是個強國,中共不敢提烏蘇里江以東的失土(包括海參崴)。不過對「日本鬼子」曾治理過的台灣可是非拿到手不可。

將台灣拿到手是中國要洗刷「百年國恥」的要務。至於宣稱擁有南海與東海(尖閣群島/釣魚台)的主權,則都是由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所製造出來,而予中共有所藉口的。戰後的國民黨因烏鴉變鳳凰的升為五強之一,於1947年憑空畫出了十一段線,而將南海納為「領域」。尖閣群島則是在美日要簽署「沖繩返還協定」前的約一個星期,由台灣的中華民國外交部於1971年6月11日提出抗議的。對南海與東海,中共是有如鴨子划水般的得寸進尺,但對台灣,中共則是明目張膽而信誓旦旦要拿到手的。事實是,要拿回台灣也是國民黨蔣介石的要求,而首次於開羅會議中表明的。所有滿清的天下,中共都要;所有國民黨的領土主張,也都成為中共的主張。

那麼,中共要如何拿下台灣,有那個能力嗎?

中共靠的是歪曲歷史,來引起歷史的仇恨,並進而企求達到他的目的。對有歐洲火藥庫之稱的巴爾幹半島,半島上的各族群/民族是充滿了歷史的恩恩怨怨,而許多也都成為神話性的存在,而非歷史事實。但人民樂此不疲,也常引述歷史典故,來合理化他們的互相仇恨與殘殺。也難怪邱吉爾說:巴爾幹所製造出來的大量歷史使他們自己都無法消化(The Balkans produce more history than they can consume)。韓國與中國亦然,執著於大量製造或歪曲出來的歷史典故而充滿了仇恨。而在同時,也掩蓋了許多歷史史實,湮滅了許多歷史痕跡。

當年被凌遲致死的泰晤士報記者(Thomas William Bowlby)在事後於北京本建有個墳墓,但其後代去尋訪時, 已被改建成高爾夫球場。這是中國的一貫作風。在義和團拳亂中遭殺死的德國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 11/22/1853-6/20/1900),本來依辛丑合約建立了一個克林德碑(Von Ketteler Memorial)。但在德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敗北後,中國人於1918年11月17日將這個他們視為國恥的克林德碑打掉了。燕京大學(後來的北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6/24/1876-9/19/1962),由於他是親國民黨的駐華大使,北京大學的校史提都不提他的名字。他的遺願是要與他葬在北京大學的太太( 1926年過世)合葬在一起。但在2008年 ,司徒雷登死後的46年,他的骨灰被運葬在他出生的杭州,與他的父母及一個哥哥合葬在一起。中共的仇恨是不管生前或死後的。反觀基隆的法國公墓,這個因當年中法戰爭死亡的法國軍人,經過了清朝、日治、及1964年的台法斷交,到目前都還存在。文明與否就由此看出。

基於歪曲的歷史陳述,固然可以因同仇敵愾而產生巨大的力量。但如果不是基於仔細研究,細心分析探討,而定案的歷史,可否有任何公信力?這是當前中國的問題。一個不基於歷史事實的社會是難以正常化,而使人民有掌握事實的能力與自信的。這種問題也被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麥馬斯特(H.R. McMaster)觀察到了。

在一篇名為「中國要什麼」(H. R. McMaster: What China Wants. The Atlantic, May 2020)的文章中,麥馬斯特看出中國人要向世人突顯出他們的自信與優越性。但在同時,也表現出相當的不安全感,什麼都要管控。也就是說,中國在表面上想要表現出自信,但骨子裡卻有極大的不安全感。結果的表現是自大與自卑。在這表面上要彰顯出(空虛的)自信與自大的同時,內心卻是極端的不安全感與自卑。這對整個世局來說都是相當危險的。今天世界各國與中國的問題,一大部分的原因是過去的西方國家不了解中國。以為中國走上經濟改革後,政治社會也會走上開放的途徑—-當年的所謂「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但結果是正好相反。中共用假借開放之名所得到的經濟資源,來加緊對國內與國際的管控。許多國家目前都已了解到了這個問題,一個新的共識也已漸漸形成—-自由民主陣營的國家應該聯合起來對中國採取一致與堅定的政策:要求貿易的平等公開,政治的自由、民主、與人權。一個例子是方於2020年6月成立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這個包括英、日、加、德、澳、美、挪威、瑞典、與歐盟等成員的組織,呼籲民主國家聯合對抗中國的反民主霸權行為。在這種新共識的發展下,中共之要奪取台灣將不單單是中國vs台灣,而是中國vs自由世界。有如那「百年國恥」的歷史,可說是不同文明與不同文化的衝突。當今的自由民主vs共產極權又何嘗不然。中國說是要記取歷史的教訓,但若學錯歷史的話則是會被再教訓一次的。雖說未必再是兵戎相見,但八國聯軍不是沒有2.0版的。

(系列完)

李堅

百年國恥的迷思之四 百年國恥與千年欺負他族 ——大漢沙文主義的盲點

清朝末年固然外患迭起,但更要命的可能是內亂不斷了。而內亂也反映出了清朝的無能治理中國。

在19世紀的後半年,最大的內亂不外是造成兩、參千萬人死亡的太平天國運動了(12/1850-8/1864)。這個與基督教有關聯,而有兩名美國傳教士(美南浸信會羅教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 1802-1871,與Edwin Stevens, August 1802-1/5/1837。Stevens 給洪秀全梁發所寫的《勸世良言》)直接或間接被牽扯進去的「運動」,是由洪秀全(1/1/1814-6/1/1864)所領導的。太平天國的平息最後受到英法美的協助,清廷才得以平息戰亂。另外幾個內亂則與伊斯蘭教有關。看來大都源於漢族對回族/伊斯蘭教徒的迫害所引起。以雲南的回族來說,他們遭受到不斷湧入的漢族的排擠與屠殺,在屢次上訴清朝官員而沒得到回覆後,最後爆發了雲南回變(Panthay Rebellion),也稱杜文秀起義。他們建立了一個維持十多年(1856-1873)的平南國。而在約略同時的陝西甘肅一代,也爆發了東干族起義(Dungan Revolt, 1862-1877),又稱同治回亂。在中亞方面,則因沙俄與英國的角逐中亞而引發了阿古帕(Yaqub Beg)的回亂。最後由平息同治回亂的左宗棠於1876-1878年間將中亞回亂控制下來,而於1881年與沙俄簽了聖彼得堡條約(Treaty of St Petersburg),劃清了中俄邊界而建立新疆。

由這些內亂與基督教及伊斯蘭教有關來看,我們多少也能夠了解當今的中共為何視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為洪水猛獸了。當今的中共不只迫害基督教徒,關押百萬維吾爾人,也迫害已漢化的回族。但歷史的教訓是,是先有鎮壓而後人民才反抗的。中共顯然不願去面對,或不了解這個簡單的邏輯與事實。

不了解官逼民反這個簡單的事實,也說明了中共的所謂「百年國恥」的片面性。中共無法客觀的了解與分析歷史的演變,不願去了解境內少數民族的文化與想法,也不尊重不同的思想與看法。在在都顯示過去的問題到如今都一直存在。而在另一方面,中共在倡議「百年國恥」的同時,可否曾去分析探討,中國千百年來欺壓鄰國非漢族,而所造成的鄰國「千年國恥」這個問題。事實顯示,中國的鄰國大都不是有如中共般的自怨自艾,而大唱「千年國恥」的。他們也不哀嘆「都是別人的錯」,而自怨自艾的指責他人。但那不代表那一段歷史的不存在。

越南與中國是有兩千年的對抗經驗的。今天越南的反中也不只是源於南海之爭而已。在1946年3 月6 日 策略性的簽下「六三協定」,由法國取代國民黨駐留越南後, 胡志明 說:上次中國人來一呆就是一千年。 … 如果中國人留下來,則他們 永遠不會離開。我寧願多聞法國屎五年,也不要 一輩子吃中國屎。

中國可說一向沒有善鄰,但自認為是愛好和平的中國人並不自知,或寧願不知。在大漢沙文主義的思維原則下,漢族對異旅一向以動物或昆蟲之鄙稱為名:如夷、狄、羌、吐蕃、胡、戎、閩,…等等。在大漢沙文主義的眼中,非漢人不是人。而漢化的異族也都「數典忘祖」的跟隨漢人打壓異族起來。中國的歷史是一部打壓異族的歷史,但一向擅長於為自己擦脂抹粉的漢族可不這麼看。我們就以鄭和下西洋(1405-1433)為例來看。

鄭和下西洋所為何事?最多的傳言是為了尋找失蹤的建文帝。後來所言的「耀兵異域,表中國富強」,「遍歴諸番國,宣天子詔」,而更有人說是為了促進中國與‘西洋’各民族的交流融合,鄭和是個幫助友邦並引進貿易與繁榮的親善大使。對這些說法,有歷史學家指出這是中國人的理想化,並非歷史事實。事實是經由征服與移民,而將馬六甲(目前的馬來西亞),爪哇與越南臣服了,斯里蘭卡也受中國的影響(Howard W French: Everything Under the Heavens: How the Past Helps Shape China’s Push for Global Power)。

漢族自認為是天下的中心,有諸多發明。但在西元450年左右中國剛崛起時,他向南方學習了許多科技(有如今天的盜取科技):向柬埔寨學得水稻的栽培,也學到了馬來人的造船術與印度的染布(Edward Friedman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以中國人今天之盜取西方科技,而厚顏無恥的轉而登記為自己的專利來看,中國人是不會承認外來文化對他的影響的。在大漢沙文主義的思維下,他是天下的中心,而萬邦都應來向他朝貢。清末的內亂也說明了漢族/滿族之缺乏對不同民族與宗教的了解與尊重,不了解應與他人平等對待。一部中國的歷史也可說是一部漢族擴張、欺壓、毁滅他族、摧毁不同文化的歷史。

19世紀也受到列強欺壓的日本早已翻身而向前行進了。歷史上被中國趕盡殺絕的各族也都往前看的前進了。欺殺異族千年,而只於上世紀因自己沒有去面對自己內部的問題,所以遭受到列強兵臨城下的逼簽了不平等條約的中國,如今卻像個小媳婦般的哭訴「百年國恥」。台灣人因過去慘澹的歷史也曾打過悲情牌。悲情牌有其效力,但也有其極限。中共的這種「悲情牌」一來打錯對象(以滿清為主);二來缺乏歷史的架構分析與內省;三來不明白可能引來的副(負)作用。其結果將只會引來一波又一波的「百年國恥」,而成為心理學上所稱的「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李堅

 

 

百年國恥的迷思之三 中共的「火燒圓明園」史觀 ——永遠擁護滿清的「清國奴」

戰爭是打打和和而最後簽訂條約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0/8/1856-10/24/1860)本也應該如此。當英法聯軍打下廣州後揮軍北上,進逼北京,而於1858年5月扺達天津時,清國被迫與英法簽下了天津條約。同意外國使節在北京設立大使館並建立官邸,同意外人在中國內地的旅遊與基督教的傳播。1858年6月簽下天津條約後,英軍於同年夏天由天津撤軍。當隔年(1859年)6月,英法使節回到天津要進入北京正式簽署天津條約時,清國拒絕履行原本已同意的條約。不但如此,清國且扣押前往溝通協議的40多名英法使節與相關人員(包括泰晤士報的記者Thomas William Bowlby)。

淸國的反覆無常導致戰爭的重啟。後來帶著愛妃(將來的慈禧太后)逃到東北的咸豐皇帝,將北京的防衛交由蒙古親王僧格林沁(Shengge Richen)去處理。但僧格林沁顯然不是英法聯軍的對手。 1859年10月8日,英法聯軍已抵達,但尚未佔據北京城。這時,英法聯軍的總指揮額爾金伯爵(8th Earl of Elgin),方由首先被釋放的英國使節巴夏禮(Henry Smith Parkes)口中,了解到被抓去當人質的英法使節的下場。額爾金伯爵的震驚與憤怒,決定了圓明園的命運。

當時先抵達圓明園的法軍已開始做「收藏」的工作。在那軍人沒有什麼收入的年代,搜刮財物是軍人的收入來源之一,而也用來做傷亡軍人的補償與家族的撫卹。那是那個年代歐洲的正常行事方式。而國民黨到戰後也都如此(看二二八事變中的搜括,不是只有濫殺而已)。這種搜刮圓明園寶物的行為也無異於40年後八國聯軍的大舉搜括。後來扺達圓明園而參與搜刮工作的英軍也可以說是遵循那種「傳統」。但在那個時候,英法聯軍總指揮額爾金由釋放的使節中聽到了令人震怒的消息:有一半以上遭扣押的使節人員遭受到清國的凌遲至死,屍體難以辨認,也有被肢解的。這種難以想像的殘殺使節的暴行,引起額爾金的震怒而下令燒毁圓明園。

額爾金的理由是:摧毀圓明園是對清國所犯下的殘暴惡行的一個嚴肅的報復(a solemn act of retribution, the horror and indignation.…with which we….were inspired by the perpetration of a great crime)。他說,將沒有任何人會留血,但會摧毁皇帝的自尊與感受…清國將不會忘記即使在遙遠的中國,英國人的權益是不容侵犯的. …將摧毁清皇的天下優越感…讓中國人了解到他們所認為的皇帝擁有天下主權的荒謬(…no blood would be spilled, but an emperor’s “pride as well as his feelings,” would be crushed….that the British Crown would not tolerate having the rights of Englishmen violated, even in faraway China….Reducing the gardens to ruins was “the strongest proof of our superior strength” and “served to undeceive all Chinamen in their absurd conviction of their monarch’s universal sovereignty.”)(Orville Schell and John Delury: Wealth and Power –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火燒圓明園本不過是19世紀以來中國與西方列強交會衝突的一個插曲之一,本會漸漸被淡忘。但在要推廣「愛國教育」的中共眼中,這可是一個宣傳西方列強如何欺負中國的大好機會。將火燒圓明園宣傳成為西方列強羞辱中國的原點(ground zero),而也同時宣傳只有中共才能抵禦外侮。中共透過圓明園的遺址、電影、文化宣傳、教育,及宣傳歐洲人仍在拍賣盜竊古物的新聞,來引起中國人的憤怒(Chris Bowlby: The palace of shame that makes China angry. BBC magazine, 2/2/2015。Chris Bowlby是當年殘死於清國手中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Thomas William Bowlby的後代)。中共既然要拿火燒圓明園來引發仇外的愛國情緒,中共自然要明白其意義及可能的結果,也要自食其果。

清朝對漢族來說是個滿人的異族統治。要不然也不用說有早期鄭成功的「反清復明」,及後來孫文所提的「趨除韃虜」了。而也不會有清末時期日本對中國人的鄙稱「清國奴」了。英法聯軍打中國固然有錯誤的假借理由及不當處,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行徑。但在這些不當中,「火燒圓明園」卻是有其正當性的。它所針對的是清國殘殺使節的野蠻性,而其動機也只在於針對咸豐皇帝的自尊、自大與感受。但如今的中共卻要站出來為當年欺壓漢族的滿族皇室做辯護, 替咸豐皇帝叫屈。這不是永遠的「清國奴」是什麼。再說,在英法聯軍進入北京展開搜括之前,因官員的逃離北京,有些北京人已開始先行搜刮了。到了60年代,文革的紅衛兵在「反封建」的旗幟下大肆破壞古物(包括圓明園在內),但可有任何官方的譴責,或是任何官員與民間學者出來做指責。將「火燒圓明園」視為「百年國恥」的焦點之一,突顯了中共的歷史觀—片面曲解歷史,掩蓋歷史事實,最終的目的乃在於是,為了鞏固中共政權做無所不用其極的宣傳統戰工作。但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為當年的「腐敗滿清」做辯護及維護的工作,只不過突顯出了中共的「愛國教育」只不過是個奴化教育,而也只能教養出一批又一批的奴才而已。

李堅

百年國恥的迷思之二 從英法聯軍到新中國的建立 ——中國人民及文化脫胎換骨了嗎?

我們不很清楚,鴉片戰爭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是否認定清國是不堪一擊的。但以清國之大而且是居於地利,不若東印度公司之需要遠從英國或印度取得補給來看,英軍料也不敢掉以輕心而孤注一擲。但甜頭吃到了,人總是會貪婪無厭的。不要說是英國,歐美各國看到鴉片戰爭的結局,也都覺得有機可乘而手癢癢的。

當1856年,清國截獲一艘中國的海盜船時(Arrow,亞羅號。亞羅號有英國的登記證,但是已過期。英國用登記證的方式賺清國中間商買辦的錢),海盜船的船長向英方報告中方取下英國船的旗子。英方因此向清國興師問罪而炮打廣州城。這也開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0/8/1856-10/24/1860)。由於法國有一名傳教士,在不准傳教的廣西傳教而遭處死,法國也因而「插會」式的參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因而也稱為英法聯軍,也稱為 Arrow war(因被捕的海盜船亞羅號 而名)。在戰爭期間美國海軍也試了火力,而在戰爭結束後沙俄也「分了一杯羹」的得到了烏蘇里江以東的土地(包括今天的海參崴)。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對當今的中共最具宣傳意義的是「火燒圓明園」(後文討論)。在戰後簽訂的兩個條約中(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更多的港口被迫開港通商(包括台南、淡水)。另外,清國要賠英法八百萬銀兩;割讓九龍給英國;鴉片合法化;基督教可自由傳教,可以買土地的產權;英國船可用之於運載華工到美國。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果之一是大量西方傳教士的縱橫中國。傳教士與中國的基督徒也與一般民眾不斷地發生衝突—稱為教案。據估計到八國聯軍之前,全中國約有四百件教案(參見話仙專欄:義和團及其效應,太平洋時報, 8/20/2015-9/17/2015)。這種衝突也成為日後八國聯軍的導因之一。

第二次鴉片戰爭20多年後爆發的中法戰爭(1884年8月–1885年4月),雖然戰爭的結果是雙方不相上下,但結局的天津條約是清國承認法國為安南的保護國。

甲午戰爭(也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7/25/1894-8/17/1895)的勝負就很明顯。結果是清國承認韓國的獨立,割讓台灣,(原本包括遼東半島,但被德、法、俄,三國干涉而放棄),並答應賠償兩億銀兩。

甲午戰爭後,清國日益衰弱而國庫也空虛,在求外貸下逐日陷入債務危機。虎視眈眈的沙俄、德國、英國、法國,也趁機取得了占各地要衝的租借地—德國租青島與膠州灣;法國租廣州灣;英國租威海衛與新界;沙俄則漸漸的將其手,尤其在八國聯軍後,伸入東北。

甲午戰爭的四年後,中國爆發了義和團拳亂,濫殺德日公使與迫害外國傳教士,破壞教堂,而引來了八國聯軍攻北京(11/2/1899-9/7/1901) 。八國聯軍後的辛丑條約限制了清國的武器進口,外國使節的駐軍也增加了,而清國也得賠十一國共四億五千萬銀兩,所謂的庚子賠款。八國聯軍後的清國可說已如同行屍一個,最終走上了滅亡的途徑。

清國倒台後的群龍無首下,造成了有國際聲望的孫文之中華民國的建立。但在內鬥持續加烈及軍閥割據下,最後引來日本的逐漸鯨吞蠶食中國,而於1937年7月7日爆發了第二次中日戰爭。

二次大戰的爆發拯救了當時孤立無援的國民黨,美援及軍援大量湧入中國。但在缺乏內政改革及狐假虎威的抱住美國大腿,而於戰後宣傳有名無實的「抗戰勝利」後,到頭來還是因缺乏實力而遭到中共的將其趨出中國。但是,因為二次大戰中的聯盟關係,中華民國時期卻也廢除了所有不平等條約。只是,這些成果都不意外的被中共泯滅掉了。

勝利在手的毛澤東於1949年9月1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發表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著名談話。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宣稱:「同胞們,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看來,過去一百年來清國所遭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戰敗與喪權辱國可說是告了一段落。中國人是否就有如毛澤東所說的站起來了。列強也許不再侵略中國了,但當年統治中國而欺壓漢族的滿族皇親國戚是否就此消失了?

1905年,孫文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口號。口號只是口號,孫文等同盟會人員是沒有能力推翻滿清的。最後推翻清朝的是列強的一再攻打,賠款與剝削下的結果。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沙俄帝國,奧圖曼帝國,與奧匈帝國的崩解一般。再說,滿清真的被推翻了嗎?清廷倒台後所建立的民國,及後來的人民共和國,都明顯的急著要當「韃虜」起來。有若媳婦熬成婆一般,他們急著殺回清廷倒台後已獨立的西藏、新疆、與蒙古。也不只在「天朝版圖」上的表現如此,在「法統」的傳承及歷史的延續上,今天的「新中國」實在無異於當年的舊中國,談不上有什麼脫胎換骨。在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下,最明顯而突出的例子是「火燒圓明園」的意義。當年的圓明園突顯出了滿族皇室的欺壓漢人,是個異族奴虐的表徵。如今卻於中共的擦脂抹粉與宣傳下,成為西方列強欺壓中國的歷史證據與表徵。為滿族皇室叫屈的當今中共領導人可真成為了當年滿清的皇清國戚,真可說是延續了滿清的「法統」。

李堅

 

百年國恥的迷思之一 第一次鴉片戰爭 ——中國「百年國恥」的開始

對中國人而言,他們的現代史觀分界點,常常是基於鴉片戰爭之前與鴉片戰爭之後。意思是說,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是天下的首富首強。這個天朝愛好和平穩定,而成為各國朝貢覲見的對象。但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遭受到西方列強及新興日本的不斷侵略,而遭受到百年多的羞辱。在這期間,中國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國土,也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這個「百年國恥」一直到「抗戰勝利」(二次大戰的結束)後才結束。尤其是在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後,中國才建立成一個世界強權。中國人的要務是不容許這種國恥的重現,而中國也要回覆他原本為天下中心的地位。而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捍衛中國,重建國威。

用所謂的「百年國恥」做為中心論述,看起來簡單扼要,而容易引起中國人的共鳴。但這個論述有多少真實性?而這個論述的功用與成效(對內與對外)如何?在中國的教育界、文化界、及政治界不斷宣傳「百年國恥」(尤其是日本的侵華)下,我們不能不對這個議題/問題掉以輕心。因為這種論述是目前頗引起國際困擾的,中國的超強民族主義(hypernationalism),問題的來源。

嚴格而言,中共的崛起之初也靠了民族主義(參見Chalmers Johnson的日本侵華期間中共領導的所謂”農民民族主義”peasant nationalism的論述,及之前的五四運動也是基於民族主義)。但這個所謂的「百年國恥」的擴大宣傳,及伴隨而產生的中國超強民族主義,還是1991年以後的事。

中共建國之初,為了要引進日本的工商投資及科技,避不談過去戰爭中的問題。但在鄧小平的推動改革走上現代化(走資)後,共產黨本身的意識形態受到了挑戰。在後來的東歐共產政權的一一垮台與蘇聯的解體後,尤其是在天安門事變後,中共不但遭到了意識形態的危機,更遭到了生存的挑戰。許多西方學者都注意到中共在1991年後才開始加強推動愛國教育(William Callahan: History, Identity, and Security: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Nationalism in China,及William Callahan: Humiliation, Salv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與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的著作)。這種愛國教育目前已深入中國各界,受影響最深的尤其是1991年後受教育成長下的年輕一代。也就是說,中共的這種超強民族主義會持續「凌虐」一段時日,這是我們要好好去面對並思考解套之道的。

那麼,中共的所謂「百年國恥」(Century of humiliation)到底所指為何?有多少事實或真實性?而這又反映出中國人的什麼心理因素與文化架構的背景?

美國是於一次大戰前躍居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在十九世紀之前,印度的蒙兀兒王朝與清國是全球兩大經濟體。以1820年前的估計來看,蒙兀兒王朝的GNP約為1114億國際美元,清朝約為2286億國際美元(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2006)。於清朝年間,中國的人口也約增加了三、四倍而約有四億多人。當十五世紀的航海時期(age of discovery或age of exploration)開始時,歐洲人到亞洲所要的是香料(印度、東南亞),茶(印度、清國),陶瓷與絲(清國)。到美洲則為的是搜刮黃金、白銀,與殖民。當年的清國有歐洲人要的茶、陶瓷、與絲,但自給自足的清國不覺得歐洲有什麼他們所需要的。也因此,在清朝只限制廣州為單一貿易口(Canton system,一口通商)的交易下,英國每年流失360萬磅的白銀。不堪貿易逆差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於是想出了「刺激」中國人需求的方法—鴉片。鴉片原本也是傳統漢醫的藥材之一,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本也有出口到中國,現在只不過是大量「擴大外銷」罷了。結果是造成社會的頹廢與凋敝。在這種背景下,目前被中國人視為民族英雄,但一些歷史事實尚有待考證的林則徐之「虎門銷煙」,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9/4/1839-8/29/1842)的導火線。

鴉片戰爭中,有37艘船(一說44艘),而軍力不到兩萬的英軍,卻能由珠江、湛江、打到長江,而擊敗了有22萬兵力的清軍。靠得不外是新科技的船堅炮利,與現代化下訓練出來的軍隊(英軍中有7000名英國用歐洲制度訓練出來的印度軍人)。戰爭的結果是簽下了被中國人稱為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的南京條約。英國政府的外交部及台灣的故宮博物院都保有原來的版本。

南京條約除了割讓香港給英國,清國賠英210萬銀圓外,也開放五口通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清國的關稅基於英國的利益而定,也給予英國最惠國待遇,及治外法權。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過程與結果,使世界各國看到一個由遠方來的小國英國,竟然能擊敗東方大國的清國。鄰國的日本是剉的等。果不其然,鎖國200年(1633-1854)的日本於1854年3月31日被迫開港。1858年簽署了喪權辱國的安政條約,開放五口通商並予外人治外法權。這刺激了後來的明治維新(1868-1912)。另一方面的歐美各國看到了清國之不堪一擊,而看來是有大利可圖,也都參與了進軍中國以做瓜分中國的準備。而到最後,連當年是同病相憐的日本於明治維新後,也都參與了對中國的角逐。第一次鴉片戰爭也因而成為這一系列侵華戰爭的第一幕。

李堅

新冠肺炎‧武漢肺炎 ——疾病名稱的政治社會學

1866年,英國的一名醫生唐約翰(John Langdon Down, 11/18/1828-10/7/1896)首先發表了一篇他命名為「蒙古痴呆症」(Mongolism)的病症(Observation on an Ethnic Classification on Idiots)。這個我們現在稱為唐氏症(Down syndrome)的疾病特徵是顔面的造型,智障,及常帶有心臟上的問題。在早期都是經由這些臨床特徵來做診斷的,一直到1959年才有法國的一名醫生(Jêrôme Lejeune)發現了以染色體做病理上的診斷。他發現這些在當時還被稱為蒙古痴呆症的病患的第21號染色體不是成一對,而是有三個(Trisomy 21)。

那麼,「蒙古痴呆症」是如何變成唐氏症的?

在那個演化論已上場而歐洲人佔盡殖民優勢及船堅炮利的年代,白人自有他們自以為優越的演化觀。那時的人類學觀念是將全球的人種分為三大類:白種人(Caucasoid),黃種人(Mongoloid), 黑人(Negroid)。對白人社會而言,白人自然是自認為最進化的一個種族。在那種背景下,唐約翰基於這些病患的臉部特色看起來有如黃種人,而認為這是一種演化上的倒退(reversion)。稱這個病症為「蒙古痴呆症」明顯的是一種種族歧視,也不符合科學上的事實與驗證。而巧合也不幸的是,後來唐約翰的一個孫子也有唐氏症。

過去,在台灣的我們都不了解這個診斷名詞的種族歧視背景,台灣及日本的醫學界也似乎都沿用了「蒙古痴呆症」這個診斷名詞。記得七十年代初期在醫院實習時,台大骨科的一名老教授(陳漢廷)在一次閒聊中表示非常痛恨「蒙古痴呆症」這個診斷名,他希望將來若發現了一個臉部醜陋怪異的疾病時,要稱之為「高加索症」。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蒙古痴呆症」的種族歧視背景。而也約略在這個時候,美國也廢除了「蒙古痴呆症」這個病名,而依循醫學界的先例將名字決定於首先發表這個疾病的唐約翰,稱之為唐氏症。

科學界的命名

當年唐約翰以帶有種族歧視味道的「蒙古痴呆症」來稱呼我們今天所知的唐氏症。那麼,用唐氏症來稱呼這個疾病是否對唐約翰的不敬呢?

唐約翰早已過世,我們無法知道他的看法。但在醫學界(或是科學界),用發現者的名字來命名是約定成俗,而也是發現者的榮耀的。我們所知道的大部分疾病的命名法都遵循這個原則。如亞斯柏格症(因Hans Asperger而名),帕金森病(James Parkinson),橋本氏甲狀腺炎(橋本策),何杰金氏淋巴瘤(Hodgkin disease,因Thomas Hodgkin 而名),漢生病(Hansen’s disease,因Gerhard Armauer Hansen而名,也就是一般通稱的痲瘋病), …等等。也有一些病是原本有學名,但常因事況的變化而使用一些比較通用的名字。如幾年前大家沖冷水而出名的AL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台灣稱為漸凍人),在30年代因洋基職棒強棒Lou Gehrig得此病而使美國大眾對這個疾病有所了解,也因而稱之為 Lou Gehrig’s disease。

也不只醫學界的疾病之命名,其他學界也有許多以科學家來命名的。如德國的科學家普朗克(Max Planck)的名字在物理學界四處可見,而許多化學元素也都是以發現者為名的。生物學界也如此,而許多新發現的生物品種(包括低等動物等)也都以名人(不見得是發現的人)為名。如小布希甲蟲(George Bush beetle),希特勒甲蟲(Adolf Hitler beetle), 海夫那兔子(Hugh Hefner rabbit),查理王子青蛙(Prince Charles frog), …等等(Bethan Jinkinson: 10 species named after famous people, BBC World Service, 7/19/2002)。這其中, 海夫那是因為捐錢贊助該兔種的保育而得名。希特勒甲蟲則是由一名崇拜他的生物學家在1933年就命名的。在小布希甲蟲的命名後,小布希還特地打電話感謝給建議以他為名的生物學家。

一般而言,這些科學界的命名大都不是基於發現者之名而名,就是以發現者的建議而命名的。大都沒有什麼問題。但不論是在科學界或一般社會,名稱的使用是會引起人們的強烈反應的。最近幾年來,尤其是在網路媒體產生後,大家反應的速度加快了,而意見的分唄也高了起來。這多少是一種政治社會的運作,而非單純的科學問題,但也可說是一種文化論戰。遭殃的是許多已經約定成俗的名字(至少還不太牽涉到科學界)。而早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國,這種「論戰」就已展開了。我們就以德國文化在美國的消失為例來看這個演變。

日耳曼文化在美國的消息

在美國的白種人中,日耳曼後裔是占最大宗的。以最近幾年的資料來看,依序是日耳曼人(17%),愛爾蘭人(12%),英國人(9%,一般咸信低估),義大利人(6%),法國人(4%),波蘭人(3%) …等等。但你若看今天的美國社會,除了每年10月的啤酒節(Oktoberfest)外,你看不出有什麼德文、德語、或德國文化的痕跡。這與一百多年前的美國社會是相當不同的。當時有許多地方以德語為主,有許多德國學校,也有許多教堂以德語為主。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再加上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這整個的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國內的歐洲各族群尚未完全融合。德裔及愛爾蘭裔(因討厭英國)同美國的主流社會意見一樣,主張維持中立。但有意參戰而站在英國這一邊的威爾遜總統則採取了宣傳戰。他設立了「公共資訊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PI),在各報章雜誌登廣告詆譭德國,也四處散發為什麼要參戰的小冊子。「公共資訊委員會」也鼓勵醜化德國的影片的製作(如The Kaiser: the Beast of Berlin,凱撒:柏林的野獸),宣傳德國的暴行。結果是引起美國社會的排德運動。許多德語學校被迫關閉,德語教堂也被迫改用英語。許多市鎮與街道的名字都被換掉了。如密蘇里州的Luxembourg改成Lemay。連許多有大量日耳曼人的都市(如聖路易)也遭殃。柏林街變成Pershing Street,稗斯麥街變成第四街,凱撒街變成Gresham street (Over Here: World War I on the Home Front)。愛荷華州的城鎮Lakota與Lincoln是當年的Germania與Berlin。

食物及病名也都遭殃,連巴哈與貝多芬的音樂都被排禁。當時的一些「愛國者」把德國酸菜(Sauerkraut)改稱為自由高麗菜(freedom cabbage),德國香腸(Frankfurters)改稱為自由香腸(freedom sausage)。在一名波士頓醫生的建議後,媒體改稱德國麻疹為自由麻疹(liberty measles)。結果是日耳曼文化在美國的消失。

不要以為一百多年前的美國社會民智未開,所以才會發生那種可笑的現象。當2003年小布希發動侵略伊拉克時,法國的拒絕參戰引起「愛國者」共和黨的憤怒與排法。在國會的餐廳裡,他們將炸薯條(French fries)改稱為自由薯條(freedom fries)。許多人也將法國蘋果派(French apple pie)改稱為自由蘋果派(Freedom apple pie)。人類的愚蠢可不是那麼容易治癒的。

除了地名被換及德國學校被關閉外,最後這些食物的名稱與病名仍大都維持原樣。說明的是,名稱可能帶來的「人心浮動」,也多少顯示了「名相」的重要。底下我們再專注到病名這個議題上。

WHO 的新疾病命名方針

2009年6月, WHO宣布一個可能與1918年西班牙流感有關的流感為大流行(pandemic)。這個H1N1而通稱為豬流感(Swine influenza)的病毒,引起全球的恐慌而使許多人聞豬色變,許多豬隻也都遭殃。這個流感後來證明並不是很嚴重。但卻也顯示了一個病名可能造成的誤解與不必要的恐慌。

又如,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的命名源於伊波拉河(Ebola river),這使得住在河流附近的人很不以為然。中東呼吸症候群(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的病名使阿拉伯人不高興。引起上吐下瀉的病毒Norovirus也使許多姓野呂(Noro)的日本人頗不以為然。多少在這種「輿論」壓力下, WHO於2015年5月8日發表了新疾病的命名原則(WHO Best Practices for the Naming of New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

依照WHO的命名原則,疾病的命名應該避免用地名,如中東呼吸症候群,西班牙流感,日本腦炎, Lyme disease, …等等;也應該避免用人名,如Creutzfeldt-Jacob disease(台灣稱為庫賈氏病,與俗稱的狂牛症有關);該避免用動物品種名或食物,如豬流感,禽流感;該避免用職稱,如Legionnaires disease(退伍軍人症),礦工,屠夫,….等等。

WHO這種命名原則雖然用意良好,但會造成很多困擾與混淆。原先的命名方法是約定成俗的,雖然有些人有意見,但它使學者較容易了解疾病起源,傳播與變化的關鍵,而也因不同名字較容易記得與辨別。如Marburg disease(因德國一個城市而得名)與伊波拉(因非洲的一條河流而命名)都屬同一類病毒引起,若單純用病毒來命名則難免會造成混淆。例如Marburg disease 稱為filovirus-associated haemorrhagic fever 1,而伊波拉病毒稱為filovirus-associated haemorrhagic fever 2。再說,無論如何,一個新病名的產生是常會引起一些紛爭的。即使以一般可能爭議性不大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為例,因為它做了一個症狀描述性的命名,但許多香港人也不爽,因為與香港自治區(Hong Kong SAR)之名類似(Kai Kupferschmidt: Discovered a disease? WHO has new rules for avoiding offensive names. Science, 5/11/2015)。WHO的這個命名原則對許多學者及評論者而言是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極度反應,並不符合過去的歷史,也不符合現狀。

武漢肺炎或新冠肺炎

基於這種新的命名原則, WHO於2020年2月11日宣布將台灣已通稱為武漢肺炎的疾病定名為COVID-19。名字源於Corona virus disease of 2019。病毒則名為SARS-CoV-2。WHO的命名大致定調了西方媒體對這個新疾病的用名。但在相當的一個程度上,我們常可讀到或聽到媒體仍用已於先前所用的coronavirus而不是COVID-19。為什麼?

Covid-19這個病名聽起來像是一個類碼(code),而非名字。這也難怪西方媒體仍大都用coronavirus這個名稱。再由文化的另一個角度來看,Covid-19這個名詞頂多適用於歐洲拉丁語系的國家,而較不適合非拼音系統的漢語系的國家。因為在拉丁字母的使用與拼音體制下,Covid-19之名較合適於歐洲語系。這也是為什麼這個名詞在中國、台灣、香港、與東南亞的華文界都沒被直接採用。中國稱之為新冠病毒,而台灣的官方則稱之為武漢肺炎,因為國內已使用了一段時間。習慣於用外來語的日本則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新型コロナウィルス感染症),也不用Covid-19。

反對使用武漢肺炎的人所持的理由是那是一種仇中。但這個說法無法說明過去依地名的命名是否就是基於仇視。是不是「仇中」暫時撇開不談,說來也不符合WHO的新命名原則。但就另一方面而言,說是新冠病毒也不符合WHO的新命名原則。既然兩個名字(中國的與台灣的)都不符合WHO的新命名原則,那我們要用哪一個?

Covid-19 是WHO於2015年5月8日發表新疾病命名原則後的第一個主要新疾病(而也是最肆虐的),這種極為政治正確的方針下所產生的名字之所以會出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

若不考慮一個病名的政治社會因素,而只考慮醫學的角度的話,一個病名最好是容易記憶,容易辨別,不混淆,且帶有流行病學的聯想:如,疾病的特質, 流行病的因素,及疾病的發展歷史,等這些內涵。伊波拉,德國麻疹,退伍軍人症,日本腦炎等病名對醫學界的人而言都是容易記得,含有流行病學的內涵,且知道疾病症狀及治療方針的疾病。當然這些都不符合WHO的新規範。武漢肺炎這個病名也有這個好處,它使人了解一個由武漢地區爆發出來的全球大流行。新冠病毒固然也非不可,但它缺乏那種聯想性,缺乏疾病的歷史演變,它也缺乏對下一個新型冠狀病毒該如何稱呼。新的總是會變成舊的。

再由前面美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反德國的運動來看,當時的極端「愛國」的美國人企圖消滅一切與德國有關的聯想,也不管「好」或「壞」。既不要大家喜歡吃的香腸帶有德國意味,也不要人民怕得到的德國麻疹。可以看出與病名聯結在一起未必是壞事。更何況說發現新疾病的醫學家都喜歡冠上自己的大名。再說,美國有一個說法,出名無所謂好名與壞名。而這次武漢肺炎的爆發卻也使全球知道有武漢這個地方。大略知道了他們所經歷過的災難與痛苦,中共的如何暴力封鎖武漢。用武漢肺炎這個名字也多少表示對武漢人所經歷過的苦難予以肯定,並加以致意。

但這次在武漢爆發的武漢肺炎,卻也因中共的極力隱瞞疫情及缺乏有效的醫療體制,而導致全球的大爆發。在這種背景下,這個疾病名稱之會引起國際政治的對抗也就難以避免了。一方面,中共竭盡所能要撇開他與武漢肺炎的關聯,而大力攻擊使用武漢肺炎這個名詞的台灣。而更進一步的天方夜譚似的要歸咎於美國之將病毒帶入武漢。另一方面,美國川普的稱之為「中國病毒」,及國務卿龐佩奧的堅持在G7的聲明中使用「武漢病毒」一詞而導致G7聲明的流產。兩者的作風雖然顯露出了不成熟的孩子氣式的對抗,但一般國際社會箭頭之指向中共卻也是很明顯的,只是沒有美國的那麼「露骨」而已。也有學者及評論人員建議使用中共病毒(CCP virus)一詞,因為所以會這麼一發不可收拾都因為是中共政權體制的原故(Paul D. Miller: Yes, Blame China for the virus. Foreign Policy, 3/25/2020。與Josh Rogin: Don’t blame ‘China” for the coronavirus – bla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hington Post, 3/19/2020)。

在名詞的使用之沒有共識及堅持不下之下,最後靠的是歷史的發展與演變,因為這是一個仍在演變中的情況。在中國及日本都已經使用新冠肺炎/新冠病毒感染症下,台灣及香港的媒體界則兩個名字都有人使用。將來是否會有定案仍有待觀察。雖然李文亮不是發現武漢肺炎的人,但他卻已與中共對掩瞞病情的做法連結上了。在一個程度上,李文亮在中國已成為人們在整個疫情受難上的代表(Gerry Shih: As Wuhan’s lockdown ends, residents leave messages for the dead doctor who sounded the alarm on coronavirus. Washington Post, 04/08/2020)。他之求取控制疫情但卻受到打壓,而最終被犧牲成為「烈士」,也多少使他在中國被視為先烈而成為近乎神靈的地位。稱武漢肺炎也罷,新冠肺炎也好,也不妨稱它為李文亮肺炎。說來也是對他的致意與懷念。而我們只能希望,中國人的懷念李文亮會開展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局面。有如1989年時,中國人民的懷念胡耀邦而引爆了六四天安門事件。

李堅

美國的鐵道旅遊之六 河流的思想枝 ——人間的巧遇與偶然,serendipity

在每次的長途鐵路之旅前,都會帶一些書本或雜誌。怕的就是被「關」在火車上的無聊。但每次都沒翻閱過書本或雜誌。一來,車子搖搖晃晃會使眼睛吃力了些。但更重要的,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看窗外,聽人聊天,與人聊天,及用餐等日常生活的「常規」。而在這無心有意的過程中,也學到了不少活知識。

在半沙漠的南加州居住多年,對河流很陌生。幾年前由奧勒岡的波特蘭(Portland)坐火車到明尼蘇達州時(Amtrak 的Empire Builder 路線),由於一些地區的下雨與淹水(Amtrak不怕下雪,只怕下雨所造成的淹水,因為可能會造成路基與鐵軌的沖損), Amtrak安排遊覽車巴士,也提供晚餐,將我們由波特蘭載到華盛頓州東邊的Spokane去接火車。巴士一出波特蘭市就沿著哥倫比亞河(Columbia River)走了很長的一段路,而後越過河流往北到Spokane。鐵路好像也是沿著哥倫比亞河行進,但當天沒有行駛。看到哥倫比亞河(全長2000公里, 1243哩。源於加拿大的洛磯山脈,最後由華盛頓與奧勒岡的交界處出海)覺得相當寬廣與壯觀。當隔天火車進入明尼蘇達州的St. Cloud時,也看到了可能是美國最有名的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這條全長3730公里(2320哩)的大河,在起源地的明尼蘇達州時已相當寬廣(密西西比河源於明尼蘇達州的Lake Itasca)。但在最近的旅程中經過愛荷華州穿過密西西比河時,給人的感覺是,這真不愧是美國最有名與重要的河流。

河流當然都是由小變大的,也都與一些支流會合成大河。在洛磯山上就看到一條娟娟細流,越流越大,而在會和一些溪流後(如在Grand Junction與Gunnison 河流會合),也成為最終由墨西哥的加里福尼亞海灣(Gulf of California)出海的科羅拉多河。但在出海之前,大部分的水也都被在美國境內的幾個水壩攔截了下來。科羅拉多河上最大也最有名的水壩是胡佛水壩(Hoover Dam),它堵水而形成了可能是美國最大的蓄水池(Lake Mead)。它上游的Lake Powell(由Glen Canyon Dam堵水而成)與下游的Lake Mohave及Davis Dam等等,也都竭盡所能將水留在美國境內。而這也成為美國與墨西哥對水權的爭執之一(Rio Grande與Tijuana River的水權也是雙方互有爭執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60年,據一個估計),科羅拉多河的水都沒能抵達海洋,而使得出海口的濕地生態受到破壞。直到過去十年來,雙方才稍有協議,而科羅拉多河的河水也首度抵達加里福尼亞海灣的海口(Colorado River flows into Mexico for first time in 60 years. KOLD News, 3/25/2014; Tim Vanderpool: The Colorado River Delta is Proof of Nature’s Resiliency, NRDC, 6/28/2018; David Montero: U.S. and Mexico may be at odds, but they’ve reached agreement on managing the Colorado River. L.A. Times, 9/27/2017)。

上游的美國與下游的墨西哥能夠達成某種程度的協議總是一件好事。一般大河都是穿越過幾個國家的。而難免的,也都會有所爭執。如果大家是善鄰或友邦,或至少是不含敵意的話,則用水的分配,航權與污染等問題較能解決。但你若有個惡鄰,而這惡鄰又是個巨大的惡霸時,那你可能就頭大了。中國與印度有河流治理之爭(Brahmaputra River。Navin Singh Khadka: China and India water ‘dispute’ after border stand-off. BBC, 9/18/2017),但中國與中南半島各國的河流爭執將更為嚴重。掌控湄公河上游(在中國稱為瀾滄江)而沒有環保觀念的中國,到處建水壩攔水,污染也是個大問題。中國這種肆無忌憚的行徑將嚴重的危害到中南半島上三千萬靠湄公河維生的人(Richard Bernstein: China’s Mekong Plans Threaten Disaster for Countries Downstream, Foreign Policy, 9/27/2017)。目前尚無解決之道。

由火車談到河流,再談到河流的國際爭議與中國。這就不得不讓我回想起最近在Amtrak上遇到的幾個中國人。

在過去的幾次長程旅遊中,印象中很少看到東方人,更別提台灣人了。但在最近一次由芝加哥到沙加緬度(California Zephyr)的旅途中,卻遇到四、五名中國人。可能是寒假的關係。這四、五名中國人都共具一些特色:一是年輕,看來都還在求學;二是,英文都講的很好,可能都在此由中學讀起,但至少有一個我知道是由中國來美國讀研究所的;第三是,這些年輕人看來都很有錢。不若美國年輕人及一般人之坐普通艙,他們大都是坐頭等艙的。這些代表著什麼意義,在此不加憶惻。而在車過小賭城雷諾時,也看到一群韓國人上車。八個人坐在觀賞車裏喧囂震天,使人都無法聽義務解說員的說明,頗引人側目。而記得在與一名韓國女性用餐時,她的吃聲也很大。吃東西咀嚼不閉嘴而出聲,或於公眾場合的喧囂,都是很不禮貌而引人反感的。雖然慶幸這群人不是台灣人,但可能一般台灣人也不會好到那裡去。

看到一些年輕人在車上還是滑手機,說來是放棄了,或不願與車上的陌生人有所來往,自閉門戶。這說明了所謂的社群媒體(social media)之使人自絕於外,其實是反社會的(anti-social)。這又是另一個歐威爾的名詞與手法(Orwellian)。坐Amtrak的目的不外是放輕鬆,與陌生人來往而多所學習,觀賞美國這片美麗大陸的景色,本身就是個目的而不只是個手段,…等等。結果也常會是英文所說的serendipity。在一個機緣巧遇之下,所發現的有趣或珍貴之物。許多事務不是能夠依照原先所安排的計劃而前進的,人生充滿了巧遇與偶然。 (系列完)

李堅

 

美國的鐵道旅遊之五 西部的融入美國‧史丹佛大學的建立 ——華工對跨越大陸鐵路的貢獻

美墨戰爭後(Mexican-American War, 4/28/1846-2/3/1848),美國由新獨立不久的墨西哥(墨西哥為爭取獨立與西班牙打了11年的獨立戰爭, 9/16/1810-9/27/1821)奪取了目前美國西南部的大片土地。而其實在這之前,美國國內已有很強的往西開拓的想法。但要開拓西部,一個很大的阻礙是交通,而洛磯山脈與希也拉山脈是最大的「障礙物」。

1862年,在南北戰爭中(4/12/1861-5/9/1865),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預算高達一億三千六百萬美元(1861年聯邦政府預算的兩倍)的跨越大陸的鐵路計劃(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聯邦政府除了給地外,每哩也補助一萬六千到四萬八千美元。東部由內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歐馬哈(Omaha)往西建軌,由Union Pacific承建。西部則由沙加緬度(Sacramento)往東舖軌,由Central Pacific承建。

Central Pacific一開始在找工人方面就有問題。要5000人只來600名,而且不可靠。這多少與希也拉山脈的艱險與寒冬時的惡劣氣候有關。在這同時,地球另一邊的清朝,多少與太平天國之亂(1850年12月-1864年8月)所導致的社會凋敝有關,再加以當時的加州淘金熱(1848-1855),吸引了不少華人到美國。當時的加州已約有25000名華人,但都遭到白人社會的歧視。Central Pacific即使極度缺工,也不雇用華人。可能多少與他雇用了一名華人僕人有關,當時Central Pacific 的一名主管Charles Crocker(9/16/1822-8/14/1888)就建議雇用華工,但遭到否決(Lesley Kennedy: Building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How 20000 Chinese Immigrants Made it Happen, 5/10/2019)。除了歧視的因素外,許多人也覺得瘦小的華人無法勝任。但由於一直找不到工人,而Crocker也提出華人發明了火藥,也建了萬里長城,不會沒有辦法建築鐵路。在Crocker的一再建議下,最後Central Pacific開始雇用華工。這一萬五千名到兩萬名華工,在鐵路完工時,占Central Pacific工人的90%,也完成了那艱鉅困難的穿山鐵路。沒有華工,Central Pacific沒辦法完成這條艱巨的鐵路。但看來,華工對美國跨越大陸鐵路的貢獻被忽略了一百多年。

1869年5月10日,Union Pacific與Central Pacific終於在猶他州的Promontory Summit會合了,美國的跨越大陸鐵路終於完工了。但在那一張歷史性的兩邊會合的照片中,要找出一名華工也有困難。也不只在那一張照片中,華工被「過濾」掉了,當時華人的薪資也比白人的薪資少了30%到50% ,也缺乏同等的福利(如飲食)。而在一些文獻中,華工也都被忽略或輕視掉(稱為John Chinaman, 也有一名作者寫道…Charles Crocker and his Chinese “pets” were….)。即使在最終兩邊的鋪軌速度競賽中, Central Pacific以一天十哩的速度贏過了Union Pacific。但華人在美國的處境只有越來越困難。

1875年,美國通過法令禁止華人婦女的移民(Page Act)。1882年5月6日,美國總統(Chester A. Arthur)簽署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而這些排華(及1924年的排日、排亞)都源於加州。諷刺的是,在鐵路開工的前一年(1862),當時的第八任加州州長李蘭‧史丹佛(Leland Stanford, 3/9/1824-6/21/1893)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就力倡排除亞裔人士(…..the settlement among us of an inferior race is to be discouraged, by every legitimate means. Asia, with her numberless millions, sends to our shores the dregs of her population…..) 。這史丹佛是Central Pacific的四大巨頭(The Big Four)之一,也是總裁。被認為也是個強盜巨亨(robber baron)的他,靠占工人90%的華工成為巨富。他與他太太Jane Stanford後來也是史丹佛大學的創辦人。這源於他的獨子病逝於義大利。為了紀念他的獨子,他與他太太於1885年成立了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由於建造鐵路的華工於當年遭受到歧視,也被有意忽略,造成了在歷史文獻上有關華工的紀錄相當不足,過去的許多歷史學者也都不知道有華工的存在。這使得在紀念跨越大陸鐵路完工的百年紀念會上(1969年),原本要做簡短介紹華工貢獻的Philip Choy(of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被由演講者名單中剔除掉了(Elena Shao: Remembering the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that built Stanford’s fortune, 5/23/2019)。但在最近歷史學者的研究下,尤其是史丹佛大學的「鐵路華工計劃」(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Project, CRRW)的研究,華工的貢獻才受到重視。在2019年5月的跨越大陸鐵路的完工150年紀念大會上,沒有一個講員不提及華工的貢獻(同上,及Gordon H. Chang: Remember the Chinese immigrants who built America’s first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當California Zephyr行經希也拉山脈時 ,一名在觀賞車做沿途廣播說明的義工(Amtrak的長途車時有義工做沿途景點的解說,有時是機車長親自做解說)也說明過去華工的受到忽略,但如今已漸漸的受到重視。這些死亡近一成(約1200人死亡)的華工,造就了李蘭‧史丹佛的財富,也間接建立了史丹佛大學。而跨越大陸鐵路的完工,也使美國東西兩岸的交通,由原來的六個月(陸路),六個禮拜(海陸),減成七天,而且便宜多了。這也造就了美國東西兩地的融合與統一,加速了美國文化的成為一體。這也說明了歷史的演變常常是由許多無名小卒,無心或有意的推動出來的,而不僅僅只是檯面人物的運籌帷幄,或一些割稻尾的人所跳出來邀名搶功而企圖改寫歷史的。

李堅

 

美國的鐵道旅遊之四 Coast Starlight 與California Zephyr ——Amtrak的兩條景色迷人的路線

美國是個國土廣大,資源豐富,而且具有豪邁山河與秀麗景觀的國度,而自然的,穿越美國各地的Amtrak也會看到一些美麗的風景。那一條路線最美,依人而異,但也都有共識所在。 筆者搭Amtrak的經驗不算很豐富,不能評斷。因為各路線都有各路線的特色。如由洛杉磯到芝加哥的路線(Southwest Chief)讓你體會由美國西南區(Southwest)的綠漠岩構景色慢慢地進入中西部的廣大無垠的良田。但在我有限的行程中,印象較深的是由洛杉磯到西雅圖的路線(Coast Starlight),與由芝加哥到奧克蘭(Emeryville,接駁到舊金山)的路線(California Zephyr)。

Coast Starlight全程2216公里(1377哩)。火車行駛要34小時44分鐘,兩天一夜。這條路線沿著南加州與中加州的海岸行駛,進入內陸後由北加州開始慢慢地爬升到5000呎(1500公尺)左右,進入奧勒岡後就走下坡地。在南加州及中加州那一段因為沿著海岸線走,頗為迷人。對在加州看慣海洋的人而言可能覺得較沒什麼。但在車上用餐看海景或日落還是別有一番享受。一般而言, Amtrak的餐點種類有限,但品質還不錯。Coast Starlight每天一班車,由洛城出發是早上10點左右,到西雅圖時一般是隔天晚上八點。笫一天入夜時,一般都在爬山(Siskiyou Mountains)。筆者第一次坐這班車時是坐普通座位,在火車後面。在黑夜中看著火車頭不時鳴笛而緩緩爬山前進,旁邊是黑夜的森林,真猶如迷夢一般。到凌晨時火車大都已登上高山處,沿著山谷前進,而環繞著那時(四月)山頂上都還是一片白雪的夏斯達山(Mount Shasta, 4321.8公尺,14179呎)。夏斯達山與華盛頓州內的名山雷尼爾(Mount Rainier,4392公尺,14411呎)都同屬一個群山系列(Cascade Range)。在觀賞夏斯達山時,隨車人員說明夏斯達山是個聖山(a very spiritual mountain)。這也令人想起為何富士山是日本的聖山。它們幾乎都是獨樹一幟而積雪期很長。在Amtrak所經過的北加州的山上,許多車站都是為了當年木材業而建立的。如今已不再伐樹,山上只剩下一些沒落的小聚落。在這個地方,水量很充足也很清淨。不只山溪,也看到一些湖泊。有興趣的人也可以於夏天時在Klamath Falls站換搭巴士去看有名的火山口湖(Crater Lake)。

在進入奧勒岡州不久,火車就直線的走下坡。那一段路火車平穩,靜寂無聲而一路衝下,兩片是一片白雪,令人印象深刻。奧勒岡州與華盛頓州是長年綠油油的,地理景觀與加州相當有異。

Coast Starlight是個美麗的路線,有海也有山。但由芝加哥到奧克蘭的California Zephyr則相當壯觀。因為它穿越了兩大山脈:洛磯山(Rocky mountains)與希也拉山(Sierra mountains)。工程艱鉅而景色磅薄迷人。California Zephyr主要連結舊金山/奧克蘭,丹佛,鹽湖城,歐馬哈(Omaha),芝加哥。

筆者由芝加哥到丹佛時,可能是因為在夜中,不覺得已爬到海拔一哩高而有Mile High City(1609.3公里)之稱的丹佛。丹佛是個盆地。在停留補給一段時間後,火車開始慢慢地爬洛磯山。先是繞幾個大圈子的慢慢地往上爬(Big Ten Curves),然後穿過28個隧道。大部分都是短隧道,其中最長而也最高海拔的是莫菲隧道(Moffat Tunnel)。1928年2月通車的莫菲隧道全長十公里(6.2哩),海拔2816公尺( 9239呎)。在通過莫菲隧道時 ,車廂與車廂間的門都鎖了起來,不能互通。為的是防止柴油廢氣的進入車內。由於都是岩石山,可以看出工程的艱鉅。洛磯山的岩石大都是紅色的,而我也從當地人了解科羅拉多是西班牙語,是紅色之意,而也是科羅拉多州州名的由來。

火車出莫菲隧道後,大致沿著山谷前進,沿途的風景美不勝收,也常看到野生動物。其中有一段與70號州際公路平行,各具山谷溪流的一邊。這些看來不大的山谷溪流也就是科羅拉多河(Colorado River)。隨著火車的往西,河流也越來越大,到Grand Junction後,Colorado river與Gunnison river會合。我聽Grand Junction的站長說明才知道河流的會合是Grand Junction市名的由來。這條全程2330公里(1450哩)的科羅拉多河也是內華達州Lake Mead的水源,成為拉斯維加斯與美國西南區的發展基礎。

洛磯山脈也就是北美大陸的大陸區隔(Continental divide),與南美的安抵斯山脈(Andes)是同屬整個美洲的大陸區隔與分水嶺。

火車離開大陸區隔後不久也進入猶他州,在入夜前看到了美麗的紅寶石峽谷(Ruby Canyon)。隔天清晨在過了小賭城雷諾(Reno)後,火車進入希也拉內華達山脈(Sierra Nevada),又是一番美景。看到滿山的雪只讓我這長年居住在南加州的想到這也是我們的水源之一。火車在通過Donner Pass時約海拔2151公尺(7056呎),也看到了美麗的湖泊Donner Lake。這個地區之所以名為Donner Pass與Donner Lake,源於1846-47,有87名中西部的開墾者(稱為Donner Party)在路經此地時困於雪中四個月,最後只有48名存活了下來。為了生存,也傳出吃人肉的駭聞。Donner Party也說明,當年由東往西要開墾加州的困難(另一路則是要繞道南美洲到加州的海運)。坐在火車上你可以看出工程的困難與艱鉅。而大部分的勞工都是在當時被排擠欺負得很厲害,而沒受到肯定的華工。直到最近幾年,華工對鐵路建設的重要才漸漸的被受到重視。

李堅

美國的鐵道旅遊之三 坐火車的二、三事 ——有緣千里來相會

觀賞車與簡餐車的座位是任人隨意坐的。餐桌的座位安排則是由服務人員,依客人的來序,或預約的次序排位的。也因而你大都會與陌生人同桌進食。不管是排位或隨意,你都會與不同地區來的人同桌共食或毗鄰而坐,而你也會因交談而認識不少人,並學得很多地區的人文知識。

在有一次由洛杉磯到西雅圖的火車上,旁邊坐的是一位身著手工服裝的年輕女性。她是到墨西哥接受手腕開刀(Carpal tunnel syndrome)後要回威斯康辛州的。帶著德國口音的她說她是Mennonites。後來我才了解Mennonites與Amish一樣,都遵循特定的基督教傳統,避開現代的文明。到墨西哥開刀是因為較便宜,而費用是由Mennonites社區的人共襄援助的。她覺得社區的互助是生活與生存的唯一之道。追問之下也知道她有在上班(當護士),但卻是乘馬車(有如Amish的Buggy)上班的。她說我有特異的口音,這才使我想起可能對Mennonites與Amish的人而言,不是他們社區的人都是外人,可能不太分本國生的或是外國生的。而也在同一個班車上,在奧勒岡時上來了一位「山頂人」,他坐車要去看他住在小城的女兒及家人。這位好意的山頂人說他時而靠狩獵維生,在山上獵羚羊(antelope)。有所獵後則要背一隻200多磅的羚羊下山,製成醃肉。他很好意的再三要我品嚐他的醃肉,我都客氣的回絕了。我大都是個素食主義者,本來就不太愛吃肉,而也沒法保證野生動物沒帶有什麼病原。但與這位山頂人相處聊天,聽他談山上野外的生活景象還是很愉快。後來也知道華盛頓州與奧勒岡州雖說一般而言很開放自由,但這兩州的東部地區與愛達荷州等處卻也是相當保守,也是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ism)的大本營。而後來在乘另一班車往明尼蘇達州,在經過華盛頓東部與愛達荷州時,卻也遇過有一些看來有點怪異的人。例如,在蒙大拿州遇到邊境檢查時,在被問及是否是美國公民時,有一人堅持他是他那一州的公民,但不是美國公民。但這位「山頂人」看來只是個生活上較與世隔絕的人,倒也不是那些怪異的白人至上或極右翼的民兵之類的人物。

在最近由洛杉磯往芝加哥(Amtrak的Southwest Chief路線)的旅途上,於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遇到一名藝術家。這名叫做Gary的藝術家(graphic artist)於洛杉磯與拉斯維加斯(Las Vegas)都有房産,一年內於兩地來往不下四、五次。聽他說才知道他所住的拉斯維加斯在新墨西哥,不是內華達州的賭城拉斯維加斯。Gary說賭城拉斯維加斯其實是冒牌的(imposter),我們兩個都同意冒牌的常常是勝過本尊的。雖然在洛城有房子,事業也在那裡,但拉斯維加斯是他的祖厝所在(四代)。他說拉斯維加斯在鐵路通車後(1880),曾一度是新墨西哥州的首府(目前是Santa Fe)。人口才一萬多的拉斯維加斯卻有一個很少人知道,但卻是全球頗有聲明的一間學校的所在地。這間學校是給全球各地來的優秀高中生住校生活,專心研讀的兩年學校,叫United World College(UWC-USA)。2007年的華爾街日報稱它為全球頂尖20名之內的大學預校。UWC全球約有10幾個校區,其中一個就在拉斯維加斯。二十多年前英國的查理王子還曾來此拜訪。Gary說他們一群嘻皮背景的朋友還列街「歡迎」查理王子,拉布條「Hi, Chuck」,將查理暱稱為Chuck,有意將查理王子拉成平民。

由於我最近在一本雜誌上讀到一篇19世紀一名義大利教士(Giovanni Maria de Agostini)於1863年到北新墨西哥,而於山上隱居修行的文章(The inspiring monk who lived in a New Mexico cave. Smithsonian Magazine, December, 2019)。他隱居的那座山也因而叫做隱士峰(Hermit Peak),而且成為一些天主教徒的朝聖所在。我向Gary提起這篇故事,而他也向我介紹沿途的一些典故,使得沿途生趣不少。坐在我們旁邊的一對老夫妻也說,學了不少地方的歷史典故,頗有收穫。在下車前,Gary知道我回程會經過丹佛,說我若有時間可在丹佛的車站附近,看到一副大的壁畫,是他於1970年代參與創作的。可惜我在丹佛時因地方不熟,也不敢離車站太遠,沒有看到這幅壁畫。

掃興的時候當然也有。在一次晚餐中,我們同桌的人都很健談,話題東南西北,縱橫天下,無所不談。大家在嘻哈聲中不知不覺已吃過了一個多小時,最後是被服務人員「請出」,因為下一梯次預約的時間已到。另外,在最近到芝加哥的起程中,吃晚餐的人不多,而只有一名韓國人與我同桌。我發現這名韓國來的年輕女觀光客不會說英文,她帶了一個翻譯機,但卻又不會溝通談話。吃起飯來場面很尷尬。可能如此,這名韓國女性就從此躲在她的車廂裡。我那車的服務員說,她每餐都要服務員送餐到她的車廂裡,足不出戶。說來失去了來美觀光的目的與意義。但也說明了語言溝通的重要。若不會英文,最好還是參加旅行團。

在火車上與各方人士交談會合,不只使時間過得較順利、較快、有收穫,心情也較愉快。而就我而言,來往人士多少會知道我是台美人,是台灣出生的,對台灣多少也有宣傳的效果(當然要注意不能給人壞印象)。也可能坐火車的人較不趕時間,較閒瑕些,也因而大家較容易開天窗話家常及論事。你若時間有限,坐飛機是個捷徑,但飛機談不上是個旅程,只不過是個交通工具。火車的旅程是有趣多了,而美國的長程火車也引來各方人馬共聚一堂。夏天時更有許多外國的觀光客(歐洲,南美,及紐澳都遇過)。乘火車要的是一個開放隨和的心態,與無所為的無為心境,而周遭的世界及人文歷史便會一一的呈現在你的面前。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