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自由民主的退潮之三 民主體制適合人類社會嗎? ——由柏拉圖的反對民主談起

2400年前寫《共和國》(The Republic, 寫於380 BCE)的柏拉圖本身並不是很支持民主政體的。在他的論述中,他認為政治體制的演變是由寡頭統治(Oligarchy)演變成民主政體,轉而演變成暴政(tyranny)。所以會由民主轉變成暴政,是因為在民主體制下,一些信口開河、嘩眾取寵、愛說誇大不實政見的人,常常會嬴得選舉,而在掌權後開民主的倒車。本身不是很信服民主體制的柏拉圖,他的論述固然有許多引人爭議之處。但在目前全球自由民主體制進入衰退期的今天,也引起有些人的深思。

柏拉圖也說,國家是源於人類的個性的(States are as the men are; they grow out of human characters)。那麼,什麼是人類的個性/本性。

在2016年,對29個自由民主國家的人口問卷調查中,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史典諾(Karen Stenner,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一書的作者)與社會心理學家海特(Jonathan Haidt),使用間接問題問卷的方式發現:在每個社會中,都約有33%的人可說有權威獨裁傾向,37%的人沒有權威獨裁傾向, 29%的人介於兩者之間。也就是說,自由民主並非人的本性,自由民主是培養出來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中,還是有33%的人有權威獨裁性格的傾向,有29%的搖擺份子。看來,獨裁體制是有人類本性的底子的,是有人性根基的。

追求自由民主的大都是智識份子。而與平等比起來,自由也不是那麼重要的。寫《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一書的賀弗爾(Eric Hoffer)就說:有自由時,追求平等是大部分人的願望;有平等時,追求自由是少數人的願望(Where freedom is real, equality is the passion of the masses. Where equality is real, freedom is the passion of a small minority)。

自由民主也不是治理一個國家與社會的萬能丹。人類固然追求自由,但人也要求取安全感。不只追求身體免於被攻擊的安全,也求取家庭、部落、種族、與文化所能夠賦予的安全感。就這些需要而言,自由主義並沒提供解方(Robert Kagan: The Strongmen Strike back, 3/14/2019, 華盛頓郵報)。

除了自由民主主義所不能解決的一些問題外,民主體制的建立與維護也不是那麼容易,而是需要不時的靠全民大眾去用心參與、維護、與培養的。

在過去兩百多年來的民主制度發展史上,投票權原先是很有限制的。剛開始時只包括某些上層階級,有財產及有教育的,也不包括少數民族與女性。但至目前為主,大部分的民主國家都已是全民有投票權(universal suffrage)。全民都有投票權固然可說,選舉的結果代表了全民的意願。但一般的調查都顯示並非如此。一些研究顯現出人類行為的兩個缺陷:「合理的無知」(rational ignorance)與「合理的缺席」(rational abstention)(Loren Lomasky: Democracy in Decline?

Reason, March 2019)。

許多人在買冰箱、電視、洗衣機,尤其是汽車時,都會問東問西,詳讀一般的消費者報告後,才決定要買那一種品牌及模式的。但大部分人在面對選舉時,常常沒有耗費那麼多的心力。在選舉前,大部分的人常常對候選人了解不多,甚至毫無所知。這在美國的選舉中尤其明顯。在許多地方級的選舉中,一般人對法官、教育界的代表、區域律師(district attorney)、警長候選人,議員及市長人選等等,除非你好好的用心研究,否則就會一無所知。不是沒投票,就是亂投票。在公民投票方面,正反兩方更是大打烏龍戰,若不好好的抽絲剝繭,還真不知所云。面對選舉而不好好的研究真相,可說是「合理的無知」。而這卻也是「正常」的現象。

「合理的缺席」說明有些人因為要上班、接小孩、或說到海邊玩、上電影院、而「忙」的不能投票。尤其在美國,選舉都是在星期二,是個上班日,使上班的人相當的不方便。除非硬性規定要投票(如澳洲、比利時、及阿根廷等等),有些人是會不想「浪費」時間去投票的。

即使能解決合理的無知與合理的缺席,也未必能解決民主制度的缺失。許多問題也非民主制度所能解決的。民主是需要靠參與者的努力維護才能守成的,但其結果卻也常非理想。以投資報酬率的角度來看,可說不很划算。而諷刺的是,自由民主卻也促成網路媒體的產生,使許多人都變成「專家」,而真正的專家學者反而被迫屈居後台。假新聞泛濫成災。人類有沒有足夠與成熟的心智去成功的處理民主體制,有些學者是悲觀的(Shawn W. Rosenberg: Rethinking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The Limits and Potential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Polity, July 2007. 與同一作者Democracy Devouring Itself: The Rise of the Incompetent Citizen and the Appeal of Right-Wing Populism. September 2019)。由題目就可看出該作者的悲觀。而他也不是悲觀的單一學者(Paul Cartledge: Democracy: A Life; Beasts and Gods: How Democracy Changed Its Meaning and Lose Its Purpose)。

人類大部分的歷史都生活在獨裁體制下,即使在兩千多年前的雅典開始嘗試民主體制下,柏拉圖也持反對意見。現代的民主體制最多只不過兩百多年,可說還是在實驗的階段。七十多年前,邱吉爾在下院(House of Commons)的演說中就已說過:有人說民主是最壞的政府體制,只不過其他型式的政府體制都已被嘗試過了(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have been tried, and will be tried in this world of sin and woe. 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

也許吧,但以目前全世界的民主退潮來看,人類的下一章是什麼,可能也沒人有確切的答案。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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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自由民主的退潮之二 三波的民主化浪潮 ——但目前已進入民主衰退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全世界也不過只有十多個民主國家:美國(1776),瑞士(1848),紐西蘭(1857),加拿大(1867),盧森堡(1890),比利時(1894),荷蘭(1897),英國(1897),挪威(1900),丹麥(1901),澳洲(1901)。當時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要不是在獨裁統治及君主専政下,就是處於殖民地的地位,談不上有什麼自由民主可言。

按照已故哈佛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4/18/1927-12/24/2008)的分類(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第一波的民主化(1828-1926)包括了上述國家外,還包括義大利與阿根廷等,也包括了沙俄、德國、哈普斯帝國、及奧特曼帝國倒台後所產生的許多國家。其中許多名義上是民主體制,但只享有很短暫的民主(如沙俄倒台後的臨時政府,德國帝國倒台後的威瑪共和,哈普斯帝國倒台後的奧地利)。日本的大正民主(1912-1926)也發生於這個階段。但我們知道,多少源於1929年後的全球經濟大恐慌,許多國家的新興民主體制也敵不過這個形勢的變化,而走上了法西斯獨裁統治或共產集權的道路。這包括納粹上台前的德國威瑪共和(1919-1933)及墨索里尼上台前的義大利,日本帝國也於此時走上軍國主義的擴張之路。在這第一波民主化的最低潮是1942年 ,全球只剩下12個民主國家。

二次大戰後,在新生超級強權美國的強壓推動下,日本、德國、義大利、及許多脫離殖民統治的國家都走上了民主之路。第二波民主化的高峰期是1962年,共有36個民主國家。這個數目於1970年代中降到30個。

1974年,由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開始,啟動了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這一波包括了西班牙,拉丁美洲,東亞的台灣、南韓、菲律賓,東歐國家,及倒台後的蘇聯等,也都走向民主化。值得注意的是,杭廷頓指出,這其中的四分之三國家是天主教國家。這很可能跟第二次梵蒂岡會議(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62-1965)的反對集權統治決議有關。

也不只是第二次梵蒂岡會議推動反集權統治的影響, 1977年就任的第39任美國總統卡特,也在那時欲走出水門案後低迷氛圍的美國社會,打出了清新道德的形象,而於上任後推動人權外交。多少要擺脫過去美國外交上的一些「不良紀錄」,卡特政府於公開與私下開始對獨裁政權施壓,求取人權的改善。卡特政府也開始透過國務院做推動與實行人權的工作,於許多國家進行選舉的觀察與監督。那時尚在台灣的我,可以感受到這種善意的壓力。在那一陣子的台灣選舉中,媒體較不敢對國民黨做一面倒的正面報導,而多少也得報導原先被刻意忽略的黨外候選人的消息。那一個短暫的民主春天在卡特宣布與中國建交後嘠然而止。

1989年,東歐的共產國家開始於四處都發生有動亂與革命。共產政權一個一個被推翻。而最終於1991年,連蘇聯老大哥的蘇維埃聯邦也解體了。多少在那種背景下,為了求取維護、擴張、與鞏固自由民主體制,克林頓總統於1993年在聯合國大會演說中強調,擴展與強化基於市場機制的民主體制是當前的要務(Charles Edel: Democracy is Fighting for Its Life. Foreign Policy, 9/10/2019 )。

第三波民主化後,全球的自由民主國家大為增加。多少在那種樂觀的形勢下,杭廷頓的學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1992年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過於樂觀而言之過早的福山認為,依黑格爾的辯證法模式,自由民主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

但以過去10多年來的趨勢看起來,好像未必是那麼一回事。

1941年成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從1972年開始,每年都發表全球的自由概況(Freedom in the World)。自由之家所用的方法是基於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與民權(civil rights)的積分綜合計算而成。大抵分為三個等級:自由,部分自由,與不自由。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世界上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越來越多。從1988年到2005年間每年都有成長。雖然也有倒退的例子,但趨勢是越來越自由民主。但這個趨勢到2006年後開始出現轉折。全球的自由民主開始呈現衰退的現象,每年都在衰退中。從2006年開始,有116個國家呈現衰退的現象,有63個國家得到改善。單單以2018年而言,就有68個國家的自由度下降,有50個國家得到改善。2018年的全球自由面像以全球人口而言, 39%的人生活在自由的國度, 24%的人生活在半自由的國度,37%的人生活在不自由的國度。以國家而言,有44%的國家是自由的,有30%的國家是半自由的,有26%的國家是不自由的(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

自由與民主之有進有退可能不很奇怪。但為什麼有進有退,而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所不可或缺的文化與制度嗎?如果自由民主會倒退,那是不是代表人類尚有自由民主體制所不能滿足的心理、精神、與物質因素的存在,而使得獨裁者及集權政體得以復辟。了解這些問題也會幫助我們了解如何去維護與改善我們得來不易的自由與民主。

李堅

全球自由民主的退潮之一 自由民主社會是常態嗎? ——由美國的獨立宣言談起

自由與民主雖然息息相關,但兩者是不一樣的。有自由不一定就有民主。如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個人的自由與權益都受到保障,但沒有決定政府型式的權利。嚴格說來,沒有完全的自由。有民主也不一定就有自由。因為若多數決議違反了少數(或民族)的權益而造成了多數暴力(tyranny of the majority)的話,則少數者(或民族)便無自由可言。例如在一些不重人權保障的社會中,少數民族、不同宗教、女性及不同性傾向….,等等,常常受到迫害。即使在美國,在南方的許多州與共和黨都還透過種種技術因素去限制黑人的投票權(voter suppression)。

在近代史上,美國可說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自由民主體制的國家,而也是持續存活最久的一個。但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中可找不到「民主」這一個字。在獨立宣言的第二段這麼的開始:「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也就是說,美國的建國是建立在個人的自由與民權的保障之上的。

而事實上,美國的開國元勳之一,而也是第四任總統的麥迪遜(James Madison Jr. 3/16/1751-6/28/1836),他所推動的不是全民民主(麥迪遜稱之為純粹民主,pure democracy。如雅典城邦式的全民決定),而是他所稱的共和—-代議政治。對麥迪遜而言,那時的13州已相當大,不適合全民民主,只能行代議政治。而且純粹民主只會造成混亂(Federalist Papers No. 10)。

在人類歷史上,原始社會是不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這種討論牽涉到資料不足的問題。目前尚存的少數狩獵採集(hunting and gathering,或稱為hunter-gather)社會中,我們知道是一個很平等的社會。而在那麼一個小群體(一般約20到50人)的共產社會中,也談不上有獨裁或壓榨的問題。但在人類進入農業社會後,定居及社會結構的形成,也產生出統治者與階級問題。在那一個農業社會的階段,雅典城邦的領袖克萊斯特尼(Cleisthenes)於公元前507年引進他稱為民主(demokratia 。demos人民,kratos權力)的政治形式,而使雅典成為世界最早的一個民主體制。但這個民主體制於半個世紀後便開始衰退,而最終也在被鄰國征服後使民主政治於雅典消失。

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產生源於18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Age of Enlightenment)。啟蒙運動也多少源於14、15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所推動的人本主義(humanism)。啟蒙運動對那時候歐洲的君權專制與神權統治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啟蒙運動倡導科學、理性、自由、進步、博愛、憲政、政教分離、容忍、….等等。這對那時掌有絕對統治的教皇與各國君主都是個正面挑戰。但開出第一槍的是在大西洋對岸的美國13州。1776年,13州發表了獨立宣言。接著是1789年的法國革命。法國革命後的政局也於進入一段動盪期後,直到1804年拿破崙的自立為皇。在這之時,拿破崙也於歐洲東征西討(稱為拿破崙的戰爭,Napoleonic Wars, 1803-1815)。而在這東征西討中,法國人也於四處宣揚他們「自由、平等、博愛」的「福音」,這也逼使各君主專制國家聯合起來對抗這個新的政治體制。拿破崙的戰爭對歐洲的影響是很大的,而他的聲望也如日中天。貝多芬的第三號交響曲「英雄」(Sinfonia Eroica)原本是要獻給拿破崙的。但在聽到拿破崙自立為皇後,貝多芬氣得將首頁撕毀丟到地上。總的來說,法國革命對歐洲及世界的影響是不容否認的。

1848年,歐洲到處都發生有革命(Revolutions of 1848),也被稱為「人民的春天」(Springtime of the Peoples)。許多君主政體都被推翻。但推翻君權政府的自由派、憲政派、與民族主義人士卻缺乏內聚力與一致性,也缺乏共統的目標,而最終都遭到君權政體的反攻。但革命失敗的另一個重大原因是當時歐洲的五大強權(英國、法國、普魯士、哈普斯王朝、 與沙俄)都不願看到新政體的產生而互相奧援,共同聯手攻擊革命份子。因為他們倚重在五大強權的平衡穩定狀態。在19世紀的那種歐洲國際情勢下,國際的權力平衡與穩定勝於自由民主與民族國家的觀念。歐洲在那種社會與歷史背景下,民主並沒有生根成長的機會。

綜觀人類的歷史,自由民主並不是個常態。絕大部分的時期,大部分的人類社會都處於專制統治之下,談不上有什麼自由民主可言。美國的獨立宣言主張人人平等,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人類不可剝奪的權利。一般咸信這個觀念源於被稱為自由主義始祖的啟蒙運動先師洛克(John Locke, 8/29/1632-10/28/1704)。但我們知道那個觀念不是在描述一個事實,而是在推動一個理想。也就是說,自由民主是一個理想主義的產物,而非一個歷史的自然常態與必然。也如此,自由民主若不加以維護與捍衛,則社會只會倒退回專制統治的「常態」。

李堅

 

失去原意的博士 ——古博士與今博士

台灣人對頭銜似乎特別有偏愛。頭銜有輕有重,有多有少。每拿到一張印有不少頭銜的名片常常不知該從何讀起。頭銜不外是要表示個人的認同、職稱、成就、與地位,而這多少也相當自然。因為每個個體都是一些認同的混合(性別、畢業學校、職稱、宗教…等等),而人與人的交往也都可看成是相同(或不同)認同的往來。但頭銜卻也常常是要表示當事人可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而非等閑之輩。在所有頭銜中,博士顯得相當清高與突出。因為在重教育的台灣,尤其是過去,有博士頭銜的似乎在參與選舉時更容易於被選上。這也難怪有許多不學無術的政客要在國外買個假博士或假碩士學位了。

博士一詞予人的感覺是博學多聞之士。而事實上,博士一詞源於《史記》,它是一種官職,是博古通今,學識淵博的人(學士、碩士、博士名稱的由來。壹讀12/4/2016)。這種原意倒頗符合一般人民對博士一詞的印象。在歐洲,第一個理學博士(PhD)是1150年在巴黎授予的(拉丁文稱為philosophiae doctor),但要到19世紀後才漸漸的制度化。在近代的亞洲,博士一詞應該是首先西化的日本開始將PhD翻譯成理學博士的。

但我們知道,目前的博士一詞,與當年中國戰國時代的博士一詞的用法有相當大的差異。當今的博士已不是「博古通今,知識淵博」的人,而是「獨門專精,深而不博」的學者了。當這些學者落實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時,對社會各個層面的建議及施政措施是有很大的助益與改善。但他們對未來走向的預測呢?看來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而常常有很大的落差。而這種現象也不是今日才有的。

讀過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2/13/1776-12/23/1834)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798)的人,了解他對人口成長與糧食生產關係的悲觀。馬爾薩斯這個理論於兩百多年後,被一個學者厄理奇(Paul R. Ehrlich)於60年代改寫成一部暢銷書「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不過他的預言雖有其部分事實,但大都沒有實現。但這不代表厄理奇及其追隨者就承認錯誤,反而是加以合理化而成為教條。在當今的歐洲、東亞、及北美,我們知道「人口炸彈」是人口衰減,而非人口倍增。

在專家學者的預測未來走向方面,不管是政治、經濟、與科學方面,常常錯的相當的離譜(David Epstein: The Peculiar Blindness of Experts. The Atlantic, June 2019)。作者艾普斯汀(David Epstein)在其書中(Range: Why Generalists Triumph in a Specialized World)引用美國於1984年為了了解蘇聯所成立的「美蘇關係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為例來說明這個現象及其發現。

在「美蘇關係研究委員會」成立那時,時年30歲的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是最年輕的一個。在這個委員會中,委員們的平均專業年齡是12年。當時,特洛克設計一個研究方法去測試這些學者專家委員們在預測未來走向的準確性。在這個長達12年的研究中,特洛克發現專家的預測相當的不可靠。例如,在戈巴契夫於1985年上台開始推動經濟改革(Perestroika)與開放政策(glasnost)後,美蘇委員會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自由派人士)認為戈巴契夫的改革是真的,而蘇聯會漸漸的改變。另一部分人(主要是保守派人士)則認為蘇聯是僵硬而無法改革的,蘇聯也已在境外失去她的合法性。但當最後蘇聯境內因民族主義導致四處動亂,經濟崩盤,及蘇聯的快速解體後(12/26/1991),這兩派人士(自由派與保守派)都傻了眼,料也沒有料到。

但也不能說所有的委員會成員都沒有預料到。有極少部分的人是有預料到蘇聯的變化的。這少部分人可以理解自由派與保守派兩方看來互相各異的論述要點,而能整合各方的意見。這其中更有少數人預測到蘇聯的垮台。那麼,這群「少數民族」有什麼特色呢?特洛克發現這群人大都沒有特定的專業背景,很好奇,喜歡看東讀西,不教條,在面對事實與自己的看法相異時,願意認錯或改變自己原來的想法,而且不將隊友看成是競爭的對象,而是互相學習的對象。在往後的一個政府情報機構(Intellig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ctivity, IARPA)所主持的預測競賽中,特洛克挑選出一群博學多聞但沒有特殊專業背景的人士參與預測的競賽。結果是,這群人所組成的隊伍擊敗群雄。

而其實特洛克所組成的這個他稱為「優良判定」(Good Judgment Project)的團隊成員,頗類似於中國戰國時代的博士,是群博古通今,學識淵博的人。當今的博士與專家學者其實是在「術業有專攻」之下的產物。在專業專精之下,越分越細。不但隔行如隔山,連同行業的不同領域也如隔山。這種越分越細的專業領域確實使科學的開發與學術的研拓進展神速,但卻也使各專家們看不到全貌而變成有如見樹不見林,或有如瞎子摸象一般,難以掌握全貌。

台灣雖然於戰前就有極少數人主張台灣民族解放與台灣獨立,但台獨運動的蓬勃發展是1947年228事件以後的事。隨著台獨運動的發展,不同的路線、意識形態、理論、與策略,也都一一的上場了。各個門路固然都有各個門路的專家學者與博士。但到最後,我們所需要的是博古通今,學識淵博,不受限於自己的專門所學,而不拘成見的真博士們。

李堅

靖國神社走訪的感想(下) 日本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 ——安保條約下的被保護國地位

七十年代初的尼克森總統時代,一向對美國亦步亦趨的日本嘗到了「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ニクソン‧ショック)。一是尼克森的訪華於對媒體發佈之前的15分鐘才照會日本;二是尼克森在無預警之下取消金本位制,使日圓飆升,外銷受到重挫;三是尼克森用1917年的「敵國貿易法案」(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對日本的進口貨扣徵了10%的關稅(George R. Packard: The United States-Japan Security Treaty at 50. Foreign Affairs, March 1, 2010)。因為這個「震撼」,在尼克森訪華後不久,季辛吉到日本企求改善美日關係。季辛吉告知日本外相福田糾夫,以後美國與中國在做主要協議之前會先照會日本(Kissinger Assures Japan on Chinese. The New York Times, 6/12/1972)。在季辛吉訪日的四天中,反對聲音最大的是社會黨主席石橋政嗣,他指控美國的介入越戰是一種侵略,他也說要關閉美國的駐日軍事基地。但大體而言,季辛吉的訪日並沒引起日本社會強大的抗議。這與早期的美日安保條約要續約時所引起的動亂有很大的不同。

戰後的日本在美日安保條約的保護傘下,可說放棄國防而專注於經濟的發展。但當年的美日安保條約的續約也曾引起日本社會強大的反彈。1951年9月8日簽下舊金山和約的同一天,美國與日本也簽下了「美日安保條約」,日本容許美國的繼續駐軍與對外防衛。但當美日安保條約於1960年要續約時,由左翼所組成的「安保條約改定阻止國民會議」,有134個團體聯合阻止續約。到1960年3月時,這個聯線增加到1633個團體,發動激烈的街頭抗爭。當時的首相岸信介(安倍晉三的外公)為了配合艾森豪的訪日而於議會強度關山。此舉引起議會內外的暴動,而艾森豪也被迫取消訪日。最後安保條約是通過了,而岸信介也辭職下台。但這種抗議美日安保條約的「盛況」,在日本的今天可說已不再(除了沖繩的持續抗議美軍基地)。對日本人來說,安保條約的存在不但已成自然,而且是必然。

1952年4月28日是舊金山和約的正式生效日,而這天日本也恢復了她的主權。這個原本沒有特別紀念意義的日子,在安倍晉三於2012年競選時的推動下,正式於安倍上任後成為「主權回復の日」,而也於2013年4月28日做首次的紀念活動。

雖說日本於戰敗後被盟軍所占領,而於1952年4月28日在簽約後正式恢復主權。但日本是一個有主權的國家嗎?

你若考慮到一個獨立國家的各種政府機構與功能時,日本看起來是個有主權的國家。但你若再細看一些面向的話,日本的主權也不是那麼完整或獨立的。

日本的新首相上任後,依慣例幾乎都會到華府做個拜會(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則都依例都到美國做可能就職前的面試)。給人的感覺有點像一個被保護國的朝晉。而事實上,日本是「國防靠美國」的。美國在日本有88個軍事基地,約五萬名軍事人員,家屬約四萬名。約75%的預算由日本支付(2011年時約44億美元)。而大部分的基地(62%)都在沖繩,這也是地方小的沖繩最反對駐地美軍的緣故。

日本之缺乏一個完整獨立主權國家的地位,有人稱為附屬獨立(Subordinate Independence),或稱為廣義的客屬國家(client state,包括保護國地位)。學者有相當多的討論(如Gavan McCormack: Client State: Japan in the American Embrace; Gerald L. Curtis: U.S. Policy toward Japan from Nixon to Clinton: An Assessment; John W. Dower: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Past, Present, Future in U.S.-Japan-China Relations. The Asian-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2/23/2014)。

日本之會成為被保護國的情況,除了美日安保條約外,也牽涉到1947年5月3日生效的戰後「日本國憲法」。這兩者是互為關聯的。在共有九章103條的憲法中,第二章只有一條—-第九條。日本國憲法第九條宣示日本永遠放棄用戰爭與武力的方式去解決國際紛爭。

右翼民族主義者的安倍一再強調修改憲法第九條的必要,是眾人皆知的,而也引起韓國與中國的反彈。但是,美國不但不反對,反而是一直都在鼓勵日本要多分攤資源,以防衛中國、北韓、與俄國的可能對東亞的侵略。憲法第九條的修正看來好像是日本國內的事,但因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對鄰國的侵犯(尤其是中國),日本憲法的修正也成為國際問題。但就另一方面來說,若沒有中國與北韓的可能侵犯,而日本是位處於一個和平的國際社區的話,則日本國內要支持修正第九條憲法的聲音可能也沒有。要有的話,可能也只是表達出要脫離目前為美國保護國的地位,以成為一個真正有主權的獨立國家。但日本若成為一個真正有主權的獨立國家後,也沒有人能保證日後的可能發展。在日本已走上和平反戰,而大部分人對戰爭的恐怖都已沒有記憶,而專注於經濟發展70多年後的今天,軍國主義的復活微乎其微,但什麼也都有可能。日本外在情勢(如中國與北韓,甚至南韓及北韓若「統一」後的情勢)的變化可能會逼日本走上一條她自己都沒法預測到的道路。

走在這麼個右翼民族主義的靖國神社,你會感受到這兩種力量的存在。一方是日本武事發展的歷史過程、大小戰役、及一些光榮的部分(如日俄戰爭),可看出日本原有的尚武傳統。但另一方你也看到了戰爭的可怕及年輕生命的無謂浪費(說來也應是神社存在以做祭祀的理由)。這兩種力量存在於第九條的爭辯,也存在於日本社會的各個層面。但最終會導致整個情勢演變的可能不是日本國內的爭辯,而是外在世界的變化。(系列完)

李堅

靖國神社走訪的感想(中) 看中國與韓國的仇日 ——歷史,民族主義,自卑感

中國與韓國(包括南北韓)的仇日是有名的,而也都引靖國神社內所供奉的甲級戰犯,及過去日本首相前往祭祀作為理由(安倍晉三於2013年12月26日前往祭祀後引起中國與南韓的抗議。此後安倍再也沒有前往祭祀)。但其他與日本在二次大戰中交戰的國家是否也仇日?

以美國而言,在戰前對日本人(及所有亞洲人)是相當排擠與歧視的。1882年5月6日,美國簽署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這是美國歷史上唯一針對特定族群/民族所通過的排擠法案。1924年5月24日,美國更進一步通過了排亞法案(Johnson-Reed Act,包括Asian Exclusion Act與National Origins Act )。無可否認的是,種族歧視是太平洋戰爭的導因之一。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後,美國不用說是對日本敵愾同仇。更由原先的排擠與歧視,轉成為痛恨與仇視。

二次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除了要將日本與德國解除武裝外,也有意要德日不再具有工業能力,而成為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但冷戰的開始與韓戰的爆發改變了這個情勢。日本與德國都走上了重建工業及部分武裝的道路,但兩者的武裝能力還都相當有限。

在盟軍佔領日本初期,美國本要把靖國神社打掉,而改建成一個賽狗場。但教廷的一個神父(Father Bruno Bitter)與瑪利諾教會的一個神父(Father Patrick Byrne),都向佔領日本的盟軍政府(主要是美國)堅持:緬懷戰亡者是每一個國家都應有的義務與權利。再說,摧毀靖國神社(日本神道教的場所)也違反美國保障宗教自由的憲法與精神。盟軍也因而放棄摧毁靖國神社的打算(John Breen: Popes, Bishops and War Criminals: reflections on Catholic and Yasukuni in post-war Japa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3/1/2010)。

美國的這種仇日到50年代都還有。到80年代則轉變成,因日本對美國大量出超所導致的經濟焦慮與排擠。但在這種排擠與對抗中,美國人對日本人多少還都帶有尊敬的味道。因為日本人作戰勇敢,採取正面對抗;經濟上對美國所以會有出超,是因品質較優良等原因。而雙方的對抗也都是基於正面交鋒及靠實力的,而非有如中國今天之靠偷竊科技,削價傾銷,及一些暗地裡的勾當,而走不當途徑及抄捷徑的。在目前的美國,與日本的關係多少已走出過去不愉快的陰影而正常化了。但對中國人與韓國人而言,仇日可是「此恨綿綿無絕期」。民族主義當然是一種解釋。但不能解釋的是當年與日本作戰的蘇聯與美國,甚至被日本侵占的東南亞各國,對日本政要祭祀靖國神社,倒沒有提出任何反對的意見或譴責,唯獨中國與韓國大為叫囂,原因在哪裡?中韓因為懼怕日本重踏軍國主義,而興起的防衛性民族主義當然是個原因之一。但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監督下訂立了和平憲法,看不出有對外侵略的可能。中國人與韓國人的仇日及民族主義顯然不是因為日本的可能再侵略而來,而多少是針對國內人口的「消費」需要而產生的,並用以凝聚人民對政府的支持而來。「攘外」與「安內」到底是一體的。

歷史當然是另一個原因。在二次大戰中,中華民國的受傷慘重。戰死約300萬到375萬 人,平民死亡約700萬到800萬人之間。說來其慘烈性僅次於蘇聯(戰死約867萬人到1140萬人 ,平民死約400萬人到1000萬人之間)(Wiki 綜合多家不同研究報告而成)。但韓國人則有異於中國。因為韓國人與日本同邊作戰,並非交戰國。戰後有148名韓國人被判為乙級與丙級戰犯, 23人被處決。被處死的最高將領是洪思翊,負責菲律賓一切的俘虜營。而據西方的前俘虜人士表示,韓國人比日本人要來得更為殘酷。若單單靠歷史也不能解釋目前中共的仇日。因為當年與日本作戰的是蔣介石下的中華民國,而非要坐享其成的中共。中共當前的仇日顯然有其他原因。

而事實上,中共建國後並不仇日。原因是蘇聯不可靠,美國則抵制中共,中共得透過非官方管道與日本有所來往。要的是「科技靠日本」來工業化,以求取脫離農業社會的貧窮。即使是國共兩黨都愛提的南京大屠殺,首先提出這個史實的也不是國共兩黨,而是日本的左翼人士。仇日思想在中國的浮現是1980年代後的事(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而據傅高義(Ezra Vogel)的說法,中共是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才決定加強「民族主義教育」的(Ezra Vogel: 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除了民族主義與歷史因素外,仇日顯然還有其他原因。

歷史及民族主義都可說是中國與韓國的仇日之主要因素。但一個相當重要,而也可能是主要的因素是自卑感。

1972年2月,尼克森首次訪華。在目前已解密的檔案中,我們可看出中共領導人對日本的恐懼。周恩來一再提及日本之可能再走上軍國主義之路,最後是尼克森的保證說:美軍的駐日會牽制日本軍國主義的可能復活(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William Burr: Nixon’s Trip to China, 12/11/2003,與Richard Nixon Foundation: The Opening of China)。這也難怪當年被日本攻殺的極為慘烈而無力反抗的中國,最後以虛假的「抗日勝利」做為自我安慰。但那個「抗戰勝利」口號到底不是個歷史事實。中華民國的抗戰確實是牽制著了日軍的一大部分實力(The China’s Quagmire: 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Japan’s road to the Pacific War). Edited by James William Morley),但中國並沒有打敗日本。如果真的是「抗戰勝利」,則中國就可以與真正打敗日本的美國與蘇聯一樣,在當年可以平起平坐,周恩來也就不會那麼的懼日,而今天的中國也會如美俄般的缺乏仇日的情緒。所以會仇日是因為中國從來就沒有打敗過日本,至今(至少至1972年的周恩來)都尚未心裡平衡過。而同理的,如果當年談不上抗日而與日本同邊做戰的韓國,若真能於經濟面及國力的各個層面都贏過日本的話,何來仇日之需?說到最後,仇日只不過是自卑感的一個表現而已。

李堅

靖國神社走訪的感想(上) 靖國神社150週年 ——戰犯,勝利者的正義

靖國神社是東京市區一個佔地相當大的神社。它可說是一個中央神社,而也是所有日本神社中最引人爭議的一個。

靖國神社的前身是「東京招魂社」,是明治天皇於1869年在戊辰戰爭(1868-1869 ,明治維新時期的許多內亂/內戰之一)後下令興建的,以祭弔為中央政府戰死的人員,做招魂、慰靈與感念之意。 1879年,這個神社更名為靖國神社。

由正門走進去便是一個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鳥居及相當長的一個引道。進入中庭是一個巨大的雕像座,上方豎立的是大村益次郎(5/30/1824-12/7/1869)的銅像。大村益次郎原本是學醫的,但他對西方的軍事策略很感興趣—尤其是法國的軍制。那個年代的日本職業軍人都是仕族(武士)出身,而也都只效忠於雇用他們的藩或幕府。大村推動全民徵兵,而非僅徵用仕族。大村在長州對軍隊施以現代化的訓練後,擊敗了德川家康征討長州的出兵(第二次長州征討,1866)。而這個現代化的觀念與訓練後來也用之於薩摩長州同盟,而最終推翻了德川幕府。明治維新後,明治政府了解到現代軍隊的重要,而任用大村益次郎為兵部大輔。大村也一併推動廢藩置縣,廢除了各藩所擁有的私人軍隊,而建立一個全國性忠於天皇/中央政府的軍隊。也因此,大村益次郎被稱為日本的現代陸軍之父。

再走進去就是拜殿,這也是一般人致敬參拜的所在。靖國神社這一大片土地上有不少建築、庭園、雕像。也有相當一部分(如本殿)是不對外開放的。往右轉是個劇台及規模不小的「遊就館」(展覽館,博物館)。遊就館是「有料」的,裡面絕大部分都是不准照相的。在遊就館前的左側意外的看到紀念帕爾法官(Radhabinod Pal, 1/27/1886-1/10/1967)的靈位,是2005年才設立的。所以會設立帕爾法官的祭念靈位原因也不難理解。當時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2名法官之一的印度人帕爾(那時印度還在大英帝國下,尚未獨立)與其他歐美法官持有相當不同的看法。他指責法庭沒有考慮到西方國家在亞洲的殖民暴行;法官都是戰勝國來的,而沒有戰敗國來的,代表了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法庭也沒有考慮到盟軍的罪行。有這個背景也難怪在靖國神社我們會看到帕爾法官的祭念靈位。當安倍晉三於2007年訪印時,他特地去拜會帕爾的兒子,稱讚帕爾法官的勇氣與公平。這多少是因為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當年被盟軍以甲級戰犯之名羈押兩年,但都沒有起訴或審判。岸信介後來之被釋放也多少是因為,美方需要借重有技術官僚背景的岸信介,來推動日本的戰後復甦。

遊就館裏面所介紹的大抵是日本武器的演變,及軍隊由古代到現代的發展,也有一大部分是介紹各場19世紀以來的對外戰役。但由於不能拍照,而也沒有介紹展覽內容的簡介小册,只能憑記憶敘述大概的內容。最後一間的牆壁上列有許多二次大戰中戰死的軍人肖像。日本在二次大戰中有210萬名軍人戰死,含平民則共有約310萬人死亡。牆壁上所張貼的當然是所能取得的相片的一小部分。看到這麼多年輕的面孔確實令人相當感傷,這也使我想起了1985年一名英國的音樂家(Paul Hardcastle)所發表的一首歌「19 」。這首歌開頭便唱說二次大戰中,兵員的平均年齡是26歲;在越戰中,兵員的平均年齡是19歲。看到這麼多這麼年輕的少年家就這樣無謂的死去,不只覺得感傷,也覺得很浪費與無奈。

靖國神社共祭有2,466,532名陣亡者(Wiki),除卻日本人外,也祭有當年的台灣人與韓國人。除了人外,庭院中也有三種動物的雕像:馬(戰歿馬慰靈),狗(軍犬慰靈像)與鴿子(鳩魂塔)。一個國家祭祀為國捐軀陣亡者是很自然的。但靖國神社之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裡面也祭祀有1068名戰犯,包括14名甲級戰犯。

乙丙級戰犯是於1959年後開始慢慢入祀的。但甲級戰犯的入祀則是1978年,當時新上任的靖國神社宮司(主祭司)三好長慶決定的(Yoshinobu Hagarashi: Yasukuni and the Enshrinement of War Criminals. 11/25/2013)。原因是他不同意遠東軍事大審的判決。而昭和天皇於1975年到靖國神社祭祀後,爾後再也沒有天皇到靖國神社做祭祀。

有所爭議是因為靖國神社內所祭祀的戰犯(特別是甲級戰犯)。但戰犯這個名詞與觀念是很新的, 是二次大戰後才有的。在二次大戰結束前夕,知道勝利已在握的美國與英國,決定採取法律的途徑去處理納粹的主要領導人。也首次引進了「破壞和平罪」(crimes against peace)與「傷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這種罪名。當這個觀念首次運用於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bunal, 1945-1949)時,那時被控訴的主要對象是納粹的高階領導人。當時納粹的最高領導人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 1/12/1893-10/15/1946)在審判中大聲控訴:勝利者永遠做審判者的角色,而敗者恒被指控。戈林最後在被執行絞刑前服氰化物自殺死亡。而戈林所說的也是我們常聽到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戰犯的判決如果也包括戰勝國與交戰各國的話,則戰犯的判決較不會有所爭議。戰爭本身就是一種破壞和平罪與傷害人類罪,尤其是侵略的一方,是人類應共同予以譴責的。更進一步而言,以戰爭做為威脅恐嚇的話,不也是一種破壞和平罪與傷害人類罪嗎?如中國對台灣的叫囂。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