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金山和約的歷史之一 二次大戰後敵軍變成友軍 —–對日和約的歷史背景

1951年9月4日,51個國家的代表齊聚舊金山的歌劇院(San Francisco War Memorial Opera House),討論戰後對日本的和約問題。四天後的1951年9月8日,他們簽訂了舊金山和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或稱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與會的蘇聯、波蘭、與捷克並沒有簽約。也受到邀請與會的印度、緬甸、與南斯拉夫則沒有參加。

在這四天的會議中固有其戲劇性與激辯,但所有的政治工作與外交運作都已於前一兩年在美國的強勢主導下完成。舊金山和約對東亞及東南亞的影響都於今甚鉅,而也有學者稱舊金山和約所建立的體制與影響為舊金山體系(San Francisco System)。舊金山體系這個名詞與觀念是首先由美國知名的日本學者約翰‧道爾(John W. Dower)所提出的。

舊金山和約的簽訂反應出了國際社會中沒有永遠的敵人與盟邦,靠的常常是情勢的變化與實力的消長。在二次大戰中,美國與蘇聯是盟邦,共同對抗軸心國的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但二次大戰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政權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陣營進入冷戰。冷戰開始後,杜魯門總統採取了當時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代辦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的意見,開始建構對共產陣營的圍堵政策。在這種思維下,美國希望能加速日本的經濟復原,及社會與政治上的重建與穩定,以加入美國的圍堵防線。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 Acheson, 4/11/1893-10/12/1991)也在這種思考背景下推動對日和約的工作。

進入50年代後,對日和約出現了一些急迫性的問題。首先是已變成美國敵邦的蘇聯於1949年8月29日成功的試爆了原子彈。接著是中共於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國」。隔年的2月14日,中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原先美國是期望中共能有如狄托下的南斯拉夫般,能夠多少不完全服從蘇聯而採取較獨立的國際外交政策。但當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中共在「抗美援朝」的口號下於10月加入韓戰後,美國對中共的期望已完全消失。而對日和約也進入了一個迫切期。

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軍事佔領之下,民生凋敝,社會破敗,治安不良而走私猖獗。美國也擔心在長期佔領下,不但會造成日本共產黨的壯大,也會促成並加速右翼民族主義的抬頭。要加速日本的復甦以變成美國的同盟,並減輕美國占領作業的負擔,和約在四十年代底就已開始積極進行。

當時的美國因為二次大戰中才與日本激烈作戰過,民間未必能同意對日的和約。為了促進和約的順利進展與日後在國會的安全過關,民主黨的杜魯門總統任用了共和黨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2/25/1888-5/24/1959,杜勒斯後來於艾森豪總統任內當國務卿)為特使,負責和約的起稿作業,及於和約前一兩年訪問要參與的國家做說明與遊說的工作。杜勒斯是於1950年後才負責對日和約的工作的。但這之前,美國國務院得應付那時駐日本的盟軍總部(SCAP,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的麥克阿瑟將軍。

那時的日本處於盟軍的軍事佔領下,沒有主權。而佔領的盟軍總部的頭子是那個貢高我慢,不甩華盛頓的麥克阿瑟將軍。對麥克阿瑟而言,日本是他的地盤,要如何處置是他的事,別人管不著。在這種背景下,國務院派肯楠於1948年2月到日本,去與麥克阿瑟溝通。除了在一些社交的場所會面外,麥克阿瑟一直故意避開與肯楠會談。最後肯楠透過遊說麥克阿瑟信賴的周邊人士而促成了一個會談。在那場會談中,肯楠展現他聰明、機智、及外交官的能力。他說明蘇聯的威脅,重建日本的迫切性。而在整個說明會中,他都利用了他對麥克阿瑟觀點的了解,而多少將整個建議說成是麥克阿瑟的看法,而取得了麥克阿瑟的同意。肯楠也做一些實質上的建議,如警察制度的民主化,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建立,以阻止猖狂的走私與非法入境。據當時一些與會的人士回憶道,肯楠的表現相當的優秀(ADST: Moments in U.S. Diplomatic History. 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 The 1951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韓戰爆發後,首爾於1951年一月落入北韓手中。此時美國面對可能要放棄韓國的問題。美國在換指揮官後於1951年三月奪回首爾,並將北韓與中國軍逼回38度線。此時的美國於1951年3月截獲了一個秘密的外交電報。內容顯示麥克阿瑟與駐東京的西班牙與葡萄牙大使(當時兩個都是反共的法西斯政權)的談話表示,他有信心將戰爭擴大成為對中共的全面戰爭。明顯違反杜魯門總統不擴大戰事的指令,因為當時中共與蘇聯已簽有「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有可能引起蘇聯的介入與核武衝突。震怒的杜魯門總統在與白宮幕僚會商後,解除了麥克阿瑟的職位。但麥克阿瑟(共和黨)的被解職並沒有影響到杜勒斯(也是共和黨)的留任與否問題,他繼續處理對日和約工作的完成。杜勒斯於1951年2月完成了和約的草案。接下來是寄送給要參與的國家過目,徵求是否有需要修正的部分,以便在和約會議中能順利通過。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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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之五 歐亞大陸的梟熊與惡龍 —–大漢沙文主義與想像地圖

蘇聯倒台後的俄國與西方世界有一段蜜月期,但這個蜜月期隨著東歐局勢的變化(如南斯拉夫的垮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張,及普亭的上台而結束。普亭是情治系統出身的人物(屬於KGB的國外情治官員foreign intelligence officer),善於玩弄人際、團體、與國際關係的矛盾。中東的難民潮(主要是敘利亞)有一大部分是他促成的。他了解難民的湧入歐洲將會造成歐洲的分歧與動亂(John Herbst: Assessing and Addressing Russian Revanchism. 7/18/2016)。普亭下的俄國也利用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的情感對外不斷的擴張。當今的俄國已在歐洲造成相當頭痛的問題。除了難民問題外,俄國的駭客與干涉歐洲各國的內政與選舉也是一大隱憂。

在「新中國」尚未建立前的毛澤東,就已宣示要向「蘇聯老大哥」「一邊倒」。這一倒,卻也使有兩千年醬缸文化的中國不但學習到俄共的精髓,卻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在亞洲(及世界)造成更大的紛爭。在「收復固有領土」的口號下,中國與每個鄰近國家都有領土上的爭執。而在完成「民族統一大業」的意識形態下,周邊國家也都遭殃。而那個尚未完成「民族統一」的台灣更成為中國的世代邪願。

中國有22,000公里的陸地邊界,與14個國家為鄰。這十四個國家是北韓、俄國、蒙古、哈薩克(Kazakhstan)、吉爾吉斯坦(Kyrgyzstan)、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緬甸、寮國、越南(Wenwen Sh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troubled relations. 3/1/2012)。與蒙古的邊界最長(4677公里),與阿富汗的邊界最短(210公里),每個邊鄰國家都於過去或目前與中國有領土上的爭執。

中國與印度原本是沒有邊界的,只有圖博與印度有邊界。而圖博與印度的邊界是在1914年的西姆拉會議(Simla Accord)中所界定的。這個由圖博與大英帝國所定的邊界,也因當時在大英帝國下的印度的外交部長亨利‧麥克馬洪(Henry McMahon)之斡旋此事而稱之為「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當時的中華民國雖有代表與會,但沒簽字。中國目前不承認麥克馬洪線,而中印邊界的爭執也導致1962年的中印戰爭與2017年的對抗。2017年印度的出兵主要是援助不丹,而非中印邊界的直接衝突。中印邊界的爭執主要在阿克賽欽(Aksai Chin)與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而這也是中國所有陸地邊界糾紛中最難解決的。

除了攻下圖博的領土而佔領外,中國因邊界糾紛而引起的軍事衝突,較嚴重的有1969年與蘇聯的珍寶島事件(俄國稱為Damansky)與1979年的中越戰爭。與中亞國家及巴基斯坦的領土爭執較容易解決,因為中國需要他們的援助以對付新彊的伊斯蘭份子,而做一些表面上的讓步。與大部分陸地邊境國的糾紛大都在進入1990年代後,透過明文(條約)或不明文的方式一一解決了。但與北韓的爭執,主要是邊界河流中的島嶼及海域,則尚未談判簽約。

中國的陸地邊界看起來也許大都已解決,但海域的問題則是越來越嚴重。

原本自限於海洋之外而為百分之百陸地動物的中國,在二次大戰後突然「發現」了他們海洋的「固有領域」了:黃海、東海、與南中國海。而自然的,也與臨海的這些國家起了衝突。從北韓、南韓、日本、台灣、菲律賓、越南、汶萊、馬來西亞、到印尼,都與中國有所爭執。有些只牽涉到經濟領域(如北韓與南韓),大部分則還牽涉到島與礁及海域的爭執。以南中國海而言,始作俑者是中華民國於1947年所劃的11段線。1953年,周恩來為了對北越示好而去除了東京灣的兩段線,而成為九段線。不管是11段線或九段線,都是憑空想像的紙上作業,其界域一看便知不是透過航海科學杖量的結果。

這種憑空想像的領域之所以產生的原因也不是沒有「歷史」或「理論」上的基礎的。就歷史而言,強調大一統文化的中國於《詩經》中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大一統的觀念也燃燒起了「中華民族主義」。但「中華民族」一詞是梁啟超於1902年首先提出來的。他併合了原有的中華一詞,加上現代觀念的民族而組合成的,是一個不存在的東西。其推動力主要為大一統的觀念與大漢沙文主義。也就是說,「中華民族」是大漢沙文主義的代號。在現代理論的解釋上,中國(及中國國民黨)的這種沙文主義可由「想像地圖」(imagined geography)這個觀念來解釋。首先提出想像地圖這個觀念的是薩依德(Edward Said),他在《東方主義的批判》(Critique of Orientalism)一書中首先提出這個理論。薩依德的批判原本所指的是,西方社會對東方社會的觀念常常是西方強權對東方社會的想像而建構而提出的。但這種分析也適用於中國這種對「固有領域」的想像建構。

雖然與中國已屬不同民族,但中國對台灣的「民族統一大業」可是不死心。其理論主要是源於大漢沙文主義及想像地圖的「固有領域」憧憬。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不只已佔領下來的圖博與新疆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西伯利亞(鮮卑利亞)又何嘗不然。成吉思汗不是曾攻到俄國、中亞、南亞、與歐洲嗎?這些又何嘗不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不是也曾有學者提出法顯曾經登陸美洲大陸嗎?美洲又何嘗不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國憑其想像力可有得忙了。只想吃下一個小台灣未免太沒志氣而愧對祖宗吧。    (系列完)

李堅

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之四 普亭下俄國的對外侵略 —–歷史因素與西方的對策

當高加索區的喬治亞共和國於2003年秋天發生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將整個國家開始帶往親西方的路線後,2000年在俄國上台的普亭開始採取強硬的對策。俄國於2008年8月(8/7/2008-8/12/2008)侵入喬治亞,並佔領了俄國人較多的地區(Abkhazia與South Ossetia),而驅逐了喬治亞人。俄國此舉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與具體對抗。

獨裁極權政權是有如切香腸般(Salami tactics,或稱Salami-slice strategy)的逐步進逼、分而治之的。藉由民族統一及俄國人遭到危害為由而侵入喬治亞,但國際社會沒有反擊下的普亭胃口也變大了。當2013年烏克蘭有意要與歐盟簽自由貿易協議後,普亭於2014年初派兵攻佔克里米亞。克里米亞是1783年沙俄由奧圖曼帝國的手中掠奪過來的(沙俄與奧圖曼帝國1768-1774的戰爭,Russo-Turkish war )。1954年,赫魯雪夫將克里米亞的治權由俄羅斯手中轉送給烏克蘭。那時俄羅斯與烏克蘭都在蘇聯體制下,所以這種轉移只是一種象徵性的意義而已。佔下克里米亞後,普亭更以保護俄國人為由攻入烏克蘭的東部(Donetsk與Luhansk,合稱Donbass。Donetsk住有38.2%的俄國人)。俄國之侵佔克里米亞及侵入烏克蘭引起西方世界對俄國的經濟制裁。經濟制裁加以國際油價的下跌確實傷害到了俄國(俄國是個石油的主要輸出國)。由於俄國的經濟數據不很透明,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估計, 2015年俄國的國民生產毛額(GDP)減了3-3.5%,薪資減了9.5%。對俄國的經濟制裁是每六個月要重估一次的,一些與俄國較有貿易來往的國家也都遭殃而不時有要求解禁的聲音。

俄國人與烏克蘭人有同文同種的關係,許多俄國人可能不太同意俄國進軍烏克蘭,但俄國人一般大都支持普亭的極端民族主義作風,而這都是有其歷史背景的。追根究底在於蘇聯的垮台與世界超級強權地落的失落。

蘇聯成立於俄國革命(1917)後的內戰中(1922),含有15個共和國。但在成立近70年後(1991),因為經濟的衰退,境內民族主義的興起而走向潰散。1991年12月25日,蘇聯主席戈巴契夫的辭職代表了蘇聯的走入歷史。蘇聯解體後的今天,主要的承續者俄國雖然仍屬國際強權,但已風光不再,不再被西方世界視為超級強權。這也難怪一個沒落人家要想當年了。

在一場2005年的演說中,普亭認為蘇聯的解體是20世紀最嚴重的地緣政治災難(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in 1991, “the greatest geopolitical catastrophe” of the 20th century)。在2015年的一個調查中(Pew Research Center),有69%的俄國人認為蘇聯的解體不利俄國。這個數字在2017年的調查中只剩59%,代表了年輕世代與老一代的不同看法,也可能與整個經濟與社會的景觀改變有關。既然不同意蘇聯的解體,很自然地有61%的俄國人認為鄰近俄國的國家應屬於俄國。在蘇聯時代,鄰近國家是屬於俄國(蘇聯)沒錯。既然如此,派兵攻打鄰國便成為是正當的行動與舉止。俄國這種對待前蘇聯境內共和國的心態可由情治單位的重組看出。蘇聯時的情治單位只有一個(KGB),解體後俄國看來是仿效美國而成立對內(FBI)與對外(CIA)的兩個情治組織。在俄國,對內是聯邦安全局(FSB,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對外是國外情報局(SVR, External Intelligence Service)。對前蘇聯境內共和國的情報附屬在對內的聯邦安全局。這多少看出俄國對前境內共和國的態度(John Herbst: Assessing and Addressing Russian Revanchism, 7/18/2016)。

除卻這種失去領土而要收服失土的心態外,俄國在歷史上遭受外來的侵略而死傷慘重的例子也不少。如13世紀蒙古人的大舉侵犯及迫害(1223-1240), 1812年拿破崙的攻打莫斯科,及二次大戰中納粹的攻打蘇聯(Operation Barbarossa, 6/22/1941-12/5/1941)。在1941年的戰役中,蘇聯軍方死傷將近5百萬人(4,973,820),這還不包括平民的死亡。單單列寧格勒(Leningrad,今天的聖彼得堡)一役(Siege of Leningrad, 9/8/1941-1/27/1944)就死傷一百多萬軍人, 三百多萬平民。而在那時以史達林為名的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今天的伏爾加格勒Volgograd)戰役中(Battle of Stalingrad),也死傷了一百多萬人。有這些外來侵略的慘痛教訓,你可以理解俄國人的對外疑慮與不安。

俄國這種對外的疑慮與不安,在美國參院於1998年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擴大案後更加深了。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本只是針對蘇聯(及東歐國家)而成立的。照理說蘇聯的倒台應使NATO 失去主要功能,但目前卻已擴張並包括許多前東歐國家。這不是對俄國「指著和尚罵禿驢」是什麼。

俄國因遭受入侵的歷史而有的對外疑慮,加以西方國家之擴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俄國的對外侵略對象大都屬於前蘇聯境內的領土及俄國人較多的居住所在來看,這些大都能解釋俄國那種企求民族統一(irredentism)與收復失土(revanchism)的立場。雖然令人不齒,但說來也都是有歷史事實與根據的。但有些國家的侵略藉口卻沒有什麼事實根據而只都是憑空想像出來的。中國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李堅

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之三 德奧合併與慕尼黑協定 —–納粹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的初步

當俾斯麥主政時,德國的陸軍是全歐洲最強大的。但他了解地理位置居中的德國不能兩面受敵,德國不是要與法國結盟,就是要與沙俄結盟。俾斯麥的解決辦法是透過外交於1870年形成了「三皇聯盟」(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這三皇是德國的凱撒,奧匈帝國的皇帝,與沙俄的沙皇。透過這種運作,德國帝國至少維持了東邊,更甚而是歐洲的和平。但威廉二世的強勢往外擴張的作風,改變了這個平衡。

德國原本不是一個海權國家,但威廉二世上台後決定改變這個現況而大量造艦。以海權為主的英國因而緊張了起來,而英德也進入了海軍的武力競賽。受到德國帝國威脅的大英帝國也因而轉向世仇的法國,締造了英法結盟。在東邊方面,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半島的權益與沙俄衝突了起來,沙俄因而不想再維持三皇聯盟而轉向與英法聯盟。德國帝國也因而進入了一個腹背受敵的處境。這也是歐洲大陸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形式:一邊是三個協約國(Triple Entente)的英、法、俄,一邊是三個個同盟國(Triple Alliance)的德、奧、義,但後來變成是德、奧、保加利亞、與奧圖曼帝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是歐洲四個帝國的解體:奧匈帝國,德國帝國,奧圖曼帝國,與沙俄。在一次大戰中,俄國(1917年10月)與德國(1918年11月)都發生革命。俄國革命後是俄共的掌權。德國帝國的革命後是建立了維持15年(1918-1933)的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直到希特勒的上台。遜位後的威廉二世則避居荷蘭直到他的去世。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塞和約對德國處以相當重的罰則:賠款,責任歸屬,割讓領土,軍事與工業的限制等等。德國失去了四周 14%的領土。在這種羞辱下,立誓要重建德國以成為強大國家的希特勒也就上台了。

希特勒上台後的許多所作所為都是違反凡爾賽和約的決議的(德國被排除在會議之外)。但對已厭戰懼戰而一再只希望求和的英國與法國而言,對納粹德國的走上軍國主義之路是有如鴕鳥般的對待。希特勒倡導的是極端的日耳曼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他大力推動民族統一主義(irredentism)與收復失土(revanchism)。德奧的合併與慕尼黑協定是大戰爆發前,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的兩個主要例子

一次大戰後,奧地利失去大部分的領土(奧匈帝國),而德國也失去部分領土。奧地利(主要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一直有意要與德國合併(凡爾賽和約禁止德國與奧地利的合併)。奧地利也有納粹黨,但實力不大。據當時一名美國新聞記者與作家(John Gunter)的估計, 1932年時,大約有80%的奧地利人想要與德國合併。但納粹在德國掌權前後的一系列暴力活動多少使一些奧地利人改變了合併的想法。再加以奧地利主要是天主教徒,而德國則以路德會為主,到1933年底,估計有60%的奧地利人反對合併。1934年7月25日,奧地利的納粹份子暗殺了奧地利的總理(Engelbert Dollfuss)企圖奪權,但沒有成功。

1938年2月12日,奧地利的總理休斯尼克(Kurt Schuschnigg)在壓力下與希特勒(希特勒出生於奧地利)會面,討論兩國的合併問題,但沒有結果。知道大部分奧地利人會反對合併的休斯尼克於是提出,要於1938年3月13日舉辦全民公投,來決定奧地利是否要與德國合併。希特勒於3月11日發出最後通牒而於3月12日將軍隊開入奧地利。知道德國要入侵的奧地利政府並沒有抵抗。軍隊開入奧地利後,納粹不准猶太人及一些左翼份子(共包括選民的10%)投票,而於4月10日舉辦公投,結果是99.7%的人同意公投而完成了德奧的合併(Anschluss)。奧地利在被合併前的這一段歷史也是電影「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的故事背景。

拿下資源豐富,人力眾多的奧地利後,希特勒將眼光轉到緊鄰德國的捷克斯拉夫的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那時蘇台德住有三百萬日耳曼人,占住民的多數。希特勒的理由是住在蘇台德的日耳曼人應與德國合併在一起。在武力威脅下,捷克求助於與她有協約的法國,但懼戰的法國沒有吭聲。那時英國的首相張伯倫(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 3/18/1869-11/9/1940)與希特勒會面兩次不果,期間希特勒的態度轉為強硬。最後張伯倫、希特勒、墨索里尼、與法國首相達拉提(Édouard Daladier)於墨尼黑會面,而於1938年9月30日簽下了墨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協定同意德國將於10月10日前以軍事佔領蘇台德地區,而以後有關德國的國際領域爭議當將由國際協議來達成。在沒有國際援助下,捷克也只有吞下這口氣。

協議簽署後回國的張伯倫與達拉提都受到國內的熱烈歡迎,認為和平達成了,戰爭也避免了。張伯倫說他達到了「有榮譽的和平」(….had achieved “peace with honor. I believe it is peace for our time”.)。但張伯倫的強硬對手邱吉爾馬上強烈批評道:「你被要求在戰爭與不榮譽間做選擇。你選擇了不榮譽,而你也將會有戰爭」(You were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war and dishonor. You chose dishonor and you will have war.)。果不其然,希特勒於1939年3月併吞了捷克的全部,並於9月1日侵入波蘭,正式展開了二次世界大戰。墨尼黑協定也因而成為姑息主義(綏靖主義)的代名詞。

李堅

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之二 普魯士的整合與德國的統一 —–俾斯麥的三場戰爭

俾斯麥是個忠君之士(monarchist),早期不能說是個日耳曼民族主義者,但可說是個普魯士民族主義者。俾斯麥上任首相之前,日耳曼人大約有38個城邦(principality),其中有兩個較大而死對頭的王國—普魯士與奧地利。這兩個王國中奧地利有她自己的帝國—奧匈帝國—由日耳曼人統治大都是非日耳曼人(如斯拉夫族)的帝國。1815年,這些城邦與王國形成了一個鬆散的日耳曼邦聯(German Confederation)。1834年,在普魯士的推動下,這些城邦與王國形成了關稅聯盟(Zollverein)。

1860,新上任的威廉一世要增加稅收以建立現代化的軍隊,但這個預算一直受到下院(landtag)的否決。威廉一世因而任用俾斯麥為首相。1862年9月22日,俾斯麥到下院做演說。他的要點是:普魯士在日耳曼邦聯中的地位取決於實力而不是自由主義。我們已經一再失去復國與強國的良機。目前重大事情的決定不是靠演說與多數決,而是要靠鐵與血。這場演說也就被稱為俾斯麥鐵血演說(Bismarck’s Blood and Iron Speech)。

在下院的反對下,俾斯麥以下院與上院不同決議不合憲法為由,加以他手腕的強力操作,單面通過預算案而增稅建軍。

俾斯麥對當時歐洲的強國,如英、法、奧匈帝國與沙俄,都小心的結盟以維持權力的平衡,避免兩邊受敵。為了推動壓抑對手奧地利而稱霸日耳曼邦聯,他發動了三場對外的戰爭。

1863年,丹麥國王違反原先共管的約定,而將與普魯士接連的兩城邦(Schleswig and Holstein)片面納入丹麥的領土。俾斯麥於是邀請奧地利共同對抗丹麥。1864年,丹麥失利於這場戰爭(Danish war)而交出了這兩城邦。奧地利得到大部分的戰利品,但表面上吃虧的俾斯麥自有他的算計。

在推定英法與沙俄都各自有各自的盤算,而會對普魯士與奧地利的衝突保持中立後,俾斯麥於1866年引誘奧地利去發動對普魯士的戰爭。這場由1866年4月6日開戰,而只打七個禮拜的戰爭(Austro-Prussian War,也稱Seven Weeks War),使戰敗的奧地利交出了丹麥戰爭中的「贓物」,而普魯士也得到了更多的領地。這場戰爭結束後,俾斯麥了解他日後還需要奧地利的合作與聯盟,所以對奧地利的處罰並不重。但他對支持,也參與奧地利對抗普魯士的城邦則處罰嚴厲。這場戰役後,普魯士也帶頭而形成了北日耳曼邦聯(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

傳統上,北日耳曼與南日耳曼彼此各有敵意與相互對抗。但對南日耳曼人而言,對法國的敵意甚於對北日耳曼的敵意。要達到以普魯士為頭的統一運動,俾斯麥於是將箭頭轉向法國。

1870年,俾斯麥造「假電報」(Ems Telegram),而使法國國王拿破崙三世誤以為法國駐普魯士大使受到普魯士國王的羞辱,因而向普魯士宣戰。俾斯麥以拿取亞爾薩斯與洛林兩大地區為目標,而激勵了南日耳曼人仇視法國的日耳曼民族主義。亞爾薩斯與洛林兩地是在七世紀,神聖羅馬帝國倒台後,被法國在沒有經過一般正當程序下非法佔領的。南日耳曼在巴伐利亞王國的領頭下參與了這場打半年(7/19/1870-1/28/1871)的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打敗法國後,日耳曼民族主義大為振奮。俾斯麥在幕後運作下,激勵北日耳曼強烈要求威廉一世升為皇帝。而南日耳曼在巴伐利亞國王(King Ludwig II of Bavaria)的領導下也支持威廉一世登基為皇帝。1871年1月18日,眾日耳曼王子與國王在凡爾賽的鏡宮熱烈「恭請」威廉一世登基為皇帝,建立德國帝國。至此,俾斯麥也達到了他的主要夢想。在俾斯麥70歲那年(4/1/1875),為俾斯麥慶生而由名畫家(Anton von Werner)所畫,在鏡宮的這場景象中,台上是威廉一世與國王王公要員,台下是許多舉劍效忠的眾日耳曼王子,站在台下向上看威廉一世但居中的是俾斯麥。這副不是很真實的繪畫傳達出了俾斯麥在德國統一以建立帝國中的角色。

沒有人會否認俾斯麥是政治運作與國際現實政治掌控的天才。他不以意識形態為重,他也是個很複雜而不是很好相處的人。說他的行事作風是獨裁並不為過,而他也不是個自由民主主義的信仰者。在他主政下,德國的工業突飛猛進。鐵路長度由1871年的21,000公里增加到1913年的63,000公里。為了預防社會主義的煽動與工運,他建立了德國目前都還有的工人的健康保險、災害保險、產假、與國民年金。

如前所述,俾斯麥雖然忠君,但他的行事作風並不很好相處。威廉一世也數度有意將他換掉,但最後皆改變了主意。但當威廉一世去世後,其子威廉二世(Wilhelm II, 1/28/1859-6/4/1941,掌政時期6/15/1888-11/9/1918)上台後不久,他就把時年74歲的俾斯麥解職了。

威廉二世上台後採取了與俾斯麥及威廉一世不同的作風,尤其在外交上。當年俾斯麥重結盟以免兩邊受敵,但威廉二世不走那一套。對於威廉二世的作法,俾斯麥頗不以為然。俾斯麥於被解職後說:如果事情繼續如此下去,則將會有如腓特烈大帝死後20年的戰敗一般。在我離職20年後,我們也將會遭受潰敗。不幸的是他的預言是印證了。德國帝國在俾斯麥死後20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遭到解體。

李堅

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之一 十九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運動 —–普魯士走向德國帝國的序幕

法國大革命後,尤其在拿破崙企圖征服全歐洲的七次主要戰役後(由1803到1815年),民族主義便在歐洲大陸上風起雲湧。這其中,19世紀未葉,義大利與德國的統一與獨立是較重要的兩個事件。而這兩個國家的統一與獨立也多少有所關聯,互通有無。義大利的統一與獨立是拖得較長的,但德國的統一卻對未來歐洲的發展有相當重大的影響。

義大利的統一運動包括了大大小小的對抗與戰爭,由1815年開始,直至1871年攻下羅馬成為首都後才正式完成。當年的羅馬屬於教皇的統治下,軍事上則靠法國拿破崙三世的軍隊保護。但當1870年7月普法戰爭爆發後,拿破崙三世於隔月調回駐羅馬的軍隊。在教皇沒有法國軍隊的保護下,義大利政府派兵進入羅馬,並透過公民投票正式定都羅馬,完成義大利的統一。

另一方面的德國,普法戰爭的結果是法國的戰敗,並割出亞爾薩斯(Alsace)與洛林(Lorraine)兩大區域。普魯士則在俾斯麥的運作下,於1871年1月18日在凡爾賽的鏡宮(The Hall of Mirrors),由各日爾曼城邦的王公共推普魯士的威廉一世國王,正式登基為新建立的德國帝國的皇帝。

義大利與德國的統一與獨立也為民族主義引進了兩個新名詞(與觀念)。

義大利稱他們的統一運動為復興運動(Risorgimento,英文為resurgence或revival)。在推動統一運動中,他們推動義大利各城邦的統一,也推動在別國(如奧匈帝國)統治下,以義大利人為主的領域之納入義大利的版圖。統一運動當時領導人的口號是「未兌現的義大利」(Italia irredenta,英文為unredeemed Italy)。而這irredentism也於目前多少被翻譯成民族統一主義。

另一方面,在普法戰爭中失去亞爾薩斯與洛林兩大區域的法國人心有未甘,誓願要收回這兩大地區。法國人也因而有了要復仇雪恥的心願,有要收復失土的決心。法國人稱復仇為revanche(英文revenge),而revanchism也便成為收復失土的意思。

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這種意識形態與運動,在十九世紀的歐洲風起雲湧,而表現得最為強烈而戲劇化,並也影響到整個歐洲及世界局勢的是德國。底下我們也就由德國談起。而這個故事應由普魯士開始。

早期普魯士泛指歐洲大陸的中北部到東北部,與俄國為鄰的那一大片地方。到13世紀時被日耳曼的條頓武士團(Teutonic Order)征服後,到14世紀便以日耳曼人為主。但普魯士之出現於歐洲的政治舞台則是在1701年,由日耳曼的霍亨索倫家族(Hohenzollern dynasty)建立普魯士王國後才開始的。普魯士王國至此開始成為歐洲的主要勢力。建立王國後的近半世紀後,普魯士出現了一位賢君—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1/24/1712-8/17/1786)。腓特烈二世從小就鍾情於文學藝術與哲學。他與法國的啟蒙運動人士多所來往。而伏爾泰也在腓特烈二世的王居與腓特烈二世共住過一段時日。伏爾泰稱腓特烈二世為「哲學國王」(the philosopher king)。幾乎所有有關腓特烈二世的傳記(包括伏爾泰的自傳),都描寫腓特烈二世為一名同性戀者。可能多少由於如此,腓特烈二世的父親在發現他與宮廷的一名見習騎士很親近後,將他送去接受嚴格的軍事教育,而成為一名很成功的軍事策略家。多少由於腓特烈二世的多才多藝,使普魯士在他領導下的46年間,打贏了許多戰役而成為歐洲的一個超級強權。腓特烈二世也因而被稱為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但腓特烈大帝死後上任的兩名國王(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都不善於政治,於外交上也不熟稔。以腓特烈威廉三世而言,本來對法國革命後上台的拿破崙保持中立的立場,但最後決定一戰時卻因缺乏良善的軍隊與戰略,而於1806年慘敗於拿破崙。1815年,拿破崙於滑鐵盧敗於威靈頓所領導的聯軍。在滑鐵盧之役前後所召開的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中,普魯士失去了大片的土地及影響力。王國的勢力也開始式微。

拿破崙的攻打歐洲啟動了歐洲大陸的啟蒙運動與民族主義。1848年歐洲到處都發生因法國革命所激勵出來的革命。在民族主義與啓蒙運動的影響下,有38個城邦及兩個主要王國(普魯士與奧地利)的日耳曼人也興起了統一之意。

1861年,原本是當他的兄弟腓特烈威廉四世 (Frederick William IV) 攝政的威廉一世(William I, 3/22/1797-3/9/1888)登基為王。威廉一世有心整頓政務並建立一個較現代化的軍隊,但他所提出的預算一再遭到下議院的否決。1862年,他任用了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4/1/1815-7/30/1898)為首相。善於對複雜的政治情勢抽絲剝繭,不受左右意識形態限制,也深度了解現實政治(realpolitik)、地緣政治、與國際外交手腕的他,啟動了以普魯士為首來推動統一日耳曼民族而建立德國帝國之路。

李堅

西班牙內戰的當年與如今之五 有民主轉型沒有轉型正義 —–由西班牙的烈士谷談起

在內戰結束沒多久,佛朗哥屬意要在馬德里西北部60公里的一座岩石山區,建立一個全國為內戰來贖罪的教堂(佛朗哥說:”national act of atonement” and reconciliation)。這個由1940年開始興建,耗時18年,佔地約1360甲,而大部分在岩石山內的巨大教堂,於1959年4月1日正式啟用。山頂樹立了一個高150公尺的世界最大的十字架。這個稱為烈士谷(Valley of the Fallen,西班牙語Valle de los Caídos)的所在地是海明威「戰地鐘聲」小說中的背景之一,也是目前西班牙最受爭議的所在。

當年內戰中有許多戰士陣亡在烈士谷附近的山林裡(估計有四萬人)。為內戰贖罪是好事,但許多人指控當年開鑿岩石山的是共和軍的俘虜(估計占10%的工人)。有些是以工作來減刑,有些則是奴工。烈士谷以天主教堂的形式出現,也使許多人不滿,尤其是左翼人士相當不服。因為傳統上天主教會與獨裁者並肩控制西班牙社會。但更引人爭議的是死後的佛朗哥被埋於此地(不是他的遣願)。他是唯一被埋在那裡的非內戰陣亡人士。而目前此地也成為許多佛朗哥的仰慕者,天主教會,及極右派的聚會示威及「朝聖」所在。

烈士谷的爭議性反應了西班牙在佛朗哥死亡後的民主化與轉型正義問題。整體來說,西班牙的民主化多少是穩定了下來,但佛朗哥時期的遺留物,如街道名字、地名、及紀念建築的存在,反應了威權時代的殘餘。這不禁令人要問,西班牙有沒有轉型正義?

佛朗哥在1975去世。那個年代的大部分西班牙人都成長於扭曲的歷史教育下。但佛朗哥去世前的那一段時日,經濟也頗有成長。要翻舊帳的聲音還不是很高漲下,西班牙政府於1977年通過了「赥免法」(1977 Amnesty Law),保障佛朗哥時代迫害人權的人士免於法律的追訴。這是左右雙方要「共同遺忘過去」(Pact of Forgetting)的妥協結果。他們將內戰解釋成是「兩個西班牙」(Las dos Españas),兄弟互相殘殺的悲劇。但顯然有意忽略掉內戰的起因是右翼的政變啓頭的。2012年,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指控西班牙的1977年赦免法違反國際人權兩公約,但這並沒有造成這條法律在西班牙的被廢除。

在1981年2月23日的軍事政變失敗後,接著上台的社會主義黨將有限的政治資源著重在改革軍方、加強民主化、進行一些社會改革、加強與歐盟的關係。在這種背景下,轉型正義並不是主要議題。

1998年,西班牙左右雙方的「共同遺忘過去」受到了挑戰。1998年10月10日,西班牙的一名法官(Baltasar Garzón)提出對智利強人皮諾契將軍(General Augusto Pinochet)的國際訴訟。六天後,當皮諾契路過倫敦時遭到逮捕監禁。由於皮諾切特與佛朗哥犯行的類似,這事在西班牙引起廣泛的討論,而也再度推動了內戰中受害者的認定、賠償、與追憶問題。

推動轉型正義的西班牙人對2004年上台的左翼的薩帕特羅(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寄予厚望。因為薩帕特羅的祖父於內戰中遭到佛朗哥軍隊的槍殺。但最後通過的轉型正義方案是一個差強人意的「歷史記憶法條」(Historical Memory Law)。這條法律承認雙方受害者家屬及其後代的權益,正式譴責佛朗哥政權。目前西班牙總理拉荷義所屬的右翼政黨(Popular Party)與加泰隆尼亞的共和左翼政黨(Republican Left of Catalonia)都投反對票。共和左翼之投反對票是他們認為法條不夠徹底。

西班牙這種缺乏轉型正義但有民主的現象引起不少學者的討論。西班牙這種不願觸及過去,以進行調查、責任歸屬、求刑的問題,但只求穩定以建立民主的現象,有人稱之為「遺忘的模式」(Model of Oblivion。Oblivion 也意味特赦)。但也有學者指出,這是雙方政治菁英的妥協結果,即連民間團體也都朝這種妥協的方向前進。一個程度上也可說是西班牙社會與文化的特殊景象,而多少也反應了政治菁英們要適應地方政治的要求,而非只要求符合國際社會轉型正義的要件。西班牙的成功完成民主的轉型多少也合理化了這種遺忘歷史的做法(Omar G. Encarnacíón: Democracy Without Justice in Spain: 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是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事。但對有些美國人而言,尤其是戰敗的南方,內戰並沒有結束。同理,在2017年10月1日的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事件前後,西班牙人也熱烈討論,而不時傳出內戰從來就沒有結束的聲音。西班牙內戰的原因很多,但顯然的是一些因素仍然存在,而有些也可能會永遠存在。因為人類社會有人類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如貧富、性別、族群/民族、語言文化、意識形態、教派…等等。但有些過去的主要錯誤若沒有提出來好好的加以反省與檢討,加以面對的話,則難保不會再發生。

與1975年死亡的蔣介石及1976年死亡的毛澤東比起來,佛朗哥無論在暴政暴行上都只是個小兒科。一個2006年的民調顯示,有三分之一的西班牙人肯定佛朗哥的政變與政績。即使今天,佛朗哥政權的後代仍縱橫西班牙政界,而親佛朗哥的人仍佔西班牙社會的相當一部分。顯然的,西班牙的民主政治雖已漸趨穩定,但當年引發內戰的許多因素,雖然多少有所改善,但仍然都存在。

(系列完)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