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醫師醫人醫國 —–台北市府上空的黑色五腥旗

戰後的德國有不少前納粹黨員為了逃避刑責,透過管道逃到南美洲。這其中有一名當年負責安排遣送猶太人到死亡集中營的艾克曼(Adolf Eichmann, 3/19/1906-6/1/1962)。艾克曼後來被猶太團體的「納粹獵殺隊」(Nazi hunter Simon Wiesenthal)認出,捕獲,而於1960年5月被押解到以色列接受審判。這整個過程是非法的。因為一個國家不能到另一個國家從事逮捕或綁架。而以色列也沒有權利審判艾克曼,因為犯罪的地點在德國。這些都是法律上的轄權(jurisdiction)問題。但這不是這一個故事的要點。為了報導這個審判,紐約時報派遣《集權主義的來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的作者,本身是德裔猶太人,而她曾遭受納粹迫害的的艾任德(Hannah Arendt, 10/4/1906-12/4/1975),到以色列做採訪被報導。1963年,艾任德出版了《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邪惡的平庸性的一個報導》(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一書。

邪惡的平庸性

對艾任德來說,艾克曼的一切表現都顯露出他是一個很正常,很普通的人物。艾克曼強調他只是接受命令行事。艾任德指出,艾克曼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缺乏思考及是非判斷的能力,他一生都在找尋團體加入(joiner)以尋求發現自我。他缺乏同理心(empathy),但他沒有精神疾病(當時有六名心理學家測試他)。推論是說,大部分的納粹罪犯並非如一般人想像中的病態人物(psychopath),而常常是很平庸,但缺乏同理心及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他們沒有體會到人類得學習共同生活在一起。他們缺乏對別人的痛苦的體認與感受,頭腦也相當空洞而缺乏思考的能力。

艾任德「邪惡的平庸性」這個名詞及觀察的提出後,倒也引起了不少的討論與爭議。有些人認為她對艾克曼的觀察有誤,她不了解艾克曼邪惡的一面。但艾任德是同意艾克曼是有罪的,對他的被處死刑也同意。但她所觀察到的艾克曼所表現出來的正常性感到相當的可怕(terribly and terrifying normal),而也看到正常性與極度殘酷的共存(coexistence of normality and bottomless cruelty)。即使到今天,「邪惡的平庸性」一詞仍會引起各方的討論與爭辯。

「邪惡的平庸性」這個名詞與觀念所要提出的是,邪惡的人物常常不是三頭六臂,使人一看到就令人生畏而避之唯恐不及的惡魔。許多做邪事的人大都是一些看起來很平常,很平庸,接受上級或有影響力的人的邪惡指令而行事的人。這些人頭腦空洞,不會做一般的思考,更不會做獨立思考。他們缺乏基本的是非觀念,缺乏能夠體會別人的感受的同理心,也缺乏對人類社會必須共同生活在一起的體認。簡單的說,缺乏的是,是非善惡的基本觀念與同理心。而這些人也一般都是唯唯諾諾,聽命行事,不疑有他的人物。也是一個群眾運動中跟隨「領袖」而搖旗吶喊的人。

但是,惡魔之能存活於這個世界上而代代相傳,靠的不只是這一大群「邪惡的平庸性」的群眾,靠的更是一群明知自己在為非作歹的邪惡的化身與主導者。

中國的盜統權謀文化—邪惡的主導

歷史上有許多惡名昭彰的邪惡的主導者,他們可以說是惡事幹絶,殺人如麻。在近代的西方社會中,希特勒與史達林都是一般人眼中的惡魔。但對與西方社會較不熟的毛澤東比起來,希特勒與史達林都還只是小兒科。一般的估計是,希特勒造成一千七百萬人的死亡,史達林造成了兩千三百萬人的死亡,毛澤東則造成七千萬人的死亡。這個數目大都是一個估計。但一般的歷史學者大都同意,毛澤東是一個頭號的殺人魔王。但這麼個頭號魔王在中國為什麼還是被認為是「功過各半」呢?

寫《盜賊史觀下的中國—從劉邦,朱元璋,到毛澤東的盜賊皇帝史》一書的作者高島俊男就指出:「中國有一個盜統,柳下跖、陳勝、劉邦、張角、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毛澤東,相繼不絕。 …半部中國歷史,就是『道統』粉飾『盜統』的歷史」。由該書的章名就可看出大致的內容:盜賊皇帝的鼻祖—陳勝、劉邦;坐上龍椅的乞丐和尚—朱元璋;人氣最旺的闖王—李自成;背負十字架的落第書生—洪秀全;最後的盜賊皇帝—毛澤東」。高島俊男視毛澤東為最後一個,可能太樂觀也可能言之過早。到目前為止來看,毛澤東是最後一個沒錯,但在盜統權謀之為中國文化的特性與本質之下,沒有辦法保證不會有下一個。當今的習皇帝不就已經登基了嗎?

毛澤東的邪惡一般大都會同意,其惡行一般歷史學者也都大致明瞭。毛澤東固然是個無惡不做而一切為一己之利的惡魔,但他卻也是個頗有學問的人。毛澤東雖說是中共的黨主席—毛主席,但毛澤東的學問不在於共產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的理論,而是在於中國文化的特性與本質—-權謀策術。說權謀文化是中國的特性與本質是因為,世界各國固然有戰略(strategy)與策略(tactic)的研究,但鮮有人了解或做權謀(stratagem)的研究的。

中國權謀文化的集大成者毛澤東

在中共創黨初期,毛澤東是個相當不顯眼的一個人物。但透過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與1942年開始為期約三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毛澤東確立了他在中共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延安整風雖然「只」死了一到兩萬人,但其手法的殘酷與野蠻也為日後「新中國」的面貌做了個預告。

孟子說楊朱:「楊朱為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內心惡毒而手法殘酷的毛澤東則可說是「毛澤東為我,傷盡蒼生為也」。惡毒殘酷的人未必能掌控群眾,遑論一個國家。但毛澤東做到了。毛澤東靠的是他對人的了解與熟讀中國的權謀古籍。

金聖嘆曰「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意思是說,年輕人血氣方剛,讀《水滸傳》108名好漢造反的故事容易衝動。老年人世故看多了,讀《三國演義》只會更加老奸巨猾。毛澤東兩本都有看。他還將《水滸傳》中的「三打祝家莊」加以改編成劇,以向大都為文盲的農民來說明他的「革命理念」。在中國的歷史古籍上,有關權謀運作的書相當的多。《易經》,《鬼谷子》,《孫子》,《資治通鑑》,《三國演義》,等等…都是中國特有的權謀文化遺產。毛澤東都熟讀這些書。而據研究毛澤東的學者所述,《資治通鑑》他就熟讀了十七遍。毛澤東可說是中國權謀文化傳統的化身。他所要的不是推動一個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社會,說來那不是他學問的所在。他要的是利用他對人的了解與權謀的熟悉與運作來達到他的絕對掌控。

毛澤東是個魔王,一個歷史殘渣。這種人的去世及走入歷史未嘗不是個好事。但在一個集權的中國社會中,公開的討論與對毛澤東的歷史評估顯然還有問題。但光由死在他手下的人數而言,他比希特勒與史達林兩個加起來都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是個不折不扣魔鬼的化身。但這種惡魔怎麼在台灣會有人追隨之呢?

毛澤東在台灣

無可否認的是毛澤東的一些權謀思想與用語,如引蛇出洞,沒有敵人則製造敵人,談談打打,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兩個務必…等等都一再的出現在台灣。這其中,最大的公開倡導者是自稱為「白色力量」的柯文哲。

柯文哲不但在他台大醫院辦公室掛有延安的版畫。去過中國19次的他,也去中共的一些「革命聖地」「朝聖」過。如延安,西柏坡,及1921年在上海法國租界地召開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我們所不知的是,中共當局可否保存了台共1928年在上海法國租界地所召開的成立大會所在地。如果有的話,柯文哲可否嘗試去參觀這個歷史現場。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柯文哲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念有所了解。即使有興趣,他也無法從「毛澤東思想」上學得到。毛澤東倒底不是一個理想的共產主義者,而是個權謀家。但撇開社會主義的理想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不談,柯文哲之只「朝拜」了中共一大的會場,而沒興趣去顧及台共一大的會場,也說明了他的民族立場。與他所說的兩岸一家親,兩岸是生命共同體,兩岸如夫妻,床頭吵、床尾和,…等等是相當一致的。說出來的是柯文哲「中華民族」的立場。他自己都說:「我去過黃花崗,這也是影響我一生最重要的ㄧ件事」(《白色的力量》第137頁)。諷刺的是,柯文哲只因為以一個自稱是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身分,竟然在過去被認為是綠營的人。

也可能不只是因為自稱是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而被認為是綠營的人,柯文哲也有他的土氣,土味,與時而粗俗的作風(如在議會中搔抓肚皮,及不是很文雅的吃相等一些粗俗的作風。但還沒粗俗到如毛澤東般的在會議中搔抓身上的跳蚤而咬死),而可能多少予人是綠營人士的印象。

柯文哲之師法毛澤東在台灣與中國都不是個秘密。但一個台灣頂尖醫學院畢業,並在台大醫院當醫生的人,怎麼會走上這個路線?

師法希特勒,效法史達林

西方國家的一些極端右翼份子與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份子,大都聚集在「新納粹主義」與「雅利安民族」(Neo-Nazi, Aryan Nations)的旗幟下結朋成黨。他們大都是社會中的邊緣份子,而一般教育水平也不高的人。另一方面在俄國,普亭有意美化史達林,而使史達林不再顯得那麼的殘暴冷酷,只不過是「做過了頭一些」而已。但不管是希特勒或史達林,在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你若聽到有人說,他(或她)要師法希特勒或效法史達林的話,那則是駭人聽聞的事,更何況這個人若是一個醫生的話,那則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但問題是,是什麼樣的醫生。

當年在蘇聯、納粹、與日本帝國下,都有不少醫生以他們的智識替政權做事,而也違反了一般的醫生倫理。不管是在納粹集中營中做人體活體實驗的孟格勒(Josef Mengele, 3/6/1911-2/7/1979),或是在滿州國的關東軍731部隊做人體活體實驗的石井四郎(6/25/1892-10/9/1959),都屬於這種醫生。他們不但違反了醫生倫理不傷害病人的首要信條,也明知不對,但卻違反道德與良心(他們可能都沒有)而積極為惡。這在當今的美國醫學界是難以想像的。舉例來說,美國大眾雖然大部分支持死刑,但近年來真正執行死刑的並不多。原因除了人權組織及宗教團體的積極反對與對抗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當醫生知道藥物是用於死刑的使用後,大都拒絕開處方,也拒絕參與死刑執行的過程。醫生到底是要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ic Oath)的。

當年魏火曜是台大醫學院院長及後來台大校長的時候,在畢業典禮上會提醒醫學系的畢業生「希波克拉底誓詞」的重要。好像知道有些畢業生會說他(她)們已沒有了那份誓詞,魏火曜還會追加一句:如果你們沒有那份誓詞的話可向我要。

希波克拉底誓詞誠然重要,但那不是醫生與病人間關係的一切。醫生與病人的關係常會延伸到社會的層面。這也是醫生與其他專業(如工程師)的不同之處。

當年國民黨基於民族壓迫政策,與不放心給台灣人看病、開刀的心態,打壓以台灣人為主的台大醫院而極力栽培榮民醫院。但台大醫院在民間有它長久以來的聲譽,而仍能在那經費短缺下執台灣醫學的牛耳。李登輝上台後,台大醫院在政府眼中的處境大有改善。由於地位適中,再加上百年聲譽,長久以來台大醫院一直是達官貴人及公司老闆的首選。在這種情況下,台大的醫生也因為這種長久以來的醫生與達官貴人病人的關係,而發展出與社會政治權貴的掛勾。這些都是在背後運作而一般社會大眾看不到的。但有些則可公開的看得到。一個例子是2017年4月在台大醫院開辦的「醫者診所」(Doctors’ doctor clinic),一個強調特別照顧而收費昂貴的自費診所。以一個標榜學術研究的教學醫院來看,這是一種墮落的表現。但卻也反映出了台灣的醫療價值的轉變,走回頭路。醫療不再如全民健保般的被看成是一種權利(rights),而是有如過去一般的被看成是一種特權(privilege)。

坎普羅馬特?

也許柯文哲之師法毛澤東並非基於邪惡的心或積極為惡。但一個事實是,柯文哲一向避開對中共的批評。這未免令人懷疑到,去過中國19次,而與中共統戰人士有所來往的柯文哲,為什麼從來不批評中共,為什麼這麼避諱。莫非中國是個共產主義的理想國,要不然就是有把柄在人手上。

當年掌控FBI近半世紀的胡佛(J. Edgar Hoover, 1/1/1895-5/2/1972)之所以能「執政」如此的久,是因為他握有華府政界人士的秘密資料,誰也不敢碰他。甘迺迪還這麼說他:「你不能將上帝解職」(You don’t fire God)。也不只政界人士,胡佛也掌握有出版界及影劇界要人的資料。在七十年代時,有一家出版社要出版一本有關FBI的內部秘密及胡佛醜聞的書。胡佛馬上派人送一張照片給這家出版社的發行人。照片是這家出版社的發行人的太太與一名黑人的做愛照片。不用說,這本書也就沒出版了。

當年蘇聯(與目前俄國)的情治單位也都擅長此事。他們對這種作為也有個名字:坎普羅馬特(Kompromat),是「有損害性的資料」(compromising material,俄文компрометирующий материал)的縮寫。這些「有損害性的資料」大多與性有關,要不然就是秘密病情與金錢方面的問題。這種「有損害性的資料」若公諸於世則一般會造成「受害人」職業生涯的結束,甚而是生命的了結。一般而言,「有損害性的資料」的掌控者(一般是情治單位),要的是利用這個「秘密」來達到對「受害人」的控制,以達到一條牛剝九層皮的效果。

國民黨與中共當然也都善於用他們天羅地網的情治系統,去蒐集一些要人的秘密與黑暗面,而以此做為威脅與控制的手段。在中國那個大監牢裡,這種監控與蒐集秘密資料尤其廣泛。2004年5月6日,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的一名外交官自殺而死。這名外交官負責日本領事館外交秘密通訊系統的掌控。中共用美人計而威脅他交出通訊的密碼,否則要公布緋聞內幕。這名外交官後來因而自殺。日本這名外交官的自殺只是一例,中共是到處都在使用這種「俊男美女計」(honey trap)的。

柯文哲跑中國19趟,說都是經過葉克膜的製造商,美國明尼蘇達州的美敦力(Medtronic)公司的安排。他說是去做葉克膜的教學與訓練。那是否有利益輸送的可能,是否該說明清楚。除了在中國到處走訪外,柯文哲也與中共統戰人士多所來往。這些都是在美國所稱的「紅旗」(red flag),代表可能有問題的警訊。柯文哲可曾為這些事做些說明,難道不需要站出來,說清楚、講明白嗎?

紅心藍骨綠皮白衣的柯文哲

台灣人有需要去研究及探討中共,分析並研究毛澤東,也得要研討中國的權謀理論。因為權謀正是中共統戰的理論基礎。權謀也是中國文化的特色與本質,也是人類社會的病理。了解社會的病理是要知道如何去避免疾病,以保持社會的健康(生理)。

生理學與病理學是醫學教育中的基礎醫學,柯文哲當然不會不知道這個。但對柯文哲而言,研究社會病理(如權謀運術)反而成為他戕害社會的智識來源,成為一個有學問(如毛澤東)的惡棍。因為他知道如何用權謀去整人,如何用權謀去做他的「處世待人」。這如同一個醫生因為了解病理學,而知道如何去有效地行使傷人與殺人。這種邪惡不是一個缺乏知識與思考能力的「邪惡的平庸」,而是一個有思考能力,而也心知肚明是非的準則,但卻選擇邪路的人。你若只讀柯文哲的《白色的力量》一書,你會覺得書中所講的都很有道理,也頗機智。但柯文哲的所作所為可不是如書中所說的。幾年下來,竟然還有人稱他為「政治素人」,是很奇怪的。我們不但知道他沒有亞斯伯格症,也知道他不但會說謊,而且撒謊成性。你若讀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的《新發現的毛澤東》一書,你會發現柯文哲與毛澤東在整人方面的類似手法。到頭來你會發現,自稱為白色力量,但實為紅心、藍骨、綠皮、而著白衣的柯文哲,說到最後只不過是一個黑—《厚黑學》的黑。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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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七 集權政體最終的崩解 —–自由民主、個人主義、公民社會、心靈道德

中共在1949年打敗國民黨後,建立了全世界最大(以人口而論)的集權政體。集權政權之於中國產生也是有其歷史與文化淵源的。中國沒有自由民主的傳統,更不知法治為何物。有的只是兩千多年的封建思維(三綱、五常、五倫、九屬)與根深蒂固的大一統思想。問題是,這個集權政體能維持多久?

七十年代初的尼克森政府為了拉中共對抗蘇聯,啓開了中國的對外門戶。當時的中國是一窮二白,相當的落後。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決策。此後的40年是令人目不暇給的快速經濟成長。也因而在今天,很多人忘掉了中共是一個集權政體的共產政權。

以腓特烈與布里金斯基的《集權主義獨裁與專制》一書來看,中共符合了書中所提的集權主義的六個特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集權政體。這六個特色是:意識形態,一黨專政,恐怖警察統治,通訊上的專控,武器專控,中央掌控的經濟。所以會有人不知,或不認為中共是個集權政體,是他們沒有看清,看似活絡經濟的背後是中共中央的全面主控。經濟上看起來好像是有自由,但這些「自由」也都是有限度而有可能隨時失去的。而這也是中國並沒被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貿易組織認證為「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的原因。

而事實上, 1978年的改革開放政策所針對的只是經濟而已,沒有文化、政治、法律、社會的改革。但即使只是經濟上的改革,卻也引起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在天安門事件中,改革派的趙紫陽是失勢了,而堅持「一步都不能退」的鄧小平則繼續掌政。這個不穩的現象也是一些學者所討論的:民主政體與集權政體的差別。一個民主政體可以經歷改革而維持政治與社會的穩定,但一個集權政體若要做改革則有可能崩解(The Political Change in Democracy and Totalitarianism. The Montréal Review, February 2010)。一般而言,一個民主政體也是較穩定的(Robert J. Mundt: Is Democracy Stable? Compared to What? –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既然一個集權政體較民主政權要來的不穩定,那麼一個集權政體的壽命有多長呢?

納粹德國只存在了12年(1933-1945),目前紀錄中最「長壽」的集權政體是前蘇聯,存活有74年之久。東歐各國的集權政體都只維持了約半個世紀。中共至今已存在了近69年,會不會比蘇聯要來得更長壽,尚是個未知數。綜觀一個集權政體的一生來看,他們大都建立於暴力革命,成長於恐怖統治,成熟於官僚體制,隨著時間而腐敗,直至最後的破敗與垮台。跨台後,其統治精英則常常搖身一變而成為新政權的政治或經濟精英(Aviezer Tucker: Why We Need Totalitarianism. Why we need a more refined concept of it, that is. The American Interest. 4/14/2015)。

物腐蟲生固然可解釋集權政體的衰頽與破滅,但推動其垮台的力量是什麼呢?也就是說,集權主義的對立面是什麼?

自由與民主一般被視為是集權主義的對立面。自由與民主(同集權主義一樣)的哲學思維起源於歐洲。歐洲之為自由民主的搖籃,原因植根於個人主義。而個人主義則源於基督教的個體靈魂之說,與羅馬律法之區分上帝與凱撒的權界(Kenneth Minogue: What is the Opposite of Totalitarianism. 1998)。除了自由民主與個人主義的思維與推動外,我們也不能忽略公民社會所能產生的力量。有學者將1989年在中國與歐洲的公民社會所產生的力量,相比於1789年推翻法國封建政權的資產階級革命(Stephen Koekin: Uncivil Society:1989 and the Implosion of the Communist Establishment)。

除了哲學思維的分析面外,也有學者用經濟歷史的角度去看一個封閉社會的經濟的興衰。他們發現一個封閉社會的經濟固然可能有一段相當驚人的成長,但最後都遭到不是快速就是緩慢的衰敗,如16世紀的西班牙與17世紀的法國。這兩國最後都挫敗於開放社會的英國與荷蘭的競爭(Jacob Soll: China: The new Spanish Empire? POLITICO, 8/27/2015)。

除了哲學與政治經濟社會的論述外,我們還得回到文化與道德的角度。如前文所討論的蘇聯倒台的原因,當集權社會最後發展到整個社會充滿了詐騙、盜竊、賄賂、虛偽、造假、暴力,等腐敗到底的狀況後,整個社會也都將難以忍受承担而起而求取改變,求取心靈與道德上的浄化。此外,艾任德也提出每個新生命的誕生都是一個新的可能。人類有異於一般動物的可預測性,每個人都是一個特殊的個體,每個人都有可能是改變社會的因子。

當年是南斯拉夫僅次於狄托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 6/12/1911-4/20/1995),後來因思維與路線不同而遭到清算入牢。他於1957年出版了《新階級》(The New Class),指控共黨統治階級有如舊的封建與資產階級。1969年他出版了《不完美的社會》(The Unperfect Society: Beyond the New Class),提出社會不可能如共產主義所宣稱的完美,但社會要具有能夠改善的能力。當年雖然有許多人與許多學者同意他的看法,但就是幾乎沒有人預測到二、三十年後蘇聯與東歐集權政體的垮台。同樣的,今天可有多少學者預見中共的垮台。中共固然會垮台,但台灣人得了解我們最後還是一切都得自己來。助力是需要的,但不能只是靜觀其成。

(系列完)

李堅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六 看蘇聯集權政體的垮台 —–改革、開放、經濟、民族主義、道德文化

由於集權政體的建立是一個新的現象,約只有一百年的時光,而一般看起來都相當超穩定。這使得過去許多學者與政治觀察家,都沒有考慮到集權政體也可能會倒台這個事實。

歐威爾在他的《1984》中描述一個集權統治集團可能倒台的四個原因:外力的侵略而垮台;治理的超無效率而使群眾起而革命;容許一個強大中間勢力的產生;統治集團失去自信與統治的意志。歐威爾在寫《1984》時,蘇聯及其附庸國的東歐諸國家都穩如泰山。在那個歷史點上,唯一倒台的集權政體是納粹德國—一個遭受外力打倒的例子。但在《1984》(1949年6月8日出刊)上市後約70年的今天,蘇聯及其東歐附庸國都已不再是集權政權。蘇聯老大哥解體的例子也值得我們探討:一個集權政體為什麼解體。

蘇聯從建立(1922)到垮台(1991),足足有69年的時光。但若我們將俄國革命(1917)作為起點的話,蘇聯集權體制共存在了74年。在這74年間,蘇聯從一個沙皇時代的落後國家,發展到史達林的殘暴統治,及二次大戰後的升為超級強權。成就可說是相當快速。接下來是蘇聯與美國之於冷戰中的恐怖對峙。到最後我們看到的是倒台前後的亂局,及美國政府在老布希總統下之急欲援助戈巴契夫與葉爾欽,並企求穩住蘇聯。經過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段歷史的人,當會了解那一段時日的急速變化真是令人目不暇給。但在蘇聯倒台前的那一段時期,幾乎沒有一個學者分析預測到蘇聯的垮台。蘇聯倒台後,政府與民間學者有一大堆的分析報告都出爐了。說來是後見之明,但卻也不乏提供出一些原因的分析與探討。

蘇聯倒台的原因很多,但綜觀一些學者的分析大可分列如下:

首先是戈巴契夫在1985年上台後開始走開放的路線。他推動經濟改革(perestroika),容許有限度的市場經濟。他也推動開放政策(glasnost),容許有限度的自由。戈巴契夫的改革當初在蘇聯並沒有引起很大的注意,一般俄國人只覺得不管誰當家都一樣。由那時的新聞畫面看起來,一般在路上行走的俄國人並沒注意到他這個新政策的宣示。但逐漸的,蘇聯社會開始鬆動了起來。已經習慣於獨裁集權統治的蘇聯人在社會政治鬆動下,他們開始批評社會與政府中的弊端與措施。而也因此,蘇聯政府也開始在人民印象中失去一個強而有力統治者的印象,而最終遭到人民的挑戰。

戈巴契夫當上俄共的總書記時年齡不過才54歲,與過去年紀又大而且也頗僵化的領導者相比可說是令人耳目一新。在過去,繼史達林後上台的赫魯雪夫雖然也英氣煥發,但他於1963年被罷黜後,隨之而產生的領導階層便頗為僵化,而也缺乏當年革命初期的意識形態。這些領導階層的貪污腐敗也是個公開的秘密。這也怪不得當人民開始反抗時,沒有什麼人願意捍衛這個政府了。

從80年代開始蘇聯的經濟問題日趨嚴重。在重武的政策下,民生物資極為缺乏(CIA: Guns or Butter Problems of the Cold War. 1994)。而同時,西方國家也加強對蘇聯的對抗(雷根總統稱蘇聯為邪惡帝國evil empire)。在那個時候,東歐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也延燒到蘇聯境內的各民族,如白俄,烏克蘭,波羅的海三國……等等。再加以柏林圍牆的倒台與接著而來的東西德的統一,及隨後東歐各國的紛紛動亂與獨立。在這種內外交加下,蘇聯最後也走上垮台的命運。

上述的原因固然多少可以解釋蘇聯的垮台,但也有人用文化與道德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因為上述原因無法完全解答蘇聯的倒台。當時的蘇聯經濟雖然不好,但比之前壞不到那裡去。而異議份子也都遭到逮捕及清算,在社會中形不成力量。加以當時東歐的動亂也漸趨平息。顯然的,另外一種力量普遍醞釀在社會中,使各個社會層級都受到影響。

當戈巴契夫推動改革與開放時,他所推動的是理想。當時他及身邊的領導階層及社會各界都知道,他們住在一個一切充滿了詐騙、虛偽、盜竊、賄賂、造假…..等等爛到根的社會裡(Leon Aron: 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s Wrong. Foreign Policy, June 20, 2011)。戈巴契夫的首相(Nikolai Ryzhov)於1985年的一文中(Moral State of the Society)說的最切體:「我們互相偷竊,互相賄賂,在報紙上與講台上造假報告,樂於詐騙,自掛勳章。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都樂此不疲」。也因為整個社會的道德腐敗到底,使人覺得不能再如此生活下去。

當時的蘇聯社會同俄國革命前的沙皇社會一樣,人們要的是尊嚴。這其實也是雨果的《悲慘世界》中所描述的小人物的求取尊嚴。當2011年,突尼西亞的一個水果小販(Mohamed Bouazizi)因受到一名政府官員的壓迫侮辱而自焚後,引爆了阿拉伯之春。這如同1947年,台灣的一個香煙小販遭到國民黨警察的打傷而引爆了二二八事件一樣。人們追求的是一個正當而有尊嚴的生活,而不是存活在一個貪污腐敗及充滿虛偽詐騙與暴力的社會裏。

不論主觀vs客觀,硬體vs軟體,物質vs精神各個層面的解釋如何,蘇聯集權政體是垮台了。只不過,俄國沒有深厚的民主傳統,當今的俄國也因而陷入於新沙皇普亭的掌控中。到頭來,一個專制獨裁政權的倒台並不等同於一個自由民主社會的建立。自由民主是一條遙遠而艱苦的道路,靠的是不時的耕耘與維護。有如盧梭所說:自由容易吃,但不容易消化,需要有很強的胃才行。 (Liberty is a food easy to eat, but hard to digest; it takes very strong stomachs to stand it.)

李堅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五 全球自由民主的開倒車 —–開放社會與閉鎖社會

集權主義固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有的現象,但若追究哲學的根源,則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希臘就已產生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書的作者,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 7/28/1902-9/17/1994)指出,蘇格拉底固然是個自由民主主義的倡議者與實踐者,但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就多少種下集權主義的種子。波普舉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為例。《理想國》一書中所主張的制度與思維,只會造成一個封閉權威的社會,而非一個開放的社會。

當年是匈牙利猶太難民的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生名Gyögy Schwartz, 8/12/1930-),戰後移民到英國時就讀於倫敦政經學院。他深受那時在倫敦政經學院教學的卡爾‧波普「開放社會」觀念的影響。如今已是華爾街億萬富豪的他,到2018年二月份為止,已投下了180億美元在他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Wiki)。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在世界各地推動自由民主的理念,在前集權獨裁社會裡造成相當大的影響。這個基金會提供奬學金,建立大學,以推展自由民主的理念。但許多前獨裁國家都予以扺制,或禁止這個基金會的援助與進入。1991年,開放社會基金會在索羅斯的母國,匈牙利的首府布達佩斯,建立了一所只收研究生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諷刺的是,當年曾受開放社會奬學金資助到英國求學的目前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對中歐大學並不友善。而奧爾班本身也反而開倒車,將匈牙利帶頭轉向獨裁閉鎖的路線。

獨裁集權傾向的豈止是匈牙利而已,波蘭、捷克、奧地利,及一些前東歐國家的自由民主思維與體制都搖搖欲墜。甚至連傳統上是自由民主的西歐國家,也都見證到了排外極右勢力的抬頭。而當年是集權大國的蘇聯與中國也都一起向後退。蘇聯解體後的俄國在嘗試自由民主體制一段時間後,在前KGB出身的普亭掌控下,目前已走上實質上是獨裁的途徑。一度對外開放的中國到頭來還是沒有開放,更甚而於2018年3月11日透過人大會的修憲,使習進平成為終身總統。但在這些全球往右轉而向後倒退的風潮中,號稱是全球自由民主領袖的美國的變化最引人注目與憂心。

2017年1月20日,川普就任第45任美國總統。撇開私德不談,川普上台後對媒體的攻擊,對司法獨立的干涉與挑戰,肯定並支持美國友邦中的獨裁者,甚至是敵邦的獨裁者(如他對普亭與習進平的讚賞),都令許多美國人及友邦中的自由陣營人士深感不安。許多人開始問:美國是否正在走向一個集權社會?多少由於這個社會背景,歐威爾的《1984》與艾任德的《集權主義的來源》兩本書的銷售量在川普上台前後開始激升。

那麼,美國會走向集權社會嗎?

每個社會之走向獨裁或集權政體各有各的不同的因素與路線。不認為美國會走向集權政府的人提出,美國有兩百多年的民主政治,權力制衡的機制深入而穩定,不至於會走向集權體制。但綜觀美國的歷史,美國社會一直存有集權主義的一般因素(每個國家都有)與特殊因素(美國的特有)。底下我們就稍微來探討美國特有的情勢。

稍微閱讀美國的獨立歷史與開國元勳的思維,你會發現開國元勳都是啟蒙運動的產物,思維相當先進,是世俗的(secular),而非如當年歐洲般的宗教專制的。雖然開國元勳相當先進,但當年美國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鄉間,民風保守,也很反智與反知識分子。

而其實在美國獨立後不久,尤其在整個國家開始往西前進後,選出的總統便越來越平庸與反智,直到20世紀初才有轉觀。反智識份子(最有名的著作是1963年出版的Richard Ha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也不只美國才有,世界許多國家都有。他們迫害知識分子(如文革中的臭老九)。以今天的美國而言,對大學足球的狂熱使得大學在運動員的開銷上,大於學術及研究的開銷(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報告)。運動除外,美國反智的最典型代表是1925年在田納西州的「猴子審判」(Scopes Trial,也稱為Scopes Monkey Trial)。一個教達爾文演化論的教員,被判違反了不得教演化論的法律而被定罪。美國至今仍有許多人不相信演化論,而甚至有創世博物館(Creation Museum)的存在。而川普的許多閣員也都不相信全球暖化的問題。

大部分的基督徒,天主教徒,與佛教徒都不會去挑戰科學而與科學界對幹起來,但美國基督教的福音派(evangelical)常不如此。美國福音派的興盛大都與19世紀中,以鄕間為主的「第二次大覺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的宗教運動有關。這一派的興盛也多少造成了美國鄉間社會與城市及科學界的摩擦,及因而產生的反智傾向。

宗教上的排斥異己與反智傾向所造成的將是一個閉鎖的社會(closed society)。一個閉鎖的社會自然會走向獨裁與集權。相對於閉鎖社會則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開放的社會原先是由1927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0/18/1859-1/4/1941)首先提出,而後由波普發揚光大的。波普認為社會與政府應要開放、透明、容忍,而個人有決定權。也就是說,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當一個開放的社會漸漸的壓抑民主自由,並容許一些相當排除異己的「宗教」的橫行無阻而失去其開放性時,也就成為集權主義產生的溫床。

李堅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四 孤立、寂寞、疏離的人生 —–集權主義運動裏群眾的角色

既然集權政體是現代社會才有的一個現象與政府結構,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這個現象的產生。

社會與政治的混亂情勢,及經濟的瓦解與急速轉型,是一般學者常討論而認為是主要的促因。但有一個角色是許多學者也都聚焦的—-群眾。也就是說,討論資本主義發展下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簡單的說,現代社會中的人是孤立、寂寞、而有疏離感的。

馬克思固然有討論到資本主義社會會造成人的疏離感(alienation),但討論疏離感是早於黑格爾時就有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書的作者弗洛姆(Erich Fromm, 3/23/1900-3/18/1980)在詮釋疏離感時,用一神教的反對偶像崇拜(idolatry)來做解釋。弗洛姆說,偶像是人們所製造/創造出來的,但偶像反而成為掌控人們的力量。而這也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一種詮釋(alienation….where his “own act becomes to him alien power, standing over and against him, instead of being ruled by him”.)。

也多少由於這種疏離感,現代社會的人是孤獨寂寞的。討論這種現象的艾任徳,在她《集權主義的來源》(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中,著重於群眾(mass)這個觀念。群眾不是暴民(mob)。在艾任德的分析裡,這些群眾是集權社會產生前後的一個特殊景象。有異於傳統的社會階級(如貴族、平民、教育水平)與經濟階級(如工會、商會),這些群眾是超越這些分野的。他們沒什麼家庭、朋友、或同志的關係,而這些孤獨的群眾原先是對政治冷漠而不參與世事的。但在適當時機及適當人物(獨裁者、蠱惑者)的煽動下,他們熱絡了起來。獨裁者是永遠不會認錯的。而對這些群眾而言,他們的領袖(獨裁者)是永遠不會錯,永遠是對的。即使事實一再證明獨裁者的錯誤與預言不正確,這些群眾也會自我解嘲。因為容易受騙(gullibility)與懷疑、不信任(cynicism)已成為這些群眾的特色。而在這種情形下,集權主義透過系統化的教條灌輸(indoctrination)、宣傳、孤立、恐嚇、與洗腦的方式,來達到人們的完全孤立,與獨裁者對社會的完全控制。背後靠的是特務統治與恐怖統治。集權政權的恐怖統治與過去的獨裁専政之不同處在於,過去的恐怖統治要的只是打敗反對者及鎮壓異己。但集權政權下的恐怖統治的對象,也包括那些即時獨裁者都知道的無辜者。這種集權政權的運作及其對人類社會的改變,與人性的扭曲,也是喬治‧歐威爾那本讀了令人覺得沉悶悲觀的《1984》小說中所描述的。

艾任徳賦予集權主義下的這些群眾一個面相的描述,她嘗試解答納粹德國與俄國革命後的蘇聯集權政體所產生的背景。另一個描述群眾(主要是群眾運動)的面相是1951年,由舊金山的碼頭工人賀弗爾(Eric Hoffer, 7/25/1902-5/12/1983)所著,而被美國學界認為是一部經典著作的《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賀弗爾著重在社會心理層面的觀察與詮釋。

賀弗爾對群眾運動中的群眾的觀察有許多與艾任德相同處,但他以一個底層社會人物對群眾運動的觀察,可說是第一手的入微。他認為參與群眾運動的有許多是「新窮人」(New Poor)。意思是說,這些人因社會經濟的變化而失去了他們原有的資產與地位。也有許多是社會中的「畸零人」(misfits),一些難以適應存活於社會的人。而這些人也在群眾運動中透過自我否定而得到歸屬。在一個群眾運動中,有共同的仇恨對象是最大的團結力,並非共同的愛。賀弗爾說,一個群眾運動可以沒有上帝,但不能沒有魔鬼。而這個「魔鬼」是他們所認為的一切痛苦的來源。賀弗爾也認為思想的品質在一個群眾運動中並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領導者的角色。這個領導者越狂妄,越不聽他人意見,而越向全世界挑戰的話,越受人支持。賀弗爾引二、三十年代的德國為例,左翼的德共與右翼的納粹所拉取的都是同一批人。而就宣傳而言,宣傳並不是用於拉對手的,宣傳只在於說服自己人。在一個群眾運動中,個人也都被要求掦棄他們過去的認同與身分,而與這個運動結合在一起。一個群眾運動的吸引人處在於他要你自我否定,而非自我提升。個人在一個群眾運動中的忠誠是對這個組織,而非同志。

賀弗爾認為是改變造成革命,而非革命造成改變。他也觀察到了一個群眾運動的三個階段。一個運動一般由「文人」(men of words)開始,但文人一般並不要革命,只要改革。當一個運動興起後,掌控群眾運動的是「狂熱份子」(fanatics)。最後總結運動的是「實際行動的人」(practical men of action),他們控制全局,將運動的目標設在遙遠的未來而做實際的行政工作。這些階段的人是有可能重疊的,並非全無關聯。若一個群眾運動的目標明確(如美國革命),則狂熱期不長。賀弗爾也認為有極少數的領導者(他引林肯、甘地、邱吉爾、羅斯福、尼赫魯為例),他們有神聖的目標,而不惜動員犧牲群眾去建立這個新秩序。這是正面的群眾運動,而非大部分負面的群眾運動。因為他們知道只有尊重人類,才會有榮譽。

這真有如老子道德經所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人們的命運看來真的不像是自己所能夠掌控的。也許吧,但人至少可以多方探討、分析、內視,而盡一己之力。啟蒙運動到底是這樣開始的。

李堅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三 集權主義政權的特色 —–一切的專控,推陳出新的「運動」,特務統治

由於集權體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有的產物,一個程度上來說,研究集權體制的學科在學術界裡算是年輕的,談不上有汗牛充棟的著作。二次大戰前研究蘇聯的大都聚焦於共產主義。但納粹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後,使人們意識到,單靠傳統上的左右分野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用以界定什麼是集權主義。因為集權體制有可能是右翼,也有可能是左翼。隨著二次大戰的結束及東歐與中共集權統治的建立,探討集權主義的著作也引起了廣泛的興趣。

1956年,被視為研究集權主義權威的德裔美國哈佛教授卡爾‧腓德烈(Carl J. Friedrich, 6/5/1901-9/19/1984),與原本是他的學生而後成為哈佛同僚,並於卡特任內當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布里金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3/26/1928-5/26/2017),合著了《集權主義獨裁與専制》(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一書。在這本書中,腓德烈與布里金斯基提出了集權主義的六個特色:意識形態,一黨専政,恐怖警察統治,通訊上的專控,武器專控,中央掌控的經濟。這部書於後來有所增訂,但當然無法包涵所有集權政體的特色。

集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一般都會含有類似聖經內「啟示錄」的觀念,強調腐敗舊體制的摧毁,與新而美麗又健康的新社會的建立。集權政體也常將一些政府機構有意的重複,如此以方便人員的調換,以易於互相競爭與監控。集權政體也都強調軍事暴力與武力,一再強調外在的危機。而也都栽培青年軍(如紅衛兵)(Peter Baehr: Totalitarianism. January 2005),灌輸青年「保衛國家」。而所有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也都強調集權政體下,一定有的特務統治與恐怖統治。恐怖統治不只針對可能反抗集權政體的異議份子,也大多針對無辜者,以達到恐怖統治的效果。恐怖統治的目的在於改變人的行為,以達到有效的統治。而更進一步的是,特務統治也針對許多統治集團中的政治菁英加以下手。當年與列寧的布爾雪維克一起奮鬥的眾多俄共忠貞分子,都一一遭到史達林的清算與處刑。同樣的,當年與毛澤東打天下的同志也都遭到被清算鬥爭的悲慘下場。

艾任德與其他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也都強調,集權政體都一再不斷的在社會上製造政治社會運動。以動員人民的方式來製造對獨裁者的狂熱忠誠,並達到意識形態上的洗腦。隨便一翻中共建國初期的所作所為,我們不能看出一大堆的社會政治運動:土改,工商改造,反右,百花齊鳴、百花齊放,三反,五反,肅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多的不勝枚舉的「運動」。對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而言,集權政權在掌權初期都因為要強調他們的革命性,而以不斷的運動來現形。但這種「革命運動」期間不只對社會造成相當大的傷害,也傷害到許多統治菁英。而這些政治菁英的「墜毀」,大都源於獨裁者個人與特務統治的勢力。也如此,當獨裁者死亡而「革命運動」告一段落時,存活的政治菁英便會為自己的生存做打算。史達林於1953年3月5日死後,存活的俄共菁英便決定對特務統治加以控制,而走上集體領導的路線(Aviezer Tucker: Why we need totalitarianism—Why we need a more refined concept of it, that is. American Interest, 4/14/2015)。當時的俄共領導人逮捕了史達林時代,囂張不可一世的特務頭子貝利亞(Lavrentiy Beria, 3/29/1899-12/23/1953),而將他處決掉。也如此,後來的赫魯雪夫與戈巴契夫雖然都遭到政變與罷黜,但至少都活了一條命。同樣的,中共在毛澤東死後,也對「革命」告了一段落,而走上有任期限制的集體領導。但習進平的上台及2018年3月11日,人代會的通過習進平任期限制的取消,改變了這個「共識」。

習進平之廢除集體領導而走向一人專制下的集權統治,說來是回復到集權統治靠暴力奪取政權初期的「革命運動」時期—-如列寧/史達林下的蘇聯與毛澤東下的中國。可預期的是他要多倚賴特務的恐怖統治來做控制(同樣是走回頭路的普亭,他本身就是KGB出身的人物)。也可能要多靠一些當年毛澤東下所推出的一大堆「社會政治運動」來鞏固他的統治。

特務統治是集權政權的一個特色。在許多獨裁國家,如當年的中南美洲國家,過去的希臘、緬甸等,主要靠的都是軍事統治(military junta),而非特務。這也是獨裁政權與集權政權的一個分野。軍人固然有武器與人員,但特務機構有的是龐大的組織網與線民。雖然沒有什麼特殊的武器,但在集權政體底下的特務機構,常常清算有強大武力的軍人將官,而非軍方清算特務。在台灣當過兵的人都了解當年的政戰單位(軍中的特務系統)之無孔不入,從連長以上的各級軍官旁邊都有個「輔導長」做監視。民間更是有到處都有的人二單位。此外,監督民間的有調查局,警察局,教官系統,及到處都有的線民。解嚴前的台灣雖不是集權統治,但離之不遠。

不同的集權政體固有其不同處,但也都具有一些共通性。一個集權政體之所以產生及存活下去,最終靠的還是群眾與人民的支持與默許。因為集權政體是在進入近代後才有的現象,現代社會中的人民與群眾之一些特異性便值得我們去做分析與探討。

李堅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 —–政經與社會的混亂促成集權政體的產生

自由民主是一個現代的觀念與產品。同樣的,集權主義也是一個現代的現象與產品。

就時間點而言,自由民主多少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才有的觀念。而集權主義多少也與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有所關聯。集權政體雖然大都存在於左翼的共產國家,但集權政體也不是共產社會才有的專利,右翼的國家也有。就左右翼來看,左翼的集權政體大都產生於較落後的社會,而一般都在暴力革命或政變後馬上建立起來的—如俄國與中國。右翼的集權政體則一般發生在較工業化的國家,而其產生大都經由民主的體制(選舉),加上街頭暴力與政治暗殺而逐漸建立的—如納粹德國。但不管是右翼或左翼的集權政體,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登上世界舞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歐洲三個帝國(德國帝國、奧匈帝國、沙俄),及近東奧圖曼帝國的倒台。歐洲倒台的三個帝國產生出了兩個集權政體—蘇聯與納粹德國(後來併吞了前奧匈帝國的主體奧地利)。俄國於1917年3月8日的二月革命後,建立了一個不穩定的戰時中的民主政權—臨時政府。1917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其實是政變)後,列寧的俄共推翻了臨時政府,掌握了國家機器。俄共於掌權後馬上建立集權體制,而全面控制了蘇聯74年(蘇聯於1991年12月26日解體)。至今的俄國都仍可看出長年集權統治的陰影與影響。

同俄共的建立集權政體一樣,中共也是在中日戰爭中及戰爭後,在社會混亂、政治不穩、及經濟崩盤後,透過暴力來建立集權政體的。而在一個相當程度上,右翼集權政體的建立也是因為社會與政經崩盤的結果。以納粹德國的建立來看,經濟因素也占了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而其發展與大西洋對岸的美國也有些關聯。

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人是反對美國介入美國人所稱的「歐洲戰爭」的。當年的羅斯福(二次大戰)與威爾遜(一次大戰)都以不介入歐洲戰爭為政見,但最後美國都參戰了。美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加入歐洲戰場有其表面上的說辭:如德國帝國的潛艇之擊沈了英國郵輪露西塔尼亞號(RUS Lusitania),船上有128名美國人。但更重要的是,德國外長欽默門(Arthur Zimmermann)給墨西哥政府的秘密外交電文遭英國截獲,而轉交給美國政府。欽默門的電文指出,若美國參戰,則德國會支援墨西哥奪回美墨戰爭後,墨西哥割讓給美國的大片土地。欽默門的電報被威爾遜公布後激起美國人的公憤,而美國也因而向德國帝國宣戰。

但美國政府沒有說明的是國際債務的問題。在當時的英國與法國並不處於優勢。若英法敗給德國,則英法所欠美國的債務也都將因而泡湯。

一次大戰後,英法加諸於德國嚴苛的戰爭賠償。戰後的凡爾賽合約中,將德國的戰爭賠償原先定為200億金馬克。1921年改定為1320億金馬克(約315億美元)。戰後的德國同交戰的各國一樣,工業設施都遭受嚴重的破壞,加以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瓦解,要償還債務有所困難。而且於戰後,法國取回普法戰爭中割讓給德國的亞爾薩斯與洛林兩省。洛林是德國許多工業的所在,失去洛林無異是雪上加霜。1923年1月,德國繳不出戰爭賠償。為了逼德國賠款,法國與比利時進占了魯爾工業區(Rhur)。此舉引起德國人的強烈不滿,政府與民間採取了消極的抵抗。結果是超級通貨膨脹與馬克的崩盤。

美國並不很在意德國的賠償問題,但很在意英法向美國所借的100億美元。若德國沒法賠償英法,則自然會影響到英法對美國的還債能力。1923年底,芝加哥出身的銀行家,當時為美國商務部長的查理‧道斯(Charles G. Dawes, 8/27/1865-4/23/1951)提出了道斯方案(Dawes plan)。道斯方案主張:由外國監督德國的金融重建;法國與比利時由魯爾撤軍;德國的賠償額減低,在經濟改善後再增加額度;美國則由銀行界在民間集資貸款給德國,以促進經濟的復甦。道斯方案結果很成功,使道斯於192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奬。道斯也於20年代末成為美國的副總統(總統是喀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道斯方案雖然相當成功,但沒說清楚德國應付的最後款項。1928年,奇異公司的總裁歐文楊(Owen D. Young)提出楊方案(Young plan),求取最終的解決方案。但楊方案成立不久就遇到1929年的國際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德國、奧國、英國、與法國都無法做賠償與還債而跳票,整個方案也就訴諸高閣(The Dawes Plan, the Young Plan, German Reparations, and inter-allied War Debts. Milestone 1921-1936,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所建立的是脆弱的威瑪共和(1918-1933)。在當時的亂局下,左翼的共產黨與右翼的納粹各自呼群引伴走上街頭示威與對抗,納粹則更走上民兵與武裝對抗的方向。最終是希特勒的選上總理,而逐漸地將德國緊壓控制下走上了集權統治之路。在當時的國際金融危機下,義大利的墨索里尼與西班牙的佛朗明哥,也走上了尚不成集權統治的法西斯之路。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亂局下產生出了新局面,也昭揭了人類社會的一個新政體—集權政體的產生。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