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與自大之三 少數族群與信心問題 —–台灣的殖民歷史、國際處境、與教育文化

有關女權理論與運動的著作是汗牛充棟,討論女性的信心問題只是其中極其微小的一部分。有關女性信心的缺乏問題還有一個有趣的角度—-少數族群(minority group)。將婦女當成少數族群來研究由來已久,在五、六十年代後的女權運動中,提出這種看法的相當多。

就人口而言,占人口一半的婦女不能說是少數。但少數族群的界定與自我認知常常不是依人數來界定的。在南非實施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的年代,人口少數的白人政權掌控政經,但占人口多數的黑人卻缺乏政治、社會、與經濟上的權益,而成為資源上的少數。少數族群也因而指的是缺乏權力與權利的一個族群,而未必然是人口上的少數。這個少數族群一般在教育、財富、與成功的機會上受到相當的限制。少數族群一般界定的標準在於膚色、語言、文化、宗教、與性別。少數族群一般較有內聚力,而同族群的通婚比率也較高(女性之為少數族群不在此範疇內)。這多少解釋了為何女權運動與民權運動常常混合在一起發生,而女性的觀點與一般少數族群的世界觀也較相符合。在美國社會而言,黑人、西裔、亞裔、猶太人、印地安人原住民,及宗教上的少數,如天主教、摩門教、伊斯蘭教、及艾美許人(Amish, Mennonite)…..等等都屬少數族群。在這種認知與界定下,研究婦女問題也有人用研究少數族群的角度去研究與了解。

在將女性視為少數族群而解釋女性缺乏信心的這個現象來看,我們是否可以解釋台灣人的信心問題呢?但在之前我們稍微來看美國有關少數族群的信心的研究結果。

研究美國少數族群的自尊與信心的問題大都著重在黑人,對亞裔與西裔的研究尚不是很充足(T.R. Porter and R.E. Washington: Minority Identity and Self-Estee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28/2011)。在此先要做區別的是自尊(self-esteem)與信心(confidence,心理學也稱之為self-efficacy或personal efficacy)的差別。自尊代表的是你如何看待自己。信心則代表行動,你如何有把握會成功。大部分的研究都顯示黑人沒有自尊上的問題,一個研究還顯示黑人青少年較白人青少年有自尊。但黑人有信心上的問題,自信都相當低(Michael Hughes and David H. Demo: Self-Perceptions of Black Americans: Self-Esteem and Personal Effica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July, 1989)。

過去我們所稱的「本省人」 (台灣人) 在台灣就人數上而言當然不是少數。但在政治權力上及經濟與社會的權益上來看,在過去一直是少數。台灣有三百多年的外來統治歷史,一直到1996年後的總統直選及民代全面改選之後,台灣才有代表自己的政府與議會。但在國際社會上還幾乎等同於不存在。如前文所述,台灣人給人的感覺是缺乏自信,搞不好還普遍自卑。但由於缺乏學術界的研究,尤其是比較解嚴前後及政權交替的影響,我們難以下定論。但這種缺乏自信與自尊的現象可由一些文章(台灣人及居住在台灣的外籍人士)看出一般(見前文)。

台灣人之缺乏自信與自尊除了歷史因素外,有一大因素是教育與文化的問題。台灣那種威權教育只能培養出乖乖聽話的人,而非有創意與領導能力的人。那種教育體制也不單只是台灣而已,而是普遍存在於受孔子文化影響的東亞社會。這多少影響到那種「不要太出風頭,也不要墊底,凡事要低調」的文化。這種文化至少普遍存在於台灣與日本的社會,而使大家都被修剪的成整齊的灌木叢一般。在那種文化下,好處是大家齊頭並進(或並退),削弱了愛出風頭或標新立異的人,但同時卻也阻斷了創新者及領導者的產生。亞裔人士在美國社會固然頗有成就,但大都是抬轎者,默默工作,或幕後工作的人,少有領導者及創新者。不能不說是這種文化延伸下的結果。

提到文化的影響,不能不讓人想到在世界各地(除了以色列外)皆是少數民族但卻頗有成就的猶太人。據一名研究猶太文化多年,而也將猶太文化與亞洲文化相比較的金博士(KH Kim)的著作來看,金博士在欲了解為什麼猶太人比亞洲人較有成就的一文(The Creativity Challenge: How We Can Recapture American Innovation)中分析道:研究顯示智商並不是主要問題,因為兩邊的智商沒什麼差異。差別在於猶太文化鼓勵創新。金博士發現,猶太家庭大都是雙文化,而猶太文化重視創新的環境,家庭及教育著重在創新的態度,也栽培並扶植創新的技能。猶太家庭及教育一般鼓勵孩子的表達好奇心與興趣,但也提出挑戰並設定父母及教師的期望。孩子也很早就被鼓勵閱讀不同的書籍。而另一方面,猶太教也鼓勵自信與成功,並提倡猶太人為上帝的選民之說。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猶太人雖然於客居國常處於逆境,但卻也都相當成功。在美國,猶太人的成功常遭嫉。而一般人也視猶太人頗有自信,甚至是霸氣、霸道。

多少由於台灣過去長年被殖民的歷史及今日的國際困境,使台灣人常陷於自怨自艾的新婦(媳婦)心態。我們倒也不用想去「媳婦熬成婆」,也不用去「打倒孔家店」,只要去了解我們早就不是新婦,而已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台灣的社會文化與教育體制有需要去走向多元開放的方向,而非只是一個製造庸才與奴才的機器。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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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與自大之二 不是能力不足而是缺乏行動力 ——女性的信心問題

在已開發國家的大學部及研究所裏,女性都已多於男性的今天,但在社會上企業的執行長卻還都是男性的天下,而一般男性的平均薪資也都高於女性。同工也未必然代表了同酬。這種不公平的情形是許多女權工作者及人權工作者,所一再揭發而推動要求改善的。2013年,臉書的營運長(Chief Operating Officer)雪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發表了《挺身而進》(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這本暢銷書,更引起全球對這個議題的討論。

能力(competence)固然是一個職場上的要項,但信心的有無常常是相當重要的。女性在信心上的缺乏是許多職場成員,尤其是女性工作者相當熟悉的。在美國,職場上的要求加薪是一個升等的過程。一個研究(Linda Babcock: 《Women Don’t Ask》)顯示,男人比女人在加薪要求的次數上多了四倍。而當女人也要求加薪時,他們要求加薪的數量比男人少30%。英國的研究也顯示類似的結果。

不敢要求加薪多少代表了對自己能力的信心問題。當然也可解釋成問題在於女性較要求完美。在許多年前惠普(Hewlett-Packard)就已發現,惠普的員工在申請升等職位時,女性一般在知道她們合乎100%的條件(qualifications)後才敢申請,而男性則一般在知道他們只符合60%的條件時就申請。2011年,英國一家研究經理管理的機構(Institute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在調查一般經理,問他(她)們的能力是否能勝任時發現,一半的女性對她們的能力有所疑問,而男性對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勝任而有疑問的小於1/3。

男女兩性在信心上顯然有所差別。那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最明顯的答案是生物上的因素。

男女兩性在腦子的結構與功能上稍有差別。近代腦部功能影像(fMRI)的研究顯示,女性對負面情緒及負面的記憶較會引起腦部管控情緒部位(amygdalae)的活動。也就是說,女性會因過去負面的記憶而躊躇不前。但男性則因較不忌諱過去的負面記憶而大而化之。這種因過去的負面記憶(如失敗)而躊躇不前自然會影響到一個人的自信。

另一方面,雖然男女兩性體內都有兩性的賀爾蒙,但在多少與比例上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男性賀爾蒙的功能在於冒險犯難,也就是說在於贏。女性荷爾蒙的功能則在於社會連結、避免衝突與冒進。在一個程度上是阻擋信心的產生(Katty Kay and Claire Shipman: The Confidence Gap. The Atlantic,May 2014)。而在成長過程中,男孩子因為互相取笑、挑戰,而多少習慣於失敗與挫折。這種背景自然使男性在成年後較習慣於失敗與挫折,較不會如女性般的沈緬於過去。男孩子也較參與運動的競賽,而女孩子一般較不參與運動與競賽。研究發現,這種參與運動與否多少也會影響到日後的成功與否。學者發現,較參與競賽運動的於成年後成功的機率較大。

女孩子一般比男孩子乖,較有注意力與語言上的能力,也因此都得到老師的誇奬。多少如此,使一般女性在成年後較怕犯錯而躊躇不前。缺乏行動代表沒有信心,不代表能力不夠。一個義大利的心理學家(Zachary Estes)給一組女性與一組男性一個測試:要他們解決電腦螢幕上的立體形象(3-D images)的謎題。結果是女性的得分比男性低很多。當這個心理學家看雙方的答案時,發現女性有許多問題沒有回答而留下空白。這位心理學家於是重測,但要求雙方都一定要回答每個問題。結果是雙方的得分不相上下。結論是,女性缺乏行動力,原因是缺乏信心而非能力。

但小心翼翼也不是沒有好處的。在競爭激烈的避險基金(hedge fund)運作中,一般認為冒險犯難是很重要的。但有幾個研究都顯示,女性經理的避險基金比男性經理的避險基金在獲利上一般較優。

一個花費七年,研究48個國家的女性與信心問題的學者(Wiebke Bleidorn)發現,女性之缺乏信心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各國與各文化間的差別只在於男女兩性的信心差異有多大。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男女兩性的信心差異在西方社會比較大,原因可能在於女性要與男性在各行各業做競爭比較。在亞洲國家裡,女性一般與女性比,所以在信心上與男性的信心差異較沒那麼大。在類似的邏輯上,在美國的一些研究也顯示,單性學校(single-sex school)畢業的女性較沒有信心上的缺乏或自尊上的問題。對單性教育(single-sex education)或男女同校教育(coed education)的優點與缺點固然有相當多的討論,但在女性的信心及自尊上,一般似乎指向單性教育的好處。

李堅

自信與自大之一 信心是將思想化成行動的東西 —–台灣人的信心問題

三十多年前在一個台灣人的政治聚會中,貴賓是一位獨盟的領導人。在會後有一個同鄉用期盼與挑戰的語氣問他:你對台灣獨立有沒有信心?這位獨盟領導人語帶靦腆而稍遲鈍的說:有信心。

在戒嚴前的那個年代,要打倒看起來是堅如泰山的國民黨幾乎難以想像,更別提衝破國際情勢而宣布獨立了。獨立是台灣人的心願,但要達到這個心願何其遙遠,何其困難。也因為這種背景,當年在台美人的政治聚會中,台灣人的信心是一再出現的一個問題。

在解嚴30年後的今天,台灣獨立運動已有相當的進步。當年的惡霸國民黨已潰敗。而隨著藍營的消散,也現出了惡鄰中國的黔驢技窮。因為沒有了內應,而無地著力。對台獨運動者而言,套用中共的語言,「台灣獨立革命的情勢是一片大好」。台灣人理應信心十足而自信滿滿。而事實上,「有沒有信心」這種話題是較沒有人提,而也很少聽到了。但我們由一些事實與新聞來看,台灣人的信心還是很有問題的。

※ 已經不太報導國際新聞的台灣媒體(那是台灣媒體界的一大缺失,沒有盡到給人民對國際情勢知的權利),每當國際媒體(尤其是歐美與日本)有報導台灣的新聞時,不但大做文章,而且多少用外媒的報導來印證(validate)自己的報導與觀點。如果你自己的報導與見解需要外媒來印證的話,那不是代表了你對自己的報導與見解難以確定,沒那個自信。這當然也多少反映了民間一般對台灣媒體的缺乏公信力。

※ 類似的情形是,當一些住在台灣的外籍人士發表有利台灣的言論時,他(或她)常常會上媒體。報導與否應該是基於言論的特殊內容與新聞價值,而非只因為是一名外籍人士就有新聞價值。未免太看輕自己了吧。台美人在美國(或台灣人在其他國家)論述美國 (或居留國) 的政策時,可就沒有受到這種禮遇。

※ 缺乏信心常表現在護短(defensive)上。一個胸有成竹的人不怕別人的說三道四。但一個胸中無物的人可經不起別人的挑戰,而常會流於惱羞成怒。不久之前王丹離台前的一席話「若台獨不願流血,那就是嘴炮」,引起台灣社會相當大的反彈。反彈的原因是否基於他是中國人,不得而知。但那句話可沒有什麼錯誤。天下沒有那種送到你桌面上的「獨立」的。台灣人為獨立運動也流了不少血,犧牲了不少生命,理應知道這個道理。

※ 類似的事件在前一陣子是有關葉望輝(Stephen J. Yates)討論台灣公投、獨立與美國是否為幫忙的報導。這當然牽涉到台灣的媒體一向報導失真的問題。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獨立,本就是自己的事,否則就不能稱為獨立了。要仰賴別人幫忙才「獨立」,不就是個傀儡政權,如滿州國一般。有別國幫忙固然是好事,而事實上許多國家的獨立也常有別國的幫助的。如美國的獨立有法國的幫助。但獨立的先決條件是你要追求獨立而勇往直前,外力的幫助不是先決條件。誠如一名被關了12年的老台獨所說:台獨是他的信仰。有信仰、有信念,才有成功的動力。如要看別人的臉色才「獨立」,那可是「共立」或「合立」,不是獨立。

但獨立的宣佈與執行卻也不應該是莽撞及冒衝的結果。當你對台灣的內部及國際情勢有充分的了解,而了解事物運作的準則及歷史發展的方向後,你會對台灣獨立有信心。在因緣際會已成熟時,也將會是台灣出牌的時候。信心是基於對事實的了解與情況的掌握。例如,一般人對現代的醫學有信心,了解一些病(如闌尾炎、膽結石)是可以治療的。有那種了解才有信心讓醫生給我們開腸破肚做治療。但在一些現代醫學尚無法完全掌控的病情時(如難以治療的病及某些癌症),許多人在缺乏對現代醫學的信心下也四處求偏方。

美國一位研究信心這個問題多年的心理學教授理查‧培提(Richard Petty)說,信心是將思想化成行動的東西(confidence is the stuff that turns thoughts into action)。若行動牽涉到危險,則勇氣也需要。若是困難的行動,則也需要堅強的毅力。憤怒、聰明、才智、與創造力固也可能需要,但信心是最重要的。因為信心在整個行動的過程中都是需要的。其他的成分(憤怒、聰明才智、與創造力)則不見得在每個階段都需要。(Katy Kay and Claire Shipman: The Confidence Gap. The Atlantic, May 2014,與Richard Petty TEDx Talks, May 16, 2015)

由於台灣人信心的缺乏,也難怪在過去一直有人提這個問題。即使在目前,我們也看出台灣人還是有信心上的問題。研究信心的人發現兩性在信心上是有所差別,而一些文化背景也多少會影響到信心的產生與強度。要了解台灣人的信心問題,我們當得由社會文化及歷史的演變來探討。人類社會到底是社會文化與歷史的產物。

李堅

雅爾達會議與協定之四 從雅爾達會議到目前的美國 —–日趨下坡的美國外交界

在二次大戰中,羅斯福與邱吉爾極需史達林的鼎力相助,以對抗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而多少採取了信任史達林的態度。三強合作的結果是聯合對抗,也戰敗了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而於同時也有一些協定的產生—-如雅爾達會議的協定。雅爾達會議固然有所爭議,但不少學者(如Virginia A. Gardner: The Yalta Conference: Appeasement or Realpolitik? 與Gill Bennett: What’s the context: 4 February 1945: the Yalta Conference opens)都指出,那是一個當時國際情勢下,在700名代表激烈討論下的一個合理結局。

二次大戰後,原來英美與蘇聯共同合作的情況開始改變。史達林沒有保持東歐自由選舉的承諾,而東西對峙的情況也開始產生。在那種背景下,那時美國駐蘇聯大使館的代辦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 2/16/1904-3/17/2005),於1946年2月22日發給美國國務院一封長達八千字的電報(long telegram)。隔年七月,他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刊物上以Mr. X的筆名發表「蘇聯行事作為的源由」(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肯楠的主要論述是,蘇聯有很強的不安全感,對外在世界頗有疑慮,不認為可以與西方世界和平共存,蘇聯要的是對手的完全破敗。在這種思維下,肯楠建議美國與西方世界必須全力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肯楠的這種思維也變成杜魯門總統圍堵政策(Containment,也稱為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的來由。

但也有人(如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與尼兹Paul Nitze)則建議對蘇聯採取更堅強的對抗,如到處建立軍事基地。

1946年3月5日,邱吉爾在杜魯門總統的陪同下,在密蘇里州(Westminster College, Fulton, Missouri)發表了他那有名的鐵幕已來臨的演說。

另一方面的蘇聯,蘇聯駐美國大使諾維科夫 (Nikolai Novikov) 也於1946年9月發電文給莫斯科,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是要當世界的霸權。

在這種雙方互不信賴而對抗的情況下,東西對抗也進入了冷戰時期(1947-1989),直到東歐及蘇聯共產政體的垮台而結束。冷戰時期美蘇在世界各地進行對抗,也打了許許多多代理人的戰爭(proxy wars)。但基本上美國與蘇聯沒有直接交戰,也因而稱之為冷戰。

美蘇這種在冷戰期間的對抗,許多學者認為其基礎是建立在雅爾達會議的協定上。羅斯福與邱吉爾同意史達林對東歐勢力範圍的要求,形成了日後的蘇聯衞星國下所建立的鐵幕。鐵幕區隔了東西歐。當杜魯門總統於1947年3月12日在國會宣示將會對抗蘇聯的往外擴張勢力時,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也成型了。

當杜魯門主義形成時,東亞的情勢也在急速轉變中,使冷戰的情勢更加複雜化。戰後的中國也進入了國共內戰的最後一章。1946-1949年間的國共內戰決定了中國的命運,被羅斯福封為世界四個警察之一的中華民國被「共匪」打垮而逃到台灣。國民黨的失去大片江山及隔年韓戰的爆發更加深了美國社會對共產主義的疑慮與恐懼。在那種背景下,美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遭到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肆虐,成千上萬人被誣指為共黨同路人而遭到迫害。這場大型迫害的主角為威斯康新州選出的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 11/14/1908-5/2/1957,任內1/3/1947-5/2/1957),他推動了一系列毫無根據的指控與與迫害,也造成一名懷俄明州的參議員(Lester C. Hunt)的自殺。最後在1954年12月2日,參議院通過譴責麥卡錫後,他的影響力才式微,直到他的去世。

一般學者都將肯楠與冷戰及圍堵政策聯結在一起,而視他為原始推動者。而當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建立時,也有肯楠的影子。但肯楠不是反對俄國或俄國人的。對蘇聯及東歐共產體制的垮台,他是同大部份人一樣都感到歡欣的。而對前共產國家在後來自由民主體制的建立與進步,他也認為是有目共睹的。但當美國參院於1998年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大案以包括一些前東歐國家時,肯楠是極其失望的。肯楠認為這只會造成俄國對西方世界的疑慮而走向對抗,形成另一個新的冷戰時代。肯楠也指責美國政界、參院、及外交界的日走下坡,對俄國缺乏了解,也沒外交上的想像力(Thomas L. Friedman: Foreign Affairs; Now a Word from X. The New York Times, 5/2/1998)。

肯楠是屬於那個世代相當優秀的外交人才。那時的六個相當優秀的外交界的朋友共同締造出了圍堵政策、冷戰、世界銀行、馬歇爾計劃案(Walter Isaacson, Evan Thomas:《 The Wise Men: 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1986》)。這六個人是艾奇遜(Dean Acheson),Charles E. Bohlen,W. Averell Harriman ,肯楠,Robert A. Lovett,與John J. McCloy。

肯楠對美國外交界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也許沒錯,當年的雄才大略人士已不復存在。川普總統上任以來的所作所為更急速惡化了美國的外交。但川普只不過將長久以來就已衰退的美國內政與外交加速惡化罷了。將美國視為主要友邦的台灣也該了解,外交固然要靠國家的實力,但一大片空間是靠聰明才智與謀略策劃的願景敘述,而以群體協力共同運作的方式來推動開來的。最終靠的還是自己。

(系列完)

李堅

雅爾達會議與協定之三 蔣介石為何同意他所稱的密約 —–因為中國是個戰敗國

國民黨稱雅爾達會議與協定為密約。但雅爾達會議是密約嗎?要了解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近代兩個有名的密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強權分贓的把戲。第一次世界大戰中(7/28/2014-11/11/2018),英法與沙俄的外長,於1915年11月到1916年3月間討論瓜分奧圖曼帝國的版圖,而於1916年5月19日簽署了外人都不知道的塞克斯-皮科特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但這個密約卻於俄國十月革命後(1917年11月7日),被奪權的布爾雪維克於1917年11月23日公諸於世。布爾雪維克(俄共)之公布這個密約倒也不是要揭發帝國主義的醜陋,而是因為沙俄的倒台而不再參戰,英法因而否決了俄國於這個密約中應有的「贓物權」。

另一個較為人知的密約是德蘇互不侵犯條約(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也稱Nazi-Soviet Pact或Molotov-Ribbentrop Pact )。這個於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簽定的條約名義上是納粹與蘇聯互不侵犯,但裡面卻有瓜分波蘭與東歐的秘密條款。不過我們知道不到兩年納粹便毁約攻打蘇聯—-希特勒所犯的最大戰略錯誤。

雅爾達會議的內容是到1946年才公佈,公佈後使波蘭與東歐的支持者有所反彈,而於後來被稱為西方的出賣(Western betrayal)。一些支持國民黨的美國人也多所批評。1952年的共和黨黨綱還主張不履行雅爾達協定。多少由於這個壓力,美國國務院於五十年代公布所有開會與協定的細節。

那麼,蔣介石是什麼時候才知道雅爾達會議的協定內容的?

史達林在會議中表示他會決定美國何時可通知蔣介石會議的協定內容。1945年6月,宋子文訪美與杜魯門總統會面。在史達林的同意下, 6月14日,杜魯門告知宋子文雅爾達會議的協定內容。杜魯門也同時通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指示他可以告知蔣介石雅爾達會議的協定內容。赫爾利也在6月15日—-雅爾達會議四個多月後—-通知蔣介石協定的內容(Harry S. Truman: 1945: Year of Decision, volume 1)。

雅爾達會議時,英美知道有關中國部分的協定內容牽涉到中國的主權,但書是要蔣介石同意後蘇聯才可執行協議的內容。知道協議內容後的蔣介石知道中國人不會同意外蒙的獨立,而即時派宋子文到莫斯科去談判。在那好幾場談到深夜而繁雜困難的談判中,最大的爭執點是承認外蒙的現狀(獨立)。史達林是一步也不讓而也動了怒,很不耐煩地要宋子文馬上簽約。不敢做主的宋子文請示蔣介石。知道他別無選擇的蔣介石於1945年7月9日同意了外蒙的獨立與會議中的所有協定(Sergey Radchenko: China Lost World War II, Foreign Policy, 09/03/2015)。

清朝倒台後,外蒙古與西藏都同中華民國一樣宣布獨立。宣布外蒙獨立的博格多汗(Bogd Khaan)指出外蒙與中國一樣都曾臣屬於清廷,那種臣屬關係隨著清朝的倒台而結束。1917年俄國革命後, 國民黨的徐樹錚於1919年進佔外蒙。但在後來的俄國內戰中(1917年11月—1922年10月),俄國紅軍與蒙古軍人驅逐了國民黨的勢力。外蒙也因而在1921年3月18日再次宣布獨立,建立了蘇聯影響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蒙古人目前使用的字母仍是俄國來的基里爾字母(Cyrillic Alphabet)。

外蒙古那時已是實質獨立,史達林要的只是蔣介石的承認外蒙的現狀(獨立)。那時的外蒙古領導人喬巴山(Khorloogiin Choibalsan, 2/8/1895-1/26/1952)於後來也領導蒙古人參與蘇聯的攻打滿州國。喬巴山要的是將中國趕到長城邊界以建立延伸到太平洋的大蒙古。那時的哈薩克族在烏斯滿‧巴突爾(Osman Batur, 1899-4/29/1951)的領導下也在新疆搞獨立。維吾爾人也在史達林的支持下宣布獨立。但史達林到最後改變主意,不再支持維吾爾人的獨立,也否決了喬巴山大蒙古的構想。這多少符合了史達林於雅爾達會議中表示他沒有對中國領土的野心,要的只是外蒙的獨立以作為未來日本可能再侵略的緩衝地帶。而在滿州國的交接上,在運走了機械器材及有用的物資後,他也讓國民黨,而非中共,去接收。

雅爾達會議後的第三個三強會議是波茲坦會議(7/17/1945-8/2/1945)。那時德國已投降,所討論的是歐洲戰後情勢的細節與對日作戰的問題。三強中只有史達林是原班人馬。代表英國的邱吉爾因選舉失利而於中途由勞工黨的亞特利(Clement R. Attlee, 1/3/1883-10/8/1967)代表英國。代表美國的杜魯門總統於那時得到原子彈已試爆成功的消息。

由於羅斯福有戰後四個警察的構想—-英、美、蘇、中,四個警察維持世界的次序與和平,因而在蔣宋飫飽吵而召開的開羅會議中提出了四強這個觀念。但後來的三強三會議中可都沒有中華民國的分。連雅爾達會議的協定,蔣介石也是在四個多月後才知情。二次大戰中,日本帝國佔領了東北(滿州國),大部分的沿海地區。蒙古、西藏、維吾爾人、哈薩克人、都已獨立。這種四分五裂的支離狀況會是一個戰勝國的形式嗎?最後攻下滿州國的是蘇聯,然後交給國民黨去接收。日本佔領區(及台灣)是打敗日本帝國的美國在草草起稿的「通令第一號」(General Order No. 1)中,交令國民黨去接收的。國民黨無法對抗日本,敗給日本,最後靠的是美國與蘇聯。國土破敗加以金融及社會臨於崩盤的國民黨還會誇說「抗戰勝利」。但這「四強之一」的蔣介石在與史達林的會談上所表現的卻只是一個十足的戰敗國的形象。

李堅

雅爾達會議與協定之二 雅爾達會議的協約大要 —–當時國際現況下的結局

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也稱為克里米亞號會議(Crimea Conference,代號Argonaut Conference),協約的內容於1946年才公布。協約公布那時冷戰已開始,而也有許多學者視雅爾達會議為冷戰的基石。內容公佈後引起許多人的批評,有人認為因為身體狀況已很差的羅斯福總統,因神智不清而遭到史達林的欺騙。但會後的羅斯福與邱吉爾是滿意的。回顧那段歷史來看,史達林確有不遵守協議之處,主要是戰後中歐及東歐的自由選舉與民主。

雅爾達會議中討論最耗時及有爭議的部分是波蘭。史達林要波蘭東邊約四分之一的領土(以Curzon Line為界)。失去的領土部分,波蘭可由德國切割得來以作為補償。在波蘭問題上,史達林很堅持而說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史達林的理由是,歷史上波蘭與俄國有恩恩怨怨,而許多侵略俄國的軍隊也都經過波蘭。俄國有需要擴大緩衝地帶以保護本國的安全。基於同一個理由,史達林也要東歐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Sphere of interest or sphere of influence)。

波蘭議題之引起爭議源於納粹於1939年攻下波蘭後,許多原來政權的人及軍隊都加入英軍與納粹作戰(London Poles)。但在雅爾達會議時,蘇聯軍隊已攻下中歐與東歐,也設立了波蘭的政權(Lublin Poles)。現實的情況是蘇聯已掌控了中歐與東歐,羅斯福與邱吉爾也得承認那個事實,只能希望史達林能遵守承諾,開辦自由開放的選舉。但後來顯然事與願違。史達林與流亡的波蘭領導人有會面,但這些人後來皆遇害。1947年1月所舉辦的波蘭選舉,在史達林的「看管」下,選出了社會主義的政權。東歐國家的「選舉」也皆如此。

另外一個討論較多的問題是德國的去除納粹化,去除軍事化,及分割的問題。德國最後失去東邊的領土給波蘭,也被切割成三個佔領居:美國、英國、與蘇聯。法國也被同意有一個佔領區,但這個佔領區得由英美的佔領區分割出來。

雅爾達會議後雖發表了歐洲解放宣言(Declaration of Liberation of Europe),主張依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的精神,各國人民有權選出他們所需要的政府。但隨著冷戰時代的來臨,這個宣言也成為空洞化。

為了維持戰後的秩序與和平,聯合國是羅斯福極力推動的。在雅爾達會議中,羅斯福力邀史達林參與聯合國,並同意給蘇聯有否決權。史達林原則上同意,但要蘇聯境內的16個共和國都能參加,都有投票權。最後的折衷是只同意烏克蘭與白俄也能參加。會中決定1945年4月25日將在舊金山召開首次聯合國會議。

雅爾達會議也決定了南斯拉夫的未來(依照Tito-Subasitch agreement),義大利與南斯拉夫與奧地利的邊界,也決定了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的邊界。也討論了伊朗未來的問題要經由外交途徑來解決。

三強也討論了德國賠償的問題,而同意德國需以實物的方式賠償220億美元。一般同意蘇聯的受創最重,所以一半的賠償要給蘇聯。賠償的方式包括德國的機械器材、運輸器材、在國外的投資、及人力等。三強也都同意戰犯得接受審判。

大部分的討論大都集中在歐洲的事務。那時的歐戰已進入尾聲,納粹德國的戰敗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但不確定的是對日戰爭還要再拖多久。在這種考慮下,羅斯福極需蘇聯的參與對日作戰。在德黑蘭會議時,史達林已原則上同意在德國戰敗後,蘇聯將會對日宣戰。那時羅斯福已同意史達林對日宣戰的條件。史達林要日本歸還日俄戰爭後沙俄割讓給日本帝國的領土與權益:庫頁島南部及遼東半島的租借權。史達林也開口要千島群島。在雅爾達會議中,史達林同意在德國投降後的三個月內向日宣戰(德國於1945年5月7日投降,蘇聯於1945年8月9日打入滿州國)。史達林明確要南庫頁島及遼東半島的租借權,這些都是德黑蘭會議中已同意的。另外,史達林再進一步要求與中國共管東清鐵路(Chinese Eastern Railway)及南滿鐵路(South Manchurian Railway,也稱長大鐵路),也要維持外蒙古的現狀(外蒙古那時已獨立成為蒙古人民共和國)。羅斯福與邱吉爾了解外蒙古雖然已獨立,但中華民國名義上能宣稱擁有外蒙的主權。另外,遼東半島的租借與鐵路的共管也牽涉到中國的主權。因此決定這些事務史達林得與蔣介石討論,取得蔣介石的同意後才能實施。

邱吉爾回國後受到不少支持波蘭人士的批評。在美國,反對的聲音也不少(主要是共和黨,親波蘭及東歐的人士,及親國民黨的人士)。羅斯福到三月底時表示他可能過於信任史達林,而邱吉爾於1946年也多少宣示了鐵幕及冷戰的開始,可說英美與蘇聯的合作已結束。但一些學者也指出,雅爾達的協議只反映出那時的國際現實情況,協議本身並沒有改變國際現況,而會議的結果也反映出各方的要求與實力。

李堅

雅爾達會議與協定之一 二戰中的三強三會 —-決定了戰後的歐洲與東北亞

雅爾達會議(2/4/1945-2/11/1945)是二次大戰中三強(美英蘇)的三個重要會議之一。與之前的德黑蘭會議(11/28/1943-12/01/1943)及之後的波茲坦會議(7/17/1945-8/2/1945)比起來,內容大同小異。只不過因為隨著戰局的變化,內容及同意的部分有所變化,而協議的部分也漸趨仔細。

參與德黑蘭會議的三強巨頭是美國的羅斯福總統,英國首相邱吉爾,與蘇聯的史達林。在德黑蘭會議時,歐洲及太平洋戰爭都仍進行的如火如荼。雖然納粹德國的攻打蘇聯(Operation Barbarossa, 6/22/1941-12/5/1941)遭到挫敗,而日軍的敗於中途島之役(Battle of Midway, 6/4/1942-6/7/1942)也成為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但三強對於二次大戰仍沒有勝算的把握。德黑蘭會議時的二次大戰戰局也就成為三強討論的焦點。

史達林固然是個老謀深算的人,但羅斯福也是個有名的談判高手,及深思謀慮有遠見的人。邱吉爾則是個年事已高而政治歷練相當深的人。在近代史上,我們很少看到這麼少數的強人,代表三個強國,而決定全球局勢與權力分配的。在德黑蘭會議中,三強討論了對德與對日的戰略。原則上同意了1944年5月,英美聯軍將登陸法國北部,擴大西線的戰事。為了減少德國在西線的軍力部屬,史達林同意在東線發動第二個攻勢。這個登陸法國北部的作戰,也就是我們後來所知的諾曼第登陸(Normandy Invasion, 代號Operation Overlord, 6/6/1944),也就成為二次大戰最受矚目的勝利日(D-Day)。

除了諾曼第登陸的決定外,三強也討論了戰後歐洲局勢的大要。史達林建議波蘭版圖的重新劃分,蘇聯要東邊的一部分。失去東邊版圖的波蘭則可向西移動,割出德國的版圖以作為補償。史達林也提出蘇聯要合併波羅的海三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羅斯福提議要通過公民投票的方式,史達林則提說要符合蘇聯的憲法。但原則上歐洲戰後的局勢只是個討論,並沒有定案。

亞洲方面,史達林原則上同意在納粹德國戰敗後,蘇聯會向日本帝國宣戰。作為交換條件,羅斯福原則上同意史達林的要求:庫頁島的南部,千島群島,及遼東半島的租借權。這些都是在日俄戰爭後沙俄割讓給日本帝國的領土與權益。

除了對納粹德國的作戰較有定論外,其餘的都只是原則上的討論與同意,但沒有細節。也因此,三強決定後會有期,而雅爾達會議也就在這種背景下展開。

雅爾達會議時,有小兒麻痺而將近63歲的羅斯福,身體狀況已相當不良(羅斯福於雅爾達會議後的兩個月,4/12/1945去世)。邱吉爾也度過了70歲的生日。羅斯福與邱吉爾提議在地中海舉行三強會議,但時年66歲的史達林堅持他的醫生說他不能遠行,所以他提議在蘇聯境內的克里米亞的海邊渡假地雅爾達舉行。飛過半個地球的羅斯福與越過歐洲的邱吉爾兩人先是在地中海的馬爾他(Malta)討論事務,然後到雅爾達。史達林則坐火車扺達。

地點的選擇多少已代表了將升為超強的蘇聯的實力。而多少也代表了英美需要蘇聯更甚於蘇聯之需要英美。大英帝國雖仍掛著強權之名,但於二次大戰中受到重挫,巳光環不再。美國固然是個超強,但對日戰爭的勝負仍是個未知數。雅爾達會議時,納粹德國的戰敗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蘇聯的軍隊離柏林只有60公里不到。相對之下,諾曼第登陸後的英美聯軍在西線的進展並不是很順利。英美聯軍在荷蘭受挫(Operation Market Garden, 9/17/1944-9/25/1944),而納粹也強烈反撲。在歐洲戰局上看起來,英美聯軍的進展沒有蘇聯軍隊的進展來的順利。在太平洋戰爭方面,羅斯福總統的軍事顧問告訴羅斯福,對日戰爭還要再拖上一年半。原子彈的開發仍在進行中,也尚未知道原子彈的威力與效應。在這種背景下,蘇聯的角色便顯得格外重要。

雅爾達會議也就在那個背景下在黑海北端的克里米亞舉行。雅爾達是個海邊的渡假地方,雖然三強及其隨員(共700人)各居於沙皇時代的故宮裡,但設備簡陋,浴厠嚴重不足。KGB也於之前到處暗放監聽器材,英美人員也事先有素。蘇聯雖然同意美國先遣人員去做消毒的工作,但蝨子、跳蚤、臭蟲的問題仍很嚴重。不缺的是大量的烈酒與盛餐。討論有關戰事及戰後的安排固然是首要,但討論浴厠不足的議題卻高居其次。除了羅斯福與邱吉爾有個人的浴廁外,其餘的人(據傳包括史達林在內)都得排隊。雖然地點不良,設備短缺,但雅爾達會議卻也產生了不少協議,而也深深的影響到了戰後的歐洲局勢及東北亞。協議的內容於1946年才公開。而隨著冷戰的開始,雅爾達會議也成眾矢之的。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