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侘寂‧美育‧宗教 ——兼談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

十幾年前,一個受邀到台灣旅遊的美國朋友在回到美國後向我說:我真替你離開台北感到慶幸,台北是一個醜陋的都市。那時聽到這位朋友這麼說,心裡頗有一番滋味,但我也沒表示抗議或提出一些說辭,多少是默許了。

台北是一個醜陋的都市這種說法也不只我這位朋友這麼說的,看到一些旅遊報導一般也對台北的市容沒有什麼好話可說。對這種觀感我個人是同意的。相對之下,七十年代時,一些西方觀光客與媒體人,將東京的擁擠與居住空間的狹小稱之為「兔子窩」( rabbit hutch),但就沒聽說過西方人視日本城市為醜陋的。反而對日本的文化及優雅美麗讚譽有加。好幾次到日本旅遊給我的印象是整齊、乾淨、與優雅。不只表現在硬體上,也表現在軟體上。為什麼?

醜陋代表了沒有美。但美是什麼?最近到日本一遊又讓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而在同時,我也想起了以前北大校長與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1/11/1868-3/5/1940)所推動的「以美育代宗教」之說。那美與宗教又是什麼關係?

醜陋的台北?

拿全世界許多現代化國家的主要都市來比,台北皆算不上是個美麗的城市。歐洲有名的都市如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蘇黎世、京都、等不用說,美國與日本的許多主要城市看起來也都比台北美。那麼,台北若不美,她的平庸或醜陋在哪裡?說來有些是結構性(硬體)的問題,有些則是軟體(文化教養)的問題。但軟體的文化是主要根基。

建築與一個都市的規劃與格局當然是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台北的建築給人的印象是凌亂、難看、與骯髒,缺乏清理與維護。早於二次大戰前就有一位曾經在中國、日本、與台灣皆當過領事/副領事的美國外交官包蘭亭(Joseph W. Ballantine, 7/30/1888-1/29/1973),對台北的街景做了一番描述(Joseph W. Ballantine: I Lived on Formosa.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Jan. 1945)。由於那時太平洋戰爭仍在進行中,這名外交官的用語也很不委婉(用Jap鄙稱去稱呼日本人)。他描述日本人在台北的建設,包括良好的公共建築,寛廣的馬路,與林蔭公園,看來多少是肯定的。但他又加了一句,台北表面上模仿歐洲城市的造景,但沒有學到歐洲的文化內涵。台北缺乏音樂、文學、及藝術的活動與涵養。

當然不能說只有歐洲文化才有美或美的效應。每個文化都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或廣或狹的藝術水平與涵養。而藝術也不是自然產生,而是需要細心栽培與涵育的。台灣文化受漢文化的影響很大,而漢文化本身就是一個相當缺乏藝術與美育的文化。雖然台灣在日治時代的後半期也開始發展出一些新文化與現代藝術,但卻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遭到夭折。

嚴格而言,戰前的台灣社會還沒發展到藝術普及的層次是可以理解的。而有幸的是戰後的台北曾經出了個當11年市長的高玉樹(9/3/1913-6/15/2005)。在高玉樹任內多少定調出了今天台北市主要街道的格局:中央快車道,兩旁安全島,慢車道,及寬廣的人行道。今天走在這些主要街道上可以看出設計的格局與效應。但缺乏定調的是兩邊的建築是否優美與潔淨與否。沒有管理到的是人行道上與騎樓下的凌亂與摩托車的停置。走出台北市而進入鄰近新北市的城市,狹窄的街道與凌亂更使人覺得不但刺眼,而且有壓迫感。更不用提那到處都有的鐵門窗與醜陋骯髒的建築及空氣污染了。

漢文化缺乏美學及美育的傳統。而台灣的建築審核也缺乏對美的評估,也不若一些歐美城市之規定大型建築的一部分(如1%或3%)得用於藝術造型。一個程度上,台灣城市的建築看來多少反映了台灣一些墓地的造型,有如亂葬崗一般的雜亂無章。

走在日本主要都市的道路上,感覺上就是乾淨、整齊、而井然有序,空氣也乾淨許多,建築不但比較優美,也頗潔淨而有保養。

一個都市的市容到底是該文化的表現。台北之為醜陋,而鄰國也人口密度高的日本卻呈現出另一種風貌,顯然在文化上有相當大的不同。城市的美或醜到底只是文化的一種表徵。要回歸根源,其實在於美學文化。在日本,美學的表現在於如插花、盆栽、字畫、戲劇、庭園造景、言談及行為舉止,…等等。日本可說是亞洲國家中(甚至是世界各國中)從小就重視美育的一個國家。而這自然反應在市容及整體文化上。美不是短時間內所能塑造出來的,而是長期栽培與教育的結果。

侘寂

十幾年前與家母遊日時,住在我那個生活一切都是傳統日本式的舅舅家裡。有天我舅舅大談侘寂(わびさび,Wabi-Sabi)。第一次聽到那個詞句對我而言是一片模糊。雖然大約知道它的含義,但很難解其意。而你若問日本人侘寂是什麼,一般人也都難以用言語去解釋。只能說是可以意會,但不可言傳。

但對外人而言,言語的解釋與描述是需要的。在讀一些敘述侘寂意義的文章後才發現,這可說是日本美學的哲學根基,而也源於佛教,尤其是禪宗。說起來是反應了佛教中的三法印:無常、苦、空(Leonard Karen: Wabi-Sabi for Artists, Designers, Poets and Philosophers. 1994)。在哲學基礎上,接受事物的變化與臨時性,人生的不完美與不完滿等。也反映出禪宗中美學的根基:簡素(即簡單),不均齊(即不對稱),渋み(低調),自然,幽玄,脫俗,與靜寂(Garr Reynolds: 7 Japanese aesthetic principles to change your thinking, 9/7/2009)。

侘寂的觀念可由一般我們所知道的日本文化中看出。如賞櫻(無常),俳句(簡單不對稱,脫俗,自然,無常),茶道及所使用的茶具(不均齊,簡單,脫俗),及插花(不對稱,自然,脫俗,幽玄)…等等。日本的庭園造景與盆栽也都反應出這個哲學。不若歐洲(如法國)的庭園造景強調幾何式的排列,日本的庭園所要表現出的是自然的景觀(雖然也是人造的),使你身在人造的「自然」世界中而忘卻它的人造性。

侘寂固然是日本美學的主要哲學根基,但也未必反應在生活的一切層面。一般而言,美學及美育在日本是相當受到重視的。不只在藝術及文學界、建築、街景、庭園與公園,在一般日常生活上我們也都可以看出美學及美育的影響。雖然侘寂的觀念普遍而深入民間,而也源之於佛教。但目前的日本已是一個相當世俗化而非宗教味道濃厚的國家。目前我們已很難看出日本的美學/美育與宗教的關係了。

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說

日本的侘寂固然有佛教/禪宗的哲學根基,但也有可能只源於日本文化的特色,只不過借用佛教的觀念予以闡述罷了。否則,同樣有禪宗歷史的中國,為什麼沒有那種侘寂的美學觀。也可說,日本的侘寂美學觀與禪,倒底是雞生蛋或蛋生雞實在很難去定論。但蔡元培對美育與宗教的論述所採取的是兩者是互相排斥的觀念。

蔡元培強調美育的重要而說「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 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又說:「宗教本舊時代教育,…..所以宗教中兼含著智育、德育、體育、美育的原素」。蔡元培又針對現代的四育說明道:「…..宗教上所有的解說,在現代多不能成立,所以智育與宗教無關,…..宗教上所懸的戒律,…..不特掛漏太多,而且與事實相衝突,所以德育方面,也與宗教無關。…..運動的方式極為複雜。…..所以體育方面,也不必依賴宗教。於是宗教上被認為尚有價值的,止有美育的元素了。…..然則保留宗教,以當美育,可行麼?我說不可。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強制的;美育是進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新青年》, 1917年8月。及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現代學生》, 1930年12月)

從事教育的蔡元培之著重於四育是可以理解的。他將過去的宗教描述的似乎涵蓋了教育的全部內容。雖肯定宗教所保留的「莊嚴偉大的建築,優美的雕刻與繪畫,奧秘的音樂,雄深或婉摯的文學,…..絕不能抹殺其美的價值,是宗教上不朽的一點,止有美」。而在結論道「以美育代宗教」之時,他將兩者視為可互相取代的東西。沒有去論述宗教是否可以被任何東西取代,也沒有去論述宗教是不是人類社會所不可或缺的。

美‧宗教‧科學

戰前的台灣在日治下受日本文化的影響,戰後的台灣受到「光復」來的漢文化影響。也就是說,台灣的街頭若給人一種醜陋的印象,根源在於漢文化。而漢文化的中心重鎮在中國。在蔡元培時代的中國,中國的智識分子倡議新青年,新文化。對賽先生(科學)德先生(民主)充滿了憧憬,但也頗有認知上的不足。這自然也反映在蔡元培的論述中。但蔡元培的論述我們是應予以肯定的,因為他除了強調德育、智育、體育外,還特別強調美育。論述本應僅止於此,但他卻加了個「代宗教」的尾巴。也許他本要一石兩鳥,但實際上卻成為論述上的主要缺失,難以立足。

但美與宗教是有關聯的。有學者指出,比較美學感應與宗教靈驗時發現,兩邊的描述與感受幾乎雷同。也就是說,有強烈的美學感應與宗教靈驗的人,在心裡感受上相當類似(M.R. Austin: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the Nature of Religious Perceptio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July 1980)。一個丹麥的哲學家索仁·‧克爾克嘉德(Søren Kierkegaard, 5/5/1813-11/11/1855)則對美與宗教予以方法式的論述。克爾克嘉德認為,人為了脫離人生的苦海而採取不同的方法去對待自己。每個人與自我的關係決定了生活的形式:美,倫理,與宗教。為美而生存的人反應出為自己而生活,追尋美與歡愉。為倫理而存在的人,著重在為他人而存在,強調義務與服務他人。為宗教而存活的人則將自我與他人的關係放在超越這個世俗的宗教領域裡(Jeff Mason: Kierkegaard’s three forms of life: the ethical, the aesthetic and the religious)。

克爾克嘉德的論述之有趣在於他提供了一個容易了解的架構,但落於簡化,也無法涵蓋個體如何去對待自己的一切層面。但那超乎本文的要點與筆者的論述能力。在此要說的是,美與宗教是有關聯的,但不能說是互相排斥,有如蔡元培的論述一般。更何況,宗教也非如蔡元培所說是能用科學的研究來取代的。諷刺的是,是科學的研究(特別是心理學)使我們了解到,宗教是無法消失的。

宗教的影響雖然一直在減少中,但很多只是在形式上的改變。如北歐的無神論者很多,但相信神靈,超自然現象及迷信的人也很多。而在許多傳統宗教衰退的社會中,許多不同的信仰(如巫術,New Age…..等等)也在增加中(Rachel Nuwer: Will religion ever disappear? 12/19/2014)。宗教的影響力固然在減少中,但宗教之所以繼續存在,很大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在生理與心理基礎上的認知問題(心理學上的Dual process theory)。我們一大部分的認知是基於直覺,潛意識,而自動自發的,而非基於科學理性的。科學方法是新的現象,是需要靠長時間的教育、分析與研究,而非自然、與生俱來的。這也是為什麼有學者了解到,人類的心智適合/趨向於宗教而非科學的探討(Robert McCauley: Why Religion is Natural and Science is Not)。

美育的重要

沒有一個學科,現象,或個體是能單獨存在的。萬象都是有所關聯而互相聯結的。這也是西藏文化(及藏傳佛教)中的無盡結(eternal knot,或譯作金剛結,吉祥結)所要傳達的訊息。美,宗教,科學,及一切學科、學派,及自然界都是互有關聯的。但蔡元培之將美育與宗教當成對立面來論述,未免有失偏頗,也下錯前提。但他的論述至少是提供了一個討論的機會。

文末應該回到本文的主題:台北的醜陋(或說不美麗)。問題何在?有解嗎?

教育家的蔡元培提出美育時,他已看出那時中國社會的主要毛病之一。那時那個中國社會的統治者「中華民國」「轉進」到台灣後,自然也將那缺乏美學、美育的腐蝕文化帶到了台灣。在升學主義及威權統治下,許多「不重要」的學科,不是不存在就是被忽略掉。如音樂、美術、藝術、工藝、舞蹈、倫理、體育、家事…..等等。學生只被灌輸要讀好書,上好學校,找個好工作而已。而也因為威權統治,不鼓勵學生發表意見,或尋找自我,也不激勵好奇與探索等。也多少源於此,許多成長於當年那種環境而今天已屆退休年齡的人,不知自己的興趣在哪裡,面臨退休後要做什麼也感到很迷惘。今天,台灣的年青世代已不再生存於威權統治之下,而我們已可看出年輕世代所能展現出的亮眼事蹟。整體而言,台灣社會過去被忽略輕視的學科雖有得到重視與改善,但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這其中,美育是一個要項。

歐洲是現代美術、音樂、雕刻、及與美較無關的科學、工業、哲學等的發源地。過去歐洲藝術的發展受到貴族、皇室,與後期的資產階級的支持。日本的美學也受到貴族、皇室、僧人、及後來仕族(武士)的支持。而在延續與傳承方面,也都有個現代的教育制度做啟蒙與推廣的工作。美育其實不應僅止於藝術,也應普及於日常生活與社會中的人際對應。所要培養的是人的文化涵養與氣質。而這也是蔡元培所認知到的:「美育要達到的是人我之見與利己損人之念的漸消沮。因為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復有人我之關係,遂亦不能有利害之關係」。蔡元培這種說法固然顯得有點空洞與浮誇,但他要說的是,在一個有藝術涵養與重美的社會裡,醜陋的事自然不會發生。

李堅

高雄事件四十年 ——天下沒有永恆的自由民主

四十年前所發生的高雄事件(或美麗島事件, 12/10/1979)是台灣民族民主運動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在歷史發展的意義上看起來,它堪與1947年的228革命相比。228革命是一個本土勢力與外來政權對衝下的一個結果。高雄事件也是本土勢力與外來政權在長期調適不和不成下的一個對衝。兩者的共同點在於外來政權都有能力將本土勢力鎮壓下去。兩者的差別則在於高雄事件後的二、三十年內,外來政權雪崩似的失去了它的掌控能力,而使台灣最終走上自由民主之路。此後,這個失勢而沒有完全本土化的「外來政權」,也漸漸的求助於對岸的「兄弟」來幫它一忙。

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政權對台灣本土勢力的一場相當徹底的鎮壓與屠殺。台灣可說失去了一整個世代的菁英。也因而,在1949年國民黨政權「轉進」到台灣後的第一個較刺激到國民黨的反對運動,是一個以外省菁英為主,而引進一些本土菁英的雷震事件(1960) 。1964年9月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則是一個胎死腹中,但全是由本土菁英所推動,而影響及意義深遠的台灣民族運動。

由1960年的外省菁英到1964年的本土菁英,進入七十年代後,我們漸漸看到草根勢力的抬頭。 1975年的《台灣政論》及同年底在宜蘭因郭雨新立委落選後所引起的騷動,到1977年的中壢事件,都可看出本土草根勢力的崛起。兩年後所爆發的高雄事件也可說是在這種歷史發展脈絡下的一個必然。

本土勢力崛起的七十年代,也同時看到台灣受到國際情勢的鉅大衝擊。1971年季辛吉秘密赴中國。同年底,中國取代台灣成為聯合國一員及安理會成員。1972年尼克森訪華。台灣的國際處境日益艱辛,但在戒嚴法下的民間卻無置啄的權利。標榜「鄉土的,社會的,文藝的」的統派刊物《夏潮》於1976年出刊了,但《夏潮》在台灣社會上沒有之前的《台灣政論》,尤其是後來的《美麗島》那樣,引起廣泛的回響。理由不外是民族立場(統獨)的問題。

1979年1月1日,卡特政府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同月,鄧小平來美訪問九天。在鄧小平於1月29日抵達白宮當天,有兩百名棄婦般心態的國民黨人於白宮前示威,有兩名毛派的冒牌記者進入會場做騷擾,也有約50名台灣人於遠處呼喊口號主張台灣獨立(Taiwan for the Taiwanese, Taiwan wants independence)(Jonathan Steele: America puts the flag out for Deng. The Guardian, 1/30/1979)。這在當年國民黨可以公開活動,但支持台獨的台灣人只能秘密活動下,國民黨人之多於台獨人士是容易理解的。但隨著《美麗島》雜誌的創刊後,這種情勢迅速地於海內外走上獨長統消的階段。

1979年8月創刋的《美麗島》雜誌,很快的就打破了台灣雜誌的歷史。《美麗島》不但發行量大(14萬份),更是一個運動,而不只是一份刊物。美麗島雜誌在台灣各大都市設有分社及服務處,而各分社/服務處也都辦有演講活動。這是一份藉由刊物來推動政治活動的運動型雜誌。美麗島雜誌不但引來海外同鄉的支持,更引起國民黨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決定。在這種對衝下, 1979年12月10日在高雄的國際人權日活動,引來國民黨的鎮壓與大逮捕,是為高雄事件。

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與隔年的2月28日林宅血案, 及1981年7月的陳文成命案,都屬同一系列的發展。也可說是國民黨在台灣能用暴力鎮壓的最後一次。從此以後,隨著反對勢力的一再挑戰與對幹,國民黨最終失去了暴力鎮壓的能力,而使台灣於一、二十年後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

但台灣人就永遠能享受這麼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嗎?

台灣在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後,我們看到的是藍綠的對決,紅色力量的大量湧入,而也於近年來「跟隨上了世界潮流」的產生了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不是一個容易下定義(即使在學術界裏)的「主義」,在它存在的一百多年歷史中也呈現著各種不同的政治光譜,有左派也有右派,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含義。你可說民粹主義是基於民意,也可說是暴民政治。但目前在世界各地所產生的民粹主義多少與集權獨裁政權有所關聯,對社會造成了強大的破壞力,也對自由民主體制形成了相當大的挑戰。

民粹主義的產生有其政治(不穩定),經濟(分配問題),社會(人的孤立寂寞與疏離感)及群眾的心理層面(懷疑、不信任、與容易受騙…等等)等原因。產生的詳細原因請參考艾任德的《集權主義的來源》(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與賀弗爾的《群眾運動》(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現代的民粹主義之有異於過去,還得力於假新聞的氾濫問題(台灣尤其脆弱的是缺乏有公信力的媒體機構),與拜現代科技之賜的網路社群的操弄。有這些因素與現象, 使已走上自由民主二、三十年的台灣,卻也因為民粹主義的產生與公信力的缺乏(即使是同一陣營的人),有可能走回獨裁集權之路。

經過多年的奮戰,台灣好不容易於戰後的半個世紀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但走到今天卻有可能走回頭路,而重陷獨裁集權的圈套。外在威脅的中國及其操控固然是個很大的原因,但主因其實在於內部。嚴格而言,外患的中國對台灣是一個正面力量。因為它提升,也強化了台灣民族意識。它也提供了,一個集權政體的社會與一個自由民主社會的比較。總的而言,中國的對台威脅會刺激台灣建立民族國家的決心與毅力。有如孟子所說的「入則無法家拂土,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法家拂土指的是堅守法治的大臣與輔佐君王的賢士。台灣人要解決內部的問題則得靠台灣人的自我提升。無論在認識水平,邏輯與知識的分析能力,及品格與道德的層面,都得一一的去面對與解決。

對悲觀者而言,人生是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對樂觀者而言,人生是一個希望接著一個希望。而也在兩者的互盪互動下,祈望我們能夠看出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而在一一解決問題的方向下,走向一個個的希望。因為有能力去次第的解決問題,則使未來充滿了希望。自由民主所遭遇到的問題亦然,也需要去一一的面對與解決。自由與民主有如盆栽一般,是需要不斷的栽培與維護的,否則,它只有走向衰敗毁滅的道路。

李堅

全球自由民主的退潮之六 自由民主與貪腐的關聯 ——貪腐造成民主的退化

在戒嚴時期的台灣,貪污腐敗是到處都是,沒有紅包打不通關節。社會上是大貪小貪,層層皆是。台灣走上自由民主化道路後,這種貪污腐敗的情況似乎沒有以前那麼的嚴重。以「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8年的資料來看,台灣於183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第31(總分63)。優於南韓(排名45 , 57分),西班牙(排41 , 58分),以色列(排34 , 61分),義大利(排53 , 52分),中國(排87 , 39分),俄國(排138 , 28分)。但落後於美國(排22,71分),日本(排18 , 73分),香港(排14, 76分),新加坡與瑞典同等(排第3, 85分)。第一名是丹麥(88分),第二名是紐西蘭(87分)。走上自由民主化30多年後的今天,台灣雖然尚非聖賢,但也有很大的進步。

看起來,自由民主與貪腐有反比的關係。社會越自由民主,貪腐越少。反之,社會越獨裁極權,則越腐敗。

而事實上,以國際透明組織的報告來看,民主國家的平均分數是75(63分的台灣尚有待加油),但都在50分以上;半民主國家的平均分數是49;混合式政權(Hybrid regime)的平均分數是34;極權/獨裁國家的平均分數為30。也就是說,貪腐與民主是有關聯的。國際透明組織的結論是:腐敗造成民主的衰退。民主的衰退使一些政府機構失去監督的功能,而使腐敗更為惡化,這造成了惡性循環。

由獨裁極權走向自由民主化的社會,貪腐度固然會降低,但都有一段相當長的路要走。如西班牙(58分),及前東歐共產國家(塞爾維亞39分; 阿爾巴尼亞37分;匈牙利46分;捷克59分;波蘭61分…等等)。研究前共產國家的學者就發現,前共產國家的貪腐問題,比文化類似及地緣接近的國家都要來得嚴重(Wayne Sandholtz & Rein Taagepra: Corruption, Culture, and Commun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March 2005)。

同理而言,一個社會的自由民主之衰退也代表該社會腐敗程度的惡化。依自由之家的資料(及George W. Bush Institute與Penn Biden Center的資料)來看,美國的走勢令人憂心。美國的自由評比在過去十年來一直下降,川普上台後更是急速的下降至2018年的86分(台灣是93分)。與此平行發展的是美國貪腐問題的惡化。從2017年到2018年,以國際透明組織的資料來看,美國於一年內就失去4分,掉到全球排名的20名之外。國際透明組織將這個退化歸咎於制衡的機制遭到危害,與頂層(指川普)的倫理敗壞。有關川普上台後,如何攻擊媒體,破壞司法制度,大用不合資歷的家人及親信進入政府的高級幕僚群,財務不透明, …等等腐敗反民主的作為,多方已有報導,在此不再贅述。

美國民主的衰退與腐敗的惡化是很值得注意的。因為美國在過去(即使是目前)都一直被認為是自由民主世界的盟主。在二次大戰後,美國施壓各國建立自由經濟與民主的體制,並於冷戰中帶頭圍堵蘇聯、東歐、中國、與越南的共產體制。東歐共產政權的垮台與蘇聯的解體,似乎代表了自由民主陣營的勝利。但從2006年開始以來的全球自由民主的倒退,如今加上美國老大的衰退,使世界未來的走向充滿了令人疑慮與不安。但也有人指出,川普不是這個衰退的原因,他只不過代表了這個全球地緣政治衰退的症狀,但他卻也成為這個疑慮與不安的負面形象(Ian Bremmer: We’re in a geopolitical recession. Trump isn’t the cause, he’s a symptom. Washington Post, 9/10/2019)。

但總的來說,美國自由民主的倒退與腐敗的惡化,還是會對全球的自由民主與反腐造成不良的影響的。當今川普政府不但與一些獨裁者走得較貼近,不再提人權議題,也反而去打擊同為自由民主陣營的國家。這對許多獨裁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這種情況只會加速獨裁政權的增加與全球民主的退化。

如前所述,貪腐與民主的退化是有因果關係存在的。國際透明組織認為貪腐造成民主的退化。雖說兩者常是互為因果的。但貪腐是怎麼來的,原因在哪裡。

人都是需要一個程度的社會資源的:財富、權力、地位、聲望與名譽。但若求取資源而不擇手段的話,則會演變成貪腐。探討貪腐的原因,有學者用文化、歷史、國情、制度、倫理…等等角度去做分析解釋。但分析到最根本的問題,其實在於道德的層面。因為追根究底,道德是個人行為的羅盤。

道德並不是一個容易測量或可以量化的觀念與行為。一般而言,宗教與道德多少有所關聯,但在實際的社會中卻常常是互成反比的。這是因為宗教與宗教組織/團體(organized religion)常常有不同的運作方向。宗教說的是一套,但實際運作的宗教團體所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我們以宗教組織的消長來看,則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在美國,依蓋洛普的資料,人民對宗教的信任度由1975年的68%降到2019年的36%。原因大都是宗教團體的咎由自取。內部的醜聞,及與一些保守反動的社會勢力及政治團體掛勾,皆導致人民對宗教團體的反感與失望(Frank Newport: Why Are Americans Losing Confidence in Organized Religion? GALLUP, 7/16/2019)。在台灣,戒嚴時期的國民黨與宗教團體互相利用,各取所需。所造成的是宗教團體與政治的共同墮落與腐敗。解嚴30多年後的今天,台灣的宗教團體仍充滿了神棍、黑道、地方派系,並充當反動的社會觀念與政治團體的打手。如今連外國勢力,如無神論的中國共產教及美國的極右福音派(Daniel Flitton: The Role of US Christian Conservatives in Taiwan’s LGBT Referendum Defeats. The News Lens,12/14/2018; J. Michael Cole: U.S. Hate Group MassResistance Behind Anti-LGBT Activities in Taiwan, Taiwan Sentinel, 01/02/2017 )也來參一腳,企圖帶領風向。結果是加速台灣宗教團體的腐化,也危及了民主體制。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各宗教團體的鼎盛不但沒代表了道德的提升,反而反映出社會的無知與腐化,並為自由民主的倒退鋪了路。到頭來,本應是社會道德指標的宗教,卻因宗教團體的腐敗而成為一個反指標。

(系列完)

李堅

全球自由民主的退潮之五 比美國更自由的台灣 ——惡鄰進逼,處境艱險

40多年前還住在台灣的時候,當時還在戒嚴令下。什麼事都難以推動,動輒得咎。報禁、黨禁、髮禁、無所不禁。還有一陣子電視上只能唱三首「愛國歌」。到海邊或海港區參觀、遊玩、照相,都有海防人員來加以禁止。那時剛開有一條從基隆港航行到花蓮港的花蓮輪航線,好奇一下去乘坐個來回。結果是關卡嚴格,檢查人員對每個背包、手提行李都要打開調查。在我背後排隊的一位西方觀光客看了搖頭嘆息。1979年來美後,發現美國海闊天空,幾乎百無禁忌。一位朋友的岳父走船來美,朋友要我帶他去見他岳父。我的車子直接開入港區,停靠在船邊。到機場接機也可直接進入登機門,到飛機門邊接送朋友。台灣與美國在自由度上真有如天淵之別。

但,曾幾何時,這個局勢卻一直在逆轉中。

1997年第一次回台後,覺得台灣的自由民主有很大的進步,社會也開放了許多。加上後來在沒經歷過威權統治的年輕世代的參與下,台灣也越來越走向自由開放的道路。反過來說,美國的自由民主反而在倒退中。這當然與2001年後的反恐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川普上台後,使美國的自由民主度一直在持續倒退中。以自由之家2019年的報告來看,台灣在政治權利、民權、與自由度的列比上都居1.0,總分數是93。美國在列比上居1.5 ,總分數是86。這種互調是我在四十多年前難以想像的。

自由之家的評鑒是基於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與民權(civil liberties)來算的。有一個總分(aggregate score)與一個自由度的評分(由最好的1到最壞的7)。全球滿分的只有三個國家:芬蘭、挪威、瑞典。與台灣同分的有四個國家:奧地利、英國、與兩個小國。比台灣還自由的有22個國家(許多是很少聽見過的小國)。台灣於今年通過同婚,可以預見的是自由之家明年的評比將會對台灣加分。與東亞的一些國家做比較,日本列等1,總分96;南韓列等2,總分83;新加坡列等4,總分51;香港列等3.5 ,總分59;印度列等2.5 ,總分75;菲律賓列等3.0 ,總分61;中國列等6.5 ,總分11;北韓列等7.0 ,總分3;紐西蘭列等1,總分98;澳洲列等1,總分98。

看到台灣有這麼好的成就不免令人覺得欣慰,也感到與有榮焉。只是,用美國的衰退為例來看,自由民主也不是那麼穩定而歷久不衰的。在感到為台灣欣喜之時,也應考慮到該如何維護這得來不易的果實。

記得當年還住在台灣時,身邊支持國民黨的有一大堆人。因為那時台灣的經濟有所成長,也有部分自由,夫復何求。但反對國民黨的朋友也相當多。但在這些反對國民黨的人中,許多人也覺得相當無奈,只有哀嘆的份。但台灣後來是走上自由民主的轉型了。那麼,這個推動自由民主的動力在那裏。

如果說那個時代的台灣人是愛好自由民主的話,那也未必如此。在過去的美國,要了解一個州或一個城市的自由度指標,首先你得看對女權的接受度。在女權一般都受到尊重而漸漸的平權後,再來則是看對同性戀權益的接受度。以台灣而言,整個社會的氛圍(尤其是中南部)在目前都還算是保守的,對同婚的議題而言,難以說得到大部分的同意。在同婚議題的接受度上固然有城鄉與世代的差異,但至少台灣是通過了同婚法案。另外在廢死議題上,社會反對的聲音還是很大。其他就有關接納更多移民與難民的議題來看,可能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顯然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並非當年推動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主要動力無寧是源於對二二八事件的平反要求,與要求能夠公開的討論台灣前途的議題。也就是說,台灣民族獨立運動才是台灣民主化的主要動力,自由民主運動則為其次。但這兩者一直都是同攜共進的。台灣的民族民主運動是仍需要一直持續下去的。運動固然有退有進,但有一股暗流是以前沒有,而我們應該加以警覺與防範的。那就是網路謠言在中共官方的操控下的大量運作。

在過去十多年來,普亭下的俄國開始積極的運用網軍,去操控歐洲的民意與選舉,製造分裂。歐洲極右翼勢力的升起與得票數的增加,多少與俄國的網軍有關。2016年的美國大選,俄國的黑手更是處處皆是,多少造成了川普的當選。俄國的這種「成就」中國當然不會不注意到。近年來中國的網軍也於台灣肆無忌憚的大行其道。多年來一直對台灣軟硬兼施,無所不用其極的中國,於2018年的台灣選舉中打出了漂亮的成績單,特別是韓國瑜的當選(Specter of Meddling by Beijing Looms over Taiwan’s Elections, New York Times, 11/12/2018; Josh Rogin: China’s interference in the 2018 elections succeeded – in Taiwan. Washington Post, 12/18/2018; Paul Huang: Chinese Cyber-Operatives Boosted Taiwan’s Insurgent Candidate, Foreign Policy, 6/26/2019)。

大家都同意台灣的自由民主得來不易。而自由民主是需要不時呵護以維護其持續成長的。台灣有內憂,也有外患。但內憂是大於外患的。內部的一些不視大體的無謂爭執;一些為的只是自身利益的梟雄;缺乏認知而容易受騙的群眾;普遍水準、認識、與道德的低落, …等等都是台灣的內憂。而這些問題(內憂)也將削弱抵抗外患及維持本身自由民主體制的能力。海島的台灣形成天然的屏障,但人為不臧將使那個天然屏障失去其效力。

李堅

全球自由民主的退潮之四 衰退中的美國與歐洲的自由民主 ——財富兩極化,移民與難民問題

依自由之家的報告來看,從2006年以來,全球的綜合自由度逐年下降。這種衰退是全球性的。在全球各地,民主都處於挨打的處境,而獨裁者都於各處乘勢反攻(Larry Diamond: 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在民主倒退較顯著的國家,我們都看到了獨裁者及獨裁傾向者的上台:如土耳其(Recep Tayyip Erdogan),匈牙利(Viktor Orban),波蘭(Law and Justice),埃及(Abdel Factah el-Sisi),巴西(Jair Bolsonaro),印度(莫迪,Narendra Modi ),菲律賓(杜特蒂),美國(川普)等等,代表了右翼民粹主義的上台。而據一個估計,歐洲的右翼份子的得票率由1998年的4%增加到2018年的13%,成長了三倍多(Shawn Rosenberg: Democracy Devouring Itself: The Rise of the Incompetent Citizen and the Appeal of Right-Wing Populism, September 2019)。

那麼,這個現象代表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

民主的成長與衰退也許跟經濟的成長與衰退一樣,是難以捉摸及預測的。但我們若稍微了解二次大戰以來的民主化情況,也許會幫助我們了解民主所以會衰退的原因。

二次大戰時,納粹德國攻遍歐洲而英國是危危可及,亞洲的大半部都控制在日本帝國下,美國與加拿大則有可能成為民主的孤島。二次大戰後,美國以她新興的超級強權姿態,推動德國、日本、與前殖民地國家的自由民主。後來成立的歐盟也將民主體制看成為入會會員的必要條件。而民主國家也都有良好的形象,多少與經濟成長、身心健康、與教育良好有所關聯(Max Rosen: Democracy. Our World in Data, June 2019),這使民主國家具有吸引力。結果是民主體制的推動之加速。例如,佛朗哥死後,西班牙為了加入歐盟也加緊了民主化的腳步。後來,前東歐的共產國家倒台後,希望加入歐盟的這些國家也都採取自由經濟與自由民主體制,以符合入會的條件。

說美國推動自由民主也未必完全正確。在冷戰期間,美國為了對抗共產政權而支持不少獨裁國家:如伊朗、南越、國民黨、南韓、及中南美洲的一些獨裁政權。這多少源於雷根政府的顧問與駐聯合國大使克派翠克(Jeane Kirkpatrick)的論述。克派翠克在1979年的一篇論述(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中認為,美國應該要支持傳統的獨裁政府(traditional autocracies)去對抗集權的共產政權。因為傳統的獨裁政權有可能變,但集權政體不會改變。這種思維在華盛頓施行了一陣後發現與現實有所相左。共產主義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一些美國原先支持的獨裁政權的倒台(如伊朗、南越)只給美國帶來更多的困擾。也因為如此,台灣及南韓的民主化最終也得力於美國在幕後對獨裁者的施壓而達成。

另一方面,美國與西歐在戰後到80年代都於全球具有強大的政軍勢力與經濟實力。但在中國、東協、印度、及其他國家已經崛起後的今天,相對之下,美國與歐盟的影響力,不論相對與絕對的實力,都已今非昔比。而更重要的是,美國與歐洲的國內環境都發生了變化。財富分配的兩極化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但它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中日趨嚴重。我們就以美國為例來看。

分析美國過去一百多年來的財富分配(1913-2013) ,學者(Emmanuel Saez, Gabriel Zucman: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data)發現, 1913年的財富不平均相當嚴重,此後逐漸惡化到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經濟大恐慌後財富分配逐漸改善,直到1978年為止。1978年後每年逐漸惡化。頂層千分之一的鉅富在1978年時占全國財富的比例是7%,到2012年時是22%。最近的資料顯示,頂層1%與10%的財富佔全國財富的比率在美國是41%與77.2%;挪威是17.9%與50.1%;英國是17.5%與46.6%;法國是18.0%與50.0%;德國是24.5%與59.2%。

人不平則鳴。財富的兩極化本應是左翼的課題,但歐美也都同時面對相當多的移民與難民問題。這些大量「非我族類」的出現,激發出了右翼民粹主義的產生。他們將經濟問題歸咎於外來的移民與難民。目前的歐美國家都有大量外國出生的人口。以2015年的資料來看,瑞典有18.3% ,瑞士有30.1% ,德國有15.6% ,英國有13.4%,美國有14.5%。大量外來人口的存在會造成嚴重的排外。納粹的反猶太人除了歐洲的反猶太人歷史外,也多少源於一次大戰後,大量東歐與前沙俄猶太人的湧入。美國於1920年代也因大量移民的湧入而促成排亞法案與移民配額制的產生,也造成後來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運動,推動孤立主義。當今英國的脫歐」(Brexit)也源於反移民的心結。目前歐洲的極右翼團體與得票率都在增加當中。

這種經濟問題與移民問題所造成的反民主、反自由傾向,最顯著,而也最令人憂心的是川普上台後的美國。

2016年的美國大選,川普大肆攻擊非法移民與墨西哥人,上任後他也開始緊縮合法移民與難民的入境。將經濟的衰退與大量工廠倒閉所產生的「銹帶」(Rust Belt)原因指向外來者。上台後的川普更一反美國總統過去的常態,而走向與世界各地獨裁者的靠攏,也開始濫用行政權,攻擊其他三權。川普攻擊第四權的媒體,指為假新聞。所以需要打擊主流媒體的公信力是因為,獨裁者都是需要靠謊言來治國的。以華盛頓郵報的查證(The Fact Checker’s database)來看,到2019年10月9日(川普上任993天)為止,川普已說了13,435個謊言。除了說謊與打擊媒體外,川普也攻擊政府的其他兩權:國會與司法。他打擊不是他所能左右的民主黨國會,也安插法官,批評不合他口味的法官。在外交上,他與獨裁者站在一起(如沙烏地阿拉伯、俄國、土耳其),而攻擊西歐的民主國家。過去在國際社會上推動自由民主與人權的美國,如今之做180度的轉變是很令人憂心的。美國,及世界的民主是否能持續下去,也是專家學者一直都持續在觀察與討論的。

李堅

全球自由民主的退潮之三 民主體制適合人類社會嗎? ——由柏拉圖的反對民主談起

2400年前寫《共和國》(The Republic, 寫於380 BCE)的柏拉圖本身並不是很支持民主政體的。在他的論述中,他認為政治體制的演變是由寡頭統治(Oligarchy)演變成民主政體,轉而演變成暴政(tyranny)。所以會由民主轉變成暴政,是因為在民主體制下,一些信口開河、嘩眾取寵、愛說誇大不實政見的人,常常會嬴得選舉,而在掌權後開民主的倒車。本身不是很信服民主體制的柏拉圖,他的論述固然有許多引人爭議之處。但在目前全球自由民主體制進入衰退期的今天,也引起有些人的深思。

柏拉圖也說,國家是源於人類的個性的(States are as the men are; they grow out of human characters)。那麼,什麼是人類的個性/本性。

在2016年,對29個自由民主國家的人口問卷調查中,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史典諾(Karen Stenner,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一書的作者)與社會心理學家海特(Jonathan Haidt),使用間接問題問卷的方式發現:在每個社會中,都約有33%的人可說有權威獨裁傾向,37%的人沒有權威獨裁傾向, 29%的人介於兩者之間。也就是說,自由民主並非人的本性,自由民主是培養出來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中,還是有33%的人有權威獨裁性格的傾向,有29%的搖擺份子。看來,獨裁體制是有人類本性的底子的,是有人性根基的。

追求自由民主的大都是智識份子。而與平等比起來,自由也不是那麼重要的。寫《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一書的賀弗爾(Eric Hoffer)就說:有自由時,追求平等是大部分人的願望;有平等時,追求自由是少數人的願望(Where freedom is real, equality is the passion of the masses. Where equality is real, freedom is the passion of a small minority)。

自由民主也不是治理一個國家與社會的萬能丹。人類固然追求自由,但人也要求取安全感。不只追求身體免於被攻擊的安全,也求取家庭、部落、種族、與文化所能夠賦予的安全感。就這些需要而言,自由主義並沒提供解方(Robert Kagan: The Strongmen Strike back, 3/14/2019, 華盛頓郵報)。

除了自由民主主義所不能解決的一些問題外,民主體制的建立與維護也不是那麼容易,而是需要不時的靠全民大眾去用心參與、維護、與培養的。

在過去兩百多年來的民主制度發展史上,投票權原先是很有限制的。剛開始時只包括某些上層階級,有財產及有教育的,也不包括少數民族與女性。但至目前為主,大部分的民主國家都已是全民有投票權(universal suffrage)。全民都有投票權固然可說,選舉的結果代表了全民的意願。但一般的調查都顯示並非如此。一些研究顯現出人類行為的兩個缺陷:「合理的無知」(rational ignorance)與「合理的缺席」(rational abstention)(Loren Lomasky: Democracy in Decline?

Reason, March 2019)。

許多人在買冰箱、電視、洗衣機,尤其是汽車時,都會問東問西,詳讀一般的消費者報告後,才決定要買那一種品牌及模式的。但大部分人在面對選舉時,常常沒有耗費那麼多的心力。在選舉前,大部分的人常常對候選人了解不多,甚至毫無所知。這在美國的選舉中尤其明顯。在許多地方級的選舉中,一般人對法官、教育界的代表、區域律師(district attorney)、警長候選人,議員及市長人選等等,除非你好好的用心研究,否則就會一無所知。不是沒投票,就是亂投票。在公民投票方面,正反兩方更是大打烏龍戰,若不好好的抽絲剝繭,還真不知所云。面對選舉而不好好的研究真相,可說是「合理的無知」。而這卻也是「正常」的現象。

「合理的缺席」說明有些人因為要上班、接小孩、或說到海邊玩、上電影院、而「忙」的不能投票。尤其在美國,選舉都是在星期二,是個上班日,使上班的人相當的不方便。除非硬性規定要投票(如澳洲、比利時、及阿根廷等等),有些人是會不想「浪費」時間去投票的。

即使能解決合理的無知與合理的缺席,也未必能解決民主制度的缺失。許多問題也非民主制度所能解決的。民主是需要靠參與者的努力維護才能守成的,但其結果卻也常非理想。以投資報酬率的角度來看,可說不很划算。而諷刺的是,自由民主卻也促成網路媒體的產生,使許多人都變成「專家」,而真正的專家學者反而被迫屈居後台。假新聞泛濫成災。人類有沒有足夠與成熟的心智去成功的處理民主體制,有些學者是悲觀的(Shawn W. Rosenberg: Rethinking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The Limits and Potential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Polity, July 2007. 與同一作者Democracy Devouring Itself: The Rise of the Incompetent Citizen and the Appeal of Right-Wing Populism. September 2019)。由題目就可看出該作者的悲觀。而他也不是悲觀的單一學者(Paul Cartledge: Democracy: A Life; Beasts and Gods: How Democracy Changed Its Meaning and Lose Its Purpose)。

人類大部分的歷史都生活在獨裁體制下,即使在兩千多年前的雅典開始嘗試民主體制下,柏拉圖也持反對意見。現代的民主體制最多只不過兩百多年,可說還是在實驗的階段。七十多年前,邱吉爾在下院(House of Commons)的演說中就已說過:有人說民主是最壞的政府體制,只不過其他型式的政府體制都已被嘗試過了(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have been tried, and will be tried in this world of sin and woe. 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

也許吧,但以目前全世界的民主退潮來看,人類的下一章是什麼,可能也沒人有確切的答案。

李堅

全球自由民主的退潮之二 三波的民主化浪潮 ——但目前已進入民主衰退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全世界也不過只有十多個民主國家:美國(1776),瑞士(1848),紐西蘭(1857),加拿大(1867),盧森堡(1890),比利時(1894),荷蘭(1897),英國(1897),挪威(1900),丹麥(1901),澳洲(1901)。當時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要不是在獨裁統治及君主専政下,就是處於殖民地的地位,談不上有什麼自由民主可言。

按照已故哈佛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4/18/1927-12/24/2008)的分類(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第一波的民主化(1828-1926)包括了上述國家外,還包括義大利與阿根廷等,也包括了沙俄、德國、哈普斯帝國、及奧特曼帝國倒台後所產生的許多國家。其中許多名義上是民主體制,但只享有很短暫的民主(如沙俄倒台後的臨時政府,德國帝國倒台後的威瑪共和,哈普斯帝國倒台後的奧地利)。日本的大正民主(1912-1926)也發生於這個階段。但我們知道,多少源於1929年後的全球經濟大恐慌,許多國家的新興民主體制也敵不過這個形勢的變化,而走上了法西斯獨裁統治或共產集權的道路。這包括納粹上台前的德國威瑪共和(1919-1933)及墨索里尼上台前的義大利,日本帝國也於此時走上軍國主義的擴張之路。在這第一波民主化的最低潮是1942年 ,全球只剩下12個民主國家。

二次大戰後,在新生超級強權美國的強壓推動下,日本、德國、義大利、及許多脫離殖民統治的國家都走上了民主之路。第二波民主化的高峰期是1962年,共有36個民主國家。這個數目於1970年代中降到30個。

1974年,由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開始,啟動了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這一波包括了西班牙,拉丁美洲,東亞的台灣、南韓、菲律賓,東歐國家,及倒台後的蘇聯等,也都走向民主化。值得注意的是,杭廷頓指出,這其中的四分之三國家是天主教國家。這很可能跟第二次梵蒂岡會議(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62-1965)的反對集權統治決議有關。

也不只是第二次梵蒂岡會議推動反集權統治的影響, 1977年就任的第39任美國總統卡特,也在那時欲走出水門案後低迷氛圍的美國社會,打出了清新道德的形象,而於上任後推動人權外交。多少要擺脫過去美國外交上的一些「不良紀錄」,卡特政府於公開與私下開始對獨裁政權施壓,求取人權的改善。卡特政府也開始透過國務院做推動與實行人權的工作,於許多國家進行選舉的觀察與監督。那時尚在台灣的我,可以感受到這種善意的壓力。在那一陣子的台灣選舉中,媒體較不敢對國民黨做一面倒的正面報導,而多少也得報導原先被刻意忽略的黨外候選人的消息。那一個短暫的民主春天在卡特宣布與中國建交後嘠然而止。

1989年,東歐的共產國家開始於四處都發生有動亂與革命。共產政權一個一個被推翻。而最終於1991年,連蘇聯老大哥的蘇維埃聯邦也解體了。多少在那種背景下,為了求取維護、擴張、與鞏固自由民主體制,克林頓總統於1993年在聯合國大會演說中強調,擴展與強化基於市場機制的民主體制是當前的要務(Charles Edel: Democracy is Fighting for Its Life. Foreign Policy, 9/10/2019 )。

第三波民主化後,全球的自由民主國家大為增加。多少在那種樂觀的形勢下,杭廷頓的學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1992年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過於樂觀而言之過早的福山認為,依黑格爾的辯證法模式,自由民主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

但以過去10多年來的趨勢看起來,好像未必是那麼一回事。

1941年成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從1972年開始,每年都發表全球的自由概況(Freedom in the World)。自由之家所用的方法是基於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與民權(civil rights)的積分綜合計算而成。大抵分為三個等級:自由,部分自由,與不自由。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世界上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越來越多。從1988年到2005年間每年都有成長。雖然也有倒退的例子,但趨勢是越來越自由民主。但這個趨勢到2006年後開始出現轉折。全球的自由民主開始呈現衰退的現象,每年都在衰退中。從2006年開始,有116個國家呈現衰退的現象,有63個國家得到改善。單單以2018年而言,就有68個國家的自由度下降,有50個國家得到改善。2018年的全球自由面像以全球人口而言, 39%的人生活在自由的國度, 24%的人生活在半自由的國度,37%的人生活在不自由的國度。以國家而言,有44%的國家是自由的,有30%的國家是半自由的,有26%的國家是不自由的(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

自由與民主之有進有退可能不很奇怪。但為什麼有進有退,而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所不可或缺的文化與制度嗎?如果自由民主會倒退,那是不是代表人類尚有自由民主體制所不能滿足的心理、精神、與物質因素的存在,而使得獨裁者及集權政體得以復辟。了解這些問題也會幫助我們了解如何去維護與改善我們得來不易的自由與民主。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