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分配與所得兩極化之六 台灣的財富分配惡化原因 —-稅制、科技、公務體系、全球化(中國化)

吉尼係數是一個基於收入調查的結果來計算的,雖不是很精確,也不完美,但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一個趨勢。皮凱提及其團隊所用的基於賦稅的資料,則得以較精準的測量出財富分配的情形。若我們先以吉尼係數來看台灣財富分配的話,則可看出惡化的趨勢。

50年代的台灣是戰後的復甦期,百廢待舉。台灣於1960年代後開始走「出口導向」的模式,而於1964年到1980年間,經濟也以每年大於10%的速度成長。在那同時,台灣的財富分配卻也漸趨平等,吉尼係數由32降到28。這多少印證了皮凱提的經濟成長率(g)與資本回報率(r)的財富分配關係。但在進入1980年代後,財富的分配不均日趨嚴重。吉尼係數在2000年時達到35。在收入的階層方面,頂層20%的收入占全國所得的比率,由1980年的36.8%增加到2005年的40.2%。底層20%的收入占全國所得的比率,由8.8%降到6.7%(Craig Meer and Jonathan Adams: Specter of Inequality Haunts Taiwa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006)。台灣在2014年的吉尼係數則為33.6(CIA World Factbook)。

而據全球財富與所得資料庫(World Wealth & Income Database, WID)的數據顯示,台灣頂層10%的所得在1983年間約佔全國所得的25%,到2001年時升至32.5%, 2008年再升至約37%。金融海嘯後跌至約33.5%, 2012年回升至約38.5%。2014年,頂層的1%佔全國所得的12.99% ; 0.1%的佔全國所得的5.86%;0.01%的佔全國所得的3.09% 。(朱敬一、胡勝正團隊)。他們也發現台灣財富越多的人的所得越靠資本所得,而非薪資。頂層1%的資本所得為41.4%,薪資所得占54%。頂層0.1%的資本所得占所得的60%,薪資所得占28.9%。頂層0.01%的資本所得占83.5%,薪資所得占13.5%

以CIA的資料來看,台灣的貧富差距(吉尼係數33.6)大抵沒有鄰國的嚴重。中國是46.9,香港53.7,新加坡46.4,南韓30.2,日本37.9,美國45。較平等的如丹麥是24.8,瑞典24.9(2013年資料),荷蘭25.1。但以趨勢來看,台灣是有日趨嚴重的傾向。那麼,台灣財富分配不均的原因是什麼?

一個主要原因是土地交易的問題。台灣的鉅富所得靠的是房地產的買賣。頂層0.01%的平均土地交易所得是7627萬元,頂層0.1%的平均交易所得是1805萬元。在2013年,全國只有2%的人有土地交易,這其間的每戶平均土地交易所得是39,364元(朱敬一、胡勝正團隊)。

台灣的不動產交易以美國不動產交易來看是相當奇怪的。台灣的不動產稅率低,而交易稅及不動產稅所靠的都是價格荒唐的公告價格,而非如美國的靠實際價格繳稅。這也自然造成炒房的怪現象,而於2014-2015年間造成全國共有849,869戶空屋,空屋率為10.30%。台北市及新北市的空屋率較低(7.34%,7.81%),最高的宜蘭縣則高達15.98%(內政部營建署)。

台灣稅制的不合理不只是房地產稅而已,也表現在遺產稅上。世界上扣遺產稅最高的是日本(55%),南韓是50%,法國45%,英國40%,美國40%,台灣只有10%(馬英九時期降低,最近稍有微調)(Alan Cole: Estate and Inheritance Taxes around the World. Tax Foundation, March, 2015)。而在營利所得稅方面,美國約39%,日本約32%,南韓約24%,澳洲約20%,台灣及新加坡約17%(吳榮義:租稅改革促進國家經濟發展。《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2017年3月)。吳榮義的建議是台灣的營利稅應調至25%。

不動產交易及稅制固然能解釋部分貧富差距的惡化趨勢,但台灣顯然還有其他的因素造成這個趨向。

科技的變革是許多經濟學者認為是促進經濟不平等的原因。許多新科技的產生也造就了許多爆發戶—台灣所稱的科技新貴。而自動化的過程也提升了生產力與利潤而肥了廠商,但卻使雇用員工遭殃。但許多經濟學者認為科技的更新固然是個因素,但不是一個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在談台灣的經濟不平等時,我們也得考慮公務體系的年金制度與薪資結構。國民黨所建立的公務體系是植根於民族壓迫的政策上的,肥了「中華民族」,瘦了台灣民族。

許多經濟學者也指向全球化為經濟不平等的主因。這在最近歐美的民意轉向閉鎖門戶,反對全球化,可略窺一般。全球化對台灣是一刀兩刃的。過去台灣受全球化之益,經濟得以大幅成長。但在進入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後,台灣開始大量向外投資,結果是貧富差距日趨嚴重。台灣的全球化有一個與其他國家相當不同的所在,台灣的商人大量投資到有眾多廉價勞力,但卻明言要打台灣,併吞台灣的中國。在2005年時就估計有1500億美元投資在中國。在這種過程中卻也造成了四個效應:一是廠商不用求技術升級,而只把原來落後的那一套搬到中國。 二是空洞化了台灣的產業,而同時解救了(或污染了)「大陸同胞」。三是提升了資本回報(r),而惡化了台灣的經濟成長(g),並惡化了台灣的財富分配。四是台商的有如尼佛般的「割肉餵鷹,舍身餵虎」。台商當然不是佛,只不過是割了台灣人的肉,舍了台灣人的身,而去餵那個要併吞台灣的鷹虎罷了。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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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分配與所得兩極化之五 財富分配與種族的關係 —–兼看美國亞裔人口的財富不均

財富的分布在全球都是不均勻的。而當各國各人種都多多少少移民到美國後,這種不均勻的分配也表現在美國的財富分配上。雖說各國及各人種並沒有基於比例原則存在於美國社會,但美國多少呈現了一個小世界的模式。

以Pew Research依據聯儲的資料(Federal Reserve’s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分析2013年的財富與種族的關係來看,2013年的美國中間(median)家庭平均淨值(net worth)是$81,400(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前的淨值是$135,700)。這其中,白人中間家庭的淨值(median net worth of households)是$141,900年,黑人是$11,000,西裔是$13,700。白人家庭的淨值是黑人家庭的13倍,西裔家庭的10倍。但若以平均(average,而非median)財富來看,白人家庭是黑人家庭的七倍,西裔家庭的五倍。但在1983年,白人家庭對黑人或西裔家庭財富比率只有五倍,在1963年時差距的比率更少。也就是說,種族間財富的差距逐年擴大。

另外一個算法是,一個典型的白人一生賺約兩百萬美元,西裔則賺約一百五十萬美元,黑人賺約一百萬美元(Urban Institute)。研究者也發現,在年輕時各種族/族群的差異尚不是很大,但隨著年齡的增加,這種財富的差距日趨明顯。房地產自有率的多少是一個因素。在2013年,白人家庭的房有率是73.9%,少數民族則只有47.4%。另外一個因素是退休俸(pension)。白人一般較有退休俸的來源.而黑人與西裔人士雖也可以參加退休的計劃(retirement saving plans),但參加的比率較白人低。

在收入占頂層1%的人中,90.9%是白人, 0.2%是黑人, 1.8%是西裔, 7.1%是其他。在其次高收入的9%人中,白人占84.9%,黑人占3.9%,西裔占3.2%,其他人種占8.0%。按, 201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白人占總人口63.7%,黑人占12.2%,西裔占16.3%,亞裔占4.7%,原住民占0.9%,多元占1.9%。

由於亞裔占美國人口的比例不高,加以大都是新移民,而且許多資料顯示亞裔的平均收入較高,也可能如此,許多研究資料常不包括亞裔。但以有限的研究資料顯示,亞裔中的財富分配顯得相當的不平等。亞裔之間財富分配不均的程度大於白人社會中的分配不均。如2015年亞裔家庭的平均收入是$76,761,比白人家庭的平均收入$62,950還要來的高。但亞裔家庭卻有更高的貧窮率。亞裔家庭的貧窮率是11.4%,白人家庭是9.1%(Christian E. Weller, Jeffrey Thompson: Wealth Inequality Among Asians Greater Than Among Whites )。

用平均家庭財富來看,亞裔人士是於近幾年來有所進步。以1989-1998年來看,白人的平均財富是$408 K,亞裔是$363 K。2001-2007年,白人的平均財富是$694 K,亞裔則是$593 K。金融海嘯後的2013-2013年,白人的平均財富是$684 K,亞裔是$673 K。但在分析財富分配的各階層(percentile)時,研究卻也發現亞裔的貧戶比白人的貧戶要來的更窮。2010-2013年, 10.1%的白人家庭沒財富,9.9%的亞裔家庭沒財富。但以在底層50%的中間財富(median wealth)來看,白人是$42,238,亞裔是$18,270。

資料顯示退休俸的缺乏是一大原因。35.4%的白人有固定月俸的退休計劃(Defined benefit pension plan,簡稱DB 。大都是大公司及一般政府機構的退休方式,有固定的月俸。相對之下的401K則是defined contribution retirement plan,月俸靠你的存餘及股市來決定多少),但只有15.5%的亞裔人士有固定月俸的退休計劃。另外一個原因是房地產自有率的差別。2010-2013年,白人的房地產自有率是73.9%,亞裔是59.6%(資料來源同上)。

但我們知道另一個也相當重要的原因是,亞裔的成分相當複雜。許多亞裔是中南半島來的難民,他們由一個本已開發較遲的地方,一無所有,而在沒有準備的緊急之下落腳美國。在這種情況下,這群難民在美國起步就慢人一大截,很難迎頭趕上。而亞裔中也有不少是捲款而逃的經濟犯,或擕大量資金來美置產的,也有許多代表大企業來美投資設廠。這種貧富差距在一開始就是相當大的。而在教育程度影響收入多少的分析來看,美國25歲以上人口有大學教育程度的是28% 。其中白人是31%,西裔13%,黑人18%,亞裔49% (Pew Research: The Rise of Asian Americans. 6/19/2012)。而在亞裔中,越南人有大學程度的是28%,東亞及印度來的則教育程度則皆較高。這種多元現象多少解釋了亞裔間的財富較不平等。

美國於1865年1月31日廢除了奴隸制度。1882年5月6日通過了排華法案 (直至二次大戰中的1943年12月12日才廢止)。1924年通過了排亞,排阿拉伯人,及限制南歐、東歐及猶太人的移民名額。這段時期亞裔人士在美國的經濟利益受到極大的限制,如不能成為公民,不能擁有土地所有權,不能參與工會等等。這些限制都於1965年的移民法案(Hart-Celler Act)中做了修正。美國的種族/族群關係是有改善,但在財富分配的角度來看又是另一番景象。爭取平等與公平是人類的共同需求,種族與族群的對立常是一個產生不平等的因素。但種族與族群的不同不應成為一個阻力,也不應如此就有所差別對待。

李堅

財富分配與所得兩極化之四 美國的鍍金年代2.0 —-資本回報大於經濟成長,超高薪資

2008年,在長年金融操作失控下發生了金融海嘯。2011年9月17日,一群對經濟與社會分配不滿的年輕人在紐約發動了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他們提出了1%與99%這個概念。他們認為美國的經濟操控在頂層1%富人的手中,而一般大眾是無助的99% 。這個運動後來擴延到美國各主要城市,但皆沒有具體的結果。

1%觀念的提出讓社會開始討論美國的財富分配兩極化的問題。而隨著2013年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的出書,經濟運作與財富分配開始成為熱門議題。有人稱皮凱提的著作為馬克思《資本論》的2.0版。而自然的也有人問:我們目前是否是生活在鍍金年代的2.0版?

研究經濟分配及財富分配的經濟學者最常用的是用收入(income)來分析。但皮凱提及其同僚認為用賦稅來研究財富(wealth)較為精確。因為鉅富是不用工作的,並不靠收入維生。他們的紅利及股息固然算是收入,但若依靠收入來測量財富分配則會失真。再加以大部分財富的轉移(遺產、贈與)是外人看不到的。也因此,他們認為財富的分析,聯結上收入的比較,才會成為較精確的量法。

研究美國財富分配的有些學者,分析了一百年來(1913-2013)的財富分配,他們發現財富不均的主要動力來於頂層的千分之一(0.1%)。所以用1913年為起點是因為那年美國開始課徵所得稅。他們發現1913年時財富兩極化相當嚴重,而逐漸惡化到1929年(經濟大恐慌的開始)。此後財富的分配逐漸改善,直至1978年為止。1978年後,財富兩極化日漸惡化至今。頂層千分之一佔全國財富的比例在1979年時是7%,到2012年時是 22%。在2012年,頂層千分之一包括有160,000個家庭,財富皆在兩千萬美元(20.6millions )以上。(Emmanuel Saez, Gabriel Zucman: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data)

歐洲各國大都有或多或少的福利政策,以保障人民生活的最低需求。相較之下,資本主義殿堂的美國則普遍缺乏這些措施。缺乏全民健保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也由於如此,美國是所有西方國家中最不平等的。以頂層的1%與10%的財富佔全國財富的比例來看,美國是41.8%與77.2%;澳洲是13.3%與44.9%;挪威是17.9%與50.1%;英國是17.5%與46.6%;法國是18.0%與50.0%;德國是24.5%與59.2%(資料來源同上)。說來資本主義國家都有這個趨勢,美國只不過較為嚴重而已。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個財富兩極化的趨勢呢?

皮凱提的主要論點在資本回報率(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與經濟成長率(rate of economic growth)的關係。

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已經累積有了全國收入六到七倍的資本。但大戰的爆發將資本減半。二次大戰後,歐美進入三十年經濟的快速成長期(Glorious Thirty)。在經濟快速成長下,人民的所得提高,房價提高,而退休金也穩固。在這種情況下,財富不均就沒那麼嚴重。但在進入1979年後,經濟的成長遲緩,收入停滯。相對之下,資本回報率上升。以法國來看,遺產占總財富的比率在戰後下降, 1970年時升至50%之下,目前已升至70%,而且持續在升高中。

資本回報率的相對提高及錢滾錢,說明了財富兩極化的原因。一個例子是微軟的比爾蓋茲在2006年「退休」後,雖說應該不再有收入,而他也大量散財做慈善事業,但他的財富卻增加了250億美元(50%的增加)。但據皮凱迪的分析與估計,資本回報率的相對提高只解釋了財富兩極化的部分原因。另外一個原因是超高薪資(supersalaries)的產生與增加。

在一般工人薪資從1970年代開始停滯不改善下,頂層百分之一的薪資卻於這段時期增加了165%,而頂層千分之一的薪資則增加了362%。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科技的進步而造成了許多科技新貴,但還是無法解釋全部。皮凱提不認為超高薪資的產生是經濟因素所造成,而認為是政治與社會因素的運作使然。

超高薪資的例子一般指的是執行長(CEO)。執行長的薪資一般是由一個償給委員會(compensation committee)決定的,但這個償給委員會的成員都是執行長指派的。這不就是過去國民黨黨主席指派黨中央委員的獨裁作風。在這種制度下自然越敢的執行長薪資會越高。也如此,諾貝爾經濟奬得主克魯曼認為,美國目前的鉅富可能以執行長為主。靠資本收入的人(錢滾錢,rentier),也是所謂的世代富家 (old money),可能沒他們的多(Paul Krugman: Why we’re in a New Gilded Age. 5/8/2014, New York Times)。而這些超高薪資的人的財富也將會轉給下一代,而使下一代得以靠資本即可維生過好日子(新一代的rentier)。這也成為財富兩極化的惡性循環。靠的是遺贈,不公平的稅制,與敢。

李堅

財富分配與所得兩極化之三 美國的鍍金年代—- 科技與經濟成長及財富兩極化的年代

1873年,馬克吐溫發表了他一部較沒那麼有名的小說《鍍金年代》(The Gilded Age: A Tale of Today)。馬克吐溫諷刺了那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年代。到1920年代的美國,美國歷史學者也將南北戰爭(1861-1865)後到19世紀末年,20世紀初年的那段時日稱為鍍金年代(Gilded Age)。顯然的,歷史學者一般同意,那一段時期固然發展與建設良多,而也門面堂皇,但骨子裡卻是一大堆的社會與政治問題。

美國內戰結束後,工業的開創與經濟的發展大速成長。但一般開發成長的地區都在東北部、北部、及西部。南方則仍處於戰後的破敗與蕭條,而主要靠農業為主。在這段時期,鐵路的建設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鐵路建設帶動了鋼鐵廠的建立,礦業的開發,百業的跟進,城市的開發與聯結,與巨大金融體系的建立。1869年,美國第一條橫貫大陸的鐵路開通,聯繫舊金山與東部。使東西來往的時間由原先的六個月縮減成六天。由舊金山到猶他州這一段主要由華工興建。美國的鐵路總長在這段時間快速成長。由1865年的35,000哩(56,327 公里)增加到1890年的163,000哩(262,322 公里)。成長了五倍之多。而鐵路的開發也促進了各地的融合。鐵路的建設也造就了許多大亨。最有名的可能是由航運轉到鐵路的范德堡家族(Vanderbilt)。最受人痛恨的是掌控當時加州政經的南太平洋鐵路(Southern Pacific Railroad)的杭廷頓(Collis P. Huntington, 1821-1900)。他的姪子亨利‧杭廷頓 (Henry E. Huntington, 1850-1927) 也走鐵路路線,是太平洋電氣鐵路(Pacific Electric Railway)的老闆,也是南加州景點杭廷頓圖書館(Huntington Library)的創立者。

在1860年與1890年間,美國就核准了五十萬個專利。科技、工業、金融、與教育突飛猛進。而經濟的成長也帶動了工人所得的增加。從1860年到1890年間,美國的薪資成長了60%(Timothy D. Tregarthen; Libby Rittenberg: Macroeconomics, 1999)。以1914年的資料來看,美國的個人所得是$377,英國是$244,德國$184,法國$153,義大利$108,沙俄$41,日本$36(David Mosler, Robert Catley: Global America: Imposing Liberalism on a Recalcitrant World, 2000)。

在美國經濟急速發展而已與整個歐洲不相上下的情況下,大量的移民也開始湧入美國。在那個鍍金年代,有兩千萬名歐洲移民湧入美國。來美國是為了生活及淘金的,但許多人發現事與願違。一本描寫愛爾蘭人移民歷史的書寫道:來美前大家都盛傳美國遍地是黃金。來美後愛爾蘭人發現美國馬路不但沒鋪黃金,而且許多連鋪也沒有,要等他們去鋪路。與過去以英國、愛爾蘭、德國、及北歐來的移民不同處在於,這一批移民大多由波蘭、東歐國家、希臘、及義大利而來。他們大都從事低薪、危險、及不需要技術的工作。這一段時期卻也見童工的氾濫,及危險而骯髒的工作環境。工運也開始成長,而工會也走上激烈抗爭的手段。工會雖然將歐洲來的新移民納入會員參與對抗,但排除了女人、黑人、與亞洲人。

這一段時期的政治也逐漸激烈化,成為兩個大黨與一些小黨的競爭(稱為Third Party System,以別於之前的Second Party System,與後來的Fourth Party System)。投票率也高達八、九成。這一段時期也成為金錢掌控政治的時期。鉅富(後來稱的肥貓)用錢來影響政治,以制定對他們有利的政策。

鍍金時期造就了許多鉅富。較有名的如洛克菲勒、摩根、范德堡、卡內基、及弗力克(Henry Clay Frick, 12/19/1849-12/2/1919)。而許多鉅富也都被稱為強盜巨亨(Robber Barons)。這是因為一般人認為這批人為了賺錢不擇手段,有如向社會大眾搶奪財富一般。但許多鉅富卻也從事公益及教育,最有名的是卡內基。他們也蒐集了不少藝術品而豐富了美國的博物館及典藏文物。

平均薪資固然有增加,但許多低薪勞工處於被剝削到骨的奴工現象。貧富懸殊也大為擴大。在1860到1900年間,美國最富有的2%人口掌控了全國三分之一的財富。頂層10%的人擁有了約四分之三的財富(George Brown Tindall, and David E. Shi :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2012)。底層40%的人是一點財富也沒有。而在不動產方面,最有錢的1%擁有51%的資產。而底層的44%只擁有1.1%的資產(Steven Fraser: The Age of Acquiescence: The Life and Death of American Resistance to Organized Wealth and Power, 2015)。

美國的鍍金年代約相當於法國及一些歐洲國家的「美麗時代」(La Belle Époque)。那是普法戰爭(1871)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那一段時日。在那一段和平時期,經濟成長、科技創新、及藝術創作裝潢了門面,但貧富的懸殊卻也加劇中。1867年,馬克思發表了《資本論》。1871年巴黎於普法戰爭失敗後建立了自治四個月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這些事件都開啟了那一段歷史的來臨。這段貧富懸殊的歷史固然於兩次大戰後稍有改善,但於目前大都已回到那段昔日的狀況而重踏覆轍。

李堅

財富分配與所得兩極化之二 全球財富的大略 —-瑞士信貸與安聯人壽的分析

所有生物都要靠自然界來維生,人類當然也不例外。但人類卻也是最懂得運用及剝削(開發)自然資源的物種。而在這個過程中,一個人造的人類社會也形成了,也創造出了財富。

經濟學家在講財富(wealth)時,一般包括的是只能在市場上做交易的資產(marketable assets)。財富一般包括不動產、股票、銀行存款,在扣除債務後的結餘。也有經濟分析家專注於金融的財富(financial wealth)而已,不考慮房地產。在考慮財富分配時,也有經濟分析家專注於收入所得(income)的差異。所得包括工作所得、利息、及證券的紅利收入,但沒包括已擁有的資產與財富。

在人類社會進入工業革命,科技更新,及全球化的今天,已累積了相當的財富。要了解全球財富的大概,我們可由兩大歐洲的金融機構的分析報表來看:一個是瑞士的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一個是德國的安聯人壽(Allianz)。

以瑞士信貸2016年的全球財富報告(The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6)來看,全球的財富總額是256兆美元。比2015年增加了3.5兆美元,增加了1.4%。但只約等同於人口的增加。每個成年人的平均財富是52800美元,與2015年不相上下。報告也指出,從2008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財富的增加大都源於金融資產的增加。但2016年則是由2008年以來首次有非金融資產的增加。瑞士信貸也注意到從2000年以來,新興經濟(emerging economies)不但大幅促進了全球財富的成長,也影響了全球財富的分配與鉅富的比例。在2000年,新興經濟只佔全球財富的12%,但佔了財富成長的25% 。目前有18%的鉅富(ultra-high net worth population)住在新興經濟體系裡。中國鉅富就佔了9%,比法國、英國、德國、及義大利各國都要來得多。

在財富的分配方面。瑞士信貸用最富有的1%與最富有的10%,與底層的人相比。發現財富不平等只有更惡化。底層50%人的財富總額抵不過頂層1%的財富。而頂層10%的財富就佔了全球財富的89%。

以財富分配的金字塔來看,有9%的全球成年人是只有負債而沒有資產;財富在1萬美元以下的共有35億4千6百萬人,占全球成年人人口的7.32%,財富共6.1兆美元,占全球財富的2.4%;財富在1萬到10萬美元間的有8億9千7百萬人,占全球成年人人口的18.5%,財富共29.1兆美元,占全球財富的11.4%;財富在10萬到100萬美元的有3億6千5百萬人,占全球成年人人口7.5%,財富共103.9兆美元,占全球財富的40.6%;財富在100萬美元以上的有3千3百萬人,占成年人口的0.7%,財富共116.6兆美元,占全球財富的45.6%。

在公布的一些國家中,個人成年人財富最多的是瑞士,約56萬美元。美國的平均成年人財富約34萬美元。英國約29萬美元。法國約24萬美元。瑞典約23萬美元。德國約19萬美元。歐洲的平均約13萬美元。世界的平均是52800美元。中國的平均約22900美元。

另外,安聯人壽的2015年全球金融財富報告指出,全球的個人財富是153.2兆美元。其中美國就擁有了63.5兆美元(占全球41.6%)。前10名除了美國外,中國占全球10.5%,日本8.9%,英國5.6%,德國3.9%,法國3.5%,加拿大3.0%,義大利2.9%,澳洲2.0%,南韓1.6%。

在財富分配方面來看,美國是最懸殊的(吉尼係數80.56),瑞典其次(79.90。註,瑞典已改變政策,撤銷不少福利措施),剩下的前十大最不平等的國家是英國、印尼、奧地利、德國、哥倫比亞、智利、巴西、墨西哥。(America is the richest, and most unequal, nation. Fortune, 09/30/2015)

安聯人壽2016年的全球財富報告(Allianz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6)指出,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全球的私人金融財富(private financial assets)增加了61%,比經濟產值的速度多了一倍。原因是各中央銀行都大量印發錢幣,得利了金融市場的操作。結果是財富分配越加不平均及兩極化,而也削弱了中產階級,使中產階級的數目減少。報告也指出,全球有5億4千萬人可說是屬於高財富階級(high wealth class),比2000年時增加了1億人。其中66%(過去是90%)的人住在歐洲、美國、與日本。

安聯人壽也列了各國個人金融資產(per capita financial assets)的對比。最高是瑞士(170,589歐元,當年1歐元約1.06美元),美國其次(160,949歐元),日本第6(83,888歐元),台灣第8(81,242歐元),新加坡第10 (79,261歐元),南韓第21(27,371歐元),中國第28(11,496歐元)。

要量化財富及所得有其困難,人民到底是很會藏錢的。量化及調查也許有所困難,但都顯示出了分配的不平均及兩極化的日趨嚴重。人不平則鳴,而一些經濟學家,社會學者,與政治學者,也都投入分析分配所以不平均及兩極化的原因。平等固然不見得能解決問題,但公平是需要的。

李堅

財富分配與所得兩極化之一 財富分配不均有增無減 —–吉尼係數與賦稅資料

對人類學者來講,原始社會是無所謂財富與分配的問題。研究目前世界上尚存有的狩獵採集(hunting and gathering)部落來看,在這種社會中,一般是男人集體從事打獵,而女人則做採集可食性根莖的工作。所有的獵物與採集物大家共用共享。沒有所謂財富分配平均與否的問題,也沒有現代社會的焦慮與憂鬱問題。

但在人類社會進入農業生產的型態後,財富的分配開始出現不平等的現象。定居的生活形式及社會逐漸分工,與政府的形成,都加速了這個不平等的發展方向。工業革命後,加上金融體系的運作與全球化的進行,使得這個不平等越趨尖銳化。

人人生而平等是一個理想,但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希望人人平等。大部分人會同意的是較有貢獻,較有能力,較勇敢,而較願意為大眾犧牲一己之利的人,應該受到照顧與較多的補贘。也就是說,一般人要的是公平(equity),而非平等(equality)。但事實是常與願違的。

在社會上最危險、最骯髒、最艱難的工作,常常是屬於社會底層的人的工作,而其收入也不高。礦工,清潔工,農場採收工,軍人,漁民,等等皆屬之類。

有特殊技術的如醫師、律師、工程師們的收入皆較高,社會一般也大多同意。若有所爭議,也可能都在不大的範圍內。但在過去幾年來,美國執行長(CEO)的高收入是常常引人詬病的。在1978年到2014年間,美國執行長的收入在通貨膨脹調整後是增加了1000%。在1965年,美國執行長的平均年收入(每年$832,000)是一般員工平均年收入(每年$40,200)的20倍。但到2000年時已增加到376倍。2014年稍微降到303倍。在2014年,執行長的平均年收入是$16,316,000,一般員工則為$53,200(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要說執行長的體力是平常人的三百倍,或說聰明才智是常人的三百倍 (IQ 3萬) ,當然都不是。聰明與能力當然都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長袖善舞,懂得政治操作,並罔顧世俗的道德規範。

一般人喜歡聽的故事是,原本一無所有的人憑赤手空拳的打出一片天下。許多人也都認為許多企業家都是如此成功的。而事實上,在美國的大企業中也不乏這種例子。早期台灣的中小企業更充滿了這種空手打造出成功企業的事實。但這種故事會使人對巨富的產生也有相同的聯想,會以為巨富的產生也如此。這種灰姑娘的故事所掩蓋的是一些鉅富的事實。當這些成功的企業若有幸發展成大企業的時候,他們靠的常是兵不厭詐。在全球化下,也都參與了逃稅(tax evasion,而非避稅tax avoidance)及與政權勾結的作風。

在福布斯(Forbes)雜誌所公布的全球1810個十億富豪(billionaire,或億萬富翁)中, 89%是男性。這群億萬富翁擁有了6兆5千億美元(6.5 trillion)的財富,相當於全球底層70%人的財富總和。最富有的8個人就與底層一半的人(36億人)所擁有的財富相當(Oxfam Briefing paper—Summary. January 2017)。而這個報告也顯示,在這1810名億萬富豪中, 三分之一人的財富是靠繼承而來的,而43%靠的是群帶關係(crony capitalism)而來。

在量化財富不平等方面,一般常用的是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0 代表最公平,100代表最不公平。但近年來也有不少經濟學者用賦稅資料去分析財富與收入的不平等。最有名的當然就是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於2013年發表,而其英文版於2014年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皮凱提與一群全球的經濟學者用賦稅的資料去分析財富分配兩極化的現象與由來。他的中心論點是,若長期下來資本回報(r,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大於經濟成長(g, rate of economic growth)的速度的話,則財富的分配不均會日趨嚴重。

吉尼係數一般只用於測量一國內的財富分配情況,但近年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學者(Angus Maddison,與University of Utrecht 合作) 也將吉尼係數用於全球做分析。他們研究了25個國家由1820年到目前的情況。發現平均身高,建築工人的購買能力都有增加,唯獨收入不平等沒有改善。若全球是一個國家的話,在1820年的吉尼係數為46, 2000年為66。除了少數富有國家如日本、法國較有收入平等化的改善外,大部分的國家在財富分配方面在過去一百多年來並沒有改善。以中國為例,中國目前的經濟雖然比清朝時要來得好,但財富分配並沒有改善。另一方面,若我們視全球為一個國家而每一個國家是個人時,國與國之間的吉尼係數在1820年時是16,到1950年已升至55,而大致維持沒變。1820年時,全球首富的大英帝國的平均財富是全球窮國平均財富的五倍。但目前的美國平均財富是平均窮國的25倍。經過工業化等因素的考量及交叉分析,OECD的結論是,全球化 (一說由1452年開始,但界定及分類常依國家及地區而異) 導致了一國內的貧富懸殊加劇,但卻也多少改善了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當全球化退潮時 (1914-1970),則國家較有餘力去處理國內的不平等問題。

在過去,工業化、科技的變革、及政治文化是財富分配不均的動力。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化、移民、及政治文化生態也都是原因。一個程度上雖然國與國之間的差距縮小了,但每個國家內的不平等卻越趨嚴重。

李堅

一個沒有主角的故事 ——台灣人是如何走上「光復」的

故事有悲劇,有喜劇。台灣「光復」這個故事說起來是個醜劇、悪劇、騙劇、與悲劇。事後我們希望那只是一個惡作劇,但它確實是發生了。每個故事都要有個起點,「台灣光復」這個故事的起點應由九一八事變講起。

第一幕:九一八事變

中國人為什麼喜歡強調,台灣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因為台灣自古以來從來就不是中國的領土。清朝在打倒鄭氏王朝後,要不是施琅的極力勸奉,清朝並無占領台灣之意。即使在清朝佔領台灣的212年間 (1683-1895) ,台灣也皆被以化外之地對待,並非一個正式的領土。馬關條約將台灣永久割讓給日本後(Article 2. China cedes to Japan in perpetuity and full sovereignty the following territories….),本就不視台灣為中國領土的中國人,也就將台灣從他們的集體意識中跟除掉了。

一向對東京「下剋上」的關東軍於1931年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佔領了東北全部。隔年,日軍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1932年5月5日,國民黨與日方簽了「淞滬停戰協定」。日軍的侵略引起中國民間的普遍反日。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開始算舊帳了。他們「發現」了當初甲午戰爭後的割台,而有一間製作地圖的出版社(日新輿地學社)首先將這割台稱為國恥。但當時絕大部分的中國人本身都自顧不暇,沒有去意識到台灣,也沒有視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詳情參考高格孚 Stéphane Corcuff: “The Liminality of Taiwan: A case-study in Geopolitics,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ecember 2012)

要鼓勵學童仇日抗日的國民黨南京政府,於1932年的小學課本裡加了一篇名為「台灣糖的滋味」的教材。內容是:「台灣糖,甜津津,甜在嘴裡苦在心。要問這糖何處造,這糖造自台灣人。甲午年,起糾紛,鴨綠江中浪滾滾!中日一戰清軍敗,從此台灣歸日本!台灣糖,甜津津,甜在嘴裡痛在心。」。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教材教的是戰敗的羞辱,要的是仇日,但沒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也沒說我們必須收復台灣。文中說的是「從此台灣歸日本」。

在中國四分五裂而日本步步進逼下,要國共聯合抗日的奉系軍閥張學良與楊虎城於1936年12月12日發動了西安事變。在事變後的調和過程下,國共聲言要聯合抗日。但在信誓旦旦的國共聯合抗日聲明中,可沒說要「收復台灣」。要「收復台灣」是後來的發展。

第二幕:絕地逢生的國民黨

國民黨說滿清貪污腐敗,但繼承這「法統」的國民黨何嘗不貪污腐敗。也因這種貪污腐敗及軍閥割據的局面,使衰弱破敗的中國于列強,尤其是日本帝國,有機可乘而節節敗退。北伐後雖有一段較承平的「南京十年」(1927-1937)。但即使在那段時期,國民黨對清朝留下的領域還是鞭長莫及。西藏與蒙古都已獨立,而各地仍有動亂,更不用說是共產黨的擴大勢力了。這段期間卻也是蔣介石竄起的時日,及黨國時代的開始。而國民政府對日本帝國的進逼卻是一籌莫展。

八國聯軍事變後,依條約各國在北平皆有駐軍,以保護使館及僑民的安全。在那種背景下,日本在北平也有駐軍。1937年7月7日,駐北平的日軍與國民黨軍有了衝突。是偶發?擦槍走火?或者是有計劃的事變?是史家研究的對象。但七七事變是中日第二次戰爭的開始(西洋史家稱甲午戰爭為第一次中日戰爭)。

七七事變發生後,國際情勢相當不利於中國。歐洲各國瀰漫著二次大戰前的不安,無暇顧及亞洲事務。西班牙內戰方酣;納粹德國也已崛起,誓願要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羞辱敗局復仇;法西斯的義大利也已出兵攻下衣索比亞。而太平洋對岸的美國則決意要維持孤立主義(當時的蓋洛普民調顯示88%的美國人反對介入歐戰,更別提參與亞洲事務了)。國民黨要求助於國際社會是一點門路也沒有。唯一的門路是與日本及中國都有良好關係的德國(國民黨於1928-1938間設有德國軍事顧問團,訓練國民黨的軍隊)。當時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 5/7/1877-12/10/1950)做了多番中日的調停工作。

但要擺出軍人強硬態勢而又不懂如何做戰的蔣介石,於七七事變後出動了他最精鋭的德國訓練出來的軍隊,於1937年8月13日將戰場轉到上海(八一三淞滬戰役)。打了三個月的淞滬戰役後國民黨敗給了日本。調和的陶德曼於1937年11月5日向國民黨提出日本講和的條件。蔣介石、顧祝同、白崇禧、及唐生智都認為條件不苛刻,可以接受。但在怕被責為賣國賊下,蔣介石下的國民黨也不敢公開接受。當12月13日,日軍攻下首都南京後,和談的條件轉為苛刻。中日也於1938年1月20日正式斷交。

中日全面開戰後,國民黨是節節敗退。「民族救星」蔣介石除了「以空間換取時間」,焦土政策,及做了一些笨決策外 (如造成數十萬人死亡,但並無法阻止日軍前進的黃河「花園口決堤事件」),別無它途。敗退到重慶的他也只有以不變應萬變了。而就在這種絕境下,蔣介石遇到了他的「荒漠甘泉」—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變。

珍珠港事變後立即改變了美國的孤立政策。隔天美國啟動了太平洋戰爭,也加入了歐戰。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牽住了日軍的主要勢力,也使美援及美元開始大量流向國民黨。

第三幕:$美金$美金$美金$

珍珠港事變前的美國雖然走的是孤立主義的路線,但一直有心幫助英國的羅斯福總統早就在為作戰做準備。1940年9月16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徴兵法案 (Selective Service and Training Act of 1940),以備需要時開始徴兵。1941年3月11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租賃法案(Lend-Lease Act),主要是以物資援助的方式(坦克車、軍車、軍事裝備、武器…..等等)協助與軸心國作戰的國家。1941年5月1日開始,在租賃法案下,軍援也開始抵達國民黨。日軍進占中南半島後,物資抵達重慶有所困難,而有不少以金援的方式出現。這也是蔣宋家族大發戰爭財的機會。

在二次大戰結束前,美國共花費了501億美元(今日的6670億美元)在租賃法案上。其中英國得到314億美元,蘇聯得到113億美元,法國得到32億美元,國民黨得到16億美元(今日的213億美元),其餘26億美元支援其餘的同盟國。這種分配多少反映出當時的戰事及美國的考量。在美國的考量中,打敗納粹德國的歐戰是最重要的,打敗日本帝國的太平洋戰爭其次,中國戰場排第三考量。知道國民黨不抗日(史迪威(Joseph Stilwell, 3/19/1883-10/12/1946)稱蔣介石的抗日為假戰爭(phony war))的美國要的只是中國多少能牽制到日本。但對錢的嗅覺極其敏銳的蔣宋可不這麼想。看到英國、法國、與蘇聯拿的都比他要來得多的國民黨,「不平則鳴」了。當時國民黨開口要的有很多都不合常理,也過度要求。如宋子文常常列出許多清單是根本就不存在(如4噸卡車)或尚未生產的軍備。國民黨所要求的都是最多,而且要最好的(The Pacific War Online Encyclopedia)。

原本就常跑美國,而也常於美國的報章雜誌發表文章的宋美齡,與她的哥哥宋子文於1943年2月遊走華府與東西兩岸,控訴美國沒有平等對待「奮力抗日」的「自由民主中國」。不堪其擾的羅斯福總統也在就教於賽珍珠後,決定給蔣介石一個面對面的「面子」。

為了討論戰局及戰後的處置,羅斯福與邱吉爾至少會面了11次,其中也包括與戴高樂(如卡薩布蘭加會議)或史達林(德黑蘭會議與雅爾達會議)的會面。在這種背景下,英美也決定在三巨頭的德黑蘭會議(11/28/1943-12/1/1943)之前,在中途過腳的開羅舉行開羅會議(11/22/1943-11/26/1943),給蔣介石一個會面的面子。

第四幕:開羅會議

一個被羅斯福總統的貼身主要顧問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8/17/1890-1/29/1946)認為對戰局的進展一點都沒有幫助,而邱吉爾則視之為中國事務的討論佔了太多時間,複雜而也都是芝麻小事(lengthy, complicated, and minor)的開羅會議,如今卻都成為國民黨與中共所極力宣傳的,也是有原因的。開羅會議可說是國民黨的特大外交勝利。因為除了領土的取得外,在羅斯福總統的指示下,也使中國成為所謂的四強之一。

羅斯福有「四個警察」的構想。他希望於戰後的世界局勢中,有「四個警察」能維持世界的秩序與和平。這四個警察是美國、英國、蘇聯、與中國。在這種思考背景下,羅斯福將中國列為四強之一。知道中國的積弊,破敗,與衰弱的邱吉爾很不以為然,但也無法挑戰那時已是老大的美國。我們當然知道國民黨這個「警察」最後被「共匪」打敗而逃到台灣。

羅斯福之要將中國列為四強之一,固然希望不抗日的國民黨能夠抗日(羅斯福向他的兒子艾略特Elliot說,蔣介石意不在抗日,他只要打共產黨),但也不能說沒有個人上的因素。羅斯福不喜歡德國,輕蔑法國,親英國及友華不是個秘密。美國固然在那時因為要聯合國民黨抗日而使美國排華的氣氛減緩,但在那個還是排華年代的美國之友華不能說不奇怪。羅斯福來自一個巨富人家,財富有一大部分是他的外祖父德拉諾(Warren Delano)賺來的。德拉諾年輕時參與一家美國與清朝下的中國打先鋒做貿易的公司(Russell & Company)。這家公司在香港向中國輸出鴨片而使德拉諾成為巨富。鴨片戰爭後,德拉諾回美國投資鐵路與房地產。但在1857年失去他大部分的財富。50歲的他再次去中國做生意,後來也因向美國輸出藥用鴉片(因內戰)而東山再起。

雖然為了鼓勵蔣介石抗日而將中國列為四強之一。但羅斯福對蔣介石不是沒有意見的。羅斯福對蔣介石的印象是善變與護短(mercurial, defensive)。由史迪威知道中國戰區最大問題在蔣介石的羅斯福,與也在開羅會議現場的史迪威說:如果你與蔣介石無法合作,設法幹掉他,安排能與你合作抗日的人(Richard Bernstein: Assassinating Chiang Kai-shek。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3, 2015 )。事後史迪威也要身邊的人設計暗殺蔣介石的方法。 一是用肉毒桿菌毒素(botulinum toxin),一是假借因飛機失事及降落傘失靈的方式讓蔣介石「意外死亡」。但最後史迪威並沒將暗殺蔣介石的計劃付諸實行。

雖然不是二次大戰中的一個重要會議,但開羅會議卻使蔣介石滿載而歸。不但戰後台灣與東北都將「歸還」中國,而中國也成為四強之一。可能如此吧,那一代的台灣人可真是看花了眼,也看走了眼。不奇怪的是,台北市當今還有條紀念羅斯福總統的羅斯福路。

第五幕:三強或四強,戰勝國或戰敗國

雖然被羅斯福將中國列為四強之一,但邱吉爾是不同意的。而了解中國底細的史達林更以行動來證明,中國不但不是個戰勝國,更是個戰敗國(Sergey Radchenko: China Lost World War II.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3, 2015)。

二次大戰中最重要的三個三強會議(英、美、蘇),一個是德黑蘭會議(11/28/1943-12/1/1943),一個是雅爾達會議(2/4/1945-2/11/1945),一個是波茨坦會議(7/17/1945-8/2/1945)。德黑蘭會議最主要是討論歐洲的戰局,日後的諾曼第登陸,及東歐(尤其是南斯拉夫與土耳其)的局勢。雅爾達會議討論的是德國戰敗後的歐洲局勢安排,東歐,波蘭等問題。史達林要戰後的東歐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在雅爾達會議中也討論了亞洲的情勢。需要蘇聯的參戰才能打敗日本帝國的美國,也大都同意了史達林的要求:蘇聯要日俄戰爭後失去的領土(南庫頁島),千島群島,遼東半島的租借,南滿鐵路,及外蒙古的維持現狀(獨立)。交換條件是,史達林同意在德國投降後的三個月內會出兵攻打日本。波茲坦會議重申戰後的歐洲情勢,及與尚未投降的日本帝國的作戰問題。

德國於1945年5月7日投降後,蘇聯依雅爾達會議的協定,於三個月後將百萬大軍集結於滿州國邊境,準備攻入滿州國。不被三強看在眼裡的蔣介石,於雅爾達會議後的四個月 (6月15日) 才被通知會議的決議 (Harry S. Truman: 1945: Year of Decisions, volume 1)。知道他會成為「民族罪人」的他於1945年6月派宋子文到莫斯科去談判,但史達林一步也不讓。知道中國無力對抗日本的史達林說,他需要一個獨立的蒙古以作為與日本未來可能侵略蘇聯的緩衝地帶。在冗長的討價還價後,不耐煩的史達林動怒要宋子文馬上簽約同意外蒙古的獨立。不敢做主的宋子文請示蔣介石,知道他別無選擇的蔣介石於1945年7月9日要宋子文簽約同意外蒙古的獨立,及所有史達林的要求。

蔣介石下的國民黨重慶政權是破敗而外強中乾的。中共佔據西北方一代;日本佔據了東北的全部及一大片的中國沿岸領土;西藏於清朝倒台後即已宣布獨立;蒙古也已獨立了兩次:第一次是1911年,第二次獨立是1921年7月21日,在蘇聯的支持下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  (蒙古文至今用的仍是斯拉夫人用的基里爾字母,Cyrillic。內蒙古人則仍用傳統的蒙古文字);新疆也已獨立。被日本打敗但尚未被消滅的國民黨,卻頂了個羅斯福給的四強之一的帽子。史達林看破國民黨,但當時的許多台灣人顯然沒有看清這個事實,還真的以為國民黨打敗了日本,是四強之一。(後來戴高樂的參與解放巴黎,及國際社會對法國的特殊對待,使得法國於戰後成為五強之一,並成為聯合國的常任安理會員之一)。這也難怪當年台灣人會去歡迎這個號稱打敗日本帝國的「國民革命軍」了。但對許多人而言,那個失望卻也是立即的。

但話說回來,史達林也並非就那麼惡待蔣介石的。參與攻打滿州國的蘇聯百萬大軍中,有相當多的蒙古軍人在外蒙共產黨領袖喬巴山(Khorloogiin Choibalsan, 2/8/1895-1/26/1952)的指揮下。喬巴山原意也要攻下內蒙古,建立延伸到太平洋的大蒙古,而將中國的邊界定在長城以內。但史達林於1946年2月多少否決了喬巴山的構想,只同意了外蒙古的獨立。另一方面,史達林原本支持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如維吾爾人建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但最後又改變主意。而在攻下滿州國,運走了所有的工業設施後,史達林讓國民黨去接收東北。當時不被史達林看在眼裡的毛澤東頗為不滿。除了蒙古獨立外,史達林大都優待了國民黨。這多少說明了他滿足了蔣介石在蒙古議題上的讓步,而不再提「非份」的要求。(Sergey Radchenko: China Lost World War II.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3, 2015)。值得注意的是外蒙獨立是三強的協議(名義上那時外蒙的主權還在中華民國手上),但有但書說蘇聯必須取得中國的同意。這也是宋子文到莫斯科談判的原因。這說明了三強根本不把中華民國看在眼裡。也說明了中國不但不是四強一,甚至在領土主權上還任由三強擺布,而對史達林的要求一點討價還價的餘地也沒有。這只是一個戰敗國的表現,談不上戰勝國,更別提是四強 (或後來的五強) 之一了。

第六幕:半路認老爸

蘇聯的攻打滿州國(8/9/1945-8/20/1945),及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後,日本帝國投降了。雖說投降,但日軍尚占有一大片的中國領土及東南亞。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匆匆忙忙於1945年8月17日發給日本帝國大本營(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通令第一號」(General Order No. 1)。通令第一號指示日本帝國所占有領土的交接事宜。日軍佔領下的中國(除了滿州國外),台灣,及北越,由國民黨代表盟軍接收。1945年9月9日在南京國民黨所謂的投降儀式中,中國派遣軍的總司令岡川寧次可沒有向國民黨的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交出軍刀(岡川是何在日本陸軍大學求學時的老師),只交出降書。其象徵意義不言可喻。日本知道他們是敗於美國與蘇聯的。中國是日本的戰敗國,並非戰勝國。但當時的台灣人,即使是目前的台灣人,可是不知情。

國民黨雖只是代表盟軍來接收台灣,但不明就裡的台灣人以為是「回歸祖國」了。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會堂舉行的受降典禮上,我們看到了「慶祝台灣光復」的牌樓。「光復」這一字是頗有問題的。中華民國從未治理過台灣,何來有「復」。但我們也應了解這是中國人一貫善玩文字技倆的手法,所謂的「八年抗戰」,「抗戰勝利」,「為解救台灣同胞而抗戰」, …等等奇言怪論不勝枚舉。這也是喬治歐威爾的《1984》所描述的,而英文也將這種矛盾而離奇的語言稱之為歐威爾式(Orwellian)了。

「台灣光復」的結果我們不用多說。在那受降儀式中代表台灣民間人士的一些士紳,有些於後來遇害(陳炘、林茂生、宋斐如),有些入獄(王白淵),有些流亡在外(林獻堂)。當時的台灣人為什麼這麼不了解情勢?不了解中國?

台灣同日本一樣都經過大正民主(1912-1926)那段自由開放的時日。而隨著其後軍國主義的上台,壓迫與言論的緊縮也跟著而來。這在一定的程度上,我們不能怪當時的島內台灣人士資訊不足。而可能更重要的是,台灣一向是個殖民地,從來沒有自己的國家。日本治台只不過由一個殖民者(清朝)換成另一個殖民者罷了。但韓國在日治下是亡國的,因為他們原本有自己的國家。這也表現在軍國主義下韓國人與台灣人的不同策略與目標。當時一些抗日的台灣人也注意到了,韓國人的一些抗日團體與人員有很鮮明的要求獨立的色彩。那時李承晚所屬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與國民黨的關係良好,李承晚也曾在美國做遊說,而多少有開羅宣言中的那句「三國……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獨立」(…..in due course Korea shall become free and independent)。在此附帶一提的是,李承晚等人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也隨同國民黨到重慶。左翼方面,有部分左派人士到延安(延安派、親中派),或到蘇聯,或本土左派。最後統合這些左翼派系的是金日成。

當時在台灣因為資訊不足,我們可以理解大部分人對中國不了解。但在當年的中國及滿州是有不少台灣人的存在的,也有不少台灣人的抗日團體。至少有六個抗日團體當時在國民黨中央的調和下,在重慶組成了「台灣革命同盟會」(台灣省政府:台灣光復65周年特展專輯)。戰後也有不少「半山」風光的回台,如黃朝琴,游彌堅,李萬居,謝東閔,黃國書,林頂立,連震東,陳守山,吳三連……等等。這些人不能不說不了解中國。除了吳三連外,我們看不到有什麼為台灣說話或批評中國的言論或作為的。當然啦,我們也大可了解這些到中國去的人原本就懷有祖國情懷,要他們批評中國未免勉為其難。

我們只能說到中國去的原本就親中,但留美的呢?當時留美的人極其少數,陳炘與林茂生都於二二八事件中遇害。 廖文毅、廖文奎兄弟都在美國獲有博士學位,兩人也都在中國教過一段書,不能說他們不了解中國。但這兩兄弟卻也都在二二八事件後才如夢初醒。我們只能說當年的台灣人認識不清,認識不夠,加上士紳的親中,帶來了台灣社會的災難。

第七幕:被驚醒的主角

牽涉到台灣的一切,台灣人當然是主角。但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的世界局勢看起來,台灣人不了解中國,不了解日本,不了解美國,也不了解自己。回頭看起來,台灣人似乎只在於物色下一個殖民者,而不了解自己是主角,應該是台灣的主人。但這些都在228事件後驚醒了。

如果沒有九一八事變;如果沒有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將美國拉入戰局;如果當年台灣人有獨立的意識而從事獨立運動,並建立台灣社會的一定基礎,而且有人在華府做遊說的話;如果蔣介石沒有宋美齡在戰時中做對美國外交主力的話; …許多「如果」都會導致台灣有不同的結局。但這許多「如果」都敵不過一個基本的事實—-當你不立願當自己的主人的話,則只有任人擺弄的份。有幸的是,在二二八事件70年後的今天,台灣的主角已漸漸的浮上了檯面。解嚴前後此起彼落的呼聲到今天綠營的完全執政,主角的形象已越趨明顯。同是當年日本殖民地的韓國已於1948年宣布獨立。南韓在聯合國監督投票下,宣布獨立。北韓則在蘇聯的支持下宣布獨立。而所有前歐洲殖民地的亞洲各國也都已獨立。台灣卻是亞洲唯一沒獨立的前殖民地。台灣的獨立時程表仍是個未知數。我們只能期許自己說,一個更艱苦的任務,一段更困難行走的道路,將會帶來更豐盛、更甜美的結果。主角都已經走上檯面了,我們希望這個故事也將會有個喜劇的結局。從1947年的228事件後,這70年來台灣已走上了獨立的不歸路。無論就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台灣民族的意識,及台灣一般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情況而言,「光復」前的台灣與當今的台灣已是截然不同。套用左派的一句用語與哲學推論,台灣民族的獨立是一個歷史辯證的必然。對許多台灣人而言,獨立一直是一個夢想。也有不少人認為獨立會解決一切問題。但抱持這種「獨立會解決一切問題」想法的人在獨立後是會失望的。台灣的獨立固然已是一個歷史的必然,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及時機而已。時間一到及時機成熟的時候自然會水到渠成,沒有必要去硬推或強求。但獨立後的台灣仍有很多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上的改革需要處理。這個「台灣本應獨立但卻成為光復」的故事雖然會有個結局,但將來改革的路途仍然很遙遠。而已成主角的台灣人的故事也將會綿綿不斷的延續下去。但未來的這些故事都將會是以台灣人及台灣為主體的故事。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