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內戰的當年與如今之三 從委員長,領袖,到君主立憲 —–西班牙的走上民主之路

西班牙內戰中的左翼政府是一些不同團體與意識形態的組合,而國際援助也並沒幫上大忙。墨西哥援助的步槍,遠遠不如德國與義大利的坦克武器,更比不上納粹飛機的運輸與轟炸。史達林的「援助」則別有企圖,要的是消滅托洛斯基派的人士,而非支援西班牙左翼政府的作戰。國際志願兵團雖然充滿熱情與理想,但卻是缺乏經驗的烏合之眾。相對之下的右翼叛軍有德國與義大利的大力支援與大財團的支助,而且都由佛朗哥的陸軍做指揮作戰。在這種情形下,這場內戰的勝負也就很明顯了。

在宣傳戰上,左翼政府強調這是一場自由與奴役的對抗;右翼叛軍則強調這是一場基督教文明與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等「紅幫」的對抗,為的是要建立社會的秩序與正常化。

在內戰進行中,佛朗哥被認定為國家領導人,而於1936年9月21日封為委員長(Generalissimo),是軍階的頂層。右翼叛軍在各地有進展後,最後將西班牙切分為二。在猛烈轟炸與作戰下, 1939年1月27日,巴塞隆納落入叛軍國民黨的手中。巴塞隆納的淪陷多少代表了西班牙內戰的結束。 25萬人員越過邊界逃到法國避難。2月27日,英國與法國承認佛朗哥政權。三月,佛朗哥自封為西班牙的領袖(El Caudillo)。3月27日,國民黨拿下首都馬德里。 左翼政府流亡到外,留在馬德里的則無條件投降。4月1日,佛朗哥宣布內戰的結束。

在國民黨的佛朗哥自封為委員長與領袖的同時,無獨有偶,中國國民黨的蔣介石也自立為委員長與領袖了。真是「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只是佛朗哥至少有戰績 (姑且不論善惡) 去頂這個頭銜,但蔣介石卻無顯赫的戰績可言,只是個誇勇的敗軍之將。

西班牙內戰中到底有多少人死亡,這是一個有爭議而難以釐清的問題。過去的估計是有一百萬人死亡,但目前的估計是50萬人死亡。佛朗哥是一個獨裁者,在內戰中的死亡及「成著為王」本不是大問題,但佛朗哥最為人詬病的是他於奪權後的清算與清鄉,進行了白色恐怖。他沒有去進行和解與重建,反而是去追殺異己。一般也咸信他用異己去當奴工做一些建設。到底有多少人死於白色恐怖,數目字也不是很清楚或有共識。由估計最高的20萬人到最低的38,000人都有。

雖然與德國納粹與義大利的法西斯屬同一陣線,但在二次大戰中,西班牙保持中立的立場。但當1940年6月納粹德國攻下法國後,佛朗哥心動了。佛朗哥於1940年10月與希特勒在西班牙與法國交界的一個地方(Hendaye)會面談條件。佛朗哥希望能得到德國的經濟與軍事援助來換取西班牙的參與軸心國,佛朗哥也希望能得到法國在北非的領域。希特勒不認為西班牙有足夠的力道,而價碼也開太高而回絕了。

二次大戰結束後西班牙進入了一個國際困境。佛朗哥因為是歐洲僅存的法西斯獨裁政權而受到國際社會的排擠。聯合國也將西班牙排除在外。但當冷戰開始後,堅決反共的佛朗哥政權開始走運了。1953年,美國與西班牙簽署了軍事協助協定。1955年12月14日,西班牙也加入了聯合國。

國際孤立的結束並沒有改善西班牙的貧窮與落後。在進入50年代後,佛朗哥的統治開始鬆綁。除了一些極端保守的分子外,他也任用了一些較開明的技術官僚去處理政務。在他放手的處理方式下,政策的失敗也不會燒到他的身上。在戰後出頭的那一群保守派人物已與內戰時期的保守派人物大不相同,他們重視的是政策的推行與經濟的開發。1959年6月通過的經濟穩定計劃(Economic Stabilization Plan),啟動了西班牙經濟的快速發展而被稱之為西班牙奇蹟。當然當時的西歐整個經濟都有快速發展,西班牙自然得力於那個優良的外在環境。而觀光收入及在國外工作的西班牙人所滙回的外匯也助長了經濟的成長。當時西班牙這種政府與民間共進的經濟政策,卻也使有些人覺得為法西斯政權的生存方式注入了一股新力量。這一段高經濟成長的時期到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後才結束。

佛朗哥不是一個很受愛戴的「領袖」,而他也不很直接介入政務,而多少由手下及技術官僚去處理政務。佛朗哥於1947年舉辦公民投票而由人民決定了西班牙人要的是君主憲政。這多少安排了他的接班人,而他則實際上以終身的攝政為職。1967年,他安排了前國王的長子,那時32歲的卡羅斯(Juan Carlos)為他死後的接班人(佛朗哥只有一女)。1969年開放局部國會選舉。1975年11月19日佛朗哥去世後,卡羅斯開始解構西班牙的極權獨裁政體。但在走上一段民主化道路後,一向不滿民主化的右翼軍人在經濟衰退,政務進行的不是很順利,而巴斯克的獨立動亂難已平息下,於1981年2月23日挾持議會。因為那時議會正進行要將自由派人士(Leopoldo Calvo Sotelo)選為總理。事後卡羅斯國王在全國的電視演說中指責叛變人士,堅持民主與法治。這個政變也就在18個小時後結束,西班牙也從此走上較穩定的自由與民主的道路。但西班牙內戰的陰影及地方族群/民族的問題都是一直存在的。而這種歷史的陰影與社會政治的現實也都多多少少左右了西班牙的政局。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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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內戰的當年與如今之二 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哨戰 ——西班牙內戰的國際色彩

一般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程以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的侵入波蘭開始算起。但在世界各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處理不當及其他因素已使到處都呈現衝突的景象,而戰亂到處都有。較顯著的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與1937年日本的全面侵華。1935年義大利的出兵攻下衣索比亞。 1938年3月12日,德國併吞了奧地利(稱為Anschluss)。

而隨著法西斯陣營的緊鑼密鼓地推向武力對抗,以英法為主的歐洲的自由民主陣營卻表現得怯戰而急於「求和」。當希特勒要併吞當時住有三百萬日耳曼人,但屬於捷克斯拉夫的蘇台德地區時(Sudetenland),與捷克斯拉夫有保護條約的法國不敢吭聲,而與納粹交涉的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 3/18/1869-11/9/1940)也對希特勒的要求全面讓步。結果是英法與德國與義大利於1938年 9月30日簽下了墨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事後張伯倫宣稱協定維持了和平。但不到一年後大戰爆發了。

當時國際的氛圍是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與邁進。但西班牙有她自己內部的階級問題、封建問題、與地區間的問題。巴斯克(Basque)與加泰隆尼亞(Catalonia)是一直有獨立的要求的。1933年,當加泰隆尼亞的民族主義團體發動叛變時,派兵鎮壓的是後來被升為參謀總長的佛朗哥。在左翼政府的第二共和時期,西班牙政府給巴斯克與加泰隆尼亞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當時的政府也已在進行給在西北角的省份加利西亞(Galicia)也有自治權。這種地區自主權的建立引起右翼的恐慌,他們害怕西班牙會因而解體。也有部分學者指出這是引發內戰的導火線。

但內戰發生的更主要與直接的原因是左右雙方互不相讓。當年西班牙雖說是君主政體,但卻充滿了軍人專政的歷史。而在封建文化的遺留下,天主教也掌控了教育與社會政治的導向,而無所謂的政教分離。貧富懸殊下使大部分赤貧農民及工人轉向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左右對抗不讓下,貧農開始搶占土地,工人罷工不停,而暗殺事件也層出不窮。在缺乏民主文化的基礎與妥協精神下,最後的武力衝突也就難以避免了。

由於法西斯政權在德國與義大利的崛起與對外的威脅侵略,使法西斯主義已成為國際的威脅。也因此,參與西班牙內戰的四萬名國際志願人士大多是左翼人士。這其中有在國內「戰敗」而轉戰到西班牙內戰的德國人(約16,000名)與義大利人。英國自願兵達4000名,法國一萬名,奧地利5000名,愛爾蘭600名,美國一千名(一說2800名)。在這些國際兵團中,最有名的是英國的喬治‧歐威爾與美國的海明威。

海明威當時是被美國一家報業公司派去西班牙做內戰的報導的,海明威不是當自願兵的。那時美國去的志願兵中有許多是文藝界人士,大都有左傾的思想,而於後來也留下了不少著作。但海明威的著作無疑是較有名的。但左傾的他卻也多少美化了左翼政府的作戰成功而使報導多少失真。當時海明威多少也為他未來的著作嵬集材料。他與同僚為捐助西班牙政府而拍攝了一部宣傳片(The Spanish Earth),他也寫了一部後來被拍成電影的小說(For Whom The Bell Tolls,台灣翻作戰地鐘聲,也有譯成戰地春夢的)。

當時喬治・歐威爾與他的太太都到加泰隆尼亞的巴塞隆納參與社會主義的建設,他們見證了當時當地在文化與社會經濟結構上的轉型。歐威爾在1938年發表的著作《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是當時(即使到現在)許多人了解西班牙內戰的一部著作。但在當時他與英國志願兵的相處頗有問題,而一些學者也指出他不了解加泰隆尼亞的歷史與社會,也不了解該地政治派系的對抗與鬥爭的歷史脈絡與原因。當時左翼政府掌控下的加泰隆尼亞也進行了一些社會主義的社會實驗。但在同時,不同派系的人員也互相打鬥而形成了一個內戰中的內戰。史達林所派的支援人士可不是要去支持當時的左翼政府的,他們主要是要消滅托洛斯基派的人員(Paul Preston: George Orwell’s Spanish civil war memoir is a classic, but is it bad history? The Guardian, 5/16/2017)。

除了海明威與歐威爾外,許多戰地記者與文藝界人士也都於後來發表了不少著作。在繪畫方面,畢卡索所繪的格爾尼卡(Guernica)成為名畫。他所描繪的是格爾尼卡城被轟炸後的慘狀。那時應佛朗哥的要求,納粹空軍於1937年4月26日炸平了巴斯克的古城格爾尼卡。

西班牙內戰這種雖說國際不干涉,但卻充滿了國際干涉、關注、與大量志願兵的情形,自然使有些人認定西班牙內戰是二次大戰的前哨戰(Adam Hochschild: Spanish in our hearts)。許多志願兵雖充滿了理想與熱情,但他們卻不了解西班牙左翼政府及西班牙社會的複雜派系問題,也不了解背後的國際黑手(史達林)。許多自願兵回國後感到失望,尤其是最後是右翼保守勢力的勝利。但也有人無悔,認為他們雖然天真,但那種天真是世界所需要的(Caleb Crain: Lost Illusions. The Americans who fought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4/18/2016, The New Yorker)。

李堅

西班牙內戰的當年與如今之一 缺乏民主文化下的左右對抗 —–西班牙內戰的歷史背景

位處西南歐的西班牙與西歐比起來,在現代化上慢了一大步,封建及神權統治也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雖然也受到幾場戰爭的影響及法國革命與啟蒙運動的衝擊,但變化是來得相當慢,而也有強大的保守勢力持續捍衛舊政權。

19世紀的西班牙,甚而在20世紀的前葉,農業是主要的經濟。在社會的兩大對抗陣營中,一邊是大地主、貴族王公、皇室、軍方、天主教會,等保守勢力;一邊是工人、社會主義人士、自由主義人士、新興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進步勢力。從1812年到1874年間,西班牙經歷了12場政變。1873年甚至建立了短暫的第一共和。

保守勢力之所以強大,缺乏廣泛的工業化是一個主因。西班牙的工業化起步較遲,而工業化也相當局限而有地區上的差異。早期西班牙的財富靠的是在美洲新世界的擴張與巧奪金銀財寶。但在進入19世紀後,中南美洲的國家紛紛發動了脫離西班牙殖民政權的獨立運動,對西班牙的「收入」顯然大有影響。19世紀20世紀交界時發生的美西戰爭(Spanish-American War, 4/21/1898-8/13/1898),更使西班牙失去了古巴、波多黎各、關島、與菲律賓。波多黎各、關島、與菲律賓是以兩千萬美元「賣」給美國的,古巴則獨立了。失去大部分海外領土的西班牙自然風光不在,而國家的財政也大受影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班牙的立場是中立的。但國內的政局仍持續不穩。1923年的政變後形成了軍人專政。在民間要求共和的壓力下,西班牙國王(King Alfonso XIII)於1931年開放選舉。選舉的結果是自由派的人士大勝。西班牙建立了第二共和,而國王則遠走他國。

但這個共和的成分也很雜,由自由派人士、工人團體、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到無政府主義者都有。另一方面的保守派人士也在軍方的主導下,到處發生暴力抗爭。也同1930年代上台的德國納粹與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般,西班牙也形成了法西斯式的政黨(Falange)。在民主和平的改革難以推動下,兩邊的走上暴力對抗之路也終將難以避免了。

當時泛左的全民陣線(Popular Front, Frente Popular)雖然於各地選舉中得勝,但無能解決西班牙社會與經濟的解體與衰頹。當時任參謀總長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Bahamonde, 12/4/1882-11/19/1975)屬於泛右的國家民族團隊(National Bloc),建議政府發佈緊急統治令。但佛朗哥的建議不但遭到拒絕,他也被解職下放到加那利島(Canary Islands)。而右翼的法西斯政黨也因為牽涉到暗殺政府官員的行動而遭到解散。

與一般散漫個性的西班牙人之不同處是,佛朗哥是一個一板一眼小心翼翼的人。當軍方人士企圖要發動政變奪權後,他原先是不想參與的。最後決定要參與政變的佛朗哥也不是原先的領導人。1936年7月18日,軍方人士聯合在西班牙各地一起發動政變。原先的設想是這是一個很快就會結束的政變。但軍方沒有預料到的是這個政變在各大都市(除了Seville外)都遭遇到市民堅強的對抗,而沒有立即見效的馬上成功。在這種僵持的對立情況下,兩方都發現他們沒有足夠的力量打敗對方,而也都求助於國際社會。

當時的國際社會原則上說的是採取不干涉政策,但在實際運作上則各有不同。當時的西班牙缺乏像樣的空軍及海軍。佛朗哥領導的駐北非摩洛哥的兵團(當時西班牙大部分的陸軍都駐在摩洛哥)難以登陸西班牙本土。佛朗哥因而求助於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希特勒也因而派運輸機將駐摩洛哥的西班牙軍隊運送到西班牙本土參與作戰。1936年10月1日,佛朗哥在西班牙北邊的布爾戈斯(Burgos)成立政府,而成為西班牙的國家領導人。

雖說國際社會採取的原則是不干預,但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與鄰國的葡萄牙是公開的支持右翼佛朗哥政權的作戰的。德國與義大利提供作戰用的武器,如坦克與巨炮。也應佛朗哥的要求做一些地區的轟炸。德國也借用這個機會測試新武器的效能。也不只右翼的國家支援佛朗哥,一些大財團也支持佛朗哥的右翼政權。最有名的是德州石油公司(Texaco)的總裁(Torkild Rieber),他不但不賣石油給左翼的政府,反而削價賣給佛朗哥的叛軍政府。德州石油公司也做國際石油運送的監聽,破壞一些運送石油給左翼政府的油輪以去除西班牙政府的能源。

在無力對抗右翼國民黨(Nationalists)的攻擊下的西班牙政府也求助於國際社會,但只有兩個國家有回應。墨西哥提供兩萬支步槍與彈藥,事後也收納了五萬名難民。蘇聯也派人員支持,但史達林意不在對抗佛朗哥,史達林的主要目標是消滅西班牙共產黨中的托洛斯基派的份子。但在支援政府軍的力量中,最為人傳頌而也留下許多文學作品與報導的是四萬名國際志願人士。這些主要由德、意、奧、英、法、及美國來的自願兵,大部分人一生中都沒使用過槍枝。他們的作戰經歷及事後的著作,至今也都廣為人傳頌而見證了那一段歷史。

李堅

白色力量的黑暗面 —–藍色、紅色、與封建的染缸

被說是政治素人的柯文哲是最近幾年來台灣政壇上的奇特現象。他由一個默默無名的台大醫師急速竄升成一個全國性的知名人物,進而於2014年以85萬的高票選上台北市長,打破了長久以來一直是國民黨囊中物的台北市長寶座。「柯文哲現象」多少反應出了台灣社會的一些問題,也反應了柯文哲這個人。

有人將柯文哲瞬間成名的原因歸因於他是一個台大醫師,一個自稱智商157極端聰明的人,說他是一個不會說謊話的亞斯伯格症患者。而柯文哲本人機智的用語及一般人都聽的懂的比喻,雖然時顯粗鄙,卻也使他的言語頗受人傳頌而有所謂的「柯語錄」。目前柯文哲旋風的力道已不如當初,但做為一個公眾人物的他,行事思惟及施政多少會影響到台灣的走向,這是我們所必須面對並做剖析的。台北市長是柯文哲的第一個公共職務,我們也就由台北市長這個職位開始做檢討。

一個地方首長的成功與否靠得不外是行政能力,政治手腕,與個人魅力(charisma)。在美國的地方首長選舉一般都不涉及意識形態(民主黨或共和黨)。但在台灣藍綠對立的廣泛下,一般也牽涉到地方首長的選舉。而在沒有初選的黨國年代,黨國的「加持」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雖說仍有陰影,但黨國的加持在目前已不屬要件。在台北市長方面,我們要考慮的是行政能力,政治手腕,個人魅力,與意識形態。

行政能力

論及過去幾任台北市長的行政能力,高玉樹應該是其中的翹楚。高玉樹任台北市長期間(1954-1957,1964-1967,改直轄市後1967-1972)大致奠立了當今台北市的格局。他拓寬了台北市的主要幹道:如羅斯福路,南京東路,松江路,重慶北路,中山南北路,敦化南北路(當時松山機場出口的國道),及仁愛路….等等。也建立了主要大道的面貌,如人行道與安全島等。整個東區的規劃及開發都是在他任內定案並開始的。在這開發建設中,他也拆遷了當時台北市四處都有的第三世界形式的違章建築,並搬移了違建戶。在改善交通及市容方面,他也廢除了三輪車而鼓勵車夫轉行計程車。

陳水扁台北市長任內也是有口皆碑,交通的改善及捷運的大力推動(宣示一年通一條),基隆河的整治,及台北市政府的服務民眾,都在他鐵腕的推動下頗有績效。而台北市民的滿意度也都將近八成。

但柯文哲呢?柯文哲原先標榜的經歷是葉克膜團隊的成功,建立器官分配制度系統,等等他在台大醫院的成功作業。但他過去的成功自許顯然並沒有轉移到台北市長這個職位上。由民調的直直落來看,台北市民顯然對他的施政表現是失望的。而據《商業週刊》對他十大政見的評分來看,只有慘不忍睹的25分(《商業周刊》:何以光環不再?柯文哲「我一年把人家20年可以犯的錯犯完了」。7/21/2016)。但在那篇訪談中,柯文哲卻說對了市府員工對他不滿的原因:「…….我學到一課,就是說,八個人的團隊 (指他在台大醫院時的葉克膜小組) 跟八萬人的團體(指市府)是不一樣。」

沒有人會否認柯文哲在台大醫院期間的超重工作與超長工作時間。但這種成效卻是靠苦勞與威權管制,而非制度上的建立來達成的。以他不滿時會生氣罵人,摔病歷,而被稱為「柯(苛)政」來看,這種管理當然不是一個現代企管中的管理,而是一個威權統治。一個成功的大企業老闆靠的不是壞脾氣與超長的工作時間,而是有自信但不自大,要有一套制度,要有明確的目標,程序分明,更要懂得激勵屬下一起為目標奮鬥。缺乏現代社會管理觀念與文化的柯文哲當然會在市政管理上裁了個跟斗。這也說明了他行政能力的缺乏。

政治手腕與個人魅力

談到歷任台北市長的政策手腕,還得再提到高玉樹。當年選台北市長的高玉樹所面對的是險惡的競選環境。他也因國民黨的作票而被沒當選過。其間,學工程背景的他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進修,而也與當時駐台的美軍顧問團關係綿密(當時駐台美軍官員中的Henry Kao )。多少有這種美國關係,使國民黨不敢對他大肆做手腳。高玉樹的用人也有其獨到之處,他不用競選團隊的人,多少怕會因人情包袱而礙手礙腳。高玉樹後來被國民黨明升暗降的「升」為交通部長。他的長子高成器與女友吳純純於1968年雙雙死亡,死因至今仍是個謎。但一般推測與蔣經國及蔣孝文有關係。

陳水扁,馬英九,及柯文哲都有其不同的個人魅力。柯文哲的魅力多少源於他的政治素人形象。他當然也有他的政治手腕,否則也當不上台北市長。觀諸柯文哲的政治手腕,他的著力明顯的只在於玩弄藍綠間的矛盾,乘著太陽花運動後民間不滿國民黨及權貴作風的民氣,選上了台北市長。但看起來,他的政治手腕似乎僅止於市長的當選。他缺乏眼光,也沒有推動市政成功所需要的政治手腕。除了市政跳票外,一些主張及宣示看來都只成為口號及謊言。柯文哲上任後所提的「五大弊案」,到目前不但沒有能力去證明是「弊案」,而且是一點處理的能力也沒有。柯文哲的施政手腕顯然缺乏腕力與功夫。

玩弄藍綠而標榜「超越藍綠」的他,卻也因緣際會的選上了台北市長。如前所述,地方首長的施政本不應顧及藍綠意識形態的,但柯文哲這種標榜「超越藍綠」的口號卻也是一個大謊言及大笑話。

超越藍綠?

柯文哲以一個二二八事件受害者的家屬身分被視為是綠營,而他本人也曾標榜為墨綠。但柯文哲的所作所為走的都是藍營,甚至是紅營的路線。

柯文哲一再表達對獨栽者及特務頭子蔣經國的敬慕已令許多綠營的人不滿。他也數度拜訪宋楚瑜,而也於甫選上台北市長後拜會宋楚瑜,邀請宋楚瑜當台北市政府的「首席顧問」。宋楚瑜這個「顧問」除了權謀詐術及與中國的關係外,可有什麼現代行政能力可「顧」,可有什麼道德素養可「問」。去接近這個中華醬缸底發酵出來的產品而聞香的柯文哲不是藍營的人是什麼。但更可怕的是他與中國的親近。

當上市長之前柯文哲已去過中國19次。據查都是經過葉克膜的製造商,美國明尼蘇達州(柯文哲在美國明尼蘇達州進修一年)的美敦力(Medtronic)公司的安排去中國,做業克膜的教學與訓練。若屬實,這已明顯的牽涉到利益輸送與可能的貪污問題。柯文哲在中國訪問期間也主動找中國的統戰部人士,並與幾位中國的對台統戰人士多所來往。他也去中國的「革命聖地」,如延安,西柏坡等地「朝聖」過。柯文哲在台大醫院的辦公室裡,掛著一張延安的版圖。他說要仿效「延安精神」。了解他當選市長前的這種背景,對他後來所提的「兩岸一家親」,「兩岸是夫妻關係,床頭吵床尾和」,及「兩岸是命運共同體」,並進而附和習近平的言論….等等,不應感到奇怪.奇怪的是他是如何能走到今天而不被「點油做記號」的。

只要中國存在一天,中國對台的敵意存在一天,則台灣一定會有藍綠問題。「超越藍綠」這種說法是一個不合政治現實的政治笑話,但我們當然也可說那是一個政治的高明騙術。

之前提到高玉樹。在此附帶一提的是日本治台後期,台灣社會的建設及教育體制的建立已相當完善。在那時期台灣社會已漸趨成熟,而也栽培出如高玉樹、彭明敏、辜振甫、賴和、林秋梧、李登輝、史明、等那一代相當優秀的人才。當然那個優秀的世代卻也是在二二八事件中受創最深的一代(如林茂生、阮朝日、陳炘、陳澄波)。可以說的是日本治台四、五十年後開始培育出相當優秀的人才。這不禁令我們納悶到,國民黨據台已有70多年了,可曾培養出有高瞻遠矚的人才?

國民黨體制下的產物

柯文哲成長於國民黨的黨國年代,是國民黨體制下的績優生。他若成長於歐美的開放社會裡,會不會也是個績優生,我們不得而知。在國民黨體制下成為績優生不是一個見笑的事情,問題在於你是否能客觀的去分析評斷那個體制,更進而跳離開而以外來的角度去分析那個體制。在這一點上,柯文哲是不及格的。

沒有任何證據或資料顯示柯文哲曾經參與過當年反戒嚴、反獨裁、反民族壓迫的反國民黨運動。相反地,柯文哲所表現的(以他的《白色的力量》一書來看)卻是對國民黨洗腦教育的全盤接受。他說:「我去過黃花崗,這也是影響我的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他也說:「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建立民國。 …『推翻滿清』是真的,但是並沒有『建立民國』」。這些「歷史」都是國民黨(及共產黨)教出來的。柯文哲可有去分析過清廷倒台的原因?國民黨的同盟會有在武昌嗎?而當時人在科羅拉多州丹佛一家朋友的中國餐館的孫文,是如何以神通力「推翻」太平洋對岸的清朝?他又是如何成為「國父」的?對國民黨的洗腦教育全盤接受說明了,國民黨體制下的績優生大多是死讀書的產物,缺法分析及辯證的能力。

但許多國民黨體制下的績優生還有個特點:他們也是中國兩千多年來醬缸文化的產物。柯文哲以毛為師,愛頌「毛語錄」而走上邪路,不是什麼奇怪的地方。醬缸文化到底是一個扭曲人性、你訛我詐的訓練所,柯文哲當然也學習到了精髓。

剛走上政壇的柯文哲有這麼一說,他有亞斯伯格症,亞斯伯格症的人不會說謊。擺出來是一副天真無邪的模樣。亞斯伯格症是屬於「自閉症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的一種,一般缺乏在社會上能夠正常適應而獨立生活的功能。一個亞斯伯格症患者能當上醫師, 料也應該成為醫學文獻上的一個特例來討論。身為醫師的他應了解每種疾病都有每種疾病的診斷條件與標準。柯文哲若有亞斯伯格症,他應公布是哪個心理學家或精神科醫生所做的診斷,做了什麼測驗?可曾接受過治療?治療有效嗎?這些都是他應公布,或醫學界及社會對他應有的質疑。選前柯文哲雖然曾說「亞斯伯格症是我大兒子,我沒有」。但後來在談到趙藤雄時又說「有時候叫棋逢對手,亞斯伯格症遇到一個頑固老人」。又說他與馬郝的不同在於「亞斯伯格症的堅持」。柯文哲的「亞斯伯格症」是在2017年4月12日,在面對台北市議員王欣儀的咨詢時才表示他沒有亞斯柏格症。他說 :「其實我也沒有正式診斷,只是別人說我有這個傾向」。柯文哲的亞斯伯格症看來是「根治」了,這又是醫學上的一個奇蹟。

一個沒有病的人為什麼要佯稱他有病?不外是騙取信任與同情。身為醫生去佯病更是騙中之騙。柯文哲要騙取信任與同情也表現在他數度在公開場合,在沒有明顯促因下而哭泣了十幾次。他的「哭泣」是不是愛哭的宋楚瑜調教出來的我們不得而知。在過去,政治人物的哭泣是頗有騙票的作用的。但台灣人不是說「做戱空、看戲憨」嗎,為什麼還要當憨人呢?

封建的孝親文化

小時候讀了一篇阿拉伯的童話。故事說有三個兒子各自娶了媳婦。有一天,公婆要測試哪一個媳婦最好,要三個兒子各自呼叫都在廚房做菜的媳婦。大媳婦回答說等我把這道菜做好馬上過去;二媳婦將做到一半的菜放置妥當後馬上過去;三媳婦則丟下一切馬上飛奔過去。公婆說三媳婦最好。這個故事的教誡是女人對男人的絕對服從。看當今阿拉伯世界女人地位的低落,有這種從小就洗腦的童話是一點也不奇怪。

而漢文化中的孝道文化又何嘗不然。

大學時有個同學說,讀書讀這麼累幹什麼,將來還要在職場上拼命也真累人,還不如早點結婚生子,孩子從小就向他灌輸要好好讀書工作,要孝順父母,將來爸爸就全靠你了。我這朋友說的雖然是個笑話,但卻也反應出了漢文化中那種孝道文化的問題。

2017年10月15日,台北市長柯文哲一如往年,辦了推崇封建社會中孝道文化的「2017台灣的孝,百善孝為先,為父母教練長輩洗腳」的活動。柯文哲的父母柯承發與何瑞英也都出席了那個活動。

你若讀二十四孝的故事會覺得許多故事荒唐離奇(如臥冰求鯉)。整個孝道文化根本就是一個扼殺年輕人的老人統治(gerontocracy)的文化。如宜蘭一家幼兒讀經班要孩子向家長進行三跪九叩。這種文化除了培養出順民及奴才外,會產生出創意與未來嗎?不教孝道文化的社會就會都是逆子嗎?歐美社會與日本都沒有孝道文化的傳統,我們也從來就沒看出這種社會中兒女不敬愛父母,或大逆不道的人特別多。孩子對父母的愛與尊敬到底是自然產生的結果,何須特別推廣與強制要求。相對之下,在那些推崇孝道文化的社會裡,逆子好像還特別的多。

一個過時不合時宜的封建文化為何還要繼續推廣?為的不外是繼續維護那個威權的封建體制與文化。報載柯文哲於37歲時曾因建議不時到台大醫院找他看診的姑姑,要她轉診到精神科。氣憤的柯承發到台大醫院當街摑柯文哲一巴掌,當時柯文哲當場跪下不敢起身。顯然的,柯文哲不只成長於威權體制下,也成長於威權(及家暴)的家庭裡。理應是個受害者的他卻繼續維持並推動這種威權文化。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因為許多不合理的體制都是「受害者」繼續維護與推動下去的。媳婦熬成婆後不是大都繼續迫害媳婦下去嗎。

封建是不講愛的

封建社會講的是所謂三綱五常的儒家倫理。個人在社會中是被角色規範,只有義務而沒有自由的。由三綱五常進而延伸出整個社會的規範與管控。在那種社會中是談不上有什麼個人意願與自由的。相對之下的現代社會,打破了傳統封建的束縛(歐洲封建社會時期無所謂三綱五常,但有君權神授,及貴族與平民間的規範),而將個人解放了出來。個人有了自由,也有了選擇,可以形成不同的社會關係與人際關係。這也是為什麼在西方社會及電影中,愛情故事是不可或缺的原因,因為那代表個人的自由與選擇。

台灣雖然已走上現代社會,但那不代表整個社會中的個人已得到解放,許多人還都存有封建文化的陰影。柯文哲當然有權選擇他的自願與事業,但他學醫卻不是他的決定,而是父母替他決定的(《白色的力量》第22頁)。這種情況在台灣也許不很奇怪,但在美國社會中是少見的。柯文哲父母對他的威權管制多少反應到他對自己兒子的態度。在他給他有亞斯伯格症的大兒子的公開信中(給我兒子的一封信—-不求人上人,但求人中人。《白色的力量》第236頁),我們看出期望與失望,雖提出不要活在別人的期望裡,也要兒子謝謝媽媽,但我們看不出有愛。

讀完《白色的力量》一書,你會了解最了不起而令人敬佩的是柯文哲的太太陳佩琪。柯文哲早出晚歸,陳佩琪不但要上班,而且要獨自撫養照顧三個孩子,其中一個還是有特別需要照顧的亞斯伯格症患者。當陳佩琪被診斷出罹患肺腺癌時,首次陪她去聽醫師解釋病情時,柯文哲的「第一個反應是指著電腦,在診間問醫師『你們這個系統什麼時候建構的?』 …柯文哲不懂安慰她」(柯文哲效應——亞斯伯格症變流行病嗎?民報,3/29/2017)。

格調與氣質

柯文哲說他要競選連任,而民間一直有傳聞他也想要問鼎總統大位。問題是,柯文哲能夠當一個國家的元首嗎?

柯文哲是台灣聯考制度下的績優生,多少代表了那些不考的科目我們無法去證明他會不會,如文學、藝術、音樂、體育、人際關係、社會服務、行政能力、領導統御能力…等等。但由明治橋事件來看,他缺乏對歷史文物的了解與重視。

仇日的馬英九在市長任內把建構優美的中山橋(日治時期稱為明治橋)打掉了,「屍塊」被放置在以前再春游泳池的舊地上。馬說是要擇地重建,但顯然都一直沒處理。那柯文哲呢?他說:「…..早該開『死亡證明』,如果他是『獨裁者希特勒』,早就『咚咚咚』把橋敲走,反而是『文資分子』難處理」(自由時報,5/17/2017)。

在國際事務及禮儀上,柯文哲卻也只有丟人現眼的份。他稱英國交通部長克雷默(British Transport minister Baroness Susan Kramer)送給他的懷錶,說要「拿去破銅爛鐵賣一些錢」。英媒將這個事件的部分原因歸咎於克雷默不了解送鐘在華人社會中的忌諱。即使送懷錶也與送鐘一樣是忌諱,柯文哲應了解到他的前輩,台大內科的宋瑞樓教授在過去就已盡力排除迷信的作風。宋瑞樓當年命名台大舊醫院的病房時用的是數目次序,也用了台灣人忌諱的四東與四西病房(姑且不論宋瑞樓固然要破除迷信,但那有可能造成病人及家屬心理上的陰影)。若柯文哲的反應是迷信,那對一個受過現代醫學教育的人不是很可笑嗎?2016年7月,在接受《商業周刊》訪問後的幾天,他傳簡訊給訪問的記者說「…雖然有命理老師說(民調)最低是明年六月到18%,這就和馬英九一樣慘了」。哦,命理師也上場了。看來是不但國際禮儀(或是一般禮儀)都不懂,而也相當迷信。

失禮的對象還不只對英國的交通部長而已。柯文哲還說「香港很無聊,就一個小島有什麼好看」,說新加坡是「住在鳥籠的金絲雀」。台灣若選出這種人當領導人也不無可能,美國不是選出了川普嗎?

希望在憨人的傻勁

一個沒有當年反對運動的資歷與綠營色彩的柯文哲,卻只因一個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的身分,而也因曾說他是「墨綠」,而受到綠營人士的支持。但他走的卻是藍色與紅色的路線。上任台北市長後他表現的是缺乏行政能力與政治手腕,只會玩三國志與毛澤東的權謀算計。成長於威權體制下而受中華封建文化薰陶的他有這種想法與作為也是不很奇怪的,但卻不是台灣社會之福。國民黨封建獨裁體制下的績優生的所做所為如此,不很奇怪。但其在這個節骨眼上的出頭實在是令人心焦,也令人心痛。柯文哲現象在台灣熱鬧了幾年,不免令人覺得這是一種政治社會資源的耗損。但我們何嘗不由他的現象學習到台灣社會的一些問題。只是,這種現象的運作及其方向有利於台灣社會政治的整體發展嗎?台灣的發展方向會令人樂觀嗎?讀了《白色的力量》一書,你會讀到一個感人的故事,但故事的主角不是柯文哲,而是一個一隻腿因車禍而裝義肢的老先生(第190頁)。

2013年柯文哲參加腳踏車環島之旅的九天中,在屏東與台東的路途上遇到一位騎著老爺腳踏車,每個晚上找警察局借宿的老先生。柯文哲「把他攔下來詢問一番」後,了解這位一腳裝義肢的老先生,每年兩次(元宵、中秋出發)騎腳踏車環島一圈,為台灣祈福消災,那一年是第38次環島。老先生沿途播放「阿彌陀佛」,腳踏車上插著「三世修十萬八千里,願衆得佛清浄心」的黃幡。吃素的他說吃素的不一定是好人。雖然人老了而也騎著不是變數的老爺腳踏車,但他每晚較晚休息,隔天較早出發。雖然被柯文哲的腳踏車隊伍趕過,但第二次遇到時又已在車隊的前面。撇開老先生的宗教意味不談,你會看到這種憨人與傻勁是台灣社會的希望所在。社會的進步真的是靠真誠無私的憨人的傻勁去推動的。因為聰明人大都汲汲於自己的利益與算計。成功是靠踐踏在他人的頭上而登頂的,可曾顧及社會的公益與他人。這種情況尤其在一個威權社會中出人頭地的來的特別明顯。我們要靠國民黨體制下栽培出來的績優生幹嘛!

李堅

自信與自大之四 台灣的山頭文化 —–小智小年的狹觀與大智大年的宏觀

善於以寓言來說世的莊子在首篇《莊子‧逍遙遊》篇首寫道:「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撃三千里,博扶搖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而不至而控於地而己矣,奚以九萬里而南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

莊子這篇寓言的大意是,鯤與鵬需要深水與高空才能運作,而鵬一飛也要六個月後才休息。倒一杯水在凹地上,則芥可以為舟,但放杯子則會沈著,因為舟大水淺。蟬與斑鳩笑道,我們於小樹間飛了就好,幹嘛要飛九萬里。小智慧是比不上大智慧的。這是莊子在空間上的論述。在時間上,朝生晚死的朝菌是不知有一天的,活不到一年的蟪蛄是不知有年度的。這種小年是比不上與五百歲為一季的冥靈,及以八千歲為一季的大椿的。小年是比不上大年的。

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及社會改造運動是一個需要大智,而也需要大年才能成功的運動。但是在台灣社會政治運動的道路上,我們看到的卻大都是只具小智小年的人。他(她)們缺乏宏觀,也缺乏遠見。一個具體的表現是山頭文化的盛行,一個只有小智小年之觀而自大的人。

台灣人也許有信心上的問題,但不缺乏的是一些自大的人。自信與自大在心理學上及社會運作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自大不是過於有自信,反而常常是缺乏信心的表現。綜合一些論述來看,自大的人缺乏反省的能力,不願去面對、或刻意掩蓋自己的短處,缺乏對人的尊重(deference),也缺乏同理心(empathy),而多少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裡。也有人視自大為一種心理學上的防衛機制(defense mechanism),用於阻擋別人的批評,而也不太會認錯。自大者也無法看清競爭者的長處而只會批評。相對之下,有自信的人則對別人有尊重,會傾心靜聽,而非只高談闊論,也不會對別人展現威嚇。有自信的領導者也都有帶動、啟發、與鼓舞屬下的能力。使人願意,而也會很高興的跟隨他(她)。

財富500大執行長(Fortune 500 CEOs)的領導顧問(leadership advisor)麥亞特(Mike Myatt)指出,有自信的人一般都很謙卑,但在談判上的決心與毅力不是假裝有自信的自大者可相比的。麥亞特也提二次大戰中都有偉大策略與戰術的四名將軍為例。麥克阿瑟與巴頓將軍給人的感覺是自大。艾森豪與布萊德雷將軍(Omar Bradley)則較受到別人與屬下的尊敬與忠誠。布萊德雷是杜魯門總統時的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在國民黨敗退到台灣後,國務院及白宮採取的是袖手旁觀,但軍方及中國遊說團及不少民間人士並不持這個看法。當時的布萊德雷在白宮要發布的宣言稿上,於「美國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力和特權」前面加上「目前」(at this time),得到杜魯門總統的同意後發表。(周湘華,董致麟,蔡欣容:台灣國際關係史:理論與史實的視角(1949-1991 )。2017年4月)。這是題外話。

回到台灣的山頭文化。山頭大小不一,各據一方。缺乏的是自信與大智,不缺乏的是自大與小智。山頭文化雖不是僅存於漢文化,卻也是漢文化的特色之一。這種文化表諸於政治、宗教、及社會的各個層面。以政治而言,山頭文化的最明顯代表就是,改朝換代的封建時代政權之更換形式。當一個朝代式微時,各個山頭(群雄)群起而角逐中原。喊的是「代天行道」,而實質只是要佔領權位,骨子裡是沒有什麼理念的。山頭的組織法則是人治。天下是老子(或老娘)打出來的,俺說的話才算話。取得政權(或打下山頭)後,山頭的繼承方式是父傳子的世襲。在這種文化背景下, 山頭文化在進入現代社會後,便有兩個適應上的問題。第一是人治的問題。現代社會是講法治而非人治的。第二是傳承方式的問題。因為現代社會不講世襲,原則上重體制及能力。

有人治及世襲這兩個問題,使得山頭文化要存活於現代社會有所困難。但這並沒有阻止山頭文化的存在與苟延殘喘。就政治上的山頭文化而言,山頭之爭常取代了黨派之爭。政治本來就有黨有派。黨代表理念,派代表策略上的不同。但在台灣的政治生態裡,派常以山頭為代表,而並非因為策略上的不同。尤有甚者,派系的山頭常連黨的理念也都可以置之不顧。而既然不能世襲,也索性不想裁培下一代或提攜後進了。山頭是孤單的。而當山頭一倒後,便有如樹倒猢猻散般的了無痕跡。但當一個有宏觀大智,有遠見大年,而有信心的領導者出現時,則他(或她)會形成有如一個有理念的「山頭」。一個有自信的「山頭」若有理念,有理想做後盾,而且懂得用人才及栽培後進的話,則「山頭」是不會寂寞,也不至於最終了無痕跡的。這種情形下的「山頭」是有可能成為山脈的。而在適當的時機下,這山脈也可能成為台灣的中央山脈。  (系列完)

李堅

 

自信與自大之三 少數族群與信心問題 —–台灣的殖民歷史、國際處境、與教育文化

有關女權理論與運動的著作是汗牛充棟,討論女性的信心問題只是其中極其微小的一部分。有關女性信心的缺乏問題還有一個有趣的角度—-少數族群(minority group)。將婦女當成少數族群來研究由來已久,在五、六十年代後的女權運動中,提出這種看法的相當多。

就人口而言,占人口一半的婦女不能說是少數。但少數族群的界定與自我認知常常不是依人數來界定的。在南非實施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的年代,人口少數的白人政權掌控政經,但占人口多數的黑人卻缺乏政治、社會、與經濟上的權益,而成為資源上的少數。少數族群也因而指的是缺乏權力與權利的一個族群,而未必然是人口上的少數。這個少數族群一般在教育、財富、與成功的機會上受到相當的限制。少數族群一般界定的標準在於膚色、語言、文化、宗教、與性別。少數族群一般較有內聚力,而同族群的通婚比率也較高(女性之為少數族群不在此範疇內)。這多少解釋了為何女權運動與民權運動常常混合在一起發生,而女性的觀點與一般少數族群的世界觀也較相符合。在美國社會而言,黑人、西裔、亞裔、猶太人、印地安人原住民,及宗教上的少數,如天主教、摩門教、伊斯蘭教、及艾美許人(Amish, Mennonite)…..等等都屬少數族群。在這種認知與界定下,研究婦女問題也有人用研究少數族群的角度去研究與了解。

在將女性視為少數族群而解釋女性缺乏信心的這個現象來看,我們是否可以解釋台灣人的信心問題呢?但在之前我們稍微來看美國有關少數族群的信心的研究結果。

研究美國少數族群的自尊與信心的問題大都著重在黑人,對亞裔與西裔的研究尚不是很充足(T.R. Porter and R.E. Washington: Minority Identity and Self-Estee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28/2011)。在此先要做區別的是自尊(self-esteem)與信心(confidence,心理學也稱之為self-efficacy或personal efficacy)的差別。自尊代表的是你如何看待自己。信心則代表行動,你如何有把握會成功。大部分的研究都顯示黑人沒有自尊上的問題,一個研究還顯示黑人青少年較白人青少年有自尊。但黑人有信心上的問題,自信都相當低(Michael Hughes and David H. Demo: Self-Perceptions of Black Americans: Self-Esteem and Personal Effica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July, 1989)。

過去我們所稱的「本省人」 (台灣人) 在台灣就人數上而言當然不是少數。但在政治權力上及經濟與社會的權益上來看,在過去一直是少數。台灣有三百多年的外來統治歷史,一直到1996年後的總統直選及民代全面改選之後,台灣才有代表自己的政府與議會。但在國際社會上還幾乎等同於不存在。如前文所述,台灣人給人的感覺是缺乏自信,搞不好還普遍自卑。但由於缺乏學術界的研究,尤其是比較解嚴前後及政權交替的影響,我們難以下定論。但這種缺乏自信與自尊的現象可由一些文章(台灣人及居住在台灣的外籍人士)看出一般(見前文)。

台灣人之缺乏自信與自尊除了歷史因素外,有一大因素是教育與文化的問題。台灣那種威權教育只能培養出乖乖聽話的人,而非有創意與領導能力的人。那種教育體制也不單只是台灣而已,而是普遍存在於受孔子文化影響的東亞社會。這多少影響到那種「不要太出風頭,也不要墊底,凡事要低調」的文化。這種文化至少普遍存在於台灣與日本的社會,而使大家都被修剪的成整齊的灌木叢一般。在那種文化下,好處是大家齊頭並進(或並退),削弱了愛出風頭或標新立異的人,但同時卻也阻斷了創新者及領導者的產生。亞裔人士在美國社會固然頗有成就,但大都是抬轎者,默默工作,或幕後工作的人,少有領導者及創新者。不能不說是這種文化延伸下的結果。

提到文化的影響,不能不讓人想到在世界各地(除了以色列外)皆是少數民族但卻頗有成就的猶太人。據一名研究猶太文化多年,而也將猶太文化與亞洲文化相比較的金博士(KH Kim)的著作來看,金博士在欲了解為什麼猶太人比亞洲人較有成就的一文(The Creativity Challenge: How We Can Recapture American Innovation)中分析道:研究顯示智商並不是主要問題,因為兩邊的智商沒什麼差異。差別在於猶太文化鼓勵創新。金博士發現,猶太家庭大都是雙文化,而猶太文化重視創新的環境,家庭及教育著重在創新的態度,也栽培並扶植創新的技能。猶太家庭及教育一般鼓勵孩子的表達好奇心與興趣,但也提出挑戰並設定父母及教師的期望。孩子也很早就被鼓勵閱讀不同的書籍。而另一方面,猶太教也鼓勵自信與成功,並提倡猶太人為上帝的選民之說。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猶太人雖然於客居國常處於逆境,但卻也都相當成功。在美國,猶太人的成功常遭嫉。而一般人也視猶太人頗有自信,甚至是霸氣、霸道。

多少由於台灣過去長年被殖民的歷史及今日的國際困境,使台灣人常陷於自怨自艾的新婦(媳婦)心態。我們倒也不用想去「媳婦熬成婆」,也不用去「打倒孔家店」,只要去了解我們早就不是新婦,而已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台灣的社會文化與教育體制有需要去走向多元開放的方向,而非只是一個製造庸才與奴才的機器。

李堅

自信與自大之二 不是能力不足而是缺乏行動力 ——女性的信心問題

在已開發國家的大學部及研究所裏,女性都已多於男性的今天,但在社會上企業的執行長卻還都是男性的天下,而一般男性的平均薪資也都高於女性。同工也未必然代表了同酬。這種不公平的情形是許多女權工作者及人權工作者,所一再揭發而推動要求改善的。2013年,臉書的營運長(Chief Operating Officer)雪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發表了《挺身而進》(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這本暢銷書,更引起全球對這個議題的討論。

能力(competence)固然是一個職場上的要項,但信心的有無常常是相當重要的。女性在信心上的缺乏是許多職場成員,尤其是女性工作者相當熟悉的。在美國,職場上的要求加薪是一個升等的過程。一個研究(Linda Babcock: 《Women Don’t Ask》)顯示,男人比女人在加薪要求的次數上多了四倍。而當女人也要求加薪時,他們要求加薪的數量比男人少30%。英國的研究也顯示類似的結果。

不敢要求加薪多少代表了對自己能力的信心問題。當然也可解釋成問題在於女性較要求完美。在許多年前惠普(Hewlett-Packard)就已發現,惠普的員工在申請升等職位時,女性一般在知道她們合乎100%的條件(qualifications)後才敢申請,而男性則一般在知道他們只符合60%的條件時就申請。2011年,英國一家研究經理管理的機構(Institute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在調查一般經理,問他(她)們的能力是否能勝任時發現,一半的女性對她們的能力有所疑問,而男性對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勝任而有疑問的小於1/3。

男女兩性在信心上顯然有所差別。那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最明顯的答案是生物上的因素。

男女兩性在腦子的結構與功能上稍有差別。近代腦部功能影像(fMRI)的研究顯示,女性對負面情緒及負面的記憶較會引起腦部管控情緒部位(amygdalae)的活動。也就是說,女性會因過去負面的記憶而躊躇不前。但男性則因較不忌諱過去的負面記憶而大而化之。這種因過去的負面記憶(如失敗)而躊躇不前自然會影響到一個人的自信。

另一方面,雖然男女兩性體內都有兩性的賀爾蒙,但在多少與比例上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男性賀爾蒙的功能在於冒險犯難,也就是說在於贏。女性荷爾蒙的功能則在於社會連結、避免衝突與冒進。在一個程度上是阻擋信心的產生(Katty Kay and Claire Shipman: The Confidence Gap. The Atlantic,May 2014)。而在成長過程中,男孩子因為互相取笑、挑戰,而多少習慣於失敗與挫折。這種背景自然使男性在成年後較習慣於失敗與挫折,較不會如女性般的沈緬於過去。男孩子也較參與運動的競賽,而女孩子一般較不參與運動與競賽。研究發現,這種參與運動與否多少也會影響到日後的成功與否。學者發現,較參與競賽運動的於成年後成功的機率較大。

女孩子一般比男孩子乖,較有注意力與語言上的能力,也因此都得到老師的誇奬。多少如此,使一般女性在成年後較怕犯錯而躊躇不前。缺乏行動代表沒有信心,不代表能力不夠。一個義大利的心理學家(Zachary Estes)給一組女性與一組男性一個測試:要他們解決電腦螢幕上的立體形象(3-D images)的謎題。結果是女性的得分比男性低很多。當這個心理學家看雙方的答案時,發現女性有許多問題沒有回答而留下空白。這位心理學家於是重測,但要求雙方都一定要回答每個問題。結果是雙方的得分不相上下。結論是,女性缺乏行動力,原因是缺乏信心而非能力。

但小心翼翼也不是沒有好處的。在競爭激烈的避險基金(hedge fund)運作中,一般認為冒險犯難是很重要的。但有幾個研究都顯示,女性經理的避險基金比男性經理的避險基金在獲利上一般較優。

一個花費七年,研究48個國家的女性與信心問題的學者(Wiebke Bleidorn)發現,女性之缺乏信心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各國與各文化間的差別只在於男女兩性的信心差異有多大。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男女兩性的信心差異在西方社會比較大,原因可能在於女性要與男性在各行各業做競爭比較。在亞洲國家裡,女性一般與女性比,所以在信心上與男性的信心差異較沒那麼大。在類似的邏輯上,在美國的一些研究也顯示,單性學校(single-sex school)畢業的女性較沒有信心上的缺乏或自尊上的問題。對單性教育(single-sex education)或男女同校教育(coed education)的優點與缺點固然有相當多的討論,但在女性的信心及自尊上,一般似乎指向單性教育的好處。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