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北帝大到台灣大學 —–「去日本化」與「中國化」下的台大

七十年代底來美留學時,在學校遇到一位日本厚生省(相當於衞福部。2001年後與勞働省合併成為厚生勞働省)派來美國留學的一名官員。這名本身是醫生出身的官員問我在台灣讀那一間大學。我說是台灣大學。他稍微伸直身體而頓了一下再追問:是以前的台北帝國大學嗎?我說是的,戰前叫做台北帝國大學。這時我可感覺到他流露出來的敬意。

這位日本官員的敬意是源於台北帝國大學?或是當時的國立台灣大學?我不得而知。若因為是前者,則理由是很明顯的。台北帝國大學是當年日本帝國內(含日本本土,台灣,與當今的南北韓。當時的日本傀儡政權滿州國雖也有好的大學,但因為是個名義上的獨立國家,並沒設有帝國大學)的九間帝國大學之一。是相當高層級的研究機構(當年名氣有如當今美國的常春藤聯盟)。但若是後者,則我可要感嘆他有所不知,不了解國民黨所帶來的中國文化對現代教育的摧殘。當年在台灣求學時,由小學到大學所經歷的是一連串的黨國教育所引進的封建獨裁的僵硬文化。這種教育體制與文化如何能產生現代教育所要培育的人才?我們在台灣已聽慣了為什麼台灣人在台灣無所出頭,但有些人到國外後卻大放異彩。這種說法其來有自,不是沒有原因的。台大是台灣的最高學府,台大人一般也自視頗高。但外人與國際教育界如何看台大又是另外一回事。以最常被引用的2018年的世界大學排名榜(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來看,台灣在全世界排名第198。落後於亞洲的一些大學,如新加坡,香港,南韓,日本,與後來追上的中國。這種排名看來當然不是很光彩。但問題是,為什麼?

為了了解由台北帝國大學到國立台灣大學的轉折,我們得先簡單的介紹台北帝國大學,然後探討二次大戰後國立台灣大學的產生,及探討當時的一些關鍵人物。再來我們會訪問早期台大的畢業校友,以了解當時那個轉型期的概況。最後是討論。

台北帝國大學

台北帝國大學是總督府於1922年就開始規劃的。1928年3月16日依勅令第30號(台北帝國大学二関スル件)設立,正式創效。當年4月1日開課。台北帝國大學是日本帝國大學系統下的第七間帝國大學。第一間是東京帝國大學(1886年成立,原名為帝國大學,目前的東京大學)。第二間是京都帝國大學(1897年成立,目前的京都大學)。第三間是東北帝國大學(1907年成立,目前的東北大學)。第四間是九州帝國大學(1911年成立,目前的九州大學)。第五間是北海道帝國大學(1918年成立,目前的北海道大學)。第六間是京城帝國大學(1924年成立,目前的首爾大學)。第七間是台北帝國大學(1928年成立,目前的國立台灣大學)。第八間是大阪帝國大學(1931年成立,目前的大阪大學)。第九間是名古屋帝國大學(1939年成立,目前的名古屋大學)。

當時的帝國大學走歐洲的學制,以講座為主。依當時的「帝國大學令」,「學部設置講座。講座以教授擔任之…。. 」。又,「帝國大學以綜合數個學部構成」。講座是日本帝國大學的基本單位,同時兼具教學與研究的雙重功能。(曾士榮:從「台北帝大」到「台灣大學」—戰後文化重編之個案研究(1945-1950))。「在制度上集若干講座為學科,集若干學科為學部,集若干學部為帝國大學。但因學科有名無實,講座才是帝國大學的基本單位」(來源同上)。在這種制度下,教授是大學的主體,也就是「教授治校」。在1945年接收時,台北帝大共有五個學部,114個講座。其中文政學部有四個學科,25個講座;理學部有四個學科,13個講座;醫學部有24個講座;農學部有五個專攻,22個講座;工學部有四個學科,30個講座(來源同上)。

1928年4月開校時,台北帝國大學共有55名學生。其中日本人49名,台灣人6名。1934年4月時,在128名學生中,日本人有102名,台灣人有26名。在1940年4月開學時,在323名學生中,日本人238名,台灣人83名,朝鮮人兩名。台灣人大都在醫學部(台灣人74名,日本人70名)。大學院(相當於研究所)中,日本人一名,台灣人兩名。當時的帝國大學之有異於一般大學(台灣當時則僅只這間大學),是因為帝國大學雖然也注重教育,但功能以學術研究為主。也別小看當時的台北帝國大學在1945年時那年只有382名學生(台大校史),114個講座。但那時台北帝國大學的預算可是大於當時中國所有教育預算的總和。這麼一所極為菁英的當年台北帝國大學在1945年國民黨來接受後便開始變質了。

國立台灣大學

1945年10月,國民黨來接收後,於11月將台北帝國大學更名為「國立台北大學」。12月15日,再改名為「國立台灣大學」。要了解台北帝國大學與國立台灣大學的不同方針,我們大可各由首任校長的演講中看出。台北帝大的首任大學總長(校長)幣原坦在帝大創校的「入學宣誓典訓」中說:「本大學不啻要做一般帝國大學通盤之研究而已,而且還要以台灣為中心的東、南兩洋之文化及熱帶、亞熱帶之白熱對象,加以研鑽,發揮其特色」(松本巍:《台北帝大沿革史》)。國立台灣大學的首任校長兼接收主任委員羅宗洛(校長任內1945年8月至1946年5月)在甫接收的首次全校集會中宣示:「本大學為國立大學,故應中國化」。後來又說「台北大學雖以台北為名,然非台灣之大學,乃中國之國立大學」。後來的傅斯年(校長任期1/20/1949-12/20/1950)也持相同看法(曾士榮:從「台北帝大」到「台灣大學」—戰後文化重編之個案研究(1945-1950))。

接收台大後,學制的改革便著手進行。學系及學分制取代講座成為台大的基本單位。在講座制下除了以研究及學術的探討及提升為主外,也是教授治校。改為系學分制則將重點轉為教育,而不是學術研究。而官力也跟著進入了校園。但在剛開始時,學制上還是混合的。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後,大批原本還留在台灣的日本教授紛紛返日。原本在中國時強力支持講座制的留歐的傅斯年,在校務會議中回答教授的質詢時說,台大作為國立大學,應把教育(教學)看得比學術(研究)還重。傅斯年的轉變也反應了那時候的局勢:1949年前後大量湧入台灣的兩百萬中國官員、軍人、與難民。不但有許多流亡學生求取入學,也有不少流亡教員求取職位。但整體而言,整個學制的轉變與後來的種種變化說來都是依循「中國化/去日本化」的路線前進。在這種路線下自然造成一些人認識上的錯亂。過去有許多台大人以為台大是1945年才成立的。連台大校方在1995年所出版的《台大五十年》一書之名都說出了這種認識上的錯亂。這也不只是台大而已,許多早期「外省人」以為1949年前的台灣並不存在,而他們也都極力去否認與掩蓋日本曾經治台50年的那段歷史。

政軍特勢力的進入校園

日本帝國於進入二、三十年代後,大正民主已不再,整個國家社會漸漸走上軍國主義與專制獨裁的道路。雖然如此,但可就沒聽說過軍隊攻入校園逮捕學生的。當時的日本雖也有異議與反戰人士與團體,但沒聽說過有什麼學潮的。另一方面,在戰前的日本社會中,教授與和尚是最受人尊敬的兩個行業。在這種背景下,政軍特之介入校園雖不無可能,但卻是匪夷所思的。但在國民黨接收台灣後的學術界,「忠黨愛國」的學者自然是國民黨的「接收大隊」與「淨空專家」了。而一些以前難以想像的事情也就開始發生了。

在台大,我們看到了傅園,也看到了傅鐘。連傅鐘的21響次都是為了紀念傅斯年所說:「一天只有21小時,剩下的3小時是用來沈思的」(維基)。台大如果曾經有這麼一個強調學術自由,好沉思,並引史賓諾沙所說「貢獻這所大學于宇宙的精神」的有涵養有𠄘担的校長,台大何其有幸。而且還聽說他嗆過彭孟緝:「若有學生留血,我要跟你拼命」。這種有骨氣的學者能不留青史嗎?但一個簡單的邏輯與事實是:不是一個「忠黨愛國」而又是「血統純正」的中國人,在那時能當上台大校長嗎?

1949年時,中國的流亡學生已將在中國行之有年的學潮引進了台灣。當1949年的「四六事件」(因1949年4月6日凌晨逮捕台大與師大學生)爆發後,從台大(傅斯年當校長)與師大(半山謝東閔當校長)校長的反應便可看出兩者立場的一致與風格的差異。靠黨國一杯羹欽賜的半山謝東閔與政府配合,協同軍警一起逮捕學生。傅斯年有點不同,他於1926年就入國民黨,雖然也曾批孔祥熙與宋子文,但對蔣介石是忠誠有餘的。他的黨齡與忠誠,及他在中國時期所表現的堅強黨性與堅持大一統思惟,是有本錢讓他能說一些話的,豈是半山的謝東閔得以相比的。據陳誠的日記,陳誠找傅斯年、謝東閔、與彭孟緝會商台師大的學潮。 傅斯年說要辦就先肅清匪諜。但當陳誠說匪諜的大本營就在台師大後,傅斯年同意了軍警的介入。但開出三個條件:一,要快;二,要徹底;三,不能流血。在謝東閔與傅斯年的同意下,軍警於1949年4月6日進入宿舍逮補了250餘名學生,也就是史稱的「四六事件」。(李中志:傅斯年,獻祭這所大學于政治。思想坦克,6/3/2018 )。今天的台大人與台大校友還在紀念緬懷傅斯年豈不是很大的諷刺。但這也說明了黨國體制下官學兩棲學者的真面目。後來的打造「開明形象」的馬英九與號稱是「自由派學者」的江宜樺不也都也是這種「忠黨愛國學者」的典型人物嗎?國民黨這種官學兩棲的DNA是會傳承下去的。四六事件後,軍警特也全面進入校園。教官的四處進駐,審稿,黨棍橫行,而發展到1972年爆發的哲學系事件,解聘了大量哲學系教授。真可說是盜統的香火不斷。

由台北帝國大學進入國立台灣大學是一個慘痛的過程。除卻這些恐怖事件外,那時的台大倒底是如何的一種景象?當年的學生已難以找得到,但我們無妨聽一些早期台大畢業生的經歷來看那一段時日的台大。

戰後初期的台大畢業生

要了解由台北帝大轉型到國立台灣大學的那段時期,在台灣雖然仍有人可以作證(如李登輝,彭明敏),但在美國要找尋那一代的人物可說相當困難。底下我們找出一些比較早期的畢業生,由與他們的會談中來了解台大在那一時期的概況。底下的次序依入學與畢業的年度作為排列。

一.楊蘭芬(1947-1953)

原本要訪問林鴻德、楊蘭芬夫婦兩人。林鴻德在東京帝大讀到大三,戰後轉台大醫學院由三年級開始讀(那時的台大醫科只要讀五年)。當年日本學生已被遣送回日本,所以醫科大都為台灣人。林鴻德班上有一名同學葉盛吉因為參加讀書會而被槍斃。低他兩屆也有一名同學顔世鴻也因讀書會而被關13年。但林鴻德最近身體不適,所以我們只在電話中訪問楊蘭芬。那時台大醫科才開始招收女生,過去女性若要學醫則得到日本去。楊蘭芬也因而成為台灣歷史上第一位進入台灣的醫學院就讀的女性。那一屆的醫科學生中,楊蘭芬是約80名台灣人中唯一的一位女性。中國人後來逃難撤退來台,約有20名流亡學生進入醫科。他們是透過何種考試,何種資格審核,及何種管道進來的,楊蘭芬說她不知道。只記得其中有一個相當優秀,他都為其他流亡學生打pass。在中國來的流亡學生中有三名是女生。

楊蘭芬畢業於台北高等女學校(目前的北一女)。那時教化學、數學、及跳舞的是日本老師,教英文的是一名台灣人。在台大醫學院讀書時,基礎醫學大部分還都是日本教授。組織學、解剖學及細菌學都是日本教授。病理學教授則為一位留日,日本話講的很好的中國人葉曙主教。那時醫科已改為讀六年才畢業。在臨床方面則漸漸有台灣人由日本回來。當時的教授大都以日文及台灣話教學,因為講北京話還很困難。楊蘭芬回憶日治時期的那時台灣人一般想當三師(醫師,律師,工程師)。日本教育也相當重視醫師的人格與品德。從日本治台開始設立「台北醫學校」時即強調:「要先做人,才能做醫生」。相當重視為人的品格教育。而當年聽也沒聽過醫療糾紛。

二二八事件後,「去日本化」與「中國化」開始加速進行。

楊蘭芬錄製有一片CD《經過三個朝代的女人》,敘述她一生經過日治時期,國民黨時期,及後來移民美國的故事。

二.劉洪源(1951-1955)

在美國當教授退休的劉洪源是1951年進入台大攻讀植物病理(Plant Pathology)與昆蟲學(Entomology)的。當時的學生只有七人,其中兩個是台灣人。他一直受教於日本教授松本巍(按,他是《台北帝大沿革史》一書的作者)。松本巍是美國聖路易大學(Saint Louis University)的博士。松本巍因為是單身無家,而且他的智識也是當時美國資助的農復會很需要的,所以他一直留在台大,直到1968年在台灣去世。松本巍也是台北帝大創校時就開始在台大教書的。當時劉洪源一直師承在松本巍之下,但因為那時已禁用日語,所以松本巍都用英文教學。那時植病系分為四組,與外省學生較無來往。他不了解班上的外省同學的教育背景。雖然沒有地域觀念,但都避談政治。那時沒聽說過1949年發生的四六事件。

228事件發生時,劉洪源是初二轉初三的學生,也參與了步槍的運送,也見證了四處零落的屍骸。劉洪源也談及1940年(昭和15年)開始推動的「皇民化運動」。那是紀念日本神武天皇開始的日本紀元2600年而推動的。那時在家中與在學校一向都講日語的他,對戰後的禁用台灣話對他個人而言倒沒什麼大的影響。這個說法與他的太太(洪梅)的說法頗一致。在日治時期的中學校大家都用日語,但也沒有禁止台灣話的使用。

三.洪梅(1953-1957)

台南女中畢業後到台大化學系就讀的洪梅,印象中那時的化學系學生約有30人,男女各半。台灣人有五個女生,五、六個男生。教授大部分為台灣人。那時規定要用北京話教學,造成許多教授在表達上的困難。畢業後他當了四年的助教與四年的講師,主要是帶學生做實驗,不太了解學生的學問認識水平。

洪梅提及在南部的外省人較無勢,所以在相處上較無問題。但她記得她曾經到一個父親軍階也不是特別高的外省同學家中拜訪,卻看到她同學家中「雇用」了許多小兵做家裡的雜務,頤指氣使的。她說那時的家中談到政治都很氣憤,但也只都敢怒而不敢言。她也說那時的「部長」級都是一些不會做事的外省人,而「副部長」級都是真正在做事的台灣人。她到台北後也感覺到了「高級外省人」的滋味。由於政治是個禁忌,她也沒聽說過四六事件。與她先生劉洪源一樣,都是到美國後才改善他們的台灣話的。

四.謝伯芳(1953-1957)

還沒有聯考制度的那時,台南出身的謝伯芳是需要分別報考一些不同的大學的。在台大數學系就讀的他那一屆可能是學生收最少的一屆,只有四個人。上一屆及下一屆至少都有五到七個人。四個學生中有三個是台灣人,一個是外省人。雖然只有四個學生,但數學系有五名正教授,兩名年輕副教授,兩名講師。教員中台灣人不到一半。系主任是由上海來,東京帝大畢業的沈璿。兩名台灣人副教授,一個是京都帝大畢業的施拱星,一個是東北帝大畢業的許振榮。兩個人後來都有來美取得博士。

回憶那段時日,謝伯芳說大家都很努力讀書,都想出國繼續深造。因為那時的台灣就業市場不很良好,也沒有研究所及高等學術機構可去。對於到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的下一步該如何走也沒什麼特別考慮。 (按,美國在1965年通過新移民法,1968年開始實施。新移民法通過之前,對亞洲移民相當排擠,多所限制)。謝伯芳回憶那時因為美國與蘇聯進入太空競賽,急需高科技的人才。所以他畢業後就有幾個單位要聘用他。

由於在台大時大家都很認真讀書,政治也不能講,同學間在政治上也沒什麼溝通可言。對於1949年4月6日大量逮捕台大師大同學的案件,謝伯芳與小他一屆,畢業於師大的太太蘇惠美都沒聽說過。

五.王秋森(1956-1960)

在受訪者中最年輕的王秋森,也是對當年讀台大化工系時的種種記憶彌新,而有如數家珍的一位。而他也於後來回鍋任教於台大。那時已是聯考的第三屆,但王秋森是保送進入台大化工系的。那屆的化工系本地生約有40人,台灣人與外省人約各半。另有約四十名僑生(按,是當年美國資助的,為的是建立中華民國台灣的代表全中國的形象。但多少也可能是依循日本帝國時代引薦一些優秀學生到日本留學的「南方特別留學生」計劃而來)。在教授方面有三名台灣人,七名外省人。三名台灣人中,鄭建炎是到密西根大學拿到碩士學位的。陳成慶畢業於東京工業大學,是大山義年的學生。大山義年曾任教於台北帝大,戰後曾當日本化學工學協會的會長與東京工業大學的學長(校長)。陳成慶的北京話很不靈光。另一名台灣人陳秩宗有博士學位,用英文教學。在七名外省教授中,一般說來學問都不是很好,而有些更是有資格上的問題。比如趙耀中(趙耀東的弟弟),說是到威斯康辛大學取得博士,但他所教的熱力學卻是沒人知道他所云為何。另一個教程序控制(Process control)的程之敦宣稱是MIT的碩士,但後來被發現證書是假的。另一個教化學工業的勞侃如,不但北京話不行,學問也差。教發酵(fermentation)的魏嵒壽則是一名留學京都大學有學問的教授。留日的福建人陳華洲教工業化學。陳華洲後來死於獄中。王秋森最近在讀到「武漢大旅社」命案時,才知道他是被誣陷而寃死獄中的。另外還有許永綏和沈熊慶兩名,王秋森未曾上過他們的課。

王秋森來美後順利取得加州理工大學的博士後任教於紐約的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其後更全心投入台獨運動而使他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最終得以回台後,許多學校與科系還都不太敢用有「記錄」的人為教授。最後是一向以台灣人為主的台大醫學院下的公衞系錄用了他。公衞系後來由醫學院獨立開來,成為台大公衛學院。王秋森於1991年至2003年間先後任教於台大醫學院及公衛學院,其中三年當公衛學院院長。與以前就讀於化工系比起來,公衞的教授資格可都是有憑有據的,都符合資格。但在一些行政管理(如研究單位為了拉好學生而互相傾軋)及研究文化上則仍有很大需要改善的空間。

中國化下的台灣大學

由訪問戰後初期的台大人來看,我們看到的是無論在學生、教授、文化、及語言上都已如火如荼進行的「去日本化」與「中國化」過程。這個「中國化」到筆者於60年代底70年代初在台大時便已相當的徹底。相對於「中國化」的本土勢力則尚未生跟成長,更談不上茁壯了(曇花一現的《台灣政論》於1975年8月創刊,只出了五期)。

在筆者求學的那個年代,傅斯年是被捧上了天,而蔡元培又何嘗不然。學生被要求研習蔡元培的「以美育代替宗教」。但這兩個黨國前鋒而官學兩捿的「蔡元培、傅斯年是我們的典範嗎?」(5/20/2018,李中志,思想坦克)。在那時的台大,由於處於戒嚴時代,許多事,即使是有關台大的事,大家也顯然都有所不知。

既然高捧傅斯年(及蔡元培)為典範,他們所曾任職的北京大學也就成為當時一些台大學生的典範。我們那時也聽到不少「要繼承北大精神」的說辭。說客氣點是這些人不了解台北帝大的歷史,是個時空上的錯亂。但一個更明顯的事實是,這是鳩佔鵲巢的典型中國文化。他們有意忽略,並否定了台灣過去的存在。但這也不僅只限於中國文化有這種獨斷的特色而已,另一個獨斷文化的代表是伊斯蘭教。

在美國求學時遇過一些由埃及、敘利亞、伊朗、及巴基斯坦來的學生。在對談中只覺得他們會誇稱伊斯蘭教的文明與其信仰的偉大,但似乎都可能是無知,或故意要忽略伊斯蘭之前的古文明的存在。埃及、巴比倫、兩河流域、波斯帝國、及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都是人類最早的文明所在,但在伊斯蘭文化入侵後的絕對獨斷下,這些之前的古文明都成為不存在。伊斯蘭這種獨斷排他的作風其實也是大漢沙文主義的中國文化對不同民族與不同文化的所作所為。

但就另一方面而言,那一群號稱要「繼承北大精神」的人,在一個程度上也反應了那時的時空背景。原本就雷厲進行的「中國化」於那時遇到了1970年的保釣運動,1971年的被踢出聯合國,也因而激盪了力推「中國化」的統派份子的危機意識。而在那戒嚴的年代,1970年發生的代表本土精神的424剌蔣事件,引起國民黨既要圍剿又不敢大聲聲討的媒體處置方式。

這種「中國化」的邁進是全面的。在台灣的各個社會層面都遭受到「中國化」的全面推動轉型。即使在台灣已經經歷過兩次政黨輪替的今天,本土政權也二次掌政,甚至是這次的府會掌政後,但本土化與現代化並沒延及藝文、媒體、學術界、及人人詬病的司法界。這是每個台灣人,尤其是學術界人士,都更應積極向前推進的。

由過去的接收,轉型,到未來的轉型

回顧戰後初期,五十年代那段時日的台大,許多教授的資格很有問題。這當然牽涉到原來的日本教授大都被遣送回國,而台灣教授還來不及提升上來。中國則因長年動亂,教育體制難免破敗。雖然有不少學者跟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但也不乏濫竽充數,甚至是冒牌的(如王秋森所指出的)。但其實到筆者的那個年代,還是有不少教師及教授真令人不知他們是如何取得資格的。

另一方面,那時的外省學生的比例也偏高。一個原因可能是流亡學生的偏高。另一個原因也可以解釋說是初到異鄉外地的台灣,重視教育是成功的第一步。有如到美國的新移民都相當重視教育。但以楊蘭芬的經驗來看,許多人如何進來也都是曖昧不明的。但可能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國民黨的民族壓迫手法。

以聯考或大學入學考試的科目來看,北京話講的不很輪轉而家裡也不講北京話的台灣人在「國文」一科上自然會吃虧,也別提與「國文」相關的科目了。尤有甚者,早期的「國文」考試是以120分為滿分的。這樣一來,「國文」的比重便超過其他重要科目的比重。以考試成績來決定固然可以說是公平競爭,但其不公平處在於遊戲規則的設定。

最後我們得談校友的角色與功能。

大學存在的目的主要在教育高等學科人才及做學術研究,為的是改善整個社會與國家的各個需求。而一個大學的教育產品—校友,便顯得格外重要。校友在社會上的成就也是大學良莠評鑒的標準之一。而校友對母校的貢獻(學術,公關與金錢)也都會促進一個大學的提升,也會對在校學生有所幫助。美國對校友會與「校友聯結」(Alumni Network)也都有不少調查與評等。一些調查都顯示,校友聯結、互助、互相提攜的相當成功的都是一些名校的校友。這到底是互為因果的。校友在社會上有所成就了也常回饋母校,設置奬學金及提供贊助研究經費等等。但在一個程度上他們也都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相當程度的壟斷—如日本所稱的學閥。撇開負面的因素不談,校友對母校的資助是很有益於學術的提升與學校的升級的。是應該鼓勵的。如果一間大學是一間現代經營良善而有績效的大公司,則校友就像股東一樣,而校長與教職員是董事長與理監事。股東是應該監督並敦促大學經營與管理上的改善。校友應該盡力建議改善一個大學的體制與管理。敦促該大學走向現代化經營,走向世界級大學的方向。對台灣的大學而言,這個尤其重要。因為在過去的「中國化」過程中,現代化被犧牲掉了。我們看到的常不是現代的策劃與經營,而是中國權謀詐術的運作。

台大雖然是台灣的最高學府,但在國際大學的評比中卻不是那麼一回事。這對任何一個校友來說應該都不是一個滋味。台大尚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戰後的台灣是一個「中國化」的過程,台大當然不是一個例外。「中國化」最為人詬病之所在是一個封建的體系與權謀術的運作。權謀運作是一個相當耗時耗力的文化機制,它扼殺了整個社會的生機,而使創新與公平正義難以進行。台大人需要的是「去中國化」,了解自己的歷史。但這當然不是一個走回頭路的「日本化」的帝國大學的道路。不但沒有那個必要,現實也不容許。日本戰後已沒有帝國大學,日本雖然比台灣較有制度,也較有創新,日本雖有可學習之處,但不應當看為榜樣。2014年諾貝爾奬得主,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UCSB)的電機教授中村修二,他對日本社會與教育體制的看法與批評便會讓我們了解一二。1999年到加州大學任教的中村修二強力批評日本社會及教育體制的扼殺創新與成長的生機。總而言之,我們要去中國化,也不是走回頭路的日本化,我們要的是現代化,走一個具有現代觀念與現代經營管理體制的大學,但也要有歷史感。再過10年,台大將會進入百年,(醫學院則將為121年),而這也應該是台大人未來的方向與方針。

後記:所有接受訪問的都不曾經參加過台大的校友會。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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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的變遷之七 世界的未來是秩序或紊亂 —–了解情勢以走向未來

強權的存在與左右多少決定了世界秩序的面貌。但未來是單元、雙元、或多元,是否會有個秩序(order),或是紊亂(disorder),各家各有不同的說法。

若依麥肯德與史派克門的心臟地帶與邊緣地帶的觀點,則俄國、中國、與印度可說都有希望成頭頭。因為這三大國都位於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俄、中)與邊緣地帶(印、中)上。史派克門強調路權與海權,而馬漢則強調海權的重要。但這些理論都是二次大戰前就發展出來的,空權及太空權都尚未列入考慮之內。理論的思考與應用是必要的,但實際的情況呢?

當今的美國掌有世界經濟、文化、政治、金融、與軍事的主導權,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但無可否認的是,美國的主導權已在衰退之中。誰有可能取代美國的角色?這是一個一再出現的課題。中國是時常被提出來的國家,而中國的崛起對美國的意味是什麼呢?也就是說,未來的美中關係會如何。這可說是眾說紛紜。

有人認為美中的對戰難以避免(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有人認為中國受惠於西方社會所建立起來的國際自由經濟貿易體系,要的只是經濟上的發展,並非要經濟上與政治上的獨霸。而其另立門戶的組織(如亞洲開發銀行),要的只不過是建立一個平行組織(parallel institutes),而非另類組織(alternative institutes)(Oliver Stuenkel: Post-Western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 );有人認為自由貿易會促進中國的開放,如果中國沒走上自由民主開放之路,則經濟會停滯而引發問題。這也是一般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Michael R. Auslin: The End of the Asian Century: War, Stagnation, and the Risks to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對這種「華盛頓共識」,有人(孟捷慕James Mann: The China Fantasy: Why Capitalism Will not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於2008年就指出,這是西方社會一廂情願的想法。中國只會更加獨裁,只會更加緊控制。而中國這種「成就」也會成為世界各獨裁國家的「榜樣」。而在這些不同的看法裡面,我們知道孟捷慕(James Mann)的觀察與預測是較正確的。

討論美國與中國是必要的,因為台灣好像就只是夾在於這兩個國家之間,好像不得不依靠任何一邊,否則難以存活似的。但台灣的命運就如此嗎?就只有站在一邊看戲而準備「以身相許」嗎?

無可否認的是,世界秩序常操控在大國的手裡。當羅斯福在推動聯合國的觀念時,他於雅爾達會議中為了要拉蘇聯入會,允諾史達林蘇聯將有否決權。另一方面,當年羅斯福顯然沒料到他一手提拔的「中華民國」會敗於中共。聯合國這種國際組織的結構設計,一開始就是有利於大國的。今天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中,除了五個常任理事國(英美俄法中)外,有20名兩年一任的安全理事。這種情況當然不符合當今的國際現實。進入21世紀後,巴西、德國、印度、與日本(稱為4G)就互相支持成為常任安全理事而不果。老而僵化的聯合國的改革還在推動中。

另一個例子是國際貨弊基金會(IMF)。在過去,投票的比重是美國16.73,日本6.23,英國4.29,巴西1.71,中國3.81,印度2.34。在金磚五國的抗議後, 2016年的投票比重改為美國16.73,日本6.23,英國4.09,巴西2.25,中國6.16,印度2.67。IM F的投票比重問題多少是中國另立門戶—亞洲基礎開發銀行的原因。

大國固然常左右國際組織。但一個研究也發現,許多主掌聯合國各部門的秘書長之職的,在過去60年都是北歐的小國。原因是他們的民主、經濟能力、在外交上的投資、及大量外援等因素(Paul Novosad, Eric Werker: Who Run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ationality and Lead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October 2017)

小的國家也常在勢力均稱而雙方對峙的大國中,因選擇一方而決定勝負,成為造王者(king maker)。所以也並非是完全無助的。

但國際政治與政府組織也並非決定世界秩序的唯一要素。目前許多公司是富可敵國。以2015年的綜合資料來看,在全球百大(公司以營業額計,國家以稅收計)中,有31個國家, 69間大公司。沃爾瑪(Walmart)排第10,台灣的鴻海排51,台灣則排第93(位於微軟與美國銀行之間)。在過去,許多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有本國基地。但目前許多大企業已成為有人所稱的超國公司(metanational corporation),他們可依經濟條件及稅務問題而隨時轉換基地,不屬任何國家。

非政府組織(NGO),人權組織,慈善組織,救援組織,國際醫療團隊….等等都能於國際社會發生很大的影響力,也會大大提高該國的知名度,給人良好的印象,並提高該國的影響力。台灣在這方面仍有很多發展的空間與值得努力的所在。台灣固然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但以北歐國家在過去60年,於聯合國各部門的秘書長之職中掌主導地位來看,是台灣在各國際組織中運作的借鏡。台灣有需要多栽培外語與國際外交的人才,與國際管理人才。外交不是有了才做,而是做了才有。

台灣人要獨立。要獨立當然就要有獨立自主性,要採取主動權(take the initiative)。只有積極的採取主動權而做籌劃與協調領導(而非大頭病的要當老大),並各面出擊。台灣才有可能在任何形式的世界秩序中走出自己的路。中小國家不是不能出頭的,北歐國家是一例,位處亞洲重要戰略地位而國際關係特殊的台灣則更應證明是另一例。

(系列玩)

李堅

世界秩序的變遷之六 亞洲兩個大國的走向 —–印度的多面觀與中國的獨覇觀

自從於90年代開始採取經濟上的開放政策後,印度的經濟成長率便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成長。印度的領土是世界各國的第七大,人口第二多(2016年估計13億人), GDP占全球第三(PPP),或第六(nominal)。一些學者也都開始探討印度在世界上的可能角色。

印度於1947年8月15日由大英帝國獨立出來。首任總理尼赫魯是一名相當優秀的人才,他採取「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混合(realism and idealism)(India in the New World Order. Edited by David M. Malone, C. Raja Mohan and Srinath Raghavan),而多少將印度定調為不結盟。在冷戰中也都走獨立外交的角色。尼赫魯以降印度有幸都產生出一些優秀的領導人,而也大多走尼赫魯的路線。

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有兩百多年(直接統治由1858年開始),影響相當深。印度的地緣政治觀也都源於英國統治時期。強調緩衝地帶(buffer state)。尼泊爾、錫金(現已被印度納入領土)與布丹為內圈(inner ring)。西藏、阿富汗、伊朗為外圈(outer ring)。海洋方面,則定蘇伊士運河、紅海、波斯灣、馬來半島、及中國為界線範圍(orbit)(來源同上)。在這種地緣政治觀下,印度自然會與中國有所衝突,特別是在印度洋與太平洋(南中國海)一帶(Ashley J. Tellis, Sean Mirski: Crux of Asia: China, India and the Emerging Global Order)。由於這種背景,印度希望美國的進駐海洋。近年來,印、日、美、澳也於孟加拉灣有海軍演練。但中國則視美國之駐在太平洋為威脅。

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的不結盟,中立,而獨立的外交觀,也建基於她對未來世界秩序的看法:未來的世界將會有幾個不同的要角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各展其能,而形成一個共生的關係(Thorsten Wojczewski: India’s vision of world order: multi-alignment, exceptionalism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印度固然為南亞之霸,而也擁有核武(1974),但印度沒表明要當霸主,而以不結盟、和平共存的姿態出現。但亞洲另一個大國中國則早已擺出高姿態,以下一個世界盟主的霸氣出場。但中國有可能取代美國成為下一個盟主嗎?

中國有世界最多的人口,第三大的領土。GDP排第2(nominal)或第1(PPP)。在此稍帶一提的是,獨裁集權政體常將GDP灌水到1.15與1.3倍之間(Luis R. Martinez: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the dictator’s GDP estimate?)。如果中國有良好的國際關係,有顯著的軟實力,而能提供一個對世界有貢獻的文化,且能提倡和平穩定的話,則中國是有那個可能。但歷史與事實都證明中國不是那個料子。

蘇聯倒台後,俄國與中亞五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成立了聯合安全組織(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由俄國保障中亞國家的安全。為了防止美國勢力的介入而影響中亞,俄國與中國在2001年成立了一個包括中亞國家與巴基斯坦在內,而被譏為獨裁者俱樂部(dictator’s club)的「上海合作組織」。但在中國勢力漸漸大於俄國後,不願被邊緣化的俄國於2017年拉了印度進來。印度是一個民主國家,與中國打過兩場邊界戰爭。顯見的是印度會有不同的聲音,而上海合作組織也恐將會走上名存實亡之路(Salvatore Babones巴博斯:Why is Democratic India Joining Russia and China’s “Anti-Western” Club, The SCO?. Forbes 11/20/2017和Derek Grossman: China will regret India’s entry into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RAND, 7/24/2017)。

2013年底,習近平提出了「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但截至目前為止,所有計劃都不透明。而許多工程都為的是消費國內的過剩產品,連工人都用自己人。而許多參與的國家也都陷入了債務危機(斯里蘭卡、吉布地、塔吉克、吉爾吉斯、寮國、馬爾地夫、蒙古、巴基斯坦、蒙特內哥羅)。

人民幣於2015年被國際貨幣基金會定為第五個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此外,為了要擺脫西方控制下的國際金融運作,中國也於2015年建立了有別於目前世界所用的國際銀行代碼(SWIFT,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 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俄國則於2014年建立Mir制度。但兩者的實用性都相當有限。

目前世界秩序的體制與軟體,說起來還都是源於歐洲的法治文化與西伐利亞體系—尊重各國(不論大小)的主權與彊域,也重視國際法的規範與尊循。印度有英國所遺留下來的法律制度與法治精神。中國有的則只是人治,大一統,與「天下」的觀念。那個「天下」的中心當然就是「中」國了。美國於戰後援助廢墟中的同盟國與戰敗國(馬歇爾計劃),也規劃了頗具前瞻性的世界未來的金融、政治、與國際的組織與體制。在那期間,美國也採取低調付出的態度而建立她的軟實力與影響力。這些都是善於欺負弱者,缺乏自信,自大而又自卑,肚中無一物但很霸氣的中國所欠缺的。人類學者會告訴你,狩獵採集的平等社會裡,最會打獵的人是最謙卑的。他不會因為最會打獵而自己要先拿或分多一些,因為大家都平等分配。但他卻也是最有地位的。中國想要當龍頭老大則至少要從學習狩獵採集社會中的文化與作為開始。即使中國有那個文化與度量,可能也將會已過時而鮮有成效。因為一般學者的看法是未來的世界秩序將不再會是一方獨大,而是各門各路都有頭頭。而在這一點上,俄國的想法與印度的做法是較正確而順時代潮流的。中國夢到頭來將只不過是一個夢。

李堅

世界秩序的變遷之五 美國衰退後的世界秩序可能盟主 —–歐盟、俄國、金磚五國

在美國逐漸失去世界龍頭老大的時候,那一個國家或組織最有可能取代美國的地位?這是各方都關注而也有諸多討論的課題。可能的如歐盟,俄國,印度,中國都有。而我們也不能忽略掉一些國際組合(如金磚國家BRICS)所代表的意義,或是一些跨國大企業的能力與影響。而一些地區的整合(如東協ASEAN)之經濟快速成長也頗令人注目。底下我們就一一來做探討, 而時常被視為下一個盟主呼聲最高的中國則留到下文討論。

歐洲可說是現代人類文明的搖籃。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民族主義,及現代的法治與國際法觀念都源於歐洲。但歐洲也是兩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地。歷經兩次大戰的浩劫,二次大戰後的歐洲也在美國的支持下於50年代開始進行整合的工作。在經過將近70年後的今天,如今的歐盟有20幾個會員國(不包括英國,在退盟中)。在英國退出前歐盟的GDP比美國稍高。歐盟諸國間可自由往返,不需簽證(基於1985年6月14日所簽的申根公約Schengen Agreement)。1999年1月1日開始,歐盟的大部分國家也廢除了自己的貨幣而採用歐元。目前的歐元區有十九國。歐盟有自己的政府機構,貨幣,人民可自由移動,在歐盟各國就業與居住。一個程度上有如雨果(Victor Hugo)於1849年時,在巴黎的國際和平會議(International Peace Congress)中所提出的,「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這個觀念與名詞。有不少學者將歐盟看成是一個上升中的超級強權。

但歐盟於近年來不斷受到內部與外來的挑戰。難民的湧入引起歐盟會員國之間的互槓,也導致各國國內的社會壓力的緊繃。而俄國也推波助瀾,蓄意破壞歐盟會員國之間的和諧與團結。英國的退出是這個衰退跡象的典型代表。而在川普上台後,對歐盟採取不友善的作風更是雪上加霜。歐盟雖然不至於就此解體,但有很多議題是需要多加以注意的。

諷刺的是,1648年的西伐利亞合約建立了主權(那時是君主主權)的觀念,而使國與國之間有明確的邊界,並要求不論大小國都要平等對待。一個程度上來說,歐盟的建立也代表了歐洲西伐利亞體系的結束。歐元區的建立,邊界的消失,人民的自由移動,難民的湧入及流動,都使歐盟國失去部分的主權。而布魯塞爾(歐盟政府機構的所在地)的決策有不少都凌駕在會員國之上。這些都刺激到了會員國內一些本土意識與民族主義的提升。右翼勢力及民族主義的高漲也都危害到了歐盟的成長與茁壯。這也類同美國的右翼人士(以共和黨為主)不喜歡聯合國(及一些國際組織)一樣。他們認為聯合國(及一些國際組織)的決議有可能會侵犯到美國的主權。

當年與美國對抗而占半邊天的蘇聯雖已不再,但其主體的俄國仍擁有相當的國際影響力,而也可能難以忘懷當年的「光榮」。當今囂張霸氣的普亭雖然被指控透過網路與駭客,企圖鬆動與瓦解西方的民主自由體制。但在傳統上的作業(外交、軍事)來看,俄國還算是相當「安分守己」的。蘇聯垮台後的俄國本與西方國家走的還算親近。但當美國參院於1998年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的擴大案,並介入了巴爾幹半島的戰役(南斯拉夫、科索沃…等等)後,一向視巴爾幹半島為其勢力範圍的俄國反彈了。自此之後俄國與西方國家越行越遠。但基本上而言,俄國於冷戰後的政策都相當一致:視前蘇聯境內的國家為其勢力範圍,不滿西方國家不尊重俄國的勢力範圍。俄國雖然有出兵(克里米亞、烏克蘭),但都局限在以前的蘇聯境內(Andrew Radin, Clint Reach: Russian View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RAND 2017。Eugene Rumber: A world order shaped by Vladimir Putin’s ambition. 4/6/2016)。對於位處心臟地帶的俄國而言,邊緣地帶自然可延伸成是她的勢力範圍。巴爾幹半島及近東是俄國的外圍。中東的敘利亞,伊拉克,及伊朗又何嘗不然。俄國是不滿以美國為首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的,因為侵犯到了她的後院。但最近俄國的出兵敘利亞則已超出了前蘇聯領域的範圍。

俄國的領土是全世界最大的,但人口只有一億四千多萬(排全球第九)。GDP在全球排名第六(依PPP算)或第12(依nominal算)。以這個資料來看,俄國難以成為未來取代美國的超級強權。但俄國到底曾經是一個超級強權,她尚擁有尖端的傳統武器與軍事部署及核武能力。不同的機構與刊物(如Armed Forces, EU,與Business Insider)皆將俄國的軍力列為僅次於美國,核武彈頭還甚至高於美國。以武力來看,俄國的實力是不容忽視的。

喧囂了一陣的金磚國家( 巴西,俄國,印度,中國,南非)的產生是偶然的。2001年,高盛(Goldman Sachs)的首席經濟學者(chief economist Jim O’Neil)為了了解全球經濟的傾向以方便做預測而發明了金磚(BRIC)一詞,後來加南非而成BRICS。有如當年的亞洲四小龍般,並沒有地緣政治上的意味。但在2008年金融風暴後,對以西方國家為主體的金融體制不信任下,金磚五國於2009年成立了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 NDB)。金磚五國合起來固然有其經濟上的實力與潛力,但它不是一個基於地緣政治關係而組合(如歐盟),也缺乏共同的意識形態,而會員國間也各懷鬼胎(特別是俄、印、中),總的來說難以成為一方之霸。

李堅

世界秩序的變遷之四 二次大戰後的世界秩序 —–由兩極走到單極

戰爭是國際關係的「調整」,也是勢力對抗的一決高下。而兩次世界大戰更是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有如每場牌局一樣,勝負高下或打平都會決定未來。

二次大戰中,未來的世界局勢已現端倪。單挑的日本帝國走入末路。但日本帝國對大英帝國在亞洲勢力的打擊,加上納粹德國對大英帝國在歐洲的重挫, 使日不落國走上西山日薄之路。但在同時,阻擋並對抗納粹,且於後來反撲德國的蘇聯,加上後來的攻打滿州國,使蘇聯升上超級強權的舞台。但二次大戰中,展現強大國力與戰力,並完全走出經濟大蕭條的美國,則成為全球無庸置疑的超級強權。

戰後的世界也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陣營」之對抗,而進入了冷戰時代。這期間,於六十年代開始,由以對抗殖民主義為標竿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也集結成形。話雖說是不結盟,但大部分不結盟運動的會員國都不是親西(自由陣營)就是親東(共產陣營)。不結盟運動目前名義上雖然仍有120個會員國,但已是名存實亡。冷戰期間開始,美國便於全球的邊緣地帶(Rimland)建立軍事基地。目標不外是圍堵蘇聯及中國所位處的心臟地帶(Heartland)。這也是美國在冷戰中的圍堵政策與思維。美蘇對抗是一個恐怖平衡,但這個恐怖平衡卻也維持了那段時期的世界和平與穩定。尼克森與季辛吉的現實派(realism)之打開中國的門戶,相當程度上是一種地緣政治的運作。冀圖將圍堵線由太平洋的第一島鏈推到中俄邊界。這個冷戰在蘇聯垮台(1991)後結束。蘇聯倒台後,美國成為獨霸, 而使有些歷史學者高興的太早,認為這個世界從此會走上一個自由民主之路,是歷史的終結(法蘭西斯‧福山: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

在冷戰期間,世界秩序是兩極的(bipolar)。冷戰結束後,美國的獨大成為單極(unipolar)。但這個絕對單極的期間並不長。2001年的9/11後,美國開始走上衰退的道路。2003年開始的伊拉克戰爭更是個耗損國力的戰爭,而美國與西歐盟邦也開始出現明顯的裂痕。但截至目前為止,美國仍是世界的盟主。美國仍掌有世界科技、金融、軍事、科學、與文化的牛耳。這種各個面向都通吃的情況在人類歷史上可說是空前僅有。美國各總統皆強調美國的特異地位(exceptionalism)。美國雖然已走上衰敗之路,但美國的軍事仍然獨大,仍是自由民主陣營的一方之霸, 而也能輕易拉攏世界各國加入她自由民主的陣營。一般學者相信在一段時間內尚沒有替代者。

美國社會中一向有很強的孤立主義傾向,不喜與外在世界有所來往。但在要與外在世界多所來往的學者與政治人物中,也分成兩派:自由派與現實派。現實派(realism,以共和黨為主)重視武力的干預。由尼克森時代的傳統保守主義派到布希政府的新保守主義派(Neoconservatism,簡稱Neo-con)都如此,這一派的人認為自由民主可以由外力強加其上(如伊拉克戰爭)。自由派(Liberalism)則強調自由、民主、人權的推銷。而一個程度上,全球化(Globalism)也與自由派聯在一起。多少由於全球化是在柯林頓總統任內大力向前邁步的。當今的川普政府則相當反對全球化。

一般學者認為,全球化改善了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不平等,但惡化了已開發國家的財富分配問題。這是因為已開發國家中的底層社會受到工廠外移到國外(因為老闆走向低工資的國家以求取較高的利潤)及廉價進口產品(所以不需要國內得要用相對高價勞力以產生類似的產品)而關閉工廠的波及。有特殊技術及較有教育的人員則較不受影響。但全球化則明顯的有利於開發中國家。過去的台灣、南韓及目前的中國與東南亞諸國在開發初期都受惠於全球化。

要看全球化對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的影響,我們可以由全球的GDP來看。以2000年的各國占全球GDP的資料來看:美國為31%,歐盟為26%,日本為14%,中國為3.7%,拉丁美洲國家為6.6%,東協國家為1.5%。這個資料預測到2018年時會變成:美國為21.6%,歐盟為20%,日本為6%,中國為15.3%,東協為15.3%,拉丁美洲為8.3%(Chatham House: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Order, May 2014)。另一個量法是根據IMF的資料:2001年時G7的GDP(以購買力為計)占全球GDP的43.435%,金磚五國(BRICS)的GDP占19.3% 。到2015年時,G7的GDP只占31.5%,而金磚五國的GDP則占30.8%。但值得注意的是,獨裁極權政權是會提高造假GDP的數據的(Luis R. Martinez: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the dictator’s GDP estimate?University of Chicago, May 2018)。一般估計會灌1.15到1.30倍之間。

美國雖仍掌有全球經濟、金融、軍事、文化、科學、科技、的主導地位,但其衰敗的傾向已越來越明顯。美國不再是世界老大後的全球局勢將會如何,是各門各派都有意見的。是另一個超級強權的獨霸(unipolar),雙霸(bipolar),或是各門各派各有主而形成的多元頭頭(multipolar),也都是各專家學者所矚目的。

李堅

世界秩序的變遷之三 二十世紀世界局勢的演變 —–太平洋兩岸,大西洋兩岸,冷戰

19世紀末之前的世界秩序是歐洲勢力主導的世界。當時歐洲的五大強權是:法國,英國,普魯士,奧地利(奧匈帝國),與沙俄。但隨著1871年德國的統一與義大利的統一後,歐洲的局勢開始發生變化。首先提出現實政治(Realpolitik),而不著重在意識形態的俾斯麥,主導了那一階段的歐洲政局。俾斯麥透過德國帝國與奧匈帝國及沙俄的聯盟,逼使傳統上是世仇的英國與法國的結盟。這種結盟多少保持了兩個陣營的權勢平衡而穩定了一段時期。

十九世紀末的太平洋兩岸也見證了日後兩個太平洋海權勢力的崛起:太平洋西岸的日本帝國與太平洋東岸的美國。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已是一方之霸,除了早期的「門羅主義」論述了美國的勢力範圍外,到了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 10/27/1858-1/6/1919,總統任內9/14/1901-3/4/1909)時代更提出了「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指出美國有出兵干涉中南美洲的權利。美國的所作所為讓位處太平洋對岸的日本帝國也學到了。二次大戰中的「大東亞共榮圈」這個亞洲秩序,它的背後理論架構者是日本的外交官有田八郎(9/21/1884-3/4/1965)。當時的日本帝國強調,亞洲之於日本有如美洲之於美國,日本在亞洲的所作所為是基於「門羅主義」與「羅斯福推論」的原則。而其實在老羅斯福總統的年代,鷹派的老羅斯福總統頗同意日本帝國的作風,多少同意了韓國是日本的勢力範圍,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讓日本帝國併吞韓國。在日俄戰爭期間,老羅斯福出面調停而贏得了諾貝爾和平奬。在表面上,老羅斯福是中立調停的。但私底下他是看輕沙俄,但也對日本小心翼翼的。了解日本已是一個太平洋海權勢力的美國,所沒看到的是雙方的勢力已快速的走向衝突的方向。不管是美國的門羅主義或日本的亞洲版門羅主義,可並非全然井水不犯河水的。日本的侵華及其後所建立的滿州國,多少侵犯到了美國所提的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而美國勢力的進入菲律賓與關島也侵犯到了日本的勢力範圍。這種勢力範圍的互相侵犯也埋下了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線。

在俾斯麥的現實政治下所開啟與維持的歐洲的勢力均衡與和平,到德國帝國的凱撒威廉二世(Wilhelm II, 1/27/1859-6/4/1941,任內6/15/1888-11/9/1918)上任後發生了變化。上任後的威廉二世免除了俾斯麥的職位,並積極造艦而與英國進入了武器的競賽。在往外擴張中也與沙俄在巴爾幹半島的利益起了衝突,而促使沙俄去與英法結盟。俾斯麥所建立的權力平衡與各方勢均力敵的情況也就此消失。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歐洲強權,如英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與沙俄,也都急於放手一搏,寄望從此一決勝負以求永久的和平與平衡(the war to end war)。但我們當然知道結局不是那麼一回事。第一次大戰後,凡爾賽和約只引來更多的問題。為了報復,誓願復仇,民族仇恨,及分贓不均等等因素,也於20年後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兩次大戰中,美國本應都是局外人,而大部分美國人也無心介入一般人眼中的歐洲戰爭。但在背後的經濟與金融因素及大西洋兩岸政治人物的運作下,美國最後是都參與了兩次世界大戰。而在兩次大戰中,兩任的美國自由派總統,學者出身的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 12/28/1856-2/3/1924,任內3/4/1913-3/4/1921)與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1/30/1882-4/12/1945,任內3/4/1933-4/12/1945),也都各自提出了建構日後世界的穩定秩序以維持世界和平的主張。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威爾遜即主張成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以解決未來的紛爭與對和平的保障。1917年4月17日,美國國會通過對德國的宣戰。1918年1月8日,威爾遜發表了他那有名的「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倡導航行的自由,公平貿易,裁軍,殖民地的調整,歐洲版圖的調整,民族自決,及國際聯盟的建立等等。最後的凡爾賽和約雖然通過了國際聯盟的建立,但對德國的嚴苛處置大異於十四點和平原則,也因而埋下了二次大戰的種子。威爾遜也因他的努力而於1919年得到諾貝爾和平奬,但美國國內對他的反應並不一致(主要是共和黨的反對)。沒有制裁能力而會員國也相當有限的國際聯盟雖然於1920年1月20日成立了,但美國參院並沒同意美國的參加。

與威爾遜不同處,羅斯福總統將美國帶出經濟大恐慌,也領導美國在那孤立主義高漲的時代,透過珍珠港事變的爆發而向日本及德國宣戰。也因此,連四任總統的羅斯福有很大的影響力。聯合國是他極力推銷的概念,藉由聯合國來調整國際糾紛以達到世界和平。在雅爾達會議(2/4/1945-2/11/1945)中,他也力邀史達林參加聯合國,並允諾蘇聯在安理會中有一席,有否決的權利。1945年10月24日聯合國正式成立運作。之前的1944年,在New Hampshire的布雷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則奠定了戰後的國際金融基礎。為了牽制日本帝國而看走眼的將中華民國「認證」為四強之一的羅斯福,想是沒料到他要扶持的腐敗阿斗最後是敗給了中共,而使戰後的局勢變得更複雜化。但在戰後的半個世紀內,世界的局勢與秩序也大都依東西冷戰的分野而發展,維持了相當一段時間的和平。

李堅

世界秩序的變遷之二 地緣政治的發展 —–馬漢,麥肯德,史拜克門,郝斯賀弗

從15世紀開始,歐洲列強便開始遍行全球各地:經商貿易,開發資源,殖民,用武力征服,並散播基督教與歐洲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國家的成績平平(如德國),但有些國家則相當的成功(如英國、西班牙與荷蘭)。歐洲列強在世界各地的侵門踏戶與掠奪資源,及彼此間的互相競爭,與一些殖民地的反應—-如美國的對抗英國與中南美洲的對抗西班牙,也漸漸形成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在這之間,大英帝國以一個位居歐洲本土外海而佔地不大的英倫三島,卻有能力發展成為一個日不落國的超級強權,格外引人注目。

1890年,美國的海軍戰事大學(US Naval War College)的校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在研究英國的崛起後,發表了《海權對歷史的影響, 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書。馬漢的主要論點是,英國的海權是她成為日不落國的主要關鍵。馬漢也提出一些要成為海權的要件:如優良的地理位置,在適當的溫熱帶地區,有良好的海岸線,有足夠的人口做防衛,社會文化以海洋導向為主,而政府有決心去推動海權等等。

馬漢的論述於後來被歸納於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範疇之內。地緣政治一詞是於那時原先由一名瑞典的政治學者(Rudolph Kjellén)所提出的。地緣政治學者嘗試要了解的是:科技的變革,運輸工作的運作,武器的發展,及地理關係等等,對國際關係及世界秩序的影響。這其中,地理位置被看的格外重要。

1904年,英國的一名地理學家麥肯德(Sir Halford Mackinder, 2/15/1861-3/6/1947)發表了「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一文,提出心臟地帶(Heartland)的理論。 麥肯德指歐洲、亞洲、與非洲是一個世界島(World-Island)。心臟地帶則指的是伏爾加河以東,喜馬拉雅山以北,北極以南,長江以北的地帶。麥肯德主張,誰能控制東歐則可控制心臟地帶,控制心藏地帶是走向主導全球的要件。

1930年代,由荷蘭移民到美國求學的政治學者史拜克門(Nicholas J. Spykman, 10/13/1893-6/26/1943),在研究了馬漢與麥肯德的論述後,提出了他地緣政治的理論。史拜克門同意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重要,但他強調的是邊緣地帶(Rimland)的關鍵角色。邊緣地帶指包圍心臟地帶,但又與海洋有所接觸的地帶:如歐洲的西部與南部,中東,南亞,東南亞,與東亞等。這些地區海陸兩棲,而科技也會較發達。史拜克門與麥肯德的理論,影響了日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與外交官肯楠,於冷戰中所推動的圍堵防線與政策。

在兩次大戰期間,地緣政治在德國是一門相當炙熱的學說。最主要的推手是創立並主編「地緣政治期刊」(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s, 英文Journal of Geopolitics)的郝斯賀弗(Karl Haushofer, 8/27/1869-3/13/1946。有關郝斯賀弗請參考《太平洋時報》2016年11月7日的「第一欄」專文。楊起東:郝斯賀弗悲劇的啟示—地緣政治,東西方神秘主義)。郝斯賀弗是個學者,也是名軍官。他曾當駐日武官,相當心儀日本文化與體制。他研究麥肯德與其他地緣政治學者的理論,並融合東西方的神秘主義,而推出他獨特的地緣政治理論。郝斯賀弗的主要論點是將一個國家當成是一個有機體,國家需要一個生存的空間(lebensraum),而在這個生存空間裏達到經濟上的自主(autarky)。郝斯賀弗也將世界劃分為幾個不同地區(Pan-regions, Panideen),而各地區有個頭頭,各地區的頭頭有他們在各該地區的勢力範圍。這個想法多少源於大英帝國的勢力範圍,與美國基於門羅主義建立美洲為美國的勢力範圍。郝斯賀弗之走入學術界及地緣政治(郝斯賀弗是墨尼黑大學的教授及該大學地緣政治學院的主任)是以振興日耳曼為己志的。在他的想法中,泛歐洲應由德國主導,泛心臟地帶由蘇聯主導,泛東亞由日本主導,而泛美洲則已在美國的主導下。郝斯賀弗主張德國應與蘇聯結盟。德國也應與義大利結盟,而走向泛歐非的主導權。郝斯賀弗也是拉攏日本與德國結盟的背後主要人物。

郝斯賀弗的地緣政治觀合理化了納粹德國的往外侵略。當希特勒與他身邊的要員赫斯(Rudolph Hess, 4/26/1894-8/17/1987,是郝斯賀弗在墨尼黑大學的學生)因墨尼黑暴動被判入獄六個月的期間,郝斯賀弗每週三都到監獄中為他們親身授課。一個程度上,希特勒煽動了一般大眾,而郝斯賀弗則說服與拉攏了智識份子。但在希特勒攻打蘇聯(Operation Barbarossa, 6/22/1941-12/5/1941)而不是與蘇聯結盟後,郝斯賀弗開始失去了他的影響力。

也由於地緣政治與納粹德國的關聯,二次大戰後地緣政治開始失去其重要性與影響力。但這並不就代表地緣政治觀沒有它的客觀基礎與令人信服的論述。而事實上,目前許多國家的外交關係也大都沿著地緣政治的觀點來做論述與推演。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