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兩場海戰的聯想之五 海權對一個國家興衰的重要性 —–西太平洋是海權的戰場

早期為什麼有些國家會往返海上發展,有些國家不會。有學者指出,會往海上發展的國家是因為有海上/海外的經濟效應的緣故。早期往海外發展的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英國、荷蘭、與法國等,都有海外的資產與經濟利益。有經濟利益自然會有競爭而企求爭霸,自然的也引來了海權之爭。

中國固然有很長的海岸線,但過去的中國一向沒有往海外發展。原因源於中國在過去一直處於自然經濟的情況。雖有貿易,但也主要源於歐亞大陸(絲路),而非海洋。中國開始有大量海上發展的地區是東南沿岸地區的閩廣一帶。多少可能與之前大量駐在閩廣一帶,從事貿易的阿拉伯人與波斯人有關。鄭和(伊斯蘭教徒,可能是蒙古/阿拉伯後裔)與後來的鄭家的崛起可說打開了中國海權的開始。

鄭芝龍當年打敗了各海盜集團,也多少抑制了荷蘭東印度公司,而成一方之霸。但他是個投機性很強而沒有格調的人。首先是接受明朝招降,出賣同志。新主子滿人來了,喜著靠攏。要的是官名、官位。最後是全家遭誅。繼承鄭芝龍海上事業的鄭成功失利於要回復大明王朝的金陵之役(1659),但他打敗了荷蘭人,威脅要攻打馬尼拉(史家推測他有能力打敗西班牙人)。鄭成功的早死使我們難以預測他是否就此會往海上發展。接著上任的鄭經不喜在台灣發展,但他至少選對了陳永華做全權的規劃與治理。要「反攻大陸」的鄭經參與了三藩之亂而受重創,最後敗於澎湖海戰而結束了鄭家的王朝與事業。澎湖海戰也說出了海權的重要性。

海權的重要性雖然於15世紀開始就浮上了世界的國際政治舞台,但將這個國際事實表諸於理論與歷史論述則是在19世紀末的事。早期葡萄牙與西班牙擁有尖端的航海技術而「發現」了許多新領域,這也導致在教皇同意下,1494年6月7日雙方的簽約(Treaty of Tordesillas),瓜分歐洲以外的全世界「新領域」。後起之秀的英國與荷蘭也參與了角逐。1588年8月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在與英國的海戰重挫後,西班牙的海權逐漸式微。在往後的世紀,英國逐漸發展成為歐洲及全球的海權霸主。在這種海權勢力下,大英帝國也建立了「日不落國」(英國稱1689-1815年那段時期的國策為藍水政策,Blue Water Policy)。英國海權的掘起與發展使英國成為超級強權。這也是19世紀末美國當時的海軍戰事大學(US Naval War College)的校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在他1890年所出版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 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書中所探討的。

而其實美國的獨立戰爭也得力於法國與西班牙的參與對英國艦隊的對抗。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也積極朝向海權的方向發展。1867年由沙俄的購取阿拉斯加,與日後將夏威夷王國納入美國的經濟圈,及與當時在哥倫比亞下的巴拿馬簽下日後開發巴拿馬運河的條約,及美西戰爭後之取得菲律賓、關島、波多黎各,這些都大大擴大了美國的海權。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美國,發現她沒有足夠的運輸軍員的能力,最後還得靠英國的援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羅斯福總統的領導下建立了強大的海軍。但美國與日本海權的擴張最終引起國際對抗,英美日的太平洋戰爭也就在這種背景下爆發。中途島之役(6/4/1942-6/7/1942)是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這再說明了海權的重要。二次大戰後的美國成為海權的霸主與超級強權。

一個國家海權勢力的興起與擴張大都會引起國與國之間的對抗。過去的西班牙與英國的無敵艦隊之戰,太平洋戰爭前的美日對抗與隨後的交戰又是一例。但美國的海權勢力之掘起郤與當時的海權霸主英國沒有引起衝突。主要原因固然源於當時的德國要積極的建立強大的海軍,以與大英帝國稱霸。雙方因而進入造艦軍事競賽,最後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這種背景下英國無暇顧及美國。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同為英語系國家的英美也一直都有良好的國際關係。

中國於近年來持續擴張軍事預算,不管在東海的叫囂與在南海的填海造地及強占礁嶼,皆說明了中國之積極強化海權的事實。這種發展遲早會與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引起衝突(David C. Gompert: The Future of Sea Power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AND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 2013)。美國與中國若不是合作的夥伴則一定會導致最終的對抗。以目前的局勢看起來,合作的可能性不大。

95%的全球貿易經由海洋, 99%的全球通訊透過海底的商用光纖電纜,雖然絕大部分船隻都用衛星導航系統而難以藏避,但海洋可說是全世界最大犯罪案的產生地帶。在中國擴軍的情況下,美國的川普之退出TPP失去了聯合友邦以對抗中國的力道(James Stavridis: Sea Power: The History and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s Oceans, 與 Marex : Sea Power Determines World Power)。

中國的急欲竄起與海權的擴張都使美中對抗難以避免,而西太平洋也成為美中角逐的戰場。不論在地理位置與政治關係上都居其間的台灣應了解,用台灣歷史的觀點來看,台灣的未來在海洋,不在所謂的「西進」。中國是一個閉鎖的集權社會,猶如當年的西班牙與法國的君主專制時代的閉鎖一般,都享受了一段經濟的快速成長。但當面對一個較自由開放的國家,如英國與荷蘭時,法國是快速的垮台(法國革命),西班牙及其屬地則都慢慢的垮台。誤將中國視為強國的人應了解歷史的先例(Jacob Soll: China: The New Spanish Empire? 8/27/2015)。(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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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兩場海戰的聯想之四 引鄭成功攻荷的何斌 —–居間行騙改變了東亞與台灣的歷史

1659年,鄭成功率領17萬人員, 3000艘船隻攻打金陵。看來他重建大明王朝的美夢似乎觸手可及,但卻遭到清軍的緩兵之計而功敗垂成。退回金廈的鄭成功急思一個基地。他最後選擇了荷蘭人佔領下的台灣。為什麼是台灣?

鄭成功的部隊幾乎都是由大陸來的漢人,他們與海洋的台灣沒有什麼淵源,也不會想去。但鄭成功有他父親鄭芝龍曾短暫居留台灣,並引眾墾殖的歷史。而更重要的可能就是何斌這個人的遊說了。

何斌(何廷斌)是一個甲必沙(cabessa),通事(翻譯人員,tolk),商人,原本是鄭芝龍的舊屬。甲必沙如同東南亞的甲必丹(kapitan),日本的甲螺,日治時期的保正,及國民黨下的里長,是地方頭頭的意思。歐洲殖民亞洲所靠的是間接統治,透過甲必沙/甲必丹做治理。通事則是需要的。但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文獻來看,他們找不到值得信賴的通事而常常吃虧,何斌也不例外。1656年,鄭成功的海上貿易便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不時有衝突,到台灣做貿易的船隻也減少了,影響到東印度公司的營利。荷蘭東印度公司決定派人與鄭成功做溝通談判。由於何斌與鄭家有關係,雖然不是個可信賴的通事,荷蘭人也別無選擇。1657年,荷蘭人派何斌到廈門。但何斌所帶回的只是他所說的鄭成功的口信,而非正式信函。1659年,東印度公司由其他甲必沙、漢人的農民與商人發現,何斌藉由鄭成功名義向漢人農民與商人扣稅,本身也負債累累。東印度公司的「台灣評議會」(Council of Formosa)因此決定去除何斌甲必沙與通事的頭銜,並罰以重金(300 reals里爾)。何斌因而攜家帶眷偷跑回廈門(Tonio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中文譯本,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他到廈門後將他所蒐集的航道資料呈現給鄭成功,並道:「台灣沃野數千里,實霸王之區。 …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攻退守,直足與中國抗衡也」。何斌也將攻打荷蘭人說的很容易,謂漢人與原住民都會支持鄭軍。心動的鄭成功於是決定攻打荷蘭人。

1661年4月底,鄭軍攻打台灣。但那時的台灣並非如何斌所說的沃野千里,而荷軍也不是那麼容易打的。由於錯估情勢,鄭軍並沒有準備足夠的糧食。攻下較容易攻打的普羅民遮城(Fort Provintia,今赤崁樓)後,鄭軍搜刮了城內的糧食卻也只夠維持半個月。最後鄭軍圍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今安平古堡),九個月才攻下。靠的也是當時巴達維亞東印度公司總部與當時的台灣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 1615-1687)關係不好,沒將他提報的鄭成功將攻打台灣的警訊看得嚴重,事後也沒有提供有效的援助。再加以當時有個東印度公司的軍曹(Hans Jurgen Radis)投靠鄭成功。這個軍曹參與過歐洲的戰役,了解歐洲城堡的結構與弱點。鄭成功採信了這個軍曹的建議而針對城堡的弱點(redoubt)攻擊,最後攻下了熱蘭遮城。

何斌呢?在攻下熱蘭遮城前知道荷軍並不好攻,而台灣也非沃野千里的鄭成功震怒了。他剝奪了何斌的一切頭銜並將他送至一間茅草屋,禁止任何人與他會面。但鄭成功死後,鄭經重用何斌為通事。

無可否認的是何斌說服了鄭成功去攻打荷蘭人。而這結果也改變了此後東亞的整個情勢,也改變了台灣的命運。鄭成功將大陸政權的勢力首次引入台灣,而台灣也從此與中原醬缸文化及封建社會與政治,牽扯上了沒完沒了的瓜葛。那我們如何定位何斌呢?

何斌原先與其父親縱橫於日本、中國東南沿岸、與東南亞間從事貿易。在荷蘭時期他是個甲必沙/通事/商人/村社承包商(pacht,贌)。但以他的行徑與紀錄來看,他顯然不是一個殷實的商人,也不是一個誠實的翻譯者。何斌顯然遊走於不同文化與語言之間而朦東騙西,兩邊都要吃。品德看來也相當不佳,貪污枉法,盜吞公款。何斌是個承包商,而也假借理由收稅,本身也負債累累。最後被荷蘭人發現而剝奪其地位與處以重罰後,他遊說鄭成功去攻打荷蘭人。公報私仇?要靠攻荷蘭人以在新政府中重新得勢?結果是大量軍民因戰爭而死亡,與社會政治的鉅大變化。他不是如郭懷一等人一般的,因不滿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壓榨而起義。引鄭軍攻荷為的當然不是漢人墾殖者與原住民的權益,要不然何斌在台灣時就可以做了。為的是私怨與私利。

何斌這種例子在那個不同文化首次接觸,而互相不了解的年代是很普遍的。何斌可說改變了台灣的歷史。但對台灣人來說,更有名的人物是吳鳳(2/17/1699-9/9/1769)。當年被鄒族人視為剝削奸商的吳通事竟然被漢人社會視為成仁取義。而忙於「理蕃」的日本人也於1913年興建了吳鳳廟。直到1989年吳鳳故事才由課本中刪除,而吳鳳鄉也改名為阿里山鄉。

不幸的是何斌與吳鳳這種人的DNA也廣為流傳了下來。從日治時期到國民黨時期,我們都看到這些到處都有的,居間行騙人物的角色。在目前的大陸政權急於要併吞台灣的今天,這些「中間商」奔波於兩岸之間,為的當然不是什麼台灣人的權益、「民族大義」或「歷史的使命」,為的不外是不顧他人死活的私利。也不能小看這些「中間商」所能造成的破壞與影響,何斌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對這些「中間商」的揭發與批判也是迫切而需要的。歷史固然有趨勢,但沒有必然。要往那個方向走,靠的是我們的努力與決定,也得靠我們對一些「中間商」本質的了解。

李堅

東西兩場海戰的聯想之三 三百多年前的澎湖海戰 —–由施琅談到鄭成功

在西班牙無敵艦隊與英國的海戰後近一百年的東方,也發生了一場無論在人員上及船隻數量上都相當的澎湖海戰(7/10/1683-7/16/1683)。而這場海戰也深深的影響了東亞的局勢。但兩者在本質上卻有極大的差異。

澎湖海戰的雙方是施琅領軍下的清軍,與劉國軒領軍下的鄭氏東寧王國。有關船隻數量、火力、及人員,史書有些出入。但以綜合來看(李其霖:鄭、清澎湖海戰的戰術與戰略),鄭軍有225艘船(一說40-50艘船),清軍有236艘船。清軍大都為新船,鄭軍則為舊船,許多還是商船改裝而成。總兵力(兵員加水手)則清軍為24,000,鄭軍為20,000 (Wiki)。當時的火力據史書來看是沿明末的水準,料不會比西方無敵艦隊海戰中來的先進與強大。若沒有一些「清國奴」漢人的「幫忙」,源於東北的滿人可是對海洋一點餘力也沒有。這一海戰只打了一個禮拜(7/10/1683-7/16/1683),結果是鄭軍大敗,東寧國投降。鄭軍死了14,000人,清軍死了329人。本不要台灣的清廷因施琅的「恭陳台灣棄留疏」而決定將台灣併入版圖。而也從此改變了東亞的情勢。

當年英吉利海峽的戰役有明顯的宗教取向(西班牙及教皇的天主教vs 英國的新教運動)。雖然看來是兩個封建主之間的對抗(菲利浦二世vs 伊麗莎白一世),但顯然含有萌芽的民族主義。而海權的爭奪與海外殖民地利益的衝突也是一大考慮。這些都是當年英吉利海峽無敵艦隊海戰的原因與本質。

鄭、清海戰可沒有宗教上的因素。施琅固然猛力吹喧媽祖庇佑清軍戰勝(《天妃顯聖錄》),而康熙帝也因而加封媽祖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仁慈天后」,但雙方可沒有宗教上的差異與對立問題。澎湖海戰也談不上有民族/族群上的對立與差異,雙方都是漢人。一邊是新當「清國奴」的施琅,一邊是以明朝遺臣自居的鄭氏王朝。商業及經濟上的利益衝突是有的。鄭氏王朝主要靠的是掌控中國東南沿海及東南亞的貿易以養軍,清廷也因而實施遷界令以打壓鄭家的貿易。但可能還有一個東西兩場海戰相當有異的一個本質:公報私仇,假公濟私。

當年施琅在鄭成功之下因為犯了嚴重的錯誤(殺了得罪他,但鄭成功下令不能殺的曾德),而遭鄭成功下令誅全家(施琅逃了,但誅及父兄)。施琅為此對鄭家甚為仇恨,因而力主攻台。澎湖海戰時施琅已62歲,真是此恨綿綿無絕期。但打敗鄭軍而力主佔台的施琅卻也因而為家族帶來暴利。不只封官任爵,台澎大片土地也都歸屬施家。當時在台灣南部就有3000甲土地在所謂的「施侯租」之名下(台灣大百科全書),直至日治時期才以這些人住在北京但領鉅額租稅而將之廢除掉。此外,施琅也霸佔鄭家在台事業,侵吞貢銀,但康熙皆免其罪,因「念其勞,免之」。證據也顯示,施琅在台經營以鞏固施家在台灣的勢力為主(Wiki)。

施琅看來是一個不知忠誠為何物的人物,但這種人物翻開漢人的歷史來看是比比皆是。施琅當年是鄭芝龍手下的頭號猛將。鄭芝龍降清後他本跟著鄭芝龍降清,但後來又改變主意加入鄭成功的一邊。在鄭成功誅殺其父兄後又降清。同樣是降清的鄭芝龍與施琅,一個是失敗了,最後全家遭誅;一個是成功了,家世從此榮華富貴(在此的「成功」只依世俗的定義)。原因何在?原因只有一個:鄭芝龍是鄭成功的父親。若鄭成功也隨鄭芝龍降清,則可預期的是鄭家將會榮華富貴,而非施家。

鄭成功在那個時代算是一個奇特的人物。他以一個外人的身分領導「反清復明」,說來相當特殊。說他是外人是因為他與當時的漢人社會與文化有相當不同的地方。他生於日本,直到七歲時才與母親田川松到泉州與鄭家團圓。弟弟田川七左衛門則留在日本。鄭成功是受日本武士訓練長大的(見史學家歐陽泰Tonio Andrade的著作),這多少反應在他嚴格的紀律與嚴苛的待人處事。鄭成功的忠貞是不容置疑的。而也因為這種忠貞使他不願降清,即使其父親與兄弟被清廷當人質而最後被處刑也在所不惜。與鄭成功甚親的田川松也一樣,她並沒追隨鄭芝龍降清而留在福建。而當1647年清軍攻入廈門後,田川松自縊而死。而就嚴苛而言,鄭成功對屬下的嚴苛紀律是有名的。而這種嚴苛也包括對自己親人。當他聽聞自己的初生孫子原來是鄭經與四弟乳母私通的結果後,怒不可遏而派人去殺鄭經、乳母、孫子、及鄭經的母親(也是鄭成功的太太)­,因為她教導無方。屬下不敢執行命令,最後因為鄭成功的暴斃而使鄭經等人存活了下來。

鄭軍紀律的嚴格使與鄭軍在第一次交手的荷軍首次嚐到了滋味。當時的荷軍以他們過去與漢人來往的經驗,尤其是1652年的郭懷一起義經驗,本不把鄭軍看在眼裡,但很快就體會到鄭軍與他們過去所接觸的漢人團體與軍隊大不相同,有紀律也有戰鬥力。攻下台灣後的鄭成功也派人(一名義大利人 Vittorio Riccio)到馬尼拉要西班牙人進貢,否則要攻打馬尼拉。西班牙人也因而加強馬尼拉的防衛,以至於後來沒餘力去治理民答那峨。

難得的是鄭成功至今仍是台灣、日本、與中國都各自推崇的人物。理由當然各有不同。但他到底是一個相當特殊的人物,不能說是傳統的漢人,也不是日本人,頂多說他是一個漢化的日本人(武士)。鄭成功雖然特異,但鼓動他攻荷的何斌(見下文)則多少代表了漢文化中相當普遍的投機份子之一例。

李堅

東西兩場海戰的聯想之二 無敵艦隊挫敗的影響 —–國際關係,海權,陸權,宗教文化

1588年5月19日,西班牙的無敵艦隊由里斯本出發。這個那時史上最大的艦隊計劃要攻下英國,重建天主教,並擴大西班牙的版圖。無敵艦隊共有130艘船,8000名水手,18,000名軍人,近3000枝槍隻及大砲。原先的計劃是要先到佛蘭德斯(Flanders)。佛蘭德斯是那時西班牙的領有地,位於當今北法國及比利時的地方。到佛蘭德斯為的是接載駐在那裡攻打荷蘭獨立運動的27,000名西班牙軍人,共同到英國參加攻英的行動。但這整個計劃從策劃,到後來的一些不可預期的因素,打破了西班牙的美夢。

出發之前,菲利浦二世的一些貼身顧問就想阻止這個計劃但不果。1586年,西班牙一名相當優秀的海軍將領(Santa Cruz)去世, 菲利浦二世於是任用一個名將,希都尼亞(Medina Sidonia)為無敵艦隊的指揮。但希都尼亞是一個沒有海軍經驗的陸軍將領。後來證明他一上船就暈船。另外,當無敵艦隊在航行中,形成一個10公里長的半月形組合(crescent formation)時,確實是堅不可破。但要在中途停泊接載軍人時便會出問題。加以那時的佛蘭德斯與荷蘭南邊的熱蘭(Zeeland)都屬淺海地區,由荷蘭的小而機動的飛船(flyboats)封鎖。無敵艦隊只能停靠深水港,也不能停靠淺海區的佛蘭德斯的外海做接駁的工作。

若無敵艦隊能接駁到駐在佛蘭德斯的27,000名軍人而攻到英國的話,英國也將沒戱可唱。那時英國雖然有200艘船艦,但火力不如西班牙(西班牙火力多出英國50%)。英國也沒有強大的陸軍阻擋。大部分的軍人用的都是刀劍與弓箭,紀律也不是很好。西班牙只要登陸英國便可直接進占倫敦。伊麗莎白一世的統治也將終止,而英國人也得說西班牙語。但後來顯然事與願違。

在離開里斯本兩個月後的7月19日,西班牙無敵艦隊抵達英國的南端。7月21日,英國開始用長程炮彈做砲擊。西班牙所採取的仍是傳統的海戰方式,要等到雙方的船互靠時,軍人才衝過對方的船隻做短兵交接。但英國則以她佔優勢的長程炮彈找西班牙船身的脆弱部分做砲擊。英國也捕獲一艘遭擊的西班牙船隻做結構上的研究,找出了西班牙船脆弱的所在。

7月27日,無敵艦隊停泊於今法國北邊的卡雷(Calais),此時在佛蘭德斯的西班牙軍人也準備接駁,與無敵艦隊共渡英吉利海峽。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在航行時採半月形組合固然相當堅不可檔,但當停泊擠在海港中時則顯得脆弱。7月29日,英國用八艘廢棄船載滿易燃物品,點火後推入卡雷的港口內。驚慌中的無敵艦隊怕著火引爆火藥而急著逃生,許多甚至在緊急中切斷錨線急於逃離。在混亂及黑暗中,無敵艦隊失去組合。隔天清晨在格拉佛萊(Gravelines,離敦克爾克Dunkirk不遠)遭受英軍的猛烈轟擊,失去五條船艦。敗戰的無敵艦隊因英吉利海峽已被英國控制住無法回西班牙,只得往北繞道蘇格蘭與愛爾蘭。英國艦隊追到蘇格蘭後因缺乏補給而打道回府。遠繞北海的無敵艦隊不幸遇到北海的暴風雨,許多船艦也因沒錨而無法下錨以穩定船隻。在缺水及食物下,加上疾病,死傷慘重。當船經過愛爾蘭時,西班牙人企求上岸取水及食物。本以為會受到同為天主教徒的愛爾蘭人的援助,卻沒料到遭受到愛爾蘭人視西班牙人為侵入者而追殺之。當無敵艦隊最後回到西班牙時,只剩下67艘船,不到10,000人員。大部分的人員死於暴風中及疾病。英國則只有八艘船遭毀, 100人戰死,但有7000人後來死於傷寒及其他疾病。

8月18日,伊麗莎白一世身著盔甲,騎馬到離倫敦約40公里處,軍人戰士聚集待戰的一個深水港區(Tilbury),向軍人戰士發表演說。伊麗莎白一世強調她雖是個弱女子,但她有一個國王的心與意志,她不會容許任何侵犯英國的行為,她會毫不猶豫的披上武裝,領導英國軍民,在上帝的領導下達成勝利。但有史家指出,伊麗莎白一世知道那時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已被追趕到蘇格蘭一帶(Robert Hutchinson: The Spanish Armada)。而也在同時,有謠言指出,駐在佛蘭德斯的27,000名西班牙軍隊將會攻到英國。隨從要伊麗莎白一世回倫敦避風險。但伊麗莎白一世堅持她會與戰士共存亡。史家(同上)也指出,這個謠言是由伊麗莎白一世散播開來的。而多少也由於英國國庫的空虛,傷殘的英國軍人最後都沒受到國家的照顧。

這場巨型海戰後英國與西班牙還是不時的打打停停的,雙方勞民傷財。直到1604年,雙方才簽停戰協議(Treaty of London)。雙方雖然停戰,但這場海戰的影響是深遠的。宗教方面,這是一個新教的英國打敗一個天主教而且有教皇支持的西班牙。歐洲人也認為上帝站在新教那邊,而宗教改革也加速進行。英國那時的紀念幣上鑄道「上帝一吹,他們四散」(He Blew with His winds, and they were scattered)。海戰方面,長程炮轟取代了短兵交接。國際關係方面,西班牙的勢力從此慢慢式微,法國也取而代之而成為歐洲大陸的強權。海上方面,英國海權也擴大而最終成為強權。文化飲食方面,伊麗莎白一世說她得到捷訊時正在吃鵝肉晚餐,她指示英國人於聖誕夜應吃鵝肉餐。而可憐的鵝也從此在英國的聖誕節世世代代遭殃。

李堅

東西兩場海戰的聯想之一 十六世紀歐洲的一場海戰 —–英國,荷蘭,與西班牙的國際關係

透過貴族聯姻與政治運作,再加上海外的領地,16、17世紀的西班牙(當時稱為Habsburg Spain)是極為強大的。但這一段時期的歐洲卻也發生了許多影響深遠的事件。科技的變革,民族主義的興起,及宗教改革的發生,都影響到了社會及國際關係,使歐洲的版圖出現版塊的移動與國際關係的改變。

馬丁路德與喀爾文於16世紀啟動了歐洲的宗教改革。馬丁路德於1517年10月31日張貼出他那有名的《九十五條論綱》(95 Theses)後的一百年,歐洲陷入了死傷慘重的30年戰爭(1618-1648)。各個國王、王公靠邊站。在30年戰爭之前,宗教改革所引起的國際衝突中,較突出的可能就是英國、荷蘭、與西班牙。

當年的英國國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6/28/1491-1/28/1547)為了求子𠻸而要將元配(西班牙的Catherine of Aragon)休掉,但遭到教皇的否決。不滿的亨利八世因而與教皇對抗起來而參加宗教改革運動。亨利八世於1534年建立了英國教會(Anglican Church,在美國則稱為Episcopal Church,聖公會)。亨利死後,他唯一的幼兒愛德華六世(Edward VI)繼任,繼續推動英國教會。但愛德華六世15歲就去世。上任的是與元配所生的瑪麗一世。瑪麗一世上任後開始迫害新教而企求將英國重新拉回天主教。瑪麗一世因為對新教徒的血腥鎮壓,被稱為「血腥的瑪麗」(Bloody Mary)。瑪麗死後上任的是亨利八世的另一個女兒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 9/7/1533-3/24/1603)。終身未婚的伊麗莎白一世被稱為「在室女王」(The Virgin Queen),也是美國維吉尼亞州州名(Virginia)的來源。伊麗莎白一世上台後再度推動宗教改革。當時英國境內新教徒與天主教徒各占一半。伊麗莎白任內本與西班牙保持一個表面上的和平。但隨著荷蘭情勢的轉變,西班牙海外殖民地的擴張,及英荷與西班牙在海外的衝突,都改變了這個平衡,而將英國與西班牙推向衝突的方向。

荷蘭那時在西班牙的統治下,但當宗教改革在荷蘭啟動後,引來了與教皇相當接近而極為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國王的強力壓制。本沒有獨立意願的荷蘭也因而發動了長達80年的獨立戰爭。 1581年荷蘭人發表「誓絕法案」(Oath of Abjuration),強調君權神受,但若君主是個暴君時,則人民有反抗的權力。在這個「獨立宣言」下,荷蘭人多少於1585年就達到了實質的獨立。這期間也多少受到與西班牙有對抗關係,而也走向宗教改革運動的英國的資助與援助。不只如此,英國與荷蘭的「商船」,也都在官方的默許下,在美洲搶劫西班牙的運銀商船而幹起海盜的勾當。這種情形自然引起西班牙皇室的不滿,而急思壓抑英國,並切斷英國對荷蘭的援助。

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Philip II, 5/21/1527-9/13/1598)與伊麗莎白一世屬同期的人物。菲利浦二世是個極為虔誠的天主教徒,也極為謹慎與精明(被稱為Philip the Prudent,西班牙語Felipe el Prudente)。當瑪麗一世為英國女王時,他透過與瑪麗的聯姻共主英國(jure uxoris)。瑪麗一世去世後,他失去對英國改信天主教的槓桿能力。伊麗莎白一世上台後,她並沒採取迫害天主教徒的作為,而菲利普二世本有意透過婚姻解決西班牙與英國的國際關係問題。但在伊麗莎白一世的推三阻四、不置可否下,最後是不了了之。西班牙與英國本也大致保持和平的局面。但當荷蘭的宗教改革運動與獨立運動引來西班牙的鎮壓後,信新教的英國也因而開始援助荷蘭。加以原來就有的英荷海盜船在美洲對西班牙船隻的搶劫,引起西班牙對英國的不滿而亟思採取行動。而且在教廷的眼中,伊麗莎白一世是亨利八世沒通過教皇許可,而生下的女兒,是非法的私生子,必欲除之而後快。

菲利浦二世因此決定攻打英國,以除去伊麗莎白一世,重新建立英國為一個天主教國家。為了攻打英國,西班牙於1586年開始建軍造船。由於計劃龐大,許多材料都得經由國際商人做採購而不是個秘密。造船、火藥、及軍人的巨額費用,吃掉了西班牙財政的三分之二。這個攻英計劃受到教皇(Pope Sixtus V)的支持。但當飛利浦二世要向教皇貸款時,卻只得到一張遠期支票(登陸英國後會貸一半的費用),但最後是一毛錢也沒拿到。教皇給的只是個不要本錢的「赦罪券」(indulgence),給予軍人在戰爭中罪行的赦免。教皇也將這場征英計劃定位為十字軍。

既然攻英計劃不是個秘密, 1587年,一隊英軍(在Sir Francis Drake的帶領下)突襲西班牙的造艦港口(Cádiz),造成不少損害。但也有一些英國商人趁機發財,販售貨品給西班牙的造艦機構。 1587年, 12名英國商人(主要在Bristol地區)被發現售賣材料與設備給西班牙要攻打英國的艦隊而遭到起訴。

1588年,這隊要攻打英國的無敵艦隊(Spanish Armada,西班牙語Grande y Felicísima Armada)也就序了。在一聲令下就要出發攻打英國,重建天主教國家,以擴大西班牙帝國的版圖與影響力。在龐大軍力及教皇的加持下,英國的處境危危可及。但海戰結果卻改變了後來歐洲的國際情勢與海戰的思維。

李堅

毛澤東醫師醫人醫國 —–台北市府上空的黑色五腥旗

戰後的德國有不少前納粹黨員為了逃避刑責,透過管道逃到南美洲。這其中有一名當年負責安排遣送猶太人到死亡集中營的艾克曼(Adolf Eichmann, 3/19/1906-6/1/1962)。艾克曼後來被猶太團體的「納粹獵殺隊」(Nazi hunter Simon Wiesenthal)認出,捕獲,而於1960年5月被押解到以色列接受審判。這整個過程是非法的。因為一個國家不能到另一個國家從事逮捕或綁架。而以色列也沒有權利審判艾克曼,因為犯罪的地點在德國。這些都是法律上的轄權(jurisdiction)問題。但這不是這一個故事的要點。為了報導這個審判,紐約時報派遣《集權主義的來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的作者,本身是德裔猶太人,而她曾遭受納粹迫害的的艾任德(Hannah Arendt, 10/4/1906-12/4/1975),到以色列做採訪被報導。1963年,艾任德出版了《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邪惡的平庸性的一個報導》(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一書。

邪惡的平庸性

對艾任德來說,艾克曼的一切表現都顯露出他是一個很正常,很普通的人物。艾克曼強調他只是接受命令行事。艾任德指出,艾克曼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缺乏思考及是非判斷的能力,他一生都在找尋團體加入(joiner)以尋求發現自我。他缺乏同理心(empathy),但他沒有精神疾病(當時有六名心理學家測試他)。推論是說,大部分的納粹罪犯並非如一般人想像中的病態人物(psychopath),而常常是很平庸,但缺乏同理心及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他們沒有體會到人類得學習共同生活在一起。他們缺乏對別人的痛苦的體認與感受,頭腦也相當空洞而缺乏思考的能力。

艾任德「邪惡的平庸性」這個名詞及觀察的提出後,倒也引起了不少的討論與爭議。有些人認為她對艾克曼的觀察有誤,她不了解艾克曼邪惡的一面。但艾任德是同意艾克曼是有罪的,對他的被處死刑也同意。但她所觀察到的艾克曼所表現出來的正常性感到相當的可怕(terribly and terrifying normal),而也看到正常性與極度殘酷的共存(coexistence of normality and bottomless cruelty)。即使到今天,「邪惡的平庸性」一詞仍會引起各方的討論與爭辯。

「邪惡的平庸性」這個名詞與觀念所要提出的是,邪惡的人物常常不是三頭六臂,使人一看到就令人生畏而避之唯恐不及的惡魔。許多做邪事的人大都是一些看起來很平常,很平庸,接受上級或有影響力的人的邪惡指令而行事的人。這些人頭腦空洞,不會做一般的思考,更不會做獨立思考。他們缺乏基本的是非觀念,缺乏能夠體會別人的感受的同理心,也缺乏對人類社會必須共同生活在一起的體認。簡單的說,缺乏的是,是非善惡的基本觀念與同理心。而這些人也一般都是唯唯諾諾,聽命行事,不疑有他的人物。也是一個群眾運動中跟隨「領袖」而搖旗吶喊的人。

但是,惡魔之能存活於這個世界上而代代相傳,靠的不只是這一大群「邪惡的平庸性」的群眾,靠的更是一群明知自己在為非作歹的邪惡的化身與主導者。

中國的盜統權謀文化—邪惡的主導

歷史上有許多惡名昭彰的邪惡的主導者,他們可以說是惡事幹絶,殺人如麻。在近代的西方社會中,希特勒與史達林都是一般人眼中的惡魔。但對與西方社會較不熟的毛澤東比起來,希特勒與史達林都還只是小兒科。一般的估計是,希特勒造成一千七百萬人的死亡,史達林造成了兩千三百萬人的死亡,毛澤東則造成七千萬人的死亡。這個數目大都是一個估計。但一般的歷史學者大都同意,毛澤東是一個頭號的殺人魔王。但這麼個頭號魔王在中國為什麼還是被認為是「功過各半」呢?

寫《盜賊史觀下的中國—從劉邦,朱元璋,到毛澤東的盜賊皇帝史》一書的作者高島俊男就指出:「中國有一個盜統,柳下跖、陳勝、劉邦、張角、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毛澤東,相繼不絕。 …半部中國歷史,就是『道統』粉飾『盜統』的歷史」。由該書的章名就可看出大致的內容:盜賊皇帝的鼻祖—陳勝、劉邦;坐上龍椅的乞丐和尚—朱元璋;人氣最旺的闖王—李自成;背負十字架的落第書生—洪秀全;最後的盜賊皇帝—毛澤東」。高島俊男視毛澤東為最後一個,可能太樂觀也可能言之過早。到目前為止來看,毛澤東是最後一個沒錯,但在盜統權謀之為中國文化的特性與本質之下,沒有辦法保證不會有下一個。當今的習皇帝不就已經登基了嗎?

毛澤東的邪惡一般大都會同意,其惡行一般歷史學者也都大致明瞭。毛澤東固然是個無惡不做而一切為一己之利的惡魔,但他卻也是個頗有學問的人。毛澤東雖說是中共的黨主席—毛主席,但毛澤東的學問不在於共產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的理論,而是在於中國文化的特性與本質—-權謀策術。說權謀文化是中國的特性與本質是因為,世界各國固然有戰略(strategy)與策略(tactic)的研究,但鮮有人了解或做權謀(stratagem)的研究的。

中國權謀文化的集大成者毛澤東

在中共創黨初期,毛澤東是個相當不顯眼的一個人物。但透過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與1942年開始為期約三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毛澤東確立了他在中共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延安整風雖然「只」死了一到兩萬人,但其手法的殘酷與野蠻也為日後「新中國」的面貌做了個預告。

孟子說楊朱:「楊朱為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內心惡毒而手法殘酷的毛澤東則可說是「毛澤東為我,傷盡蒼生為也」。惡毒殘酷的人未必能掌控群眾,遑論一個國家。但毛澤東做到了。毛澤東靠的是他對人的了解與熟讀中國的權謀古籍。

金聖嘆曰「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意思是說,年輕人血氣方剛,讀《水滸傳》108名好漢造反的故事容易衝動。老年人世故看多了,讀《三國演義》只會更加老奸巨猾。毛澤東兩本都有看。他還將《水滸傳》中的「三打祝家莊」加以改編成劇,以向大都為文盲的農民來說明他的「革命理念」。在中國的歷史古籍上,有關權謀運作的書相當的多。《易經》,《鬼谷子》,《孫子》,《資治通鑑》,《三國演義》,等等…都是中國特有的權謀文化遺產。毛澤東都熟讀這些書。而據研究毛澤東的學者所述,《資治通鑑》他就熟讀了十七遍。毛澤東可說是中國權謀文化傳統的化身。他所要的不是推動一個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社會,說來那不是他學問的所在。他要的是利用他對人的了解與權謀的熟悉與運作來達到他的絕對掌控。

毛澤東是個魔王,一個歷史殘渣。這種人的去世及走入歷史未嘗不是個好事。但在一個集權的中國社會中,公開的討論與對毛澤東的歷史評估顯然還有問題。但光由死在他手下的人數而言,他比希特勒與史達林兩個加起來都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是個不折不扣魔鬼的化身。但這種惡魔怎麼在台灣會有人追隨之呢?

毛澤東在台灣

無可否認的是毛澤東的一些權謀思想與用語,如引蛇出洞,沒有敵人則製造敵人,談談打打,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兩個務必…等等都一再的出現在台灣。這其中,最大的公開倡導者是自稱為「白色力量」的柯文哲。

柯文哲不但在他台大醫院辦公室掛有延安的版畫。去過中國19次的他,也去中共的一些「革命聖地」「朝聖」過。如延安,西柏坡,及1921年在上海法國租界地召開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我們所不知的是,中共當局可否保存了台共1928年在上海法國租界地所召開的成立大會所在地。如果有的話,柯文哲可否嘗試去參觀這個歷史現場。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柯文哲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念有所了解。即使有興趣,他也無法從「毛澤東思想」上學得到。毛澤東倒底不是一個理想的共產主義者,而是個權謀家。但撇開社會主義的理想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不談,柯文哲之只「朝拜」了中共一大的會場,而沒興趣去顧及台共一大的會場,也說明了他的民族立場。與他所說的兩岸一家親,兩岸是生命共同體,兩岸如夫妻,床頭吵、床尾和,…等等是相當一致的。說出來的是柯文哲「中華民族」的立場。他自己都說:「我去過黃花崗,這也是影響我一生最重要的ㄧ件事」(《白色的力量》第137頁)。諷刺的是,柯文哲只因為以一個自稱是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身分,竟然在過去被認為是綠營的人。

也可能不只是因為自稱是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而被認為是綠營的人,柯文哲也有他的土氣,土味,與時而粗俗的作風(如在議會中搔抓肚皮,及不是很文雅的吃相等一些粗俗的作風。但還沒粗俗到如毛澤東般的在會議中搔抓身上的跳蚤而咬死),而可能多少予人是綠營人士的印象。

柯文哲之師法毛澤東在台灣與中國都不是個秘密。但一個台灣頂尖醫學院畢業,並在台大醫院當醫生的人,怎麼會走上這個路線?

師法希特勒,效法史達林

西方國家的一些極端右翼份子與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份子,大都聚集在「新納粹主義」與「雅利安民族」(Neo-Nazi, Aryan Nations)的旗幟下結朋成黨。他們大都是社會中的邊緣份子,而一般教育水平也不高的人。另一方面在俄國,普亭有意美化史達林,而使史達林不再顯得那麼的殘暴冷酷,只不過是「做過了頭一些」而已。但不管是希特勒或史達林,在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你若聽到有人說,他(或她)要師法希特勒或效法史達林的話,那則是駭人聽聞的事,更何況這個人若是一個醫生的話,那則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但問題是,是什麼樣的醫生。

當年在蘇聯、納粹、與日本帝國下,都有不少醫生以他們的智識替政權做事,而也違反了一般的醫生倫理。不管是在納粹集中營中做人體活體實驗的孟格勒(Josef Mengele, 3/6/1911-2/7/1979),或是在滿州國的關東軍731部隊做人體活體實驗的石井四郎(6/25/1892-10/9/1959),都屬於這種醫生。他們不但違反了醫生倫理不傷害病人的首要信條,也明知不對,但卻違反道德與良心(他們可能都沒有)而積極為惡。這在當今的美國醫學界是難以想像的。舉例來說,美國大眾雖然大部分支持死刑,但近年來真正執行死刑的並不多。原因除了人權組織及宗教團體的積極反對與對抗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當醫生知道藥物是用於死刑的使用後,大都拒絕開處方,也拒絕參與死刑執行的過程。醫生到底是要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ic Oath)的。

當年魏火曜是台大醫學院院長及後來台大校長的時候,在畢業典禮上會提醒醫學系的畢業生「希波克拉底誓詞」的重要。好像知道有些畢業生會說他(她)們已沒有了那份誓詞,魏火曜還會追加一句:如果你們沒有那份誓詞的話可向我要。

希波克拉底誓詞誠然重要,但那不是醫生與病人間關係的一切。醫生與病人的關係常會延伸到社會的層面。這也是醫生與其他專業(如工程師)的不同之處。

當年國民黨基於民族壓迫政策,與不放心給台灣人看病、開刀的心態,打壓以台灣人為主的台大醫院而極力栽培榮民醫院。但台大醫院在民間有它長久以來的聲譽,而仍能在那經費短缺下執台灣醫學的牛耳。李登輝上台後,台大醫院在政府眼中的處境大有改善。由於地位適中,再加上百年聲譽,長久以來台大醫院一直是達官貴人及公司老闆的首選。在這種情況下,台大的醫生也因為這種長久以來的醫生與達官貴人病人的關係,而發展出與社會政治權貴的掛勾。這些都是在背後運作而一般社會大眾看不到的。但有些則可公開的看得到。一個例子是2017年4月在台大醫院開辦的「醫者診所」(Doctors’ doctor clinic),一個強調特別照顧而收費昂貴的自費診所。以一個標榜學術研究的教學醫院來看,這是一種墮落的表現。但卻也反映出了台灣的醫療價值的轉變,走回頭路。醫療不再如全民健保般的被看成是一種權利(rights),而是有如過去一般的被看成是一種特權(privilege)。

坎普羅馬特?

也許柯文哲之師法毛澤東並非基於邪惡的心或積極為惡。但一個事實是,柯文哲一向避開對中共的批評。這未免令人懷疑到,去過中國19次,而與中共統戰人士有所來往的柯文哲,為什麼從來不批評中共,為什麼這麼避諱。莫非中國是個共產主義的理想國,要不然就是有把柄在人手上。

當年掌控FBI近半世紀的胡佛(J. Edgar Hoover, 1/1/1895-5/2/1972)之所以能「執政」如此的久,是因為他握有華府政界人士的秘密資料,誰也不敢碰他。甘迺迪還這麼說他:「你不能將上帝解職」(You don’t fire God)。也不只政界人士,胡佛也掌握有出版界及影劇界要人的資料。在七十年代時,有一家出版社要出版一本有關FBI的內部秘密及胡佛醜聞的書。胡佛馬上派人送一張照片給這家出版社的發行人。照片是這家出版社的發行人的太太與一名黑人的做愛照片。不用說,這本書也就沒出版了。

當年蘇聯(與目前俄國)的情治單位也都擅長此事。他們對這種作為也有個名字:坎普羅馬特(Kompromat),是「有損害性的資料」(compromising material,俄文компрометирующий материал)的縮寫。這些「有損害性的資料」大多與性有關,要不然就是秘密病情與金錢方面的問題。這種「有損害性的資料」若公諸於世則一般會造成「受害人」職業生涯的結束,甚而是生命的了結。一般而言,「有損害性的資料」的掌控者(一般是情治單位),要的是利用這個「秘密」來達到對「受害人」的控制,以達到一條牛剝九層皮的效果。

國民黨與中共當然也都善於用他們天羅地網的情治系統,去蒐集一些要人的秘密與黑暗面,而以此做為威脅與控制的手段。在中國那個大監牢裡,這種監控與蒐集秘密資料尤其廣泛。2004年5月6日,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的一名外交官自殺而死。這名外交官負責日本領事館外交秘密通訊系統的掌控。中共用美人計而威脅他交出通訊的密碼,否則要公布緋聞內幕。這名外交官後來因而自殺。日本這名外交官的自殺只是一例,中共是到處都在使用這種「俊男美女計」(honey trap)的。

柯文哲跑中國19趟,說都是經過葉克膜的製造商,美國明尼蘇達州的美敦力(Medtronic)公司的安排。他說是去做葉克膜的教學與訓練。那是否有利益輸送的可能,是否該說明清楚。除了在中國到處走訪外,柯文哲也與中共統戰人士多所來往。這些都是在美國所稱的「紅旗」(red flag),代表可能有問題的警訊。柯文哲可曾為這些事做些說明,難道不需要站出來,說清楚、講明白嗎?

紅心藍骨綠皮白衣的柯文哲

台灣人有需要去研究及探討中共,分析並研究毛澤東,也得要研討中國的權謀理論。因為權謀正是中共統戰的理論基礎。權謀也是中國文化的特色與本質,也是人類社會的病理。了解社會的病理是要知道如何去避免疾病,以保持社會的健康(生理)。

生理學與病理學是醫學教育中的基礎醫學,柯文哲當然不會不知道這個。但對柯文哲而言,研究社會病理(如權謀運術)反而成為他戕害社會的智識來源,成為一個有學問(如毛澤東)的惡棍。因為他知道如何用權謀去整人,如何用權謀去做他的「處世待人」。這如同一個醫生因為了解病理學,而知道如何去有效地行使傷人與殺人。這種邪惡不是一個缺乏知識與思考能力的「邪惡的平庸」,而是一個有思考能力,而也心知肚明是非的準則,但卻選擇邪路的人。你若只讀柯文哲的《白色的力量》一書,你會覺得書中所講的都很有道理,也頗機智。但柯文哲的所作所為可不是如書中所說的。幾年下來,竟然還有人稱他為「政治素人」,是很奇怪的。我們不但知道他沒有亞斯伯格症,也知道他不但會說謊,而且撒謊成性。你若讀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的《新發現的毛澤東》一書,你會發現柯文哲與毛澤東在整人方面的類似手法。到頭來你會發現,自稱為白色力量,但實為紅心、藍骨、綠皮、而著白衣的柯文哲,說到最後只不過是一個黑—《厚黑學》的黑。

李堅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七 集權政體最終的崩解 —–自由民主、個人主義、公民社會、心靈道德

中共在1949年打敗國民黨後,建立了全世界最大(以人口而論)的集權政體。集權政權之於中國產生也是有其歷史與文化淵源的。中國沒有自由民主的傳統,更不知法治為何物。有的只是兩千多年的封建思維(三綱、五常、五倫、九屬)與根深蒂固的大一統思想。問題是,這個集權政體能維持多久?

七十年代初的尼克森政府為了拉中共對抗蘇聯,啓開了中國的對外門戶。當時的中國是一窮二白,相當的落後。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決策。此後的40年是令人目不暇給的快速經濟成長。也因而在今天,很多人忘掉了中共是一個集權政體的共產政權。

以腓特烈與布里金斯基的《集權主義獨裁與專制》一書來看,中共符合了書中所提的集權主義的六個特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集權政體。這六個特色是:意識形態,一黨專政,恐怖警察統治,通訊上的專控,武器專控,中央掌控的經濟。所以會有人不知,或不認為中共是個集權政體,是他們沒有看清,看似活絡經濟的背後是中共中央的全面主控。經濟上看起來好像是有自由,但這些「自由」也都是有限度而有可能隨時失去的。而這也是中國並沒被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貿易組織認證為「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的原因。

而事實上, 1978年的改革開放政策所針對的只是經濟而已,沒有文化、政治、法律、社會的改革。但即使只是經濟上的改革,卻也引起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在天安門事件中,改革派的趙紫陽是失勢了,而堅持「一步都不能退」的鄧小平則繼續掌政。這個不穩的現象也是一些學者所討論的:民主政體與集權政體的差別。一個民主政體可以經歷改革而維持政治與社會的穩定,但一個集權政體若要做改革則有可能崩解(The Political Change in Democracy and Totalitarianism. The Montréal Review, February 2010)。一般而言,一個民主政體也是較穩定的(Robert J. Mundt: Is Democracy Stable? Compared to What? –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既然一個集權政體較民主政權要來的不穩定,那麼一個集權政體的壽命有多長呢?

納粹德國只存在了12年(1933-1945),目前紀錄中最「長壽」的集權政體是前蘇聯,存活有74年之久。東歐各國的集權政體都只維持了約半個世紀。中共至今已存在了近69年,會不會比蘇聯要來得更長壽,尚是個未知數。綜觀一個集權政體的一生來看,他們大都建立於暴力革命,成長於恐怖統治,成熟於官僚體制,隨著時間而腐敗,直至最後的破敗與垮台。跨台後,其統治精英則常常搖身一變而成為新政權的政治或經濟精英(Aviezer Tucker: Why We Need Totalitarianism. Why we need a more refined concept of it, that is. The American Interest. 4/14/2015)。

物腐蟲生固然可解釋集權政體的衰頽與破滅,但推動其垮台的力量是什麼呢?也就是說,集權主義的對立面是什麼?

自由與民主一般被視為是集權主義的對立面。自由與民主(同集權主義一樣)的哲學思維起源於歐洲。歐洲之為自由民主的搖籃,原因植根於個人主義。而個人主義則源於基督教的個體靈魂之說,與羅馬律法之區分上帝與凱撒的權界(Kenneth Minogue: What is the Opposite of Totalitarianism. 1998)。除了自由民主與個人主義的思維與推動外,我們也不能忽略公民社會所能產生的力量。有學者將1989年在中國與歐洲的公民社會所產生的力量,相比於1789年推翻法國封建政權的資產階級革命(Stephen Koekin: Uncivil Society:1989 and the Implosion of the Communist Establishment)。

除了哲學思維的分析面外,也有學者用經濟歷史的角度去看一個封閉社會的經濟的興衰。他們發現一個封閉社會的經濟固然可能有一段相當驚人的成長,但最後都遭到不是快速就是緩慢的衰敗,如16世紀的西班牙與17世紀的法國。這兩國最後都挫敗於開放社會的英國與荷蘭的競爭(Jacob Soll: China: The new Spanish Empire? POLITICO, 8/27/2015)。

除了哲學與政治經濟社會的論述外,我們還得回到文化與道德的角度。如前文所討論的蘇聯倒台的原因,當集權社會最後發展到整個社會充滿了詐騙、盜竊、賄賂、虛偽、造假、暴力,等腐敗到底的狀況後,整個社會也都將難以忍受承担而起而求取改變,求取心靈與道德上的浄化。此外,艾任德也提出每個新生命的誕生都是一個新的可能。人類有異於一般動物的可預測性,每個人都是一個特殊的個體,每個人都有可能是改變社會的因子。

當年是南斯拉夫僅次於狄托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 6/12/1911-4/20/1995),後來因思維與路線不同而遭到清算入牢。他於1957年出版了《新階級》(The New Class),指控共黨統治階級有如舊的封建與資產階級。1969年他出版了《不完美的社會》(The Unperfect Society: Beyond the New Class),提出社會不可能如共產主義所宣稱的完美,但社會要具有能夠改善的能力。當年雖然有許多人與許多學者同意他的看法,但就是幾乎沒有人預測到二、三十年後蘇聯與東歐集權政體的垮台。同樣的,今天可有多少學者預見中共的垮台。中共固然會垮台,但台灣人得了解我們最後還是一切都得自己來。助力是需要的,但不能只是靜觀其成。

(系列完)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