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七 南亞的地緣政治情勢 —–印美日與中巴兩陣營

隨著印度與巴基斯坦(及後來的孟加拉)的獨立,及中共建國後的併吞西藏,整個南亞的地緣政治也都改觀了。當年是大英帝國所掌控的南亞(及東南亞),如今已走上各方人馬的較勁所在。隨著中共強人習近平於2012年的上台,及印度右翼總理莫迪(Narenda Modi)於2014年的上任,南亞的地緣政治也熱絡了起來。不只是印度、巴基斯坦、與中國而已,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美國、日本、澳洲、及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台灣也都牽扯上了。

巴基斯坦於中共建國後的隔年(1950)就承認中國,而雙方也都一直維持良好的關係。巴基斯坦是中國武器輸出最大宗的國家(占中國武器輸出的47%。Siemon T. Wezeman and Pieter D. Wezeman: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 2013)。巴基斯坦充當了中國與伊斯蘭教國家的橋樑,而也於美中建交前秘密安排季辛吉的進入中國,為1972年尼克森的訪華做了鋪路工作。在印巴對抗上,巴基斯坦也得到中國的援助。一般咸信巴基斯坦的核武發展得到中國的幫助。有這些歷史的原因,巴基斯坦人對中國的好感是僅次於中國人自己的(Pew Research Center, 2014)。

另一方面的印度。中共建國後就一直與印度有邊界上的爭議與衝突。由於中共的侵佔西藏,及1959年的西藏起義,迫使達賴喇嘛逃到印度而得到印度的庇護。那時的邊界衝突就已零星的發生。1962年10月20日,毛澤東發動了一場打了一個月的中印邊界戰爭, 以8萬兵力打印度的1到2萬的兵力。可以理解的是,若西藏仍是個獨立的國家,則西藏與印度不會有什麼邊界上的衝突。多少基於這種背景, 2012年就任的莫迪,還邀請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總理(稱為司政 Sikyong)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參與他的就職典禮。中共不用說是反對的。2017年4月,達賴喇嘛接受邀請到印度最東北方的省份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去主持一間藏傳佛寺 (Thupsung Dhargyeling Monastery) 的開光典禮。中共宣稱該省的邊界領土屬於中國而跳腳,但沒受到莫迪政府的回應。阿魯納恰爾邦的省長(Pema Khandu)更說,達賴喇嘛的來訪不甘中國的事。因為印度與西藏有邊界,與中國沒有邊界。

習近平上台後推動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或稱Belt-Road Initiative, BRI)。2015年6月,習近平宣稱要投資460億美元(目前已增加到570億美元)開發「中巴經濟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將開路連結由新彊的喀什市(Kashgar)開始的喀喇崑崙公路(Karakoram Highway,穿過喀喇崑崙山脈Karakoram Mountains),到印度洋的深水港瓜達(Gwadar,在巴基斯坦境內。中國已簽了40年的租約)。全長3200公里的路線,不但會經過許多族群與宗教的對抗地區,也會通過印巴有領土爭執的喀什米爾。對中共海軍已進入印度洋而很不滿的莫迪,於習近平宣布這個消息以後的不到兩個月就宣稱這個計劃印度不會接受。

2016年5月,莫迪訪問伊朗。莫迪聲明雙方將會合作開發在伊朗境內,離瓜達只有75公里的察巴和港口(Chabahar)。除了明顯的是與未來的瓜達港較勁外,察巴和也將會提供印度到阿富汗的陸路(巴基斯坦目前阻斷印度與阿富汗的陸路),而伊朗也可藉由這個港口增加與孟買的海運及石油輸出。在這種情況下,怕會失去印度石油市場,而又是伊朗死對頭的沙烏地阿拉伯,自然也緊張起來,而要介入印巴中的關係。

巴基斯坦對中巴經濟走廊是採取歡迎的態度。巴基斯坦認為這個計劃將會改善巴基斯坦的經濟。但據過去的經驗顯示,中國對外的投資與援助用的都是自己人,也藉此消費掉國內生產過剩的貨品與產業。在越南及斯里蘭卡都不乏這種例子。中國在斯里蘭卡建造了一個沒有用的港口與公路,而斯里蘭卡則背負了欠中國80億美元的債務。中國這種對外開發的計劃都沒有公開的合約,而契約也都曖昧不明。到頭來都是地主國吃虧。而事實上,目前中巴經濟走廊在巴基斯坦的工程,廠商及僱員用的都是中國人,而非巴基斯坦人。當地民眾已有零星的抗議與破壞,而巴基斯坦軍方也得派兵保護中國人的安全。

中巴經濟走廊中共說的是經濟,但許多學者專家也看出這是一個戰略上的考量。貿易上固然有利與中東的來往(比海路少了1萬公里)。但無可否認的是若在東海被封鎖後,中國往印度洋還有個出口(有如當年的滇緬公路)。許多專家也相信,瓜達港可能成為中共海軍的基地。但也有中國發展和改革委員會(National Development Reform Commission of the PRC)及國家開發銀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的內部資料顯示,中國要在巴基斯坦承租數千公頃的土地,做新品種的農業種籽的開發與示範 (C. Christine Fair: Pakistan Can’t Afford China’s “Friendship”. Foreign Policy. 07/03/2017) 。不管如何,這是一個中國的計劃,不是巴基斯坦的計劃,得利的將只是中國而已。

傳統上,印度與美國及日本等民主國家走得比較近,而三國也於每年在孟加拉灣舉行海軍演習(Malabar)。澳洲原本也有參與,但親中的陸克文(Kevin Rudd)於2007年選上總理後,因不願得罪中國而撤出,但目前的澳洲重新要求參與演習。過去與印度頗有來往的俄國,於最近也開始與中國及巴基斯坦增加互動。對於人口占全球32%, GDP有5.1兆美元的東協與南亞,蔡英文上台後所推動的新南向政策,說來是個經濟,也是地緣政治的考量。過去不太受重視的南亞,好像被重新發現一般而成為熱點。南亞有豐富的文化與生動的歷史,其發展脈絡也定下了今天的形勢,而不是我們所能夠忽略的。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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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六 分治與獨立的重創與鉅變 —–宗教,人物,與形勢

1947年發生在南亞的印度與東西巴基斯坦的分治與獨立,是人類史上少見的人口大遷徙與屠殺。這場巨變與災難雖說都烙印在印度與巴基斯坦(及1971年與西巴基斯坦交戰而獨立的東巴基斯坦,目前的孟加拉)人的腦海與心中,但許多人也大都避免談及那段慘痛野蠻的歷史。70年後的今天,在印巴邊界的印度城市阿姆利則(Amritsar),則將於2017年9月揭幕「劃分博物館」(Partition Museum)。而同時,也有一些自願人士(Guneeta Singh Bhalla 領頭)開始做口述歷史而建立檔案(The 1947 Partition Archive)。

兩千萬人的流離失所, 50萬到150萬人的死亡,約7萬5千名婦女遭強暴,及10萬名婦女遭綁架。說來都是統計數字,一個不是很精確的統計數字。但每個數字後面都有一個悲慘的故事。在那個重家族名譽,而視婦女被姦殺是對全族的侮辱的文化裡,許多婦女為了保貞節而自殺,而許多屠殺是自己人幹的。一個錫克教徒的族長在全家族面前屠殺了自家26名婦女與孩童,以避免婦女遭受對方的姦殺,或孩童被養成對方的宗教。也有一名醫生被醫院裡的女性工作人員要求,要淪陷前請殺死她們以保貞節。而在暴徒要攻入醫院之前,這名醫生槍殺了七名婦女醫療工作人員。這些行兇者事後都有惡夢及不安,但卻也都合理化了他們的作為。雙方都有加害者,也有被害者。有如一名經過那場慘變的作家(Saadat Hasan Manto)所說,雙方都成為偏執、宗教狂熱、動物本能、與野蠻的奴隸(human beings in both countries were slaves, slaves of bigotry….slaves of religious passions, slaves of animal instincts and barbarity)。

促成分治及巴基斯坦的產生的主要人物是金納。他是一個冷靜而相當冷酷的談判對手。他原本也其實同尼赫魯一樣是強調世俗(secular),而非宗教的。他本身不常上清真寺,衣裝也是西式而非穆斯林式的,娶的也是個衣裝帶有挑逗性的非穆斯林,而他也不是不吃豬肉的(William Dalrymple: The Great Divide, The violent legacy of Indian Partition. The New Yorker. 06/29/2015)。在戰後領導印度獨立的三人中,尼赫魯也是主張世俗而非宗教的,甘地雖強調包容但他卻也是最具宗教意味的。甘地聲稱他的抗爭受到印度教、耆那教(Jainism)與基督教的影響。而事實上,印度人給他的尊稱—聖雄,本身就帶有宗教的意義。在1920年12月的國大黨會議上,金納稱甘地為先生而不稱他為聖雄甘地時,他被大都為印度教徒的人噓下台。

獨立後的印度與巴基斯坦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印度走的是民主的道路。當1948年1月30日,一名狂熱的印度教徒(Nathuran Godse)認為甘地太寬容穆斯林,是個背叛者,而刺殺了甘地。這個暗殺強化了世俗派,而排擠了宗教的極端主義者。獨立前印度就開始籌備制憲會議,而最終於1949年11月26日通過憲法,使印度成為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

另一方面的巴基斯坦,被認為強人與國父的金納則於獨立後的一年多去世(9/11/1948)。巴基斯坦的首部憲法 (1956年通過),也多少受到印度通過新憲法的刺激。但巴基斯坦的產生是因為伊斯蘭教的關係,而也要考慮到伊斯蘭律法(sharia)。加以一開始就是強人金納的緣故,巴基斯坦日後也都走上軍人干政及獨裁的道路。

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獨立,一般人想到的就是甘地的不合作運動與非暴力抗爭。不合作運動與非暴力抗爭,固然對喚醒印度人的意識與動員組織有很大的助力,但其力道看起來是無以推翻大英帝國的。戰後的大英帝國雖說是個戰勝國,但在二次大戰中遭到日本帝國與納粹德國的重挫。戰後的英國也沒有那個能力與元氣去處理殖民地的事務了。而事實上,沒有「甘地」的前英國殖民地,如約旦(1946)、斯里蘭卡(1948)、緬甸(1948)、埃及(1952)、及馬來西亞(1957),也都紛紛獨立了(Susmit Kumar: Modernization of Islam and the Creation of a Multipolar World Order. 2008)。也不只大英帝國,當年殖民東南亞的法國也撤出了亞洲。而戰後當上全球超級強權的美國也說明她反對殖民主義的立場。在這種背景下,大英帝國的撤出印度也變成很順勢自然的發展。

但大英帝國的撤出印度(及巴基斯坦)卻也是很倉促而缺乏規劃的。在英國議會忙於7月18日通過印度獨立法案後,英國派一個從沒去過印度的倫敦法官雷德克里夫(Cyril John Radcliffe, 3/30/1899-4/1/1977),到印度去負責印度與巴基斯坦邊界的制定。雷德克里夫負責兩個邊界委員會(boundary committee);一個分割旁遮普,一個分割孟加拉。每個委員會各有兩名穆斯林及兩名非穆斯林人員。當兩方爭執不下時則由雷德克里夫做裁決。只一個月的時間要做這個決定是很倉促的。最後的結果在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的獨立日)公布。但也有一說是在印度獨立後的兩天才公布(1947年8月17日)。看到因分治而產生的慘劇的雷德克里夫,最後拒絕領取他3000磅的薪水。

整個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分治與獨立,說來也是一個內因與外因混合激盪的結果。印度長年的抗爭已由要求在治理上的改善到追求自治與獨立。而甘地的運作也激發了印度的民氣,但他及英方都無法說服個性極為強悍的金納。加以大英帝國在戰後已成支離破碎的情況,急於由世界各地撤出。形勢是比人強,但形勢卻也大都是人所造出來的。

李堅

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五 二次大戰打垮了大英帝國 —–分治的決定與印巴的獨立

甘地在1920年代的抗爭以不合作運動及「堅持真理」(Satyagraha) 為主。他也強調婦女、伊斯蘭教徒、及賤民的權益,而採取包容整合的作風。在他的領導下,國大黨的黨員大增。抗爭雖說是強調和平非暴力,但也有不少呈現暴力對抗的形式。而此時,宗教及族群的暴力對抗也開始在印度各地零星的發生。雖帶領印度的獨立與自治,但他卻也認為印度人尚無自治的能力與準備(Robert J. Carr: British India 1900-47)。後來也隨著甘地的入獄及閉關,他的影響力也開始式微。

甘地的不合作運動針對的是大英帝國的經濟利益。他的紡紗象徵了印度人傳統的自製布料,以此來推動拒買英國的布紗成品。1930年重新出發的他,與尼赫魯一起推動了有名的搶鹽運動(The Salt March)。這是因為鹽稅是總督的一個重要稅收來源。他與尼赫魯也都因搶鹽運動而入獄。在印度人的抗爭擴大下,大英帝國於1930-1932年召開了三次圓桌會議,但皆沒有結果。

1937年的地方選舉中,國大黨大勝。1938年出任國大黨黨主席的鮑斯(Subhash Chandra Bose, 1/23/1897-8/18/1945)主張採取較激進的路線,但兩年後他與甘地的意見不合而辭職。辭職後的鮑斯遭到英國的軟禁,但於1940年逃到納粹德國,後來到日本。被認為是印度國大黨獨立運動三大領袖之一的他(其餘兩人是甘地與尼赫魯),於二次大戰中,將被日本俘虜的英軍中的印度軍人組成了印度國軍(Indian National Army),與英美聯軍作戰。日本投降後,鮑斯於1945年8月18日由台北松山機場飛往滿州國,飛機於起飛後墜落而死。鮑斯的軍隊於戰後被以叛國罪名遭英國的起訴,秘密審判,而在印度引起反彈。

鮑斯的國大黨年輕黨員代表了激進的一派。而在同時,穆斯林也走向激烈化。在1940年3月的全印穆斯林聯盟在拉合爾(Lahore)的會議中,他們通過了穆斯林要分開獨立建國的主張,稱為拉合爾決議(Lahore Resolution)。決議要建立巴基斯坦(Pakistan)。巴(Pak)意為潔淨,斯坦(stan)意為地方。

二次大戰的爆發也代表了大英帝國在印度統治的完結篇的開始。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樣,印度總督片面宣布印度的參戰。國大黨是反對印度參戰的,但穆斯林聯盟則支持英國的戰事。1942年8月,甘地發動了「退出印度運動」(Quit India Movement),要英國人全部退出印度。但一般印度民眾還是支持英國的參戰的。二次大戰中印度共出動了兩百五十萬的軍力與軍伕。甘地、尼赫魯、及國大黨的領導人,則都因推動「退出印度運動」而遭牢獄之災。穆斯林聯盟則於二次大戰中壯大。

二次大戰後,不論在英國或印度,整個情勢都已改觀。在英國方面,頭戴戰勝光環的保守黨的邱吉爾,於1945年歐戰結束後兩個月的普選中,敗給了勞工黨的亞特利(Clement Atlee, 1/3/1883-10/8/1967)。亞特利是支持印度的自治與獨立的。當時的英國人已厭倦海外的殖民事務與作戰,而急於從事內政的建設。再說,英國的經濟與社會也處於崩盤的情況,再也無力參與海外的事務。

1946年8月16日,全印穆斯林聯盟的金納發動在全印各地的示威與抗爭,稱為「直接行動日」(Direct Action Day)。這個抗爭於許多地方引起血腥的衝突。全國各地都發生印回的衝突與屠殺,單單加爾各答一區就有5000人死亡。原本反對分治的國大黨也知道情勢已難以挽回,而支持印巴的分治了。這種從1920年代就開始有的宗教與族群衝突,原本是零星的,但已越演越烈而難以收拾。

1947年2月20日下午,英國總理亞特利宣布,英國將最慢於1948年6月退出印度。如果屆時尼赫魯與金納有所共識,則英國會做政權的轉移。

1947年3月,印度的最後一任總督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 1st Earl Mountbatten of Burma, 6/25/1900-8/27/1979。目前伊麗莎白女王的先生飛利浦親王的叔叔, 1979年遭到愛爾蘭共和軍的暗殺)抵達印度。蒙巴頓的主要任務是安排政權的轉移。但他抵達印度沒多久就已知道要雙方合作的困難,主要是金納。(蒙巴頓稱金納為病態者 ,a psychopathic case)。而此時,宗教衝突已於各處展開而越演越烈,尤其是在決定要分割的旁遮普。當時旁遮普與孟加拉穆斯林人數較多,也較集中,也已決定要分割出西巴基斯坦(由旁遮普割分開)與東巴基斯坦(由孟加拉割分開)。除了印回之爭外,一些王公也企求獨立,旁遮普的錫克教徒(Sikh)也企求獨立。英國知道他們若不早退出印度,則會被捲入印度的內戰與內亂中。多少由於如此,蒙巴頓於六月初宣布,英國將會於1947年8月15日做政權的轉移。如此的提早,震驚各方。英國國會也忙於7月18日通過印度獨立法案(Indian Independence Act)。

接著下來的是兩邊人口的移動與大屠殺。估計共有兩千萬人遷移, 50萬到150萬人死亡,約75,000名婦女遭到強暴或姦殺。印度教徒由東、西巴基斯坦遷移到印度,穆斯林由印度遷移到東、西巴基斯坦。這場鉅大人口遷移的悲劇與屠殺的猛烈是近代史上少見的。1947年8月14日深夜11:57pm,巴基斯坦宣布她的獨立。1947年8月15日凌晨12:02am,印度宣布她的獨立。尼赫魯宣讀他有名的演講。不在場的是反對分治而在絕食中的甘地。

李堅

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四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印度 ——穆斯林聯盟的成立,甘地的回國

在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印度,大英帝國固然有慢慢地釋放出權限,給印度人參與地方與省級的治理,但在人數上及權責上是有相當的限制的。大英帝國也有他的底線,而權責也不是大英帝國主動釋出的,釋權是抗爭的結果。而許多事件的發生也常常是統治者所沒意料到的。

1871年,馬右總督(Viceroy Mayo)遭到刺殺。1897年,一名官員也遭刺死。也有名官員在倫敦遭刺殺。多少源於這些原因,當時40%的稅收用於警察與軍隊,只有10%用於福利、衛生醫療、教育、與公共事業。這種情況自然會令一般人民不服。當時民族主義的抗爭最激烈的是三個省份:旁遮普(Punjab),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及孟加拉(Bengal)。

1899年上任的科宗總督(Viceroy Lord Curzon)要將人口眾多的孟加拉,依宗教人口劃分成兩省:東孟加拉以伊斯蘭教為主, 西孟加拉以印度教為主。理由說是為了治理上的方便,但印度人卻視此舉為英國人一貫分而治之的手法。印度國大黨強烈反彈。印度國大黨雖然強調他們是個各宗教及各族群都有的世俗(secular)組織,不是以宗教為主的政治團體。但國大黨的強烈反彈卻引起伊斯蘭教徒的疑慮。他們害怕在印度教為主的國大黨領導下,他們的權益不會受到保護。也源於此, 1906年全印穆斯林聯盟(All Indian Muslim League, AIML)成立。穆斯林聯盟與國大黨也在聯合對抗大英帝國,又互相競爭對抗下,最終走上分道揚鑣的道路。

穆斯林是散居印度各地的,最集中的兩個所在是西北方的旁遮普與東邊的孟加拉。這兩個省份也就成為後來分治的焦點。

在孟加拉分割一案引起強烈反彈下,英國也做了些讓步。1909年通過了「印度政府法案」(The Government Act of 1909,也稱為Morley-Minto Reforms),准許少許的上層印度人在地方及省級有投票權及被選舉權。1911年,大英帝國取消了孟加拉的分治,而也宣布首都將由在孟加拉的加爾各答搬到德里。正式遷都為1931年2月13日,改名為新德里。

日後影響獨立運動深遠的金納(Muhammad Ali Jinnah, 12/25/1876-9/11/1948)於1913年加入穆斯林聯盟, 1916年成為領導人,直到他的去世。金納原本也是國大黨的黨員。1916年12月,在他與老尼赫魯(Pandit Motilal Nehru,尼赫魯的父親)的領導下,穆斯林聯盟與國大黨聯合開會並發表合作協議(稱為拉克諾協議Lucknow Pact)。

所以有拉克諾協議多少也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7/28/1914-11/11/1918)的爆發。大戰期間印度為大英帝國提供了一百三十萬名軍人與勞力,是各屬地 (dominions) 中提供人數最多的。印度人一般是支持參戰的。在此期間,大英帝國也加重稅,加速工業化,並宣布縮減人權的緊急法案(1915年3月公布 Defense of India Act)。這些作為都加速了印度人民的民族主義與反抗運動。而戰後回國的印度軍人及軍伕發現,他們在海外作戰時被較平等對待,但回國後又成為二等公民。在這種激盪下,1917年8月,英國政府通過「1919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919,也稱為Montagu-Chelmsford Reforms),擴大印度人的參政權,但總督仍得聽倫敦的,倫敦也有否決的權力。這種半調子的改革自然令國大黨相當不滿,但在地方自治及參與上,這個改革卻也相當有成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15年1月9日,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0/2/1869-1/20/1948)回到印度。甘地在南非時就積極從事社會運動,爭取印度人的權益,而被印度人尊稱為聖雄(Mahatma,意為偉大高尚的靈魂)。甘地的回國及參與國大黨,也為印度的爭取自治與獨立注入了一分新血與力量。甘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支持大英帝國的。不奇怪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國際的權力平衡,改變了英國與印度,也改變了兩者的關係。1917年11月7日的俄國革命衝擊了國際現勢及左派運動。而奧圖曼帝國的倒台也激發了穆斯林的危機意識。這是因為穆斯林視奧圖曼帝國為當時僅存的「哈里發」(Caliphate,意為一個伊斯蘭教領導人(Caliph)所建立的伊斯蘭教國家。目前的ISIS也自稱建立了哈里發)。奧圖曼帝國的倒台激發了當年在印度及阿富汗一帶的哈里發運動(Khilafat Movement)。這個運動固然於一時激起了穆斯林的意識,但最後卻也不了了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總督於1919年3月宣布延長戰時的緊急法案(Rowlatt Act)。甘地則於1919年4月6日要求印度在當天做禱告、絶食、與停止工作(稱為Hartal,等於總罷工)。甘地的呼籲引起全國的響應而大都平和,但在旁遮普的阿姆利則(Amritsar)卻引起英軍向平民的開槍,造成379人死亡, 一千多人受傷。阿姆利則的屠殺使大英帝國失去道德的高度與統治的合法性,而也引起下一波的印度獨立運動。

李堅

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三 大英帝國在印度的建設 —–政治開放下印度國大黨的產生

在大英帝國印度主權(British Raj)下,倫敦的中央政府設立一個印度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在印度則設立一個總督(Viceroy)。大英帝國直接統治後,大英帝國印度主權不再如當初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般的天高皇帝遠,他們要對英國政府直接負責。在加以十九世紀後,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科技發展,也越來越拉短了英國與印度的距離。

十九世紀蒸汽船的出現使航海的速度加快。當時由倫敦經由地中海到埃及,轉換陸路(蘇伊士地峽,Isthmus of Suez),再由紅海出發到當時的印度首都加爾各答(Calcutta,目前改名為Kolkata),只需兩個月的時間。當蘇伊士運河於1869年開通後,倫敦到加爾各答縮短成只要一個月的時間。1870年紅海的海底地纜鋪設完成後,聯絡更方便了。印度的總督對倫敦的指示也得馬上應對。

大英帝國下的印度雖然有所整合,但40%的印度(20-25%的人口)仍在562個地方王公的統治下。英國主權也一直沒有延伸到喀什米爾,而直至目前為止也一直是印巴的爭執所在。因為沙俄在中亞的擴張,早期的外患顧慮是西北方。英俄雙方的緩衝地是阿富汗。而不同總督也對如何處置阿富汗有不同的考量與策略。與北方的邊界考量是西藏。1914年,大英帝國與當時獨立的西藏簽署了西姆拉協議(Simla Accord),建立了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為印藏的邊界。目前的中國不承認這協議,而與印度有邊界上的爭執。

在英國政府直接統治下,一些建設也開始展開。但建設不是全面性而有計劃的,主要都適應殖民政府的需要而推展。那時由於東印度公司的重稅,孟加拉及印度各地時有飢荒。當1877年李頓爵士(Robert Bulwer-Lytton, 1st Earl of Lytton, 11/8/1831-11/24/1891)上任總督時,南印度發生死亡達610萬到1030萬人的飢荒。李頓爵士是相信放任政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他不但沒有施行救援措施,他所推動的貿易政策更使得災情惡化。李頓也因而丟官。也因那場大飢荒,使英國政府設立飢荒委員會,並訂立「飢荒法規」(Famine Codes)。從1880年代開始,大英帝國開始於印度開築灌溉渠道,而飢荒的發生也不再頻繁。印度不再有飢荒,直至1902年的飢荒,及1943年的孟加拉飢荒。在此附帶一提的是,李頓的一個兒子(Victor Bulwer-Lytton, 2nd Earl of Lytton, 8/9/1876-10/25/1947),是1932年帶頭調查九一八事變真相的李頓調查團(Lytton Commission)的團長。

除了灌溉渠道外,大英帝國也在印度廣築鐵路、道路,開發礦產,廣建農場(plantation)。目前印度的鐵路系統是全印度最大的雇主(一百三十三萬僱員,根據2015-1016的資料),全世界第八大雇主。除此之外,大英帝國也建立了英國訓練的軍隊、警察系統、郵政系統、與有名的公務體系。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大英帝國也建立了司法體系,英國式的法律觀念,及公平(fair play)的精神。英文作為教育語言的使用是東印度公司於1835年就規定的,當時遭到印度社會的反感。但逐漸的,英語也成為共通使用的語言。目前印度的憲法仍訂興地語(Hindi)與英語為官方語言。

在現代產業及英國文化的引入後,印度人也開始接受西方教育,也有不少人到英國去求學。到19世紀末年,大英帝國也開始建立各級政府的印度顧問。但在制度上的歧視印度人是很明顯的。例如,在法庭裡,印度法官不能審判歐洲人。而「間斷主義」(Doctrine of Lapse)的使用,更是明目張膽的是一種搶地的手法。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也常受到英國媒體的批評。1880年上任的瑞朋候爵總督(Viceroy Lord Ripon, George Frederick Samuel Robinson, 1st Marquess of Ripon KG, GCSJ, 10/24/1827-7/9/1909。總督任期6/8/1880-12/31/1884)是至今印度人仍最愛戴的英國總督。瑞朋總督是一個很開明而也很尊重印度人的總督。在他任內他取消了限制言論自由的法案(Vernacular Press Act),以行動取消了間斷法案(將Mysore Kingdom回復給印度王公)。但可能最重要而也最引起英國茶商及農場主人堅決反對的是,他引入了伊爾伯特法案(Ilbert Bill)。在這個法案下,印度法官可以審判歐洲人。但在強烈反彈下,這個法案也做了些修正,要求一半的陪審員得是歐洲人。

在這段期間,一些印度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也開始有政治上的覺醒。他們於地方與國家級的層次上開始出現一些領導人物。但發展較為深遠的是1885年12月28日在孟買成立的印度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這個「黨」的成立初始時並沒有鮮明的政治色彩或意識形態。當初是一名蘇格蘭的退休公務員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 6/6/1829-7/31/1912)提議成立的。參與成立大會上的是72名由各個地方來的代表。他們大都是西方教育出來的律師、教員、或新聞工作人員。他們是支持大英帝國的,而也常做施政上的建議。這個國大黨也將於日後的印度獨立運動上佔了領導的地位。

1857年的印度叛變是第一次對英國統治的大型叛變,有人稱它為印度的第一次獨立運動。但嚴格說來,獨立並不是主要訴求,而也缺乏現代民族主義的意識。1885年國大黨的成立雖然於初始沒提民族主義,但其聚合與啟蒙運動也將開啟一波又一波,日趨強大的要求自治與獨立運動。

李堅

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二 大英帝國印度主權的開始 —–東印度公司的撤出與蒙兀兒王朝的結束

東印度公司在1757年6月23日打敗了孟加拉王國(Nawab of Bengal)後,也由蒙兀兒王朝取得了在孟加拉的貢稅權。東印度公司課的稅比蒙兀兒帝國來的重,而也沒有於歉收時轉圜的餘地。也如此,在東印度公司(及後來的大英帝國)統治下,孟加拉的飢荒頻傳。

課重稅的東印度公司要養軍及行政治理人員,而在管理上卻很鬆散及腐敗。雖然財源滾滾但卻經營不良, 時而陷入財政困境。但也因有錢勢,所以能夠向英國政府不時要求紓困,及通過有利東印度公司的法案。1773年,為了解決東印度公司的大量茶葉庫存問題,英國政府通過了茶葉法案(Tea Act),給與東印度公司在北美的茶葉專賣權。結果此舉引起了波士頓的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而開啟了美國的獨立運動。在大英帝國統治時期,倫敦的決策是會影響到各個殖民地及屬地的。

當時的印度雖然是在蒙兀兒帝國的統治下,但整個印度是相當疏離分散,而充滿了大大小小的地主王公(princely states)的。而這些小王公也都是各有矛盾,而充滿利害關係與衝突的。善於分而治之的東印度公司也到處結盟、分化、孤立不合作的、甚而出兵侵略。以孟加拉那場決定性的戰役來看,孟加拉王國主力有三萬名步兵,兩萬名騎兵。東印度公司則只有613名歐洲人, 2100名歐洲建軍方式訓練出來的印度兵(sepoys)。東印度公司有的是歐洲的軍事訓練及較先進的的裝備。而在以小搏大下也善於分化離間對方,使對方缺乏士氣與易於潰散。在一場又一場以小搏大的勝利後,東印度公司取得了更多貢稅的權力,並到處有駐軍與聯盟。這有如當年亦商亦軍的鄭成功,在圍城九月取得熱蘭遮城打敗荷蘭人後,他第一個要的便是荷蘭人的課稅名冊,以養他的大軍。

分而治之是一回事,用賄賂王公的溫水煮青蛙的方式也是很有效的。許多受到賄賂而接受東印度公司駐軍「保護」的王公,也得支付維持駐軍的費用。而當這些王公養不起這些駐軍時,這王國也就落入東印度公司的手中。另外,東印度公司也發明了一個「妙方」。在武力的威脅下,王公同意若他們沒有合法的子嗣時,則王國將落入東印度公司的手中(稱為間斷主義,Doctrine of Lapse)。在這種「同意」下,東印度公司也擴大了他們的領域,而這條款卻也是最引人詬病的。因為傳統上,沒有子嗣的王公都採用認養的方式來延續統治,但如今卻得拱手讓給東印度公司。

東印度公司之能迅速擴大勢力主要還得力於蒙兀兒王朝的衰弱。而在同時,英國也啟動了產業革命。科技的進展與生產力的提高,也使得歐洲列強無法在印度與英國競爭。

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擴展,說明了他們對印度的民情與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能利用之。但人在順風時是相當盲目的。重稅及間斷主義的使用固然引起廣大的民怨與王公的不滿,但一般民眾不見得就支持原來的王公,而反對東印度公司的。1857年,東印度公司引進了新槍枝的使用。東印度公司的印度軍人謠傳說所使用的潤滑油是豬油(穆斯林軍人如是說),或牛油(印度教軍人如是說)。這個謠傳團結了東印度公司的印度教與伊斯蘭教軍人而發動叛變。他們屠殺歐洲人(主要是英國人,婦女及小孩皆無法倖免),進軍德里,宣誓效忠被冷凍的蒙兀兒王朝帝王(Bahadur Shah)。

這時的東印度公司有238,000名軍人,其中38,000是歐洲人。在這場叛變中(稱為1857年印度叛變,Indian Rebellion of 1857),參與的印度軍人就全體印度人而言仍屬少數。支持者主要是一些失勢的王公地主。叛變者缺乏組織,也缺乏能夠激發一般印度人民的信念。固然有少數民眾參與叛變,但大多數民眾是抱持旁觀的立場,甚而許多是支持東印度公司的。東印度公司也聯合了許多結盟的王公作戰。英國政府也出兵援助。叛變於1858年平定。

這場叛變是英印關係的轉捩點,也是東印度公司的統治與蒙兀兒王朝的結束。叛變結束後,東印度公司將蒙兀兒王朝的帝王(Bahadur Shah)放逐到緬甸。他的家人及參與者則都被判叛國罪而遭處死。成立三百多年(1555-1857)的蒙兀兒王朝也就此走入歷史。

受到這場叛變的刺激,英國國會也於1858年8月2日通過了「1858年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858),取消東印度公司的統治,而由英國政府直接治理印度。大英帝國重組印度的軍隊,改變金融與行政的結構。印度也從此直接在大英帝國的統治下而開始了89年(1858-1947)的「大英帝國印度主權」(British Raj)。

印度被稱為大英帝國的皇冠之珠(Jewel in the Crown)。這個名字其來有自。印度是大英帝國屬下領土最大,人口最多,而物產豐富的屬地。而這段時期(東印度公司的統治及大英帝國直轄下的印度),印度也使大英帝國致富,但卻窮了自己。一個資料顯示,英國人初到印度時,印度的GDP估計為全球的17%,當英國離開印度時,印度的GDP只佔全球的1%不到。

李堅

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一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產生 —–由貿易,半官方,到收貢稅機構

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是一個列強刷新重組,與前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的時期。在非洲,中東,南亞,東北亞,與東南亞,我們都看到新國家的紛紛獨立建國。人口眾多及領土廣大的南亞(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及喜馬拉雅山的一些小國)也於1947年發生了劇變。

1947對台灣人而言,是原本就應爭取獨立但卻不知,而遭慘殺的一年。1947對印度人及巴基斯坦人而言,是獨立的那一年,但卻也是慘痛分治的一年。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分治經驗,至今仍都烙印在印度人與巴基斯坦人的心中與腦海裏。

在這整個事件發展的樞軸中,我們也得要了解大英帝國的歷史角色。印度是一個古文明國家。印度的文字發展(四千多年前)比英國(九世紀)早了三千多年,領土是英國的20倍大。以1850年的資料來看,英國的人口有1660萬人,印度則有兩億人(英國的12倍大)。在這種大小懸殊之下,英國是如何以小搏大,而有效統治印度將近200年的。

印度在英國人來臨之前並非一個統一的帝國,即使在大英帝國的統治期間,印度也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從1206年開始,印度就面臨一波又一波,由中亞入侵的伊斯蘭教遊牧民族。當英國人到印度時,印度在蒙兀兒帝國(Mughal Empire, 1526-1858)的統治下。全盛時期的蒙兀兒帝國概括了當今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大部分,與孟加拉。當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逐漸在印度擴張勢力時,蒙兀兒帝國也同時在衰敗頽落中。而就因果關係而言,東印度公司的擴張是建基在蒙兀兒帝國的衰頽上的。

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EIC, 12/31/1600-6/1/1874)的建立,及一年多後成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3/20/1602-12/31/1799),為的都是搶奪香料市場的貿易。早期歐洲的香料貿易由絲路終點的義大利威尼斯城邦把持,而當葡萄牙人發現新航路到南亞及東南亞後,香料的貿易壟斷便落入葡萄牙人的手中。也因新世界的發現,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瓜分全球(Treaty of Tordesillas, 1494),而做互不侵犯井水的殖民地掠奪與貿易。在天主教國家的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壟斷下,新教的英國與荷蘭便也投入了激烈的角逐。當時航海勢力不如葡萄牙與西班牙的這兩個新教國家,也在世界各地進行角逐爭奪戰。而在同時,這兩國也都積極的當海盜,搶奪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商船。1588年的大海戰中,西班牙的無敵艦隊(Spanish Armada)敗給了以英國為主力的英國與荷蘭的聯軍。這場海戰的決定性勝利建立了英國的海權,而英國也開始到亞洲扣關,建立了東印度公司。

英國商人在當時的蒙兀兒帝國準許下,設立了幾個通商口岸(稱為factories)。歐洲人要香料、茶葉、及陶瓷,但歐洲人卻沒有什麼產品是當時的印度人(或清朝人)要的。這個情況到1612年有了個轉變。當一艘英國商船 (The Red Dragon) 要進入繁忙的蘇拉特港(Surat port)時,遭到幾艘葡萄牙船的阻擋。但這艘英國船卻有能力擊退並驅散所有葡萄牙的船隻。這種火力的表現卻是蒙兀兒帝國要的。他們於是要英國的船艦能於他們每年到麥加朝聖時當他們的護航。而也如此,英國也派大使 (Sir Thomas Roe) 進駐蒙兀兒王朝的宮廷中。得到蒙兀兒王朝依賴信任的英國人也漸漸的擴張他們在印度的勢力。

東印度公司原本是一個英國政府許可的貿易壟斷公司,但這個「公司」卻也同荷蘭的東印度公司一樣是個半官方的組織。東印度公司能夠建軍,並且能夠有佔領地、簽約、統治佔領地、並印製錢幣的權力。而在這個過程中,東印度公司也漸漸的成為英國的一個海外行政治理機構。同時也與荷蘭、葡萄牙、及法國,在印度及世界各地進行搶奪與交戰。在此時期,東印度公司逐漸擴大他們在蒙兀兒帝國下的勢力。1757年6月23日,東印度公司打敗了與法國聯合的孟加拉王國(Nawab of Bengal)。這場勝戰(Battle of Plassey)後東印度公司佔領了富饒的孟加拉,而正式開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統治(1757-1858)。

東印度公司於這段時期的暴利來自於課收孟加拉人民的稅金,而非只靠貿易。錢多了自然走向貪污腐敗的途徑。英國政府也於1813,1833年立法,取消了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壟斷權。但東印度公司在英國國會有很大的遊說能力。雖然因為公司的腐敗及失諸管理而不時發生財政困難,卻也不時向英國政府要求紓困。但東印度公司的員工是有暴利可圖的,回國的官員與僱員也都成為巨富。這看在英國人眼裡自然是羨慕有加,很不是滋味。

英國人固然看東印度公司不是滋味,五味雜陳,但受害的是印度人民。在重稅壓榨下,印度一般人民的生活困苦。而在壓榨、迫害、及文化與宗教的對立下,印度於1858年爆發了反抗東印度公司統治的革命,結束了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統治。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