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屍蔣渭水 —-看中共紅奴柯文哲的竊黨

歷史從來就不是死的,尤其是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我們常看到歷史人物與歴史事件被提出來討論。說是鑑往知今也好,以古諷今也罷,為的都不外是做對當今現實的闡述。目的當然有如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的第11節所說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闡述世界,要點在於改變世界」( 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 The point, however, is to change it.)。

蔣渭水在台灣歷史上是一個沒有什麼負面評價,但正面評價相當高的一個歷史人物。他推動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啟蒙運動與社會政治運動可說不遺餘力。由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及左傾後的台灣工友總聯盟與台灣農民組合,我們都可看到他的投入。更確切的說是他的全力投入。這可由他對本業(醫生)的疏忽,以及因沒顧好家而死後家境淒涼得以看出。

蔣渭水不是一個理論家,也不是一個政治家或政客,他是一個理想色彩很濃的社會政治運動者,也是一個處於萌芽初期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同那個年代的台灣知識分子一樣,你若單看他的著作,他顯露出對孫文的尊敬與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期望與支持。也如此,藍營的人宣稱他是當年同盟會的會員,而將他看成是自己人。但當年台灣知識份子的支持中國國民革命頗為普遍,可說有一些故國情懷,但可不能解釋成是祖國派。綜觀他的一切著作與運動內涵,他的一切做所為,為的就只是台灣這一片土地與人民。即使是一些當年被指為祖國派的人士,許多在二二八事變後才深刻的體會到祖國就在他們的腳下,不在對岸。這種現象也是左派辯證哲學所說的「意識落後於存在」。也就是說,當年台灣民族的存在雖已是個事實,但台灣民族意識是隨後才慢慢地發展出來的。台灣民族意識的成形落後於台灣民族的存在事實。

也由於蔣渭水的正面形象及他在台灣歷史上的地位,使台灣各個政治光譜的人都要拉他做為盟友,而各有各的詮釋。在這個意義上看起來,有如心理學上的「羅夏克墨漬測驗」(Rorschach test)一般,可看出各政治光譜人物對蔣渭水的不同解讀。而在一個程度上我們也都可以了解到各個光譜的政治人物的詮釋基礎。真可說是「一個蔣渭水,各自表述」。藍綠的各表倒也各取所需而大抵相安無事。但在這個「羅夏克墨漬測驗」中,最荒唐無恥而又充分表現出狂妄自大,但同時又對中共卑躬屈膝的,不外是白裏透黑(毛澤東的厚黑學)透紅(中國共產黨)的奴才柯文哲了。

2019年8月6日,柯文哲選在他生日那天(柯文哲說也是蔣渭水的生日,但蔣渭水的生日與生年有三種不同說法)宣布「台灣民眾黨」的成立。口口聲聲「民意、專業、價值」,「清廉、勤政、愛民」(像極了國民黨、親民黨、與中共的口號),而宣稱要繼承蔣渭水職志的柯文哲,卻引來蔣渭水後代的不滿。蔣渭水的弟弟蔣謂川的孫女蔣理容說:蔣渭水先生畢生從事任何公共事務或社會啟蒙運動,都是「為眾人而非為個人」。….他(柯文哲)想要選總統,那他的中心思想、價值觀是什麼?對照「蔣渭水精神」,他有哪裡像?(蔣理容臉書)。蔣渭水的外曾孫女鍾法藍則說:「柯文哲去死,賤人!不要再來吃我阿祖豆腐了, …蔣渭水若在世,絕對不會講什麼兩岸一家親的鬼話,他在乎的是台灣人的尊嚴, …」(鍾法藍臉書。按,鍾法藍是蔣渭水的女兒蔣碧玉,與被國民黨槍斃的鍾皓東的孫女。鍾皓東則是鍾理和的同父異母弟弟)。

鍾法藍的批柯卻引來林濁水的反譏:「…搞統派被國民黨抓去關的蔣碧玉,如看到今天的柯文哲,不會說,你柯文哲,為什麼還不支持一國兩制!…至於蔣碧玉的先生,鍾皓東,生前更是支持趕快解放,一國一制的」(林濁水臉書)。林濁水這種說法不但失焦,也有失公允與厚道。焦點應該是在蔣渭水,而非後代。若要提及蔣渭水的後人有統派,也需顧及那時有些人因抗日而親中,或後來因反國民黨而親中共,但又不了解中國/中共的年代。若要談統派的鍾皓東,為什麼不談原來也是祖國派,但在「返回原鄉」後失望而返鄉的鍾理和。讀鍾理和的小說可看出他的心路歷程,也可以看出那一代台灣人的迷惘。

蔣理容的質疑柯文哲說,對照蔣渭水精神,他有哪裡像?這個質問是問到了要點。因為滿嘴說他尊敬蔣渭水,並要繼承蔣渭水職志的柯文哲,可有師法蔣渭水?不但沒有,柯文哲所表現出來的一切正都是蔣渭水的對立面。

本身受有傳統漢學教育的蔣渭水,在經過現代醫學教育的洗禮後,他不再眷戀傳統的封建文化,但了解到台灣的根本問題在於(現代)文化水平的極度不足,他以一個醫生的方式將台灣診斷為「世界文化時期的低能兒」(參見蔣渭水的「臨床講義」)。蔣渭水一生所推動的,為的不外是台灣文化水平的提升,自治權的爭取,及自由、民主、與平等的引進。他的一切所做所為,為的都是台灣社會與台灣人,我們看不出他有對任何名位、權勢、與利益的追求。也因為這種無私,他會引來人們對他的緬懷與思念。

相對之下的柯文哲,他身受現代醫學教育,但卻執迷於漢文化的厚黑文化傳統。尤有甚者,他更師法毛澤東的權謀運作。將台灣當成「低能兒」的他,以為他能運用毛澤東的那一套,而使台灣人都被他騙殺了,但還會對他崇拜不已。缺乏現代文化教養與氣質,而自以為聰明的柯文哲,可曾有什麼公共政策或文化論述?可有什麼能力與意願,去改善及提升台灣政治、社會、及文化水平的?他的一切所做所為就都只為他一己的利益與出路做算計。對中共卑躬屈膝形同奴才,但在同時欲將台灣出賣在所不惜。這種貨色如何能與蔣渭水相比,怎不能說他是蔣渭水的對立面。

前後差70年,但畢業於同一醫學院的蔣渭水與柯文哲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不同?

日治時期的教育是著重修身與為人的,對醫學生強調「要先做人,才能做醫生」。早年聽老一輩的台灣人哀嘆台灣在國民黨下的教育敗壞。這種哀嘆其來有自。當然蔣渭水與柯文哲之所以有不同不只在社會、文化背景、及教育體系與內容的不同。但更重要的無寧是價值取向、倫理道德與人格特質的不同。我們就以黨(公眾組織)與個人的關係便可看出這種對立與區別。1927年由蔣渭水創立的台灣民眾黨,是一個屬於台灣普羅大眾的黨,蔣渭水推動的是「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他深信台灣的偉大與未來,將是基於普羅大眾的覺醒,與販夫走卒的堅守崗位與遵循倫理道德。是由下而上的。他堅信歷史是由「無力者」,而非「有力者」,寫出來的。在這一切運作中,你會看出催生台灣史上第一個現代政黨的主要推手是蔣渭水,但他不會搶占鏡頭而居功,而是默默地於幕後做推動與耕耘的工作。2019年由柯文哲所宣稱成立的台灣民眾黨,則只是個柯文哲黨(有如親民黨之只為宋楚瑜黨),他要推動的是「台灣是柯文哲的台灣,台灣也是中國的台灣」。而且,柯文哲自以為歷史是靠一些高階特權人士的長袖善舞擺弄出來的,而不是因為普羅大眾的參與和努力所推進的。尤有甚者,柯文哲這個台灣民眾黨不但在黨名上是鵲巢鳩占,他在將自己比為蔣渭水上更是一種對蔣渭水的鞭屍—–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奴才對台灣英雄蔣渭水的鞭屍。

李堅

 

Advertisements

高野山的巡禮之五 高野山的景教碑 —–伊斯,景淨,戈登女士

奧之院之為墳場固然充滿了墳墓、墓碑、悼文、悼碑、與佛像,但也有一些是與墳場沒有直接關係的。其中兩個與文學有關,一個與基督教有關。

在奧之院的中途處立有一個「芭蕉句碑」。松尾芭蕉(1644-11/28/1694)可說是日本歷史上最有名的俳句詩人,也被稱為俳聖。在奧之院的一塊大石頭上刻有「はせを翁(芭蕉翁)  父母のしきりに戀ひし   雉子の聲」,大略翻成「父母  深切的愛  雉鳥之聲」,倒也多少反應了祭墓人的心情。另一個文學碑則是日本的文學巨匠司馬遼太郎的「高野山管見」。這個刻於一顆巨大石塊的短文,樹立於離奧之院入口處不遠的地方。司馬遼太郎(8/7/1923-2/12/1996)的本名是福田定一,司馬之名由司馬遷來。內容大要是他遊高野山的感想,描述大門(山門)之有如唐代都城的城門,到高野山這個宗教城市之亦幻亦真的感覺。司馬遼太郎的一些長篇小說如《燃えよ劍》,《國盜り物語》,及近代歷史的長篇小說如《竜馬がゆく》,《坂の上の雲》,都頗受好評,而也相當有名。

除了這兩個與文學有關的碑文外,另外一個有歷史意義的碑文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這個石碑顯然是個複製品,不過複製的相當的好。那麼,這個複製品的由來是什麼?答案看來就在於旁邊的一個小墳墓—-伊麗莎白‧戈登女士(Elizabeth Anna Gordon, 1851-1925)的安息處。了解這個關聯也是一個很幸運的偶然。當我在研讀這個景教碑時,一個英文說的很好的奧之院志工導遊剛好走過。他向我說明戈登女士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她長年居住在日本研究佛教,而下結論到:佛教與基督教的最終目標都是一樣的,而也師出同源。在這裏有兩個課題我們稍作討論:一是景教碑;一是戈登女士。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781年2月4日(唐建中二年)由波斯傳教士伊斯(Yazdhozid)在大秦寺(教堂)內建立的。撰文者為伊斯的兒子景淨(Adam)(李亞丁:景浄—-唐代著名景教傳教士、主教、和翻譯家;《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撰寫人)。景教碑共有1780個漢字及一些古敘利亞文,敘述景教自635年到781年在唐朝成功傳教140多年的歷史。景教(聶斯托留派,Nestorianism )原為東正教的一個支派。5世紀時,康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聶斯托留(Nestorius)因被東羅馬帝國視為異端,放逐至死。其追隨者輾轉至波斯發展,並於7世紀時到唐朝發展。按碑文來看,當時的景教在唐朝於超過百餘個城市都建立有教堂,信徒大多數為上層社會人士(賀宗寧:大秦景教碑建立。2/3/2017),例如郭子儀。但在「會昌法難」(845年,唐武宗會昌五年)時,景教與佛教都一樣受到唐武宗的迫害。外籍景教徒被遣返回西。景教碑據聞被景教徒埋入地下,一直到1625年(明末熹宗天啓五年)才在西安近郊偶然出土。據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說明,目前全世界共有八座景教碑之複製碑(崇基學院的院徽之十字架即由景教碑上的十字架圖案而來)。高野山的這塊景教碑是戈登夫人於1911年贈與高野山的(蔡詠梅:日本高野山發現中國大秦景教碑)。

戈登女士於19世紀末與她先生(John Edward Gordon, 1850-1915)環遊世界。他們於1891年首次抵達日本,兩人都愛上了日本。回國後他們參加了那時剛成立不久的日本協會(British Japan Society),她為文著述不少友日的著作,而一般咸信有助於1902年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的簽訂。從1907年開始,戈登女士大部分時間都住在日本。本身是個虔誠基督徒的她致力於佛教的研究。戈登女士終其一生至少出了十三本書,其中有四本是基督教與大乘佛教的比較研究。支持錫安主義的她,深信英國與日本都與以色列的「失落」部落有關。她相信基督教與大乘佛教師出同源,認為大乘佛教的起源受到基督教的影響(The National Library of Israel: The Elizabeth Anna Gordon Collection,與Noboru Koyama: Elizabeth Anna Gordon (1851-1925))。戈登死後依其遺願葬於高野山。有如那名日本導遊回答我的問題道:你不一定要是佛教徒才能葬於高野山。

若沒有景教碑的存在,我們很難去了解當年基督教(聶斯托留派)傳教到唐朝的情形與盛況。這說明了紀錄(尤其是較耐久的石碑)的重要。我們也了解撰文者景淨是個翻譯家,也參與了佛經的翻譯。這也使我想起於北宋年間(960-1127)輾轉到中國發展的猶太人。多少因為與回教信仰及習俗的相近,而被稱為藍帽回回,甚至被劃分成回族。猶太人的寺廟也稱為清真寺。這說明了在早期,許多目前看起來很敵對的宗教間的和平共處與合作。但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都身處異鄉,在面對主流文化(如唐宋)下的結合。而最後,若戈登女士之為哈日族而間接促成了英日同盟的成立,另一個較近代的例子是,也是哈日族的郝斯賀弗(楊起東:郝斯賀弗悲劇的啟示:地緣政治東西方神秘主義。《太平洋時報》11/17/2016)則促成了1936年德日的簽訂「反共產國際協議」(Anti-Comintern Pact),及後來的軸心國之聯合。撇開聯盟/同盟的正反面不談,戈登與郝斯賀弗都說明了個人在國際同盟間的運作力量與可能的效果。個人的努力與運作在歷史的發展上是不容許忽視的。(系列完)

李堅

 

高野山的巡禮之四 二次大戰在高野山上的綜跡 —–由各兵種及部隊的菩提所到摩尼寶塔

在奧之院看到許多悼念二次大戰中陣亡的各兵種及部隊的墓碑及紀念碑並不意外,但較意外的是在幾乎每一間寺廟前,都有看到紀念不同的兵種及部隊的石碑,唯一例外的可能只有主寺的「總本山金剛峯寺」及一些小寺廟了。

日本家族似乎都安排有一間特別的佛寺做為該家族的「菩提所」,做為家族祭祀的中心點。但為什麼這些高野山的各寺廟也都成為各部隊的菩提所?在每個寺前幾乎都有某某兵種或某某部隊的菩提所的石碑,如「元自動車第二十九聯隊並關聯部隊菩提所」,「步兵第八十一聯隊(通稱號月第七三八六部隊)第二機關銃中隊戰友會菩提所」, …等等。在與一位澳大利亞來的觀光客聊到此事時,他說他的導遊說明因為高野山寺廟群集,房間多,而可能也較隱密,所以在二次大戰中駐有很多部隊做集訓之用。這由一個碑文似乎可看出端倪:「陸軍少年飛行兵  宿坊菩提所」。看來當年的「陸軍少年飛行兵」曾住在此寺廟(宿坊),而後此寺廟也成為他們的菩提所。

日本在二次大戰中有兩百多萬軍人死亡,所以在日本的偏遠地方及各地寺廟,都可以看到二次大戰的遺留,這並不奇怪。但高野山這個日本的佛教聖地(至少對真言宗而言),會有這些不論在墳場(奧之院)或寺廟都有這種遺留,多少使人覺得意外。筆者不很清楚二次大戰中這些軍人居住於高野山的安排,但無可否認的是,在每個國家,宗教團體與政府常常有合作/共事的關係(看台灣佛教的主要山頭如星雲、證嚴、及惟覺都與國民黨關係匪淺),日本當然不會例外。但在二次大戰前,日本宗教界不是沒有反戰人士的。當年被國民黨視為邪教而不能到台灣傳教的創價學會,其創始人是原本屬淨土宗的牧口常三郎(7/23/1871-11/18/1944)與其主要弟子戶口城聖(2/11/1901-4/2/1958),兩人都因反戰而被關,牧口常三郎也死於獄中。

也許,在高野山這麼個偏遠所在而被視為佛教聖地的地方,會看到二次大戰的悼念遺留可能不奇怪。因為一個現代戰爭的影響所及是全面的,會波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而也因為在二次大戰中日本軍隊遠征中國、東南亞、及太平洋,這些地區的記憶遺留會表現在高野山上也不足為奇。較明顯的如「比島ミンダナオ島(民答那峨)所在關連部隊菩提所」。另一個顯著的標竿是日軍在緬甸的部隊的退伍軍人所建立的一間寺廟。

在成福院的土地上建有一棟與周遭的日本佛寺建築風格大為不同的「高野山摩尼寶塔宗教美術館」,又稱為「ビルマ(緬甸)戰殁者供養塔」。這一棟三層樓高,八角形的塔,裏面列有許多照片與繪畫(複製品)。所描述的是那一段時日的緬甸場景,緬甸人的生活景象,日軍在緬甸的一些景象,緬甸獨立日的慶典..…等等。也有一張「昭和53年(1978)當番部隊 第十五師團(祭兵團)隸下各部隊戰友會」的合照。裏面也有一些緬甸式的佛像。甚至有一個沒有燈光的地下通道(戰爭中的隧道?)。但談不上有什麼美術,不知道為什麼稱做美術館。外面也立有一尊緬甸和尚(高僧?)的塑像,說明碑寫的是緬甸文。

這座摩尼寶塔之存在於高野山上顯得有點時空上的錯亂,但若了解當年東南亞戰區的緬甸會戰(中緬印戰場)場面之大,也就不足為奇了。交戰的英美中一方有百萬多軍人,日方則有四十多萬(包括日本及反抗英國的緬甸、印度、與泰國)。日軍在緬甸的發展與結局與日軍在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差不多。若說有差別,可說日本在緬甸的政治鋪陳做的較早,與抗英的緬甸獨立人士較早就有聯繫與培訓。二次大戰中日軍攻下東南亞,趕出了被當地居民視為堅不可抗的西方殖民政權:美國、英國、法國、與荷蘭等西方強權。東南亞民眾原先是歡迎日軍的,但很快的也因日軍的剛酷、殘暴、不懂溝通、及缺乏後續的政治工作,使當地居民頗為反感而轉為反抗。

二次大戰中的緬甸之存在於戰後日本人的記憶中,除了反應在這座摩尼寶塔的興建外,也反應在1956年一部相當得到好評的日本電影—–「ビルマ(緬甸)の豎琴」(The Burmese Harp)。那部電影得到威尼斯影展的奬(San Giorgio Prize, OCID Award Honorable Mention)與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提名。有影評人士認為該電影雖然描述了戰爭中大量人員的死亡與戰爭的殘酷,但對日軍的暴行輕描淡寫地帶過去。同樣的,也有人批評這座摩尼寶塔的存在錯將戰犯當烈士(Brian A. Victoria: Mount Koya sites exemplify ‘parallel universe’ where war criminals are martyrs. The Japan Times, 8/15/2015)。由於筆者在參觀時,受限於時間及對日文的了解有限,也不了解相片中人物的背景,無法去判定是否能認定為戰犯。而當天摩尼寶塔的看護人也不懂英文,也沒法回答我的問題。

有戰爭就會有戰犯。而戰犯的定義與判決常常都是由戰勝國來決定的,而這也是所謂的「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但無可否認的是日軍在中國與東南亞都頗有「不良紀錄」。有異於德國因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而遭受到國際壓力(尤其是猶太團體)的不斷檢驗,而多少有被迫反省的過程。但日本缺乏足夠的國際壓力,有的只是中國與韓國(南北韓)的不斷譴責。不幸的是,中國與韓國都不是具有可信度(credibility)或行事正直的國家,再加以有限的對話也都缺乏公開與互信,而這也使得戰後至今日本都缺乏一個完善的反省過程。說來那是不幸中的不幸。

李堅

高野山的巡禮之三 美麗而具有歷史意義的墳場 —–高野山的奧之院

高野山雖然有120間左右的寺院,但除了主寺金剛峯寺及壇上伽藍外,大部分的寺廟雖然也很美麗壯觀而且有其歷史背景,但不是觀光的景點,而許多寺廟的主殿也不對外開放。不過有一些建築因為造型或歷史意義成為景點:如大門(山門),德川家靈台,及女人堂等。目前僅存的一間女人堂是19世紀後所建的七間女人堂的唯一倖存者。這是因為過去高野山不開放給女眾,直到19世紀才開始容許在山門外建立女人堂供女性膜拜之用,目前僅剩下一間做歷史的見證。除卻這些之外,高野山最重要的一個景點是奧之院,也幾乎是每個觀光客都會去的。

奧之院是日本最大,最有名的墳場,而也可能是最美麗的。走在那古木參天的石板道上,你只會覺得它的優雅與寧靜,倒沒有什麼陰森的感覺。整個墳場雖然大都是人造的,但奧之院的設計與維修就如同一般日本庭園的造景原則一樣,盡量讓你覺得有如處於自然之中。就以眾多高聳入雲的檜木來看, 筆者在看了一則石碑之後才大概了解由來。一個於明治30年(1897年)所立的石碑上,標明了那個年代所種植的四萬株檜木。也自然的,走在那高大的檜木彬木林中,你只會覺得這「天然林」的美麗,但不知這是幾百年來細心栽培的結果。

奧之院全長約2公里,由中間往兩邊延伸的空間不大。在這裏面約有22萬個墳墓。正門有個「奧之院弘法大師」的石碑與兩個刻有「永代常夜燈」的燈籠。走過一個稱為「一之橋」(奈何橋?)的小橋後,便進入了奧之院。走在正中間的石板道上,兩邊都是高聳的樹林與密密麻麻的墳墓。在中間有個小橋—「中之橋」。走到底時經過「御廟橋」,便到達空海(弘法大師)的紀念寺廟(弘法大師御廟)。空海也葬於該地。對於空海的信徒來說,空海並沒有死,只不過是入定於三昧中等彌勒佛的降臨人間。也如此,每天早晨都有和尚送食物到弘法大師御廟做供養。

過去1200年來的日本歷史,多多少少都反映在奧之院的墳場裡。這裡面所埋葬的(或只是紀念碑)都是日本歷史上的重要人物。除去人物外,也包括許多大公司的要員與一些大公司職員因事故死亡者。日本的許多大企業在此都據有一席之地。也有不少職業團體(如寫真業界先賢萬靈之碑)及因天災人禍而死亡的。如1923年9月1日的關東大地震與2011年 3月11日的東日本大震災,甚至有「航空殉難者之碑」,在奧之院內皆有。在此附帶一提的是筆者在高野山的那段時日,正值東日本震災的八週年紀念日。當天早課後,一名法師(該寺的住持)循例在頌完經後到「信徒/觀眾」(觀光客)所坐之處,席跪在地上解說課誦過程及佛像的大要介紹。他先以日文說明,次以英文說明。在了解我是台灣人後,會說中文的他說他很感謝台灣人在東日本大震災後對日本的協助,他以日本人的身分致深深的感謝。

在奧之院所埋葬的名人中,除了現代較有名的人物外,許多是日本人耳熟能詳的歷史聞人,其中有些還是焚燒及破壞佛寺的人。如武田信玄,上彬謙信,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族。有些不見得是真的埋葬於此(如德川家康葬於日光),只不過是有個衣冠塚或是個紀念碑而已。許多日本的大家族(如薩摩島津家,德川家)也都有據點。每個墳墓都如傳統的日本墳墓一般,許多還都加有五輪塔,上面都有梵文。五輪代表了(由下而上)地、水、火、風、空。奧之院的埋葬倒也不是永遠的(可能有歷史價值或有觀光意義的會留下來)。奧之院的土地所有權屬於高野山的主寺金剛峯寺所有,租期50年,到期有議價續約的問題。

除卻名人,大公司要員,意外死亡,及職業團體外,也看到許多日本現代歷史的痕跡。許多二次大戰中的死亡軍人似乎都在此有所紀念。不只有部隊的單位,也有兵種(如獨立工兵第15聯隊之墓,山炮兵第15聯隊慰靈碑,海軍整備科豫備練習生紀念之碑,空挺落下傘部隊將兵之墓)。也有一個悼念滿州國(1932-1945)的墳墓—五族之墓,是1976年8月15日(終戰日)由「滿州國軍五族之墓奉讃會」所設立的。哀悼那一段失落的歷史。所謂五族指日本民族,朝鮮民族,漢民族,滿洲民族,蒙古民族。當年日本人殖民滿州國共約一百萬人,在蘇聯入侵滿州國的那段期間顛沛流離,許多人(包括台灣人)都被蘇聯押送到西伯利亞當勞奴。這一段歷史,同許多戰爭中的歷史(如1945年3月9日到10日間的東京大空襲)一樣,當事者都因為創痛太深大都避而不談。

走在那兩公里的奧之院中,感覺是平靜與美麗。雖知道它是個墳場,但不覺得陰森恐怖。置身於高聳的檜木林中,只覺得森林的怡靜。這種「森林」(雖然有一大部分是人造)是世界少見的,也難怪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觀光客。但你若看不懂漢字、日文,或對日本歷史沒有稍許的了解的話,則會失去了解它所代表的歷史層面。在高野山居住的那幾天,筆者去了奧之院兩次,但可惜還遺漏了許多有價值的景點與墳墓。奧之院也有英文解說員,可惜我不知道他(或他們)的時刻,失之交臂。高野山也有講英文的「奧之院夜遊」,在夜間訪走奧之院。有導遊解說歷史與一些有名的墳墓。筆者在去高野山之前沒有先安排好,而且因為要拖到晚上九點,怕影響第二天的早起早課,所以不克參加,算是一大缺失。

李堅

高野山的巡禮之二 日本佛寺的博物館化 ——高野山上的博物館化與全球化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全球訂有1092個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Sites),其中有22個在日本。在日本的世界遺產中,位於紀伊半島的紀伊山上,包括一些佛教與神道教的道場與朝聖途徑(紀伊山地之靈場與參詣道)是其中之一。這個世界遺產所在地涵蓋了奈良縣,三重縣與和歌山縣。位處和歌山縣的高野山也屬於這個世界遺產之一。

過去到日本訪遊時就已發現,在奈良、京都這些古都,有許多巨大的寺廟都被認定為世界遺產。這些寺廟都佔地頗大,常比一些公園或學校都要來得大,而也相當「有料」。頗有建築上、繪畫上、雕刻上、及庭園造景上的藝術水平。有料也「有料」(要收費)。感覺上是,這些寺廟已都不再是一個宗教的場所,不是人們膜拜或求取心靈安寧的所在,而已都變成為博物館。這種情況在高野山這個聖地也不例外。

在高野山上的一百多間寺廟裡,除非你住在那間寺廟,佛堂及內部一般不對外開放。而許多有歷史上及文化藝術上價值的繪畫與雕刻,也都放在一間博物館—-稱為寶靈館裡。這間寶靈館的存在也見證了日本佛教世俗化及博物館化的具體事實。一般寺廟(至少是開放做為民宿的五十多間寺廟)還是有早晚課,而早課一般也都開放給居住的旅客(或香客)參加。在早課裏,你多少可以體驗到高野山的密教(真言宗)所保留下來的相當完整的梵唄,與漢傳佛教的誦經頗為不同。聽起來別有一番特色。除了誦經(梵唄)的特異外,另一個儀式在漢傳佛教中所沒有的是護摩供,簡稱護摩。護摩是一種火祭,在誦經中有火供:焚化一些祈禱文及有一些內涵的木條,是一種供奉的儀式。護摩供的形式頗類似於印度教與藏傳佛教有時也會舉行的火供,是祭禮(puja)的一種。有早晚課及其他祭典與設施,多少使人感覺到高野山還不虧是一個佛教的道場,而不只是一些變裝的旅館與博物館。除此之外,高野山的成為佛教道場也有1200年之久,走在山上也會有那種歷史感的存在。

當初空海選擇高野山做為道場,主要原因當然為的是遠離紛擾的俗世,尤其是喧嚷的京城。而說起來,在地理上高野山也顯得相當的與世隔絕。但在進入現代後,交通開始改善,雖然不能說是交通很方便,但顯然有很大的改進。從大阪坐南海鐵路一個小時後到達最後的一個主站橋本。由橋本再上山的班次就少了很多,鐵道爬山約40分鐘後到達山腳下的轉接站—–極樂橋站。由極樂橋站改搭陸纜車(與舊金山的陸纜車同一個原理), 約十分鐘內被拉上200公尺抵達高野山站。由高野山站換乘公車約20分鐘後到達高野山的「市區」。說是市區其實很小。高野山這個台地東西向約6公里,南北向約3公里。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而這麼一個交通不是很方便,海拔800公尺高,而台地也不是很大的佛教道場,現在卻成為世界各國(主要是西方國家)要體驗日本文化及佛教內涵的一個觀光景點。這與高野山於2004年成為世界遺產之一是否有關聯,不得而知。在過去經過許多小寺廟整合之後,目前高野山約還有120間寺廟,其中52間有開放給旅客住宿(稱為宿坊)。走在高野山上你會看到許多日本旅遊團體,與看來是以歐洲人為主的西方觀光客與背包客。

在原本是與世隔絕的高野山上看到這麼多世界觀光客,說來有點諷刺。到日本時,問一些當地的日本年輕人如何去高野山,大都只聽過高野山之名,但從來沒去過,看來也不想去。與同為觀光客的歐洲人、加拿大人、與澳洲人聊起來,也了解絕大部分的人不是佛教徒,有些採取開放的態度,有些則對佛教很有興趣。也就是說,大部分的西方觀光客到高野山為的是一種文化上與宗教上的體驗。他們都屬於地球村的一員,是全球派(Globalist)人士。不愛分國籍、文化、與宗教,強調文化的互相尊重了解與交流。

全球派人士是全球化的結果,也可說他們大都是教育較為良好,經濟能力較強的階層,是全球化下的受益者。這與最近幾年來全球到處興起的本土主義與民粹主義(populism)可說大相逕庭,兩者是對立面。在高野山居住的那些日子裡,與不同國家來的人士交談起來及交換意見都很容易,至少是在文化體驗的這個層面。

由於高野山不大,大部分的人不是當天來回,就頂多住一兩天而已。我在籌劃這趟旅遊之前接受了一位美國網友的建議。這位美國網友曾經在高野山住過一段時日做他的研究。他建議至少要住上一個禮拜才能好好的體驗高野山。我則折衷在當地住五天。由於大部分人都只住一兩天,提供宿坊的寺廟也大都沒有洗衣設備。為此我只好到一間有洗衣設備的寺廟去洗衣服。在等衣服洗好的時間與一位來自保加利亞的女性聊天。頗「不安於室」(她說她不能在同一個地方住長時間)的她與她先生全球到處走,在飛機上讀到有關高野山的文章後便決定到此一遊。到臨高野山當晚與廟裏的師父會談頗為投機,隔天在參加早課後與高野山定了情。因為有其他旅程而匆匆忙忙要離去的她說,她一定要再回來,她與高野山有緣。這多少也說明了這個山上小城/道場的迷人所在。

李堅

 

高野山的巡禮之一 高野山的成為日本佛教勝地 —–空海,唐密,東密

2018年時,由於一位多年好友的過世,使我興起了要到日本高野山一巡的念頭。當初為什麼會有這個念頭的產生,連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當時雖然已知道高野山是日本佛教的聖地。說是朝聖嗎?也未必然。說是為朋友走這一趟聖地之旅嗎?也未全然對。因為我這個朋友可是一個什麼都不信的無神論者,或頂多只是個不可知論者(agnostic)。

説高野山是日本佛教的聖地也非完全正確。對日本真言宗的佛教徒而言可能如此。但日本是一個相當世俗化(secular)的國家。幾個調查都顯示日本不信教的人佔三分之一以上,在亞洲僅次於中國。當然,一些調查可能在問卷方式上有點問題。因為在西方社會的認知中,無神論者多少只界定為不相信上帝的人,未必包含非神論者(如佛教)。但基於一份2012年的調查(WIN-Gallup International, Global Index of Religion and Atheism)來看,就全球而言,57%的人有信教(religious),23%的人不認為宗教重要,13%的人是無神論者。同一個調查顯示,日本只有16%的人信教, 31%的人認為宗教不重要, 31%人是無神論者, 23%的人不知道或沒有回應。同一個調查也顯示,中國是全球無神論者最多的國家(47%)。除卻中國外,世界前10名無神論者最多的國家都是已開發國家。依序是日本,捷克,法國,南韓,德國,荷蘭,奧地利,冰島,澳大利亞,愛爾蘭。相對之下,最信教的國家都是些落後國家。依序是迦納,奈及利亞,亞美利亞,斐濟,馬其頓,羅馬尼亞,伊拉克,肯亞,秘魯,巴西。就全球而言,信教的人有下降的趨勢(在2005年與2012年間下降了9%)。

也因為信教與社會開發的反比關係,使人認為宗教信仰會阻礙社會的進步(Phil Zuckerman: Secular Societies Fare Better Than Religious Societies. Psychology Today, 10/13/2014)。在這個反比關係上,美國是個異數。因為宗教信仰在美國被看成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社會、文化、與道德的指標。但即使在美國,信教的人也由2005年的73%降到2012年的60%。跌的幅度(12%)比全球的降幅(9%)都要來的大。但宗教與社會的開發關係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本文要探討的是高野山。要討論高野山則應該要由開山祖師空海(7/27/774-4/22/835)談起。

空海在日本不只是個歷史上的要人,也被日本佛教界視為聖者,一個得道的僧人。日本人一般尊稱空海為弘法大師,更有尊稱他為遍照金剛的。他最後死於尚未完工的高野山。他的信徒認為空海沒有死,只不過是入定於三昧(sanmodhi,或譯三摩地)中。許多有關空海的記事固然大部分是歷史事實,但也有與事實不很符合之處(Aaron P. Proffitt: Who was Kobo Dashi and What is Shingon? – Tricycle: The Buddhist Review, Summer 2018)。但空海在日本及日本佛教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空海是804年日本遣唐僧的一員。同一梯次但不同船的尚有最澄(9/15/767-6/26/822)。最澄到浙江的天台山道場修行研讀而引進中國的天台宗,最後於京都附近的比叡山建立日本的天台宗道場。最澄死後被尊稱為傳教大師。空海則到當時唐朝的首都西安研習。他由印度那蘭陀大學(Nalanda University)來的印度僧人健陀羅般若三藏(Gandharan Pandit Prajna)學習梵文,他也受教於青龍寺的惠國(743-805)阿闍梨(Acarya,譯為教授)。據聞,預知空海要來的惠果欣喜空海的來到,隨即引他入門閉室開始密教的傳授。惠果在過世前指示空海要回日本傳教。空海不負師望,在回日本後將唐密發揚光大(目前稱為東密)。在空海回國之後不久,唐朝遭到惠昌法難(主要是滅佛教,但也滅基督教。系列末會討論),及接著而來的五代變亂而使唐密絕跡於中國。但唐密於日本存留了下來。唐密與後來再發展出來的西藏密宗(Tantra,密續,音譯為怛特羅)雖同為密教,但有所不同。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

空海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不但是個宗教家,也是個詩人,毛筆字專家,行政人員,及工程師(造寺廟及水道溝渠)。由於他的精通漢文與梵文,並受梵文排音的影響,而創造出五十音的日文平假名與片假名(楊起東:郝斯賀弗悲劇的啟示—地緣政治,東西方神秘主義。《太平洋時報》11/17/2017)。但也有一説是片假名為最澄所創。空海與最澄也成為日本佛教界的兩大始祖。最澄是日本天台宗的創立者,空海則成為日本真言宗的創立者。

當時日本的佛教多少要得到朝廷或貴族的支持才能存在。空海一直有意要在山上建立一所遠離城市的閉關道場,但一直為俗事纏身(行政管理及公共工程)。816年,空海得到嵯峨天皇的許可,准許他在高野山建立道場。但空海在道場尚未完工時就過世於高野山。

那,為什麼選在高野山建立道場。

一個帶神話意味的說法是,空海在中國要返日前,將手中的金剛杵(gada vajra)丟向日本的方向,用以決定日後真言宗道場的所在地。他回國後,在四處尋找適當地點建立道場時,經過高野山山神的指引,發現了他在中國所拋出的金剛杵,因而決定高野山為建立道場之地。但另一個較為實際的說法是,高野山是一個海拔800公尺的台地,四周被高山山頭所圍繞。內外各有兩圈山頭,共有八個山頭圍繞這個台地。這使得這個台地猶如蓮花中的台座一般,整個形勢就像一朵蓮花一樣。而這也應該是空海選擇高野山作為真言宗道場的實際主因。

李堅

 

冷戰的開始與史達林 ——–掌權者與全民的對立關係

在二次大戰期間,為了對抗歐洲的納粹德國與亞洲的日本帝國,美國及大英帝國與蘇聯結盟合作,共同對抗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美國誠然於當時早已是一個反共的國度,而當時的大英帝國保守黨總理邱吉爾本身也很反共。但在共同的敵人與目標一致下,三國在三個主要會談及德國戰敗後的一個會議後(德黑蘭會議,開羅會議,雅爾達會議,波茨坦會議),倒也都合作無間。但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蘇的關係漸趨緊張而最終進入冷戰階段(1947-1991),直到蘇聯的垮台。

那麼,冷戰是如何開始的?為什麼會有冷戰?這也是歷史學家一直在探討的議題。一般分析冷戰產生的原因大約可分成四個學派(Hal Brands, Charles Edel: The Real Origins of the U.S. –China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06/02/2019 )。

第一派的人將冷戰的原因歸咎於蘇聯。理由在於俄國的擴張傳統與她的企圖掌控歐亞,外加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史達林的病態多疑與偏執。第二派的學者認為美國的擴張傳統,外加美國對外國強加自由經濟的模式,與堅持門戶開放的政策,才是導致冷戰的主因。在美國的擴張下,蘇聯於東歐的緩衝地帶受到挑戰,轉而反抗,所以才導致冷戰的產生。越戰結束後所產生的第三派的學者則認為,美蘇在戰後成為世界兩大超級強權。雙方在歷史、文化、與政治體系的巨大差別下,也難以避免的會走上競爭與對抗的道路。蘇聯倒台後,在那一陣子的蘇聯內部檔案曾短暫的公開下,有些學者也修正了原來的看法,而一個新的解釋也出現了,而這個新學說也成為目前的新正統(neo-orthodoxy)。根據這個新說法(第四派學說),冷戰產生的主要原因在蘇聯,特別是史達林本人。戰後,史達林的一切行事所為都基於(依優先次序):他本人掌權的安穩;他的政權的安穩;他的國家(蘇聯)的安穩;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說,他個人的重要性勝於一切,他的黨及國家其次,意識形態墊底。

史達林這種視自己為中心而他的掌權勝於一切的想法,也不是他的「專利」。與他約略同期的一些惡名昭彰的血腥獨裁者,如希特勒、佛朗哥、蔣介石、與毛澤東等,都如出一轍。他們都是心狠手辣的在剷除異己後奪取天下的。這種視天下異己為草芥而奪權的人,豈有在拿下政權後突然變成無私的聖人,或者只成為一個想法及道德觀與一般普通人類似的「凡夫俗子」的。

這些血腥的獨裁者固然都是在殺出一條血路後登上「層峯」的,但他們大都也經過一些選舉(希特勒透過大選上台,其他的透過本身政團內的選舉與領導人的産生辦法而出線),及合縱連橫的運作,與無惡不做的手法而登頂的。看起來是血腥毒辣,但也不能說完全(至少在獨裁者上台前)沒有制度可言。在這個意義上看起來,一個獨裁者的產生與一個民主社會的領導者的產生,其差別只在於政治體制的不同,社會文化的演化水平差距,及道德取向的差異。一個民主體制下的政治領導者,他/她受限於領導者產生的體制所限制,民主社會的文化習俗的調教,與社會道德的規範,較不可能有如一個獨裁者我行我素般的行事風格。但那並不代表一個民主體制內的領導者,對本身權力欲加以維護的基本原則會大異於獨裁者。也就是說,即使在一個民主體制內,掌權的領導者的權位之穩定與否,也常常是掌權者所考慮的第一順位的。

人都是有私心的,而人也大都以自我為中心去做一切思考與盤算。這是人類的基本運作模式。而當一個人成為一個掌權者時,權力的掌握常會使那人更加強那種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盤算。當然不能說所有的掌權者都同屬一個層級的自我中心主義者,而常常是隨著國家的大小,文化傳統,與民主自由的成熟度而有異的。但即使在立國之初對權力的分配與制衡問題考慮的相當周全的美國,約定成俗的傳統也是會出問題的。首任總統華盛頓只當兩任總統而定下往後的總統只當兩任的傳統。但這個傳統於1940年羅斯福的選上第三任(及後來1944年的選上第四任)後被打破了。美國國會因而於1947年3月24日通過憲法第22條修正案,而於1951年2月27日達到三分之二州的同意而定案,限定總統的兩任任期。羅斯福被公認是一個偉大的總統,但他看來是要繼續「偉大」下去,其他次等總統與次等民主國家的掌權者之私心則更不用說了。

一再說慈悲是他的宗教的達賴喇嘛,強調他只是七十億(全球人口)分之一。他也要大家都做我們只是七十億分之一的思維,如此較能夠有體貼別人及發揮慈悲的動機與「理由」。但達賴喇嘛到底是個修行人,他要大家共同走在這條修行道路上,來共同改善這個世界以達到和諧共處。不幸的是,許多奸商巨賈與掌權者的思考方式是與修行者的法則方向逆道而行的。他們的思考方式不是七十億分之一,而是一大於兩千三百萬(台灣),一大於十四億(中國),或尤有甚者的一大於七十億的。有哪一個參選人不說他(或她)最有能力,最具道德勇氣,而能夠解決社會中的一切問題的。我們知道當然大都事與願違。就一個實際的公民運作而言,選舉只在於選一個較不邪惡的候選人(lesser evil)。因為說起來,要參選的人都有其邪惡性(而就本性而言,人都有邪惡性),我們只是要一個較沒有那麼邪惡的人而已。這其實也是美國的選舉政治中常聽到的一個說法:不在於選賢與能,而只在於選出一個較不邪惡的候選人。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