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之三 德奧合併與慕尼黑協定 —–納粹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的初步

當俾斯麥主政時,德國的陸軍是全歐洲最強大的。但他了解地理位置居中的德國不能兩面受敵,德國不是要與法國結盟,就是要與沙俄結盟。俾斯麥的解決辦法是透過外交於1870年形成了「三皇聯盟」(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這三皇是德國的凱撒,奧匈帝國的皇帝,與沙俄的沙皇。透過這種運作,德國帝國至少維持了東邊,更甚而是歐洲的和平。但威廉二世的強勢往外擴張的作風,改變了這個平衡。

德國原本不是一個海權國家,但威廉二世上台後決定改變這個現況而大量造艦。以海權為主的英國因而緊張了起來,而英德也進入了海軍的武力競賽。受到德國帝國威脅的大英帝國也因而轉向世仇的法國,締造了英法結盟。在東邊方面,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半島的權益與沙俄衝突了起來,沙俄因而不想再維持三皇聯盟而轉向與英法聯盟。德國帝國也因而進入了一個腹背受敵的處境。這也是歐洲大陸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形式:一邊是三個協約國(Triple Entente)的英、法、俄,一邊是三個個同盟國(Triple Alliance)的德、奧、義,但後來變成是德、奧、保加利亞、與奧圖曼帝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是歐洲四個帝國的解體:奧匈帝國,德國帝國,奧圖曼帝國,與沙俄。在一次大戰中,俄國(1917年10月)與德國(1918年11月)都發生革命。俄國革命後是俄共的掌權。德國帝國的革命後是建立了維持15年(1918-1933)的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直到希特勒的上台。遜位後的威廉二世則避居荷蘭直到他的去世。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塞和約對德國處以相當重的罰則:賠款,責任歸屬,割讓領土,軍事與工業的限制等等。德國失去了四周 14%的領土。在這種羞辱下,立誓要重建德國以成為強大國家的希特勒也就上台了。

希特勒上台後的許多所作所為都是違反凡爾賽和約的決議的(德國被排除在會議之外)。但對已厭戰懼戰而一再只希望求和的英國與法國而言,對納粹德國的走上軍國主義之路是有如鴕鳥般的對待。希特勒倡導的是極端的日耳曼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他大力推動民族統一主義(irredentism)與收復失土(revanchism)。德奧的合併與慕尼黑協定是大戰爆發前,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的兩個主要例子

一次大戰後,奧地利失去大部分的領土(奧匈帝國),而德國也失去部分領土。奧地利(主要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一直有意要與德國合併(凡爾賽和約禁止德國與奧地利的合併)。奧地利也有納粹黨,但實力不大。據當時一名美國新聞記者與作家(John Gunter)的估計, 1932年時,大約有80%的奧地利人想要與德國合併。但納粹在德國掌權前後的一系列暴力活動多少使一些奧地利人改變了合併的想法。再加以奧地利主要是天主教徒,而德國則以路德會為主,到1933年底,估計有60%的奧地利人反對合併。1934年7月25日,奧地利的納粹份子暗殺了奧地利的總理(Engelbert Dollfuss)企圖奪權,但沒有成功。

1938年2月12日,奧地利的總理休斯尼克(Kurt Schuschnigg)在壓力下與希特勒(希特勒出生於奧地利)會面,討論兩國的合併問題,但沒有結果。知道大部分奧地利人會反對合併的休斯尼克於是提出,要於1938年3月13日舉辦全民公投,來決定奧地利是否要與德國合併。希特勒於3月11日發出最後通牒而於3月12日將軍隊開入奧地利。知道德國要入侵的奧地利政府並沒有抵抗。軍隊開入奧地利後,納粹不准猶太人及一些左翼份子(共包括選民的10%)投票,而於4月10日舉辦公投,結果是99.7%的人同意公投而完成了德奧的合併(Anschluss)。奧地利在被合併前的這一段歷史也是電影「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的故事背景。

拿下資源豐富,人力眾多的奧地利後,希特勒將眼光轉到緊鄰德國的捷克斯拉夫的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那時蘇台德住有三百萬日耳曼人,占住民的多數。希特勒的理由是住在蘇台德的日耳曼人應與德國合併在一起。在武力威脅下,捷克求助於與她有協約的法國,但懼戰的法國沒有吭聲。那時英國的首相張伯倫(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 3/18/1869-11/9/1940)與希特勒會面兩次不果,期間希特勒的態度轉為強硬。最後張伯倫、希特勒、墨索里尼、與法國首相達拉提(Édouard Daladier)於墨尼黑會面,而於1938年9月30日簽下了墨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協定同意德國將於10月10日前以軍事佔領蘇台德地區,而以後有關德國的國際領域爭議當將由國際協議來達成。在沒有國際援助下,捷克也只有吞下這口氣。

協議簽署後回國的張伯倫與達拉提都受到國內的熱烈歡迎,認為和平達成了,戰爭也避免了。張伯倫說他達到了「有榮譽的和平」(….had achieved “peace with honor. I believe it is peace for our time”.)。但張伯倫的強硬對手邱吉爾馬上強烈批評道:「你被要求在戰爭與不榮譽間做選擇。你選擇了不榮譽,而你也將會有戰爭」(You were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war and dishonor. You chose dishonor and you will have war.)。果不其然,希特勒於1939年3月併吞了捷克的全部,並於9月1日侵入波蘭,正式展開了二次世界大戰。墨尼黑協定也因而成為姑息主義(綏靖主義)的代名詞。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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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之二 普魯士的整合與德國的統一 —–俾斯麥的三場戰爭

俾斯麥是個忠君之士(monarchist),早期不能說是個日耳曼民族主義者,但可說是個普魯士民族主義者。俾斯麥上任首相之前,日耳曼人大約有38個城邦(principality),其中有兩個較大而死對頭的王國—普魯士與奧地利。這兩個王國中奧地利有她自己的帝國—奧匈帝國—由日耳曼人統治大都是非日耳曼人(如斯拉夫族)的帝國。1815年,這些城邦與王國形成了一個鬆散的日耳曼邦聯(German Confederation)。1834年,在普魯士的推動下,這些城邦與王國形成了關稅聯盟(Zollverein)。

1860,新上任的威廉一世要增加稅收以建立現代化的軍隊,但這個預算一直受到下院(landtag)的否決。威廉一世因而任用俾斯麥為首相。1862年9月22日,俾斯麥到下院做演說。他的要點是:普魯士在日耳曼邦聯中的地位取決於實力而不是自由主義。我們已經一再失去復國與強國的良機。目前重大事情的決定不是靠演說與多數決,而是要靠鐵與血。這場演說也就被稱為俾斯麥鐵血演說(Bismarck’s Blood and Iron Speech)。

在下院的反對下,俾斯麥以下院與上院不同決議不合憲法為由,加以他手腕的強力操作,單面通過預算案而增稅建軍。

俾斯麥對當時歐洲的強國,如英、法、奧匈帝國與沙俄,都小心的結盟以維持權力的平衡,避免兩邊受敵。為了推動壓抑對手奧地利而稱霸日耳曼邦聯,他發動了三場對外的戰爭。

1863年,丹麥國王違反原先共管的約定,而將與普魯士接連的兩城邦(Schleswig and Holstein)片面納入丹麥的領土。俾斯麥於是邀請奧地利共同對抗丹麥。1864年,丹麥失利於這場戰爭(Danish war)而交出了這兩城邦。奧地利得到大部分的戰利品,但表面上吃虧的俾斯麥自有他的算計。

在推定英法與沙俄都各自有各自的盤算,而會對普魯士與奧地利的衝突保持中立後,俾斯麥於1866年引誘奧地利去發動對普魯士的戰爭。這場由1866年4月6日開戰,而只打七個禮拜的戰爭(Austro-Prussian War,也稱Seven Weeks War),使戰敗的奧地利交出了丹麥戰爭中的「贓物」,而普魯士也得到了更多的領地。這場戰爭結束後,俾斯麥了解他日後還需要奧地利的合作與聯盟,所以對奧地利的處罰並不重。但他對支持,也參與奧地利對抗普魯士的城邦則處罰嚴厲。這場戰役後,普魯士也帶頭而形成了北日耳曼邦聯(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

傳統上,北日耳曼與南日耳曼彼此各有敵意與相互對抗。但對南日耳曼人而言,對法國的敵意甚於對北日耳曼的敵意。要達到以普魯士為頭的統一運動,俾斯麥於是將箭頭轉向法國。

1870年,俾斯麥造「假電報」(Ems Telegram),而使法國國王拿破崙三世誤以為法國駐普魯士大使受到普魯士國王的羞辱,因而向普魯士宣戰。俾斯麥以拿取亞爾薩斯與洛林兩大地區為目標,而激勵了南日耳曼人仇視法國的日耳曼民族主義。亞爾薩斯與洛林兩地是在七世紀,神聖羅馬帝國倒台後,被法國在沒有經過一般正當程序下非法佔領的。南日耳曼在巴伐利亞王國的領頭下參與了這場打半年(7/19/1870-1/28/1871)的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打敗法國後,日耳曼民族主義大為振奮。俾斯麥在幕後運作下,激勵北日耳曼強烈要求威廉一世升為皇帝。而南日耳曼在巴伐利亞國王(King Ludwig II of Bavaria)的領導下也支持威廉一世登基為皇帝。1871年1月18日,眾日耳曼王子與國王在凡爾賽的鏡宮熱烈「恭請」威廉一世登基為皇帝,建立德國帝國。至此,俾斯麥也達到了他的主要夢想。在俾斯麥70歲那年(4/1/1875),為俾斯麥慶生而由名畫家(Anton von Werner)所畫,在鏡宮的這場景象中,台上是威廉一世與國王王公要員,台下是許多舉劍效忠的眾日耳曼王子,站在台下向上看威廉一世但居中的是俾斯麥。這副不是很真實的繪畫傳達出了俾斯麥在德國統一以建立帝國中的角色。

沒有人會否認俾斯麥是政治運作與國際現實政治掌控的天才。他不以意識形態為重,他也是個很複雜而不是很好相處的人。說他的行事作風是獨裁並不為過,而他也不是個自由民主主義的信仰者。在他主政下,德國的工業突飛猛進。鐵路長度由1871年的21,000公里增加到1913年的63,000公里。為了預防社會主義的煽動與工運,他建立了德國目前都還有的工人的健康保險、災害保險、產假、與國民年金。

如前所述,俾斯麥雖然忠君,但他的行事作風並不很好相處。威廉一世也數度有意將他換掉,但最後皆改變了主意。但當威廉一世去世後,其子威廉二世(Wilhelm II, 1/28/1859-6/4/1941,掌政時期6/15/1888-11/9/1918)上台後不久,他就把時年74歲的俾斯麥解職了。

威廉二世上台後採取了與俾斯麥及威廉一世不同的作風,尤其在外交上。當年俾斯麥重結盟以免兩邊受敵,但威廉二世不走那一套。對於威廉二世的作法,俾斯麥頗不以為然。俾斯麥於被解職後說:如果事情繼續如此下去,則將會有如腓特烈大帝死後20年的戰敗一般。在我離職20年後,我們也將會遭受潰敗。不幸的是他的預言是印證了。德國帝國在俾斯麥死後20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遭到解體。

李堅

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之一 十九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運動 —–普魯士走向德國帝國的序幕

法國大革命後,尤其在拿破崙企圖征服全歐洲的七次主要戰役後(由1803到1815年),民族主義便在歐洲大陸上風起雲湧。這其中,19世紀未葉,義大利與德國的統一與獨立是較重要的兩個事件。而這兩個國家的統一與獨立也多少有所關聯,互通有無。義大利的統一與獨立是拖得較長的,但德國的統一卻對未來歐洲的發展有相當重大的影響。

義大利的統一運動包括了大大小小的對抗與戰爭,由1815年開始,直至1871年攻下羅馬成為首都後才正式完成。當年的羅馬屬於教皇的統治下,軍事上則靠法國拿破崙三世的軍隊保護。但當1870年7月普法戰爭爆發後,拿破崙三世於隔月調回駐羅馬的軍隊。在教皇沒有法國軍隊的保護下,義大利政府派兵進入羅馬,並透過公民投票正式定都羅馬,完成義大利的統一。

另一方面的德國,普法戰爭的結果是法國的戰敗,並割出亞爾薩斯(Alsace)與洛林(Lorraine)兩大區域。普魯士則在俾斯麥的運作下,於1871年1月18日在凡爾賽的鏡宮(The Hall of Mirrors),由各日爾曼城邦的王公共推普魯士的威廉一世國王,正式登基為新建立的德國帝國的皇帝。

義大利與德國的統一與獨立也為民族主義引進了兩個新名詞(與觀念)。

義大利稱他們的統一運動為復興運動(Risorgimento,英文為resurgence或revival)。在推動統一運動中,他們推動義大利各城邦的統一,也推動在別國(如奧匈帝國)統治下,以義大利人為主的領域之納入義大利的版圖。統一運動當時領導人的口號是「未兌現的義大利」(Italia irredenta,英文為unredeemed Italy)。而這irredentism也於目前多少被翻譯成民族統一主義。

另一方面,在普法戰爭中失去亞爾薩斯與洛林兩大區域的法國人心有未甘,誓願要收回這兩大地區。法國人也因而有了要復仇雪恥的心願,有要收復失土的決心。法國人稱復仇為revanche(英文revenge),而revanchism也便成為收復失土的意思。

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這種意識形態與運動,在十九世紀的歐洲風起雲湧,而表現得最為強烈而戲劇化,並也影響到整個歐洲及世界局勢的是德國。底下我們也就由德國談起。而這個故事應由普魯士開始。

早期普魯士泛指歐洲大陸的中北部到東北部,與俄國為鄰的那一大片地方。到13世紀時被日耳曼的條頓武士團(Teutonic Order)征服後,到14世紀便以日耳曼人為主。但普魯士之出現於歐洲的政治舞台則是在1701年,由日耳曼的霍亨索倫家族(Hohenzollern dynasty)建立普魯士王國後才開始的。普魯士王國至此開始成為歐洲的主要勢力。建立王國後的近半世紀後,普魯士出現了一位賢君—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1/24/1712-8/17/1786)。腓特烈二世從小就鍾情於文學藝術與哲學。他與法國的啟蒙運動人士多所來往。而伏爾泰也在腓特烈二世的王居與腓特烈二世共住過一段時日。伏爾泰稱腓特烈二世為「哲學國王」(the philosopher king)。幾乎所有有關腓特烈二世的傳記(包括伏爾泰的自傳),都描寫腓特烈二世為一名同性戀者。可能多少由於如此,腓特烈二世的父親在發現他與宮廷的一名見習騎士很親近後,將他送去接受嚴格的軍事教育,而成為一名很成功的軍事策略家。多少由於腓特烈二世的多才多藝,使普魯士在他領導下的46年間,打贏了許多戰役而成為歐洲的一個超級強權。腓特烈二世也因而被稱為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但腓特烈大帝死後上任的兩名國王(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都不善於政治,於外交上也不熟稔。以腓特烈威廉三世而言,本來對法國革命後上台的拿破崙保持中立的立場,但最後決定一戰時卻因缺乏良善的軍隊與戰略,而於1806年慘敗於拿破崙。1815年,拿破崙於滑鐵盧敗於威靈頓所領導的聯軍。在滑鐵盧之役前後所召開的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中,普魯士失去了大片的土地及影響力。王國的勢力也開始式微。

拿破崙的攻打歐洲啟動了歐洲大陸的啟蒙運動與民族主義。1848年歐洲到處都發生因法國革命所激勵出來的革命。在民族主義與啓蒙運動的影響下,有38個城邦及兩個主要王國(普魯士與奧地利)的日耳曼人也興起了統一之意。

1861年,原本是當他的兄弟腓特烈威廉四世 (Frederick William IV) 攝政的威廉一世(William I, 3/22/1797-3/9/1888)登基為王。威廉一世有心整頓政務並建立一個較現代化的軍隊,但他所提出的預算一再遭到下議院的否決。1862年,他任用了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4/1/1815-7/30/1898)為首相。善於對複雜的政治情勢抽絲剝繭,不受左右意識形態限制,也深度了解現實政治(realpolitik)、地緣政治、與國際外交手腕的他,啟動了以普魯士為首來推動統一日耳曼民族而建立德國帝國之路。

李堅

西班牙內戰的當年與如今之五 有民主轉型沒有轉型正義 —–由西班牙的烈士谷談起

在內戰結束沒多久,佛朗哥屬意要在馬德里西北部60公里的一座岩石山區,建立一個全國為內戰來贖罪的教堂(佛朗哥說:”national act of atonement” and reconciliation)。這個由1940年開始興建,耗時18年,佔地約1360甲,而大部分在岩石山內的巨大教堂,於1959年4月1日正式啟用。山頂樹立了一個高150公尺的世界最大的十字架。這個稱為烈士谷(Valley of the Fallen,西班牙語Valle de los Caídos)的所在地是海明威「戰地鐘聲」小說中的背景之一,也是目前西班牙最受爭議的所在。

當年內戰中有許多戰士陣亡在烈士谷附近的山林裡(估計有四萬人)。為內戰贖罪是好事,但許多人指控當年開鑿岩石山的是共和軍的俘虜(估計占10%的工人)。有些是以工作來減刑,有些則是奴工。烈士谷以天主教堂的形式出現,也使許多人不滿,尤其是左翼人士相當不服。因為傳統上天主教會與獨裁者並肩控制西班牙社會。但更引人爭議的是死後的佛朗哥被埋於此地(不是他的遣願)。他是唯一被埋在那裡的非內戰陣亡人士。而目前此地也成為許多佛朗哥的仰慕者,天主教會,及極右派的聚會示威及「朝聖」所在。

烈士谷的爭議性反應了西班牙在佛朗哥死亡後的民主化與轉型正義問題。整體來說,西班牙的民主化多少是穩定了下來,但佛朗哥時期的遺留物,如街道名字、地名、及紀念建築的存在,反應了威權時代的殘餘。這不禁令人要問,西班牙有沒有轉型正義?

佛朗哥在1975去世。那個年代的大部分西班牙人都成長於扭曲的歷史教育下。但佛朗哥去世前的那一段時日,經濟也頗有成長。要翻舊帳的聲音還不是很高漲下,西班牙政府於1977年通過了「赥免法」(1977 Amnesty Law),保障佛朗哥時代迫害人權的人士免於法律的追訴。這是左右雙方要「共同遺忘過去」(Pact of Forgetting)的妥協結果。他們將內戰解釋成是「兩個西班牙」(Las dos Españas),兄弟互相殘殺的悲劇。但顯然有意忽略掉內戰的起因是右翼的政變啓頭的。2012年,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指控西班牙的1977年赦免法違反國際人權兩公約,但這並沒有造成這條法律在西班牙的被廢除。

在1981年2月23日的軍事政變失敗後,接著上台的社會主義黨將有限的政治資源著重在改革軍方、加強民主化、進行一些社會改革、加強與歐盟的關係。在這種背景下,轉型正義並不是主要議題。

1998年,西班牙左右雙方的「共同遺忘過去」受到了挑戰。1998年10月10日,西班牙的一名法官(Baltasar Garzón)提出對智利強人皮諾契將軍(General Augusto Pinochet)的國際訴訟。六天後,當皮諾契路過倫敦時遭到逮捕監禁。由於皮諾切特與佛朗哥犯行的類似,這事在西班牙引起廣泛的討論,而也再度推動了內戰中受害者的認定、賠償、與追憶問題。

推動轉型正義的西班牙人對2004年上台的左翼的薩帕特羅(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寄予厚望。因為薩帕特羅的祖父於內戰中遭到佛朗哥軍隊的槍殺。但最後通過的轉型正義方案是一個差強人意的「歷史記憶法條」(Historical Memory Law)。這條法律承認雙方受害者家屬及其後代的權益,正式譴責佛朗哥政權。目前西班牙總理拉荷義所屬的右翼政黨(Popular Party)與加泰隆尼亞的共和左翼政黨(Republican Left of Catalonia)都投反對票。共和左翼之投反對票是他們認為法條不夠徹底。

西班牙這種缺乏轉型正義但有民主的現象引起不少學者的討論。西班牙這種不願觸及過去,以進行調查、責任歸屬、求刑的問題,但只求穩定以建立民主的現象,有人稱之為「遺忘的模式」(Model of Oblivion。Oblivion 也意味特赦)。但也有學者指出,這是雙方政治菁英的妥協結果,即連民間團體也都朝這種妥協的方向前進。一個程度上也可說是西班牙社會與文化的特殊景象,而多少也反應了政治菁英們要適應地方政治的要求,而非只要求符合國際社會轉型正義的要件。西班牙的成功完成民主的轉型多少也合理化了這種遺忘歷史的做法(Omar G. Encarnacíón: Democracy Without Justice in Spain: 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是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事。但對有些美國人而言,尤其是戰敗的南方,內戰並沒有結束。同理,在2017年10月1日的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事件前後,西班牙人也熱烈討論,而不時傳出內戰從來就沒有結束的聲音。西班牙內戰的原因很多,但顯然的是一些因素仍然存在,而有些也可能會永遠存在。因為人類社會有人類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如貧富、性別、族群/民族、語言文化、意識形態、教派…等等。但有些過去的主要錯誤若沒有提出來好好的加以反省與檢討,加以面對的話,則難保不會再發生。

與1975年死亡的蔣介石及1976年死亡的毛澤東比起來,佛朗哥無論在暴政暴行上都只是個小兒科。一個2006年的民調顯示,有三分之一的西班牙人肯定佛朗哥的政變與政績。即使今天,佛朗哥政權的後代仍縱橫西班牙政界,而親佛朗哥的人仍佔西班牙社會的相當一部分。顯然的,西班牙的民主政治雖已漸趨穩定,但當年引發內戰的許多因素,雖然多少有所改善,但仍然都存在。

(系列完)

李堅

西班牙內戰的當年與如今之四 全球化與民族問題 —–歐盟的危機與西班牙的特異性

兩次世界大戰都起源於歐洲,而許多人都將戰爭的起源歸因於民族主義的崛起與對抗。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參戰的歐洲各國都有一種舒壓的感覺,認為這一戰將會擺平以後所有的紛爭(The war to end wars),但顯然事與願違。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歐洲也開始走向疆界的去除與區域的整合。由歐洲共同市場走向歐盟與歐元區。但如今,各國的極端民族主義抬頭,而歐盟也面臨可能崩解的危機。

歐洲各國的極端右翼之抬頭也並非沒有原因的。在歐洲(及美國)的在外國出生的人口都由2000年的個位數升到2015年的十位數,如瑞典的16.5%,德國的15%,美國的14.5%。許多歐洲的新住民都是信伊斯蘭教的中東人士及非洲來的移民。即使在居留兩三個世代後(如德國的土耳其人),大部分都還是沒有完全融入當地社會。用一些德國學者描述土耳其移民的用語:雙方生活在一個互相平行的社會,沒有交叉與交集。而另外,經濟的衰退也帶動了對外來者的排擠與仇視。在這些國家中,受害最深的本國人都是底層較缺乏高等教育的人,而年齡層也一般都在五、六十歲以上。2016年6月23日,英國公投決定退出歐盟後(Brexit),歐洲看來瀕臨二次大戰以來的整合危機,而開始走向對抗的方向。未來的發展如何尚是一個未知數。但在這麼一個未定的氛圍中,西班牙卻是個異數。

西班牙於1959年加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但當年在佛朗哥獨裁下與歐盟無緣,因為歐盟是一個強調自由民主與法治的國際社區。1975年11月19日佛朗哥去世後,上台的卡羅斯國王(King Juan Carlos)開始推動民主化的工作。1977年6月,西班牙的外長到布魯塞爾正式提出加入歐盟的申請書。在正式加入歐盟前,西班牙於1977年11月加入歐盟執委會(Council of Europe)。1986年1月1日,西班牙與葡萄牙正式被核准加入歐盟。

西班牙要加入歐盟的主要理由是要擺脫國際孤立的情勢,要建立自由民主體制以袪除佛朗哥獨裁的陰影,也需要歐盟認可西班牙的民主體制。而事實上,加入歐盟後的西班牙無論在經濟上,社會上,與政治上的發展都有獲益。也多少如此,西班牙人是所有歐盟國家中最親歐盟的國家。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前,西班牙人有近70%的人認為加入歐盟是對的。這個好感度於2012年時跌了22%,但仍是所有歐盟國家中最高的(Marta Paradés Martín: Attitudes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 : the Situation in Spain)。

西班牙也缺乏排外的極右翼組織。從英國的脫離歐盟,到歐洲各國及美國的右翼之掘起,並甚而掌權(如美國的川普),一個主要原因是排外的民族主義的抬頭。他們在各處的示威遊行中喊出了納粹時期的口號:「血與土地」(blood and soil,德文Blut und Boden),強調血緣與土地的關係。所以有這個現象源於大量外國移民及難民的湧入。在歐盟中,對移民有好感而認為移民對社會有好處的占37%,但西班牙人對移民的好感度則高達52%,而只有8%的西班牙人認為移民造成社會問題(歐洲平均為26%)。一個原因可能是許多西班牙的移民由中南美洲來,語言與文化較類似。另一個原因是西班牙人對自己國家沒有很強的認同,比一般歐盟國家對自己國家認同的強度少4%(Leandro Gago: Why is there no right-wing populism in Spain?)。

西班牙人對自己國家的認同度沒有那麼的強烈,多少與想要擺脫佛朗哥時代的陰影有關。而另一個原因是西班牙從來就不是一個很同質的社會。我們所知的西班牙語(Castilian Spanish)雖是西班牙的官方語言,但一個估計是有四分之一的西班牙人的母語不是西班牙語。由於西班牙的民族/族群並沒有很明顯界定的地區與人口統計,所以正確資料缺乏。但以人口數來看,除了西班牙人外,加泰隆尼亞人(Catalans)最多,其次是Galicians,再來是巴斯克人(Basques)。其餘如Andalusians與吉普賽人則更少數。但在爭取獨立/自治上,巴斯克人最強烈,加泰隆尼亞人其次,Galicians則較溫和。佛朗哥統治時,極力壓迫各少數民族的語言與文化。也只有巴斯克人在那段時期有進行一些恐怖活動以對抗佛朗哥政權。

當2017年10月1日加泰隆尼亞人進行獨立公投時,投票結果是多數同意獨立。但投票人口不到一半。而之前七月的民調顯示,支持獨立的人不到一半。如果投票是經過正當程序而透明公開的話,可以預料的是不會過關。但在10月1日的投票過程中,政治歷練很深的西班牙總理拉荷義(Mariano Rajoy)的粗暴做法使人驚訝於他的反應過度。但拉荷義是人民黨(People’s Party)的成員,這個黨的來源是佛朗哥的殘餘。了解這個右翼而保守的政黨屬性便會對他的反應不感到奇怪。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多少反應了最近在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後,西班牙民族主義的抬頭(Omar G. Encarnación: Why Spanish Nationalism is on the Rise. 02/05/2018. Foreign Affairs)。

台灣獨立與加泰隆尼亞的公投獨立是不能相比的。台灣已具備所有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條件,但加泰隆尼亞則沒有(如軍隊、郵政、中央銀行…等等)。而加泰隆尼亞所對抗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馬德里,台灣針對的則是一個極權封建的北京。每個民族/國家的獨立路途都是特殊的,別國的經驗固可提供為參考,但也應僅止於參考而已。

李堅

西班牙內戰的當年與如今之三 從委員長,領袖,到君主立憲 —–西班牙的走上民主之路

西班牙內戰中的左翼政府是一些不同團體與意識形態的組合,而國際援助也並沒幫上大忙。墨西哥援助的步槍,遠遠不如德國與義大利的坦克武器,更比不上納粹飛機的運輸與轟炸。史達林的「援助」則別有企圖,要的是消滅托洛斯基派的人士,而非支援西班牙左翼政府的作戰。國際志願兵團雖然充滿熱情與理想,但卻是缺乏經驗的烏合之眾。相對之下的右翼叛軍有德國與義大利的大力支援與大財團的支助,而且都由佛朗哥的陸軍做指揮作戰。在這種情形下,這場內戰的勝負也就很明顯了。

在宣傳戰上,左翼政府強調這是一場自由與奴役的對抗;右翼叛軍則強調這是一場基督教文明與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等「紅幫」的對抗,為的是要建立社會的秩序與正常化。

在內戰進行中,佛朗哥被認定為國家領導人,而於1936年9月21日封為委員長(Generalissimo),是軍階的頂層。右翼叛軍在各地有進展後,最後將西班牙切分為二。在猛烈轟炸與作戰下, 1939年1月27日,巴塞隆納落入叛軍國民黨的手中。巴塞隆納的淪陷多少代表了西班牙內戰的結束。 25萬人員越過邊界逃到法國避難。2月27日,英國與法國承認佛朗哥政權。三月,佛朗哥自封為西班牙的領袖(El Caudillo)。3月27日,國民黨拿下首都馬德里。 左翼政府流亡到外,留在馬德里的則無條件投降。4月1日,佛朗哥宣布內戰的結束。

在國民黨的佛朗哥自封為委員長與領袖的同時,無獨有偶,中國國民黨的蔣介石也自立為委員長與領袖了。真是「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只是佛朗哥至少有戰績 (姑且不論善惡) 去頂這個頭銜,但蔣介石卻無顯赫的戰績可言,只是個誇勇的敗軍之將。

西班牙內戰中到底有多少人死亡,這是一個有爭議而難以釐清的問題。過去的估計是有一百萬人死亡,但目前的估計是50萬人死亡。佛朗哥是一個獨裁者,在內戰中的死亡及「成著為王」本不是大問題,但佛朗哥最為人詬病的是他於奪權後的清算與清鄉,進行了白色恐怖。他沒有去進行和解與重建,反而是去追殺異己。一般也咸信他用異己去當奴工做一些建設。到底有多少人死於白色恐怖,數目字也不是很清楚或有共識。由估計最高的20萬人到最低的38,000人都有。

雖然與德國納粹與義大利的法西斯屬同一陣線,但在二次大戰中,西班牙保持中立的立場。但當1940年6月納粹德國攻下法國後,佛朗哥心動了。佛朗哥於1940年10月與希特勒在西班牙與法國交界的一個地方(Hendaye)會面談條件。佛朗哥希望能得到德國的經濟與軍事援助來換取西班牙的參與軸心國,佛朗哥也希望能得到法國在北非的領域。希特勒不認為西班牙有足夠的力道,而價碼也開太高而回絕了。

二次大戰結束後西班牙進入了一個國際困境。佛朗哥因為是歐洲僅存的法西斯獨裁政權而受到國際社會的排擠。聯合國也將西班牙排除在外。但當冷戰開始後,堅決反共的佛朗哥政權開始走運了。1953年,美國與西班牙簽署了軍事協助協定。1955年12月14日,西班牙也加入了聯合國。

國際孤立的結束並沒有改善西班牙的貧窮與落後。在進入50年代後,佛朗哥的統治開始鬆綁。除了一些極端保守的分子外,他也任用了一些較開明的技術官僚去處理政務。在他放手的處理方式下,政策的失敗也不會燒到他的身上。在戰後出頭的那一群保守派人物已與內戰時期的保守派人物大不相同,他們重視的是政策的推行與經濟的開發。1959年6月通過的經濟穩定計劃(Economic Stabilization Plan),啟動了西班牙經濟的快速發展而被稱之為西班牙奇蹟。當然當時的西歐整個經濟都有快速發展,西班牙自然得力於那個優良的外在環境。而觀光收入及在國外工作的西班牙人所滙回的外匯也助長了經濟的成長。當時西班牙這種政府與民間共進的經濟政策,卻也使有些人覺得為法西斯政權的生存方式注入了一股新力量。這一段高經濟成長的時期到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後才結束。

佛朗哥不是一個很受愛戴的「領袖」,而他也不很直接介入政務,而多少由手下及技術官僚去處理政務。佛朗哥於1947年舉辦公民投票而由人民決定了西班牙人要的是君主憲政。這多少安排了他的接班人,而他則實際上以終身的攝政為職。1967年,他安排了前國王的長子,那時32歲的卡羅斯(Juan Carlos)為他死後的接班人(佛朗哥只有一女)。1969年開放局部國會選舉。1975年11月19日佛朗哥去世後,卡羅斯開始解構西班牙的極權獨裁政體。但在走上一段民主化道路後,一向不滿民主化的右翼軍人在經濟衰退,政務進行的不是很順利,而巴斯克的獨立動亂難已平息下,於1981年2月23日挾持議會。因為那時議會正進行要將自由派人士(Leopoldo Calvo Sotelo)選為總理。事後卡羅斯國王在全國的電視演說中指責叛變人士,堅持民主與法治。這個政變也就在18個小時後結束,西班牙也從此走上較穩定的自由與民主的道路。但西班牙內戰的陰影及地方族群/民族的問題都是一直存在的。而這種歷史的陰影與社會政治的現實也都多多少少左右了西班牙的政局。

李堅

西班牙內戰的當年與如今之二 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哨戰 ——西班牙內戰的國際色彩

一般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程以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的侵入波蘭開始算起。但在世界各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處理不當及其他因素已使到處都呈現衝突的景象,而戰亂到處都有。較顯著的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與1937年日本的全面侵華。1935年義大利的出兵攻下衣索比亞。 1938年3月12日,德國併吞了奧地利(稱為Anschluss)。

而隨著法西斯陣營的緊鑼密鼓地推向武力對抗,以英法為主的歐洲的自由民主陣營卻表現得怯戰而急於「求和」。當希特勒要併吞當時住有三百萬日耳曼人,但屬於捷克斯拉夫的蘇台德地區時(Sudetenland),與捷克斯拉夫有保護條約的法國不敢吭聲,而與納粹交涉的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 3/18/1869-11/9/1940)也對希特勒的要求全面讓步。結果是英法與德國與義大利於1938年 9月30日簽下了墨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事後張伯倫宣稱協定維持了和平。但不到一年後大戰爆發了。

當時國際的氛圍是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與邁進。但西班牙有她自己內部的階級問題、封建問題、與地區間的問題。巴斯克(Basque)與加泰隆尼亞(Catalonia)是一直有獨立的要求的。1933年,當加泰隆尼亞的民族主義團體發動叛變時,派兵鎮壓的是後來被升為參謀總長的佛朗哥。在左翼政府的第二共和時期,西班牙政府給巴斯克與加泰隆尼亞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當時的政府也已在進行給在西北角的省份加利西亞(Galicia)也有自治權。這種地區自主權的建立引起右翼的恐慌,他們害怕西班牙會因而解體。也有部分學者指出這是引發內戰的導火線。

但內戰發生的更主要與直接的原因是左右雙方互不相讓。當年西班牙雖說是君主政體,但卻充滿了軍人專政的歷史。而在封建文化的遺留下,天主教也掌控了教育與社會政治的導向,而無所謂的政教分離。貧富懸殊下使大部分赤貧農民及工人轉向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左右對抗不讓下,貧農開始搶占土地,工人罷工不停,而暗殺事件也層出不窮。在缺乏民主文化的基礎與妥協精神下,最後的武力衝突也就難以避免了。

由於法西斯政權在德國與義大利的崛起與對外的威脅侵略,使法西斯主義已成為國際的威脅。也因此,參與西班牙內戰的四萬名國際志願人士大多是左翼人士。這其中有在國內「戰敗」而轉戰到西班牙內戰的德國人(約16,000名)與義大利人。英國自願兵達4000名,法國一萬名,奧地利5000名,愛爾蘭600名,美國一千名(一說2800名)。在這些國際兵團中,最有名的是英國的喬治‧歐威爾與美國的海明威。

海明威當時是被美國一家報業公司派去西班牙做內戰的報導的,海明威不是當自願兵的。那時美國去的志願兵中有許多是文藝界人士,大都有左傾的思想,而於後來也留下了不少著作。但海明威的著作無疑是較有名的。但左傾的他卻也多少美化了左翼政府的作戰成功而使報導多少失真。當時海明威多少也為他未來的著作嵬集材料。他與同僚為捐助西班牙政府而拍攝了一部宣傳片(The Spanish Earth),他也寫了一部後來被拍成電影的小說(For Whom The Bell Tolls,台灣翻作戰地鐘聲,也有譯成戰地春夢的)。

當時喬治・歐威爾與他的太太都到加泰隆尼亞的巴塞隆納參與社會主義的建設,他們見證了當時當地在文化與社會經濟結構上的轉型。歐威爾在1938年發表的著作《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是當時(即使到現在)許多人了解西班牙內戰的一部著作。但在當時他與英國志願兵的相處頗有問題,而一些學者也指出他不了解加泰隆尼亞的歷史與社會,也不了解該地政治派系的對抗與鬥爭的歷史脈絡與原因。當時左翼政府掌控下的加泰隆尼亞也進行了一些社會主義的社會實驗。但在同時,不同派系的人員也互相打鬥而形成了一個內戰中的內戰。史達林所派的支援人士可不是要去支持當時的左翼政府的,他們主要是要消滅托洛斯基派的人員(Paul Preston: George Orwell’s Spanish civil war memoir is a classic, but is it bad history? The Guardian, 5/16/2017)。

除了海明威與歐威爾外,許多戰地記者與文藝界人士也都於後來發表了不少著作。在繪畫方面,畢卡索所繪的格爾尼卡(Guernica)成為名畫。他所描繪的是格爾尼卡城被轟炸後的慘狀。那時應佛朗哥的要求,納粹空軍於1937年4月26日炸平了巴斯克的古城格爾尼卡。

西班牙內戰這種雖說國際不干涉,但卻充滿了國際干涉、關注、與大量志願兵的情形,自然使有些人認定西班牙內戰是二次大戰的前哨戰(Adam Hochschild: Spanish in our hearts)。許多志願兵雖充滿了理想與熱情,但他們卻不了解西班牙左翼政府及西班牙社會的複雜派系問題,也不了解背後的國際黑手(史達林)。許多自願兵回國後感到失望,尤其是最後是右翼保守勢力的勝利。但也有人無悔,認為他們雖然天真,但那種天真是世界所需要的(Caleb Crain: Lost Illusions. The Americans who fought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4/18/2016, The New Yorker)。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