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中東歷史的一封信之五 以色列的獨立建國 —–大量移民、民兵、經濟、及教育的建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與大英帝國與奧圖曼帝國在巴勒斯坦作戰的,許多都是澳洲與紐西蘭軍人組成的軍團(稱為ANZAC )。大戰後,大英帝國多少已佔據了巴勒斯坦一帶,而開始大英帝國的統治(British Mandate)。大英帝國派去統治巴勒斯坦的第一任高級專員(High Commissioner)是赫伯特‧山姆 (Herbert Samuel, 11/6/1870-2/5/1963)。山姆是強力支持錫安主義的猶太人。在他任內(1920-1925),他以實現鮑爾弗爾宣言為由,大量鼓勵猶太人的移民巴勒斯坦。

以1878年奧圖曼帝國的資料來看,在巴勒斯坦區有462,465人。其中403,795人是穆斯林(包括Druze,伊斯蘭教的一種),43,659人是基督徒, 15,011人是猶太人。到1914年,阿拉伯人人口有68萬人,猶太人也增加到六萬人(Joel Beinin and Lisa Hajjar: Palestine, Israel and the Arab-Israel Conflict)。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東歐各國(尤其是波蘭)及沙俄下的事變及反猶太作為,加以高級專員山姆的鼓勵,大量的猶太人湧入巴勒斯坦。三十年代納粹上台後,德國與奧地利境內的猶太人也大舉移民。但在同時,美國的移民政策也緊縮。1924年,美國通過緊縮歐洲移民及排除亞洲移民的移民法案(Johnson-Reed Act)。急於往外移民的猶太人也大舉湧向巴勒斯坦叩關。

移民的尖峰是1931-1936的五年間,有37萬猶太移民湧入。到二次大戰後的1946年,在1,888,000總人口中,有583,000名是猶太人(Ann M Lesch: Zionism and its impact)。但大量猶太人的湧入自然的在巴勒斯坦造成與本地人的衝突。為了保衛自己以對抗巴勒斯坦人,猶太人於1920年就組成了民兵(稱為哈格那 Haganah,以色列軍隊的先驅)。在表面上,這個民兵組織也配合及協助大英帝國,但到後來也與猶太人的恐怖組織有所聯繫。從1920年代開始,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逐漸尖銳化。進入1930年代及二次大戰後,雙方的暴力衝突有增無減。居間要維持秩序的大英帝國只引來雙方對大英帝國的痛恨。想要縮減猶太移民名額的大英帝國,引來了猶太人的不滿與國內錫安主義團體的壓力。不完全終止猶太移民也引來巴勒斯坦人的不滿。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固然互相仇視,居間但偏頗猶太人的大英帝國更是兩邊不是人。1944年11月,邱吉爾的朋友,也是駐在開羅的內閣官員(Lord Moyne)遭到猶太恐怖組織俄爾滾(Irgun Zva’i Le’umi)的暗殺。1946年7月22日,大英帝國官員所居住的大衞王旅館(King David Hotel),遭到猶太恐怖組織俄爾滾的炸彈爆殺,造成91人死亡。俄爾滾的領導人貝根(Menachem Begin, 8/16/1913-3/9/1992)後來成為以色列的國防部長與總理,他與埃及的沙達特共領1978年的諾貝爾和平奬。

除了組織武裝力量以防衞外,猶太人也大量的向巴勒斯坦人購買土地。世界錫安主義組織(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也協助大舉購地。到1947年,世界錫安主義組織已擁巴勒斯坦7% 的土地,占10-12%的可耕地 (共190萬 dunums, 一個dunum相當於1/4 acre) (Ann M. Lesch: Zionism and its impact)。許多土地是以恐怖組織「淨空」的方法,及以色列建國後的戰爭方式取得的。在1947-1949年間就有90萬名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稱為the Nabka,受難一詞的阿拉伯語)。

在同時,猶太人也組織了各種不同的商會(稱為Histadrut )。但各種商會的運作都維持了同一原則—只雇用猶太人而排除本地人。在歐洲的猶太人都是世居城市,沒有(或不能)經營農場的。錫安主義強調要回歸土地(return to the soil)。但在農場雇用的人也同商會一樣,都只雇用猶太人。

在教育方面, 以1931年的統計來看,識字的猶太男性占93%,基督徒男性占71%,但只有25%的伊斯蘭教男性識字。歐洲移民來的猶太人已深受歐洲文化的洗禮,也多有科學與現代文明的知見。但因為是由各處來,語言及文字不盡相同。為了建立猶太人的共同認同,回復希伯萊文便成為共同的目標。

當初鮑爾弗爾宣言說的是要建立一個語焉不詳的猶太家園(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沒有明說要建國。但錫安主義所推動的是積極的朝建國的方向前進。教育體制、希伯萊文的回復、商會的運用、土地的大量徵收、民兵的建立、及武力暴力的使用,都朝建國的方向前進。在大量移入的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逐日升高之下,統治巴勒斯坦的英國也吃力不討好而成為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共同攻擊的目標。在無法治理下,英國將巴勒斯坦的命運於1947年2月14日委交於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聯合國處置。當初所提的兩案是聯邦制或分治 (partition)。1947年11月27日,聯合國通過分治案,西邊歸猶太人,東邊歸巴勒斯坦人,耶路撒冷則由聯合國托管。當時的錫安主義領導人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10/16/1886-12/1/1973)接受這個提案,但巴勒斯坦人反對。在無解下,英國宣布將於1948年5月14日終止在巴勒斯坦的統治。1948年5月14日下午4時,後來成為首任總理的本‧古里安在特拉維夫博物館(Tel Aviv museum,今天的獨立聽)宣布以色列的獨立建國。掛在牆上的照片是赫哲–《猶太國家》一書的作者。隔天,阿拉伯聯軍攻打以色列,而紛爭至今沒解。

李堅

改變中東歷史的一封信之四 被「販賣」四次的巴勒斯坦 —–大英帝國的買空賣空

長年久居美國第一次回台時去拜訪了我的小學老師。張老師提及他的祖先如何的節儉奮鬥以購買土地時,他說他的祖先是一尾鹼魚都要一再地吃兩三次的。土頭土腦的我問他一尾魚如何能吃兩三次時,看他錯愕的表情,我「頓悟」到那只是個誇張的形容詞而已。

但在爾虞我詐的國際關係裏,尤其在那帝國主義明目張膽的年代,大英帝國卻有辦法將巴勒斯坦「「販賣」四次:土耳其人,法國人,猶太人,阿拉伯人。而更誇張的是,那時的大英帝國根本不擁有巴勒斯坦的主權。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協約國的英、法、俄,對抗同盟國的德國帝國、奧匈帝國、與奧圖曼帝國。為了打敗奧圖曼帝國,英國策劃「窩裏反」。從1915年7月到1916年1月,大英帝國在埃及的高級專員(High Commissioner)麥馬洪(Sir Henry McMahon),與在麥加自立為王的胡笙(Hussein bi Ali,目前約旦國王的曾祖父)互有通信。這一連串的通信被稱為麥馬洪–胡笙通信(McMahon-Hussein Correspondence)。英國鼓勵在奧圖曼帝國統治下的阿拉伯人的起義,以換取英國之支持阿拉伯人的獨立。在這種「了解」下,阿拉伯人於1916年6月開始起義(阿拉伯的勞倫斯的故事背景)。阿拉伯人以為他們的獨立包括巴勒斯坦,但英國政府可不做這麼想。

而在同時,英法俄也做秘密協商,準備在奧圖曼帝國戰敗倒台後,要如何去瓜分「歐洲病夫」奧圖曼帝國廣大的領土。在四個月的交涉協商後,英國的外交官塞克斯(Mark Sykes, 3/16/1879-2/16/1919)與法國的外交官皮科特(François Georges-Picot)同意了他們各自的「胃口」而簽下了塞克斯–皮科特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也稱為小亞細亞協議 Asia Minor Agreement )。法國要的是大敘利亞與黎巴嫩一帶,英國要的是靠近地中海和巴勒斯坦(但英國說是要將巴勒斯坦成為國際共管)、約旦、及伊拉克一帶。 沙俄要的只是土耳其海峽(包括普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us  及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 )的控制權,以利黑海與地中海之間的航行。這個秘密協議於俄國的十月革命(1917年11月7日)後,被布爾什維克於1917年11月23日公諸於世。

雖然已將巴勒斯坦要據為己有但卻暗示要給阿拉伯人後,大英帝國也與交戰中的奧圖曼帝國做秘密交涉。英國向奧圖曼帝國提議,若他們同意做個別的和平協議,則他們的旗幟仍可飄揚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前面這三個「買賣」都是秘密的,最後將巴勒斯坦「賣」給錫安主義的鮑爾弗爾宣言則是公開的。宣言的發佈後引起胡笙的疑慮。英國於是派何嘉斯(David George Hogarth, 5/23/1862-11/5/1927)去向胡笙「說明」。何嘉斯是個學者,考古學家,也是「阿拉伯的勞倫斯」(T.E. Lawrence, 8/16/1888-5/19/1935)的朋友。何嘉斯保證阿拉伯人會得到獨立建國(稱為何嘉斯信息Hogarth’s message  )。那時的大英帝國是強權,仍在奧圖曼帝國統治下的阿拉伯人的領導人胡笙也不敢太挑釁大英帝國。再說,猶太人也是伊斯蘭教所承認的宗教之一(稱為 People of the Book ),而胡笙本人對猶太教也很尊敬。加以那時猶太人在中東也居少數,不構成威脅(Avi Shlaim: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是一系列的會談與和約,最主要的是1919年召開的凡爾賽會議。參與的有32個國家,最後於1919年6月28日簽訂了凡爾賽和約。在與奧圖曼帝國的個別議約後,英法與奧圖曼帝國於1920年8月10日簽訂了色弗爾條約(Treaty of Sèvres)。今日的伊拉克、約旦、與巴勒斯坦成為英國的管轄地(mandate),法國取得敘利亞與黎巴嫩的管轄權。奧圖曼帝國的蘇丹 (sultan) 雖然簽了約,但此舉引起了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凱默爾的強烈反彈,而成功的於1922年11月1日建立了今天的土耳其。英法只好再度議約而於1923年7月4日與土耳其簽訂了洛山條約(Treaty of Lausanne)。土耳其只增加了一些土地,與色弗爾條約的差別不是很大。而土耳其也成為一次大戰後唯一能參與議約的戰敗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系列議約及日後成立的國際聯盟只突顯了戰敗國(德、奧匈帝國、奧圖曼帝國)的任人宰割而無置啄的權利,及戰勝國暴飲暴食的難看吃相。在凡爾塞和約及日後的國際聯盟的成立上,雖不是參戰國代表的懷茲曼卻也都能以錫安主義的代表身分出席。懷茲曼要確認的是巴勒斯坦屬於英國的管轄。鮑爾弗爾宣言最終也被納入了國際聯盟於1920年就開始討論,而最後於1923年通過的「大英帝國對巴勒斯坦的管轄權」(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中。這期間法國雖然有強烈的反對,但英國皆以強大的外交手腕解決(Avi Shlaim: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

有學者認為英國之硬要巴勒斯坦的理由與她控制下的鄰近蘇伊士運河有關。但歷史證明,大英帝國之管轄巴勒斯坦只引來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互相仇殺,及對大英帝國的不滿,而最終是引來一身騷。 1928-1931年間任職巴勒斯坦管轄地高級專員的大英帝國官員強思勒(Sir John Chancellor, 1870-1952)說:鮑爾弗爾宣言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改變中東歷史的一封信之三 由少數走向多數 —–錫安主義在英國與美國的運作

錫安主義固然源於猶太人,但錫安主義(Zionism)與猶太教(Judaism)是不同的。在錫安主義產生的早期,大部分的猶太人是反對錫安主義的。另一方面,支持錫安主義者也有很多是基督教徒的。

基督徒之支持錫安主義與宗教改革後產生的新教 (基督教) 有關,相對之下的天主教則較沒有這種看法。在赫哲出版《猶太國家》之際,駐維也納的大英帝國大使館的教士(Chaplain Hechler)也發表了《先知所說的猶太人的回歸巴勒斯坦》(The Restoration of the Jews to Palestine According to the Prophets)一書,兩人也是朋友(Robert John: Behi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Britain’s Great War Pledge to Lord Rothschild)。許多基督徒相信猶太人的回歸以色列是耶穌基督再度來臨的先決條件。

但錫安主義是違背猶太教的教義(Halacha)的。猶太教的聖經(Torah)認為猶太人的散居世界各地(diaspora)是神的旨意(Divine Decree),也只有透過神的救贖(Divine Redemption),猶太人才能終止流亡,而非透過人為的方式(如錫安主義)。

除了宗教原因使當時的猶太人不支持錫安主義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現實的考量。對許多散居歐洲各國的猶太人而言,尤其是已同化的西歐猶太人,這種因回歸所造成的「分離運動」可能會造成他們生活處境上的困擾。猶太人可能會被迫做遷離去回歸,而也會被客居的國家視為異類,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那麼,這個當初只是個少數人主張的錫安主義最後如何成為猶太人的主流?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1914),錫安主義的運作中心在柏林。但這個中心也很快就轉到倫敦與華府。在這個階段,有兩個人多少可說是代表性的人物:在倫敦的懷茲曼(Chaim Weizmann, 11/27/1874-11/9/1952 )與在華府的布蘭岱(Louis Brandeis, 11/13/1856-10/5/1941)。

懷茲曼個生於沙俄,後來到德國去讀大學並取得化學博士,之後定居英國的猶太人。積極推動錫安主義的他也說服了不少英國的猶太要人。最終讓他得以影響英國政府決策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由於製造丙酮(acetone)以生產彈藥的原料都在德國的控制下,英國處於生產彈藥的困境。那時負責彈藥生產的邱吉爾透過一個猶太人屬下的拉線認識了懷茲曼,求取懷茲曼利用他的化學背景研發出製造丙酮的方法。最後懷茲曼開發出了利用木頭或麥發酵以生產丙酮的方法。由於這個成功,使英國解決了生產彈藥的困境,而也使懷茲曼在英國政府中頗具影響力。鮑爾弗爾宣言的通過與他的推動相當有關。懷茲曼日後成為以色列建國後的首任總統。

另一方面,當時的美國已是個富有而強大的國家,而也有三百萬名猶太人。但美國人對歐洲的紛爭保持中立,不想介入。大部分的美國猶太人也都是反對錫安主義的。而在那時(1913年),一個猶太人的錫安主義秘密結社帕魯遜(Parushim)也形成了。帕魯遜的宗旨在於,他們要在政界及學界互相提拔支持錫安主義的人(Sarah Schmidt: The Parushim—A Secret Episode in American Zionist History。 和Alison Weir: Against Our Better Judgement – How the U.S. was used to create Israel)。帕魯遜的領導人是布蘭岱。那時威爾遜總統因緋聞遭勒索四萬美元。沒錢支付勒索的威爾遜經過猶太團體的代付保住了他的政治生涯。交換條件是,威爾遜總統得提名參院反對但他得極力推銷的布蘭岱為大法官。成為大法官後的布蘭岱與後來成為副任大法官 (Associate Justice) 的他的姪兒法蘭克弗特(Felix Frankfurter, 11/15/1882-2/22/1965),也都成為威爾遜總統的貼身顧問,也與倫敦的錫安主義領導人及來訪的英國政要有所來往。也多少影響了美國的決議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6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爭取連任的威爾遜險勝。為了爭取要維持中立的美國選民的支持,他的口號是強調不參戰(He kept us out of war)。但如同二次大戰前強調美國中立的羅斯福總統一樣,美國最終都參與了兩次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一兩年後,雙方已陷入僵局。到1916、1917年時,交戰各國的財政都已出現危機。這時的大英帝國急於拉攏美國站在他們的一邊參戰。但美國國內的氛圍是要維持中立的。再說有不少德裔的美國人也有許多是支持德國的。在這種考慮下,要拉攏美國,要金融的援助,英國希望能動員美國的猶太團體支持美國的參戰。鮑爾弗爾宣言的公布也就在這種考量下進行。

鮑爾弗爾信函於發信日期(1917年11月2日)後的一個星期公諸大西洋兩岸的報端。果不其然,鮑爾弗爾宣言激勵了美國猶太人對錫安主義的支持。在宣言發佈前,英國猶太人團體支持錫安主義的已稍佔多數,但大部分美國猶太人仍反對錫安主義。宣言發佈後,錫安主義已成英美兩國猶太團體的主流。在1914年,美國有7500名錫安主義者。到1919年,支持者增加到149,000人( Jehuda Reinharz: Zionism in the USA on the Eve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他們不但動員了猶太人社區,也影響了政府的決策。

錫安主意開始於19世紀末,成長茁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於第二次大戰後開花結果。但它對大英帝國最終只有害而無益,也對中東問題造成難以解決的困境。

李堅

改變中東歷史的一封信之二 錫安主義的產生 —-歐洲的民族主義,反猶太主義

19世紀的歐洲是民族主義蓬勃發展的年代,這多少源於啟蒙運動與拿破崙的東征西討。到1848年的歐洲到處都有革命時,歐洲各國的民族意識也日趨成熟。普法戰爭(7/19/1870-5/10/1871)多少是普魯士在俾斯麥的領導下,要統一日耳曼民族以建立德國帝國的藉口。除了德國的統一獨立外,義大利也在一波三折下於1871年完成統一獨立。

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自然也影響到散居歐洲各國的猶太人。民族主義是凝聚內力以扺禦外侮的意識形態,在這個思惟下,猶太人的角色便很尷尬。猶太人到底是一個民族?或是一個宗教與文化?他們到底屬不屬於所居住國家的民族?

對散居西歐的猶太人而言,與東歐及沙俄下的猶太人相比,他們是相當同化於各所居住的社會的。無論在德國、法國、或英國,猶太人都已居住有幾百年,而也相當融入該地的社會。英國可能是最善待猶太人的國家。13歲時改信英國國教的猶太人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2/21/1804-4/19/1881)就曾兩度當首相。而在鮑爾弗爾宣言發佈時,閣員之一的蒙太古(Edwin Samuel Montagu, 2/6/1879-11/15/1924)也是個猶太人。

雖然相當同化於西歐各社會,但猶太人也多多少少保留了自己的宗教與文化,摩擦也難以避免。19世紀末年一個猶太法國軍官翟弗斯(Alfred Dreyfus)被誣判為叛國罪。最後在一些支持者,尤其是大文豪左拉(Émile Zola, 4/2/1840-9/29/1902)的聲援下才改判無罪。這個事件也被稱為翟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翟弗斯事件多少也影響到一些猶太人對他們本身處境的思考。

由於猶太人在西歐較融入當地社會,一般而言反猶太人(antisemitism)的問題也較少。但在東歐及沙俄,猶太人遭到相當大的迫害。迫害尤其嚴重的是沙俄。集體迫害,甚至大量屠殺(稱為pogrom),時有所聞。而多少也源於這個背景,錫安主義的思想於1881年在黑海的港都奧迪塞(Odessa,目前屬烏克蘭)產生。推動猶太復國運動的錫安主義思想也漸漸的擴散到歐洲各處。1896年2月,奧匈帝國的作家及新聞工作者赫哲(Theodor Herzl, 5/2/1860-7/3/1904)在維也納發表了《猶太國家》(Der Judenstaat)一書,倡導猶太復國主義。赫哲也發行了錫安主義的報紙(Die Welt)宣傳他的理念。富裕的他也聯繫各國的猶太要人,並與歐洲的政要「溝通」。為了爭取基督教及天主教徒的支持,他向教廷駐維也納的代表(大使,Papal Nuncio)表示,未來的猶太復國所在將不會包括耶路撒冷、伯利恆、與拿撒勒(Nazareth)。為了爭取相關國家對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支持,赫哲也動員了猶太金融機關的運作。錫安主義的金融主體(Jewish Colonial Trust)總部設置於倫敦,以表明對大英帝國的肯定(倫敦也是金融中心)。由於當時的巴勒斯坦在奧圖曼帝國的領域內,錫安主義在奧圖曼帝國的首府也很早就設立分行(Anglo-Palestine Bank),以利錫安主義的運作。對德國帝國,赫哲則以支持德國在近東的權益以為交換。對奧圖曼帝國,赫哲以猶太金融援助做為在巴勒斯坦移民的條件,但沒結果(Robert John: Behi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Britain’s Great War Pledge to Lord Rothschild)。

赫哲組織了錫安主義議會(Zionist Congress),並於1897年8月29日到31日,在瑞士的巴賽爾(Basel)召開了第一次會議。與會的共有197人。成員除了都是猶太人外,各式各樣的意識形態都有。有傳統正教的,自由派的,無神論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及資產家。但也大都只代表他們個人,一人一黨。赫哲的宣示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國土。

1903年春天,大英帝國的政要張伯林(Joseph Chamberlain, 7/8/1836-7/2/1914)向赫哲提議猶太人移民到1895年以來便由大英帝國管轄的肯亞。但由於誤傳,赫哲以為是烏干達,而建議猶太人接受這個方案做為臨時之計。但在各方都反對之下,他要的這個烏干達計劃(Uganda scheme)也就此銷聲匿跡,而他本人也不久就去世。

而於同時,居住在各地的猶太人也都積極的參與各地的政治活動。他們參與了沙俄境內反抗沙皇的地下活動,也在日後的布爾雪維克及孟什維克中都居要角。後來與史達林對抗的托洛斯基,及到中國當國民黨顧問的鮑羅廷都是猶太人。他們也參與凱默爾反抗曼圖曼帝國的組織(Young Turk)。多少考慮到只有奧圖曼帝國的倒台,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復國才有可能。

猶太復國主義固然有支持者,但那時歐美的大部分猶太人都是反對復國運動的。這不只因為猶太教宗教理由上的考量 ( 後續討論),也有現實處境的考量,不希望因為復國運動而破壞了他們在所居住國家的融洽共處。但在另一方面,猶太人所居住的基督教主流世界 (主要是新教),也同樣基於宗教理由,但卻對猶太復國運動有不少支持的聲音。

李堅

 

改變中東歷史的一封信之一 鮑爾弗爾宣言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個怪胎

1917年11月2日,大英帝國的外交部長鮑爾弗爾 (Arthur James Balfour, 7/25/1848-3/19/1930), 發文給大英帝國最顯赫的猶太領導人及猶太復國主義(或稱錫安主義,Zionism)的大力支持者羅斯柴爾德男爵(Baron Lionel Walter Rothschild, 2/8/1868-8/27/1937)。這一封簡短但卻影響深遠的信函後來被稱為鮑爾弗爾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這封信函不但為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國(或猶太人所稱的復國)鋪路,也種下了後來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及廣泛的阿拉伯人在中東的百年衝突。

信函的大意是大英帝國將會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心願,將會盡全力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立家園。信函簡短,底下列的是信文的主體。

「I have much pleasure in conveying to you, on behalf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 of sympathy with Jewish Zionist aspirations which has been submitted to, and approved by, the Cabinet.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view with favour the establishment in Palestine of 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 and will use their best endeavors to facilitate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object, it being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nothing shall be done which may prejudice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rights of existing non-Jewish communities in Palestine or the rights and political status enjoyed by Jews in any other country.

I should be grateful if you would bring this declaration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Zionist Federation.」

這封簡短的信函含有幾個要點:

第一,大英帝國要幫忙的是建立猶太人的猶太民族家園(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沒有指名要建國(state)或建立猶太人的國土(Jewish homeland)。

第二,信中雖說此舉不應傷害到巴勒斯坦現存的非猶太人社區。但這種字眼的使用(非猶太人),已將那時在巴勒斯坦只有五萬名的猶太人放在主位,而將其餘67萬名(占91%)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及東正教的亞美尼亞人放在次位。

第三,聲明也指出不應傷害到猶太人在其他國家的政治地位與權利。所以有這個字句,源於反對錫安復國主義的猶太人害怕若猶太人建國或復國,將會影響到散住於各個國家的猶太人社區。怕猶太人將會被劃分成不同民族而遭受到排擠。

信函雖然簡短,而許多地方也語焉不詳或故作迷糊。但這封信函的產生卻牽涉到:帝國主義的明目張膽(那時的巴勒斯坦尚在奧圖曼帝國的領域裡而非大英帝國所擁有);一個珍貴的不動產(含有被伊斯蘭教、基督教、及猶太教都視為聖城的耶路撒冷),被沒有擁有權(主權)的大英帝國一再的「變賣」(先是阿拉伯人、法國人、及後來的猶太人)(後續將會討論);一個官方團體給予一個私人團體的國家級禮物。

信函雖然名目上是由大英帝國的外相鮑爾弗爾給與錫安主義的領導人之一,羅斯柴爾德男爵,但鮑爾弗爾可不是信文的唯一起草人。起草信函的大都是猶太團體的顯赫領導人,也牽涉到在美國的最高法院法官。這些都是有法學素養的人,其為文用字也特別小心。信文最後是通過大英帝國的內閣會議通過後才發佈,代表了錫安主義者的一大勝利。信文於一個禮拜後見諸報端,發布後果然改變了猶太復國主義的動量,並也影響到了後來整個中東局勢的發展。

鮑爾弗爾宣言的發佈時間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雙方交戰陷入僵局,而英法的財政也陷入危機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方帝國重新洗牌,而不論是國際情勢或彊域都需重新調整的時候。那時的大英帝國仍是超級強權,也是個日不落國。但在長年窮兵黷武及勢力過於擴張及遠征下,疲憊已現。大英帝國急於拉攏美國參戰(同二次大戰中一樣)。原本一直維持中立而不願捲入歐洲戰場的美國(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雖然於1917年4月6日就宣布參戰,但第一批軍隊要到六月才抵達歐洲。大批軍隊(美國共出兵436萬人,死亡116,516人)則後續來到。而在同時,散居歐洲各處的猶太人的支持猶太復國運動也漸漸由少數變成多數。錫安主義成長於沙俄與東歐,茁壯於大英帝國及後來的美國。透過金融的運作及要員於政要及政府高層間的穿針引線,最終促成了這個宣言的產生。

李堅

台灣高等教育與智庫的排行榜 —-財與色為動力的教育制度

一位在美國大學研究並教書一段時間後,目前在台灣從事研究並偶爾兼教大學的朋友,在有次訪美時的聚會中談到他的一個小經驗。在美國教書那時,當他於早上八點鐘走入教室時,全場兩三百名學生都已就位等候他的到來。在台灣,他早上八點到教室時只有一人就位準備好,一人還帶著早餐走進來, 一人方才進教室,其餘的更不用說都是姍姍來遲了。

讀過台灣與美國大學的人對這種現象應不會陌生。筆者當年在加州大學當助教時, 也對美國大學部學生的積極求學印象良深。課堂是滿堂滿座,學生對成績也頗計較,而一些課也有學生專門抄筆記,再影印販賣給較不會抄筆記的人。

所以有這個差別原因也不少。但主要原因看來是在台灣,考上大學也同時進入科系,大致已決定未來就業的走向。而進入大學也都代表大家大都能畢業得學位。但在美國,一般大學生是由沒有主修的科系開始的。學生要進入熱門的科系則需要特別的學分與像樣的成績。而一些課也不是每年都有開的。學生在大學這段期間則積極往自己要的科系走。熱門的科系競爭自然也激烈。美國的大學學會不但貴,進去後也沒保障就能夠畢業的。

台灣的高等教育

台灣的學子是擠破了頭也要進名校的,尤其是台大。進入名校後,目的達到了一大半,而似乎也都鬆懈了下來。那麼, 台灣人擠破頭也要進入的名校在世界大學的排行榜表現如何呢?以2004年成立的「時代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的世界大學排行榜(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來看(2016-2017), 台灣的排名不是很好看。台灣的大學中排在最前面的是台灣大學(排名195),遠遠落後於國際有名的大學及亞洲的一些名校。在亞洲的領先大學中,新加坡國立大學(24),北京大學(29),北京的清華大學(35),東京大學(39),香港大學(43),香港科技大學(49),首爾大學(72),京都大學(91)…..等等都遠遠排行台灣大學之前。

時代高等教育的世界大學排行榜是基於教學、研究、國際觀、及聲望,來評比的。另外一個是成立更早(1983)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的世界最佳大學排行榜(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Rankings)。以2017年的亞洲部分(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in Asia)來看, 台灣在前50名中只有兩間學校晉入排名:第14名的台灣大學(全球排行144),與排名第49的清華大學(全球排名340)。在這前50名最佳亞洲大學中,東京大學拔頭籌(全球排名第44),新加坡國立大學其次(全球排名第50),北京大學第三(全球排名第53),清華大學第四(全球排名57),新加坡的南洋科技大學第五(全球排名第74)。在這前50名亞洲最佳大學中,中國有15間,日本10間,韓國六間,香港5間,新加坡與台灣各兩間。

智庫的排行榜

台灣的各大學在全球高等教育的排名看起來,相當的難看。若要進入更高一層的智庫排行榜來看,只有更慘的份。

賓州大學有個「智庫與公民社會計劃」(Think Tank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這個計劃附屬在成立30年的珞德學院(Lauder Institute)。他們有世界智庫排行榜的評比。 以2014年的全球智庫排行榜的前150來看,台灣一個也沒有。在這前150名中,中國有7個,日本4個,韓國4個,新加坡3個。而一些小國如馬來西亞,亞塞拜然(Azerbaijan)、瓜地馬拉、肯亞、加納、烏拉圭等也都有進榜。美國的布魯金斯固然拔頭籌,英國的Chatham House則第二。小國的比利時的Brugel拿第五,而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院(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也拿到第六。

在地區的排名上,由於台灣被分類納入東南亞與太平洋區(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包括紐澳及南亞), 台灣的智庫排名才在這60名中看到列名。在這前60名的排名中,台灣有五個智庫列入。台灣民主基金會排第5,台灣經濟研究院排第18, 中華經濟研究院排第23,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aiwan) 排第26,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Transitions (Taiwan) 排第60。

在2015年的排名上,若美國的智庫不包括在內的話,則台灣的中華經濟研究院排名第127。在不包括美國的前100名智庫中, 中國有6家, 南韓5家,新加坡4家,日本兩家,台灣掛零。

孰以致之

台灣的大學在世界優良大學的列比上如此的失色, 在智庫的排名上更是慘不忍睹。莫非是台灣人的資質其差而以致之。

台灣人重教育,講升學。各式各樣的補習班也應運而生。為了要子女專心讀書,父母也要子女讀書就好,家事都不用做,而各種活動只要是無助於升學的都不要參加。只要把書讀好就好。而更重要的是考入名校及名系為最大目標。

但考入名校名系又如何呢?台灣的名校名系為何如此落後於國際社會的評比呢?上焉者於本系本行內發揮專才,許多也相當突出。但總的來說,在進入大學後一般都鬆懈下來。從許多績優生於畢業後的表現來看,也不再求上進了,而也不喜歡看書或讀書了。在台灣,讀書的目的似乎只是為了進入良好的大學以利將來的就業。在那升學競爭激烈壓力大的情況下,讀書自然變成一種折磨,而非追求知識的興趣與享受。這也難怪在畢業後大家都不再看書了。台灣人不愛看書其來真是有自。加以台灣社會沒有日本社會那種怕被人看成不愛看書,因而人手一冊的文化。在台灣,買書真是浪費錢,而看書耗神又耗時間。結果是許多一般知識的缺乏。在美國生活過一段時間而與美國人多所來往的話,會發現台灣人缺乏一般知識,也缺乏對事務的分析與探討的能力。

由於只知熟讀本行的書,從來也沒做過家事及其他與讀書無關的事。許多生活上的技巧及能力自然缺乏。在這個過程上, 傳統上由上一輩教給下一輩的生活能力與技巧,都沒有傳承下來,而成斷層的現象。許多祖先遺留下來的技能與智慧也就因而失傳了。在美國社會,我們看到子女皆由父母學習到生活上的基本技能,如烹飪、清掃、整理家園、修理房舍、汽車、運動、社區活動、及本地的文化與歷史等等。而更重要的是生活技巧(life skills)的學習,如何去面對每日生活上的問題與人生的挑戰。這牽涉到溝通、思維、人際關係等等問題及如何求取解決之道。同是漢文化出來而競爭超級激烈的中國留學生,在過去幾年在美國的校園裡已發生幾起與教授或同學有爭執而付諸暴力行兇的不幸事件,不能不說是生活技巧的短缺及社會關係的缺乏培養及訓練的結果。

黃金屋、顏如玉、財與色

要鼓勵學生讀書,我們常聽到這句話:「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句出自《勸學詩》的字句,相傳是宋真宗所作。全文是:「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這首詩的意思是要你好好的讀書。即使「十年寒窗無人問」也沒關係,到頭來會「一舉成名天下知」。因為只要讀好書,書中什麼都有。書中會提供你一切所要的,舉凡糧食、豪宅、僕從、車馬、美女、樣樣都有。在那「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年代,女子是不能受教育的,這首詩只是要鼓勵男性的。要男子好好的讀書,最好是讀成書呆子或「手無縛雞之力」。不要有奇異之想或妄想造反,則皇上豈不天下太平。這真的跟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的教育有很根本上的不同。美國的教育固然要訓練專才,但也很強調奇想異論,以著重學術的開發與進步。而在同時,也強調學生統御治理的能力,以裁培未來國家與社會的棟樑與領導人物。

漢文化下的台灣教育所要教出來的是一群唯唯諾諾, 不會獨立思考及挑戰權威的人。但同等重要的是,這種教育腐化了人格。如果讀好書只是為了「黃金屋、顏如玉」的話,說來根本是鼓勵讀書人對財色的追求。有這種標竿,能不怪讀書人的腐敗與墮落嗎?

學術論文之造假,固然不是台灣的專利。但台灣學術界之互相遮醜而不求徹底的解決之道,不也表現了這種腐敗傳統的傳承嗎?

曾經有那麼個小國帶領風騷

高等教育及高等學術研究,所要做的是對社會、人文、科學、政治、工程、及醫療等做更深入的探討。也就是說,要將學問的研究帶往更高層次、更廣面、及更深入的研究。台灣的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在全球來說並不是頂尖的。雖有其成就處,但離先進國家,尤其是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面,仍有一大段距離。台灣在這方面起步較晚,加以先天不良。尤其在戰後那段期間,日本人的學術人員離台返日而造成青黃不接,而許多由中國撤退來台的「學術人員」則有許多濫竽充數的情形下,可說是先天不良。但只要好好學習一些先進國家的方法與經驗,則不應該有後天失調的問題。

台灣不是個先進國家,也不具先進的文明、社會與文化。台灣所有的與所經歷的,在許多先進國家都已走過。以目前台灣的條件來說,要在國際社會的高等學術研究上出人頭地而占一席之地也並非不可能,台灣有的是優良的地理位置與在亞洲最開放自由的社會。令人聯想起的是16、17世紀的荷蘭。從16世紀末年開始反抗西班牙統治的荷蘭,在1581年宣布「誓絶法案」(Oath of Abjuration,可說是荷蘭人的獨立宣言)而與西班牙帝國進行前前後後長達80年的對抗,最終也捲入全歐洲的30年戰爭(1618-1648)。1648年 4月24日,在談判五年後,歐洲交戰國簽署了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西班牙也承認荷蘭的獨立。在這段期間,荷蘭也由於對宗教容忍的作風及國內自由開放的態度,吸引了許多外國(特別是英法)的學者到荷蘭居住,並在荷蘭發表他們的著作。萊頓大學(University of Leiden)成為當時歐洲的學術中心。荷蘭也成為歐洲的出版中心、紡織業中心、及金融重地。這期間,荷蘭的海外貿易大放異彩。倡議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s theory)的學者也認為第一個建立世界體系的是17世紀的荷蘭。這個世界體系的盟主於19世紀後轉到大英帝國, 20世紀中期後轉到美國。荷蘭因為她優越的地理位置及自由開放的社會,在17世紀時(有人說是1587-1670),建立了輝煌燦爛的荷蘭黃金時代(Dutch Golden Age)。荷蘭的成就讓我們了解到,小國不是不能帶頭領先的。看的只是你有什麼條件,怎麼做而已。

楊起東

大東亞共榮圈的起落之五 一個失敗的典範 —-從脫亞,返亞,到地區整合

日本處於亞洲大陸的離島邊陲地區,雖然也有漢化,但明顯的沒有韓國來的深,而也在孤立下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文化與習俗。但在歐美勢力進逼下的早期,日、韓、中三國常被西方列強列為一談。而事實上,日韓中三國之改革人士也常互通有無,齊擕共進。1885年3月16日,日本的《時事新報》刊登了一篇沒有署名的文章—-「脫亞論」(だつあろん)。

「脫亞論」雖然沒有署名,但一般咸信作者是大力弘揚西洋文明,而目前是日本萬元大鈔的票面人物—福澤諭吉。文中說:「雖然我日本之國位於亞細亞東部,但國民的精神已經開始脫離亞細亞的頑固守舊,向西洋文明轉移。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一個叫朝鮮。 …與日本相比,支國與韓國的相似之處更為接近」。又說,「假如支那、朝鮮政府的陳舊專制體制無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的國家;假如支那、朝鮮的知識人自我沈溺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人就認為日本也是陰陽五行的國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恥,日本人的俠義就會因此被掩蓋;假如朝鮮國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會被推測也是同樣的沒有人性。如此事例,不勝枚舉」。結語是,「…與其坐等鄰國的文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

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史上相當重要的一個思想人物。這篇文章的結尾也被一些人解釋為其後日本的合理化了對韓國與中國的侵略。後來也有人將之延伸為托亞入歐。說脱亞,當然是意謂原為亞洲的一部分而要求脫離。但日本不是亞洲的一部分嗎?

問日本是否為亞洲的一部分,其實類似於問英國是否為歐洲的一部分。同處離島邊陲的英國與歐洲大陸的關係一向是若離若合的。最近的脫離歐盟(Brexit)更說明了這種歷史的心理層面。福澤的「脫亞」說的只是脫離中國與韓國。而事實上,亞洲大部分國家都與中國及韓國沒有什麼特別關聯。中南半島除了自己的文化外,所受的是中國與印度的影響,由英文名印支半島(Indochina)可見一斑。而菲律賓以南人民所認同的不是東亞或遠東,而是太平洋島嶼民族(Pacific islanders)。嚴格說來,福澤以日韓中三國為一體而有脫亞之說,實際上要的只是脫離中韓而已。將脫離中韓說成脫亞,在文義及觀念上都會產生誤導。

在地理上,日本當然是亞洲的一部分。基於「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口號,而企求用「日(當時包括台灣與韓國)滿華」為主體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計劃,最後也隨著太平洋戰爭的敗北而結束。這個曾於當年掀起許多反西方殖民的亞洲人的熱烈反應,而於1943年11月的大東亞會議中達到巔峰的大東亞共榮圈,最後也煙消雲散的了無痕跡。

日本帝國打的是反對西方殖民政權的泛亞思想,但在作為上卻是侵略與奴役。這種雙重標準的做法不只當年的亞洲人,連日本國內一些反戰的人(如重光葵,7/29/1887-1/26/1957。在密蘇里號上代表日本帝國簽降書的外相)都注意到了。貫穿於根本的則是日本傳統文化的延伸與種族主義的思惟。

走進日本的傳統房子都有個玄關,脫鞋子的地方。不將外在的不潔淨帶進潔浄的內部。一般家庭浴室也分內外室,將要洗的衣物置於外室,而不帶進要潔淨身體的內室與乾淨的風呂。日本文化中有很強的內外之分,也重潔浄與秩序。一個程度上與重潔淨與秩序的德國相當類似。但這種內外分明的文化多少也定調了大和民族與非大和民族,浄與不浄之分,秩序與紊亂之分,及內外之分。總的來說,會出現排他性而缺乏包容性。

二次大戰有很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在美國當年也有極少數的人注意到了。在1942年的紐約時報雜誌上,賽珍珠寫道:「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主要障礙是白種人不願意放棄他們的優越感,而有色人種再也不願意忍受這種劣勢…有色人種知道殖民地和殖民主義思惟都是過時的。」(John Toland: The Rising Su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當年遭受西方列強歧視與壓迫的日本帝國,在對種族主義的列強反彈下,自己也走上種族主義的道路。雖然日本成功的驅逐了西方殖民列強,但亞洲人所得到的卻是另一個新的殖民者,而非解放與獨立。高喊反對西方種族主義的日本,最終也走上歧視亞洲人的道路。

大東亞會議時西方列強已都被逐出東亞與東南亞,而日本帝國也於四處介入一系列的戰爭。軍國主義下的日本,戰爭成為一切。當時日本在前西方的殖民地只做相當有限的政治與文化運作,談不上社會改造與未來的建設遠景。戰敗自然代表了大東亞共榮圈的結束。大東亞共榮圈的正面在於地區的整合這個觀念,而地區的整合在戰後如歐盟、東南亞公約組織、亞太經合會議、及還在談判中的泛太平洋貿易組織(TPP)等都代表了這個趨勢。要整合,重要的是平等對待,溝通協調,互惠互利,有容乃大。在這個觀點上看來,大東亞共榮圈是一個失敗的典範。   (系列完)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