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的變遷之六 亞洲兩個大國的走向 —–印度的多面觀與中國的獨覇觀

自從於90年代開始採取經濟上的開放政策後,印度的經濟成長率便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成長。印度的領土是世界各國的第七大,人口第二多(2016年估計13億人), GDP占全球第三(PPP),或第六(nominal)。一些學者也都開始探討印度在世界上的可能角色。

印度於1947年8月15日由大英帝國獨立出來。首任總理尼赫魯是一名相當優秀的人才,他採取「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混合(realism and idealism)(India in the New World Order. Edited by David M. Malone, C. Raja Mohan and Srinath Raghavan),而多少將印度定調為不結盟。在冷戰中也都走獨立外交的角色。尼赫魯以降印度有幸都產生出一些優秀的領導人,而也大多走尼赫魯的路線。

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有兩百多年(直接統治由1858年開始),影響相當深。印度的地緣政治觀也都源於英國統治時期。強調緩衝地帶(buffer state)。尼泊爾、錫金(現已被印度納入領土)與布丹為內圈(inner ring)。西藏、阿富汗、伊朗為外圈(outer ring)。海洋方面,則定蘇伊士運河、紅海、波斯灣、馬來半島、及中國為界線範圍(orbit)(來源同上)。在這種地緣政治觀下,印度自然會與中國有所衝突,特別是在印度洋與太平洋(南中國海)一帶(Ashley J. Tellis, Sean Mirski: Crux of Asia: China, India and the Emerging Global Order)。由於這種背景,印度希望美國的進駐海洋。近年來,印、日、美、澳也於孟加拉灣有海軍演練。但中國則視美國之駐在太平洋為威脅。

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的不結盟,中立,而獨立的外交觀,也建基於她對未來世界秩序的看法:未來的世界將會有幾個不同的要角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各展其能,而形成一個共生的關係(Thorsten Wojczewski: India’s vision of world order: multi-alignment, exceptionalism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印度固然為南亞之霸,而也擁有核武(1974),但印度沒表明要當霸主,而以不結盟、和平共存的姿態出現。但亞洲另一個大國中國則早已擺出高姿態,以下一個世界盟主的霸氣出場。但中國有可能取代美國成為下一個盟主嗎?

中國有世界最多的人口,第三大的領土。GDP排第2(nominal)或第1(PPP)。在此稍帶一提的是,獨裁集權政體常將GDP灌水到1.15與1.3倍之間(Luis R. Martinez: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the dictator’s GDP estimate?)。如果中國有良好的國際關係,有顯著的軟實力,而能提供一個對世界有貢獻的文化,且能提倡和平穩定的話,則中國是有那個可能。但歷史與事實都證明中國不是那個料子。

蘇聯倒台後,俄國與中亞五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成立了聯合安全組織(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由俄國保障中亞國家的安全。為了防止美國勢力的介入而影響中亞,俄國與中國在2001年成立了一個包括中亞國家與巴基斯坦在內,而被譏為獨裁者俱樂部(dictator’s club)的「上海合作組織」。但在中國勢力漸漸大於俄國後,不願被邊緣化的俄國於2017年拉了印度進來。印度是一個民主國家,與中國打過兩場邊界戰爭。顯見的是印度會有不同的聲音,而上海合作組織也恐將會走上名存實亡之路(Salvatore Babones巴博斯:Why is Democratic India Joining Russia and China’s “Anti-Western” Club, The SCO?. Forbes 11/20/2017和Derek Grossman: China will regret India’s entry into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RAND, 7/24/2017)。

2013年底,習近平提出了「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但截至目前為止,所有計劃都不透明。而許多工程都為的是消費國內的過剩產品,連工人都用自己人。而許多參與的國家也都陷入了債務危機(斯里蘭卡、吉布地、塔吉克、吉爾吉斯、寮國、馬爾地夫、蒙古、巴基斯坦、蒙特內哥羅)。

人民幣於2015年被國際貨幣基金會定為第五個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此外,為了要擺脫西方控制下的國際金融運作,中國也於2015年建立了有別於目前世界所用的國際銀行代碼(SWIFT,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 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俄國則於2014年建立Mir制度。但兩者的實用性都相當有限。

目前世界秩序的體制與軟體,說起來還都是源於歐洲的法治文化與西伐利亞體系—尊重各國(不論大小)的主權與彊域,也重視國際法的規範與尊循。印度有英國所遺留下來的法律制度與法治精神。中國有的則只是人治,大一統,與「天下」的觀念。那個「天下」的中心當然就是「中」國了。美國於戰後援助廢墟中的同盟國與戰敗國(馬歇爾計劃),也規劃了頗具前瞻性的世界未來的金融、政治、與國際的組織與體制。在那期間,美國也採取低調付出的態度而建立她的軟實力與影響力。這些都是善於欺負弱者,缺乏自信,自大而又自卑,肚中無一物但很霸氣的中國所欠缺的。人類學者會告訴你,狩獵採集的平等社會裡,最會打獵的人是最謙卑的。他不會因為最會打獵而自己要先拿或分多一些,因為大家都平等分配。但他卻也是最有地位的。中國想要當龍頭老大則至少要從學習狩獵採集社會中的文化與作為開始。即使中國有那個文化與度量,可能也將會已過時而鮮有成效。因為一般學者的看法是未來的世界秩序將不再會是一方獨大,而是各門各路都有頭頭。而在這一點上,俄國的想法與印度的做法是較正確而順時代潮流的。中國夢到頭來將只不過是一個夢。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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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的變遷之五 美國衰退後的世界秩序可能盟主 —–歐盟、俄國、金磚五國

在美國逐漸失去世界龍頭老大的時候,那一個國家或組織最有可能取代美國的地位?這是各方都關注而也有諸多討論的課題。可能的如歐盟,俄國,印度,中國都有。而我們也不能忽略掉一些國際組合(如金磚國家BRICS)所代表的意義,或是一些跨國大企業的能力與影響。而一些地區的整合(如東協ASEAN)之經濟快速成長也頗令人注目。底下我們就一一來做探討, 而時常被視為下一個盟主呼聲最高的中國則留到下文討論。

歐洲可說是現代人類文明的搖籃。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民族主義,及現代的法治與國際法觀念都源於歐洲。但歐洲也是兩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地。歷經兩次大戰的浩劫,二次大戰後的歐洲也在美國的支持下於50年代開始進行整合的工作。在經過將近70年後的今天,如今的歐盟有20幾個會員國(不包括英國,在退盟中)。在英國退出前歐盟的GDP比美國稍高。歐盟諸國間可自由往返,不需簽證(基於1985年6月14日所簽的申根公約Schengen Agreement)。1999年1月1日開始,歐盟的大部分國家也廢除了自己的貨幣而採用歐元。目前的歐元區有十九國。歐盟有自己的政府機構,貨幣,人民可自由移動,在歐盟各國就業與居住。一個程度上有如雨果(Victor Hugo)於1849年時,在巴黎的國際和平會議(International Peace Congress)中所提出的,「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這個觀念與名詞。有不少學者將歐盟看成是一個上升中的超級強權。

但歐盟於近年來不斷受到內部與外來的挑戰。難民的湧入引起歐盟會員國之間的互槓,也導致各國國內的社會壓力的緊繃。而俄國也推波助瀾,蓄意破壞歐盟會員國之間的和諧與團結。英國的退出是這個衰退跡象的典型代表。而在川普上台後,對歐盟採取不友善的作風更是雪上加霜。歐盟雖然不至於就此解體,但有很多議題是需要多加以注意的。

諷刺的是,1648年的西伐利亞合約建立了主權(那時是君主主權)的觀念,而使國與國之間有明確的邊界,並要求不論大小國都要平等對待。一個程度上來說,歐盟的建立也代表了歐洲西伐利亞體系的結束。歐元區的建立,邊界的消失,人民的自由移動,難民的湧入及流動,都使歐盟國失去部分的主權。而布魯塞爾(歐盟政府機構的所在地)的決策有不少都凌駕在會員國之上。這些都刺激到了會員國內一些本土意識與民族主義的提升。右翼勢力及民族主義的高漲也都危害到了歐盟的成長與茁壯。這也類同美國的右翼人士(以共和黨為主)不喜歡聯合國(及一些國際組織)一樣。他們認為聯合國(及一些國際組織)的決議有可能會侵犯到美國的主權。

當年與美國對抗而占半邊天的蘇聯雖已不再,但其主體的俄國仍擁有相當的國際影響力,而也可能難以忘懷當年的「光榮」。當今囂張霸氣的普亭雖然被指控透過網路與駭客,企圖鬆動與瓦解西方的民主自由體制。但在傳統上的作業(外交、軍事)來看,俄國還算是相當「安分守己」的。蘇聯垮台後的俄國本與西方國家走的還算親近。但當美國參院於1998年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的擴大案,並介入了巴爾幹半島的戰役(南斯拉夫、科索沃…等等)後,一向視巴爾幹半島為其勢力範圍的俄國反彈了。自此之後俄國與西方國家越行越遠。但基本上而言,俄國於冷戰後的政策都相當一致:視前蘇聯境內的國家為其勢力範圍,不滿西方國家不尊重俄國的勢力範圍。俄國雖然有出兵(克里米亞、烏克蘭),但都局限在以前的蘇聯境內(Andrew Radin, Clint Reach: Russian View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RAND 2017。Eugene Rumber: A world order shaped by Vladimir Putin’s ambition. 4/6/2016)。對於位處心臟地帶的俄國而言,邊緣地帶自然可延伸成是她的勢力範圍。巴爾幹半島及近東是俄國的外圍。中東的敘利亞,伊拉克,及伊朗又何嘗不然。俄國是不滿以美國為首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的,因為侵犯到了她的後院。但最近俄國的出兵敘利亞則已超出了前蘇聯領域的範圍。

俄國的領土是全世界最大的,但人口只有一億四千多萬(排全球第九)。GDP在全球排名第六(依PPP算)或第12(依nominal算)。以這個資料來看,俄國難以成為未來取代美國的超級強權。但俄國到底曾經是一個超級強權,她尚擁有尖端的傳統武器與軍事部署及核武能力。不同的機構與刊物(如Armed Forces, EU,與Business Insider)皆將俄國的軍力列為僅次於美國,核武彈頭還甚至高於美國。以武力來看,俄國的實力是不容忽視的。

喧囂了一陣的金磚國家( 巴西,俄國,印度,中國,南非)的產生是偶然的。2001年,高盛(Goldman Sachs)的首席經濟學者(chief economist Jim O’Neil)為了了解全球經濟的傾向以方便做預測而發明了金磚(BRIC)一詞,後來加南非而成BRICS。有如當年的亞洲四小龍般,並沒有地緣政治上的意味。但在2008年金融風暴後,對以西方國家為主體的金融體制不信任下,金磚五國於2009年成立了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 NDB)。金磚五國合起來固然有其經濟上的實力與潛力,但它不是一個基於地緣政治關係而組合(如歐盟),也缺乏共同的意識形態,而會員國間也各懷鬼胎(特別是俄、印、中),總的來說難以成為一方之霸。

李堅

世界秩序的變遷之四 二次大戰後的世界秩序 —–由兩極走到單極

戰爭是國際關係的「調整」,也是勢力對抗的一決高下。而兩次世界大戰更是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有如每場牌局一樣,勝負高下或打平都會決定未來。

二次大戰中,未來的世界局勢已現端倪。單挑的日本帝國走入末路。但日本帝國對大英帝國在亞洲勢力的打擊,加上納粹德國對大英帝國在歐洲的重挫, 使日不落國走上西山日薄之路。但在同時,阻擋並對抗納粹,且於後來反撲德國的蘇聯,加上後來的攻打滿州國,使蘇聯升上超級強權的舞台。但二次大戰中,展現強大國力與戰力,並完全走出經濟大蕭條的美國,則成為全球無庸置疑的超級強權。

戰後的世界也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陣營」之對抗,而進入了冷戰時代。這期間,於六十年代開始,由以對抗殖民主義為標竿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也集結成形。話雖說是不結盟,但大部分不結盟運動的會員國都不是親西(自由陣營)就是親東(共產陣營)。不結盟運動目前名義上雖然仍有120個會員國,但已是名存實亡。冷戰期間開始,美國便於全球的邊緣地帶(Rimland)建立軍事基地。目標不外是圍堵蘇聯及中國所位處的心臟地帶(Heartland)。這也是美國在冷戰中的圍堵政策與思維。美蘇對抗是一個恐怖平衡,但這個恐怖平衡卻也維持了那段時期的世界和平與穩定。尼克森與季辛吉的現實派(realism)之打開中國的門戶,相當程度上是一種地緣政治的運作。冀圖將圍堵線由太平洋的第一島鏈推到中俄邊界。這個冷戰在蘇聯垮台(1991)後結束。蘇聯倒台後,美國成為獨霸, 而使有些歷史學者高興的太早,認為這個世界從此會走上一個自由民主之路,是歷史的終結(法蘭西斯‧福山: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

在冷戰期間,世界秩序是兩極的(bipolar)。冷戰結束後,美國的獨大成為單極(unipolar)。但這個絕對單極的期間並不長。2001年的9/11後,美國開始走上衰退的道路。2003年開始的伊拉克戰爭更是個耗損國力的戰爭,而美國與西歐盟邦也開始出現明顯的裂痕。但截至目前為止,美國仍是世界的盟主。美國仍掌有世界科技、金融、軍事、科學、與文化的牛耳。這種各個面向都通吃的情況在人類歷史上可說是空前僅有。美國各總統皆強調美國的特異地位(exceptionalism)。美國雖然已走上衰敗之路,但美國的軍事仍然獨大,仍是自由民主陣營的一方之霸, 而也能輕易拉攏世界各國加入她自由民主的陣營。一般學者相信在一段時間內尚沒有替代者。

美國社會中一向有很強的孤立主義傾向,不喜與外在世界有所來往。但在要與外在世界多所來往的學者與政治人物中,也分成兩派:自由派與現實派。現實派(realism,以共和黨為主)重視武力的干預。由尼克森時代的傳統保守主義派到布希政府的新保守主義派(Neoconservatism,簡稱Neo-con)都如此,這一派的人認為自由民主可以由外力強加其上(如伊拉克戰爭)。自由派(Liberalism)則強調自由、民主、人權的推銷。而一個程度上,全球化(Globalism)也與自由派聯在一起。多少由於全球化是在柯林頓總統任內大力向前邁步的。當今的川普政府則相當反對全球化。

一般學者認為,全球化改善了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不平等,但惡化了已開發國家的財富分配問題。這是因為已開發國家中的底層社會受到工廠外移到國外(因為老闆走向低工資的國家以求取較高的利潤)及廉價進口產品(所以不需要國內得要用相對高價勞力以產生類似的產品)而關閉工廠的波及。有特殊技術及較有教育的人員則較不受影響。但全球化則明顯的有利於開發中國家。過去的台灣、南韓及目前的中國與東南亞諸國在開發初期都受惠於全球化。

要看全球化對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的影響,我們可以由全球的GDP來看。以2000年的各國占全球GDP的資料來看:美國為31%,歐盟為26%,日本為14%,中國為3.7%,拉丁美洲國家為6.6%,東協國家為1.5%。這個資料預測到2018年時會變成:美國為21.6%,歐盟為20%,日本為6%,中國為15.3%,東協為15.3%,拉丁美洲為8.3%(Chatham House: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Order, May 2014)。另一個量法是根據IMF的資料:2001年時G7的GDP(以購買力為計)占全球GDP的43.435%,金磚五國(BRICS)的GDP占19.3% 。到2015年時,G7的GDP只占31.5%,而金磚五國的GDP則占30.8%。但值得注意的是,獨裁極權政權是會提高造假GDP的數據的(Luis R. Martinez: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the dictator’s GDP estimate?University of Chicago, May 2018)。一般估計會灌1.15到1.30倍之間。

美國雖仍掌有全球經濟、金融、軍事、文化、科學、科技、的主導地位,但其衰敗的傾向已越來越明顯。美國不再是世界老大後的全球局勢將會如何,是各門各派都有意見的。是另一個超級強權的獨霸(unipolar),雙霸(bipolar),或是各門各派各有主而形成的多元頭頭(multipolar),也都是各專家學者所矚目的。

李堅

世界秩序的變遷之三 二十世紀世界局勢的演變 —–太平洋兩岸,大西洋兩岸,冷戰

19世紀末之前的世界秩序是歐洲勢力主導的世界。當時歐洲的五大強權是:法國,英國,普魯士,奧地利(奧匈帝國),與沙俄。但隨著1871年德國的統一與義大利的統一後,歐洲的局勢開始發生變化。首先提出現實政治(Realpolitik),而不著重在意識形態的俾斯麥,主導了那一階段的歐洲政局。俾斯麥透過德國帝國與奧匈帝國及沙俄的聯盟,逼使傳統上是世仇的英國與法國的結盟。這種結盟多少保持了兩個陣營的權勢平衡而穩定了一段時期。

十九世紀末的太平洋兩岸也見證了日後兩個太平洋海權勢力的崛起:太平洋西岸的日本帝國與太平洋東岸的美國。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已是一方之霸,除了早期的「門羅主義」論述了美國的勢力範圍外,到了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 10/27/1858-1/6/1919,總統任內9/14/1901-3/4/1909)時代更提出了「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指出美國有出兵干涉中南美洲的權利。美國的所作所為讓位處太平洋對岸的日本帝國也學到了。二次大戰中的「大東亞共榮圈」這個亞洲秩序,它的背後理論架構者是日本的外交官有田八郎(9/21/1884-3/4/1965)。當時的日本帝國強調,亞洲之於日本有如美洲之於美國,日本在亞洲的所作所為是基於「門羅主義」與「羅斯福推論」的原則。而其實在老羅斯福總統的年代,鷹派的老羅斯福總統頗同意日本帝國的作風,多少同意了韓國是日本的勢力範圍,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讓日本帝國併吞韓國。在日俄戰爭期間,老羅斯福出面調停而贏得了諾貝爾和平奬。在表面上,老羅斯福是中立調停的。但私底下他是看輕沙俄,但也對日本小心翼翼的。了解日本已是一個太平洋海權勢力的美國,所沒看到的是雙方的勢力已快速的走向衝突的方向。不管是美國的門羅主義或日本的亞洲版門羅主義,可並非全然井水不犯河水的。日本的侵華及其後所建立的滿州國,多少侵犯到了美國所提的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而美國勢力的進入菲律賓與關島也侵犯到了日本的勢力範圍。這種勢力範圍的互相侵犯也埋下了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線。

在俾斯麥的現實政治下所開啟與維持的歐洲的勢力均衡與和平,到德國帝國的凱撒威廉二世(Wilhelm II, 1/27/1859-6/4/1941,任內6/15/1888-11/9/1918)上任後發生了變化。上任後的威廉二世免除了俾斯麥的職位,並積極造艦而與英國進入了武器的競賽。在往外擴張中也與沙俄在巴爾幹半島的利益起了衝突,而促使沙俄去與英法結盟。俾斯麥所建立的權力平衡與各方勢均力敵的情況也就此消失。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歐洲強權,如英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與沙俄,也都急於放手一搏,寄望從此一決勝負以求永久的和平與平衡(the war to end war)。但我們當然知道結局不是那麼一回事。第一次大戰後,凡爾賽和約只引來更多的問題。為了報復,誓願復仇,民族仇恨,及分贓不均等等因素,也於20年後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兩次大戰中,美國本應都是局外人,而大部分美國人也無心介入一般人眼中的歐洲戰爭。但在背後的經濟與金融因素及大西洋兩岸政治人物的運作下,美國最後是都參與了兩次世界大戰。而在兩次大戰中,兩任的美國自由派總統,學者出身的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 12/28/1856-2/3/1924,任內3/4/1913-3/4/1921)與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1/30/1882-4/12/1945,任內3/4/1933-4/12/1945),也都各自提出了建構日後世界的穩定秩序以維持世界和平的主張。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威爾遜即主張成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以解決未來的紛爭與對和平的保障。1917年4月17日,美國國會通過對德國的宣戰。1918年1月8日,威爾遜發表了他那有名的「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倡導航行的自由,公平貿易,裁軍,殖民地的調整,歐洲版圖的調整,民族自決,及國際聯盟的建立等等。最後的凡爾賽和約雖然通過了國際聯盟的建立,但對德國的嚴苛處置大異於十四點和平原則,也因而埋下了二次大戰的種子。威爾遜也因他的努力而於1919年得到諾貝爾和平奬,但美國國內對他的反應並不一致(主要是共和黨的反對)。沒有制裁能力而會員國也相當有限的國際聯盟雖然於1920年1月20日成立了,但美國參院並沒同意美國的參加。

與威爾遜不同處,羅斯福總統將美國帶出經濟大恐慌,也領導美國在那孤立主義高漲的時代,透過珍珠港事變的爆發而向日本及德國宣戰。也因此,連四任總統的羅斯福有很大的影響力。聯合國是他極力推銷的概念,藉由聯合國來調整國際糾紛以達到世界和平。在雅爾達會議(2/4/1945-2/11/1945)中,他也力邀史達林參加聯合國,並允諾蘇聯在安理會中有一席,有否決的權利。1945年10月24日聯合國正式成立運作。之前的1944年,在New Hampshire的布雷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則奠定了戰後的國際金融基礎。為了牽制日本帝國而看走眼的將中華民國「認證」為四強之一的羅斯福,想是沒料到他要扶持的腐敗阿斗最後是敗給了中共,而使戰後的局勢變得更複雜化。但在戰後的半個世紀內,世界的局勢與秩序也大都依東西冷戰的分野而發展,維持了相當一段時間的和平。

李堅

世界秩序的變遷之二 地緣政治的發展 —–馬漢,麥肯德,史拜克門,郝斯賀弗

從15世紀開始,歐洲列強便開始遍行全球各地:經商貿易,開發資源,殖民,用武力征服,並散播基督教與歐洲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國家的成績平平(如德國),但有些國家則相當的成功(如英國、西班牙與荷蘭)。歐洲列強在世界各地的侵門踏戶與掠奪資源,及彼此間的互相競爭,與一些殖民地的反應—-如美國的對抗英國與中南美洲的對抗西班牙,也漸漸形成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在這之間,大英帝國以一個位居歐洲本土外海而佔地不大的英倫三島,卻有能力發展成為一個日不落國的超級強權,格外引人注目。

1890年,美國的海軍戰事大學(US Naval War College)的校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在研究英國的崛起後,發表了《海權對歷史的影響, 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書。馬漢的主要論點是,英國的海權是她成為日不落國的主要關鍵。馬漢也提出一些要成為海權的要件:如優良的地理位置,在適當的溫熱帶地區,有良好的海岸線,有足夠的人口做防衛,社會文化以海洋導向為主,而政府有決心去推動海權等等。

馬漢的論述於後來被歸納於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範疇之內。地緣政治一詞是於那時原先由一名瑞典的政治學者(Rudolph Kjellén)所提出的。地緣政治學者嘗試要了解的是:科技的變革,運輸工作的運作,武器的發展,及地理關係等等,對國際關係及世界秩序的影響。這其中,地理位置被看的格外重要。

1904年,英國的一名地理學家麥肯德(Sir Halford Mackinder, 2/15/1861-3/6/1947)發表了「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一文,提出心臟地帶(Heartland)的理論。 麥肯德指歐洲、亞洲、與非洲是一個世界島(World-Island)。心臟地帶則指的是伏爾加河以東,喜馬拉雅山以北,北極以南,長江以北的地帶。麥肯德主張,誰能控制東歐則可控制心臟地帶,控制心藏地帶是走向主導全球的要件。

1930年代,由荷蘭移民到美國求學的政治學者史拜克門(Nicholas J. Spykman, 10/13/1893-6/26/1943),在研究了馬漢與麥肯德的論述後,提出了他地緣政治的理論。史拜克門同意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重要,但他強調的是邊緣地帶(Rimland)的關鍵角色。邊緣地帶指包圍心臟地帶,但又與海洋有所接觸的地帶:如歐洲的西部與南部,中東,南亞,東南亞,與東亞等。這些地區海陸兩棲,而科技也會較發達。史拜克門與麥肯德的理論,影響了日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與外交官肯楠,於冷戰中所推動的圍堵防線與政策。

在兩次大戰期間,地緣政治在德國是一門相當炙熱的學說。最主要的推手是創立並主編「地緣政治期刊」(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s, 英文Journal of Geopolitics)的郝斯賀弗(Karl Haushofer, 8/27/1869-3/13/1946。有關郝斯賀弗請參考《太平洋時報》2016年11月7日的「第一欄」專文。楊起東:郝斯賀弗悲劇的啟示—地緣政治,東西方神秘主義)。郝斯賀弗是個學者,也是名軍官。他曾當駐日武官,相當心儀日本文化與體制。他研究麥肯德與其他地緣政治學者的理論,並融合東西方的神秘主義,而推出他獨特的地緣政治理論。郝斯賀弗的主要論點是將一個國家當成是一個有機體,國家需要一個生存的空間(lebensraum),而在這個生存空間裏達到經濟上的自主(autarky)。郝斯賀弗也將世界劃分為幾個不同地區(Pan-regions, Panideen),而各地區有個頭頭,各地區的頭頭有他們在各該地區的勢力範圍。這個想法多少源於大英帝國的勢力範圍,與美國基於門羅主義建立美洲為美國的勢力範圍。郝斯賀弗之走入學術界及地緣政治(郝斯賀弗是墨尼黑大學的教授及該大學地緣政治學院的主任)是以振興日耳曼為己志的。在他的想法中,泛歐洲應由德國主導,泛心臟地帶由蘇聯主導,泛東亞由日本主導,而泛美洲則已在美國的主導下。郝斯賀弗主張德國應與蘇聯結盟。德國也應與義大利結盟,而走向泛歐非的主導權。郝斯賀弗也是拉攏日本與德國結盟的背後主要人物。

郝斯賀弗的地緣政治觀合理化了納粹德國的往外侵略。當希特勒與他身邊的要員赫斯(Rudolph Hess, 4/26/1894-8/17/1987,是郝斯賀弗在墨尼黑大學的學生)因墨尼黑暴動被判入獄六個月的期間,郝斯賀弗每週三都到監獄中為他們親身授課。一個程度上,希特勒煽動了一般大眾,而郝斯賀弗則說服與拉攏了智識份子。但在希特勒攻打蘇聯(Operation Barbarossa, 6/22/1941-12/5/1941)而不是與蘇聯結盟後,郝斯賀弗開始失去了他的影響力。

也由於地緣政治與納粹德國的關聯,二次大戰後地緣政治開始失去其重要性與影響力。但這並不就代表地緣政治觀沒有它的客觀基礎與令人信服的論述。而事實上,目前許多國家的外交關係也大都沿著地緣政治的觀點來做論述與推演。

李堅

世界秩序的變遷之一 西伐利亞體制的建立 —–現代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濫觴

人類文明自從進入政治體制的建立後,權力的把持與控制也就發展了出來。若有兩個以上的政治體制毗鄰而居的話,則競爭、對抗、或合作,便難以避免。要的是達到一個程度的權力平衡與秩序的建立。從5000多年前開始,這種戲碼便在近東與北非一再的出現。那段時期,亞述王朝(Assyrian Kingdom)與巴比倫就有不時的對抗。埃及與西台帝國(或翻赫人帝國或赫梯帝國,Hittite Empire)也不時對抗以稱霸。這種各個王國或帝國互相對抗的結果多少會達到一個平衡點,直至下一階段的對抗。但就全世界來看,這種對抗都只屬於地區性,並非全球。而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也缺乏政治體制與政治體制間(諸王國與諸帝國)的關係之條文規範與保護。靠的只是比權力的大小(誰的拳頭姆大),要的是主從關係的建立(誰是老大)。

16世紀的歐洲啟動了以馬丁路德與喀爾文為主的宗教改革。在馬丁路德發表95條論綱後的一百年,歐洲爆發了所有國家都多多少少參與的30年戰爭(1618-1648)。宗教的不同固然是個因素,但商業及彊域的衝突也是原因。30年戰爭是個死傷殘重的戰爭,生靈塗炭。歐洲在那30年間據估計,人口減少了6百萬人,有些地方的死傷人數高達人口的40%。在這種社會凋零,農業及商業破損,而到處都有飢荒的情形下,交戰各國最後也同意開會,以求個和平協議。開會的地點選在死傷最慘重的日耳曼的西伐利亞(Westphalia)。由於新教與天主教的代表互相仇恨的難以面對面談判,結果是新教在歐斯那布魯克(Osnabrück)開會,而天主教則在敏斯特(Münster)協商。

參與西伐利亞和平會議的共有大大小小194個城邦、王國、與帝國。會議從1643年就開始籌劃。單單座位該如何安排,進入會場的秩序該如何,就吵了半年。由於一些死對頭的代表互不見面,為此特別安排的書信來往也花了相當多的時間。但逐漸的,一些共識也開始產生了。最後各國共同簽定了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但即使在簽約典禮的安排上也爭執了三個禮拜。最後在1648年10月24日,星期六,下午兩點,交戰的歐洲各國簽署了共有128個條文的西伐利亞和約。

西伐利亞和約承認了荷蘭(從西班牙)與奧地利亞的獨立,也改變了許多疆域。但更重要的是這個和約建立了後來所稱的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成為後來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基礎。和約奠立了各國的彊域與主權,及對疆域與主權的互相尊重;國與國之間的平等關係;不干涉他國內政;宗教的選擇由各國的統治者決定(cuius region, eius religio。英文Whose realm, his religion)…..等等。主權的觀念在那時是君權,而非我們今天所了解的主權在民。西伐利亞和約也引進了國家利益的觀念,及國際關係,也引進了國與國的結盟而得以形成不同陣營。西伐利亞和約及其建立起來的西伐利亞體系,多少成為聯合國憲章及聯合國組織架構的法源,與當今國際法的基礎。

在西伐利亞和約簽約後的一百多年,這個體制與文化受到了挑戰。一個是1776年的美國革命,一個是1789年的法國革命。美國革命是一國之內的革命(英國帝國),引進了自由民主與自決的觀念,而非絕對的君權。同美國革命一樣,法國革命也推翻了君權為主權的觀念,而建立了主權在民的共和體制。

另一方面的東方社會,中國戰國時代的七雄所推出的國際關係,不是合縱便是連橫。而當最後秦始皇殲滅六國統一中原後,也奠立了一尊。之後的漢朝更沿著秦朝的「成就」發展出大一統的文化。而隨後的中國歷史便是一個改朝換代的大一統的循環史,談不上有國際觀念與對國際關係文化的了解與建立。在歷史上,中原帝國與鄰國的關係不外是出征與要對方臣屬進貢,談不上有一個平等與對等的想法,與現代國際關係的觀念。這種缺乏平等尊重的精神,更別提不知法律與法治為何物的無知與傲慢,說明了為什麼今天國際法的觀念源於歐洲,而非「古文明」的中國。

西伐利亞和約與體制的建立,源於歐洲各國好幾個世代來的相處、對抗、聯盟、結盟、與交戰。一個程度上來說,有其歷史的背景,也有文化及地緣上的關係。地緣關係說明了這是一個歐洲的產物,而原先也僅只限於歐洲。但在這約略的同時,由歐洲啟動的到海外求取香料貿易而引起的「地理大發現時期」(Age of Discovery,或稱Age of Exploration。約由15世紀到18世紀間)也如火如荼的展開。隨著所謂新大陸及新地區的「發現」,這個世界也越來越聯結起來而不再有孤立不可及之處。而漸漸的,西伐利亞體制所建立的歐洲秩序也慢慢的演變成一個世界秩序。而這秩序是否如季辛吉所說的一種權力平衡,學者各有觀點。但無可否認的是,地緣關係是建立秩序的一個重要的因素。而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一些基於海權與地緣的國際關係與霸權論述也一一的上場了。

李堅

東西兩場海戰的聯想之五 海權對一個國家興衰的重要性 —–西太平洋是海權的戰場

早期為什麼有些國家會往返海上發展,有些國家不會。有學者指出,會往海上發展的國家是因為有海上/海外的經濟效應的緣故。早期往海外發展的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英國、荷蘭、與法國等,都有海外的資產與經濟利益。有經濟利益自然會有競爭而企求爭霸,自然的也引來了海權之爭。

中國固然有很長的海岸線,但過去的中國一向沒有往海外發展。原因源於中國在過去一直處於自然經濟的情況。雖有貿易,但也主要源於歐亞大陸(絲路),而非海洋。中國開始有大量海上發展的地區是東南沿岸地區的閩廣一帶。多少可能與之前大量駐在閩廣一帶,從事貿易的阿拉伯人與波斯人有關。鄭和(伊斯蘭教徒,可能是蒙古/阿拉伯後裔)與後來的鄭家的崛起可說打開了中國海權的開始。

鄭芝龍當年打敗了各海盜集團,也多少抑制了荷蘭東印度公司,而成一方之霸。但他是個投機性很強而沒有格調的人。首先是接受明朝招降,出賣同志。新主子滿人來了,喜著靠攏。要的是官名、官位。最後是全家遭誅。繼承鄭芝龍海上事業的鄭成功失利於要回復大明王朝的金陵之役(1659),但他打敗了荷蘭人,威脅要攻打馬尼拉(史家推測他有能力打敗西班牙人)。鄭成功的早死使我們難以預測他是否就此會往海上發展。接著上任的鄭經不喜在台灣發展,但他至少選對了陳永華做全權的規劃與治理。要「反攻大陸」的鄭經參與了三藩之亂而受重創,最後敗於澎湖海戰而結束了鄭家的王朝與事業。澎湖海戰也說出了海權的重要性。

海權的重要性雖然於15世紀開始就浮上了世界的國際政治舞台,但將這個國際事實表諸於理論與歷史論述則是在19世紀末的事。早期葡萄牙與西班牙擁有尖端的航海技術而「發現」了許多新領域,這也導致在教皇同意下,1494年6月7日雙方的簽約(Treaty of Tordesillas),瓜分歐洲以外的全世界「新領域」。後起之秀的英國與荷蘭也參與了角逐。1588年8月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在與英國的海戰重挫後,西班牙的海權逐漸式微。在往後的世紀,英國逐漸發展成為歐洲及全球的海權霸主。在這種海權勢力下,大英帝國也建立了「日不落國」(英國稱1689-1815年那段時期的國策為藍水政策,Blue Water Policy)。英國海權的掘起與發展使英國成為超級強權。這也是19世紀末美國當時的海軍戰事大學(US Naval War College)的校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在他1890年所出版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 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書中所探討的。

而其實美國的獨立戰爭也得力於法國與西班牙的參與對英國艦隊的對抗。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也積極朝向海權的方向發展。1867年由沙俄的購取阿拉斯加,與日後將夏威夷王國納入美國的經濟圈,及與當時在哥倫比亞下的巴拿馬簽下日後開發巴拿馬運河的條約,及美西戰爭後之取得菲律賓、關島、波多黎各,這些都大大擴大了美國的海權。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美國,發現她沒有足夠的運輸軍員的能力,最後還得靠英國的援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羅斯福總統的領導下建立了強大的海軍。但美國與日本海權的擴張最終引起國際對抗,英美日的太平洋戰爭也就在這種背景下爆發。中途島之役(6/4/1942-6/7/1942)是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這再說明了海權的重要。二次大戰後的美國成為海權的霸主與超級強權。

一個國家海權勢力的興起與擴張大都會引起國與國之間的對抗。過去的西班牙與英國的無敵艦隊之戰,太平洋戰爭前的美日對抗與隨後的交戰又是一例。但美國的海權勢力之掘起郤與當時的海權霸主英國沒有引起衝突。主要原因固然源於當時的德國要積極的建立強大的海軍,以與大英帝國稱霸。雙方因而進入造艦軍事競賽,最後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這種背景下英國無暇顧及美國。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同為英語系國家的英美也一直都有良好的國際關係。

中國於近年來持續擴張軍事預算,不管在東海的叫囂與在南海的填海造地及強占礁嶼,皆說明了中國之積極強化海權的事實。這種發展遲早會與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引起衝突(David C. Gompert: The Future of Sea Power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AND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 2013)。美國與中國若不是合作的夥伴則一定會導致最終的對抗。以目前的局勢看起來,合作的可能性不大。

95%的全球貿易經由海洋, 99%的全球通訊透過海底的商用光纖電纜,雖然絕大部分船隻都用衛星導航系統而難以藏避,但海洋可說是全世界最大犯罪案的產生地帶。在中國擴軍的情況下,美國的川普之退出TPP失去了聯合友邦以對抗中國的力道(James Stavridis: Sea Power: The History and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s Oceans, 與 Marex : Sea Power Determines World Power)。

中國的急欲竄起與海權的擴張都使美中對抗難以避免,而西太平洋也成為美中角逐的戰場。不論在地理位置與政治關係上都居其間的台灣應了解,用台灣歷史的觀點來看,台灣的未來在海洋,不在所謂的「西進」。中國是一個閉鎖的集權社會,猶如當年的西班牙與法國的君主專制時代的閉鎖一般,都享受了一段經濟的快速成長。但當面對一個較自由開放的國家,如英國與荷蘭時,法國是快速的垮台(法國革命),西班牙及其屬地則都慢慢的垮台。誤將中國視為強國的人應了解歷史的先例(Jacob Soll: China: The New Spanish Empire? 8/27/2015)。(系列完)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