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自由民主的退潮之三 民主體制適合人類社會嗎? ——由柏拉圖的反對民主談起

2400年前寫《共和國》(The Republic, 寫於380 BCE)的柏拉圖本身並不是很支持民主政體的。在他的論述中,他認為政治體制的演變是由寡頭統治(Oligarchy)演變成民主政體,轉而演變成暴政(tyranny)。所以會由民主轉變成暴政,是因為在民主體制下,一些信口開河、嘩眾取寵、愛說誇大不實政見的人,常常會嬴得選舉,而在掌權後開民主的倒車。本身不是很信服民主體制的柏拉圖,他的論述固然有許多引人爭議之處。但在目前全球自由民主體制進入衰退期的今天,也引起有些人的深思。

柏拉圖也說,國家是源於人類的個性的(States are as the men are; they grow out of human characters)。那麼,什麼是人類的個性/本性。

在2016年,對29個自由民主國家的人口問卷調查中,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史典諾(Karen Stenner,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一書的作者)與社會心理學家海特(Jonathan Haidt),使用間接問題問卷的方式發現:在每個社會中,都約有33%的人可說有權威獨裁傾向,37%的人沒有權威獨裁傾向, 29%的人介於兩者之間。也就是說,自由民主並非人的本性,自由民主是培養出來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中,還是有33%的人有權威獨裁性格的傾向,有29%的搖擺份子。看來,獨裁體制是有人類本性的底子的,是有人性根基的。

追求自由民主的大都是智識份子。而與平等比起來,自由也不是那麼重要的。寫《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一書的賀弗爾(Eric Hoffer)就說:有自由時,追求平等是大部分人的願望;有平等時,追求自由是少數人的願望(Where freedom is real, equality is the passion of the masses. Where equality is real, freedom is the passion of a small minority)。

自由民主也不是治理一個國家與社會的萬能丹。人類固然追求自由,但人也要求取安全感。不只追求身體免於被攻擊的安全,也求取家庭、部落、種族、與文化所能夠賦予的安全感。就這些需要而言,自由主義並沒提供解方(Robert Kagan: The Strongmen Strike back, 3/14/2019, 華盛頓郵報)。

除了自由民主主義所不能解決的一些問題外,民主體制的建立與維護也不是那麼容易,而是需要不時的靠全民大眾去用心參與、維護、與培養的。

在過去兩百多年來的民主制度發展史上,投票權原先是很有限制的。剛開始時只包括某些上層階級,有財產及有教育的,也不包括少數民族與女性。但至目前為主,大部分的民主國家都已是全民有投票權(universal suffrage)。全民都有投票權固然可說,選舉的結果代表了全民的意願。但一般的調查都顯示並非如此。一些研究顯現出人類行為的兩個缺陷:「合理的無知」(rational ignorance)與「合理的缺席」(rational abstention)(Loren Lomasky: Democracy in Decline?

Reason, March 2019)。

許多人在買冰箱、電視、洗衣機,尤其是汽車時,都會問東問西,詳讀一般的消費者報告後,才決定要買那一種品牌及模式的。但大部分人在面對選舉時,常常沒有耗費那麼多的心力。在選舉前,大部分的人常常對候選人了解不多,甚至毫無所知。這在美國的選舉中尤其明顯。在許多地方級的選舉中,一般人對法官、教育界的代表、區域律師(district attorney)、警長候選人,議員及市長人選等等,除非你好好的用心研究,否則就會一無所知。不是沒投票,就是亂投票。在公民投票方面,正反兩方更是大打烏龍戰,若不好好的抽絲剝繭,還真不知所云。面對選舉而不好好的研究真相,可說是「合理的無知」。而這卻也是「正常」的現象。

「合理的缺席」說明有些人因為要上班、接小孩、或說到海邊玩、上電影院、而「忙」的不能投票。尤其在美國,選舉都是在星期二,是個上班日,使上班的人相當的不方便。除非硬性規定要投票(如澳洲、比利時、及阿根廷等等),有些人是會不想「浪費」時間去投票的。

即使能解決合理的無知與合理的缺席,也未必能解決民主制度的缺失。許多問題也非民主制度所能解決的。民主是需要靠參與者的努力維護才能守成的,但其結果卻也常非理想。以投資報酬率的角度來看,可說不很划算。而諷刺的是,自由民主卻也促成網路媒體的產生,使許多人都變成「專家」,而真正的專家學者反而被迫屈居後台。假新聞泛濫成災。人類有沒有足夠與成熟的心智去成功的處理民主體制,有些學者是悲觀的(Shawn W. Rosenberg: Rethinking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The Limits and Potential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Polity, July 2007. 與同一作者Democracy Devouring Itself: The Rise of the Incompetent Citizen and the Appeal of Right-Wing Populism. September 2019)。由題目就可看出該作者的悲觀。而他也不是悲觀的單一學者(Paul Cartledge: Democracy: A Life; Beasts and Gods: How Democracy Changed Its Meaning and Lose Its Purpose)。

人類大部分的歷史都生活在獨裁體制下,即使在兩千多年前的雅典開始嘗試民主體制下,柏拉圖也持反對意見。現代的民主體制最多只不過兩百多年,可說還是在實驗的階段。七十多年前,邱吉爾在下院(House of Commons)的演說中就已說過:有人說民主是最壞的政府體制,只不過其他型式的政府體制都已被嘗試過了(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have been tried, and will be tried in this world of sin and woe. 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

也許吧,但以目前全世界的民主退潮來看,人類的下一章是什麼,可能也沒人有確切的答案。

李堅

全球自由民主的退潮之二 三波的民主化浪潮 ——但目前已進入民主衰退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全世界也不過只有十多個民主國家:美國(1776),瑞士(1848),紐西蘭(1857),加拿大(1867),盧森堡(1890),比利時(1894),荷蘭(1897),英國(1897),挪威(1900),丹麥(1901),澳洲(1901)。當時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要不是在獨裁統治及君主専政下,就是處於殖民地的地位,談不上有什麼自由民主可言。

按照已故哈佛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4/18/1927-12/24/2008)的分類(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第一波的民主化(1828-1926)包括了上述國家外,還包括義大利與阿根廷等,也包括了沙俄、德國、哈普斯帝國、及奧特曼帝國倒台後所產生的許多國家。其中許多名義上是民主體制,但只享有很短暫的民主(如沙俄倒台後的臨時政府,德國帝國倒台後的威瑪共和,哈普斯帝國倒台後的奧地利)。日本的大正民主(1912-1926)也發生於這個階段。但我們知道,多少源於1929年後的全球經濟大恐慌,許多國家的新興民主體制也敵不過這個形勢的變化,而走上了法西斯獨裁統治或共產集權的道路。這包括納粹上台前的德國威瑪共和(1919-1933)及墨索里尼上台前的義大利,日本帝國也於此時走上軍國主義的擴張之路。在這第一波民主化的最低潮是1942年 ,全球只剩下12個民主國家。

二次大戰後,在新生超級強權美國的強壓推動下,日本、德國、義大利、及許多脫離殖民統治的國家都走上了民主之路。第二波民主化的高峰期是1962年,共有36個民主國家。這個數目於1970年代中降到30個。

1974年,由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開始,啟動了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這一波包括了西班牙,拉丁美洲,東亞的台灣、南韓、菲律賓,東歐國家,及倒台後的蘇聯等,也都走向民主化。值得注意的是,杭廷頓指出,這其中的四分之三國家是天主教國家。這很可能跟第二次梵蒂岡會議(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62-1965)的反對集權統治決議有關。

也不只是第二次梵蒂岡會議推動反集權統治的影響, 1977年就任的第39任美國總統卡特,也在那時欲走出水門案後低迷氛圍的美國社會,打出了清新道德的形象,而於上任後推動人權外交。多少要擺脫過去美國外交上的一些「不良紀錄」,卡特政府於公開與私下開始對獨裁政權施壓,求取人權的改善。卡特政府也開始透過國務院做推動與實行人權的工作,於許多國家進行選舉的觀察與監督。那時尚在台灣的我,可以感受到這種善意的壓力。在那一陣子的台灣選舉中,媒體較不敢對國民黨做一面倒的正面報導,而多少也得報導原先被刻意忽略的黨外候選人的消息。那一個短暫的民主春天在卡特宣布與中國建交後嘠然而止。

1989年,東歐的共產國家開始於四處都發生有動亂與革命。共產政權一個一個被推翻。而最終於1991年,連蘇聯老大哥的蘇維埃聯邦也解體了。多少在那種背景下,為了求取維護、擴張、與鞏固自由民主體制,克林頓總統於1993年在聯合國大會演說中強調,擴展與強化基於市場機制的民主體制是當前的要務(Charles Edel: Democracy is Fighting for Its Life. Foreign Policy, 9/10/2019 )。

第三波民主化後,全球的自由民主國家大為增加。多少在那種樂觀的形勢下,杭廷頓的學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1992年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過於樂觀而言之過早的福山認為,依黑格爾的辯證法模式,自由民主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

但以過去10多年來的趨勢看起來,好像未必是那麼一回事。

1941年成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從1972年開始,每年都發表全球的自由概況(Freedom in the World)。自由之家所用的方法是基於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與民權(civil rights)的積分綜合計算而成。大抵分為三個等級:自由,部分自由,與不自由。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世界上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越來越多。從1988年到2005年間每年都有成長。雖然也有倒退的例子,但趨勢是越來越自由民主。但這個趨勢到2006年後開始出現轉折。全球的自由民主開始呈現衰退的現象,每年都在衰退中。從2006年開始,有116個國家呈現衰退的現象,有63個國家得到改善。單單以2018年而言,就有68個國家的自由度下降,有50個國家得到改善。2018年的全球自由面像以全球人口而言, 39%的人生活在自由的國度, 24%的人生活在半自由的國度,37%的人生活在不自由的國度。以國家而言,有44%的國家是自由的,有30%的國家是半自由的,有26%的國家是不自由的(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

自由與民主之有進有退可能不很奇怪。但為什麼有進有退,而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所不可或缺的文化與制度嗎?如果自由民主會倒退,那是不是代表人類尚有自由民主體制所不能滿足的心理、精神、與物質因素的存在,而使得獨裁者及集權政體得以復辟。了解這些問題也會幫助我們了解如何去維護與改善我們得來不易的自由與民主。

李堅

全球自由民主的退潮之一 自由民主社會是常態嗎? ——由美國的獨立宣言談起

自由與民主雖然息息相關,但兩者是不一樣的。有自由不一定就有民主。如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個人的自由與權益都受到保障,但沒有決定政府型式的權利。嚴格說來,沒有完全的自由。有民主也不一定就有自由。因為若多數決議違反了少數(或民族)的權益而造成了多數暴力(tyranny of the majority)的話,則少數者(或民族)便無自由可言。例如在一些不重人權保障的社會中,少數民族、不同宗教、女性及不同性傾向….,等等,常常受到迫害。即使在美國,在南方的許多州與共和黨都還透過種種技術因素去限制黑人的投票權(voter suppression)。

在近代史上,美國可說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自由民主體制的國家,而也是持續存活最久的一個。但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中可找不到「民主」這一個字。在獨立宣言的第二段這麼的開始:「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也就是說,美國的建國是建立在個人的自由與民權的保障之上的。

而事實上,美國的開國元勳之一,而也是第四任總統的麥迪遜(James Madison Jr. 3/16/1751-6/28/1836),他所推動的不是全民民主(麥迪遜稱之為純粹民主,pure democracy。如雅典城邦式的全民決定),而是他所稱的共和—-代議政治。對麥迪遜而言,那時的13州已相當大,不適合全民民主,只能行代議政治。而且純粹民主只會造成混亂(Federalist Papers No. 10)。

在人類歷史上,原始社會是不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這種討論牽涉到資料不足的問題。目前尚存的少數狩獵採集(hunting and gathering,或稱為hunter-gather)社會中,我們知道是一個很平等的社會。而在那麼一個小群體(一般約20到50人)的共產社會中,也談不上有獨裁或壓榨的問題。但在人類進入農業社會後,定居及社會結構的形成,也產生出統治者與階級問題。在那一個農業社會的階段,雅典城邦的領袖克萊斯特尼(Cleisthenes)於公元前507年引進他稱為民主(demokratia 。demos人民,kratos權力)的政治形式,而使雅典成為世界最早的一個民主體制。但這個民主體制於半個世紀後便開始衰退,而最終也在被鄰國征服後使民主政治於雅典消失。

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產生源於18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Age of Enlightenment)。啟蒙運動也多少源於14、15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所推動的人本主義(humanism)。啟蒙運動對那時候歐洲的君權專制與神權統治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啟蒙運動倡導科學、理性、自由、進步、博愛、憲政、政教分離、容忍、….等等。這對那時掌有絕對統治的教皇與各國君主都是個正面挑戰。但開出第一槍的是在大西洋對岸的美國13州。1776年,13州發表了獨立宣言。接著是1789年的法國革命。法國革命後的政局也於進入一段動盪期後,直到1804年拿破崙的自立為皇。在這之時,拿破崙也於歐洲東征西討(稱為拿破崙的戰爭,Napoleonic Wars, 1803-1815)。而在這東征西討中,法國人也於四處宣揚他們「自由、平等、博愛」的「福音」,這也逼使各君主專制國家聯合起來對抗這個新的政治體制。拿破崙的戰爭對歐洲的影響是很大的,而他的聲望也如日中天。貝多芬的第三號交響曲「英雄」(Sinfonia Eroica)原本是要獻給拿破崙的。但在聽到拿破崙自立為皇後,貝多芬氣得將首頁撕毀丟到地上。總的來說,法國革命對歐洲及世界的影響是不容否認的。

1848年,歐洲到處都發生有革命(Revolutions of 1848),也被稱為「人民的春天」(Springtime of the Peoples)。許多君主政體都被推翻。但推翻君權政府的自由派、憲政派、與民族主義人士卻缺乏內聚力與一致性,也缺乏共統的目標,而最終都遭到君權政體的反攻。但革命失敗的另一個重大原因是當時歐洲的五大強權(英國、法國、普魯士、哈普斯王朝、 與沙俄)都不願看到新政體的產生而互相奧援,共同聯手攻擊革命份子。因為他們倚重在五大強權的平衡穩定狀態。在19世紀的那種歐洲國際情勢下,國際的權力平衡與穩定勝於自由民主與民族國家的觀念。歐洲在那種社會與歷史背景下,民主並沒有生根成長的機會。

綜觀人類的歷史,自由民主並不是個常態。絕大部分的時期,大部分的人類社會都處於專制統治之下,談不上有什麼自由民主可言。美國的獨立宣言主張人人平等,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人類不可剝奪的權利。一般咸信這個觀念源於被稱為自由主義始祖的啟蒙運動先師洛克(John Locke, 8/29/1632-10/28/1704)。但我們知道那個觀念不是在描述一個事實,而是在推動一個理想。也就是說,自由民主是一個理想主義的產物,而非一個歷史的自然常態與必然。也如此,自由民主若不加以維護與捍衛,則社會只會倒退回專制統治的「常態」。

李堅

 

失去原意的博士 ——古博士與今博士

台灣人對頭銜似乎特別有偏愛。頭銜有輕有重,有多有少。每拿到一張印有不少頭銜的名片常常不知該從何讀起。頭銜不外是要表示個人的認同、職稱、成就、與地位,而這多少也相當自然。因為每個個體都是一些認同的混合(性別、畢業學校、職稱、宗教…等等),而人與人的交往也都可看成是相同(或不同)認同的往來。但頭銜卻也常常是要表示當事人可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而非等閑之輩。在所有頭銜中,博士顯得相當清高與突出。因為在重教育的台灣,尤其是過去,有博士頭銜的似乎在參與選舉時更容易於被選上。這也難怪有許多不學無術的政客要在國外買個假博士或假碩士學位了。

博士一詞予人的感覺是博學多聞之士。而事實上,博士一詞源於《史記》,它是一種官職,是博古通今,學識淵博的人(學士、碩士、博士名稱的由來。壹讀12/4/2016)。這種原意倒頗符合一般人民對博士一詞的印象。在歐洲,第一個理學博士(PhD)是1150年在巴黎授予的(拉丁文稱為philosophiae doctor),但要到19世紀後才漸漸的制度化。在近代的亞洲,博士一詞應該是首先西化的日本開始將PhD翻譯成理學博士的。

但我們知道,目前的博士一詞,與當年中國戰國時代的博士一詞的用法有相當大的差異。當今的博士已不是「博古通今,知識淵博」的人,而是「獨門專精,深而不博」的學者了。當這些學者落實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時,對社會各個層面的建議及施政措施是有很大的助益與改善。但他們對未來走向的預測呢?看來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而常常有很大的落差。而這種現象也不是今日才有的。

讀過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2/13/1776-12/23/1834)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798)的人,了解他對人口成長與糧食生產關係的悲觀。馬爾薩斯這個理論於兩百多年後,被一個學者厄理奇(Paul R. Ehrlich)於60年代改寫成一部暢銷書「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不過他的預言雖有其部分事實,但大都沒有實現。但這不代表厄理奇及其追隨者就承認錯誤,反而是加以合理化而成為教條。在當今的歐洲、東亞、及北美,我們知道「人口炸彈」是人口衰減,而非人口倍增。

在專家學者的預測未來走向方面,不管是政治、經濟、與科學方面,常常錯的相當的離譜(David Epstein: The Peculiar Blindness of Experts. The Atlantic, June 2019)。作者艾普斯汀(David Epstein)在其書中(Range: Why Generalists Triumph in a Specialized World)引用美國於1984年為了了解蘇聯所成立的「美蘇關係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為例來說明這個現象及其發現。

在「美蘇關係研究委員會」成立那時,時年30歲的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是最年輕的一個。在這個委員會中,委員們的平均專業年齡是12年。當時,特洛克設計一個研究方法去測試這些學者專家委員們在預測未來走向的準確性。在這個長達12年的研究中,特洛克發現專家的預測相當的不可靠。例如,在戈巴契夫於1985年上台開始推動經濟改革(Perestroika)與開放政策(glasnost)後,美蘇委員會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自由派人士)認為戈巴契夫的改革是真的,而蘇聯會漸漸的改變。另一部分人(主要是保守派人士)則認為蘇聯是僵硬而無法改革的,蘇聯也已在境外失去她的合法性。但當最後蘇聯境內因民族主義導致四處動亂,經濟崩盤,及蘇聯的快速解體後(12/26/1991),這兩派人士(自由派與保守派)都傻了眼,料也沒有料到。

但也不能說所有的委員會成員都沒有預料到。有極少部分的人是有預料到蘇聯的變化的。這少部分人可以理解自由派與保守派兩方看來互相各異的論述要點,而能整合各方的意見。這其中更有少數人預測到蘇聯的垮台。那麼,這群「少數民族」有什麼特色呢?特洛克發現這群人大都沒有特定的專業背景,很好奇,喜歡看東讀西,不教條,在面對事實與自己的看法相異時,願意認錯或改變自己原來的想法,而且不將隊友看成是競爭的對象,而是互相學習的對象。在往後的一個政府情報機構(Intellig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ctivity, IARPA)所主持的預測競賽中,特洛克挑選出一群博學多聞但沒有特殊專業背景的人士參與預測的競賽。結果是,這群人所組成的隊伍擊敗群雄。

而其實特洛克所組成的這個他稱為「優良判定」(Good Judgment Project)的團隊成員,頗類似於中國戰國時代的博士,是群博古通今,學識淵博的人。當今的博士與專家學者其實是在「術業有專攻」之下的產物。在專業專精之下,越分越細。不但隔行如隔山,連同行業的不同領域也如隔山。這種越分越細的專業領域確實使科學的開發與學術的研拓進展神速,但卻也使各專家們看不到全貌而變成有如見樹不見林,或有如瞎子摸象一般,難以掌握全貌。

台灣雖然於戰前就有極少數人主張台灣民族解放與台灣獨立,但台獨運動的蓬勃發展是1947年228事件以後的事。隨著台獨運動的發展,不同的路線、意識形態、理論、與策略,也都一一的上場了。各個門路固然都有各個門路的專家學者與博士。但到最後,我們所需要的是博古通今,學識淵博,不受限於自己的專門所學,而不拘成見的真博士們。

李堅

靖國神社走訪的感想(下) 日本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 ——安保條約下的被保護國地位

七十年代初的尼克森總統時代,一向對美國亦步亦趨的日本嘗到了「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ニクソン‧ショック)。一是尼克森的訪華於對媒體發佈之前的15分鐘才照會日本;二是尼克森在無預警之下取消金本位制,使日圓飆升,外銷受到重挫;三是尼克森用1917年的「敵國貿易法案」(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對日本的進口貨扣徵了10%的關稅(George R. Packard: The United States-Japan Security Treaty at 50. Foreign Affairs, March 1, 2010)。因為這個「震撼」,在尼克森訪華後不久,季辛吉到日本企求改善美日關係。季辛吉告知日本外相福田糾夫,以後美國與中國在做主要協議之前會先照會日本(Kissinger Assures Japan on Chinese. The New York Times, 6/12/1972)。在季辛吉訪日的四天中,反對聲音最大的是社會黨主席石橋政嗣,他指控美國的介入越戰是一種侵略,他也說要關閉美國的駐日軍事基地。但大體而言,季辛吉的訪日並沒引起日本社會強大的抗議。這與早期的美日安保條約要續約時所引起的動亂有很大的不同。

戰後的日本在美日安保條約的保護傘下,可說放棄國防而專注於經濟的發展。但當年的美日安保條約的續約也曾引起日本社會強大的反彈。1951年9月8日簽下舊金山和約的同一天,美國與日本也簽下了「美日安保條約」,日本容許美國的繼續駐軍與對外防衛。但當美日安保條約於1960年要續約時,由左翼所組成的「安保條約改定阻止國民會議」,有134個團體聯合阻止續約。到1960年3月時,這個聯線增加到1633個團體,發動激烈的街頭抗爭。當時的首相岸信介(安倍晉三的外公)為了配合艾森豪的訪日而於議會強度關山。此舉引起議會內外的暴動,而艾森豪也被迫取消訪日。最後安保條約是通過了,而岸信介也辭職下台。但這種抗議美日安保條約的「盛況」,在日本的今天可說已不再(除了沖繩的持續抗議美軍基地)。對日本人來說,安保條約的存在不但已成自然,而且是必然。

1952年4月28日是舊金山和約的正式生效日,而這天日本也恢復了她的主權。這個原本沒有特別紀念意義的日子,在安倍晉三於2012年競選時的推動下,正式於安倍上任後成為「主權回復の日」,而也於2013年4月28日做首次的紀念活動。

雖說日本於戰敗後被盟軍所占領,而於1952年4月28日在簽約後正式恢復主權。但日本是一個有主權的國家嗎?

你若考慮到一個獨立國家的各種政府機構與功能時,日本看起來是個有主權的國家。但你若再細看一些面向的話,日本的主權也不是那麼完整或獨立的。

日本的新首相上任後,依慣例幾乎都會到華府做個拜會(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則都依例都到美國做可能就職前的面試)。給人的感覺有點像一個被保護國的朝晉。而事實上,日本是「國防靠美國」的。美國在日本有88個軍事基地,約五萬名軍事人員,家屬約四萬名。約75%的預算由日本支付(2011年時約44億美元)。而大部分的基地(62%)都在沖繩,這也是地方小的沖繩最反對駐地美軍的緣故。

日本之缺乏一個完整獨立主權國家的地位,有人稱為附屬獨立(Subordinate Independence),或稱為廣義的客屬國家(client state,包括保護國地位)。學者有相當多的討論(如Gavan McCormack: Client State: Japan in the American Embrace; Gerald L. Curtis: U.S. Policy toward Japan from Nixon to Clinton: An Assessment; John W. Dower: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Past, Present, Future in U.S.-Japan-China Relations. The Asian-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2/23/2014)。

日本之會成為被保護國的情況,除了美日安保條約外,也牽涉到1947年5月3日生效的戰後「日本國憲法」。這兩者是互為關聯的。在共有九章103條的憲法中,第二章只有一條—-第九條。日本國憲法第九條宣示日本永遠放棄用戰爭與武力的方式去解決國際紛爭。

右翼民族主義者的安倍一再強調修改憲法第九條的必要,是眾人皆知的,而也引起韓國與中國的反彈。但是,美國不但不反對,反而是一直都在鼓勵日本要多分攤資源,以防衛中國、北韓、與俄國的可能對東亞的侵略。憲法第九條的修正看來好像是日本國內的事,但因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對鄰國的侵犯(尤其是中國),日本憲法的修正也成為國際問題。但就另一方面來說,若沒有中國與北韓的可能侵犯,而日本是位處於一個和平的國際社區的話,則日本國內要支持修正第九條憲法的聲音可能也沒有。要有的話,可能也只是表達出要脫離目前為美國保護國的地位,以成為一個真正有主權的獨立國家。但日本若成為一個真正有主權的獨立國家後,也沒有人能保證日後的可能發展。在日本已走上和平反戰,而大部分人對戰爭的恐怖都已沒有記憶,而專注於經濟發展70多年後的今天,軍國主義的復活微乎其微,但什麼也都有可能。日本外在情勢(如中國與北韓,甚至南韓及北韓若「統一」後的情勢)的變化可能會逼日本走上一條她自己都沒法預測到的道路。

走在這麼個右翼民族主義的靖國神社,你會感受到這兩種力量的存在。一方是日本武事發展的歷史過程、大小戰役、及一些光榮的部分(如日俄戰爭),可看出日本原有的尚武傳統。但另一方你也看到了戰爭的可怕及年輕生命的無謂浪費(說來也應是神社存在以做祭祀的理由)。這兩種力量存在於第九條的爭辯,也存在於日本社會的各個層面。但最終會導致整個情勢演變的可能不是日本國內的爭辯,而是外在世界的變化。(系列完)

李堅

靖國神社走訪的感想(中) 看中國與韓國的仇日 ——歷史,民族主義,自卑感

中國與韓國(包括南北韓)的仇日是有名的,而也都引靖國神社內所供奉的甲級戰犯,及過去日本首相前往祭祀作為理由(安倍晉三於2013年12月26日前往祭祀後引起中國與南韓的抗議。此後安倍再也沒有前往祭祀)。但其他與日本在二次大戰中交戰的國家是否也仇日?

以美國而言,在戰前對日本人(及所有亞洲人)是相當排擠與歧視的。1882年5月6日,美國簽署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這是美國歷史上唯一針對特定族群/民族所通過的排擠法案。1924年5月24日,美國更進一步通過了排亞法案(Johnson-Reed Act,包括Asian Exclusion Act與National Origins Act )。無可否認的是,種族歧視是太平洋戰爭的導因之一。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後,美國不用說是對日本敵愾同仇。更由原先的排擠與歧視,轉成為痛恨與仇視。

二次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除了要將日本與德國解除武裝外,也有意要德日不再具有工業能力,而成為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但冷戰的開始與韓戰的爆發改變了這個情勢。日本與德國都走上了重建工業及部分武裝的道路,但兩者的武裝能力還都相當有限。

在盟軍佔領日本初期,美國本要把靖國神社打掉,而改建成一個賽狗場。但教廷的一個神父(Father Bruno Bitter)與瑪利諾教會的一個神父(Father Patrick Byrne),都向佔領日本的盟軍政府(主要是美國)堅持:緬懷戰亡者是每一個國家都應有的義務與權利。再說,摧毀靖國神社(日本神道教的場所)也違反美國保障宗教自由的憲法與精神。盟軍也因而放棄摧毁靖國神社的打算(John Breen: Popes, Bishops and War Criminals: reflections on Catholic and Yasukuni in post-war Japa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3/1/2010)。

美國的這種仇日到50年代都還有。到80年代則轉變成,因日本對美國大量出超所導致的經濟焦慮與排擠。但在這種排擠與對抗中,美國人對日本人多少還都帶有尊敬的味道。因為日本人作戰勇敢,採取正面對抗;經濟上對美國所以會有出超,是因品質較優良等原因。而雙方的對抗也都是基於正面交鋒及靠實力的,而非有如中國今天之靠偷竊科技,削價傾銷,及一些暗地裡的勾當,而走不當途徑及抄捷徑的。在目前的美國,與日本的關係多少已走出過去不愉快的陰影而正常化了。但對中國人與韓國人而言,仇日可是「此恨綿綿無絕期」。民族主義當然是一種解釋。但不能解釋的是當年與日本作戰的蘇聯與美國,甚至被日本侵占的東南亞各國,對日本政要祭祀靖國神社,倒沒有提出任何反對的意見或譴責,唯獨中國與韓國大為叫囂,原因在哪裡?中韓因為懼怕日本重踏軍國主義,而興起的防衛性民族主義當然是個原因之一。但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監督下訂立了和平憲法,看不出有對外侵略的可能。中國人與韓國人的仇日及民族主義顯然不是因為日本的可能再侵略而來,而多少是針對國內人口的「消費」需要而產生的,並用以凝聚人民對政府的支持而來。「攘外」與「安內」到底是一體的。

歷史當然是另一個原因。在二次大戰中,中華民國的受傷慘重。戰死約300萬到375萬 人,平民死亡約700萬到800萬人之間。說來其慘烈性僅次於蘇聯(戰死約867萬人到1140萬人 ,平民死約400萬人到1000萬人之間)(Wiki 綜合多家不同研究報告而成)。但韓國人則有異於中國。因為韓國人與日本同邊作戰,並非交戰國。戰後有148名韓國人被判為乙級與丙級戰犯, 23人被處決。被處死的最高將領是洪思翊,負責菲律賓一切的俘虜營。而據西方的前俘虜人士表示,韓國人比日本人要來得更為殘酷。若單單靠歷史也不能解釋目前中共的仇日。因為當年與日本作戰的是蔣介石下的中華民國,而非要坐享其成的中共。中共當前的仇日顯然有其他原因。

而事實上,中共建國後並不仇日。原因是蘇聯不可靠,美國則抵制中共,中共得透過非官方管道與日本有所來往。要的是「科技靠日本」來工業化,以求取脫離農業社會的貧窮。即使是國共兩黨都愛提的南京大屠殺,首先提出這個史實的也不是國共兩黨,而是日本的左翼人士。仇日思想在中國的浮現是1980年代後的事(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而據傅高義(Ezra Vogel)的說法,中共是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才決定加強「民族主義教育」的(Ezra Vogel: 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除了民族主義與歷史因素外,仇日顯然還有其他原因。

歷史及民族主義都可說是中國與韓國的仇日之主要因素。但一個相當重要,而也可能是主要的因素是自卑感。

1972年2月,尼克森首次訪華。在目前已解密的檔案中,我們可看出中共領導人對日本的恐懼。周恩來一再提及日本之可能再走上軍國主義之路,最後是尼克森的保證說:美軍的駐日會牽制日本軍國主義的可能復活(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William Burr: Nixon’s Trip to China, 12/11/2003,與Richard Nixon Foundation: The Opening of China)。這也難怪當年被日本攻殺的極為慘烈而無力反抗的中國,最後以虛假的「抗日勝利」做為自我安慰。但那個「抗戰勝利」口號到底不是個歷史事實。中華民國的抗戰確實是牽制著了日軍的一大部分實力(The China’s Quagmire: 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Japan’s road to the Pacific War). Edited by James William Morley),但中國並沒有打敗日本。如果真的是「抗戰勝利」,則中國就可以與真正打敗日本的美國與蘇聯一樣,在當年可以平起平坐,周恩來也就不會那麼的懼日,而今天的中國也會如美俄般的缺乏仇日的情緒。所以會仇日是因為中國從來就沒有打敗過日本,至今(至少至1972年的周恩來)都尚未心裡平衡過。而同理的,如果當年談不上抗日而與日本同邊做戰的韓國,若真能於經濟面及國力的各個層面都贏過日本的話,何來仇日之需?說到最後,仇日只不過是自卑感的一個表現而已。

李堅

靖國神社走訪的感想(上) 靖國神社150週年 ——戰犯,勝利者的正義

靖國神社是東京市區一個佔地相當大的神社。它可說是一個中央神社,而也是所有日本神社中最引人爭議的一個。

靖國神社的前身是「東京招魂社」,是明治天皇於1869年在戊辰戰爭(1868-1869 ,明治維新時期的許多內亂/內戰之一)後下令興建的,以祭弔為中央政府戰死的人員,做招魂、慰靈與感念之意。 1879年,這個神社更名為靖國神社。

由正門走進去便是一個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鳥居及相當長的一個引道。進入中庭是一個巨大的雕像座,上方豎立的是大村益次郎(5/30/1824-12/7/1869)的銅像。大村益次郎原本是學醫的,但他對西方的軍事策略很感興趣—尤其是法國的軍制。那個年代的日本職業軍人都是仕族(武士)出身,而也都只效忠於雇用他們的藩或幕府。大村推動全民徵兵,而非僅徵用仕族。大村在長州對軍隊施以現代化的訓練後,擊敗了德川家康征討長州的出兵(第二次長州征討,1866)。而這個現代化的觀念與訓練後來也用之於薩摩長州同盟,而最終推翻了德川幕府。明治維新後,明治政府了解到現代軍隊的重要,而任用大村益次郎為兵部大輔。大村也一併推動廢藩置縣,廢除了各藩所擁有的私人軍隊,而建立一個全國性忠於天皇/中央政府的軍隊。也因此,大村益次郎被稱為日本的現代陸軍之父。

再走進去就是拜殿,這也是一般人致敬參拜的所在。靖國神社這一大片土地上有不少建築、庭園、雕像。也有相當一部分(如本殿)是不對外開放的。往右轉是個劇台及規模不小的「遊就館」(展覽館,博物館)。遊就館是「有料」的,裡面絕大部分都是不准照相的。在遊就館前的左側意外的看到紀念帕爾法官(Radhabinod Pal, 1/27/1886-1/10/1967)的靈位,是2005年才設立的。所以會設立帕爾法官的祭念靈位原因也不難理解。當時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2名法官之一的印度人帕爾(那時印度還在大英帝國下,尚未獨立)與其他歐美法官持有相當不同的看法。他指責法庭沒有考慮到西方國家在亞洲的殖民暴行;法官都是戰勝國來的,而沒有戰敗國來的,代表了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法庭也沒有考慮到盟軍的罪行。有這個背景也難怪在靖國神社我們會看到帕爾法官的祭念靈位。當安倍晉三於2007年訪印時,他特地去拜會帕爾的兒子,稱讚帕爾法官的勇氣與公平。這多少是因為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當年被盟軍以甲級戰犯之名羈押兩年,但都沒有起訴或審判。岸信介後來之被釋放也多少是因為,美方需要借重有技術官僚背景的岸信介,來推動日本的戰後復甦。

遊就館裏面所介紹的大抵是日本武器的演變,及軍隊由古代到現代的發展,也有一大部分是介紹各場19世紀以來的對外戰役。但由於不能拍照,而也沒有介紹展覽內容的簡介小册,只能憑記憶敘述大概的內容。最後一間的牆壁上列有許多二次大戰中戰死的軍人肖像。日本在二次大戰中有210萬名軍人戰死,含平民則共有約310萬人死亡。牆壁上所張貼的當然是所能取得的相片的一小部分。看到這麼多年輕的面孔確實令人相當感傷,這也使我想起了1985年一名英國的音樂家(Paul Hardcastle)所發表的一首歌「19 」。這首歌開頭便唱說二次大戰中,兵員的平均年齡是26歲;在越戰中,兵員的平均年齡是19歲。看到這麼多這麼年輕的少年家就這樣無謂的死去,不只覺得感傷,也覺得很浪費與無奈。

靖國神社共祭有2,466,532名陣亡者(Wiki),除卻日本人外,也祭有當年的台灣人與韓國人。除了人外,庭院中也有三種動物的雕像:馬(戰歿馬慰靈),狗(軍犬慰靈像)與鴿子(鳩魂塔)。一個國家祭祀為國捐軀陣亡者是很自然的。但靖國神社之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裡面也祭祀有1068名戰犯,包括14名甲級戰犯。

乙丙級戰犯是於1959年後開始慢慢入祀的。但甲級戰犯的入祀則是1978年,當時新上任的靖國神社宮司(主祭司)三好長慶決定的(Yoshinobu Hagarashi: Yasukuni and the Enshrinement of War Criminals. 11/25/2013)。原因是他不同意遠東軍事大審的判決。而昭和天皇於1975年到靖國神社祭祀後,爾後再也沒有天皇到靖國神社做祭祀。

有所爭議是因為靖國神社內所祭祀的戰犯(特別是甲級戰犯)。但戰犯這個名詞與觀念是很新的, 是二次大戰後才有的。在二次大戰結束前夕,知道勝利已在握的美國與英國,決定採取法律的途徑去處理納粹的主要領導人。也首次引進了「破壞和平罪」(crimes against peace)與「傷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這種罪名。當這個觀念首次運用於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bunal, 1945-1949)時,那時被控訴的主要對象是納粹的高階領導人。當時納粹的最高領導人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 1/12/1893-10/15/1946)在審判中大聲控訴:勝利者永遠做審判者的角色,而敗者恒被指控。戈林最後在被執行絞刑前服氰化物自殺死亡。而戈林所說的也是我們常聽到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戰犯的判決如果也包括戰勝國與交戰各國的話,則戰犯的判決較不會有所爭議。戰爭本身就是一種破壞和平罪與傷害人類罪,尤其是侵略的一方,是人類應共同予以譴責的。更進一步而言,以戰爭做為威脅恐嚇的話,不也是一種破壞和平罪與傷害人類罪嗎?如中國對台灣的叫囂。

李堅

鞭屍蔣渭水 —-看中共紅奴柯文哲的竊黨

歷史從來就不是死的,尤其是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我們常看到歷史人物與歴史事件被提出來討論。說是鑑往知今也好,以古諷今也罷,為的都不外是做對當今現實的闡述。目的當然有如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的第11節所說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闡述世界,要點在於改變世界」( 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 The point, however, is to change it.)。

蔣渭水在台灣歷史上是一個沒有什麼負面評價,但正面評價相當高的一個歷史人物。他推動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啟蒙運動與社會政治運動可說不遺餘力。由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及左傾後的台灣工友總聯盟與台灣農民組合,我們都可看到他的投入。更確切的說是他的全力投入。這可由他對本業(醫生)的疏忽,以及因沒顧好家而死後家境淒涼得以看出。

蔣渭水不是一個理論家,也不是一個政治家或政客,他是一個理想色彩很濃的社會政治運動者,也是一個處於萌芽初期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同那個年代的台灣知識分子一樣,你若單看他的著作,他顯露出對孫文的尊敬與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期望與支持。也如此,藍營的人宣稱他是當年同盟會的會員,而將他看成是自己人。但當年台灣知識份子的支持中國國民革命頗為普遍,可說有一些故國情懷,但可不能解釋成是祖國派。綜觀他的一切著作與運動內涵,他的一切做所為,為的就只是台灣這一片土地與人民。即使是一些當年被指為祖國派的人士,許多在二二八事變後才深刻的體會到祖國就在他們的腳下,不在對岸。這種現象也是左派辯證哲學所說的「意識落後於存在」。也就是說,當年台灣民族的存在雖已是個事實,但台灣民族意識是隨後才慢慢地發展出來的。台灣民族意識的成形落後於台灣民族的存在事實。

也由於蔣渭水的正面形象及他在台灣歷史上的地位,使台灣各個政治光譜的人都要拉他做為盟友,而各有各的詮釋。在這個意義上看起來,有如心理學上的「羅夏克墨漬測驗」(Rorschach test)一般,可看出各政治光譜人物對蔣渭水的不同解讀。而在一個程度上我們也都可以了解到各個光譜的政治人物的詮釋基礎。真可說是「一個蔣渭水,各自表述」。藍綠的各表倒也各取所需而大抵相安無事。但在這個「羅夏克墨漬測驗」中,最荒唐無恥而又充分表現出狂妄自大,但同時又對中共卑躬屈膝的,不外是白裏透黑(毛澤東的厚黑學)透紅(中國共產黨)的奴才柯文哲了。

2019年8月6日,柯文哲選在他生日那天(柯文哲說也是蔣渭水的生日,但蔣渭水的生日與生年有三種不同說法)宣布「台灣民眾黨」的成立。口口聲聲「民意、專業、價值」,「清廉、勤政、愛民」(像極了國民黨、親民黨、與中共的口號),而宣稱要繼承蔣渭水職志的柯文哲,卻引來蔣渭水後代的不滿。蔣渭水的弟弟蔣謂川的孫女蔣理容說:蔣渭水先生畢生從事任何公共事務或社會啟蒙運動,都是「為眾人而非為個人」。….他(柯文哲)想要選總統,那他的中心思想、價值觀是什麼?對照「蔣渭水精神」,他有哪裡像?(蔣理容臉書)。蔣渭水的外曾孫女鍾法藍則說:「柯文哲去死,賤人!不要再來吃我阿祖豆腐了, …蔣渭水若在世,絕對不會講什麼兩岸一家親的鬼話,他在乎的是台灣人的尊嚴, …」(鍾法藍臉書。按,鍾法藍是蔣渭水的女兒蔣碧玉,與被國民黨槍斃的鍾皓東的孫女。鍾皓東則是鍾理和的同父異母弟弟)。

鍾法藍的批柯卻引來林濁水的反譏:「…搞統派被國民黨抓去關的蔣碧玉,如看到今天的柯文哲,不會說,你柯文哲,為什麼還不支持一國兩制!…至於蔣碧玉的先生,鍾皓東,生前更是支持趕快解放,一國一制的」(林濁水臉書)。林濁水這種說法不但失焦,也有失公允與厚道。焦點應該是在蔣渭水,而非後代。若要提及蔣渭水的後人有統派,也需顧及那時有些人因抗日而親中,或後來因反國民黨而親中共,但又不了解中國/中共的年代。若要談統派的鍾皓東,為什麼不談原來也是祖國派,但在「返回原鄉」後失望而返鄉的鍾理和。讀鍾理和的小說可看出他的心路歷程,也可以看出那一代台灣人的迷惘。

蔣理容的質疑柯文哲說,對照蔣渭水精神,他有哪裡像?這個質問是問到了要點。因為滿嘴說他尊敬蔣渭水,並要繼承蔣渭水職志的柯文哲,可有師法蔣渭水?不但沒有,柯文哲所表現出來的一切正都是蔣渭水的對立面。

本身受有傳統漢學教育的蔣渭水,在經過現代醫學教育的洗禮後,他不再眷戀傳統的封建文化,但了解到台灣的根本問題在於(現代)文化水平的極度不足,他以一個醫生的方式將台灣診斷為「世界文化時期的低能兒」(參見蔣渭水的「臨床講義」)。蔣渭水一生所推動的,為的不外是台灣文化水平的提升,自治權的爭取,及自由、民主、與平等的引進。他的一切所做所為,為的都是台灣社會與台灣人,我們看不出他有對任何名位、權勢、與利益的追求。也因為這種無私,他會引來人們對他的緬懷與思念。

相對之下的柯文哲,他身受現代醫學教育,但卻執迷於漢文化的厚黑文化傳統。尤有甚者,他更師法毛澤東的權謀運作。將台灣當成「低能兒」的他,以為他能運用毛澤東的那一套,而使台灣人都被他騙殺了,但還會對他崇拜不已。缺乏現代文化教養與氣質,而自以為聰明的柯文哲,可曾有什麼公共政策或文化論述?可有什麼能力與意願,去改善及提升台灣政治、社會、及文化水平的?他的一切所做所為就都只為他一己的利益與出路做算計。對中共卑躬屈膝形同奴才,但在同時欲將台灣出賣在所不惜。這種貨色如何能與蔣渭水相比,怎不能說他是蔣渭水的對立面。

前後差70年,但畢業於同一醫學院的蔣渭水與柯文哲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不同?

日治時期的教育是著重修身與為人的,對醫學生強調「要先做人,才能做醫生」。早年聽老一輩的台灣人哀嘆台灣在國民黨下的教育敗壞。這種哀嘆其來有自。當然蔣渭水與柯文哲之所以有不同不只在社會、文化背景、及教育體系與內容的不同。但更重要的無寧是價值取向、倫理道德與人格特質的不同。我們就以黨(公眾組織)與個人的關係便可看出這種對立與區別。1927年由蔣渭水創立的台灣民眾黨,是一個屬於台灣普羅大眾的黨,蔣渭水推動的是「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他深信台灣的偉大與未來,將是基於普羅大眾的覺醒,與販夫走卒的堅守崗位與遵循倫理道德。是由下而上的。他堅信歷史是由「無力者」,而非「有力者」,寫出來的。在這一切運作中,你會看出催生台灣史上第一個現代政黨的主要推手是蔣渭水,但他不會搶占鏡頭而居功,而是默默地於幕後做推動與耕耘的工作。2019年由柯文哲所宣稱成立的台灣民眾黨,則只是個柯文哲黨(有如親民黨之只為宋楚瑜黨),他要推動的是「台灣是柯文哲的台灣,台灣也是中國的台灣」。而且,柯文哲自以為歷史是靠一些高階特權人士的長袖善舞擺弄出來的,而不是因為普羅大眾的參與和努力所推進的。尤有甚者,柯文哲這個台灣民眾黨不但在黨名上是鵲巢鳩占,他在將自己比為蔣渭水上更是一種對蔣渭水的鞭屍—–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奴才對台灣英雄蔣渭水的鞭屍。

李堅

 

高野山的巡禮之五 高野山的景教碑 —–伊斯,景淨,戈登女士

奧之院之為墳場固然充滿了墳墓、墓碑、悼文、悼碑、與佛像,但也有一些是與墳場沒有直接關係的。其中兩個與文學有關,一個與基督教有關。

在奧之院的中途處立有一個「芭蕉句碑」。松尾芭蕉(1644-11/28/1694)可說是日本歷史上最有名的俳句詩人,也被稱為俳聖。在奧之院的一塊大石頭上刻有「はせを翁(芭蕉翁)  父母のしきりに戀ひし   雉子の聲」,大略翻成「父母  深切的愛  雉鳥之聲」,倒也多少反應了祭墓人的心情。另一個文學碑則是日本的文學巨匠司馬遼太郎的「高野山管見」。這個刻於一顆巨大石塊的短文,樹立於離奧之院入口處不遠的地方。司馬遼太郎(8/7/1923-2/12/1996)的本名是福田定一,司馬之名由司馬遷來。內容大要是他遊高野山的感想,描述大門(山門)之有如唐代都城的城門,到高野山這個宗教城市之亦幻亦真的感覺。司馬遼太郎的一些長篇小說如《燃えよ劍》,《國盜り物語》,及近代歷史的長篇小說如《竜馬がゆく》,《坂の上の雲》,都頗受好評,而也相當有名。

除了這兩個與文學有關的碑文外,另外一個有歷史意義的碑文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這個石碑顯然是個複製品,不過複製的相當的好。那麼,這個複製品的由來是什麼?答案看來就在於旁邊的一個小墳墓—-伊麗莎白‧戈登女士(Elizabeth Anna Gordon, 1851-1925)的安息處。了解這個關聯也是一個很幸運的偶然。當我在研讀這個景教碑時,一個英文說的很好的奧之院志工導遊剛好走過。他向我說明戈登女士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她長年居住在日本研究佛教,而下結論到:佛教與基督教的最終目標都是一樣的,而也師出同源。在這裏有兩個課題我們稍作討論:一是景教碑;一是戈登女士。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781年2月4日(唐建中二年)由波斯傳教士伊斯(Yazdhozid)在大秦寺(教堂)內建立的。撰文者為伊斯的兒子景淨(Adam)(李亞丁:景浄—-唐代著名景教傳教士、主教、和翻譯家;《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撰寫人)。景教碑共有1780個漢字及一些古敘利亞文,敘述景教自635年到781年在唐朝成功傳教140多年的歷史。景教(聶斯托留派,Nestorianism )原為東正教的一個支派。5世紀時,康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聶斯托留(Nestorius)因被東羅馬帝國視為異端,放逐至死。其追隨者輾轉至波斯發展,並於7世紀時到唐朝發展。按碑文來看,當時的景教在唐朝於超過百餘個城市都建立有教堂,信徒大多數為上層社會人士(賀宗寧:大秦景教碑建立。2/3/2017),例如郭子儀。但在「會昌法難」(845年,唐武宗會昌五年)時,景教與佛教都一樣受到唐武宗的迫害。外籍景教徒被遣返回西。景教碑據聞被景教徒埋入地下,一直到1625年(明末熹宗天啓五年)才在西安近郊偶然出土。據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說明,目前全世界共有八座景教碑之複製碑(崇基學院的院徽之十字架即由景教碑上的十字架圖案而來)。高野山的這塊景教碑是戈登夫人於1911年贈與高野山的(蔡詠梅:日本高野山發現中國大秦景教碑)。

戈登女士於19世紀末與她先生(John Edward Gordon, 1850-1915)環遊世界。他們於1891年首次抵達日本,兩人都愛上了日本。回國後他們參加了那時剛成立不久的日本協會(British Japan Society),她為文著述不少友日的著作,而一般咸信有助於1902年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的簽訂。從1907年開始,戈登女士大部分時間都住在日本。本身是個虔誠基督徒的她致力於佛教的研究。戈登女士終其一生至少出了十三本書,其中有四本是基督教與大乘佛教的比較研究。支持錫安主義的她,深信英國與日本都與以色列的「失落」部落有關。她相信基督教與大乘佛教師出同源,認為大乘佛教的起源受到基督教的影響(The National Library of Israel: The Elizabeth Anna Gordon Collection,與Noboru Koyama: Elizabeth Anna Gordon (1851-1925))。戈登死後依其遺願葬於高野山。有如那名日本導遊回答我的問題道:你不一定要是佛教徒才能葬於高野山。

若沒有景教碑的存在,我們很難去了解當年基督教(聶斯托留派)傳教到唐朝的情形與盛況。這說明了紀錄(尤其是較耐久的石碑)的重要。我們也了解撰文者景淨是個翻譯家,也參與了佛經的翻譯。這也使我想起於北宋年間(960-1127)輾轉到中國發展的猶太人。多少因為與回教信仰及習俗的相近,而被稱為藍帽回回,甚至被劃分成回族。猶太人的寺廟也稱為清真寺。這說明了在早期,許多目前看起來很敵對的宗教間的和平共處與合作。但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都身處異鄉,在面對主流文化(如唐宋)下的結合。而最後,若戈登女士之為哈日族而間接促成了英日同盟的成立,另一個較近代的例子是,也是哈日族的郝斯賀弗(楊起東:郝斯賀弗悲劇的啟示:地緣政治東西方神秘主義。《太平洋時報》11/17/2016)則促成了1936年德日的簽訂「反共產國際協議」(Anti-Comintern Pact),及後來的軸心國之聯合。撇開聯盟/同盟的正反面不談,戈登與郝斯賀弗都說明了個人在國際同盟間的運作力量與可能的效果。個人的努力與運作在歷史的發展上是不容許忽視的。(系列完)

李堅

 

高野山的巡禮之四 二次大戰在高野山上的綜跡 —–由各兵種及部隊的菩提所到摩尼寶塔

在奧之院看到許多悼念二次大戰中陣亡的各兵種及部隊的墓碑及紀念碑並不意外,但較意外的是在幾乎每一間寺廟前,都有看到紀念不同的兵種及部隊的石碑,唯一例外的可能只有主寺的「總本山金剛峯寺」及一些小寺廟了。

日本家族似乎都安排有一間特別的佛寺做為該家族的「菩提所」,做為家族祭祀的中心點。但為什麼這些高野山的各寺廟也都成為各部隊的菩提所?在每個寺前幾乎都有某某兵種或某某部隊的菩提所的石碑,如「元自動車第二十九聯隊並關聯部隊菩提所」,「步兵第八十一聯隊(通稱號月第七三八六部隊)第二機關銃中隊戰友會菩提所」, …等等。在與一位澳大利亞來的觀光客聊到此事時,他說他的導遊說明因為高野山寺廟群集,房間多,而可能也較隱密,所以在二次大戰中駐有很多部隊做集訓之用。這由一個碑文似乎可看出端倪:「陸軍少年飛行兵  宿坊菩提所」。看來當年的「陸軍少年飛行兵」曾住在此寺廟(宿坊),而後此寺廟也成為他們的菩提所。

日本在二次大戰中有兩百多萬軍人死亡,所以在日本的偏遠地方及各地寺廟,都可以看到二次大戰的遺留,這並不奇怪。但高野山這個日本的佛教聖地(至少對真言宗而言),會有這些不論在墳場(奧之院)或寺廟都有這種遺留,多少使人覺得意外。筆者不很清楚二次大戰中這些軍人居住於高野山的安排,但無可否認的是,在每個國家,宗教團體與政府常常有合作/共事的關係(看台灣佛教的主要山頭如星雲、證嚴、及惟覺都與國民黨關係匪淺),日本當然不會例外。但在二次大戰前,日本宗教界不是沒有反戰人士的。當年被國民黨視為邪教而不能到台灣傳教的創價學會,其創始人是原本屬淨土宗的牧口常三郎(7/23/1871-11/18/1944)與其主要弟子戶口城聖(2/11/1901-4/2/1958),兩人都因反戰而被關,牧口常三郎也死於獄中。

也許,在高野山這麼個偏遠所在而被視為佛教聖地的地方,會看到二次大戰的悼念遺留可能不奇怪。因為一個現代戰爭的影響所及是全面的,會波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而也因為在二次大戰中日本軍隊遠征中國、東南亞、及太平洋,這些地區的記憶遺留會表現在高野山上也不足為奇。較明顯的如「比島ミンダナオ島(民答那峨)所在關連部隊菩提所」。另一個顯著的標竿是日軍在緬甸的部隊的退伍軍人所建立的一間寺廟。

在成福院的土地上建有一棟與周遭的日本佛寺建築風格大為不同的「高野山摩尼寶塔宗教美術館」,又稱為「ビルマ(緬甸)戰殁者供養塔」。這一棟三層樓高,八角形的塔,裏面列有許多照片與繪畫(複製品)。所描述的是那一段時日的緬甸場景,緬甸人的生活景象,日軍在緬甸的一些景象,緬甸獨立日的慶典..…等等。也有一張「昭和53年(1978)當番部隊 第十五師團(祭兵團)隸下各部隊戰友會」的合照。裏面也有一些緬甸式的佛像。甚至有一個沒有燈光的地下通道(戰爭中的隧道?)。但談不上有什麼美術,不知道為什麼稱做美術館。外面也立有一尊緬甸和尚(高僧?)的塑像,說明碑寫的是緬甸文。

這座摩尼寶塔之存在於高野山上顯得有點時空上的錯亂,但若了解當年東南亞戰區的緬甸會戰(中緬印戰場)場面之大,也就不足為奇了。交戰的英美中一方有百萬多軍人,日方則有四十多萬(包括日本及反抗英國的緬甸、印度、與泰國)。日軍在緬甸的發展與結局與日軍在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差不多。若說有差別,可說日本在緬甸的政治鋪陳做的較早,與抗英的緬甸獨立人士較早就有聯繫與培訓。二次大戰中日軍攻下東南亞,趕出了被當地居民視為堅不可抗的西方殖民政權:美國、英國、法國、與荷蘭等西方強權。東南亞民眾原先是歡迎日軍的,但很快的也因日軍的剛酷、殘暴、不懂溝通、及缺乏後續的政治工作,使當地居民頗為反感而轉為反抗。

二次大戰中的緬甸之存在於戰後日本人的記憶中,除了反應在這座摩尼寶塔的興建外,也反應在1956年一部相當得到好評的日本電影—–「ビルマ(緬甸)の豎琴」(The Burmese Harp)。那部電影得到威尼斯影展的奬(San Giorgio Prize, OCID Award Honorable Mention)與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提名。有影評人士認為該電影雖然描述了戰爭中大量人員的死亡與戰爭的殘酷,但對日軍的暴行輕描淡寫地帶過去。同樣的,也有人批評這座摩尼寶塔的存在錯將戰犯當烈士(Brian A. Victoria: Mount Koya sites exemplify ‘parallel universe’ where war criminals are martyrs. The Japan Times, 8/15/2015)。由於筆者在參觀時,受限於時間及對日文的了解有限,也不了解相片中人物的背景,無法去判定是否能認定為戰犯。而當天摩尼寶塔的看護人也不懂英文,也沒法回答我的問題。

有戰爭就會有戰犯。而戰犯的定義與判決常常都是由戰勝國來決定的,而這也是所謂的「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但無可否認的是日軍在中國與東南亞都頗有「不良紀錄」。有異於德國因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而遭受到國際壓力(尤其是猶太團體)的不斷檢驗,而多少有被迫反省的過程。但日本缺乏足夠的國際壓力,有的只是中國與韓國(南北韓)的不斷譴責。不幸的是,中國與韓國都不是具有可信度(credibility)或行事正直的國家,再加以有限的對話也都缺乏公開與互信,而這也使得戰後至今日本都缺乏一個完善的反省過程。說來那是不幸中的不幸。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