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國下的韓國(1875-1945)之三 日本併吞韓國的外交工作 —–強權外交‧日俄戰爭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積極推動國內的改革,極力西化以求取抵禦外侮並冀求與西方列強能平起平坐。除了內政外,日本也策劃於周邊取得影響力與一定程度的控制,來達到帝國的穩定發展與繁榮。 1888年,武士出身的軍人政治家山縣有朋提出主權線與利益線這個看法(參看《山縣有朋意見書》)。再加上日本政界原本就重視韓國與滿州對日本戰略地位的重要,日後的出征取得韓國也就成為自然的發展。
日本對取得朝鮮半島的控制權是步步為營的。除了投資、建設、貿易、引入現代化的觀念、並極力扶植親日派外,在外交上也是處處歩椿的。19世紀到20世紀中葉的外交主要是強權外交,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後馬上學到這個教訓。
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開口向清朝要台灣與僚東半島。取得台灣,列強沒有反對。但遼東半島的取得卻引來1895年4月23日的德法俄三國干涉。被迫放棄遼東半島後的日本自然心有未甘。有鑒於此,日本在取得韓國之前因而於國際外交上到處佈局。日本的最終取得韓國也因此在國際上不見反對聲浪及干涉的動作。
在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之間,日本與俄羅斯簽訂了三個協定。1896年5月16日的小村‧韋博協定(Komura Weaver Memorandum, 小村ウェーバー協定)及1896年6月9日的山縣‧羅巴諾夫協定(Yamagata-Lobanov Agreement,山縣・ロバノフ協定)。透過這兩個協定雙方同意如果韓國有動亂,雙方能派兵到韓國並駐紮到韓國有現代化軍隊為止。但日本不知道的是沙俄已於6天前(1896年6月3日)與李鴻章簽了中俄密約(Li-Lobanov Treaty)。李鴻章因為中日甲午戰爭的賠款問題到俄國求取經援,也因而同意沙俄能在東北興建鐵路,移入軍隊並享有治外法權。等於是讓沙俄併吞東北。1898年 4月25日,日俄雙方簽了西‧羅森協定(Nishi-Rosen Agreement,西・ローゼン協定 ),雙方同意不干涉韓國內政。
英國於那時是不與人結盟的,而處於所謂的「輝煌的弧立」(splendid isolation)。英國不參與三國干涉,對日本似乎釋有善意。但英國最後為了對抗沙俄的擴張,所以與日本在1902年2月30日簽下了日英同盟 (Anglo-Japanese Alliance)。在條文中也互相承認對方在印度與韓國的利益。
八國聯軍後,沙俄遲遲不由東北撤軍。1903年5月,兵力並已進駐到鴨綠江。在1901年11月,沙俄拒絕日本的「滿韓交換」後,日本已積極準備對俄作戰。俄軍之滯留東北並移向韓國邊界只不過成為戰爭的近因罷了。日俄戰爭 (2/8/1904-9/5/1905) 雙方都死傷慘重。單單奉天一役俄軍就死了九萬人。在不下十場的陸海對戰中,沙俄失去了太平洋艦隊與波羅的海艦隊,只剰下黑海艦隊。在波羅的海艦隊航行到東亞的七個月中,日俄戰爭也成為全球的焦點。其間日本也得到英國的情報支援。清朝支持日方,而袁世凱也送日軍食物與飲料。日本最後的決定性勝利跌破了全球觀察家的眼鏡。這是新興的亞洲列強擊敗西方列強的首例。而日本也因而擠身世界列強的行列。
在日俄戰爭結束之前,知道勝利在望的日本釋出和談的訊息。當時不喜歡俄國但親日的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 10/27/1858-1/6/1919)出面調停。雙方於1905年9月5日在緬因州的樸茨芧斯簽了樸茨芧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沙俄承認日本在韓國的利益並退出東北,也割讓庫頁島的南半部,但沒有賠款。老羅斯福總統也因而取得1906年的諾貝爾和平奬,並突顯美國的國際地位。有趣的是,共和黨的老羅斯福總統的遠親,民主黨的羅斯福總統(FDR, 1/30/1882-4/21/1945)是親華反日的。
但在樸次茅斯會議之前,日本首相桂太郎已與美國的陸軍部長(Secretary of War)塔夫特(William H. Taft, 9/15/1857-3/8/1930,後來當美國總統)會面, 而於1905年7月29日有個桂‧塔夫特協定 (Taft-Katsura Agreement,桂・タフト協定)。日本承認美國在夏威夷與菲律賓的利益,而美國則承認日本在韓國的利益。這個協議於7月31日受到老羅斯福總統的首肯。
也因為有這種強權外交的運作,日本於1905年11月19日與韓國簽訂第二次日韓協約(乙巳條約),使日本成為韓國的保護國時,國際社會沒有反對的聲音。高宗及一些閣員固然反對,但日軍已於韓國各處駐紮並包圍了皇宮及政府機構。有五個閣員簽了約(有效票)。高宗於事後向十七國皇室及元首送出求援信函,包括英、法、俄、奧匈帝國、義大利、德、比利時,及清朝,但都沒收到反應。1907年高宗也派三名特派員參加海牙的和平會議,但因韓國被視為是一個被保護國,不是擁有外交主權的國家,沒被接納。其中的一個特派員還因而自殺。1907年7月18日,日本逼迫高宗遜位而由他的兒子純宗(3/25/1874-4/24/1926)登基成為隆熙帝。隆熙帝是大韓帝國的第二代皇帝,也是末代皇帝。他也是李氏朝鮮王朝的第二十七代君主。當日本於1907年7月24日與韓國簽訂第三次日韓條約,設立統監一職以取得內政權時,國際社會沒有反對的聲浪。當1910年8月22日,「日韓併合條約」的簽訂使韓國亡國時,國際社會也沒有發聲。值得一提的是純宗拒絕牽字,此條約的合法性也因而受到質疑。
在外交及對韓國內部步步進逼下,日本終於在1910年正式將韓國納入版圖。由於強權外交的準備工作,使整個併吞過程在國際上沒有受到任何阻力。韓國人也進入了亡國的時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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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國下的韓國(1875-1945)之二 日本如何成為韓國的保護國—–由清朝獨立,日本成為保護國,正式併吞

1392年建立的朝鮮王朝走到十九世紀末葉已是一個相當腐化的政體。比腐敗的滿清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整個社會的發展上也落後於中國。韓國有兩千年的奴隸制度,稱為奴婢 (nobi)。在1690年,奴婢人口占總人口的37%。在歷朝歷代最低時,奴婢也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進入19世紀後,解放的政策開始慢慢推行。到1858年時,奴婢只占總人口的1.5%。世襲制的奴婢則於1886年才取消。但奴婢制的全部廢除是在日本統治下的1930年代。不過我們知道,目前的北韓是仍舊有奴隸制度的。
朝鮮王朝的宮庭政治也同中國一樣,充滿了狠毒與惡鬥。而外戚(韓國稱為勢道政治)也是一大問題。在朝鮮王朝末年的1863年,十一歲的高宗(李命福,9/8/1852-1/21/1919)登基。年幼的他由他的父親興宣大院君(李昰應,1820-1898)攝政。興宣大院君攝政時採取鎖國政策並迫害天主教徒,因而引起法國於1866年的攻打光華島。美國也於1871年企圖炮艦外交但不果。1873年,滿二十歲的高宗正式掌權後,其妻明成皇后(10/19/1851-10/8/1895)也開始引進外戚並與興宣大院君發生權力鬥爭。宮廷人物固然都排外,也都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但彼此之間的恨尤甚於對外人的恨。
1876年日本強迫韓國開港後,日本外交人員及商人開始進入韓國。也開辦了韓國的第一份報紙—「朝鮮新報」,引進西方思想。1882年美韓也簽約,建立外交關係。但日本及西方勢力的引進卻也引起興宣大院君的反日及反明成皇后的政策,而於1882年發生攻擊日本外交人員及商人的「壬午軍亂」。事變後的1882年8月,日韓簽約(仁川沖條約),允許日本對外交人員及僑民的保護。但韓國也於1882年10月與清朝簽約,企求對抗日本與西方勢力的逼進。
1884年,興宣大院君與明成皇后的對抗強化。再加日本支持的第三勢力—一個追求由清朝獨立出來的開化黨,而爆發了「甲申革命」。韓國引清兵入境鎮壓並殺死了340名日本人。事後於1885年簽訂的日韓漢城條約及日中天津條約,中日雙方同意由韓國撤軍以平息紛爭,並同意得雙方照會或同意才得以出兵。
十九世紀中葉,韓國開始出現了一個對農民很有影響力的東學黨。東學黨主張平等,社會改革,排外。創始人崔濟愚(1824-1864)於1864年遭處決。殘餘份子成為地下組織而於1894年發生了東學黨起義。東學黨起義後韓國要求清軍的鎮壓。清朝於1894年五月派一千五百名軍隊到韓國。日本視此舉為違反1885年的漢城條約與天津條約的協定,因而派六千名兵力到仁川,引起了中日甲午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後,戰敗的清朝退出韓國。清朝不再是韓國的保護國。期間日本也於漢城建立親日政府,並共同鎮壓東學黨之亂。日本於韓國開始占有與沙俄平起平坐的軍事、經濟,與政治上的影響力。由於明成皇后拉沙俄勢力去對抗日本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勢力。日本外交官三浦梧樓在與興宣大院君的合作下,於1895年10月18日下令日本浪人進入皇宮景福宮殺死了明成皇后。同日,興宣大院君回到景福宮。高宗則於1896年2月11日到沙俄使館避難近一年。
將清朝的勢力趕出韓國後,日俄在韓國的勢力對抗便難以避免了。
中日甲午戰爭後,韓國的改革勢力也開始走上街頭。1896年成立的獨立協會希望藉由君主立憲來抗拒日本與俄羅斯的進逼,他們摧毀了象徵向清朝進貢的迎恩門,而改建為獨立門。在這種氛圍下,1897年十月高宗離開沙俄使館,搬入德壽宮,宣布大韓帝國的建立而自立為光武帝。1897年也可說是朝鮮王朝的結束。高宗也開始進行了「舊本新參」的「光武改革」。1899年8月公布憲法而使皇帝掌有立法、司法,與行政的絕對權力。高宗雖說改革,但對民間的改革勢力極力鎮壓,而政府運作也是亂的一團糟。據當時一位美國傳教士 (Horace Allen) 在1898年12月的敘述,韓國中央政府呈無政府的情況。
在要求與沙俄「滿韓交換」不果下,日本發動了日俄戰爭(2/8/1904-9/5/1905)。日俄戰爭結束後,沙俄的勢力退出韓國,也退出了東北,並割讓庫頁島南部給日本。1905年11月17日,日本與韓國簽了第二次韓日條約(或稱乙巳條約),將韓國的外交轉移到日本手上,使日本成為韓國的保護國。乙巳條約的簽訂雖然受到高宗本人的反對,而民間也有「乙巳義兵」進行抵抗,但日本已在韓國建立經濟及政治上的主導力,也培植了許多親日派。
高宗本人反對日本勢力的逐漸擴張,而也沒有在1905年的第二次韓日條約上簽名。而於同時,日本在韓國的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上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1907年6月,第二次和平會議 (the second peace conference) 在海牙召開,討論國際法及戰爭的法律。高宗秘密派三人出席,但因為韓國是處於被保護國的地位,沒被會議當局接受。為了報復,日本與韓國於1907年7月24日簽訂第三次日韓協約,在韓國設統監 (Resident-General) 一職,負責韓國的內政。第一任統監是伊藤博文。日本也強迫高宗遜位,而安排他的兒子純宗(3/25/1874-4/24/1926)當隆熙帝。伊藤博文則於1909年10月16日在哈爾濱遭到韓國人安重根的暗殺而死。諷刺的是,伊藤博文是反對立即併吞韓國而強調要循序漸進的。
趕走了清朝與沙俄的勢力,將韓國由清朝的保護國下獨立出來,進而使日本掌握韓國的外交成為保護國。再下來是統監的建立以掌握韓國的內政。最後只是名目上於1910年8月22日簽訂的日韓併合條約,正式合併並設立總督 (Governor-General)。純宗拒絕簽約。簽約的主要雙方是日本統監寺內正義(2/5/1852-11/3/1919)與韓國首相李完用(7/17/1858-2/12/1926)。韓國正式失去主權而成為日本的領土。

李堅

 

日本帝國下的韓國 (1875-1945) 之一 十九世紀末的朝鮮王朝—-列強與新興日本在韓國的角逐

進入十九世紀中葉後,歐洲列強已控制了巨幅的版圖:非洲的全部,南亞(今之印度,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及東南亞的全部(除了介於英法勢力緩衝地帶的泰國)。在亞洲,只有清朝的中國,西藏,韓國,與日本尚未落入歐洲列強的手裡。但情勢也都危危可及,隨時有可能被鯨吞蠶食。
中國,韓國與日本都採取鎖國的對策。清朝在鴉片戰爭及中法戰爭後首先被迫開港貿易,日本則於美國海軍將領培理的扣關下於1854年3月31日簽約開港。英、荷、法、蘇,見此也跟進,而與日本於1858年簽下了安政條約。一個予外人治外法權的不平等條約。 1868年日本啟動了影響深遠的明治維新。
當時的韓國(朝鮮王朝)還是個清朝的保護國,固然也受到了西方列強的叩關,但在對外的壓力上沒有中國與日本所受的來得大。明治維新前,日本與韓國的貿易都是透過長崎的對馬國(或稱對州)的宗氏家族經手的。明治維新後,明治政府要與朝鮮王朝建立國與國的關係,而於1869年派特使攜帶明治天皇的信函到韓國。但因韓國只承認清朝的「皇」,而非日本的「皇」,並不承認明治政府的合法性。受到羞辱的日本政府於1873年就有以西鄉隆盛為主的「征韓論」。末代武士的西鄕當然也有為被消滅的仕族 (武士) 尋找出路的動機。但大久保利通及岩倉具視都認為不是時機。
1875年,日本將美國培理將軍對付日本的方法用之於韓國。已占船堅炮利優勢的日本開撃了曾經被美法佔領過的江華島。1876年2月26日簽訂的「日朝修好條規」(韓:江華島條約)使日本人在韓國享有治外法權,並開釜山、仁川、元山,三港對日貿易。這個條約基本上多多少少廢除了朝鮮與清朝的從屬關係,而也使日本商人開始搬移到釜山從事貿易。日本也於此時開始慢慢地獨佔韓國的貿易。
但在同時,美國、英國,與沙俄在韓國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西鄉隆盛的征韓倡議固然有其情緒上的作用及有為失業的武士尋找出路的原因,但明治政府確實是將韓國的戰略地位視為極其重要。對於西方列強之進逼韓國,尤其是與韓國在地理上相當接近,而於韓國有相當影響力,並己開始積極鋪建西伯利亞鐵路的沙俄而言,日本是相當的警覺並思考解決之道。
因為韓國戰略地位對日本的重要,也因而日本要將韓國首先由清朝的被保護國地位下獨立出來,然後再逐漸加強日本在韓國的影響力,以至於最後的全盤控制。日本強迫韓國開港後,日本政府補助三菱船業開始營運長崎與釜山的航線(1876)。1880年開長崎與元山的航線,隔年延至海參崴。 1885年,韓國對日本的出口占其出口總值的98.6%,由日本的進口占韓國進口總值的81.5%。為了貿易,第一勧業銀行於1870就於釜山設立分行。在1894年,有9354名日本人定居韓國。這個人數到1910年(併吞那一年)增加到171543人。從1890年開始,在韓國已占有經濟霸權地位的日本也將眼光轉移到鐵路的建設。1899年五月向Morse 買下未完成的首爾–仁川線而於次年的七月將其鋪建完成。到日俄戰爭前的1904年,日本已掌控了韓國的鐵路系統。
但日本在韓國的發展與逼進也引起了列強的注意與抗議。美國、英國、德國,與沙俄都對日本在韓國的經濟擴張提出質疑。在1896年與1900年之間,歐洲列強也都由韓國得到了11個經濟上的優惠待遇,其中五個是礦場的開發。在這其中,美國拿到五個,沙俄兩個,德國兩個,英法各一個。
日本雖然於當時在韓國占有經濟上的優勢,但在政治上及軍事上還不能說是沙俄的對手。1890年沙俄於首爾建立使館後,一些俄國人也開始由東北移居到韓國。而沙俄也開始伸張他的影響力。沙俄對當時韓國的宮廷,主要是高宗光武帝 (9/8/1852-1/21/1919) 及其太太明成皇后 (10/19/1851-10/18/1895) 有相當的影響。日本與沙俄的利益在韓國與中國的東北發生衝突。在日本的對韓政策上,伊藤博文(10/16/1841-10/26/1909)是採取較謹慎的做法,同他之前的總理大臣井上馨一樣,伊藤認為對韓政策要採取慢慢來,不可一蹴而就。但其他的總理大臣如大隈重信,松方正義,山下有朋,及黑田清隆則採取較積極強勢的作風。伊藤博文本人是不贊成併吞韓國的,他要的是韓國由清朝的保護國狀態下獨立出來,使日本成為韓國的保護國下。中國控制下的韓國對伊藤博文來說危害很大,而中日甲午戰爭也是在他當總理任內爆發的。要的就是將清朝的勢力趕出韓國。
但沙俄在韓國的勢力呢?伊藤博文於1900年重返總理大臣職位,但卻受到貴族院的杯葛。不願捲入政爭的伊藤博文於1901年辭職到歐美訪問。在美國他接受了耶魯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到沙俄訪問之前,時任總理的桂太郎要他探知沙俄對與日本用東北交換韓國(滿韓交換論)的意願。也就是說要沙俄承認日本在韓國的權益,來交換日本承認沙俄在東北的權益。但沙俄覺得日本根本不是他的對手而拒絕了。這事也成為日後日本要對沙俄宣戰的主因。
在列強於韓國的角逐中,新興的日本深深的認為韓國的戰略地位對日本生存的重要。因為韓國,日本與清朝打了中日甲午戰爭。也因為韓國,日本與沙俄打了日俄戰爭。

 

李堅

雞過馬路‧老鼠過街 —-過街危險要過洋

來美求學的第二年,有次在課堂上,教授為了說明一個明顯的論證而拋出一句話:「這隻雞為什麼要過馬路?」(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road?)。結果學生們七嘴八舌的加油添醋而大家笑成一團。當時的我則是一頭霧水。最後教授總結說:「因為要到馬路的另一邊」(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後來漸漸了解這句話是一個美國通俗的笑話兼謎語。一個很簡單的事實,但也可以大作文章。就有如心理學上的羅夏克墨漬(Rorschach Test)測驗般,「答案」可以有百百種。對「這隻雞為什麼要過馬路?」的問話,網路上的答案也有百百種。有人說柏拉圖會回答說,為了全體的利益。有人說馬克思的回答是,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有人說愛因斯坦的回答是,雞過馬路或馬路過雞,那就要看你的相對參考點了。
一隻雞過馬路,美國人可以大家各出奇論而笑成一團。但老鼠過街呢?華人世界的答案只有一個—-人人喊打,而大家也都會講得充滿了嫌惡的意味。
老鼠過街是中國傳來的歇後語,與美國的雞過馬路在兩個文化的各別反應令人有迥然不同的印象。不過這裡我們也得指出,美國人對老鼠的嫌惡沒有東方人來的那麼嚴重。其原因不外乎亞洲的老鼠在美國是rat,也人人很討厭。但美國最普遍的老鼠是家鼠(mouse),小小的還蠻可愛的。華德迪斯耐(Walt Disney, 12/5/1901-12/15/1966)也曾經「認養」了一隻家鼠當寵物。而也因為這隻可愛的家鼠給他的靈感,讓他創造出了米老鼠這個角色。當今的迪斯耐集團是建立在那隻家鼠演變而成的米老鼠之上的。
雞可以大大方方的過馬路,但老鼠卻不能明目張膽的過街。老鼠要安全的過街只能在月黑風高的夜晚。或者說,當人們怕老鼠時,老鼠也可以安全地過街,或甚至於大搖大擺地四處遊行。
人們怕老鼠而使老鼠四處橫行?但不幸的那卻是中國歷史的寫照,至少從明清以來都是鼠輩在治國。看過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的人,當會了解當年科舉制度下那群官員的嘴臉。他們滿口仁義道德,但骨子裡卻是腐敗透底而幹盡壞事。稱吳敬梓為他們安徽第一大文豪的胡適在論述《儒林外史》時寫道:「…..國家天天掛著孔、孟的招牌,其實不許人們說孔、孟的話,也不要人實行孔、孟的教訓,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試帖詩;其餘的『文行出處』都可以不講究,講究了又『那個給你官做?』」。
但現在是「民國」了,沒有科舉也沒有八股了。鼠輩還有嗎?還在治國嗎?
中國的儒林已經有好幾世代都透過科舉制度與八股文的篩選來產生官員了。用演化論的眼光來看,這種篩選的結果就會產生出特殊的「基因」,而成為這群官員的特色。民國的建立並不就代表科舉制度與八股文的消失,它會採取另一種類似的形式來出現。在漢文化的體制下,要刪除帶有鼠輩基因的官員何其困難。
我們就來看民國初年的要角吧。宋靄齡,宋慶齡,及宋美齡都是衛斯理學院畢業的。宋子文擁有哈佛大學碩士及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娶宋靄齡的孔祥熙有耶魯大學的碩士,而且是孔子的後代。這群被杜魯門總統稱為「全家都是賊」的家族,其實也都只不過延續了《儒林外史》中那群卑鄙刻薄的貪官污吏的傳統罷了。
國民黨來台後,經過一番「勵精圖治」,總該有所改變吧?
要說國民黨會有什麼改變,我們只能說是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不同。國民黨不得不入境隨俗,否則難以生存。而在同時,國民黨卻也培養出一個班底及共犯結構,如地方派系及椿腳等,使大家都得以分一杯羹。雖說仍是貪官污吏的鼠輩在治國,但在這個共犯結構裏大家都有得吃的情況下,鼠輩看來是變成這群人的「益鼠」了。這就有如三十多年前一個美國國會議員,在捍衛雷根政府為什麼要支持中美洲的獨栽殺人政權時說:「他們是鼠輩沒錯,但他們是我們的鼠輩」。因為這些中美洲的鼠輩政權維護了美國的利益。鼠輩是鼠輩,但要看它們如何運作與分贓。
看當今馬政權的核心人物,那個不帶有國外的學位,亮麗的外表與優雅的言詞。但在骨子裏卻都深具《儒林外史》中貪官污吏的傳統,而也同時都是民初盜賊家族認養的「近親」。在台灣的公民社會力量日漸擴大與增強下,亮麗的外型會漸漸被剝開而現出老鼠的原形。在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下,這個共犯結構裏的鼠輩及「益鼠」們便會成為過街老鼠般的人人喊打。
滿身刺青而又口嚼檳榔的黑道多不雅觀,還要遵守什麼江湖道義的,而且生命不時有危險。還是當國民黨這種鼠軰來得容易多了。光鮮外表而又溫文儒雅的令人「敬愛」。可以說話不算話,但要堅持滿口仁義道德,而且要會唱作俱佳。一旦公民的勢力興起,而國王的新衣皆被掀開而現出老鼠的原形時,總是有三十六計的最後一計。要記得不要過街,免得人人喊打而被打死。要過洋,要追隨諸賢鼠輩的道路。宋靄齡、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們等諸前鼠輩,不都是一有動亂不安即過洋來美而得以安享鼠年嗎?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