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依自由之家的報告來看，從2006年以來，全球的綜合自由度逐年下降。這種衰退是全球性的。在全球各地，民主都處於挨打的處境，而獨裁者都於各處乘勢反攻（Larry Diamond: 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在民主倒退較顯著的國家，我們都看到了獨裁者及獨裁傾向者的上台：如土耳其（Recep Tayyip Erdogan），匈牙利（Viktor Orban），波蘭（Law and Justice），埃及（Abdel Factah el-Sisi），巴西（Jair Bolsonaro），印度（莫迪，Narendra Modi ），菲律賓（杜特蒂），美國（川普）等等，代表了右翼民粹主義的上台。而據一個估計，歐洲的右翼份子的得票率由1998年的4%增加到2018年的13%，成長了三倍多（Shawn Rosenberg: Democracy Devouring Itself: The Rise of the Incompetent Citizen and the Appeal of Right-Wing Populism, September 2019）。

那麼，這個現象代表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

民主的成長與衰退也許跟經濟的成長與衰退一樣，是難以捉摸及預測的。但我們若稍微了解二次大戰以來的民主化情況，也許會幫助我們了解民主所以會衰退的原因。

二次大戰時，納粹德國攻遍歐洲而英國是危危可及，亞洲的大半部都控制在日本帝國下，美國與加拿大則有可能成為民主的孤島。二次大戰後，美國以她新興的超級強權姿態，推動德國、日本、與前殖民地國家的自由民主。後來成立的歐盟也將民主體制看成為入會會員的必要條件。而民主國家也都有良好的形象，多少與經濟成長、身心健康、與教育良好有所關聯（Max Rosen: Democracy. Our World in Data, June 2019），這使民主國家具有吸引力。結果是民主體制的推動之加速。例如，佛朗哥死後，西班牙為了加入歐盟也加緊了民主化的腳步。後來，前東歐的共產國家倒台後，希望加入歐盟的這些國家也都採取自由經濟與自由民主體制，以符合入會的條件。

說美國推動自由民主也未必完全正確。在冷戰期間，美國為了對抗共產政權而支持不少獨裁國家：如伊朗、南越、國民黨、南韓、及中南美洲的一些獨裁政權。這多少源於雷根政府的顧問與駐聯合國大使克派翠克（Jeane Kirkpatrick）的論述。克派翠克在1979年的一篇論述（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中認為，美國應該要支持傳統的獨裁政府（traditional autocracies）去對抗集權的共產政權。因為傳統的獨裁政權有可能變，但集權政體不會改變。這種思維在華盛頓施行了一陣後發現與現實有所相左。共產主義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一些美國原先支持的獨裁政權的倒台（如伊朗、南越）只給美國帶來更多的困擾。也因為如此，台灣及南韓的民主化最終也得力於美國在幕後對獨裁者的施壓而達成。

另一方面，美國與西歐在戰後到80年代都於全球具有強大的政軍勢力與經濟實力。但在中國、東協、印度、及其他國家已經崛起後的今天，相對之下，美國與歐盟的影響力，不論相對與絕對的實力，都已今非昔比。而更重要的是，美國與歐洲的國內環境都發生了變化。財富分配的兩極化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但它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中日趨嚴重。我們就以美國為例來看。

分析美國過去一百多年來的財富分配（1913-2013） ，學者（Emmanuel Saez, Gabriel Zucman: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data）發現， 1913年的財富不平均相當嚴重，此後逐漸惡化到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經濟大恐慌後財富分配逐漸改善，直到1978年為止。1978年後每年逐漸惡化。頂層千分之一的鉅富在1978年時占全國財富的比例是7%，到2012年時是22%。最近的資料顯示，頂層1%與10%的財富佔全國財富的比率在美國是41%與77.2%；挪威是17.9%與50.1%；英國是17.5%與46.6%；法國是18.0%與50.0%；德國是24.5%與59.2%。

人不平則鳴。財富的兩極化本應是左翼的課題，但歐美也都同時面對相當多的移民與難民問題。這些大量「非我族類」的出現，激發出了右翼民粹主義的產生。他們將經濟問題歸咎於外來的移民與難民。目前的歐美國家都有大量外國出生的人口。以2015年的資料來看，瑞典有18.3% ，瑞士有30.1% ，德國有15.6% ，英國有13.4%，美國有14.5%。大量外來人口的存在會造成嚴重的排外。納粹的反猶太人除了歐洲的反猶太人歷史外，也多少源於一次大戰後，大量東歐與前沙俄猶太人的湧入。美國於1920年代也因大量移民的湧入而促成排亞法案與移民配額制的產生，也造成後來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運動，推動孤立主義。當今英國的脫歐」（Brexit）也源於反移民的心結。目前歐洲的極右翼團體與得票率都在增加當中。

這種經濟問題與移民問題所造成的反民主、反自由傾向，最顯著，而也最令人憂心的是川普上台後的美國。

2016年的美國大選，川普大肆攻擊非法移民與墨西哥人，上任後他也開始緊縮合法移民與難民的入境。將經濟的衰退與大量工廠倒閉所產生的「銹帶」（Rust Belt）原因指向外來者。上台後的川普更一反美國總統過去的常態，而走向與世界各地獨裁者的靠攏，也開始濫用行政權，攻擊其他三權。川普攻擊第四權的媒體，指為假新聞。所以需要打擊主流媒體的公信力是因為，獨裁者都是需要靠謊言來治國的。以華盛頓郵報的查證（The Fact Checker’s database）來看，到2019年10月9日（川普上任993天）為止，川普已說了13,435個謊言。除了說謊與打擊媒體外，川普也攻擊政府的其他兩權：國會與司法。他打擊不是他所能左右的民主黨國會，也安插法官，批評不合他口味的法官。在外交上，他與獨裁者站在一起（如沙烏地阿拉伯、俄國、土耳其），而攻擊西歐的民主國家。過去在國際社會上推動自由民主與人權的美國，如今之做180度的轉變是很令人憂心的。美國，及世界的民主是否能持續下去，也是專家學者一直都持續在觀察與討論的。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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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年前寫《共和國》（The Republic, 寫於380 BCE）的柏拉圖本身並不是很支持民主政體的。在他的論述中，他認為政治體制的演變是由寡頭統治（Oligarchy）演變成民主政體，轉而演變成暴政（tyranny）。所以會由民主轉變成暴政，是因為在民主體制下，一些信口開河、嘩眾取寵、愛說誇大不實政見的人，常常會嬴得選舉，而在掌權後開民主的倒車。本身不是很信服民主體制的柏拉圖，他的論述固然有許多引人爭議之處。但在目前全球自由民主體制進入衰退期的今天，也引起有些人的深思。

柏拉圖也說，國家是源於人類的個性的（States are as the men are; they grow out of human characters）。那麼，什麼是人類的個性/本性。

在2016年，對29個自由民主國家的人口問卷調查中，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史典諾（Karen Stenner，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一書的作者）與社會心理學家海特（Jonathan Haidt），使用間接問題問卷的方式發現：在每個社會中，都約有33%的人可說有權威獨裁傾向，37%的人沒有權威獨裁傾向， 29%的人介於兩者之間。也就是說，自由民主並非人的本性，自由民主是培養出來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中，還是有33%的人有權威獨裁性格的傾向，有29%的搖擺份子。看來，獨裁體制是有人類本性的底子的，是有人性根基的。

追求自由民主的大都是智識份子。而與平等比起來，自由也不是那麼重要的。寫《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一書的賀弗爾（Eric Hoffer）就說：有自由時，追求平等是大部分人的願望；有平等時，追求自由是少數人的願望（Where freedom is real, equality is the passion of the masses. Where equality is real, freedom is the passion of a small minority）。

自由民主也不是治理一個國家與社會的萬能丹。人類固然追求自由，但人也要求取安全感。不只追求身體免於被攻擊的安全，也求取家庭、部落、種族、與文化所能夠賦予的安全感。就這些需要而言，自由主義並沒提供解方（Robert Kagan: The Strongmen Strike back, 3/14/2019， 華盛頓郵報）。

除了自由民主主義所不能解決的一些問題外，民主體制的建立與維護也不是那麼容易，而是需要不時的靠全民大眾去用心參與、維護、與培養的。

在過去兩百多年來的民主制度發展史上，投票權原先是很有限制的。剛開始時只包括某些上層階級，有財產及有教育的，也不包括少數民族與女性。但至目前為主，大部分的民主國家都已是全民有投票權（universal suffrage）。全民都有投票權固然可說，選舉的結果代表了全民的意願。但一般的調查都顯示並非如此。一些研究顯現出人類行為的兩個缺陷：「合理的無知」（rational ignorance）與「合理的缺席」（rational abstention）（Loren Lomasky: Democracy in Decline?

Reason, March 2019）。

許多人在買冰箱、電視、洗衣機，尤其是汽車時，都會問東問西，詳讀一般的消費者報告後，才決定要買那一種品牌及模式的。但大部分人在面對選舉時，常常沒有耗費那麼多的心力。在選舉前，大部分的人常常對候選人了解不多，甚至毫無所知。這在美國的選舉中尤其明顯。在許多地方級的選舉中，一般人對法官、教育界的代表、區域律師（district attorney）、警長候選人，議員及市長人選等等，除非你好好的用心研究，否則就會一無所知。不是沒投票，就是亂投票。在公民投票方面，正反兩方更是大打烏龍戰，若不好好的抽絲剝繭，還真不知所云。面對選舉而不好好的研究真相，可說是「合理的無知」。而這卻也是「正常」的現象。

「合理的缺席」說明有些人因為要上班、接小孩、或說到海邊玩、上電影院、而「忙」的不能投票。尤其在美國，選舉都是在星期二，是個上班日，使上班的人相當的不方便。除非硬性規定要投票（如澳洲、比利時、及阿根廷等等），有些人是會不想「浪費」時間去投票的。

即使能解決合理的無知與合理的缺席，也未必能解決民主制度的缺失。許多問題也非民主制度所能解決的。民主是需要靠參與者的努力維護才能守成的，但其結果卻也常非理想。以投資報酬率的角度來看，可說不很划算。而諷刺的是，自由民主卻也促成網路媒體的產生，使許多人都變成「專家」，而真正的專家學者反而被迫屈居後台。假新聞泛濫成災。人類有沒有足夠與成熟的心智去成功的處理民主體制，有些學者是悲觀的（Shawn W. Rosenberg: Rethinking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The Limits and Potential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Polity, July 2007. 與同一作者Democracy Devouring Itself: The Rise of the Incompetent Citizen and the Appeal of Right-Wing Populism. September 2019）。由題目就可看出該作者的悲觀。而他也不是悲觀的單一學者（Paul Cartledge: Democracy: A Life; Beasts and Gods: How Democracy Changed Its Meaning and Lose Its Purpose）。

人類大部分的歷史都生活在獨裁體制下，即使在兩千多年前的雅典開始嘗試民主體制下，柏拉圖也持反對意見。現代的民主體制最多只不過兩百多年，可說還是在實驗的階段。七十多年前，邱吉爾在下院（House of Commons）的演說中就已說過：有人說民主是最壞的政府體制，只不過其他型式的政府體制都已被嘗試過了（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have been tried, and will be tried in this world of sin and woe. 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

也許吧，但以目前全世界的民主退潮來看，人類的下一章是什麼，可能也沒人有確切的答案。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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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全世界也不過只有十多個民主國家：美國（1776），瑞士（1848），紐西蘭（1857），加拿大（1867），盧森堡（1890），比利時（1894），荷蘭（1897），英國（1897），挪威（1900），丹麥（1901），澳洲（1901）。當時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要不是在獨裁統治及君主専政下，就是處於殖民地的地位，談不上有什麼自由民主可言。

按照已故哈佛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4/18/1927-12/24/2008）的分類（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第一波的民主化（1828-1926）包括了上述國家外，還包括義大利與阿根廷等，也包括了沙俄、德國、哈普斯帝國、及奧特曼帝國倒台後所產生的許多國家。其中許多名義上是民主體制，但只享有很短暫的民主（如沙俄倒台後的臨時政府，德國帝國倒台後的威瑪共和，哈普斯帝國倒台後的奧地利）。日本的大正民主（1912-1926）也發生於這個階段。但我們知道，多少源於1929年後的全球經濟大恐慌，許多國家的新興民主體制也敵不過這個形勢的變化，而走上了法西斯獨裁統治或共產集權的道路。這包括納粹上台前的德國威瑪共和（1919-1933）及墨索里尼上台前的義大利，日本帝國也於此時走上軍國主義的擴張之路。在這第一波民主化的最低潮是1942年 ，全球只剩下12個民主國家。

二次大戰後，在新生超級強權美國的強壓推動下，日本、德國、義大利、及許多脫離殖民統治的國家都走上了民主之路。第二波民主化的高峰期是1962年，共有36個民主國家。這個數目於1970年代中降到30個。

1974年，由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開始，啟動了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這一波包括了西班牙，拉丁美洲，東亞的台灣、南韓、菲律賓，東歐國家，及倒台後的蘇聯等，也都走向民主化。值得注意的是，杭廷頓指出，這其中的四分之三國家是天主教國家。這很可能跟第二次梵蒂岡會議（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62-1965）的反對集權統治決議有關。

也不只是第二次梵蒂岡會議推動反集權統治的影響， 1977年就任的第39任美國總統卡特，也在那時欲走出水門案後低迷氛圍的美國社會，打出了清新道德的形象，而於上任後推動人權外交。多少要擺脫過去美國外交上的一些「不良紀錄」，卡特政府於公開與私下開始對獨裁政權施壓，求取人權的改善。卡特政府也開始透過國務院做推動與實行人權的工作，於許多國家進行選舉的觀察與監督。那時尚在台灣的我，可以感受到這種善意的壓力。在那一陣子的台灣選舉中，媒體較不敢對國民黨做一面倒的正面報導，而多少也得報導原先被刻意忽略的黨外候選人的消息。那一個短暫的民主春天在卡特宣布與中國建交後嘠然而止。

1989年，東歐的共產國家開始於四處都發生有動亂與革命。共產政權一個一個被推翻。而最終於1991年，連蘇聯老大哥的蘇維埃聯邦也解體了。多少在那種背景下，為了求取維護、擴張、與鞏固自由民主體制，克林頓總統於1993年在聯合國大會演說中強調，擴展與強化基於市場機制的民主體制是當前的要務（Charles Edel: Democracy is Fighting for Its Life. Foreign Policy, 9/10/2019 ）。

第三波民主化後，全球的自由民主國家大為增加。多少在那種樂觀的形勢下，杭廷頓的學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1992年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過於樂觀而言之過早的福山認為，依黑格爾的辯證法模式，自由民主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

但以過去10多年來的趨勢看起來，好像未必是那麼一回事。

1941年成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從1972年開始，每年都發表全球的自由概況（Freedom in the World）。自由之家所用的方法是基於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與民權（civil rights）的積分綜合計算而成。大抵分為三個等級：自由，部分自由，與不自由。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世界上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越來越多。從1988年到2005年間每年都有成長。雖然也有倒退的例子，但趨勢是越來越自由民主。但這個趨勢到2006年後開始出現轉折。全球的自由民主開始呈現衰退的現象，每年都在衰退中。從2006年開始，有116個國家呈現衰退的現象，有63個國家得到改善。單單以2018年而言，就有68個國家的自由度下降，有50個國家得到改善。2018年的全球自由面像以全球人口而言， 39%的人生活在自由的國度， 24%的人生活在半自由的國度，37%的人生活在不自由的國度。以國家而言，有44%的國家是自由的，有30%的國家是半自由的，有26%的國家是不自由的（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

自由與民主之有進有退可能不很奇怪。但為什麼有進有退，而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所不可或缺的文化與制度嗎？如果自由民主會倒退，那是不是代表人類尚有自由民主體制所不能滿足的心理、精神、與物質因素的存在，而使得獨裁者及集權政體得以復辟。了解這些問題也會幫助我們了解如何去維護與改善我們得來不易的自由與民主。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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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對頭銜似乎特別有偏愛。頭銜有輕有重，有多有少。每拿到一張印有不少頭銜的名片常常不知該從何讀起。頭銜不外是要表示個人的認同、職稱、成就、與地位，而這多少也相當自然。因為每個個體都是一些認同的混合（性別、畢業學校、職稱、宗教…等等），而人與人的交往也都可看成是相同（或不同）認同的往來。但頭銜卻也常常是要表示當事人可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而非等閑之輩。在所有頭銜中，博士顯得相當清高與突出。因為在重教育的台灣，尤其是過去，有博士頭銜的似乎在參與選舉時更容易於被選上。這也難怪有許多不學無術的政客要在國外買個假博士或假碩士學位了。

博士一詞予人的感覺是博學多聞之士。而事實上，博士一詞源於《史記》，它是一種官職，是博古通今，學識淵博的人（學士、碩士、博士名稱的由來。壹讀12/4/2016）。這種原意倒頗符合一般人民對博士一詞的印象。在歐洲，第一個理學博士（PhD）是1150年在巴黎授予的（拉丁文稱為philosophiae doctor），但要到19世紀後才漸漸的制度化。在近代的亞洲，博士一詞應該是首先西化的日本開始將PhD翻譯成理學博士的。

但我們知道，目前的博士一詞，與當年中國戰國時代的博士一詞的用法有相當大的差異。當今的博士已不是「博古通今，知識淵博」的人，而是「獨門專精，深而不博」的學者了。當這些學者落實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時，對社會各個層面的建議及施政措施是有很大的助益與改善。但他們對未來走向的預測呢？看來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而常常有很大的落差。而這種現象也不是今日才有的。

讀過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2/13/1776-12/23/1834）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798）的人，了解他對人口成長與糧食生產關係的悲觀。馬爾薩斯這個理論於兩百多年後，被一個學者厄理奇（Paul R. Ehrlich）於60年代改寫成一部暢銷書「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不過他的預言雖有其部分事實，但大都沒有實現。但這不代表厄理奇及其追隨者就承認錯誤，反而是加以合理化而成為教條。在當今的歐洲、東亞、及北美，我們知道｢人口炸彈｣是人口衰減，而非人口倍增。

在專家學者的預測未來走向方面，不管是政治、經濟、與科學方面，常常錯的相當的離譜（David Epstein: The Peculiar Blindness of Experts. The Atlantic, June 2019）。作者艾普斯汀（David Epstein）在其書中（Range: Why Generalists Triumph in a Specialized World）引用美國於1984年為了了解蘇聯所成立的「美蘇關係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為例來說明這個現象及其發現。

在「美蘇關係研究委員會」成立那時，時年30歲的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是最年輕的一個。在這個委員會中，委員們的平均專業年齡是12年。當時，特洛克設計一個研究方法去測試這些學者專家委員們在預測未來走向的準確性。在這個長達12年的研究中，特洛克發現專家的預測相當的不可靠。例如，在戈巴契夫於1985年上台開始推動經濟改革（Perestroika）與開放政策（glasnost）後，美蘇委員會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自由派人士）認為戈巴契夫的改革是真的，而蘇聯會漸漸的改變。另一部分人（主要是保守派人士）則認為蘇聯是僵硬而無法改革的，蘇聯也已在境外失去她的合法性。但當最後蘇聯境內因民族主義導致四處動亂，經濟崩盤，及蘇聯的快速解體後（12/26/1991），這兩派人士（自由派與保守派）都傻了眼，料也沒有料到。

但也不能說所有的委員會成員都沒有預料到。有極少部分的人是有預料到蘇聯的變化的。這少部分人可以理解自由派與保守派兩方看來互相各異的論述要點，而能整合各方的意見。這其中更有少數人預測到蘇聯的垮台。那麼，這群「少數民族」有什麼特色呢？特洛克發現這群人大都沒有特定的專業背景，很好奇，喜歡看東讀西，不教條，在面對事實與自己的看法相異時，願意認錯或改變自己原來的想法，而且不將隊友看成是競爭的對象，而是互相學習的對象。在往後的一個政府情報機構（Intellig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ctivity, IARPA）所主持的預測競賽中，特洛克挑選出一群博學多聞但沒有特殊專業背景的人士參與預測的競賽。結果是，這群人所組成的隊伍擊敗群雄。

而其實特洛克所組成的這個他稱為「優良判定」（Good Judgment Project）的團隊成員，頗類似於中國戰國時代的博士，是群博古通今，學識淵博的人。當今的博士與專家學者其實是在「術業有專攻」之下的產物。在專業專精之下，越分越細。不但隔行如隔山，連同行業的不同領域也如隔山。這種越分越細的專業領域確實使科學的開發與學術的研拓進展神速，但卻也使各專家們看不到全貌而變成有如見樹不見林，或有如瞎子摸象一般，難以掌握全貌。

台灣雖然於戰前就有極少數人主張台灣民族解放與台灣獨立，但台獨運動的蓬勃發展是1947年228事件以後的事。隨著台獨運動的發展，不同的路線、意識形態、理論、與策略，也都一一的上場了。各個門路固然都有各個門路的專家學者與博士。但到最後，我們所需要的是博古通今，學識淵博，不受限於自己的專門所學，而不拘成見的真博士們。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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