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衛生組織與台灣 —–我們能做什麼?

在去年(2016)蔡政府甫上台時,卑躬屈膝的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的名義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會員大會與決策機構,引起國人的咒罵。今年,台灣則連個邀請函也沒有,而被排除在這個大會之外。這種發展誰也不會意外。當你卑躬屈膝而祈求別人的恩賜時,只有自討沒趣而任人踐踏的份。過去的歷史已一再顯示這種做法行不通,台灣需要的是改轅易轍,否則只有一再的自取其辱而一事無成。

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是於1948年4月7日正式成立的,是聯合國的一個組織。當初成立時不用「國際」這個字眼,而用「世界」,意在顯示醫療衛生沒有國界。與其他聯合國下的一些組織(如UNICEF, UNESCO, UNRRA, UNRWA, UNAIDS, UNHRC…..等等)之不同在於它不以UN (United Nations) 開頭,也意在如此。

約40年前在美國的一堂公共衛生課裏,與當年曾參與世界衛生組織運作的一位美國老醫生,談及他當年在台灣及亞洲的工作經驗。他談到當1965年,印尼的蘇卡諾退出聯合國,而將所有聯合國的機構趕出印尼時,只有世界衛生組織沒被趕出。這位老醫生歸其原因為WHO不以UN開頭之故,而也強調衛生之無國界。

蘇卡諾為什麼要退出聯合國?簡單說,蘇卡諾於冷戰期間玩弄美蘇的對抗,而企求由中間得到好處,美援與蘇援都要。台灣的一些邦交國也玩弄台灣與中國的對立關係,我們對這種行徑當然很熟悉。當蘇卡諾與共產陣營走得太近時,美國於1964年中止美援。氣得跳腳的蘇卡諾說:「去你的援助」(Go to hell with your aid)。隔年的1965年1月7日,指控聯合國遭西方列強操控的蘇卡諾宣布退出聯合國。九月,共產黨發動政變失敗。再下來的一年是清共、排華(因為華人被視為親中共)與大屠殺。估計有50萬到1百萬人遭到屠殺。經過這場動亂,蘇卡諾失去權勢而後由強人蘇哈托掌權。這也是澳洲一部電影(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的歷史背景。這是一個題外話。

陳馮富珍的「政績」

2017年6月30日,當了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十年的陳馮富珍將下台。任內沒有政績而遭各方責難的她,之所以能出任總幹事卻也是因為一大堆運氣使然。首先是之前任總幹事的南韓醫生李鐘郁因腦溢血於任內去世。一般咸信繼任的也應是個東方人。其次是陳馮富珍於任職香港衛生署時,因禽流感(1997)及SARS(2003)而每日上電視,因而成為國際知名人物。再來是日本原先推出的人選(尾身茂)於一輪投票沒入圍後,將所有支持的票都轉支持陳馮富珍。日本原意是要換取中國能支持日本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但顯然事後不果。最後當然是中國的支持陳馮富珍。

諷刺的是,陳馮富珍因禽流感與SARS而成名,但她於這兩個疫情中的處理不當卻也是最遭醫療公衛界所詬病的。兩者都延誤了處理的時間。這倒也說明了人只要出了名而懂得玩政治的話,不需要專業知識與行政能力,卻也能打出一片天下。

陳馮富珍在WHO總幹事任內最為人責難的是對伊波拉(Ebola)疫情的不當處理而讓疫情擴大。那時在非洲從事治療與控制伊波拉病情的工作幾乎全都落在「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英文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肩膀上。這也引起無國界醫生的主席,加拿大華裔的廖滿嫦(Joanne Liu),對陳馮富珍的嚴厲批評。英國著名醫學雜誌(Lancet)的總編輯(Richard Horton)也指出,陳馮富珍在處理伊波拉病情上,顯然並沒有從SARS的處理上學到任何教訓,這是令人極其失望的(POLITICO, 1/28/2017)。

對伊波拉掉以輕心,但陳馮富珍卻對2009年的豬流感(Swine flu)過度反應,引起全球不必要的恐慌,與不當而有害疫苗的提早上市(POLITICO, 1/28/2017)。此外,她也因稱讚北韓的醫療體系,並於泰國質問學名藥(generic drugs)可能無效而遭人指責。

長袖善舞的陳馮富珍也有八珍的一面。她會拉著人的手而唱百老匯舞台劇「國王與我」(King and I)中的一首歌(Getting to know you),令人覺得她處事並不是很認真或嚴肅。

台灣人固然對陳馮富珍很感冒,但繼任的衣索比亞的衛生部長特沃德羅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也不會好到那裡去。他本身不是醫生出生,而也於衣索比亞任衛生部長時隱瞞霍亂的病情而遭人揭發。

當醫療成為武器時

在中國佔領下的西藏,藏人的生活受到極大的限制與迫害。藏人的醫療服務品質及衛生情況也極為低劣。出生嬰兒的死亡率是中國的三倍,肺結核及甲狀腺腫都很普遍(A Generation in Peril: The Lives of Tibetan children under Chinese Rule)。而最近在四川境內的藏人區,愛滋病也頗氾濫,但遭到中國官方的隱瞞(Tibetan Review, 5/25/2017)。不用說,有些疾病(如肺結核)也都發生在流亡在外的西藏難民中。也因此,治療肺結核是西藏難民醫療的主要項目。由於他們致力於藏人難民的醫療,特別是肺結核的治療,位於達蘭薩拉(Dharamshala)的Delek Hospital於2013年得到高川獎(Kochon Prize)的奬賞。高川獎是南韓對控制肺結核有重大貢獻的鍾根堂創辦人李鍾根所設。其中的「根除肺結核夥伴」(Stop-TB Partnership)每年發六萬五千美元給對治療肺結核有功的團體。 2013年的得奬者已定為 Delek Hospital,WHO只要名義上點頭即可。但聞訊的中國駐南韓使節到高川基金會抗議,而世界衛生組織在陳馮富珍下也不放款項。即使在藏人收集了1600個簽名而到華盛頓的WHO辦公處提出訴願後仍不為所動。這一事件顯示了中國在WHO中的影響力,而也反映出了一個基本的問題—-醫療在中國隸屬於政治。而更嚴重的是,醫療已成為迫害的工具。

中國這種將醫療政治化,而以政治力去干涉醫療的事我們都已相當熟悉。在2003年SARS肆虐台灣時,台灣得不到WHO的援助,也無法取得第一手資料。在台灣提出4次要求的兩個月後, WHO才派兩名官員到台灣調查,但還被不允許與台灣的衛生官員交換意見。在SARS期間,WHO的發言人Iain Simpson 說他們最多只能安排由美國的CDC派一名人員到台灣(David Cyranoski: Taiwan left isolated in fight against SARS, Nature, 4/17/2003)。

中國的迫害藏人及追殺藏人到境外的作風也好,對台灣的進入WHO之百般阻擾也罷,在在都顯示了趕盡殺絕及政治干預一切的手法。可以想像的是,只要中共極權政體存在一天,這種手法是不會改變的。

世界衛生組織的挑戰

早期台灣尚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時,世界衛生組織夥同公衞先進陳拱北的團隊,在台灣創造出許多亮麗的成績。那時的要點都在傳染病的處置與預防。霍亂、肺結核、及瘧疾的控制是主要目標。而這些在台灣也都有相當的成果。台灣於1965年就被WHO認證為瘧疾已根絕的地區,比許多歐洲國家、澳洲、及新加坡都要來得早。而目前,控制傳染病仍是WHO的主要工作項目。這多少是傳染病問題嚴重(當年的SARS及一直是流感來源地區)的中國之候選人陳馮富珍出任總幹事,及目前選出傳染疾病問題嚴重地區,非洲的特㓇德羅斯出任總幹事的原因。許多衣索比亞人反對特㓇德羅斯的出任,因為特㓇德羅斯的政權迫害人權。而他當外長時之變賣40%的國有香菸局給日本香菸公司(日本タバコ產業株式會社),明顯違反WHO的反菸公衞原則。而且他於當衛生部長任內隱瞞霍亂病情而備受爭議。但他的出任受到非洲國家的支持,這是一個地緣政治重於專業的考量(Amir Attaran, University of Ottawa. The New York Times, 5/23/2017)。

世界衛生組織在近年來一直為人詬病。官員每年花費在旅遊(飛機飛商務艙,住旅館住豪華旅館)的經費就有兩億美元。比花在肺結核、瘧疾、愛滋病的所有經費總和都要來得多。這種情況在陳馮富珍的領導下只有更加惡化,而她對伊波拉病情的缺乏掌控能力更是為人詬病。

特㓇德羅斯強調在他當衛生部長的任內,瘧疾、愛滋病、及肺結核的死亡率下降,而他也培育出了四萬名女性衛生工作人員,並擴展醫學教育。他上任WHO後是否會改善非洲的傳染病情況及WHO的官僚作風,有待觀察。但有一個很明顯的挑戰就是,如何去解決長久以來的預算短缺問題。

我們能做什麼

以2015年的資料來看, WHO 有 194個會員國。還包括有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的庫克群島(Cook Islands)與紐埃(Niue)。紐西蘭是庫克群島與紐埃的保護國。另外紐西蘭的屬地托克勞(Tokelau)與美國的屬地波多黎各則為附屬會員(associate members)。巴勒斯坦(不是一個國家),梵蒂岡與馬爾他騎士團(Order of Malta)則都為觀察員(observer status)。台灣如我們所知是唯一被排除在外的。

早期WHO對台灣有所幫助,但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台灣的醫療相當的先進,與許多先進國家的醫療也都有所互動與交流。明顯的事實是,WHO或世界的醫療需要台灣,台灣並不需要WHO。

但WHO能在緊急時(如疫情的爆發)可宣示全球的公衞危機,能動員會員國的作業。而WHO也是國際組織,台灣也需要參與國際組織以突破外交困境。那我們能做什麼呢?

第一,錢從哪裡來?

世界衛生組織一年的預算是22億美元。其中會員的會費(如果都繳的話)占不到預算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以上都得靠募款而來。美、日、德、英、法都是繳會費最多的國家。在募款方面,有些由國家來,有些是公私合併的組織團體,有些則是私人團體。捐款有些沒有指定特定項目,有些則有指定(如瘧疾的防治或是特定地區的處置)。在國家的捐款方面,英國、澳洲、加拿大、日本、科威特、奈及利亞、挪威、瑞典、美國、等都是大戶的捐贈者。2015年中國的捐贈($2,857,811,其中2,000,000是緊急用途 Contingency Fund for Emergencies 。要不然更少的可憐)不到美國的百分之一(0.9%),也只有日本的9.3%。不出錢的小氣人是最會叫囂的。要當老大就請中國全部付款。

在私人團體方面,最大宗的是比爾蓋茨的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2015年就捐了一億八千萬美元,著重在瘧疾的治療。其旗下的GAVI Alliance(著重在疫苗的推廣)也捐了一億兩千萬美元。國際扶輪社捐了五千六百萬美元。也有不少是由聯合國的其他組織轉帳過來。(有興趣知道WHO財務的人可上WHO的網站研究)

美國的許多保守派人士(如共和黨)是不太喜歡聯合國的,因為他們覺得聯合國會侵犯到美國的自主權與主權。既然如此,台美人可向這些保守派人士訴請對聯合國,尤其是不應帶有政治性的WHO的除帳、止帳(defund),終止捐款。因為WHO已變成政治組織,而非單純的公衛機構。台美人的扶輪社會員也可要求扶輪社不應贊助這種聽共產中國之命而排斥自由台灣的組織。

將台灣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不但失去了台灣醫療技術對世界的貢獻,也排除了台灣公私團體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捐獻。如果我們的除帳運動成功,WHO很可能因台灣人在全世界的運作而失去它部分的資金來源,而必得去面對排斥台灣的效應。

第二,世界衛生組織不是唯一的世界或國際衛生組織。

許多國際組織是不需要政府的介入與參與的。NG0(非政府組織)是一個明顯的例子。NG0也被視為是外交工作的一種(Tract II dialogue,或Tract II diplomacy)。台灣人必須多參與國際組織與國際事務,這不但有益於個人的提煉,也會提高台灣在國際社會的知名度。1990年得諾貝爾和平奬的無國界醫生是一個有名的例子,台灣也有醫療人員參與。以2015年的報導來看,台灣共有八名醫療人員參與,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第三,被排除在WHO之外的不是只有台灣而已。

托克勞從1991年就是WHO的附屬會員,波多黎各則由1992年開始就是附屬會員。是WHO會員國的庫克群島與紐埃則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巴勒斯坦則於2012年開始就是聯合國的觀察員(non-member observer state),梵蒂岡與馬爾他騎士團也是WHO的觀察員。

以這種標準來看,已被中國「回歸」的香港也應成為附屬會員。被中國侵佔而追殺到底的西藏與東土耳其斯坦(或東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中國稱的新疆)也都應成為WHO的會員。如果要以「世界」衛生組織為名的話,台灣及這些被占領地不應也都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嗎?

第四,國際法的層面。

WHO是國際組織,多少要依循一些國際法的規範。國際法不是國內法,有其執行上的困難與裁決能力的限制。但我們也必得要商請國際法的學者與專家來探討這方面的一些規範。

國際法是一個年輕的法律領域。雖然目前的國際法可追溯到歐洲30年戰爭(1618-1648)後所簽訂的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這個和約的影響也被稱為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但目前的國際法之實施也不過才一百多年而已。仍有許多需要改善與擴大的空間。

在參與國際組織與會議方面,國際法學者也有不少論述。如戰亂中的受害者、民兵、與人民團體之參與戰後會議的權利(Kai Amos: Modes of Participation. 6/25/2013. Shane Darcy: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Hostilities. 5/26/2016)。而在人權成為國際社會中日漸重要的議題後,在採礦區內的原住民族之參與國際會議也成為要件(Donald M. Zillman, Alastair Lucas, and George (Rock) Pring: Human Rights in Natural Resource Developm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ing and Energy Resources. 2012)。醫療及公衛是一個人權問題,這也是台灣在參與WHO時要考慮的。

不是聯合國會員的庫克群島、紐埃、拖克勞、波多黎各、馬爾他騎士團、巴勒斯坦、及梵蒂岡也都參與了WHA,其中許多還都不是國家,只是屬地。將台灣排除在外顯然不符合國際法的原則。

第五,由友邦代表台灣。

不是每一個國家都與每一個國家有邦交的。沒有邦交的原因很多,但以互相有敵意的國家來說,當有事件需要處理時,第三國常常是需要的。當1979年伊朗學生攻占美國大使館挾持人質後,後來居間傳話並處理美國在伊朗的事務的,是與伊朗仍有邦交而也是美國友邦的加拿大。另一個例子是,由於美國與北韓沒有邦交,美國在北韓的事務一般由與北韓有邦交的瑞典處理。瑞典也成為美國利益(interests)在北韓的protecting power (保護權,外交上的觀念)。

由於日本與台灣有良好的關係,加以日本已於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中放棄對台灣的主權。台灣大可要日本成為台灣在WHO的保護權 ( protecting power),代表台灣。

第六,要參加,名字當然要用台灣。

要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當然要以台灣的名字參加。用台灣為名並不就代表台灣獨立,因為台灣並不是台灣的官方名字。例如日本的官方名字為日本國,德國的官方名字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若台灣宣布獨立,則最可能的官方名稱為台灣共和國,而不僅只是台灣。在台灣宣布獨立而有台灣的官方名字之前,當然要以台灣的名字參加。

第七,撤資中國。此時不做,更待何時。

當三十多年前中國開始對外開放後,外在世界,尤其是歐美,充滿了對中國的期待。因為一般認為,只要中國的經濟改善,社會將會日趨開放,則中國會走向自由民主。但顯然事與願違。當1989年的六四事件發生後,許多歐美的外商裹足不前,不敢到中國投資,因為怕觸怒歐美對中共政權反感的民眾。但台商可沒有這個顧慮,台商於六四後反而大舉進軍中國。無可諱言的是,台商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相當有貢獻的。因為台商把戰後所建立起來的經濟作業方式及國際通商管道整個移到中國,使中國的經濟可以於當年順利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目前已發展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的自由民主遙遙無期,獨裁統治變本加厲。美國的一些政治學者與政策分析人事已注意到這種趨向,而對中國的自由民主的發展不抱樂觀的態度。但國際社會有一個樂觀的先例。當年的南非無視國際輿論,實施種族隔離政策及政治迫害。後來在歐美各國發動撤資(divest)運動後,南非最後終於取消種族隔離政策,並開放自由選舉,而走向多元化社會。目前也是我們應該積極推動台商及國際社會對中國撤資的時候了。因為經濟的發展只讓中共更有資源去走向更獨裁極權的方向,去迫害台灣。是國際社會向中國的經濟發展施壓的時候了,是以商逼政的時候了。

China, china

台灣的外交空間受到中國的打壓是個事實。中國的狂妄叫囂及虛張聲勢也是個事實。近幾年來中國在南美洲及非洲的大量投資也是個事實。在台灣與中國的這種對峙所表現的是:一小一大,一善一惡,一個自由民主一個共產極權。這種影像應該是受猶太基督教文化薰陶的歐美社會很能夠體會的,因為那是一個大衛與巨人歌利亞的對峙。但結果好像不是如此,國際社會對台灣仍是很不清楚。台灣處境的陳述、論述及宣傳有待加強。台灣缺乏國際人才,缺乏在世界各國做我們的論述與敘述(narrative)的人才。台灣人不應該局限在自己人的小圈圈之內,台灣人要走入世界。你不了解世界,不走入世界,則不要企求世界會了解你。

20世紀以來我們看到的是帝國一一的垮台。二次大戰後所建立的共產極權政體也大都一一的垮台。中國還能撐多久?還能強硬多久?這種歷史一再地告訴我們,帝國與極權政體的強大常只是個假象,沒有不倒的。中國(China)到頭來將只會是有如陶瓷(china)一般的支離破碎,鄰國台灣的台灣人得小心不要被割傷到。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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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統老賊有傳承 江山代有賊人出

1979年來美留學時,家母送行到日本。那時住在舅舅家近一個禮拜。舅舅家及阿姨家都是傳統的日式房子。在台灣看慣了鐵門及像牢房的鐵窗,但還是沒法阻擋被稱為「賊仔狀元才」的小偷,心想這種房子怎麼會是小偷的對手。好奇的我問我舅舅說這種房子能防「泥棒」(日本話小偷的漢字)嗎?舅舅笑笑的說,小偷是沒有的,但有的是大盜。他意指的是政界的賄賂與腐敗。因為那時是前日本總理大臣田中角榮(5/4/1918-12/16/1993)洛克希德賄賂案(1976)爆發沒幾年,而日本媒體仍追蹤案情的時候。曾經參與日軍在南洋作戰的姨丈還跟我說,田中角榮不是日本人。頗以他為耻。

我們當然知道日本不是沒有小偷的。那年剛抵達成田機場而在機場與友人通電話的時候,放在我身邊的一瓶免稅酒就被偷了。而台灣也不是到處都有鐵門牢𥦬的。到小地方一看,許多人家也都是門戶洞開的。日本社會固然小偷較少,而許多國家的小地方也都可以不閉戶,說來這牽涉到一個根本上的問題—-互相信任。

互相信任

10幾年前美國CBS電視台的知名新聞節目「60分鐘」 (60 minuets )有一節芬蘭人狂熱探戈的報導。生性害羞而不善社交生活的芬蘭人,卻於那時捲起了探戈的熱潮。畫面中顯示芬蘭婦女在進入舞場跳探戈前,都將手提包集中放在入口處。沒人看管,而大家也不以為意。似乎沒有人在意會被偷竊,而也很可能根本沒有人想到會有偷竊這個問題。而也在十幾年前有則紐約發生的新聞。一名蘇格蘭來美的婦女,將嬰兒推車放在餐廳門外進入用餐,被人檢舉而遭「危害嬰兒罪」(felony child endangerment)起訴。鏡頭顯示將嬰兒推車放在店門外是許多歐洲國家的常態,但在美國這可是難以想像的事。

那麼,這種文化差異代表了什麼?

在最近的一個訪談中,一個瑞典人表示,瑞典人彼此間的信任度相當高。而據Pew Research在2008年的調查中發現,瑞典人在歐洲各國中是彼此信任度最高的國家。Pew Research用的問題是「大部分人在社會中是值得信任的嗎?」(Most people in society are trustworthy?)。Pew Research 的 結論是,信任度越高的國家,犯罪與貪腐度越低(Where trust is high, crime and corruption are low. 4/15/2008)。

但Pew Research這個報導不是沒有問題的,至少以我們的經驗來看。據這個Pew Research的調查來看,中國人是最互相信任的(79),高於瑞典(78)及加拿大(71)。美國只有58,日本43,俄國50,法國45。調查國家中最低的是肯亞(25)與科威特(27 )。但我們知道這種調查只能做個參考,不能當成事實與推論的證據。要說中國人的互相信任度高,貪腐度低,以台灣人的經驗法則來看,可能很難令人置信。我們大概只能解釋成中國人連在回答問題時,可能因集權社會的關係而難以誠實,或是問卷及取樣有所問題。

台灣的信任度

那個調查並沒有包括台灣,所以我們無法知道台灣社會對那個問題的回答會如何。但從經驗及歷史的發展來看,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台灣社會在信任度上的轉變。

台灣在戰後初期,由歷史紀錄來看是有相當的信任度的。只可惜的是因不了解及無知而造成了錯誤的信任。以葛超智的著作來看,那時的台灣人似乎普遍的對「中央政府」有相當的信任。他們信任蔣委員長,也相信國民政府。這使得由當時盜賊橫行的中國派來台灣接收(劫收)的土匪軍隊如入無人之境,而得以大肆搶劫、偷竊,以致於後來的屠殺。

在戰後初期那段年間,義憤填膺的台灣人開始稱國民黨政權為賊仔政府(kleptocracy)。不當黨產只是一個代表。既然上者為賊,下樑焉有不歪的道理。在這種上行下效下,台灣的盜賊文化卻也開始盛行,而人民的互信也遭到一再的摧殘。由對政府的不信任發展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早期在銀行借貸困難下,中小企業家轉向標會的方式籌措資金。參與者都是鄰閭及親戚間,互相信任度高,而在借錢還錢上都沒什麼問題。但進入七十年代後,這種鄰閭親戚間的互信也受到了侵蝕,而我們也看到一件又一件,越倒越大的倒會之風。

也不只資金運轉較大的城市區如此,純樸的鄉間人士也跟進了。據鄉間來的友人說,由於農藥的大量使用,使農民都不肯吃這些大量農藥使用下生長的蔬菜。一些農家都另闢地種植一些自己要吃的蔬菜,但不灑農藥。

在這種互相信任度低而盜賊文化盛行的台灣,衝突也就難以避免了。

老賊法統,代代相傳

二次大戰後在國共最後交戰之前,國民黨擺出改革的姿態而於1946年12月25日由制憲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1947年1月1日宣布實施。憲法通過後也選出了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等所謂的中央民意代表。1948年3月在南京報到開始集會。1949年後,這些跟隨國民黨到台灣的也就成為終身不用改選的「萬年國會」。

1987年解嚴後,民進黨全力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終結萬年老賊」運動。1991年通過修憲及「動員戰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同年中央民意代表正式走入歷史。這個當年因戰亂而國代應選3045人,但只選出2961人;立委應選773人,但只選出760人;監委應選223人,但只選出180人的首屆中央民意代表,到1990年時只淍零成768人。其中國代612人,立委138人,監委18人。(王鼎棫:再見了!萬年國會—台灣民主歷史的一個轉捩點。《故事》2016年9月3日)

這段歷史看似結束,但其傷害早已形成。這群老法統不只薪資優渥,又有特權,加級,及不動產的配給。立委可以自定法律自肥,如謂約當三年立委可以當律師。而年紀大了也得要醫生照顧。近鄰的台大醫院也得派兩位教授級的醫生到立法院值班駐診。當年職責只是選總統副總統的國代,在當年的台北縣都配有佔地百多坪的西洋式獨門獨院住宅,目前都已改建的小碧潭。其後代子孫還都沾利。立委及監委自然也跟進,而都在外雙溪及內湖有配宅。

但在這群老賊走入歷史之前,也「提攜後進」的製造出一群小賊,如今這批小賊都已成為新世代的老賊。賊仔政府是會代代相傳的。

當年幼賊,如今老賊

台灣於1950年開辦勞保, 1958年開辦公保。了解當初這兩個保險系統設計的人知道,勞工的人數雖然眾多,但其保險給付多少只是象徵性的。相對之下,公務員雖然人數較少,但公保的給付較優渥。看台大醫院後面有棟公保大樓就知其特異性。公保不但給付較優渥,也包括勞保所沒有的眷屬喪葬津貼,米糧配給,子女學雜費優待,績效奬金,年終奬金,及其他各種優待,及後來又加上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

當初公務體系的建立本就是一個赤裸裸的民族壓迫事實。我們了解當初「中央政府」撤退到台灣時,公務體系絶大部分都是所謂的外省人。當年舉行的公務人員考試,採取省籍比例的原則。在1948年(撤退前,「外省人」尚未大量來台時)548名的錄取名額中,外省人依人口比例錄取了540人,本省人只錄取了8人。在1989年的600名錄取名額中,本省籍有22名(3.7%),而外省籍則佔了578名(96.3%)(考選部公布的公務人員高普考試錄取名額資料)。

在公務員的平均待遇及附加福利本就已相當良好,並大大超越民間平均薪資的時候,從三十多年前開始,國民黨為了鞏固選票更時而大幅加新,而幾乎是年年加薪的。從1985年的8%, 1988年的10%, 1990年的12%,1991年的13%, 1994年的8%,到1996年的5%(李順德:選舉與軍公教加薪關係)。

在此附帶一提的是,公立學校的教員嚴格上依法律定義不屬公務員,但其待遇皆比照公務員處理,而一般也皆以公務員視之。但在政府公布的公務員人數上則看來都不包括教職員。

2015年,全國公務員總數為347,552人(全國公務人員資料庫)。那年銓敘部所辦理的公務員退休人數為11,463人。在公立的教職員方面,公立學校教師人數,依教育部的統計, 2015年共有216,381名教師, 40,244名專任職員。而這些公務員、教職員、及職業軍人,便成為所謂的軍公教人員。

在台灣失業率高,就業困難,而大學畢業生在22K薪資苦哈哈下,一般受雇員工的薪資也好不到那裡去。2015年,台灣受雇員工的平均月薪為38,716元,外加奬金紅利及加班費則為48,490元(自由時報7/15/2016)。而按銓敘部資料,目前領月退的13.5萬公務人員,平均月領56,383元。繳稅而使政府得以運作的受雇員工其薪資卻少於極少數的退休公務人員,這是很荒唐的。但你若了解這個歷史發展的軌跡,不難看出這不但是個階級問題,年齡層的代差問題,也是民族問題。而在近年來的年金改革議題上看來,我們也看出了新一代老賊的嘴臉。

槍口果然向錢開

當年的老賊除了堅持他們所代表的是中華民國的法統外,別無其他說辭。但現今的老賊可是有「教育」的,一些邪說歪理也都跑出來了。而且講起話來還振振有詞的,有如權威老師在上課而大家都得聽他們的一般。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軍公教的年金計算與勞保的年金計算有很大的不同。

勞保老年給付的計算方式是:平均薪資X1.5%X年資。新制公務員的老年給付則是:本俸(年功俸)兩倍X2%X年資(最高35年)。1995年前的舊制則有所謂的18%。台灣在1960年時, 65歲以上人口占約2.5%,平均每20.7名年輕人撫養一名老人。但時至2016年時, 65歲以上人口占約13.2%,平均每5.6名年輕人得撫養一名老人。15年後將會掉到每2.5名年輕人撫養一名老人(林于凱:告別大政府時代,「陳庚金們)自娛娛人)。

也許看清這財政危機及來日不多,國民黨的中評團主席陳庚金就說:「能撈就撈,能混就混,拖垮政府」。但可能最諷刺的是代表退休軍人團體的所謂「八百壯士」。

這一個借名充滿宣傳色彩而歷史疑點頗多的「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而自稱為「八百壯士」的退休軍人團體,可從來沒有打過戰,不會禦敵,也不會打「共匪」。但談起錢來,為了保護年金,卻是慷慨激昂。這可真讓人頗為稀奇。

美國的軍隊是無役不與而身經百戰的。但就沒聽說美國退伍軍人上街要錢的。除了抗議要求改善退伍軍人醫療服務品質外,退伍軍人為了爭取權益而上街頭的可能只有1932年的奬金軍隊(Bonus Army)了。這些因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失去幾年就業及作物生產,加以身心受創而無法正常工作的退伍軍人,聯邦政府本答應要照顧他們,但却時值大恐慌年間。聯邦政府於是開了張遠期支票,要到1945年才能兌現。無路可去的退伍軍人之中,有一萬五千到兩萬人之多於是到華府陳情,而最終與聯邦政府衝突起來。當時的民意是支持退伍軍人的,而這個事件也多少促成了羅斯福於1932年的當選。美國國會也於1936年通過給予退伍軍人奬金,不用再等到1945年。

1932年的美國退伍軍人之爭取權益是受到美國民意支持的。他們也是打過戰,受了傷,而在從軍期間失去薪水及農作的一群義務役軍人。但台灣這群「八百壯士」卻是一群沒有打過戰,也不知會不會打戰,沒有受過傷,而許多是五十歲不到,很年輕就「退休」的人。但當講起錢來,卻如同要打仗一般。這不能不令人想起鍾理和「原鄉人」一文中的那個日本老師。

鍾理和的那個小學日本老師對中國人很輕蔑,而多少也刺激了鍾理和「原鄉祖國情懷」的產生。鍾理和的日本老師問學生,你們知道支那兵的槍是往那個方向打嗎?學生一臉疑惑。老師說,支那兵向有錢的地方開槍。這個被那個日本老師譏笑的「支那兵」,可不是當今「八百壯士」的寫照。

台灣的「義賊」文化

廖添丁(5/21/1883-11/18/1909)是日治時期的一個傳奇人物。民間將他形容為一個劫富濟貧的義賊,也是個抗日英雄。但以廖添丁的判決書來看,廖添丁只是個殺人犯及竊盜慣犯。事實如何有待史家去澄清。但一個事實是,不但有人為廖添丁立廟立碑,也為他樹立了銅像。

台灣這種怪異現象不只發生在百年前的社會,也發生在1980年代。那時的一名退伍軍人李師科(3/5/1927-5/26/1982),於1980年1月以土造手槍射殺一名員警而取得點三八左輪手槍。而後於1982年4月14日以此手槍搶劫銀行。急於破案的警方以刑求的方式逼迫因酷似李師科而遭密報的王迎先承認犯案。王迎先後來自殺(或遭自殺)而死。李師科於後來被捕後遭槍決而死。

一個殺人犯及搶劫犯的遭處死,如今卻如同當年的廖添丁般被奉為英雄。在台北新店的無天禪寺就塑有一尊巨大的李師科像而被奉為義賊。雖說奇怪,但卻也反映了一些台灣社會的問題與現實。

義賊如傳說中的羅賓漢之所以被廣為流傳是因為他劫富濟貧。李師科談不上有濟貧,而我們無法確定廖添丁是否有濟貧行為。劫富濟貧之所以受人傳頌,是因為許多人認為富人是劫貧濟富的。而社會之所以有劫貧濟富的現象,是因為有錢有勢的都與政府的權力掛勾而互相包庇。在那種情形下,人民也因而無法信任政府,而自然的要追求公義。在那種體制下,你如何要求一般人去相信社會,信任政府。

義賊文化所反映的是人民渴望的是義:義氣、正義、公義。但在同時卻也投射在義賊所表現的勇氣與不顧社會的規範,也就是說有反骨。這多少是一些人迷戀廖添丁與李師科科的原因。廖添丁犯案時(1902-1909)是日本治台初期,民間抗日事件尚強旺的時候。自然的又添加了一個反抗殖民的色彩。

進入20世紀中期,許多國家(以北歐為首)都採取了劫富濟貧的政策。他們對高所得者課徵高稅率,以平衡社會的貧富懸殊。他們也實施社會福利政策,保障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也因而減少了因貧富差距過大所造成的民怨。也可能如此吧,北歐的瑞典成為高信任度的國家。台灣社會的信任度在國民黨的賊政下固然廣遭摧殘,但隨著自由化與民主化,卻也一再的慢慢回升。明顯的如過去省籍的猜忌與對立在目前的社會已漸漸的雲消霧散。但過去因民族壓迫及戒嚴統治所造成的種種錯誤政策,卻有待一一翻盤以重建社會的互信與和解。

李堅

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七 南亞的地緣政治情勢 —–印美日與中巴兩陣營

隨著印度與巴基斯坦(及後來的孟加拉)的獨立,及中共建國後的併吞西藏,整個南亞的地緣政治也都改觀了。當年是大英帝國所掌控的南亞(及東南亞),如今已走上各方人馬的較勁所在。隨著中共強人習近平於2012年的上台,及印度右翼總理莫迪(Narenda Modi)於2014年的上任,南亞的地緣政治也熱絡了起來。不只是印度、巴基斯坦、與中國而已,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美國、日本、澳洲、及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台灣也都牽扯上了。

巴基斯坦於中共建國後的隔年(1950)就承認中國,而雙方也都一直維持良好的關係。巴基斯坦是中國武器輸出最大宗的國家(占中國武器輸出的47%。Siemon T. Wezeman and Pieter D. Wezeman: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 2013)。巴基斯坦充當了中國與伊斯蘭教國家的橋樑,而也於美中建交前秘密安排季辛吉的進入中國,為1972年尼克森的訪華做了鋪路工作。在印巴對抗上,巴基斯坦也得到中國的援助。一般咸信巴基斯坦的核武發展得到中國的幫助。有這些歷史的原因,巴基斯坦人對中國的好感是僅次於中國人自己的(Pew Research Center, 2014)。

另一方面的印度。中共建國後就一直與印度有邊界上的爭議與衝突。由於中共的侵佔西藏,及1959年的西藏起義,迫使達賴喇嘛逃到印度而得到印度的庇護。那時的邊界衝突就已零星的發生。1962年10月20日,毛澤東發動了一場打了一個月的中印邊界戰爭, 以8萬兵力打印度的1到2萬的兵力。可以理解的是,若西藏仍是個獨立的國家,則西藏與印度不會有什麼邊界上的衝突。多少基於這種背景, 2012年就任的莫迪,還邀請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總理(稱為司政 Sikyong)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參與他的就職典禮。中共不用說是反對的。2017年4月,達賴喇嘛接受邀請到印度最東北方的省份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去主持一間藏傳佛寺 (Thupsung Dhargyeling Monastery) 的開光典禮。中共宣稱該省的邊界領土屬於中國而跳腳,但沒受到莫迪政府的回應。阿魯納恰爾邦的省長(Pema Khandu)更說,達賴喇嘛的來訪不甘中國的事。因為印度與西藏有邊界,與中國沒有邊界。

習近平上台後推動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或稱Belt-Road Initiative, BRI)。2015年6月,習近平宣稱要投資460億美元(目前已增加到570億美元)開發「中巴經濟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將開路連結由新彊的喀什市(Kashgar)開始的喀喇崑崙公路(Karakoram Highway,穿過喀喇崑崙山脈Karakoram Mountains),到印度洋的深水港瓜達(Gwadar,在巴基斯坦境內。中國已簽了40年的租約)。全長3200公里的路線,不但會經過許多族群與宗教的對抗地區,也會通過印巴有領土爭執的喀什米爾。對中共海軍已進入印度洋而很不滿的莫迪,於習近平宣布這個消息以後的不到兩個月就宣稱這個計劃印度不會接受。

2016年5月,莫迪訪問伊朗。莫迪聲明雙方將會合作開發在伊朗境內,離瓜達只有75公里的察巴和港口(Chabahar)。除了明顯的是與未來的瓜達港較勁外,察巴和也將會提供印度到阿富汗的陸路(巴基斯坦目前阻斷印度與阿富汗的陸路),而伊朗也可藉由這個港口增加與孟買的海運及石油輸出。在這種情況下,怕會失去印度石油市場,而又是伊朗死對頭的沙烏地阿拉伯,自然也緊張起來,而要介入印巴中的關係。

巴基斯坦對中巴經濟走廊是採取歡迎的態度。巴基斯坦認為這個計劃將會改善巴基斯坦的經濟。但據過去的經驗顯示,中國對外的投資與援助用的都是自己人,也藉此消費掉國內生產過剩的貨品與產業。在越南及斯里蘭卡都不乏這種例子。中國在斯里蘭卡建造了一個沒有用的港口與公路,而斯里蘭卡則背負了欠中國80億美元的債務。中國這種對外開發的計劃都沒有公開的合約,而契約也都曖昧不明。到頭來都是地主國吃虧。而事實上,目前中巴經濟走廊在巴基斯坦的工程,廠商及僱員用的都是中國人,而非巴基斯坦人。當地民眾已有零星的抗議與破壞,而巴基斯坦軍方也得派兵保護中國人的安全。

中巴經濟走廊中共說的是經濟,但許多學者專家也看出這是一個戰略上的考量。貿易上固然有利與中東的來往(比海路少了1萬公里)。但無可否認的是若在東海被封鎖後,中國往印度洋還有個出口(有如當年的滇緬公路)。許多專家也相信,瓜達港可能成為中共海軍的基地。但也有中國發展和改革委員會(National Development Reform Commission of the PRC)及國家開發銀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的內部資料顯示,中國要在巴基斯坦承租數千公頃的土地,做新品種的農業種籽的開發與示範 (C. Christine Fair: Pakistan Can’t Afford China’s “Friendship”. Foreign Policy. 07/03/2017) 。不管如何,這是一個中國的計劃,不是巴基斯坦的計劃,得利的將只是中國而已。

傳統上,印度與美國及日本等民主國家走得比較近,而三國也於每年在孟加拉灣舉行海軍演習(Malabar)。澳洲原本也有參與,但親中的陸克文(Kevin Rudd)於2007年選上總理後,因不願得罪中國而撤出,但目前的澳洲重新要求參與演習。過去與印度頗有來往的俄國,於最近也開始與中國及巴基斯坦增加互動。對於人口占全球32%, GDP有5.1兆美元的東協與南亞,蔡英文上台後所推動的新南向政策,說來是個經濟,也是地緣政治的考量。過去不太受重視的南亞,好像被重新發現一般而成為熱點。南亞有豐富的文化與生動的歷史,其發展脈絡也定下了今天的形勢,而不是我們所能夠忽略的。  (系列完)

李堅

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六 分治與獨立的重創與鉅變 —–宗教,人物,與形勢

1947年發生在南亞的印度與東西巴基斯坦的分治與獨立,是人類史上少見的人口大遷徙與屠殺。這場巨變與災難雖說都烙印在印度與巴基斯坦(及1971年與西巴基斯坦交戰而獨立的東巴基斯坦,目前的孟加拉)人的腦海與心中,但許多人也大都避免談及那段慘痛野蠻的歷史。70年後的今天,在印巴邊界的印度城市阿姆利則(Amritsar),則將於2017年9月揭幕「劃分博物館」(Partition Museum)。而同時,也有一些自願人士(Guneeta Singh Bhalla 領頭)開始做口述歷史而建立檔案(The 1947 Partition Archive)。

兩千萬人的流離失所, 50萬到150萬人的死亡,約7萬5千名婦女遭強暴,及10萬名婦女遭綁架。說來都是統計數字,一個不是很精確的統計數字。但每個數字後面都有一個悲慘的故事。在那個重家族名譽,而視婦女被姦殺是對全族的侮辱的文化裡,許多婦女為了保貞節而自殺,而許多屠殺是自己人幹的。一個錫克教徒的族長在全家族面前屠殺了自家26名婦女與孩童,以避免婦女遭受對方的姦殺,或孩童被養成對方的宗教。也有一名醫生被醫院裡的女性工作人員要求,要淪陷前請殺死她們以保貞節。而在暴徒要攻入醫院之前,這名醫生槍殺了七名婦女醫療工作人員。這些行兇者事後都有惡夢及不安,但卻也都合理化了他們的作為。雙方都有加害者,也有被害者。有如一名經過那場慘變的作家(Saadat Hasan Manto)所說,雙方都成為偏執、宗教狂熱、動物本能、與野蠻的奴隸(human beings in both countries were slaves, slaves of bigotry….slaves of religious passions, slaves of animal instincts and barbarity)。

促成分治及巴基斯坦的產生的主要人物是金納。他是一個冷靜而相當冷酷的談判對手。他原本也其實同尼赫魯一樣是強調世俗(secular),而非宗教的。他本身不常上清真寺,衣裝也是西式而非穆斯林式的,娶的也是個衣裝帶有挑逗性的非穆斯林,而他也不是不吃豬肉的(William Dalrymple: The Great Divide, The violent legacy of Indian Partition. The New Yorker. 06/29/2015)。在戰後領導印度獨立的三人中,尼赫魯也是主張世俗而非宗教的,甘地雖強調包容但他卻也是最具宗教意味的。甘地聲稱他的抗爭受到印度教、耆那教(Jainism)與基督教的影響。而事實上,印度人給他的尊稱—聖雄,本身就帶有宗教的意義。在1920年12月的國大黨會議上,金納稱甘地為先生而不稱他為聖雄甘地時,他被大都為印度教徒的人噓下台。

獨立後的印度與巴基斯坦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印度走的是民主的道路。當1948年1月30日,一名狂熱的印度教徒(Nathuran Godse)認為甘地太寬容穆斯林,是個背叛者,而刺殺了甘地。這個暗殺強化了世俗派,而排擠了宗教的極端主義者。獨立前印度就開始籌備制憲會議,而最終於1949年11月26日通過憲法,使印度成為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

另一方面的巴基斯坦,被認為強人與國父的金納則於獨立後的一年多去世(9/11/1948)。巴基斯坦的首部憲法 (1956年通過),也多少受到印度通過新憲法的刺激。但巴基斯坦的產生是因為伊斯蘭教的關係,而也要考慮到伊斯蘭律法(sharia)。加以一開始就是強人金納的緣故,巴基斯坦日後也都走上軍人干政及獨裁的道路。

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獨立,一般人想到的就是甘地的不合作運動與非暴力抗爭。不合作運動與非暴力抗爭,固然對喚醒印度人的意識與動員組織有很大的助力,但其力道看起來是無以推翻大英帝國的。戰後的大英帝國雖說是個戰勝國,但在二次大戰中遭到日本帝國與納粹德國的重挫。戰後的英國也沒有那個能力與元氣去處理殖民地的事務了。而事實上,沒有「甘地」的前英國殖民地,如約旦(1946)、斯里蘭卡(1948)、緬甸(1948)、埃及(1952)、及馬來西亞(1957),也都紛紛獨立了(Susmit Kumar: Modernization of Islam and the Creation of a Multipolar World Order. 2008)。也不只大英帝國,當年殖民東南亞的法國也撤出了亞洲。而戰後當上全球超級強權的美國也說明她反對殖民主義的立場。在這種背景下,大英帝國的撤出印度也變成很順勢自然的發展。

但大英帝國的撤出印度(及巴基斯坦)卻也是很倉促而缺乏規劃的。在英國議會忙於7月18日通過印度獨立法案後,英國派一個從沒去過印度的倫敦法官雷德克里夫(Cyril John Radcliffe, 3/30/1899-4/1/1977),到印度去負責印度與巴基斯坦邊界的制定。雷德克里夫負責兩個邊界委員會(boundary committee);一個分割旁遮普,一個分割孟加拉。每個委員會各有兩名穆斯林及兩名非穆斯林人員。當兩方爭執不下時則由雷德克里夫做裁決。只一個月的時間要做這個決定是很倉促的。最後的結果在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的獨立日)公布。但也有一說是在印度獨立後的兩天才公布(1947年8月17日)。看到因分治而產生的慘劇的雷德克里夫,最後拒絕領取他3000磅的薪水。

整個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分治與獨立,說來也是一個內因與外因混合激盪的結果。印度長年的抗爭已由要求在治理上的改善到追求自治與獨立。而甘地的運作也激發了印度的民氣,但他及英方都無法說服個性極為強悍的金納。加以大英帝國在戰後已成支離破碎的情況,急於由世界各地撤出。形勢是比人強,但形勢卻也大都是人所造出來的。

李堅

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五 二次大戰打垮了大英帝國 —–分治的決定與印巴的獨立

甘地在1920年代的抗爭以不合作運動及「堅持真理」(Satyagraha) 為主。他也強調婦女、伊斯蘭教徒、及賤民的權益,而採取包容整合的作風。在他的領導下,國大黨的黨員大增。抗爭雖說是強調和平非暴力,但也有不少呈現暴力對抗的形式。而此時,宗教及族群的暴力對抗也開始在印度各地零星的發生。雖帶領印度的獨立與自治,但他卻也認為印度人尚無自治的能力與準備(Robert J. Carr: British India 1900-47)。後來也隨著甘地的入獄及閉關,他的影響力也開始式微。

甘地的不合作運動針對的是大英帝國的經濟利益。他的紡紗象徵了印度人傳統的自製布料,以此來推動拒買英國的布紗成品。1930年重新出發的他,與尼赫魯一起推動了有名的搶鹽運動(The Salt March)。這是因為鹽稅是總督的一個重要稅收來源。他與尼赫魯也都因搶鹽運動而入獄。在印度人的抗爭擴大下,大英帝國於1930-1932年召開了三次圓桌會議,但皆沒有結果。

1937年的地方選舉中,國大黨大勝。1938年出任國大黨黨主席的鮑斯(Subhash Chandra Bose, 1/23/1897-8/18/1945)主張採取較激進的路線,但兩年後他與甘地的意見不合而辭職。辭職後的鮑斯遭到英國的軟禁,但於1940年逃到納粹德國,後來到日本。被認為是印度國大黨獨立運動三大領袖之一的他(其餘兩人是甘地與尼赫魯),於二次大戰中,將被日本俘虜的英軍中的印度軍人組成了印度國軍(Indian National Army),與英美聯軍作戰。日本投降後,鮑斯於1945年8月18日由台北松山機場飛往滿州國,飛機於起飛後墜落而死。鮑斯的軍隊於戰後被以叛國罪名遭英國的起訴,秘密審判,而在印度引起反彈。

鮑斯的國大黨年輕黨員代表了激進的一派。而在同時,穆斯林也走向激烈化。在1940年3月的全印穆斯林聯盟在拉合爾(Lahore)的會議中,他們通過了穆斯林要分開獨立建國的主張,稱為拉合爾決議(Lahore Resolution)。決議要建立巴基斯坦(Pakistan)。巴(Pak)意為潔淨,斯坦(stan)意為地方。

二次大戰的爆發也代表了大英帝國在印度統治的完結篇的開始。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樣,印度總督片面宣布印度的參戰。國大黨是反對印度參戰的,但穆斯林聯盟則支持英國的戰事。1942年8月,甘地發動了「退出印度運動」(Quit India Movement),要英國人全部退出印度。但一般印度民眾還是支持英國的參戰的。二次大戰中印度共出動了兩百五十萬的軍力與軍伕。甘地、尼赫魯、及國大黨的領導人,則都因推動「退出印度運動」而遭牢獄之災。穆斯林聯盟則於二次大戰中壯大。

二次大戰後,不論在英國或印度,整個情勢都已改觀。在英國方面,頭戴戰勝光環的保守黨的邱吉爾,於1945年歐戰結束後兩個月的普選中,敗給了勞工黨的亞特利(Clement Atlee, 1/3/1883-10/8/1967)。亞特利是支持印度的自治與獨立的。當時的英國人已厭倦海外的殖民事務與作戰,而急於從事內政的建設。再說,英國的經濟與社會也處於崩盤的情況,再也無力參與海外的事務。

1946年8月16日,全印穆斯林聯盟的金納發動在全印各地的示威與抗爭,稱為「直接行動日」(Direct Action Day)。這個抗爭於許多地方引起血腥的衝突。全國各地都發生印回的衝突與屠殺,單單加爾各答一區就有5000人死亡。原本反對分治的國大黨也知道情勢已難以挽回,而支持印巴的分治了。這種從1920年代就開始有的宗教與族群衝突,原本是零星的,但已越演越烈而難以收拾。

1947年2月20日下午,英國總理亞特利宣布,英國將最慢於1948年6月退出印度。如果屆時尼赫魯與金納有所共識,則英國會做政權的轉移。

1947年3月,印度的最後一任總督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 1st Earl Mountbatten of Burma, 6/25/1900-8/27/1979。目前伊麗莎白女王的先生飛利浦親王的叔叔, 1979年遭到愛爾蘭共和軍的暗殺)抵達印度。蒙巴頓的主要任務是安排政權的轉移。但他抵達印度沒多久就已知道要雙方合作的困難,主要是金納。(蒙巴頓稱金納為病態者 ,a psychopathic case)。而此時,宗教衝突已於各處展開而越演越烈,尤其是在決定要分割的旁遮普。當時旁遮普與孟加拉穆斯林人數較多,也較集中,也已決定要分割出西巴基斯坦(由旁遮普割分開)與東巴基斯坦(由孟加拉割分開)。除了印回之爭外,一些王公也企求獨立,旁遮普的錫克教徒(Sikh)也企求獨立。英國知道他們若不早退出印度,則會被捲入印度的內戰與內亂中。多少由於如此,蒙巴頓於六月初宣布,英國將會於1947年8月15日做政權的轉移。如此的提早,震驚各方。英國國會也忙於7月18日通過印度獨立法案(Indian Independence Act)。

接著下來的是兩邊人口的移動與大屠殺。估計共有兩千萬人遷移, 50萬到150萬人死亡,約75,000名婦女遭到強暴或姦殺。印度教徒由東、西巴基斯坦遷移到印度,穆斯林由印度遷移到東、西巴基斯坦。這場鉅大人口遷移的悲劇與屠殺的猛烈是近代史上少見的。1947年8月14日深夜11:57pm,巴基斯坦宣布她的獨立。1947年8月15日凌晨12:02am,印度宣布她的獨立。尼赫魯宣讀他有名的演講。不在場的是反對分治而在絕食中的甘地。

李堅

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四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印度 ——穆斯林聯盟的成立,甘地的回國

在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印度,大英帝國固然有慢慢地釋放出權限,給印度人參與地方與省級的治理,但在人數上及權責上是有相當的限制的。大英帝國也有他的底線,而權責也不是大英帝國主動釋出的,釋權是抗爭的結果。而許多事件的發生也常常是統治者所沒意料到的。

1871年,馬右總督(Viceroy Mayo)遭到刺殺。1897年,一名官員也遭刺死。也有名官員在倫敦遭刺殺。多少源於這些原因,當時40%的稅收用於警察與軍隊,只有10%用於福利、衛生醫療、教育、與公共事業。這種情況自然會令一般人民不服。當時民族主義的抗爭最激烈的是三個省份:旁遮普(Punjab),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及孟加拉(Bengal)。

1899年上任的科宗總督(Viceroy Lord Curzon)要將人口眾多的孟加拉,依宗教人口劃分成兩省:東孟加拉以伊斯蘭教為主, 西孟加拉以印度教為主。理由說是為了治理上的方便,但印度人卻視此舉為英國人一貫分而治之的手法。印度國大黨強烈反彈。印度國大黨雖然強調他們是個各宗教及各族群都有的世俗(secular)組織,不是以宗教為主的政治團體。但國大黨的強烈反彈卻引起伊斯蘭教徒的疑慮。他們害怕在印度教為主的國大黨領導下,他們的權益不會受到保護。也源於此, 1906年全印穆斯林聯盟(All Indian Muslim League, AIML)成立。穆斯林聯盟與國大黨也在聯合對抗大英帝國,又互相競爭對抗下,最終走上分道揚鑣的道路。

穆斯林是散居印度各地的,最集中的兩個所在是西北方的旁遮普與東邊的孟加拉。這兩個省份也就成為後來分治的焦點。

在孟加拉分割一案引起強烈反彈下,英國也做了些讓步。1909年通過了「印度政府法案」(The Government Act of 1909,也稱為Morley-Minto Reforms),准許少許的上層印度人在地方及省級有投票權及被選舉權。1911年,大英帝國取消了孟加拉的分治,而也宣布首都將由在孟加拉的加爾各答搬到德里。正式遷都為1931年2月13日,改名為新德里。

日後影響獨立運動深遠的金納(Muhammad Ali Jinnah, 12/25/1876-9/11/1948)於1913年加入穆斯林聯盟, 1916年成為領導人,直到他的去世。金納原本也是國大黨的黨員。1916年12月,在他與老尼赫魯(Pandit Motilal Nehru,尼赫魯的父親)的領導下,穆斯林聯盟與國大黨聯合開會並發表合作協議(稱為拉克諾協議Lucknow Pact)。

所以有拉克諾協議多少也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7/28/1914-11/11/1918)的爆發。大戰期間印度為大英帝國提供了一百三十萬名軍人與勞力,是各屬地 (dominions) 中提供人數最多的。印度人一般是支持參戰的。在此期間,大英帝國也加重稅,加速工業化,並宣布縮減人權的緊急法案(1915年3月公布 Defense of India Act)。這些作為都加速了印度人民的民族主義與反抗運動。而戰後回國的印度軍人及軍伕發現,他們在海外作戰時被較平等對待,但回國後又成為二等公民。在這種激盪下,1917年8月,英國政府通過「1919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919,也稱為Montagu-Chelmsford Reforms),擴大印度人的參政權,但總督仍得聽倫敦的,倫敦也有否決的權力。這種半調子的改革自然令國大黨相當不滿,但在地方自治及參與上,這個改革卻也相當有成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15年1月9日,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0/2/1869-1/20/1948)回到印度。甘地在南非時就積極從事社會運動,爭取印度人的權益,而被印度人尊稱為聖雄(Mahatma,意為偉大高尚的靈魂)。甘地的回國及參與國大黨,也為印度的爭取自治與獨立注入了一分新血與力量。甘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支持大英帝國的。不奇怪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國際的權力平衡,改變了英國與印度,也改變了兩者的關係。1917年11月7日的俄國革命衝擊了國際現勢及左派運動。而奧圖曼帝國的倒台也激發了穆斯林的危機意識。這是因為穆斯林視奧圖曼帝國為當時僅存的「哈里發」(Caliphate,意為一個伊斯蘭教領導人(Caliph)所建立的伊斯蘭教國家。目前的ISIS也自稱建立了哈里發)。奧圖曼帝國的倒台激發了當年在印度及阿富汗一帶的哈里發運動(Khilafat Movement)。這個運動固然於一時激起了穆斯林的意識,但最後卻也不了了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總督於1919年3月宣布延長戰時的緊急法案(Rowlatt Act)。甘地則於1919年4月6日要求印度在當天做禱告、絶食、與停止工作(稱為Hartal,等於總罷工)。甘地的呼籲引起全國的響應而大都平和,但在旁遮普的阿姆利則(Amritsar)卻引起英軍向平民的開槍,造成379人死亡, 一千多人受傷。阿姆利則的屠殺使大英帝國失去道德的高度與統治的合法性,而也引起下一波的印度獨立運動。

李堅

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三 大英帝國在印度的建設 —–政治開放下印度國大黨的產生

在大英帝國印度主權(British Raj)下,倫敦的中央政府設立一個印度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在印度則設立一個總督(Viceroy)。大英帝國直接統治後,大英帝國印度主權不再如當初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般的天高皇帝遠,他們要對英國政府直接負責。在加以十九世紀後,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科技發展,也越來越拉短了英國與印度的距離。

十九世紀蒸汽船的出現使航海的速度加快。當時由倫敦經由地中海到埃及,轉換陸路(蘇伊士地峽,Isthmus of Suez),再由紅海出發到當時的印度首都加爾各答(Calcutta,目前改名為Kolkata),只需兩個月的時間。當蘇伊士運河於1869年開通後,倫敦到加爾各答縮短成只要一個月的時間。1870年紅海的海底地纜鋪設完成後,聯絡更方便了。印度的總督對倫敦的指示也得馬上應對。

大英帝國下的印度雖然有所整合,但40%的印度(20-25%的人口)仍在562個地方王公的統治下。英國主權也一直沒有延伸到喀什米爾,而直至目前為止也一直是印巴的爭執所在。因為沙俄在中亞的擴張,早期的外患顧慮是西北方。英俄雙方的緩衝地是阿富汗。而不同總督也對如何處置阿富汗有不同的考量與策略。與北方的邊界考量是西藏。1914年,大英帝國與當時獨立的西藏簽署了西姆拉協議(Simla Accord),建立了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為印藏的邊界。目前的中國不承認這協議,而與印度有邊界上的爭執。

在英國政府直接統治下,一些建設也開始展開。但建設不是全面性而有計劃的,主要都適應殖民政府的需要而推展。那時由於東印度公司的重稅,孟加拉及印度各地時有飢荒。當1877年李頓爵士(Robert Bulwer-Lytton, 1st Earl of Lytton, 11/8/1831-11/24/1891)上任總督時,南印度發生死亡達610萬到1030萬人的飢荒。李頓爵士是相信放任政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他不但沒有施行救援措施,他所推動的貿易政策更使得災情惡化。李頓也因而丟官。也因那場大飢荒,使英國政府設立飢荒委員會,並訂立「飢荒法規」(Famine Codes)。從1880年代開始,大英帝國開始於印度開築灌溉渠道,而飢荒的發生也不再頻繁。印度不再有飢荒,直至1902年的飢荒,及1943年的孟加拉飢荒。在此附帶一提的是,李頓的一個兒子(Victor Bulwer-Lytton, 2nd Earl of Lytton, 8/9/1876-10/25/1947),是1932年帶頭調查九一八事變真相的李頓調查團(Lytton Commission)的團長。

除了灌溉渠道外,大英帝國也在印度廣築鐵路、道路,開發礦產,廣建農場(plantation)。目前印度的鐵路系統是全印度最大的雇主(一百三十三萬僱員,根據2015-1016的資料),全世界第八大雇主。除此之外,大英帝國也建立了英國訓練的軍隊、警察系統、郵政系統、與有名的公務體系。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大英帝國也建立了司法體系,英國式的法律觀念,及公平(fair play)的精神。英文作為教育語言的使用是東印度公司於1835年就規定的,當時遭到印度社會的反感。但逐漸的,英語也成為共通使用的語言。目前印度的憲法仍訂興地語(Hindi)與英語為官方語言。

在現代產業及英國文化的引入後,印度人也開始接受西方教育,也有不少人到英國去求學。到19世紀末年,大英帝國也開始建立各級政府的印度顧問。但在制度上的歧視印度人是很明顯的。例如,在法庭裡,印度法官不能審判歐洲人。而「間斷主義」(Doctrine of Lapse)的使用,更是明目張膽的是一種搶地的手法。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也常受到英國媒體的批評。1880年上任的瑞朋候爵總督(Viceroy Lord Ripon, George Frederick Samuel Robinson, 1st Marquess of Ripon KG, GCSJ, 10/24/1827-7/9/1909。總督任期6/8/1880-12/31/1884)是至今印度人仍最愛戴的英國總督。瑞朋總督是一個很開明而也很尊重印度人的總督。在他任內他取消了限制言論自由的法案(Vernacular Press Act),以行動取消了間斷法案(將Mysore Kingdom回復給印度王公)。但可能最重要而也最引起英國茶商及農場主人堅決反對的是,他引入了伊爾伯特法案(Ilbert Bill)。在這個法案下,印度法官可以審判歐洲人。但在強烈反彈下,這個法案也做了些修正,要求一半的陪審員得是歐洲人。

在這段期間,一些印度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也開始有政治上的覺醒。他們於地方與國家級的層次上開始出現一些領導人物。但發展較為深遠的是1885年12月28日在孟買成立的印度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這個「黨」的成立初始時並沒有鮮明的政治色彩或意識形態。當初是一名蘇格蘭的退休公務員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 6/6/1829-7/31/1912)提議成立的。參與成立大會上的是72名由各個地方來的代表。他們大都是西方教育出來的律師、教員、或新聞工作人員。他們是支持大英帝國的,而也常做施政上的建議。這個國大黨也將於日後的印度獨立運動上佔了領導的地位。

1857年的印度叛變是第一次對英國統治的大型叛變,有人稱它為印度的第一次獨立運動。但嚴格說來,獨立並不是主要訴求,而也缺乏現代民族主義的意識。1885年國大黨的成立雖然於初始沒提民族主義,但其聚合與啟蒙運動也將開啟一波又一波,日趨強大的要求自治與獨立運動。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