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美國行的省思之二 民主政治的三大危機 —–多數暴力,個人主義,國家暴政

美國社會的平等在當時的歐洲是前所未見的。托克維爾與柏馬特還是難以想像他們當時能到白宮造訪傑克遜總統,而傑克遜總統也親身招待他們。托克維爾也指出那時的白宮還不是很正式。當亞當担任總統時,在與訪客的會談中還被一名齒科醫生的到來而臨時中斷。等這名齒科醫生拔完亞當總統的牙齒後,會談才繼續下去。

在當時那麼個平等社會(至少對白人男人而言)中,大部分人卻都是文盲而目不識丁,沒有什麼教育可言。托克維爾也發現陪審制度常常變成一般平民接受公民教育的機會。雖然大部分人都是文盲,沒什麼教育可言,但人人平等的觀念卻是根深蒂固的。在那種文化背景下,托克維爾覺得美國的一般人都認為他們的意見很重要。他也看出相當多的民選官員水準奇差(James Wood: Tocqueville in America, 5/17/2010)。這種社會與歐洲有貴族傳統,及尊重學者專家的精神相當不同。也與英國傳統上尊重並容許怪異人物(eccentric)的文化相當不同。在美國,民主政治表現出了多數統治可能出現的問題。在書中,托克維爾引用了一個於1812年發生在巴爾的摩(Baltimore)的慘案為例,來說明他所要闡述的想法。

在英國與美國的1812年戰爭(War of 1812)期間,一家巴爾的摩報紙刊登反戰的言論。膽敢在戰爭期間刊登反戰的言論,引起暴民的包圍這家報紙。但民兵拒絕保護編輯人員。結果,編輯人員被帶到監獄以做為保護。但該晚,暴民衝進監獄中打死一名編輯,讓其餘的編輯與記者瀕臨死亡而讓其自生自滅。當暴民領袖最後被起訴後,陪審員拒絕將他們定罪。托克維爾指出這是美國民主政治的最大挑戰。而他也首次引進了「多數暴力」(Tyranny of the majority)這個觀念(Adam Cohen: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n and Now, a Struggle Against Majority Tyranny, 1/23/2006, The New York Times)。

也因大家都以為他的意見特別重要,但沒考慮到他們自身的教育與認識水平,托克維爾在一個程度上也相當輕視美國民選官員的水準。因為許多民選官員表現得相當無知與沒水準。但托克維爾並不是反對歐洲的走向民主之路的,他要的是要歐洲人好好準備歐洲的未來,取長補短的善用民主的推動與到來。這是與托克維爾一直有通信的英國政治經濟學者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對托克維爾「多數暴力」現象的解讀。密爾也感謝托克維爾讓他更了解到,在一個多數統治的政府中,一些怪異見解的知識分子(idiosyncratic intellectuals)存在的重要。沒有怪異見解的知識分子的存在,或受到尊重的文化背景,多少也使托克維爾相信那是美國民選官員水準低落的原因。他也認為在美國,最優秀的人不會走入政治界,而多少會向學術界或其他行業發展。這是因為在「多數暴力」的壓力下,少數常常沒受到保護與尊重的緣故。

除了多數暴力外,托克維爾認為其他兩項可能會危害到民主制度的是個人主義與國家暴政(despotism state)(Alexis de Tocqueville’s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philosophy.com)。

對托克維爾來說,傳統的歐洲社會是建立在貴族制度上的。貴族制度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社會結構並維持了社會的穩定。一個貴族與領域內的人民是個地主與佃農的關係,有主從關係,但也有互相的義務與職責。不同層級的貴族也層層疊架而建構了整個社會的架構,而維持了社會的秩序與穩定。但在沒有貴族制度的美國,傳統的社會結構消失了,而個人也走向孤立,變成時而無助的情況。在這種個人主義的背景下,個人的聯繫與脈絡轉向有限的小團體與組織,失去對大局的了解與關注。這種孤立將會影響到民主制度的存活,因為民主政治所依賴的是人們對權力運作機制的參與。個人主義因民主制度產生,但孤立的個人若不參與政治,則將會危害到民主制度的存在。而國家暴政也常在這個背景下產生。這是因為在個人主義下,社會也相當平等,而人們也常頗自滿於這種成就。在這種社會中,國家權力的擴張可能會受到忽略,而使應有的制衡失去其功效。

但托克維爾對他所觀察到的民主政治的三個危機也並非完全悲觀的。他對英美的司法體系寄予極大的期望。他認為法庭有能力矯正民主制度的偏差。另外,他也注意到了美國社會的各層級都充滿了自治的精神,也都自發性的成立了各種自主、自願的團體。每個小城都充滿了形形色色的政府機構與委員會來處理地方事務。這些托克維爾所稱的組合(association),尤其是政治組合(political association),他認為對維持民主政治相當的重要。有關宗教、商業、與法律的民間組合(civil association)固然也重要,因為他們也要建基在民主政治的運作原則上,但政治組合對修正民主政治的可能偏差才是主要的。在當年,有許多歐洲的分析家認為美國這個民主實驗很快就會步入混亂的局面。相信民主是未來的托克維爾固有他對民主政治的擔憂,但他的觀察分析與對未來是民主的信心,在將近兩百年後的今天,證明他是對的。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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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維爾美國行的省思之一 19世紀初年的美國民主政治 —–《美國的民主》至今仍有其切實性

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美國與歐洲都處於一個急速變化的轉型期中,尤其是美國的獨立戰爭(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或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 4/19/1775-9/3/1783)與法國革命(5/5/1789-11/9/1799)表現的特別顯著。兩者都有其歷史上的意義。接著而來的拿破崙所發動的一系列的戰爭(5/18/1803-11/20/1815)也引起英國與美國1812年的戰爭(War of 1812,6/18/1812-2/18/1815)。這都顯現了美國與歐洲事務的互動與關聯。美國的獨立建國及民主共和的建立引起許多歐洲知識分子的好奇,因為這是當年在歐洲君主政治下的一個嶄新的社會政治實驗。而確實也有一些智識份子到美國考察並為文著書。這其中最有名,而也可能影響最深遠的是一名法國貴族裔的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7/29/1805-4/16/1859)。

托克維爾生於拿破崙自己封冕為皇(12/2/1804)的第二年。他的父母於法國革命中的恐怖統治時期(Reign of Terror,1789年7月到1794年7月)曾經入牢過,而兩人也都差點被送上斷頭台。托克維爾母親的家屬是有一些人被送上了斷頭台。可以想像的是他的父母同許多法國貴族一樣,都認為法國革命是個偶然(accident),也是個錯誤(mistake)。是偶然,因為如果法國貴族政府能善於處理政治,則革命不應該會發生。是個錯誤,因為民主打掉了他們所認為珍貴的事務(De Tocqueville and the French exception. The Economist, 8/9/2018)。但托克維爾有與他父母不同的想法。托克維爾認為民主是一個趨勢,代表了未來。

對政治有興趣的托克維爾有良好的身世教養,也有良好的教育,又是貴族裔而有父母的身家關係,本應是政治前途大好。但在那個動亂的年代,貴族身世固有其優點,但也時而有危險。深信自由與民主的他在一次政治生涯的危機中,感覺到前途可能受挫。於是藉著那個機會向政府申請到美國考察獄政,結果獲准了。1831年4月,托克維爾與他的終身好友柏馬特(Gustave de Beaumont)出發到美國做考察。名義上是考察獄政,但他們兩人的興趣都在於觀察、了解、與分析美國這個新獨立國家的自由民主體制。在1831/1832年的九個月中,他們兩人由東岸到密西根,向南到紐奧爾良。他們搭乘汽船,馬車,也騎馬,也划獨木舟。他們參觀了各級政府,拜訪了200人。包括當時的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son),也拜訪了前總統亞當(John Quincy Adams)與最高法院的法官(Joseph Story)。在訪談中,托克維爾的紀錄多達14本冊子。

1832年,托克維爾與柏馬特回到法國。他們很快就出版了獄政考察的報告書(O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rance),主要由柏馬特操刀。托克維爾則積極的從事他對美國民主制度所了解的分析著作。1835年他出版了《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的首冊。這本書於幾年內就被翻譯成英文、比利時文、德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丹麥文、及瑞典文。也為托克維爾帶來了一筆小財富。1840年他出版了《美國的民主》第二冊。這本書的全集也備受好評。很快的就在美國被看成是一本經典著作。帶有社會學、政治學、及歷史眼光的他所寫的這本書,也成為目前的學者想要了解19世紀的美國民主政治的最佳著作。

托克維爾記敍了一些生活小節上的觀察。如美國人很早就吃早餐,餐點卻相當的落後而很少有葡萄酒。生蠔的吃法也與法國不同。而女人則於婚後失去她們的自主獨立而重貞節。本身雖也有宗教信仰而也重視他的天主教信仰,但他對美國人的相當虔誠與重視宗教感到訝異。托克維爾對宗教的態度多少與伏爾泰所說的,宗教不一定代表真理,但宗教是一個「有用的信仰」(croyance utile, useful belief)。也就是說,宗教有它良好的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但未必代表真理。

但托克維爾最主要的觀察是美國的民主制度與運作。民主的兩個主要成分是自由與平等。他見證了美國報業與出版的自由尤甚於法國。他也看到美國人相當的平等對待。見面以握手寒暄開始,而幫傭的人也有如鄰居到你家幫忙一般,沒有明顯的主僕關係。這對於貴族出身的他之習慣於歐洲的繁文縟節自有其新鮮味。但他也看到了這種平等只限於白人男人,而不包括女人,黑人,與印地安人。他不了解雖然基督教文明早已廢除了奴隸制度,但為什麼在自由民主而又重視基督教信仰的美國,卻採用了奴隸制度。在賓州,他也看到了自由黑人被威脅不得參與投票。但他也對黑人與白人能否同化頗有疑問。在田納西州的孟菲斯(Memphis),他們看到了一名聯邦官員「依法」(Indian Removal Act of 1830)帶領一群印地安人(Choctaw Indians)由林中走出來。這群印地安人「同意」被「驅逐出境」到那時被界定的「印地安領域」(Indian Territory,目前的奧克拉荷馬州)。當印地安人登上船而船隻開始離去後,知道不能跟隨而被拋棄的狗兒們紛紛跳入冰冷的水中,游向船隻,要跟隨他們的主人。那一幕對他們相當震撼。

除了上述平等的一些問題外,托克維爾也看到美國民主政治的一些問題。民主政治在實行上也非那麼良善完美而是個萬靈丹的。在書中,托克維爾也對美國的民主政治做了深度的分析探討。

李堅

從中法、甲午、乙未、到日俄戰爭 —–由乃木希典與東鄉平八郎談起

十幾年前與家母到日本拜訪親友,並遊覽一些名勝及古蹟時,有兩處與台灣有關而令我印象頗深的是:長野的善光寺內的石碑與奈良的奈良旅館(奈良ホテル,Nara Hotel)內的一棵松樹。

善光寺是長野的名刹,是一間創建於644年的古刹,佔地也不小。在其後院中我看到了這麼一個紀念碑:「日清戰爭戰歿者供養塔」,是明治35年(1902年)9月所設立的。悼念21,424名戰死或病歿的日本兵,及死於台灣而死因一直沒公開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但在後院中我也看到了這麼一個令我不爽的紀念碑:「為征清討臺忠死者菩提」。不爽的兩個字是「討臺」,但後來在稍微了解一下歷史後,便不再那麼的不爽。

到奈良時我們住在奈良旅館。奈良旅館建於1909年,是一間和洋式的旅館。許多世界名流與要人都曾在此住過。有一面牆壁上擺滿了1959年時明仁太子(目前的明仁天皇)與正田美智子在該旅館的結婚照。在後院,我們看到了一株已長的相當高聳的松樹。旁邊立個牌子寫著「乃木將軍お手植の松」。是明治44年(1911年)10月,乃木希典住在該旅館時所親手種植的。乃木希典參與過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7/25/1894-4/17/1895。日本稱為日清戰爭)及攻台的乙未戰爭(5/29/1895-11/26/1895),再加十年後的日俄戰爭(2/8/1904-9/5/1905),使他成為日本的全國英雄。而說來他與台灣也頗有關聯。

乃木希典

乃木希典(12/25/1849-9/13/1912)是大日本帝國的陸軍大將。在甲午戰爭中的旅順攻堅戰及日俄戰爭中的旅順會戰戰勝而成名。甲午戰爭中,日軍已攻佔了澎湖,取得台灣海峽的主控權。在接下來的乙未戰爭(台灣平定作戰)中,配合日軍的登陸澳底南下,乃木希典率領第二師團由枋寮登陸揮軍北上,會師台南。在清廷高官及「勇將」紛紛逃離台灣之際,台南士紳於1895年10月20日派英國牧師巴克禮(Thomas Barclay)與宋忠堅(Duncan Ferguson,維基。一說是宋雅各牧師James Fergusson。Gerrit van der Wees, Taipei Times, 06/04/2018)到城外乃木希典的紮營地求和。台南的投降也大致為乙未戰爭劃下了句點。

日本開始治理台灣後,乃木希典擔任第三任的台灣總督(10/14/1896-2/26/1998)。乃木希典治理台灣並不顺利。他後來建議日本政府將台灣賣給法國,甚至是回賣給清朝。這也是所謂的「台灣賣却論」。1898年,伊藤博文重新成為日本首相。在他主持的軍政要員會議上,乃木希典重新提及變賣台灣的主張。雖然許多要員都同意乃木的主張,但參謀長兒玉源太郎反對。兒玉覺得台灣的地理位置重要,而且甲午戰爭中日本死了那麼多軍人,就此放棄未免不划算。兒玉認為台灣並非難以治理,而是官員無能。若政府找不到人,他願意前往台灣當台灣的總督。伊藤博文因而任命兒玉源太郎為台灣的第四任總督。兒玉任用了後藤新平,也從此奠定了統治台灣的基礎。

乃木希典之成為日本的英雄人物,除了甲午戰爭與日後的日俄戰爭外,也源於他的忠貞。乃木希典是屬於日本舊社會中嚴守忠貞不二,具有武士道精神的人。在西南戰爭中(1/29/1877-9/24/1877。源於失去社會地位的仕族[武士]的叛變,由西鄉隆盛領頭),他因失掉將旗自責而求自殺被阻。後來的日俄戰爭中他失去了兩個兒子。最後在明治天皇去世後的出殯當天,他與太太乃木靜子雙雙殉死。乃木希典的一門忠烈因而頗為人流傳。

乃木希典的忠貞是無庸置疑的,但他是否能被奉為軍神或武聖則是很有疑問的。司馬遼太郎的《坂の上の雲》及谷壽夫(12/22/1882-4/26/1947。被國民黨以乙級戰犯處死。 筆者不敢確定是否為同一人)的《機密日露戰史》都對乃木希典的能力有所指責。日俄戰爭中,在東北作戰的日軍死傷慘重。説是勝利,也是個代價慘痛的勝利(pyrrhic victory)。司馬遼太郎尤其指責乃木希典在旅順攻圍戰(旅順會戰,Siege of Port Arthur)中的錯誤與無能,因而使得日軍傷亡慘重,包括他的兩個兒子。

漢詩,纏足與放足

也許不是一名良將,但乃木希典是一名很會寫漢詩的人。在日俄戰爭中他留下了三首頗為人傳頌的詩。

在1904年的南山之役中(南山の戰,今日的大連金州區),他喪失了他的大兒子。他寫下了「金州城外の作」:

山川草木轉荒涼,十里風腥新戰場;征馬不前人不語,金州城外立斜陽。

在旅順會戰的攻打二零三高地中(1904-1905),乃木喪失了他的二兒子。他寫下了「爾靈山」(取二零三的諧音):

爾靈山險豈難攀,男子功名期克艱;鐵血覆山山形改,萬人齊仰爾靈山。

日俄戰爭勝利後,他寫下了「凱旋」:

皇師百萬征強虜,野戰攻城屍作山;愧我何顏會父老,凱歌今日幾人還。

乃木希典可能是個能力不是很好,而只會遵守古訓言教與寫漢詩的「愚將」,但他的一門忠烈卻也是可歌可泣的。而他的母親乃木壽子之堅持陪他到台灣,卻也為當時台灣女性的纏足與日本政府推動的放足議題留下了這麼一個故事。

台灣當年是個瘴癘之地。許多外人,包括當年大部分死亡的侵台日本軍人,大都死於疾病。猶如當年英國殖民印度時,許多不適應熱帶氣候的英國人都死於印度一般。也由於這種危險性,早年赴台就任的日本官員都將家小留在日本而單身赴台。但乃木希典上任第三任總督後是全家大小及母親乃木壽子皆赴台。據聞,明治天皇不放心年老的乃木壽子赴台,請皇后勸乃木壽子不要隨行去台灣。但壽子希望能改變台灣婦女纏足的習俗而做表率,堅持赴台。壽子到台灣兩個月後即因病去世(傳聞是瘧疾)(台灣寫真會:《台灣寫真帖》)。死後依其遺願葬於台灣。乃木壽子是日治時期葬於台灣的兩個大咖之一。另一個大咖是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9/1/1864-10/26/1919)。明石雖然死於故鄉福岡,但家屬依其遺願:「願余死後能成為護國之魂,亦或鎮護吾台民」,而將明石葬於台灣。

東鄉平八郎

乃木希典的評價不一,但另一個在二次大戰前的日本被視為為軍神/武聖的東鄉平八郎,則是各方都公認的一個英雄人物。

過去也許聽過或讀過東鄉平八郎的事蹟,但印象不深。兩年前,有個在健身房認識的一位約70多歲的烏克蘭朋友,邀我到我們小城的敬老午餐進食。那時他的一位俄國朋友,可能看到因為我是在場唯一的東方人,便衝著我的面子說Togo!Togo!。我問這位約80來歲的俄國人誰是Togo。他說東鄉(Togo)是日俄戰爭中的日本海軍元帥。日俄戰爭後他的外交官伯伯( 也可能是叔叔或舅舅)代表沙俄與東鄉談判釋放俄俘的事宜。他的伯伯說,東鄉是一位很優秀,很有能力的將領。

如果敵人都說東鄉很優秀,我想這個人一定很優秀。也不只沙俄時代的外交官如此看他。二次大戰的太平洋戰役中,美國的海軍上將尼密茲(Chester W. Nimitz, 2/24/1885-2/20/1966)也是個崇拜東鄉的人。1958年,尼密茲幫忙募款整修停留在橫須賀市,日俄戰爭中東鄉平八郎所搭乘的旗艦—三笠。為了回報這個恩情,日本匠工也在德州的「國家太平洋戰爭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Pacific War。原本稱為The Nimitz Museum。位在尼米茲將軍的故鄉,德州的Fredericksburg)建立了日本和平庭園(Japanese Garden of Peace)。當年在東鄉死後的葬禮(1934年5月30日去世),不但是國葬,而且是個國際葬。英國、美國、荷蘭、法國、義大利、與中(華民)國的海軍都派代表與船艦在東京灣遊行以致敬。

東鄉平八郎(1/27/1848-5/30/1934)與明治維新時期的知名人物,如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都是薩摩藩鹿兒島市誕生的人物。當薩摩藩於1866年建立海軍時,時年17歲的他就參軍了。他參與了與德川幕府對抗的戊辰戰爭(1/27/1868-6/27/1869)。1870年,他進入了於1868年方成立的大日本帝國海軍。從1871年到1878年的七年間,他與一些海軍軍官學生被日本政府派到英國學習。除了英文、歷史、數學、與工程外,他也參與海事訓練而航行大半個地球到澳洲。不滿一些分不清東方人的英國同學稱他為「強尼中國佬」(Johnny Chinaman),他也常向鄙稱他的人單挑拳戰。

回國後的東鄉後來參與了中日甲午戰爭,也參與了八國聯軍。1903年,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任命東鄉為聯合艦隊的總指揮。這一任用令許多人,包括明治天皇,都頗吃一驚。一年後爆發的日俄戰爭證明了山本用人的正確。日俄戰爭也奠定了東鄉的國際地位。

1904年2月8日,在東鄉的領軍下突襲了駐在旅順口的沙俄戰艦,揭開了日俄戰爭的序幕。接著是旅順口海戰與旅順攻圍戰(陸戰),及一系列慘重的對抗。沙俄由於太平洋艦隊的受損及旅順口的被封鎖,決定派出波羅的海艦隊到遠東與日本帝國海軍作戰。沙俄的波羅的海艦隊在航行了33,000公里,於將近8 個月後抵達遠東。1905年5月,沙俄的波羅的海艦隊與東鄉的艦隊在對馬海峽對打了起來(Battle of Tsushima,日本海海戰)。東鄉採用了前所未有的戰術(Crossing the enemy’s T),直接切入俄艦的行進隊伍。日軍以機動及戰術摧毁了三分之二的俄艦(一說是摧毁了共35艘俄艦中的33艘)。這一決定性的海戰勝利摧毁了沙俄的波羅的海艦隊,也大扺決定了日俄戰爭的勝負。東鄉的這一招新戰術後來也都被法國與英國學上了。

東方的聶爾遜

東鄉在對馬海峽的那一場決定性勝利震驚了西方列強。他們不得不承認一個新的東方強權的產生,也了解到從此與日本必須以平等的方式對待。那時的西方媒體也開始稱東鄉為「東方的聶爾遜」(Nelson of the East)。

聶爾遜(Horatio Nelson, 9/29/1758-10/21/1805)是十八世紀末年英國相當出色的一名海軍將領。他對戰略有很尖銳的把握,不太按牌理出牌,也很會領導並激勵屬下。在拿破崙戰爭的那一段時日,在他的領導下,由1794年到1805年那段期間,他將英國的皇家海軍帶向一場又一場的勝利。尤其是1805年10月20日在西班牙南方海岸的萃樺格角(Cape Trafalgar)那一戰,英國海軍大敗西班牙與法國的聯合艦隊,奠立了英國在歐洲的絕對海權優勢。目前倫敦的萃樺格廣場(Trafalgar Square)中間立有一根巨大的聶爾遜柱子,柱子頂端是聶爾遜的雕像。聶爾遜在英國海軍歷史上的地位是無庸置疑的。

由於東鄉在日俄戰爭中的成名,1906年,他受到了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King Edward VII)所授與的勳章(British Order of Merit)。也在1906年,英國的一名貴族軍官(Sir George Sydenham Clarke)說:日本海海戰是萃樺格海戰以來最偉大,也最重要的一場海戰。許多年後,一名英國/美國的歷史學者(Edmund Morris,老羅斯福與雷根總統傳記的作者)也同意這個看法。

不知是否因為外人稱他為東方的聶爾遜的原因,一向用英文寫日記的東鄉也在他的日記裡寫道:他深信他是聶爾遜的轉世(Garson, R.W. : Three Great Admirals – One Common Spirit? The Naval Review, Jan. 1999)。

東鄉固然有他的天份,但他卻也是長年以來都認真讀書並到處學習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

孤拔,東鄉,羅逖,台灣

英雄惜英雄,英雄也學英雄。中法戰爭中(1884年8月-1885年4月),法國海軍由越南、福州、鎮海,打到澎湖,封鎖台灣,也佔據基隆與淡水。領導法國海軍的是法國最有名的海軍將領孤拔(Amédée Courbet, 6/26/1827-6/11/1885)。領導法軍攻占基隆的是後來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法國參謀總長的喬佛理(Joseph Joffre,1/12/1852-1/3/1931)。

這麼一場大戲自然是學習的大好機會。東鄉於中法戰爭中,乘著英國為日本新造的天城號到現場觀摩。東鄉緊隨著孤拔的艦隊觀察其作戰方式。當法軍登陸基隆時,他也觀察學習了法軍的陸戰方式。

法國雖然於中法戰爭中得勝,但孤拔卻因霍亂死於澎湖馬公。孤拔死後屍體經過兩個月的時間運回法國以舉行隆重的國葬。目前在孤拔的家鄉(Abbeville)的市中心廣場立有孤拔的紀念雕像(Place de l’Amiral Courbet)。

當年法國與日本最有名的兩名海軍將領之會結緣於台灣,說來也並非那麼的偶然。台灣到底是位處於世界地理與海洋上一個相當優越的不動產位置(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這是美國不動產業者的口頭禪)。但那時在台灣附近的不只是法國的海軍名將孤拔,與未來的法國陸軍大將喬佛里,日本未來的海軍大將東鄉,還有當時服役於海軍而在孤拔摩下的羅逖(Pierre Loti,原名Louis Marie-Julien Viaud, 1/24/1850-6/10/1923)。 羅逖是法國相當有名而多產的作家。他最為人知的作品是《冰島漁夫》(Pêcheur d’Islande)。著作頗豐的羅逖因服役海軍而隨著環繞南太平洋、東南亞、與東亞,也因地取材寫了不少小說。他的《菊花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據傳是後來蝴蝶夫人故事的源由。可惜的是羅逖與台灣只是那麼個萍水相逢,沒有留下有關台灣的小說。

Carpe diem

兩年前聽那個俄國外交官的甥子說他伯父與東鄉交涉釋俘一事之後,本沒放在心頭。而我再也沒有回去吃我們城裡的那個敬老午餐了。一來,口味不是很對;二來,我發現大部分的人都已八、九十歲以上,我實在還不夠「資格」。最近東鄉與乃木突然在我的腦海中發酵起來。覺得有必要澄清一些歷史事實。至少要知道那個俄國人及他伯父的名字,他伯父的官階,及交涉過程等等。但最近再回到那個敬老中心後,聽到辦事員說我那個烏克蘭朋友(Vladimir)已過世了,而那個俄國人在一次車禍後也沒再來,下落不明。錯就錯在我當初沒問好詳情。這使我想起了一句拉丁諺語:Carpe diem。

Carpe diem的英文常翻成seize the day。中文大可翻成:把握現在,活在當下,甚至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兩年前遇到那個俄國人時我沒有及時把握當下,才有今天的缺失。可以說的是,許多歷史事實若我們沒有及時把握,則將會流失於世。

我們了解當初葬於台灣的日本兩大咖:乃木壽子與明石元二郎,他(她)們原本葬於三板橋/三橋町的日人墓園區域。位於今天的林森北路與南京東路一段交接一帶。1949年後,大量中國難民來台,在日本墓園蓋起違章建築定居了下來。與「日本鬼子」共存也爭地。一直到1997年陳水扁市長任內才拆除違章建築,開築成林森公園與康樂公園。公園中現存的兩個鳥居便是當初為這兩個大咖而立的。1960年,乃木家族的遺骨遺髪被遷葬至北投的中和禪寺。後來再遷回東京的青山靈園乃木家墓。明石的遺骨則被遷葬至三芝的福音山基督教墓園(蔡錦堂:從三板橋日人墓園到林森康樂公園)。

甲午戰爭後及接下來的乙未戰爭也有許多歷史的疑點與待驗證的地方。

許多台灣人將乙未戰爭解釋成為,是台灣人民反抗入侵台灣的日本帝國。這種看法大致沒錯。但有一個問題需要回答的是:同樣是交接,為什麼1945年日本帝國能平和有序的交出台灣給來接收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但1895年時為什麼清廷不但不能和平有序的交出台灣給日本帝國,反而搞成一團糟而造成許多人的死傷。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1895年前的清朝從來就沒有有效地治理過台灣。當台灣被清廷永久割讓給日本時,清朝在台官員演出了中國人一向擅長的戲碼:立誓「奮戰到底」而建立了台灣民主國。可是不但國號叫永清,而官員於後來也是逃之夭夭。他們回「祖國」後也沒被依叛亂罪起訴,反而於後來成為「民族英雄」。在台灣留下的是一片爛攤子。

當1895年5月29日,日軍登陸澳底後,兩天後的台北城內已發生原是直隷游匪的淮軍李文魁的作亂,外加粵勇的叛變。在這種情形下,台北士紳白其祥、李春生、李秉鈞、吳文秀、吳聯元等在6月6日共推辜顯榮,洋行的英商多莫孫(Thomson),德商澳利(Ohly)及美國記者大衛森(James W. Davidson,後來的美國領事,著有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1903出版)共赴基隆迎日軍進台北城維持秩序。(陳漢光:台灣抗日史。陳俊宏,禮密臣:戲說台灣民主國)。在迎日軍入台北城的這一幕中,為何只有辜顯榮被指為台奸而推他出來的人無事?是否因為他是赴基隆迎日軍的唯一本地人(其餘皆為外商及外國人)?或是在乙未戰爭中的其他作為?或是因為他後來得日本之寵而飛黃騰達?辜顯榮固然高瞻遠矚、果斷沉著,而且善於在亂局中把握時機(吳文星:辜顯榮與鹿港辜家之崛起。國史研究通訊,11/16/2011),而他看來在一個程度上也是個奸商與買辦。但他是否能被定義為台奸?這是台灣的歷史學者應予以交代的。台南士紳推出兩個英國牧師迎日本軍入城顯然沒事。若其中有一個是本地人的話,是否會出現一個「辜顯榮第二」?

歷史是活的,歷史不是歷死。歷史都在你我身邊,而我們應多加以蒐集並考察驗證。只有在獨裁集權國家才會扭曲歷史以符合統治者的史觀。台灣的歷史在過去蒙受埋沒與曲解,得靠我們去挖掘、探討、分析、與辯證。但許多我們的歷史也都在我們的無知與忽略下走上消失之路。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是不可能存在的。建構台灣的歷史也是建構台灣民族。這是要靠大家一步一步的堆積起來的。Carpe diem!!!

李堅

人類的遷徙與移動之八 客觀有所需要但主觀難以接納 —–移民及難民應是先進國家的未來

人類的移動固然自古就有,但在過去沒有邊界管制的年代,談不上有什麼移民與難民 。大量移民的產生是發現新大陸之後的事。而真正有難民問題的大量產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戰更製造出了大量難民。台灣大量難民的湧入並非直接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是源於國共內戰後國民黨戰敗的結果。

可能源於當年以國民黨為主體的中華民國,本身就是個非法移民及難民的團體,在台灣,移民的概念在過去並沒有正式化。台灣在過去只有所謂的出入境管理。直到2007年才開始出現有移民的字樣,由「入出境管理處」改名為「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2015年1月2日再度正名為「內政部移民署」。

二次大戰後遣回約38萬名日本人,及1949年前後湧進的約兩百萬難民,說來都是近代台灣的特例。但在台灣史上人口的移動是持續不斷的。從早期荷蘭人的到來,及其引進漢人做墾殖。鄭氏來台後漢人移民的增加,及後來日本人的到來,都一再的由外引進移民。國民黨的來台固然是最大宗的「移入」。而在進入60年代後,也因為工業化而使鄉間人口開始往都市及工業區集中。在同時,台灣也有大批大學畢業生往國外留學,而造成人才外流/留的現象。進入90年代後台灣開始引進大量的外勞,而同時也有許多台商移往中國、東南亞、及世界各國。有人口移動自然會有婚姻的結合。在東亞國家中,台灣外籍配偶的比例與南韓(2008年時11%)及日本(2006時6.1%, 2008時5.1%)不相上下。在2017年,台灣的外籍配偶(不包括港澳僑生)已超過53萬人。 以2009年的資料來看,在40.1萬外籍配偶中,中國人占65.4%,越南人其次,占20.5%,印尼人占6.5%。而在外勞人數方面,到2017年11月底已達67.4萬人。可以想見的是,也將會有不少外勞會定居台灣。

1949年後的台灣是湧進了一大堆的移民/難民/流亡政府,在九十年代後也引進不少的外勞與外配。那麼,台灣到底是不是一個移民社會。

不少台灣人喜歡說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這個說法固然有其歷史的事實,但更確切的說應該是一個移民後代的社會。除了外勞(還不能説是移民),外配,逐漸增加的港澳移民,及少數的外籍人士外,台灣基本上是一個相當同質的社會。大部分都由漢人社會來,而還談不上是一個具有全球面向的多元化社會。即使在2016年首遭以新住民身分當選立法委員(國民黨不分區)的林麗蟬來看,她本身是柬埔寨華人。為什麼說台灣社會相當同質,我們可以用一個國家中在外國出生人口的比例來看。

在歐美國家中,在外國出生的人口比率都由過去的個位數跳升至當今的的十位數。以 2015年的資料來看,在外國出生的人口比率在瑞典是16.5%,德國是15%,美國是14.5%。歐美的國外出生人口組成在過去十年來有相當大的變化,這也是為什麼在歐美國家中開始出現了反移民的本土浪潮(Nativism,或Populism),因為外國出生人口的比率增加的速度相當的快。相對之下,台灣的新住民若以外配(40.1萬),外勞(目前近70萬)及已在學校的學童來看(2015年時是 21萬),比率約為總人口的5.7%。而且台灣的新住民大多由東南亞與中國來,在種族與文化的衝擊上沒有歐美國家的移民/難民問題來得那麼嚴重。

不同文化與族群在初碰面及交往後,摩擦與衝突是難以避免的。但你若以客觀的數據來看,歐美及東亞的先進國家是應該歡迎移民與難民才對的,因為會對自己有益。歐美及東亞的先進國家(日本、台灣與南韓)都面臨低出生率、人口萎縮、及老化的問題。這些國家的人口成長都不是停滯就是倒退。有緩慢增加的大都源於移民與難民。以美國中情局的資料來看(CIA: The World Factbook),全球的中間年齡是30.4歲。但在這些先進國家中,中間年齡都已超過40歲。德國47.1歲,日本47.3歲,城邦的摩納哥53.1歲,瑞典41.2歲,瑞士42.4歲,南韓41.8歲,台灣40.7歲,新加坡則只有34.6歲。但觀看開發中國家都在二、三十歲左右,有些還只有10幾歲。中國37.4歲,越南30.5歲,印度27.9歲,阿富汗18.8歲,烏干達更只有15.8歲。你若將全球看成是六、七十年代時的台灣,那時鄉間的年輕人口流向大都會及工業區的現象,則目前及過去全球人口流動的現象便很自然,而也容易了解。

就客觀事實而言,先進國家都應該歡迎移民與難民。因為少子化,人口老化,稅收的減少,經濟的停滯及可能倒退,都是應該歡迎移民及難民的理由。台灣在過去曾大量前往四處留學及移民,也受到了當時先進國家的開胸歡迎,更多此應該歡迎移民及難民的理由。但人從來就不是一個理性的動物,而更可怕的是,人是部落性很強而自私自利的動物。一時間大量移民與難民的湧入是會造成社會的難以調適。減少問題的方法在於有計劃的安排移民的數量與速度。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有計劃,按部就班的移民與難民政策。另一方面,文化與宗教固然都意欲為人類社會帶來文明與慈悲,但文化與宗教卻也常成為排斥異己的工具。若我們拋開文化與宗教的異而求取人類社會的共同性,則人文主義(Humanism)也許是最大的公約數。 (系列完)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