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的開始與史達林 ——–掌權者與全民的對立關係

在二次大戰期間,為了對抗歐洲的納粹德國與亞洲的日本帝國,美國及大英帝國與蘇聯結盟合作,共同對抗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美國誠然於當時早已是一個反共的國度,而當時的大英帝國保守黨總理邱吉爾本身也很反共。但在共同的敵人與目標一致下,三國在三個主要會談及德國戰敗後的一個會議後(德黑蘭會議,開羅會議,雅爾達會議,波茨坦會議),倒也都合作無間。但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蘇的關係漸趨緊張而最終進入冷戰階段(1947-1991),直到蘇聯的垮台。

那麼,冷戰是如何開始的?為什麼會有冷戰?這也是歷史學家一直在探討的議題。一般分析冷戰產生的原因大約可分成四個學派(Hal Brands, Charles Edel: The Real Origins of the U.S. –China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06/02/2019 )。

第一派的人將冷戰的原因歸咎於蘇聯。理由在於俄國的擴張傳統與她的企圖掌控歐亞,外加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史達林的病態多疑與偏執。第二派的學者認為美國的擴張傳統,外加美國對外國強加自由經濟的模式,與堅持門戶開放的政策,才是導致冷戰的主因。在美國的擴張下,蘇聯於東歐的緩衝地帶受到挑戰,轉而反抗,所以才導致冷戰的產生。越戰結束後所產生的第三派的學者則認為,美蘇在戰後成為世界兩大超級強權。雙方在歷史、文化、與政治體系的巨大差別下,也難以避免的會走上競爭與對抗的道路。蘇聯倒台後,在那一陣子的蘇聯內部檔案曾短暫的公開下,有些學者也修正了原來的看法,而一個新的解釋也出現了,而這個新學說也成為目前的新正統(neo-orthodoxy)。根據這個新說法(第四派學說),冷戰產生的主要原因在蘇聯,特別是史達林本人。戰後,史達林的一切行事所為都基於(依優先次序):他本人掌權的安穩;他的政權的安穩;他的國家(蘇聯)的安穩;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說,他個人的重要性勝於一切,他的黨及國家其次,意識形態墊底。

史達林這種視自己為中心而他的掌權勝於一切的想法,也不是他的「專利」。與他約略同期的一些惡名昭彰的血腥獨裁者,如希特勒、佛朗哥、蔣介石、與毛澤東等,都如出一轍。他們都是心狠手辣的在剷除異己後奪取天下的。這種視天下異己為草芥而奪權的人,豈有在拿下政權後突然變成無私的聖人,或者只成為一個想法及道德觀與一般普通人類似的「凡夫俗子」的。

這些血腥的獨裁者固然都是在殺出一條血路後登上「層峯」的,但他們大都也經過一些選舉(希特勒透過大選上台,其他的透過本身政團內的選舉與領導人的産生辦法而出線),及合縱連橫的運作,與無惡不做的手法而登頂的。看起來是血腥毒辣,但也不能說完全(至少在獨裁者上台前)沒有制度可言。在這個意義上看起來,一個獨裁者的產生與一個民主社會的領導者的產生,其差別只在於政治體制的不同,社會文化的演化水平差距,及道德取向的差異。一個民主體制下的政治領導者,他/她受限於領導者產生的體制所限制,民主社會的文化習俗的調教,與社會道德的規範,較不可能有如一個獨裁者我行我素般的行事風格。但那並不代表一個民主體制內的領導者,對本身權力欲加以維護的基本原則會大異於獨裁者。也就是說,即使在一個民主體制內,掌權的領導者的權位之穩定與否,也常常是掌權者所考慮的第一順位的。

人都是有私心的,而人也大都以自我為中心去做一切思考與盤算。這是人類的基本運作模式。而當一個人成為一個掌權者時,權力的掌握常會使那人更加強那種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盤算。當然不能說所有的掌權者都同屬一個層級的自我中心主義者,而常常是隨著國家的大小,文化傳統,與民主自由的成熟度而有異的。但即使在立國之初對權力的分配與制衡問題考慮的相當周全的美國,約定成俗的傳統也是會出問題的。首任總統華盛頓只當兩任總統而定下往後的總統只當兩任的傳統。但這個傳統於1940年羅斯福的選上第三任(及後來1944年的選上第四任)後被打破了。美國國會因而於1947年3月24日通過憲法第22條修正案,而於1951年2月27日達到三分之二州的同意而定案,限定總統的兩任任期。羅斯福被公認是一個偉大的總統,但他看來是要繼續「偉大」下去,其他次等總統與次等民主國家的掌權者之私心則更不用說了。

一再說慈悲是他的宗教的達賴喇嘛,強調他只是七十億(全球人口)分之一。他也要大家都做我們只是七十億分之一的思維,如此較能夠有體貼別人及發揮慈悲的動機與「理由」。但達賴喇嘛到底是個修行人,他要大家共同走在這條修行道路上,來共同改善這個世界以達到和諧共處。不幸的是,許多奸商巨賈與掌權者的思考方式是與修行者的法則方向逆道而行的。他們的思考方式不是七十億分之一,而是一大於兩千三百萬(台灣),一大於十四億(中國),或尤有甚者的一大於七十億的。有哪一個參選人不說他(或她)最有能力,最具道德勇氣,而能夠解決社會中的一切問題的。我們知道當然大都事與願違。就一個實際的公民運作而言,選舉只在於選一個較不邪惡的候選人(lesser evil)。因為說起來,要參選的人都有其邪惡性(而就本性而言,人都有邪惡性),我們只是要一個較沒有那麼邪惡的人而已。這其實也是美國的選舉政治中常聽到的一個說法:不在於選賢與能,而只在於選出一個較不邪惡的候選人。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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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會運動中的世代差異 ——由同婚議題想起

六十年代的美國是一個社會動盪,百花齊鳴的時日:反戰、女權運動、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嘻皮、迷幻藥LSD、反主流文化的counter culture…等等大行其道。而在這一切天翻地覆的「過渡」時期中,有一句口號卻也特別引人注目:「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Don’t trust anyone over 30)。這一句口號之所以驚悚在於它突顯了,年輕世代對老一代的全盤否定。這句口號雖然突顯了六十年代美國的世代差異,但原意卻也並非完全如此。

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所爆發的「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爭取學生在校園的自治與政治活動。1964-1965)引起了全國的關注,媒體也都進入校園採訪。當時學運的領導人之一汪柏格(Jack Weinberg)因頗煩於一名記者的一再追問:誰是幕後的始作俑者。意味共產黨的介入與學生缺乏自主的能力。他於是向這名記者說:我們的運動成員中有一說法: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Don’t trust anyone over 30,  unless it’s Jack Weinberg. Berkeley Daily Planet, 4/6/2000)。原意只是要這名煩他的記者知趣離開,但在被媒體引用後卻一炮而紅的成為六十年代的名言。

六十年代的美國是一個代溝(generation gap)嚴重,而世代差異也頗受到討論的年代。經過美國的經濟大恐慌(Great Depression)及二次大戰的那一個年齡層的人,不了解戰後出生的嬰兒潮(Baby boomers)世代在反抗什麼,為什麼這麼不珍惜他們「打拼」所建立起來的社會。尢其是,美國基本上是一個相當以年輕世代為主的社會,年輕人的叛逆多少被視為當然,而也多少受到鼓勵。但對老一代的人而言,六十年代的年輕叛逆顯然是做過了頭。也因而在那時,代溝是一個熱門議題。

代溝的存在於表面上是反應了年齡的不同,但基本問題在於成長的環境不同,及因為社會文化的變遷而造成的不同影響。年紀大的人大多已定型而難以改變,年輕的則在成長中而不斷吸收外來世界變化的影響,也不時的接受同儕的影響而做調適。在一邊定型,一邊不斷轉型而成長的情況下,代溝自然會產生。在一個健康的社會中,這是一個新陳代謝而進步的力量。但在獨裁集權的社會裡,老人專政扼殺了新生力量的成長,也自然的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台灣由獨裁社會中走出來不過30年,說來也是一個世代了。但威權的遺留仍然存在於成長於那一個世代的人心中。雖然口說自由、民主、獨立,但在行事風格上可有遵守民主的原則,可有尊重別人的意見與自由。而在主張台灣獨立方面,內容又是如何?當年推動獨立,推動自由民主化的那一代,如今都已是30歲的兩倍以上的老人了。完全成長於自由民主體制下的30歲以下的人,能夠與這群世代在政治社會議題上共進嗎?獨立、自由、民主,是一個口號,還是應該要有內容。如果要有內容,那又是什麼內容。

如果只就一個自由民主體制的建構而言,代溝一般較不會存在。因為自由民主體制已是各民主國家所建立起來的共識。如三權分立,選舉的保證與中立,及言論自由,….等等。代溝之所以會存在於一個政治運作的體系中,一般不在於體制(硬體),而是在於內容(軟體)。一般而言,除了政治軟體內容的運作外,代溝也將存在於社會議題與文化的取向。

以同婚議題而言,它就突顯出了台灣的世代差異。同志的權益運動固然於台灣已進行了30多年,但腳步於蔡英文上台後加速了。台灣最後終於在2019年5月17日由立法院通過「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使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從2017年5月24日司法院公布「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文」,到兩年後立法通過的那段期間,兩邊展開了攻防戰。反對同婚的除了保守的基督教教會人士以外,也包括年紀較大而不分黨派的人士。支持同婚的則絕大部分都是年輕人。在立院於5月17日通過立法的那幾天的街頭抗爭,及圍集在立法院的群眾來看,基於現場報導與觀察的人士及外媒所傳出的許多張照片中,可以看出支持同婚的幾乎清一色都是年輕人。這些年輕人當然大都不是同志(以美國2017年的蓋洛普民調顯示, 4.5%的人自認為是同性戀或雙性戀者),但他們支持同性戀者的權利。這代表年輕世代社會價值的改變,而不是基於本身利益所推動的運動。

台灣的同婚議題所暴露出來的世代差異,給推行獨立運動的人一個警訊,也應該是個啟示。如果在社會議題與文化差距上不了解年輕世代的想法與取向,甚至是採取對抗的立場的話,則雙方便只有走上分道揚鑣之途,而多少會挫傷台灣民族的獨立之路。

說同婚議題是一個警訊是因為在未來,有許多社會與文化的議題將會一一的呈現,而雙方(老一代與年輕世代)可能會有很大的歧異。這包括廢死議題,經濟政策與財富分配,稅制的公平,空汚與環保,全球暖化,弱勢的保護,勞工權益…等等。這些議題是當權者與老台獨都應該加以了解分析並思考對策的。

在半個多世紀前說「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的那一年輕世代,若於當今或於後來不了解年輕世代的想法,也不願去了解而站在對立面的話,也不要怪會被稱為老頑固,或是被指控你已忘了當年的你是誰了。

李堅

文明衝突及其結局 ——看反送中與李明哲案

已故的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 4/18/1927-12/24/2008)於1992年所倡議的「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論,固然有不少值得討論的地方,但卻也提供了人們對國際問題的一個思考方向。杭亭頓認為,在冷戰後,世界局勢將進入基於以不同文明為主的對抗。杭亭頓將世界分為九個主要文明圈:西方,東正教,拉丁美洲,印度,佛教(不丹/西藏,蒙古,緬甸,柬埔寨,寮國,泰國,斯里蘭卡),回教,漢文化,日本,及非洲。杭亭頓這種劃分本身固然有很多問題,但在2019年6月,香港百萬人的「反送中」示威游行中,我們看到了這個「文明衝突」的一個具體表現。

同所有前英國殖民地一樣,香港採用英國式的法治制度。相對之下的中國則毫無法治觀念可言,只有帝王之治的人治。在這種背景之下,文明的衝突與對抗便難以避免了。這使得原本對政治相當冷漠的香港人卻能於一夕之間動員一、兩百萬人走上街頭,可見這種文明的差距何其巨大。但與中國有文明衝突的豈只是香港而已。

台灣的李明哲只因為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與人權,雖然他的工作都在台灣,但他卻於訪問中國時遭到中國的監禁。除此之外,對中國的南海擴張政策有所批評的兩名菲律賓官員(Albert del Rosario與Conchita Carpio-Morales)都於抵達香港時(還不是中國境內)被拒入境。其中Rosario還是拿有外交護照的外交官人員(China curbs Philippine critic. LA Times, 6/22/2019)。這反映了中國不但沒有法治觀念,也缺乏國際法的觀念,更不遵守國際法的法治規範。是個十足的沒有現代法治文明觀念的野蠻國度。

中國之於香港推動「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監禁李明哲;拒絕批評她的菲律賓官員的入境香港;及於世界各地堅持台灣的電話詐騙嫌疑犯之基於一中原則要送中國審判,而非說是基於法律原則;都反應出中國之缺乏法治,而也當然不理會管轄權(jurisdiction)的觀念。在文明國家裏,管轄權分得很仔細。在美國,一些地方事務,即使聯邦政府(或州政府)很不爽,也無權置喙。但中國這種缺乏管轄權的觀念也不是沒有歷史及「理論」根據,而是有中國的「文明」基礎的。中國的《詩經》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思維,而看來中國也都依據這個「文明」的原則在行事。但現代的社會應當已是個「普天之下,莫非自由;率土之濱,莫非民主」的法治時代了,還滿腦子「王土,王臣」的中共,看來是不了解在過去的中國,就是因為沒有自由民主的傳統,所以才會有歷代改朝換代所導致的苦難。而當年日本帝國一手在東北所扶植出來的滿洲帝國,其格言是「五族協和,王道樂土」,最後的結局是分崩離析的潰敗。看來也沒給中國任何的歷史教訓。現代社會是自由、民主、與人權,而非王土、王道、與王臣。

香港在英國統治時期談不上有民主,但有法治,自由,與大部分的人權。因為沒有民主也就沒有用選舉決定自己政府體制的權利,所以談不上有全部人權。但香港在法治制度下,多少有法律規章可循而有基本人權的保障。另一方面,李明哲則是因為支援中國的自由民主與人權而遭到中共的逮捕。所有集權政體都是無所不用其極的要打壓異議份子與爭取自由民主的人權鬥士的。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共只會加強對香港的迫害。但歷史也顯示,所有的集權政體最終都是要垮台的。從最短命的納粹德國(12年),到目前保持最長壽紀錄的蘇聯(74年,1917-1991),都說明了這個趨勢。歷史是不站在集權政體的中共這一邊的。到今年的10月1日,中共將會慶祝她的70歲生日。來日可不是方長的,我們且拭目以待,我們等著瞧。我們要準備為中共送終。

李堅

貧窮的社會政治經濟面之八 中國的債務陷阱外交 —–不透明,低品質,不實用。背後目的為何

人多少都活在某些經濟體系裡,也因而只要有人的社區,就有錢可賺。窮人在許多方面來說更容易被賺到錢。因為用借貸的方式讓急於脫離貧窮困境的人上鉤,幾乎是「普世價值」。觀看美國的中下階層社會的地區,就有許多放高利貸的行號的存在(如Payday Loans, Check Cashing, Moneytree…. 等等)。說起來不是個很有道德或體面的行業。但你在與他們交易之前至少知道利率與償還的條件。相對之下,許多窮國家在向中國借貸後,發現常不是那麼一回事。

馬來西亞的華人大都是英國當年為了開發錫礦而引入的。在當時中國天災頻繁,加上政府腐敗無能下,民生凋敝。而更可怕的是地主與土豪用高利率借貸的方式,使一再欠收的佃農在最後無力償還之下只有走上賣身之路。許多貧農為了還高利貸而透過另一層的債(華人仲介),被用「運豬仔」般的船隻載到馬來西亞,去開發剛開始時死亡率近一半的錫礦(Paul Callan: Development of the Tin Industry in Malaysia, 6/14/2002)。一個以前認識的馬來西亞華人說,他祖父當年還不起地主的高利貸,而走上被「運豬仔」到馬來西亞,去當極其艱辛危險的礦工的過程。這是許多馬來西亞華人祖先的寫照。

今天的中國是不再如過去般的貧窮了。好不容易熬成婆的前媳婦,放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窮人(窮國)何其多,那一個不是可用來賺錢,並使之因還不起高利貸而臣服於當今習大大之下的中華帝國的。於是乎,「債務陷阱外交」(debt trap diplomacy)的一帶一路上場了。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於2013年開始推動後,許多問題於啟動時已開始浮現:如環保評估的缺乏;合約的不透明;工程的實用性問題;用的人員絕大部分都是中國人而非當地人;許多建材都由中國來,看來是要消費掉國內生產過剩的問題;工程的品質問題; …等等。但當2017年12月,斯里蘭卡因為在過去向中國舉債以建立一個大而無用的機場與深水港(Hambantota)後,目前已陷入債務危機而還不起債下,斯里蘭卡只好將深水港(Hambantota)以99年租約的方式拱手交給中國(註:斯里蘭卡2018年的年歲入為148億美元,但債務支出為123億美元。其中中國是主要債權國,約80多億。Maria Abi-Habib: How China Got Sri Lanka to Cough Up a Port. The New York Times, 6/25/2018)。中國以債務方式取得斯里蘭卡具有戰略地位的深水港一事,使全世界如夢初醒的才警覺到中國的債務陷阱外交。

在過去好幾年,中南美洲,非洲,巴基斯坦等國家對中國的印象是較好的。原因多少是因為中國資金(說來是債務)大量的湧入,而許多龐大的建設也一一的展開。但在幾年後,每個與中國借貸的國家都一一陷入債務危機。以南美的厄瓜多(Ecuador)來說,共積欠中國65億美元,還債有困難。不只如此,花28億美元由中國設計施工的巨大水壩(Coca Codo Sinclair dam),工程品質有問題,而於2018年3月由德國的工程顧問公司指出有缺陷,還不知能否修復(Chris Kraul: Ecuador feeling pain of China loans, 12/10/2018)。陷入中國貸款所導致的債務危機的還有吉布地(Djibouti),馬爾地夫(Maldives),蒙特內哥羅,寮國,蒙古,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委內瑞拉,尚比亞,南非,剛果,肯亞,厄利垂亞,南蘇丹,莫桑比克,辛巴威,及南太平洋的一些國家…等等。受害國家之多說來還真是「族繁不及備載」。

這些陷入中國的「債務陷阱外交」的都是一些窮國。手法皆如出一轍。先是中國以大量金錢作為借貸,去展開一些龐大但缺乏評估的建設。然後以高利貸或換取資源(厄瓜多以提供中國石油為條件之一),或者是換取戰略地位(如絲里蘭卡的提出深水港,與吉布地的租借地,並讓中國建立海軍基地)來做為「抵押貸款」。當窮國無法還債時,中國則拿取「抵押品」做為還債的條件(如戰略港口與一些設施。又如尚比亞的國營電力之ESCO與廣播公司ZNBC都已在中國的控制之下)。在這種作為下,中國於全球控制的港口已漸漸的形成了「珍珠鏈戰略」(string of pearls)的形勢。美國軍事專家稱這個為「資本的武裝化」(Christopher Woody: China is ‘weaponizing capital’—and it’s keeping the head of the US Navy awake at night. Business Insider, 3/7/2018)。

與中國簽借貸合約的這些窮國人民都不清楚合約的內容。這顯示了當權者都出賣了自己國家的利益而由中國拿到好處。賄賂的腐敗文化到底是「優美」的中華文化之一。最近的馬來西亞,馬爾地夫,斯里蘭卡,及巴基斯坦新上任的政府都揭露出前朝政府的貪污腐敗。巴基斯坦本是中國最友善的國家,但其改變心意也顯露出了全球對中國債務陷阱外交的警訊。但許多不惜出賣自己國家的貪官污吏,還是絡繹不絕的在中國的利誘下求取被上鉤。與台灣斷交的巴拿馬與薩爾瓦多都已開始大量向中國借貸舉債。

當年被列強欺壓而到處是租借地及陷入債務困頓的中國如今是有錢了。熬成婆的中國要「反攻」的對象倒不是當年欺壓她的列強,而是比她窮的人民。真可說是熬成婆的媳婦的一貫手法。但中國的做法倒也實行了美國總統亞當(John Adams, 10/35/1735-7/4/1826,第二任美國總統)所說:「要征服一國有兩個方法:一個是用劍,一個是用債務」(There are two ways to conquer and enslave a country. One is by the sword. The other by debt)。

(系列完)

李堅

貧窮的社會政治經濟面之七 人類的追求平等由來已久 —–但又是什麼樣的平等呢?

在過去科技不發達,沒有媒體及全球化的年代,大部分的窮人或中下階層人士都不知道富人的生活情況。不能說他們是「安貧」,只能說他們有如井底青蛙般的不了解外在世界的情況。只要有得吃有得住,日子大都也平和。但隨著現代科技的產生,尤其是電影與電視的登場,使許多中下階層人士得以一窺富人的豪宅與豪華的生活景象。這會使許多原本「安貧」的人心裡開始不平衡起來。而也在全球化之下,使許多窮國的第三世界人民,開始「不安於室」的往先進的富有國家移動。一國之內的貧窮人家的心裡不平衡而心思改變,及第三世界窮人移往先進國家的動機都源於追求平等。人到底是不平則鳴的。

人類追求平等的歷史由來已久,但結果都如何呢?

研究人類不平等的歷史演變的史丹佛大學教授夏德(Walter Scheidel),在他2017年出版的《大犂平:從石器時代到21世紀的不平等與暴力》(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中提出:自古以來不平等是常態。漸趨平等的社會一般都不是常態,而是社會在巨大變革(一般是暴力)下的產品。夏德引用聖經中「啟示錄」中的四騎士作為譬喻,說明造成社會較平等的四個原因:一是因戰爭而造成的社會總動員;二是革命,如俄國、中國、及古巴的革命;三是政權因內因而垮台;四是大災害而造成人員的大量死亡。各別原因不外是:戰爭中得向富人課重稅;富人於革命後受到清算;政權因為內因垮台後的均貧;及人員大量死亡後勞力缺乏所導致的薪資之提高等等。二次大戰後,許多國家都經歷了經濟的快速成長與平等,說明了這個現象。但進入七十年代後,社會漸漸趨入常態,不平等開始走向兩極。

夏德的這種看法頗符合馬克思所言: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馬克思有這種說法,自然使共產主義的信徒,將暴力看成是,一個走向社會主義社會或共產主義國家的必要條件。但北歐諸國於戰後走向社會主義形式的社會,看來並沒有經過這種暴力階段。有人將北歐的成就歸因於北歐的傳統文化,與當地社會於當時相當的同質有關。另一個有興趣的例子是美國。美國基本上是一個提倡近乎「放任政策」(Laissez-faire)的資本主義經濟政策,而相當右翼的一個國家。傳統上,美國人一般不相信政府的干預經濟政策,也反對政府的引進社會福利政策:如全民健保,退休福利,婦幼措施,最低薪資的提高…等等。但美國的近代歷史上也是有兩次「左傾」的時候,而這兩個左傾也都可說是「暴力邊緣」(強大壓力)下的產品。

美國的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約1929到1939)那段期間百業蕭條,民生凋敝。失業率達25%,有些地方高達33% 。在那大蕭條期間,美國人選出了個民主黨,但卻是個巨富人家子弟的羅斯福當總統。羅斯福任內為左翼人士所頌道的是大量增加公共投資的「新政」(New Deal)的推動,與「社會安全政策」(the Social Security Act, 1935年通過)的建立。這些左翼的措施之所以能通過,源於社會中強大左翼勢力的產生。左翼勢力不滿羅斯福的初期施政而要聯合籌組第三黨。羅斯福的幕僚估計第三黨會拿走10%的選票,而將會使羅斯福不能連任成功。在那種壓力下,羅斯福不得不盡速的往左邊走。當時的三大左傾勢力,一個是主張社會公義的收音機廣播紅人柯格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 的National Union for Social Justice),一個是主張分配財富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長休以‧隆(Huey Long的Share Our Wealth Society),及一個主張老人福利的加州醫生唐森(Francis Everett Townsend 的Townsend Clubs)。這逼使富家子弟的羅斯福不得不採取這三大左傾勢力的主張而推動社會福利與社會主義的一些措施(Peter Beinart: Will the Left Go Too Far? The Atlantic, December, 2018)。

美國的第二個左傾時期是詹森總統任內的「宏大社會政策」(the Great Society, 1964-1965)。詹森與之前的甘迺迪總統聯合建立了許多目前我們所知道的社會福利措施:教育補助,醫療補助的Medicare與Medicaid,糧食補助的food stamps(現在稱為SNAP),及民權法案等等。但甘迺迪與詹森卻也都是在黑人、窮人、及左傾人士的強大壓力下才通過這些法案的。

目前的美國在川普上台後也激發了左派的反擊。2018年的選舉使川普的共和黨重挫。但目前這股左傾勢力將如何發展還在未定之中。

人類的追求平等是一回事,但我們要的是那一種平等呢?均貧?均富?或貧富之間?而平等的意義在那裡?

美國是世界首富,資源用的最多,也最浪費。全世界富有國家所耗的地球資源平均是貧窮國家的30倍。如果窮國也用與富國同樣的資源量,則所耗資源將會比目前全球所用的資源量多出十倍。地球是沒有那麼多的資源可承擔這種消費的(Jared Diamond: The Global Peril of Inequality. National Geographic, December, 2018)。如果富國不求節約,也不幫助貧窮國家改善生活與適當的運用資源的話,則窮國人只會繼續往富國移動邁進,而所帶來的將不只是疾病與社會動亂,也會帶來有如階級鬥爭般的恐怖活動。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