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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刺客才會有暗殺這件事。那刺客是如何產生的，不少學者與文字工作者著了不少墨。新聞工作者Kris Hollington 的《Wolves, Jackals and Foxes: The assassins Who changed history》將刺客分為三類：求取名聲的個人 (wolves)，職業殺手 (jackals)，與要做政治訴求的新手 (foxes)。學者James W. Clarke 的《 American Assassins: The Darker Side of Politics》則將刺客分為四類：第一種刺客視他們的做法為政治理想而自己可能犧牲。第二種刺客要求的是強烈的自我中心慾，要被認可，要地位。第三種刺客為病態人 (psycho-paths 或socio-paths)，覺得生命沒意義不如將社會都毀滅掉。第四種刺客為精神病患，有幻想或妄想症。美國的安全機構 U.S. Secret Service也於1999年於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發表了他們的研究報告：Assass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Operational Study of Recent Assassins, Attackers, and Near-Lethal Approachers)。他們訪談了從1949年以來被關在獄中的刺客共83人。大致的發現是80%都事先有精心策劃。一半的刺客的目標不是固定的，暗殺的對象有改變過。雖然刺殺的對象是政治人物但絕大部分的刺客動機都不是政治的，要的是解決自己生活上的問題與名聲。有些刺客有考慮逃亡的路線但有些刺客想藉暗殺一事一了百了。值得一提的是U.S. Secret Service 的研究以美國的刺客為主，而暗殺在美國這個有制度化的國家裏是改變不了政局的，也難免政治暗殺大都與政治無關而以私人問題為主。
回到台灣的黃文雄於2003年10月17日的Taiwan News總合周刊第101期發表｢四二四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黃文雄回憶他從小就不是｢乖囝子｣，對學校的管教方式有很深的反感。退學，留級，記過都經驗過。由於對英文有興趣，因此在當時的國際學舍結交幾個外國朋友。有機會接觸及讀到美國的另類資訊。當時他接受一個美國朋友Chuck的建議，不要於留美時只跟自己人來往，否則難以見識到美國與世界。黃文雄說他於1964年來美留學後雖與台灣人社區有所連絡，但始終和其他各國學生有所來往並同住。｢這種做法對我的美國經驗 (甚至我後來二十五年的流亡) 有著相當的影響｣。
黃文雄於1964年9月來美留學。六十年代的美國是個動盪的年代。女權運動，黑人的民權運動，反越戰，及各種社會運動一波接著一波。六十年代也是個反傳統、反文化體制 (counter-culture) 的年代。1967年的夏天十萬年青人聚集在舊金山的Haight-Ashbury，啟動了Summer of Love的嬉皮革命。1969年在紐約的Woodstock之三天音樂會聚集了40萬年青人。黃文雄稱此世代為Sputnik世代，因為蘇聯於1957年發射Sputnik人造衛星。緊張的美國大增研究所招收優秀的外國學生到美國留學。黃文雄來美的第一年就透過鄭自財的介紹與陳以德見面而走上台獨之路。雖然認同台獨，｢但對台獨的內容以及達成目標的策略，卻仍在探索中｣。由於蔣經國是明顯的接班人而他的數度訪美 (1953, 1963, 1969) 也激發暗殺他的討論。當時的台灣人有想雇用殺手的，有考慮遠距離的狙擊手的。黃文雄說他興趣不高，直到鄭自財和賴文雄邀他討論台灣人自己來做後他才認真起來。黃文雄也開始思考暗殺蔣經國的政治意義。為此他還與兩個生死之交的外國朋友討論這個計劃。這兩個左傾的朋友都反對，認為那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行為。黃文雄的論述有四點。第一，｢雖然必須使用武器，暗殺蔣經國的首要意義還是政治性的。因此必須由一個普通的台灣人去做，才能凸顯其政治意義｣。第二，｢如果台灣是一個國家領袖的繼承機制已經以民主規範制度化的國家，暗殺將沒有意義｣。第三，｢對當時相對沉寂的反對運動可能有某個程度的鼓舞作用｣。第四，｢蔣政權在越戰中既然是華盛頓的幫兇｣，削弱蔣政權有可能幫助越南人民的獨立戰爭。
在那個時空背景及那種論証下，黃文雄於1970年4月24日於紐約的廣場旅館向蔣經國開出了台灣人的那一槍。
黃文雄那一槍對當時的反對運動，尤其是海外台灣人的台獨運動的影響是頗為深遠的。台灣最後一位黑名單的他目前擔任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的董事長，推動人權，也推動廢除死刑運動。雖說他的暗殺蔣經國是針對制度而非個人，不過當年將蔣經國判處死刑而欲執行之但如今卻推動廢死難免予人今是昨非的意味。政大畢業的他於刺蔣後也遭政大徹底除名而找不到有這個校友。時代變遷之下在2012年的政大85周年校慶校方欲頒發傑出校友獎給黃文雄，表彰他對台灣民主、自由及人權的貢獻，低調的他婉拒出席。
暗殺常是會改變歷史的，但常不是刺客要的或所欲見的。曾經將黨政軍特一把抓而遭台灣人懼恨的蔣經國如今卻享有良譽，即連一些綠營的人也對他恭譽有加，說來有點令人覺得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覺。蔣經國是否於後來｢從良｣了有待史家評斷。但有趣，或者說是諷刺的是黃文雄的刺蔣失敗卻多多少少引導致後來蔣經國下的台灣社會開始成功的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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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24日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於訪美時在紐約的布拉薩旅館 (或譯廣場旅館，Plaza Hotel) 遭當時的留學生黃文雄開槍行刺。由於安全人員的及時發現使子彈沒擊中蔣經國。在混亂中前往相助的鄭自財也成為被告。兩人後來以20萬美元交保。在那個以留學生為主而美國台灣人人口不是很多的年代，20萬美元約合2014年的一百二十四萬美元，那可是個天文數字。但令人感動的是保釋金在很短的時間內湊足了。鄭自財於5月28日交保，黃文雄於7月8日交保。1971年7月6日是宣判日，但鄭黃兩人皆跳保逃亡。鄭自財逃亡瑞典尋求政治庇護但於1973年被引渡回美。鄭於被引渡之前開始絕食抗議，由於身體過於虛弱使飛機降落於倫敦而他也於英國停留了一陣。後來在倫敦，引渡的訴訟也進了一段時間，但終究被引渡回美服刑。鄭自財後來被判五年徒刑而於1974年年底出獄。1991年潛回台灣。黃文雄則從此消聲匿跡直到1996年的神秘回台。
這是有關四二四事件的最簡短的敘述。
四二四事件的發生對當時的海外台灣人及無能發聲的島內台灣人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在海外，此事件動員了台灣留學生而也使剛成立不久而存有路線之爭的台獨聯盟面臨內憂外患而於最後重新改組。四二四事件對台灣島內的影響在當時戒嚴而無言論自由的台灣較難測定。但當時在大學讀書的我也聽到一些如可惜沒成功等說詞，一些台派的同學也有出一口悶氣的感覺。據聞當時有許多政治犯被加重刑期。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被踢出聯合國。1972年6月遭暗殺沒死的蔣經國如所預期的上任行政院長，從此展開了｢蔣經國時代｣。蔣經國上台後即開始推動十大建設，而於用人上也採取了所謂的｢崔苔菁｣政策。由於崔苔菁是當年的名藝人，媒體因此用她的名字來描述蔣經國用人的特色是選用一些會吹牛的，台籍青年及青年才俊。蔣經國在晚年也招待一些地方耆老在總統府茶敘而說他在台灣住了很久，也是台灣人。也因為如此有人認為蔣經國在推動本土化、民主化。但我們也不能忽略1977年的中壢事件，1979年的高雄事件，1980年的林義雄家滅門血案及1981年的陳文成命案都是在他任內發生的。黨禁的解除及解嚴也都是在反對人士一波又一波的抗爭之下達成的。台灣最終是走上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但這與四二四有無直接關聯難以下定論。不過我們可說四二四事件是有其一定的歷史意義的。
四二四事件後受挫的台獨聯盟重新盟員的登記而開始重建的工作。1973年張燦鍙接任台獨聯盟主席後開始了他的長久任期而與台獨聯盟多少成了同義詞。這段時間人們對四二四事件的記憶也逐漸淡化，直到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高雄事件後當時人在美國的許信良與陳婉真於隔年(1980) 的8月26日”復刊”了《美麗島周報》，從出刊到1985年8月的停刊，《美麗島周報》共出刊了246期。《美麗島周報》的出刊本也受到台獨聯盟的支持，但在出刊後沒多久《美麗島周報》即刊登了四二四專輯，多少展開了對台獨聯盟的批判。四二四事件的刊出在當時的美國台灣人社會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受創的聯盟也由張燦鍙到美國各大城市透過盟員去解釋四二四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台獨聯盟之決定於1981年7月31日開辦每周出兩期的《台灣公論報》多少與這場論戰有關。
當時的討論要點多少集中在聯盟是否為了保護組織而犧牲了同志。不管你站在哪一邊，單就有這個題目的討論對台獨聯盟的傷害可想而知。針對新銳的《美麗島周報》，老大而以早期留學生為主體的台獨聯盟頗有令人招架無力的感覺。而在之前，台獨聯盟方被左翼的《台灣時代》及《半屏山》因台灣民族主義問題批判的體無完膚，如今又被右翼的《美麗島周報》就四二四事件的處理問題攻的雖不一定是理屈但詞窮。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台灣左翼並沒積極的參與有關四二四事件的討論。理由也很簡單，左派的人有他們｢馬列教科書｣對暗殺行動的標準看法。按照列寧學說，個人的暗殺行動不但對整體的革命運動沒有幫助，反而會有害。
四二四事件對台灣及海外的台灣人社區皆有重大的影響。除了台灣人外，此事件對國際社會也都有影響。那一槍讓世人了解到台灣人不滿國民黨的統治而追求獨立自主的心聲。在鄭自財逃到瑞典但後來被引渡到美國的過程中，許多關心人權的國際友人也都參與了該案的引渡訴訟而鼓舞了第三世界許多弱小民族的反殖民抗爭。據中研院台史研究員吳叡人指出，該訴訟被研究者列為1970年代影響國際的十大司法案件之一。
沒有人會否認四二四事件在台灣歷史上的地位，但如何評定則難免還會有爭議。由於主角黃文雄的銷聲匿跡近三十年，使得這事件的討論多少呈不完全狀。但黃文雄於1996年回台了，爾後也發表他的看法。這使得我們對四二四事件的詮釋較完整了些。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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