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在奧之院看到許多悼念二次大戰中陣亡的各兵種及部隊的墓碑及紀念碑並不意外，但較意外的是在幾乎每一間寺廟前，都有看到紀念不同的兵種及部隊的石碑，唯一例外的可能只有主寺的「總本山金剛峯寺」及一些小寺廟了。

日本家族似乎都安排有一間特別的佛寺做為該家族的「菩提所」，做為家族祭祀的中心點。但為什麼這些高野山的各寺廟也都成為各部隊的菩提所？在每個寺前幾乎都有某某兵種或某某部隊的菩提所的石碑，如「元自動車第二十九聯隊並關聯部隊菩提所」，「步兵第八十一聯隊（通稱號月第七三八六部隊）第二機關銃中隊戰友會菩提所」， …等等。在與一位澳大利亞來的觀光客聊到此事時，他說他的導遊說明因為高野山寺廟群集，房間多，而可能也較隱密，所以在二次大戰中駐有很多部隊做集訓之用。這由一個碑文似乎可看出端倪：「陸軍少年飛行兵  宿坊菩提所」。看來當年的「陸軍少年飛行兵」曾住在此寺廟（宿坊），而後此寺廟也成為他們的菩提所。

日本在二次大戰中有兩百多萬軍人死亡，所以在日本的偏遠地方及各地寺廟，都可以看到二次大戰的遺留，這並不奇怪。但高野山這個日本的佛教聖地（至少對真言宗而言），會有這些不論在墳場（奧之院）或寺廟都有這種遺留，多少使人覺得意外。筆者不很清楚二次大戰中這些軍人居住於高野山的安排，但無可否認的是，在每個國家，宗教團體與政府常常有合作/共事的關係（看台灣佛教的主要山頭如星雲、證嚴、及惟覺都與國民黨關係匪淺），日本當然不會例外。但在二次大戰前，日本宗教界不是沒有反戰人士的。當年被國民黨視為邪教而不能到台灣傳教的創價學會，其創始人是原本屬淨土宗的牧口常三郎（7/23/1871-11/18/1944）與其主要弟子戶口城聖（2/11/1901-4/2/1958），兩人都因反戰而被關，牧口常三郎也死於獄中。

也許，在高野山這麼個偏遠所在而被視為佛教聖地的地方，會看到二次大戰的悼念遺留可能不奇怪。因為一個現代戰爭的影響所及是全面的，會波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而也因為在二次大戰中日本軍隊遠征中國、東南亞、及太平洋，這些地區的記憶遺留會表現在高野山上也不足為奇。較明顯的如「比島ミンダナオ島（民答那峨）所在關連部隊菩提所」。另一個顯著的標竿是日軍在緬甸的部隊的退伍軍人所建立的一間寺廟。

在成福院的土地上建有一棟與周遭的日本佛寺建築風格大為不同的「高野山摩尼寶塔宗教美術館」，又稱為「ビルマ（緬甸）戰殁者供養塔」。這一棟三層樓高，八角形的塔，裏面列有許多照片與繪畫（複製品）。所描述的是那一段時日的緬甸場景，緬甸人的生活景象，日軍在緬甸的一些景象，緬甸獨立日的慶典..…等等。也有一張「昭和53年（1978）當番部隊 第十五師團（祭兵團）隸下各部隊戰友會」的合照。裏面也有一些緬甸式的佛像。甚至有一個沒有燈光的地下通道（戰爭中的隧道？）。但談不上有什麼美術，不知道為什麼稱做美術館。外面也立有一尊緬甸和尚（高僧？）的塑像，說明碑寫的是緬甸文。

這座摩尼寶塔之存在於高野山上顯得有點時空上的錯亂，但若了解當年東南亞戰區的緬甸會戰（中緬印戰場）場面之大，也就不足為奇了。交戰的英美中一方有百萬多軍人，日方則有四十多萬（包括日本及反抗英國的緬甸、印度、與泰國）。日軍在緬甸的發展與結局與日軍在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差不多。若說有差別，可說日本在緬甸的政治鋪陳做的較早，與抗英的緬甸獨立人士較早就有聯繫與培訓。二次大戰中日軍攻下東南亞，趕出了被當地居民視為堅不可抗的西方殖民政權：美國、英國、法國、與荷蘭等西方強權。東南亞民眾原先是歡迎日軍的，但很快的也因日軍的剛酷、殘暴、不懂溝通、及缺乏後續的政治工作，使當地居民頗為反感而轉為反抗。

二次大戰中的緬甸之存在於戰後日本人的記憶中，除了反應在這座摩尼寶塔的興建外，也反應在1956年一部相當得到好評的日本電影—–「ビルマ（緬甸）の豎琴」（The Burmese Harp）。那部電影得到威尼斯影展的奬（San Giorgio Prize, OCID Award Honorable Mention）與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提名。有影評人士認為該電影雖然描述了戰爭中大量人員的死亡與戰爭的殘酷，但對日軍的暴行輕描淡寫地帶過去。同樣的，也有人批評這座摩尼寶塔的存在錯將戰犯當烈士（Brian A. Victoria: Mount Koya sites exemplify ‘parallel universe’ where war criminals are martyrs. The Japan Times, 8/15/2015）。由於筆者在參觀時，受限於時間及對日文的了解有限，也不了解相片中人物的背景，無法去判定是否能認定為戰犯。而當天摩尼寶塔的看護人也不懂英文，也沒法回答我的問題。

有戰爭就會有戰犯。而戰犯的定義與判決常常都是由戰勝國來決定的，而這也是所謂的「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但無可否認的是日軍在中國與東南亞都頗有「不良紀錄」。有異於德國因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而遭受到國際壓力（尤其是猶太團體）的不斷檢驗，而多少有被迫反省的過程。但日本缺乏足夠的國際壓力，有的只是中國與韓國（南北韓）的不斷譴責。不幸的是，中國與韓國都不是具有可信度（credibility）或行事正直的國家，再加以有限的對話也都缺乏公開與互信，而這也使得戰後至今日本都缺乏一個完善的反省過程。說來那是不幸中的不幸。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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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全球訂有1092個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Sites），其中有22個在日本。在日本的世界遺產中，位於紀伊半島的紀伊山上，包括一些佛教與神道教的道場與朝聖途徑（紀伊山地之靈場與參詣道）是其中之一。這個世界遺產所在地涵蓋了奈良縣，三重縣與和歌山縣。位處和歌山縣的高野山也屬於這個世界遺產之一。

過去到日本訪遊時就已發現，在奈良、京都這些古都，有許多巨大的寺廟都被認定為世界遺產。這些寺廟都佔地頗大，常比一些公園或學校都要來得大，而也相當「有料」。頗有建築上、繪畫上、雕刻上、及庭園造景上的藝術水平。有料也「有料」（要收費）。感覺上是，這些寺廟已都不再是一個宗教的場所，不是人們膜拜或求取心靈安寧的所在，而已都變成為博物館。這種情況在高野山這個聖地也不例外。

在高野山上的一百多間寺廟裡，除非你住在那間寺廟，佛堂及內部一般不對外開放。而許多有歷史上及文化藝術上價值的繪畫與雕刻，也都放在一間博物館—-稱為寶靈館裡。這間寶靈館的存在也見證了日本佛教世俗化及博物館化的具體事實。一般寺廟（至少是開放做為民宿的五十多間寺廟）還是有早晚課，而早課一般也都開放給居住的旅客（或香客）參加。在早課裏，你多少可以體驗到高野山的密教（真言宗）所保留下來的相當完整的梵唄，與漢傳佛教的誦經頗為不同。聽起來別有一番特色。除了誦經（梵唄）的特異外，另一個儀式在漢傳佛教中所沒有的是護摩供，簡稱護摩。護摩是一種火祭，在誦經中有火供：焚化一些祈禱文及有一些內涵的木條，是一種供奉的儀式。護摩供的形式頗類似於印度教與藏傳佛教有時也會舉行的火供，是祭禮（puja）的一種。有早晚課及其他祭典與設施，多少使人感覺到高野山還不虧是一個佛教的道場，而不只是一些變裝的旅館與博物館。除此之外，高野山的成為佛教道場也有1200年之久，走在山上也會有那種歷史感的存在。

當初空海選擇高野山做為道場，主要原因當然為的是遠離紛擾的俗世，尤其是喧嚷的京城。而說起來，在地理上高野山也顯得相當的與世隔絕。但在進入現代後，交通開始改善，雖然不能說是交通很方便，但顯然有很大的改進。從大阪坐南海鐵路一個小時後到達最後的一個主站橋本。由橋本再上山的班次就少了很多，鐵道爬山約40分鐘後到達山腳下的轉接站—–極樂橋站。由極樂橋站改搭陸纜車（與舊金山的陸纜車同一個原理）， 約十分鐘內被拉上200公尺抵達高野山站。由高野山站換乘公車約20分鐘後到達高野山的「市區」。說是市區其實很小。高野山這個台地東西向約6公里，南北向約3公里。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而這麼一個交通不是很方便，海拔800公尺高，而台地也不是很大的佛教道場，現在卻成為世界各國（主要是西方國家）要體驗日本文化及佛教內涵的一個觀光景點。這與高野山於2004年成為世界遺產之一是否有關聯，不得而知。在過去經過許多小寺廟整合之後，目前高野山約還有120間寺廟，其中52間有開放給旅客住宿（稱為宿坊）。走在高野山上你會看到許多日本旅遊團體，與看來是以歐洲人為主的西方觀光客與背包客。

在原本是與世隔絕的高野山上看到這麼多世界觀光客，說來有點諷刺。到日本時，問一些當地的日本年輕人如何去高野山，大都只聽過高野山之名，但從來沒去過，看來也不想去。與同為觀光客的歐洲人、加拿大人、與澳洲人聊起來，也了解絕大部分的人不是佛教徒，有些採取開放的態度，有些則對佛教很有興趣。也就是說，大部分的西方觀光客到高野山為的是一種文化上與宗教上的體驗。他們都屬於地球村的一員，是全球派（Globalist）人士。不愛分國籍、文化、與宗教，強調文化的互相尊重了解與交流。

全球派人士是全球化的結果，也可說他們大都是教育較為良好，經濟能力較強的階層，是全球化下的受益者。這與最近幾年來全球到處興起的本土主義與民粹主義（populism）可說大相逕庭，兩者是對立面。在高野山居住的那些日子裡，與不同國家來的人士交談起來及交換意見都很容易，至少是在文化體驗的這個層面。

由於高野山不大，大部分的人不是當天來回，就頂多住一兩天而已。我在籌劃這趟旅遊之前接受了一位美國網友的建議。這位美國網友曾經在高野山住過一段時日做他的研究。他建議至少要住上一個禮拜才能好好的體驗高野山。我則折衷在當地住五天。由於大部分人都只住一兩天，提供宿坊的寺廟也大都沒有洗衣設備。為此我只好到一間有洗衣設備的寺廟去洗衣服。在等衣服洗好的時間與一位來自保加利亞的女性聊天。頗「不安於室」（她說她不能在同一個地方住長時間）的她與她先生全球到處走，在飛機上讀到有關高野山的文章後便決定到此一遊。到臨高野山當晚與廟裏的師父會談頗為投機，隔天在參加早課後與高野山定了情。因為有其他旅程而匆匆忙忙要離去的她說，她一定要再回來，她與高野山有緣。這多少也說明了這個山上小城/道場的迷人所在。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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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時，由於一位多年好友的過世，使我興起了要到日本高野山一巡的念頭。當初為什麼會有這個念頭的產生，連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當時雖然已知道高野山是日本佛教的聖地。說是朝聖嗎？也未必然。說是為朋友走這一趟聖地之旅嗎？也未全然對。因為我這個朋友可是一個什麼都不信的無神論者，或頂多只是個不可知論者（agnostic）。

説高野山是日本佛教的聖地也非完全正確。對日本真言宗的佛教徒而言可能如此。但日本是一個相當世俗化（secular）的國家。幾個調查都顯示日本不信教的人佔三分之一以上，在亞洲僅次於中國。當然，一些調查可能在問卷方式上有點問題。因為在西方社會的認知中，無神論者多少只界定為不相信上帝的人，未必包含非神論者（如佛教）。但基於一份2012年的調查（WIN-Gallup International, Global Index of Religion and Atheism）來看，就全球而言，57%的人有信教（religious），23%的人不認為宗教重要，13%的人是無神論者。同一個調查顯示，日本只有16%的人信教， 31%的人認為宗教不重要， 31%人是無神論者， 23%的人不知道或沒有回應。同一個調查也顯示，中國是全球無神論者最多的國家（47%）。除卻中國外，世界前10名無神論者最多的國家都是已開發國家。依序是日本，捷克，法國，南韓，德國，荷蘭，奧地利，冰島，澳大利亞，愛爾蘭。相對之下，最信教的國家都是些落後國家。依序是迦納，奈及利亞，亞美利亞，斐濟，馬其頓，羅馬尼亞，伊拉克，肯亞，秘魯，巴西。就全球而言，信教的人有下降的趨勢（在2005年與2012年間下降了9%）。

也因為信教與社會開發的反比關係，使人認為宗教信仰會阻礙社會的進步（Phil Zuckerman: Secular Societies Fare Better Than Religious Societies. Psychology Today, 10/13/2014）。在這個反比關係上，美國是個異數。因為宗教信仰在美國被看成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社會、文化、與道德的指標。但即使在美國，信教的人也由2005年的73%降到2012年的60%。跌的幅度（12%）比全球的降幅（9%）都要來的大。但宗教與社會的開發關係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本文要探討的是高野山。要討論高野山則應該要由開山祖師空海（7/27/774-4/22/835）談起。

空海在日本不只是個歷史上的要人，也被日本佛教界視為聖者，一個得道的僧人。日本人一般尊稱空海為弘法大師，更有尊稱他為遍照金剛的。他最後死於尚未完工的高野山。他的信徒認為空海沒有死，只不過是入定於三昧（sanmodhi，或譯三摩地）中。許多有關空海的記事固然大部分是歷史事實，但也有與事實不很符合之處（Aaron P. Proffitt: Who was Kobo Dashi and What is Shingon? – Tricycle: The Buddhist Review, Summer 2018）。但空海在日本及日本佛教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空海是804年日本遣唐僧的一員。同一梯次但不同船的尚有最澄（9/15/767-6/26/822）。最澄到浙江的天台山道場修行研讀而引進中國的天台宗，最後於京都附近的比叡山建立日本的天台宗道場。最澄死後被尊稱為傳教大師。空海則到當時唐朝的首都西安研習。他由印度那蘭陀大學（Nalanda University）來的印度僧人健陀羅般若三藏（Gandharan Pandit Prajna）學習梵文，他也受教於青龍寺的惠國（743-805）阿闍梨（Acarya，譯為教授）。據聞，預知空海要來的惠果欣喜空海的來到，隨即引他入門閉室開始密教的傳授。惠果在過世前指示空海要回日本傳教。空海不負師望，在回日本後將唐密發揚光大（目前稱為東密）。在空海回國之後不久，唐朝遭到惠昌法難（主要是滅佛教，但也滅基督教。系列末會討論），及接著而來的五代變亂而使唐密絕跡於中國。但唐密於日本存留了下來。唐密與後來再發展出來的西藏密宗（Tantra，密續，音譯為怛特羅）雖同為密教，但有所不同。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

空海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不但是個宗教家，也是個詩人，毛筆字專家，行政人員，及工程師（造寺廟及水道溝渠）。由於他的精通漢文與梵文，並受梵文排音的影響，而創造出五十音的日文平假名與片假名（楊起東：郝斯賀弗悲劇的啟示—地緣政治，東西方神秘主義。《太平洋時報》11/17/2017）。但也有一説是片假名為最澄所創。空海與最澄也成為日本佛教界的兩大始祖。最澄是日本天台宗的創立者，空海則成為日本真言宗的創立者。

當時日本的佛教多少要得到朝廷或貴族的支持才能存在。空海一直有意要在山上建立一所遠離城市的閉關道場，但一直為俗事纏身（行政管理及公共工程）。816年，空海得到嵯峨天皇的許可，准許他在高野山建立道場。但空海在道場尚未完工時就過世於高野山。

那，為什麼選在高野山建立道場。

一個帶神話意味的說法是，空海在中國要返日前，將手中的金剛杵（gada vajra）丟向日本的方向，用以決定日後真言宗道場的所在地。他回國後，在四處尋找適當地點建立道場時，經過高野山山神的指引，發現了他在中國所拋出的金剛杵，因而決定高野山為建立道場之地。但另一個較為實際的說法是，高野山是一個海拔800公尺的台地，四周被高山山頭所圍繞。內外各有兩圈山頭，共有八個山頭圍繞這個台地。這使得這個台地猶如蓮花中的台座一般，整個形勢就像一朵蓮花一樣。而這也應該是空海選擇高野山作為真言宗道場的實際主因。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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