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2017年4月12日，隨團到台灣旅遊的中國民運人士張向忠於隔天離團。隨後傳聞張向忠企求在台灣求取政治庇護。移民署在17日尋獲張向忠。相關機關認為他不合｢兩岸關係條例｣中的長期居留原則，而於19日「協助」張向忠返回中國。

張向忠一案有其疑點，也有我們所確定的一些事實，而之所以引起注意與討論也反應出了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問題。

總統府的發言人黃重諺表示出入境有相關法規，而我們也都依相關法令進行。我們了解張向忠也不是蔡英文主政以來被遣返的第一人。早在今年一月，蔡政府已默默的遣返十名馬政府沒有遣返的異議人士（王雪笠，中國民國憲政派的發起人）。台灣目前沒有難民法案，立法院才在2016年7月初審通過「難民法草案」，也要等順利三讀通過後一年才會實施。

對於張向忠尋求政治庇護一事，民進黨的立委趙天麟認為在這個敏感時刻（指李明哲的遭中國羈押）真的「怪怪的」（《自由時報》，4/17/2017）。六四民運人士王丹就張向忠回去後只遭廈門公安訊問後就放行，及張向忠似乎有內部消息一事，令他覺得有點困惑（美國之音）。

據報，張向忠是「中國新公民運動」的成員。2013年，他因參加「公民要求205名政府官員公示財產」而被判入獄三年， 2016年7月才出獄。新公民運動與王雪笠領軍的國粉（中華民國粉絲）一樣，都是支持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的。顯然的，他們不了解台灣之有自由民主今天的黨外歷史，更不知主要動力在台灣民族追求獨立的對抗與奮鬥。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這種情形是值得理解的。

有些疑點之所以沒有澄清，我們也可歸咎於移民署的草草結案。移民署於一兩天內就「協助」張向忠返回中國，而沒有好好的加以審查，以讓整個案情更加明朗化。這種作風也不是蔡政府才有的。另一個綠營政府扁政府雖然比蔡政府好（2000-2005年間核准了九名政治庇護， 皆依個案處理，《亞洲周刊》，4/30/2017），但在一些政治庇護案件的延宕及否決上，卻也於當年引起國際人權團體與國際媒體的關注。

台灣對中國是有一個不健康的關係與看法。原因無他，不外是中國的霸氣與叫囂要武力統一台灣。但台灣人應該了解，中國人不是台灣人的敵人，中國也不應該是個敵國，而應是一個可能的友邦。只要中國能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則中國是有可能成為台灣的友邦的。理由也很簡單，一般而言，一個民主國家是不會去攻打另一個民主國家的。中國要成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路途雖然遙遠，但鄰國的台灣沒有不幫忙的理由。再說，我們過去也是受到國際友人的幫助才有今天的。

自由民主固然要靠自己的努力，但在緊要關頭有友人的聲援也是很重要的。台灣過去在白色恐怖噤若寒蟬的時代，靠的是海外台灣人的發聲，與國際人權人士的聲援。走到今天也應該是台灣向國際社會回饋的時候了。對鄰國的中國民運，我們豈有不幫忙的道理。更何況，台灣近年來標榜人權立國，焉有不從事人權外交及推廣人權的道理。

中國的土地面積是台灣的266倍大，人口是台灣的59倍大。雖然個人所得（GNP per capita）比台灣少（中國$15,400，台灣$47,800。CIA: The World Factbook），但整體經濟是台灣的二十多倍。若要以硬體比硬體，輸贏是很明顯的。台灣對抗中國的武器不是硬體，而是軟體，也就是台灣的軟實力。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多元的文化、與亞洲最自由的媒體，這些都是台灣的軟實力，也是中共所懼怕而不敵的。

許多人看台灣與中國並比，硬體的相較之下，大小強弱立現，而也都認為中國拿下台灣將會是輕而易舉的事。如果事情是如此而這麼簡單的話，中國應該是自信滿滿。但每次聽到中共對台灣的狂妄叫囂，及在國際場合的粗暴語言及肢體動作，你會有一個問題：他們為什麼表現得那麼沒自信？他們在怕什麼？

中共怕的自然是台灣軟實力的力量。早期在戒嚴時期下到美國留學的台灣人，都領受過了美國自由民主社會的魅力。一個自由民主的開放社會，對獨裁極權下的人民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台灣有這個優越的武器，焉有不用之理。再說，香港及東南亞愛好自由民主而畏懼中國霸權的人，也都引頸盼望台灣能站得住腳，成為捍衛東亞及東南亞自由民主的堡壘。台灣有責任去阻擋中國霸權文化的擴張，並以軟實力去進攻中國。更何況攻擊是最佳的防禦，我們沒有不反攻中國的理由。當今的中共領導人都是紅衛兵「破四舊」的產物，他們顯然不明聊老子所說「柔弱勝剛強」的意涵。看中共官員虛張聲勢的樣子，你會了解小家子氣的中國為什麼不會是一個泱泱大國，也不會被看成是強國的原因。

如果我們不了解軟實力的功能與效力，而去懼怕中國的硬體與「強大」的話，則我們是自我棄武投降。棄武投降而絡繹不絕於中南海路途上的大有人在。這群人不但無知無恥，不明瞭台灣的軟實力與我們本身所具有的力道，所走的也是出賣靈魂的浮士德的道路。他們想當的是施琅，但他們最終都會遭受到有如鄭芝龍的下場。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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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爾弗爾宣言被許多歷史學者及當時的大英帝國官員視為是一個重大的錯誤，原因是大英帝國只蒙害而沒得到什麼益處。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4/14/1889-10/22/1975）也於1973年的訪問中說，鮑爾弗爾是一個邪惡（wicked）的人，他用國際聯盟的統治（mandate）去剝奪阿拉伯人自決的權利，將毫無準備的阿拉伯人推入極為複雜的政治處境中 (Avi Shlaim: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如果對大英帝國沒什麼好處，而且又有害阿拉伯人的話，大英帝國為何要發佈這個宣言？

首先我們要考慮的是金融的因素。鮑爾弗爾書信名義上是給羅斯柴爾德男爵（Baron Rothschild）。源於德國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猶太家族是19世紀全世界最富有的私人集團。他們資助了國家級的貸款，各國的戰爭貸款，南非的鑽石礦場，羅得西亞（現已改名為辛巴威Zimbabwe）的開發，也發戰爭財。可說富可敵許多國。而他們建立起來的國際金融管道也都經由猶太人的聯繫而成形。例如，由於沙俄的迫害猶太人，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羅斯柴爾德集團也透過在紐約的猶太金融機構（Kuhn, Loeb & Co.）對日提供貸款。

猶太人的重財及善於理財是聞名的，這也多少源於在過去基督徒不能賺利息的教義，而在金融貸款方面皆由猶太人包下。這可由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故事見諸一般。也因為善於理財而致富，因而也與各國的王公貴族有所良好的關係，許多富有的猶太人也皆被授予貴族的身分。

鮑爾弗爾宣言發佈之前那一段時間，英法皆已陷入金融危機。而交戰各國都急須猶太人金融機構的援助。因為幾乎所有跨國的金融機構在紐約皆有分行或合作的對象，而爭取美國猶太人的支持便成為重要的考量，鮑爾弗爾宣言便在這種背景下產生（Robert John: Behi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 Britain’s Great War Pledge To Lord Rothschild）。

宗教的因素當然也有。不論基督教或猶太教都有彌賽亞的觀念與猶太人回歸聖土（ Holy Land，即巴勒斯坦）的說法。當然也有些反猶太人的基督徒認為猶太人的回歸（aliah）會減少他們本國的猶太人人口。無可否認的是當時的大英帝國在討論這個宣言時，宗教因素是一個考量，也是個說詞。但話說回來，如果巴勒斯坦是上帝應許的土地的話，則亞伯拉罕的兒子：創立猶太教的以撒（Issac）與雅各（Jacob），及被伊斯蘭教視為穆罕默德祖先的以實瑪利（Ishmael），他們的後代都應有分。

但與猶太人的金融重量級因素同等重要的是猶太人的政治活動力。猶太人重教育，也很參與社會政治運動，而也位居不少高階政府職位。懷茲曼與羅斯柴爾德男爵代表錫安主義當時在大英帝國的遊說與活動。當以色列於1948年5月14日宣布獨立後，不是很親猶太人的杜魯門總統在不顧國務卿的反對下（因為怕打壞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當天就承認以色列（de facto），繼而於1949年1月31日法理承認（de jure）以色列。英國則於1949年1月29日承認以色列。杜魯門承認以色列的理由也很簡單，就有如他向那時美國駐沙烏地阿拉伯的大使（William A. Eddy）說，他受到前所未有的成千上萬選民 (主要是猶太人) 的呼籲他要支持以色列。相對之下，他沒有阿拉伯選民的壓力。而也同等重要的是他身邊的許多幕僚都是支持錫安主義的，使他遭受到空前的壓力。再說，杜魯門也明暸他若不支持以色列的獨立，絕大部分都是民主黨的猶太人可能都會脫黨（Anup Shah: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 a brief background）。

在美國，猶太人活躍於政界，也形成強大的遊說組織（如每個總統候選人都會去拉攏的 AIPAC,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他們於政界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而主導美國的中東政策。他們也充斥教育界、學術界、及媒體而左右了輿論的導向。在美國，與猶太人人口相當的阿拉伯人（及伊斯蘭教徒）則沒有這種「成就」，而也多少失去了中東政策的發語權。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中東政策成為一面倒的傾向以色列，而非做居間調停角色的原因。也使有些學者及政治觀察家認為，美國的中東政策遭受到美國猶太團體及以色列綁架的原因。

鮑爾弗爾宣言發布那時，大英帝國是個日不落國的超級強權。猶太團體的遊說與運作促成了宣言的發佈與美國的參戰。在大戰後的凡爾賽會議上，不是交戰國的錫安主義卻得以與會，而由懷茲曼為代表參加。他要的是確定鮑爾弗爾宣言會被納入和約中而成為國際法條文。相對之下，那時的戰敗國（如德國）是不能與會而只有任人宰割的分的。大英帝國已不在，如今的超級強權是美國。而猶太團體在美國的活動及影響力也說明了他們一向與強權掛勾以達到他們的目的（John Robert: Behi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 Britain’s Great War Pledge to Lord Rothschild）。美國不但提供了以色列的保護，每年也大量金援（約31億美元）已是富有國家的以色列。伊拉克戰爭也可說是一場以色列的代理戰爭。因為以色列是一直要攻打伊拉克的，最後｢代打｣的是美國。

也由於猶太人在美國的強大遊說團體及影響力，並一面倒的支持以色列， 使許多美國人對猶太人的忠誠度有所疑問。認為即使是土生土長的美國猶太人，也可能忠於以色列而非美國。這也是當年在英國內閣討論宣言時，是內閣官員（印度國務卿，Secretary State of India  ）也是猶太人的蒙太古（Edwin Samuel Montagu, 2/6/1879-11/15/1924）強烈反對錫安主義的原因。已同化於英國社會的猶太人怕錫安主義的推動猶太建國，只會造成猶太人在居住國的困境，引來不必要的被排擠。對他們而言，猶太人是一個宗教或文化的認同，而非民族。另一個事實是，在以色列已建國將近七十年的今天，大部分的猶太人仍住在他國，住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占以色列人口的74.8%）只占全球猶太人的45%到三分之一不到（依猶太人定義而異）。大部分的猶太人還是沒有「回歸」。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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