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實力是台灣的最佳武器與靈魂 —-張向忠案的省思

2017年4月12日,隨團到台灣旅遊的中國民運人士張向忠於隔天離團。隨後傳聞張向忠企求在台灣求取政治庇護。移民署在17日尋獲張向忠。相關機關認為他不合「兩岸關係條例」中的長期居留原則,而於19日「協助」張向忠返回中國。

張向忠一案有其疑點,也有我們所確定的一些事實,而之所以引起注意與討論也反應出了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問題。

總統府的發言人黃重諺表示出入境有相關法規,而我們也都依相關法令進行。我們了解張向忠也不是蔡英文主政以來被遣返的第一人。早在今年一月,蔡政府已默默的遣返十名馬政府沒有遣返的異議人士(王雪笠,中國民國憲政派的發起人)。台灣目前沒有難民法案,立法院才在2016年7月初審通過「難民法草案」,也要等順利三讀通過後一年才會實施。

對於張向忠尋求政治庇護一事,民進黨的立委趙天麟認為在這個敏感時刻(指李明哲的遭中國羈押)真的「怪怪的」(《自由時報》,4/17/2017)。六四民運人士王丹就張向忠回去後只遭廈門公安訊問後就放行,及張向忠似乎有內部消息一事,令他覺得有點困惑(美國之音)。

據報,張向忠是「中國新公民運動」的成員。2013年,他因參加「公民要求205名政府官員公示財產」而被判入獄三年, 2016年7月才出獄。新公民運動與王雪笠領軍的國粉(中華民國粉絲)一樣,都是支持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的。顯然的,他們不了解台灣之有自由民主今天的黨外歷史,更不知主要動力在台灣民族追求獨立的對抗與奮鬥。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這種情形是值得理解的。

有些疑點之所以沒有澄清,我們也可歸咎於移民署的草草結案。移民署於一兩天內就「協助」張向忠返回中國,而沒有好好的加以審查,以讓整個案情更加明朗化。這種作風也不是蔡政府才有的。另一個綠營政府扁政府雖然比蔡政府好(2000-2005年間核准了九名政治庇護, 皆依個案處理,《亞洲周刊》,4/30/2017),但在一些政治庇護案件的延宕及否決上,卻也於當年引起國際人權團體與國際媒體的關注。

台灣對中國是有一個不健康的關係與看法。原因無他,不外是中國的霸氣與叫囂要武力統一台灣。但台灣人應該了解,中國人不是台灣人的敵人,中國也不應該是個敵國,而應是一個可能的友邦。只要中國能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則中國是有可能成為台灣的友邦的。理由也很簡單,一般而言,一個民主國家是不會去攻打另一個民主國家的。中國要成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路途雖然遙遠,但鄰國的台灣沒有不幫忙的理由。再說,我們過去也是受到國際友人的幫助才有今天的。

自由民主固然要靠自己的努力,但在緊要關頭有友人的聲援也是很重要的。台灣過去在白色恐怖噤若寒蟬的時代,靠的是海外台灣人的發聲,與國際人權人士的聲援。走到今天也應該是台灣向國際社會回饋的時候了。對鄰國的中國民運,我們豈有不幫忙的道理。更何況,台灣近年來標榜人權立國,焉有不從事人權外交及推廣人權的道理。

中國的土地面積是台灣的266倍大,人口是台灣的59倍大。雖然個人所得(GNP per capita)比台灣少(中國$15,400,台灣$47,800。CIA: The World Factbook),但整體經濟是台灣的二十多倍。若要以硬體比硬體,輸贏是很明顯的。台灣對抗中國的武器不是硬體,而是軟體,也就是台灣的軟實力。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多元的文化、與亞洲最自由的媒體,這些都是台灣的軟實力,也是中共所懼怕而不敵的。

許多人看台灣與中國並比,硬體的相較之下,大小強弱立現,而也都認為中國拿下台灣將會是輕而易舉的事。如果事情是如此而這麼簡單的話,中國應該是自信滿滿。但每次聽到中共對台灣的狂妄叫囂,及在國際場合的粗暴語言及肢體動作,你會有一個問題:他們為什麼表現得那麼沒自信?他們在怕什麼?

中共怕的自然是台灣軟實力的力量。早期在戒嚴時期下到美國留學的台灣人,都領受過了美國自由民主社會的魅力。一個自由民主的開放社會,對獨裁極權下的人民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台灣有這個優越的武器,焉有不用之理。再說,香港及東南亞愛好自由民主而畏懼中國霸權的人,也都引頸盼望台灣能站得住腳,成為捍衛東亞及東南亞自由民主的堡壘。台灣有責任去阻擋中國霸權文化的擴張,並以軟實力去進攻中國。更何況攻擊是最佳的防禦,我們沒有不反攻中國的理由。當今的中共領導人都是紅衛兵「破四舊」的產物,他們顯然不明聊老子所說「柔弱勝剛強」的意涵。看中共官員虛張聲勢的樣子,你會了解小家子氣的中國為什麼不會是一個泱泱大國,也不會被看成是強國的原因。

如果我們不了解軟實力的功能與效力,而去懼怕中國的硬體與「強大」的話,則我們是自我棄武投降。棄武投降而絡繹不絕於中南海路途上的大有人在。這群人不但無知無恥,不明瞭台灣的軟實力與我們本身所具有的力道,所走的也是出賣靈魂的浮士德的道路。他們想當的是施琅,但他們最終都會遭受到有如鄭芝龍的下場。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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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中東歷史的一封信之七 雙重忠誠的問題 —–猶太團體的組織運作與遊說

2015年11月22,一個被號稱是美國情報史上十大最具破壞性的諜報員之一的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在服刑30年後假釋出獄。出生於猶太家庭的他從年幼時就夢想移民到以色列。在美國海軍情資單位工作那時,他將極機密的資料交給以色列的情報人員。在入獄初年的訪問中,他提及他為什麼為以色列做情報工作的原因,是因為他認為美國虧待猶太人。

自從波拉德入獄後,以色列政府就一直遊說美國釋放他。柯林頓總統原有意用釋放他來換取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和平協議,但遭到美國情治單位的強力反對而作罷。在以色列,他是個知名人物,也是許多人眼中的英雄。

一個在美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卻為別的國家做破壞本國的情報工作。大部分美國人都視他為叛國賊, 而在根本上也觸及一個基本的問題:雙重忠誠(dual loyalty)。

散居各國的猶太人一直都被視為異類,在羅馬帝國統治時即都被視為有忠誠度上的問題。在以色列建國之前,這種問題只存在於宗教、文化、及族群、民族問題上,因為並沒有效忠異國的問題。但在以色列建國後,這種雙重忠誠的問題有了一個具體的對象—以色列。以Pew Research 在2013年所做的調查來看,有69%的美國猶太人將以色列看得很重要,其中30%看得相當重要(very attached)。美國猶太人的這種想法與心態促成了強大的以色列遊說力量。也說明了當年美國國防部長海格爾(Chuck Hagel)在被任命前,只因說他要當的是美國的國防部長而非以色列的國防部長後,被斷章取義而遭受抨擊。批評以色列作為的也常被指控為反猶太人(anti-Semitism)。不論以色列的作為有多殘暴與違背國際法則與人權標準,包括對佔領區的持續墾殖移民,迫害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權益,不積極推動中東和平而只求當一方霸主等等惡行惡狀,美國的死忠猶太人仍然是無條件的支持。這種作法自然使許多美國人懷疑猶太人對美國的忠誠度問題。也就是說,當在緊要關頭時,美國的猶太人到底會站在美方或以色列一邊?這是一個雙重忠誠的問題。

美國猶太遊說團體 (包括AIPAC, JINSA, WINEP, RJC) 這種強力支持以色列的作風,迫使及造成美國政府強力支持以色列, 而也使訪問美國的以色列政要都受到高規格的接待,而對美國政界頤指氣使。美國也為以色列的許多破壞中東和平的政策背書,而也大量金援軍援已是個富有國家的以色列。這種做法不但有害美國,長久之計也是不利以色列的(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美國的猶太人是相當融入主流社會而於各行各業都相當有成就的。除了極端保守而拒絕與與現代及外在世界有所融合的超保守派(如ultra-orthodox, Haredi Judaism, Hasidic Judaism)外,大都生活與活動於一般社會中, 而他們也強調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師出同源。在二次大戰前夕,猶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這個強調兩種文化及宗教同源的名詞也開始廣泛的被使用,而多少彌補了這兩個宗教在宗教與文化間的差異與對立。但到目前為止,說明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與伊斯蘭教都師出同門(亞伯拉罕)的亞伯拉罕宗教(Abrahamic religions)這個名詞與觀念,則尚未廣泛被使用,說明了伊斯蘭教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嚴格說來雙重忠誠問題也不只是猶太人才有的問題。早期台灣人懷疑外省人之不忠不愛台灣是一例。美國獨立戰爭前後,支持獨立的愛國者(Patriots)與支持英國皇室的保皇黨(Loyalists)的對抗又為一例。進入20世紀後的美國,歐洲事務的發展與衝突自然影響到第一代移民的取向。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歐洲各國的對抗,影響到了美國族群間的問題與美國政府(威爾遜政府)的政策。本來沒問題的日耳曼人(美國最大宗的非英語系移民)也被懷疑有雙重忠誠的問題。結果是德文學校、報紙、及德國人教堂的遭到打壓與被迫關閉。而許多地名(如Germantown)也被迫改名(Katja Wüstenbecker: German-Americans during World War I 和 The WWI Home Front: War Hysteria & the persecution of German- Americans)。在兩次大戰中, 有本國籍而非美國公民的第一代移民都被視為敵國住民(alien enemy或 enemy alien)處理。也有不少德裔人士於二次大戰中遭到美國政府拘禁。日美人之幾乎全數遭拘禁則不但被懷疑有忠誠問題,但更根本的是,那是一個種族歧視的問題。

最後再回到本系列的主題。鮑爾弗爾宣言的產生是當年猶太人的團體在強權大英帝國運作的結果。他們透過組織的運作,金融機構的操弄,使錫安主義成為猶太團體的主流,也使大英帝國為錫安主義背書,並為以色列的建國/復國效力。最後是以色列從無到有的獨立建國,及至今仍方興未艾的以阿衝突與中東亂局,及巴勒斯坦人的受苦受難。有如當年法國的退出越南而由美國接替,英國的撤出巴勒斯坦後,接下來為以色列撐腰的是一個新的超級強權—美國。美國的無條件支持以色列而無視巴勒斯坦人的受苦受難,並罔顧世界輿論,所靠的是美國猶太人的組織運作與遊說的力量。這多少也使美國成為伊斯蘭教恐怖組織的攻擊目標。中東問題是一個難解,而幾乎是無解的課題。但了解歷史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系列完)

李堅

 

改變中東歷史的一封信之六 宣言的背後與如今 —-兼看美國的中東政策

鮑爾弗爾宣言被許多歷史學者及當時的大英帝國官員視為是一個重大的錯誤,原因是大英帝國只蒙害而沒得到什麼益處。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4/14/1889-10/22/1975)也於1973年的訪問中說,鮑爾弗爾是一個邪惡(wicked)的人,他用國際聯盟的統治(mandate)去剝奪阿拉伯人自決的權利,將毫無準備的阿拉伯人推入極為複雜的政治處境中 (Avi Shlaim: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如果對大英帝國沒什麼好處,而且又有害阿拉伯人的話,大英帝國為何要發佈這個宣言?

首先我們要考慮的是金融的因素。鮑爾弗爾書信名義上是給羅斯柴爾德男爵(Baron Rothschild)。源於德國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猶太家族是19世紀全世界最富有的私人集團。他們資助了國家級的貸款,各國的戰爭貸款,南非的鑽石礦場,羅得西亞(現已改名為辛巴威Zimbabwe)的開發,也發戰爭財。可說富可敵許多國。而他們建立起來的國際金融管道也都經由猶太人的聯繫而成形。例如,由於沙俄的迫害猶太人,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羅斯柴爾德集團也透過在紐約的猶太金融機構(Kuhn, Loeb & Co.)對日提供貸款。

猶太人的重財及善於理財是聞名的,這也多少源於在過去基督徒不能賺利息的教義,而在金融貸款方面皆由猶太人包下。這可由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故事見諸一般。也因為善於理財而致富,因而也與各國的王公貴族有所良好的關係,許多富有的猶太人也皆被授予貴族的身分。

鮑爾弗爾宣言發佈之前那一段時間,英法皆已陷入金融危機。而交戰各國都急須猶太人金融機構的援助。因為幾乎所有跨國的金融機構在紐約皆有分行或合作的對象,而爭取美國猶太人的支持便成為重要的考量,鮑爾弗爾宣言便在這種背景下產生(Robert John: Behi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 Britain’s Great War Pledge To Lord Rothschild)。

宗教的因素當然也有。不論基督教或猶太教都有彌賽亞的觀念與猶太人回歸聖土( Holy Land,即巴勒斯坦)的說法。當然也有些反猶太人的基督徒認為猶太人的回歸(aliah)會減少他們本國的猶太人人口。無可否認的是當時的大英帝國在討論這個宣言時,宗教因素是一個考量,也是個說詞。但話說回來,如果巴勒斯坦是上帝應許的土地的話,則亞伯拉罕的兒子:創立猶太教的以撒(Issac)與雅各(Jacob),及被伊斯蘭教視為穆罕默德祖先的以實瑪利(Ishmael),他們的後代都應有分。

但與猶太人的金融重量級因素同等重要的是猶太人的政治活動力。猶太人重教育,也很參與社會政治運動,而也位居不少高階政府職位。懷茲曼與羅斯柴爾德男爵代表錫安主義當時在大英帝國的遊說與活動。當以色列於1948年5月14日宣布獨立後,不是很親猶太人的杜魯門總統在不顧國務卿的反對下(因為怕打壞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當天就承認以色列(de facto),繼而於1949年1月31日法理承認(de jure)以色列。英國則於1949年1月29日承認以色列。杜魯門承認以色列的理由也很簡單,就有如他向那時美國駐沙烏地阿拉伯的大使(William A. Eddy)說,他受到前所未有的成千上萬選民 (主要是猶太人) 的呼籲他要支持以色列。相對之下,他沒有阿拉伯選民的壓力。而也同等重要的是他身邊的許多幕僚都是支持錫安主義的,使他遭受到空前的壓力。再說,杜魯門也明暸他若不支持以色列的獨立,絕大部分都是民主黨的猶太人可能都會脫黨(Anup Shah: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 a brief background)。

在美國,猶太人活躍於政界,也形成強大的遊說組織(如每個總統候選人都會去拉攏的 AIPAC,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他們於政界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而主導美國的中東政策。他們也充斥教育界、學術界、及媒體而左右了輿論的導向。在美國,與猶太人人口相當的阿拉伯人(及伊斯蘭教徒)則沒有這種「成就」,而也多少失去了中東政策的發語權。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中東政策成為一面倒的傾向以色列,而非做居間調停角色的原因。也使有些學者及政治觀察家認為,美國的中東政策遭受到美國猶太團體及以色列綁架的原因。

鮑爾弗爾宣言發布那時,大英帝國是個日不落國的超級強權。猶太團體的遊說與運作促成了宣言的發佈與美國的參戰。在大戰後的凡爾賽會議上,不是交戰國的錫安主義卻得以與會,而由懷茲曼為代表參加。他要的是確定鮑爾弗爾宣言會被納入和約中而成為國際法條文。相對之下,那時的戰敗國(如德國)是不能與會而只有任人宰割的分的。大英帝國已不在,如今的超級強權是美國。而猶太團體在美國的活動及影響力也說明了他們一向與強權掛勾以達到他們的目的(John Robert: Behi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 Britain’s Great War Pledge to Lord Rothschild)。美國不但提供了以色列的保護,每年也大量金援(約31億美元)已是富有國家的以色列。伊拉克戰爭也可說是一場以色列的代理戰爭。因為以色列是一直要攻打伊拉克的,最後「代打」的是美國。

也由於猶太人在美國的強大遊說團體及影響力,並一面倒的支持以色列, 使許多美國人對猶太人的忠誠度有所疑問。認為即使是土生土長的美國猶太人,也可能忠於以色列而非美國。這也是當年在英國內閣討論宣言時,是內閣官員(印度國務卿,Secretary State of India  )也是猶太人的蒙太古(Edwin Samuel Montagu, 2/6/1879-11/15/1924)強烈反對錫安主義的原因。已同化於英國社會的猶太人怕錫安主義的推動猶太建國,只會造成猶太人在居住國的困境,引來不必要的被排擠。對他們而言,猶太人是一個宗教或文化的認同,而非民族。另一個事實是,在以色列已建國將近七十年的今天,大部分的猶太人仍住在他國,住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占以色列人口的74.8%)只占全球猶太人的45%到三分之一不到(依猶太人定義而異)。大部分的猶太人還是沒有「回歸」。

李堅

改變中東歷史的一封信之五 以色列的獨立建國 —–大量移民、民兵、經濟、及教育的建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與大英帝國與奧圖曼帝國在巴勒斯坦作戰的,許多都是澳洲與紐西蘭軍人組成的軍團(稱為ANZAC )。大戰後,大英帝國多少已佔據了巴勒斯坦一帶,而開始大英帝國的統治(British Mandate)。大英帝國派去統治巴勒斯坦的第一任高級專員(High Commissioner)是赫伯特‧山姆 (Herbert Samuel, 11/6/1870-2/5/1963)。山姆是強力支持錫安主義的猶太人。在他任內(1920-1925),他以實現鮑爾弗爾宣言為由,大量鼓勵猶太人的移民巴勒斯坦。

以1878年奧圖曼帝國的資料來看,在巴勒斯坦區有462,465人。其中403,795人是穆斯林(包括Druze,伊斯蘭教的一種),43,659人是基督徒, 15,011人是猶太人。到1914年,阿拉伯人人口有68萬人,猶太人也增加到六萬人(Joel Beinin and Lisa Hajjar: Palestine, Israel and the Arab-Israel Conflict)。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東歐各國(尤其是波蘭)及沙俄下的事變及反猶太作為,加以高級專員山姆的鼓勵,大量的猶太人湧入巴勒斯坦。三十年代納粹上台後,德國與奧地利境內的猶太人也大舉移民。但在同時,美國的移民政策也緊縮。1924年,美國通過緊縮歐洲移民及排除亞洲移民的移民法案(Johnson-Reed Act)。急於往外移民的猶太人也大舉湧向巴勒斯坦叩關。

移民的尖峰是1931-1936的五年間,有37萬猶太移民湧入。到二次大戰後的1946年,在1,888,000總人口中,有583,000名是猶太人(Ann M Lesch: Zionism and its impact)。但大量猶太人的湧入自然的在巴勒斯坦造成與本地人的衝突。為了保衛自己以對抗巴勒斯坦人,猶太人於1920年就組成了民兵(稱為哈格那 Haganah,以色列軍隊的先驅)。在表面上,這個民兵組織也配合及協助大英帝國,但到後來也與猶太人的恐怖組織有所聯繫。從1920年代開始,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逐漸尖銳化。進入1930年代及二次大戰後,雙方的暴力衝突有增無減。居間要維持秩序的大英帝國只引來雙方對大英帝國的痛恨。想要縮減猶太移民名額的大英帝國,引來了猶太人的不滿與國內錫安主義團體的壓力。不完全終止猶太移民也引來巴勒斯坦人的不滿。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固然互相仇視,居間但偏頗猶太人的大英帝國更是兩邊不是人。1944年11月,邱吉爾的朋友,也是駐在開羅的內閣官員(Lord Moyne)遭到猶太恐怖組織俄爾滾(Irgun Zva’i Le’umi)的暗殺。1946年7月22日,大英帝國官員所居住的大衞王旅館(King David Hotel),遭到猶太恐怖組織俄爾滾的炸彈爆殺,造成91人死亡。俄爾滾的領導人貝根(Menachem Begin, 8/16/1913-3/9/1992)後來成為以色列的國防部長與總理,他與埃及的沙達特共領1978年的諾貝爾和平奬。

除了組織武裝力量以防衞外,猶太人也大量的向巴勒斯坦人購買土地。世界錫安主義組織(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也協助大舉購地。到1947年,世界錫安主義組織已擁巴勒斯坦7% 的土地,占10-12%的可耕地 (共190萬 dunums, 一個dunum相當於1/4 acre) (Ann M. Lesch: Zionism and its impact)。許多土地是以恐怖組織「淨空」的方法,及以色列建國後的戰爭方式取得的。在1947-1949年間就有90萬名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稱為the Nabka,受難一詞的阿拉伯語)。

在同時,猶太人也組織了各種不同的商會(稱為Histadrut )。但各種商會的運作都維持了同一原則—只雇用猶太人而排除本地人。在歐洲的猶太人都是世居城市,沒有(或不能)經營農場的。錫安主義強調要回歸土地(return to the soil)。但在農場雇用的人也同商會一樣,都只雇用猶太人。

在教育方面, 以1931年的統計來看,識字的猶太男性占93%,基督徒男性占71%,但只有25%的伊斯蘭教男性識字。歐洲移民來的猶太人已深受歐洲文化的洗禮,也多有科學與現代文明的知見。但因為是由各處來,語言及文字不盡相同。為了建立猶太人的共同認同,回復希伯萊文便成為共同的目標。

當初鮑爾弗爾宣言說的是要建立一個語焉不詳的猶太家園(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沒有明說要建國。但錫安主義所推動的是積極的朝建國的方向前進。教育體制、希伯萊文的回復、商會的運用、土地的大量徵收、民兵的建立、及武力暴力的使用,都朝建國的方向前進。在大量移入的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逐日升高之下,統治巴勒斯坦的英國也吃力不討好而成為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共同攻擊的目標。在無法治理下,英國將巴勒斯坦的命運於1947年2月14日委交於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聯合國處置。當初所提的兩案是聯邦制或分治 (partition)。1947年11月27日,聯合國通過分治案,西邊歸猶太人,東邊歸巴勒斯坦人,耶路撒冷則由聯合國托管。當時的錫安主義領導人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10/16/1886-12/1/1973)接受這個提案,但巴勒斯坦人反對。在無解下,英國宣布將於1948年5月14日終止在巴勒斯坦的統治。1948年5月14日下午4時,後來成為首任總理的本‧古里安在特拉維夫博物館(Tel Aviv museum,今天的獨立聽)宣布以色列的獨立建國。掛在牆上的照片是赫哲–《猶太國家》一書的作者。隔天,阿拉伯聯軍攻打以色列,而紛爭至今沒解。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