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所有生物都要靠自然界來維生，人類當然也不例外。但人類卻也是最懂得運用及剝削（開發）自然資源的物種。而在這個過程中，一個人造的人類社會也形成了，也創造出了財富。

經濟學家在講財富（wealth）時，一般包括的是只能在市場上做交易的資產（marketable assets）。財富一般包括不動產、股票、銀行存款，在扣除債務後的結餘。也有經濟分析家專注於金融的財富（financial wealth）而已，不考慮房地產。在考慮財富分配時，也有經濟分析家專注於收入所得（income）的差異。所得包括工作所得、利息、及證券的紅利收入，但沒包括已擁有的資產與財富。

在人類社會進入工業革命，科技更新，及全球化的今天，已累積了相當的財富。要了解全球財富的大概，我們可由兩大歐洲的金融機構的分析報表來看：一個是瑞士的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一個是德國的安聯人壽（Allianz）。

以瑞士信貸2016年的全球財富報告（The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6）來看，全球的財富總額是256兆美元。比2015年增加了3.5兆美元，增加了1.4%。但只約等同於人口的增加。每個成年人的平均財富是52800美元，與2015年不相上下。報告也指出，從2008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財富的增加大都源於金融資產的增加。但2016年則是由2008年以來首次有非金融資產的增加。瑞士信貸也注意到從2000年以來，新興經濟（emerging economies）不但大幅促進了全球財富的成長，也影響了全球財富的分配與鉅富的比例。在2000年，新興經濟只佔全球財富的12%，但佔了財富成長的25% 。目前有18%的鉅富（ultra-high net worth population）住在新興經濟體系裡。中國鉅富就佔了9%，比法國、英國、德國、及義大利各國都要來得多。

在財富的分配方面。瑞士信貸用最富有的1%與最富有的10%，與底層的人相比。發現財富不平等只有更惡化。底層50%人的財富總額抵不過頂層1%的財富。而頂層10%的財富就佔了全球財富的89%。

以財富分配的金字塔來看，有9%的全球成年人是只有負債而沒有資產；財富在1萬美元以下的共有35億4千6百萬人，占全球成年人人口的7.32%，財富共6.1兆美元，占全球財富的2.4%；財富在1萬到10萬美元間的有8億9千7百萬人，占全球成年人人口的18.5%，財富共29.1兆美元，占全球財富的11.4%；財富在10萬到100萬美元的有3億6千5百萬人，占全球成年人人口7.5%，財富共103.9兆美元，占全球財富的40.6%；財富在100萬美元以上的有3千3百萬人，占成年人口的0.7%，財富共116.6兆美元，占全球財富的45.6%。

在公布的一些國家中，個人成年人財富最多的是瑞士，約56萬美元。美國的平均成年人財富約34萬美元。英國約29萬美元。法國約24萬美元。瑞典約23萬美元。德國約19萬美元。歐洲的平均約13萬美元。世界的平均是52800美元。中國的平均約22900美元。

另外，安聯人壽的2015年全球金融財富報告指出，全球的個人財富是153.2兆美元。其中美國就擁有了63.5兆美元（占全球41.6%）。前10名除了美國外，中國占全球10.5%，日本8.9%，英國5.6%，德國3.9%，法國3.5%，加拿大3.0%，義大利2.9%，澳洲2.0%，南韓1.6%。

在財富分配方面來看，美國是最懸殊的（吉尼係數80.56），瑞典其次（79.90。註，瑞典已改變政策，撤銷不少福利措施），剩下的前十大最不平等的國家是英國、印尼、奧地利、德國、哥倫比亞、智利、巴西、墨西哥。(America is the richest, and most unequal, nation. Fortune, 09/30/2015)

安聯人壽2016年的全球財富報告（Allianz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6）指出，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全球的私人金融財富（private financial assets）增加了61%，比經濟產值的速度多了一倍。原因是各中央銀行都大量印發錢幣，得利了金融市場的操作。結果是財富分配越加不平均及兩極化，而也削弱了中產階級，使中產階級的數目減少。報告也指出，全球有5億4千萬人可說是屬於高財富階級（high wealth class），比2000年時增加了1億人。其中66%（過去是90%）的人住在歐洲、美國、與日本。

安聯人壽也列了各國個人金融資產（per capita financial assets）的對比。最高是瑞士（170,589歐元，當年1歐元約1.06美元），美國其次（160,949歐元），日本第6（83,888歐元），台灣第8（81,242歐元），新加坡第10 （79,261歐元），南韓第21（27,371歐元），中國第28（11,496歐元）。

要量化財富及所得有其困難，人民到底是很會藏錢的。量化及調查也許有所困難，但都顯示出了分配的不平均及兩極化的日趨嚴重。人不平則鳴，而一些經濟學家，社會學者，與政治學者，也都投入分析分配所以不平均及兩極化的原因。平等固然不見得能解決問題，但公平是需要的。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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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類學者來講，原始社會是無所謂財富與分配的問題。研究目前世界上尚存有的狩獵採集（hunting and gathering）部落來看，在這種社會中，一般是男人集體從事打獵，而女人則做採集可食性根莖的工作。所有的獵物與採集物大家共用共享。沒有所謂財富分配平均與否的問題，也沒有現代社會的焦慮與憂鬱問題。

但在人類社會進入農業生產的型態後，財富的分配開始出現不平等的現象。定居的生活形式及社會逐漸分工，與政府的形成，都加速了這個不平等的發展方向。工業革命後，加上金融體系的運作與全球化的進行，使得這個不平等越趨尖銳化。

人人生而平等是一個理想，但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希望人人平等。大部分人會同意的是較有貢獻，較有能力，較勇敢，而較願意為大眾犧牲一己之利的人，應該受到照顧與較多的補贘。也就是說，一般人要的是公平（equity），而非平等（equality）。但事實是常與願違的。

在社會上最危險、最骯髒、最艱難的工作，常常是屬於社會底層的人的工作，而其收入也不高。礦工，清潔工，農場採收工，軍人，漁民，等等皆屬之類。

有特殊技術的如醫師、律師、工程師們的收入皆較高，社會一般也大多同意。若有所爭議，也可能都在不大的範圍內。但在過去幾年來，美國執行長（CEO）的高收入是常常引人詬病的。在1978年到2014年間，美國執行長的收入在通貨膨脹調整後是增加了1000%。在1965年，美國執行長的平均年收入（每年$832,000）是一般員工平均年收入（每年$40,200）的20倍。但到2000年時已增加到376倍。2014年稍微降到303倍。在2014年，執行長的平均年收入是$16,316,000，一般員工則為$53,200（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要說執行長的體力是平常人的三百倍，或說聰明才智是常人的三百倍 (IQ 3萬) ，當然都不是。聰明與能力當然都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長袖善舞，懂得政治操作，並罔顧世俗的道德規範。

一般人喜歡聽的故事是，原本一無所有的人憑赤手空拳的打出一片天下。許多人也都認為許多企業家都是如此成功的。而事實上，在美國的大企業中也不乏這種例子。早期台灣的中小企業更充滿了這種空手打造出成功企業的事實。但這種故事會使人對巨富的產生也有相同的聯想，會以為巨富的產生也如此。這種灰姑娘的故事所掩蓋的是一些鉅富的事實。當這些成功的企業若有幸發展成大企業的時候，他們靠的常是兵不厭詐。在全球化下，也都參與了逃稅（tax evasion，而非避稅tax avoidance）及與政權勾結的作風。

在福布斯（Forbes）雜誌所公布的全球1810個十億富豪（billionaire，或億萬富翁）中， 89%是男性。這群億萬富翁擁有了6兆5千億美元（6.5 trillion）的財富，相當於全球底層70%人的財富總和。最富有的8個人就與底層一半的人（36億人）所擁有的財富相當（Oxfam Briefing paper—Summary. January 2017）。而這個報告也顯示，在這1810名億萬富豪中， 三分之一人的財富是靠繼承而來的，而43%靠的是群帶關係（crony capitalism）而來。

在量化財富不平等方面，一般常用的是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0 代表最公平，100代表最不公平。但近年來也有不少經濟學者用賦稅資料去分析財富與收入的不平等。最有名的當然就是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於2013年發表，而其英文版於2014年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皮凱提與一群全球的經濟學者用賦稅的資料去分析財富分配兩極化的現象與由來。他的中心論點是，若長期下來資本回報（r,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大於經濟成長（g, rate of economic growth）的速度的話，則財富的分配不均會日趨嚴重。

吉尼係數一般只用於測量一國內的財富分配情況，但近年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學者(Angus Maddison，與University of Utrecht 合作) 也將吉尼係數用於全球做分析。他們研究了25個國家由1820年到目前的情況。發現平均身高，建築工人的購買能力都有增加，唯獨收入不平等沒有改善。若全球是一個國家的話，在1820年的吉尼係數為46， 2000年為66。除了少數富有國家如日本、法國較有收入平等化的改善外，大部分的國家在財富分配方面在過去一百多年來並沒有改善。以中國為例，中國目前的經濟雖然比清朝時要來得好，但財富分配並沒有改善。另一方面，若我們視全球為一個國家而每一個國家是個人時，國與國之間的吉尼係數在1820年時是16，到1950年已升至55，而大致維持沒變。1820年時，全球首富的大英帝國的平均財富是全球窮國平均財富的五倍。但目前的美國平均財富是平均窮國的25倍。經過工業化等因素的考量及交叉分析，OECD的結論是，全球化 (一說由1452年開始，但界定及分類常依國家及地區而異) 導致了一國內的貧富懸殊加劇，但卻也多少改善了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當全球化退潮時 (1914-1970)，則國家較有餘力去處理國內的不平等問題。

在過去，工業化、科技的變革、及政治文化是財富分配不均的動力。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化、移民、及政治文化生態也都是原因。一個程度上雖然國與國之間的差距縮小了，但每個國家內的不平等卻越趨嚴重。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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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有悲劇，有喜劇。台灣「光復」這個故事說起來是個醜劇、悪劇、騙劇、與悲劇。事後我們希望那只是一個惡作劇，但它確實是發生了。每個故事都要有個起點，「台灣光復」這個故事的起點應由九一八事變講起。

第一幕：九一八事變

中國人為什麼喜歡強調，台灣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因為台灣自古以來從來就不是中國的領土。清朝在打倒鄭氏王朝後，要不是施琅的極力勸奉，清朝並無占領台灣之意。即使在清朝佔領台灣的212年間 (1683-1895) ，台灣也皆被以化外之地對待，並非一個正式的領土。馬關條約將台灣永久割讓給日本後（Article 2. China cedes to Japan in perpetuity and full sovereignty the following territories….），本就不視台灣為中國領土的中國人，也就將台灣從他們的集體意識中跟除掉了。

一向對東京「下剋上」的關東軍於1931年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佔領了東北全部。隔年，日軍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1932年5月5日，國民黨與日方簽了「淞滬停戰協定」。日軍的侵略引起中國民間的普遍反日。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開始算舊帳了。他們「發現」了當初甲午戰爭後的割台，而有一間製作地圖的出版社（日新輿地學社）首先將這割台稱為國恥。但當時絕大部分的中國人本身都自顧不暇，沒有去意識到台灣，也沒有視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詳情參考高格孚 Stéphane Corcuff: “The Liminality of Taiwan: A case-study in Geopolitics,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ecember 2012）

要鼓勵學童仇日抗日的國民黨南京政府，於1932年的小學課本裡加了一篇名為「台灣糖的滋味」的教材。內容是：「台灣糖，甜津津，甜在嘴裡苦在心。要問這糖何處造，這糖造自台灣人。甲午年，起糾紛，鴨綠江中浪滾滾！中日一戰清軍敗，從此台灣歸日本！台灣糖，甜津津，甜在嘴裡痛在心。」。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教材教的是戰敗的羞辱，要的是仇日，但沒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也沒說我們必須收復台灣。文中說的是「從此台灣歸日本」。

在中國四分五裂而日本步步進逼下，要國共聯合抗日的奉系軍閥張學良與楊虎城於1936年12月12日發動了西安事變。在事變後的調和過程下，國共聲言要聯合抗日。但在信誓旦旦的國共聯合抗日聲明中，可沒說要「收復台灣」。要「收復台灣」是後來的發展。

第二幕：絕地逢生的國民黨

國民黨說滿清貪污腐敗，但繼承這「法統」的國民黨何嘗不貪污腐敗。也因這種貪污腐敗及軍閥割據的局面，使衰弱破敗的中國于列強，尤其是日本帝國，有機可乘而節節敗退。北伐後雖有一段較承平的｢南京十年｣（1927-1937）。但即使在那段時期，國民黨對清朝留下的領域還是鞭長莫及。西藏與蒙古都已獨立，而各地仍有動亂，更不用說是共產黨的擴大勢力了。這段期間卻也是蔣介石竄起的時日，及黨國時代的開始。而國民政府對日本帝國的進逼卻是一籌莫展。

八國聯軍事變後，依條約各國在北平皆有駐軍，以保護使館及僑民的安全。在那種背景下，日本在北平也有駐軍。1937年7月7日，駐北平的日軍與國民黨軍有了衝突。是偶發？擦槍走火？或者是有計劃的事變？是史家研究的對象。但七七事變是中日第二次戰爭的開始（西洋史家稱甲午戰爭為第一次中日戰爭）。

七七事變發生後，國際情勢相當不利於中國。歐洲各國瀰漫著二次大戰前的不安，無暇顧及亞洲事務。西班牙內戰方酣；納粹德國也已崛起，誓願要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羞辱敗局復仇；法西斯的義大利也已出兵攻下衣索比亞。而太平洋對岸的美國則決意要維持孤立主義（當時的蓋洛普民調顯示88%的美國人反對介入歐戰，更別提參與亞洲事務了）。國民黨要求助於國際社會是一點門路也沒有。唯一的門路是與日本及中國都有良好關係的德國（國民黨於1928-1938間設有德國軍事顧問團，訓練國民黨的軍隊）。當時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 5/7/1877-12/10/1950）做了多番中日的調停工作。

但要擺出軍人強硬態勢而又不懂如何做戰的蔣介石，於七七事變後出動了他最精鋭的德國訓練出來的軍隊，於1937年8月13日將戰場轉到上海（八一三淞滬戰役）。打了三個月的淞滬戰役後國民黨敗給了日本。調和的陶德曼於1937年11月5日向國民黨提出日本講和的條件。蔣介石、顧祝同、白崇禧、及唐生智都認為條件不苛刻，可以接受。但在怕被責為賣國賊下，蔣介石下的國民黨也不敢公開接受。當12月13日，日軍攻下首都南京後，和談的條件轉為苛刻。中日也於1938年1月20日正式斷交。

中日全面開戰後，國民黨是節節敗退。「民族救星」蔣介石除了「以空間換取時間」，焦土政策，及做了一些笨決策外 (如造成數十萬人死亡，但並無法阻止日軍前進的黃河｢花園口決堤事件｣)，別無它途。敗退到重慶的他也只有以不變應萬變了。而就在這種絕境下，蔣介石遇到了他的「荒漠甘泉」—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變。

珍珠港事變後立即改變了美國的孤立政策。隔天美國啟動了太平洋戰爭，也加入了歐戰。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牽住了日軍的主要勢力，也使美援及美元開始大量流向國民黨。

第三幕：$美金$美金$美金$

珍珠港事變前的美國雖然走的是孤立主義的路線，但一直有心幫助英國的羅斯福總統早就在為作戰做準備。1940年9月16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徴兵法案 (Selective Service and Training Act of 1940)，以備需要時開始徴兵。1941年3月11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租賃法案（Lend-Lease Act），主要是以物資援助的方式（坦克車、軍車、軍事裝備、武器…..等等）協助與軸心國作戰的國家。1941年5月1日開始，在租賃法案下，軍援也開始抵達國民黨。日軍進占中南半島後，物資抵達重慶有所困難，而有不少以金援的方式出現。這也是蔣宋家族大發戰爭財的機會。

在二次大戰結束前，美國共花費了501億美元（今日的6670億美元）在租賃法案上。其中英國得到314億美元，蘇聯得到113億美元，法國得到32億美元，國民黨得到16億美元（今日的213億美元），其餘26億美元支援其餘的同盟國。這種分配多少反映出當時的戰事及美國的考量。在美國的考量中，打敗納粹德國的歐戰是最重要的，打敗日本帝國的太平洋戰爭其次，中國戰場排第三考量。知道國民黨不抗日（史迪威（Joseph Stilwell, 3/19/1883-10/12/1946）稱蔣介石的抗日為假戰爭（phony war））的美國要的只是中國多少能牽制到日本。但對錢的嗅覺極其敏銳的蔣宋可不這麼想。看到英國、法國、與蘇聯拿的都比他要來得多的國民黨，「不平則鳴」了。當時國民黨開口要的有很多都不合常理，也過度要求。如宋子文常常列出許多清單是根本就不存在（如4噸卡車）或尚未生產的軍備。國民黨所要求的都是最多，而且要最好的（The Pacific War Online Encyclopedia）。

原本就常跑美國，而也常於美國的報章雜誌發表文章的宋美齡，與她的哥哥宋子文於1943年2月遊走華府與東西兩岸，控訴美國沒有平等對待｢奮力抗日｣的「自由民主中國」。不堪其擾的羅斯福總統也在就教於賽珍珠後，決定給蔣介石一個面對面的「面子」。

為了討論戰局及戰後的處置，羅斯福與邱吉爾至少會面了11次，其中也包括與戴高樂（如卡薩布蘭加會議）或史達林（德黑蘭會議與雅爾達會議）的會面。在這種背景下，英美也決定在三巨頭的德黑蘭會議（11/28/1943-12/1/1943）之前，在中途過腳的開羅舉行開羅會議（11/22/1943-11/26/1943），給蔣介石一個會面的面子。

第四幕：開羅會議

一個被羅斯福總統的貼身主要顧問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8/17/1890-1/29/1946）認為對戰局的進展一點都沒有幫助，而邱吉爾則視之為中國事務的討論佔了太多時間，複雜而也都是芝麻小事（lengthy, complicated, and minor）的開羅會議，如今卻都成為國民黨與中共所極力宣傳的，也是有原因的。開羅會議可說是國民黨的特大外交勝利。因為除了領土的取得外，在羅斯福總統的指示下，也使中國成為所謂的四強之一。

羅斯福有「四個警察」的構想。他希望於戰後的世界局勢中，有「四個警察」能維持世界的秩序與和平。這四個警察是美國、英國、蘇聯、與中國。在這種思考背景下，羅斯福將中國列為四強之一。知道中國的積弊，破敗，與衰弱的邱吉爾很不以為然，但也無法挑戰那時已是老大的美國。我們當然知道國民黨這個｢警察｣最後被｢共匪｣打敗而逃到台灣。

羅斯福之要將中國列為四強之一，固然希望不抗日的國民黨能夠抗日（羅斯福向他的兒子艾略特Elliot說，蔣介石意不在抗日，他只要打共產黨），但也不能說沒有個人上的因素。羅斯福不喜歡德國，輕蔑法國，親英國及友華不是個秘密。美國固然在那時因為要聯合國民黨抗日而使美國排華的氣氛減緩，但在那個還是排華年代的美國之友華不能說不奇怪。羅斯福來自一個巨富人家，財富有一大部分是他的外祖父德拉諾（Warren Delano）賺來的。德拉諾年輕時參與一家美國與清朝下的中國打先鋒做貿易的公司（Russell & Company）。這家公司在香港向中國輸出鴨片而使德拉諾成為巨富。鴨片戰爭後，德拉諾回美國投資鐵路與房地產。但在1857年失去他大部分的財富。50歲的他再次去中國做生意，後來也因向美國輸出藥用鴉片（因內戰）而東山再起。

雖然為了鼓勵蔣介石抗日而將中國列為四強之一。但羅斯福對蔣介石不是沒有意見的。羅斯福對蔣介石的印象是善變與護短（mercurial, defensive）。由史迪威知道中國戰區最大問題在蔣介石的羅斯福，與也在開羅會議現場的史迪威說：如果你與蔣介石無法合作，設法幹掉他，安排能與你合作抗日的人（Richard Bernstein: Assassinating Chiang Kai-shek。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3, 2015 ）。事後史迪威也要身邊的人設計暗殺蔣介石的方法。 一是用肉毒桿菌毒素（botulinum toxin），一是假借因飛機失事及降落傘失靈的方式讓蔣介石「意外死亡」。但最後史迪威並沒將暗殺蔣介石的計劃付諸實行。

雖然不是二次大戰中的一個重要會議，但開羅會議卻使蔣介石滿載而歸。不但戰後台灣與東北都將｢歸還｣中國，而中國也成為四強之一。可能如此吧，那一代的台灣人可真是看花了眼，也看走了眼。不奇怪的是，台北市當今還有條紀念羅斯福總統的羅斯福路。

第五幕：三強或四強，戰勝國或戰敗國

雖然被羅斯福將中國列為四強之一，但邱吉爾是不同意的。而了解中國底細的史達林更以行動來證明，中國不但不是個戰勝國，更是個戰敗國（Sergey Radchenko: China Lost World War II.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3, 2015）。

二次大戰中最重要的三個三強會議（英、美、蘇），一個是德黑蘭會議（11/28/1943-12/1/1943），一個是雅爾達會議（2/4/1945-2/11/1945），一個是波茨坦會議（7/17/1945-8/2/1945）。德黑蘭會議最主要是討論歐洲的戰局，日後的諾曼第登陸，及東歐（尤其是南斯拉夫與土耳其）的局勢。雅爾達會議討論的是德國戰敗後的歐洲局勢安排，東歐，波蘭等問題。史達林要戰後的東歐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在雅爾達會議中也討論了亞洲的情勢。需要蘇聯的參戰才能打敗日本帝國的美國，也大都同意了史達林的要求：蘇聯要日俄戰爭後失去的領土（南庫頁島），千島群島，遼東半島的租借，南滿鐵路，及外蒙古的維持現狀（獨立）。交換條件是，史達林同意在德國投降後的三個月內會出兵攻打日本。波茲坦會議重申戰後的歐洲情勢，及與尚未投降的日本帝國的作戰問題。

德國於1945年5月7日投降後，蘇聯依雅爾達會議的協定，於三個月後將百萬大軍集結於滿州國邊境，準備攻入滿州國。不被三強看在眼裡的蔣介石，於雅爾達會議後的四個月 (6月15日) 才被通知會議的決議 (Harry S. Truman: 1945: Year of Decisions, volume 1)。知道他會成為｢民族罪人｣的他於1945年6月派宋子文到莫斯科去談判，但史達林一步也不讓。知道中國無力對抗日本的史達林說，他需要一個獨立的蒙古以作為與日本未來可能侵略蘇聯的緩衝地帶。在冗長的討價還價後，不耐煩的史達林動怒要宋子文馬上簽約同意外蒙古的獨立。不敢做主的宋子文請示蔣介石，知道他別無選擇的蔣介石於1945年7月9日要宋子文簽約同意外蒙古的獨立，及所有史達林的要求。

蔣介石下的國民黨重慶政權是破敗而外強中乾的。中共佔據西北方一代；日本佔據了東北的全部及一大片的中國沿岸領土；西藏於清朝倒台後即已宣布獨立；蒙古也已獨立了兩次：第一次是1911年，第二次獨立是1921年7月21日，在蘇聯的支持下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  (蒙古文至今用的仍是斯拉夫人用的基里爾字母，Cyrillic。內蒙古人則仍用傳統的蒙古文字)；新疆也已獨立。被日本打敗但尚未被消滅的國民黨，卻頂了個羅斯福給的四強之一的帽子。史達林看破國民黨，但當時的許多台灣人顯然沒有看清這個事實，還真的以為國民黨打敗了日本，是四強之一。（後來戴高樂的參與解放巴黎，及國際社會對法國的特殊對待，使得法國於戰後成為五強之一，並成為聯合國的常任安理會員之一）。這也難怪當年台灣人會去歡迎這個號稱打敗日本帝國的「國民革命軍」了。但對許多人而言，那個失望卻也是立即的。

但話說回來，史達林也並非就那麼惡待蔣介石的。參與攻打滿州國的蘇聯百萬大軍中，有相當多的蒙古軍人在外蒙共產黨領袖喬巴山（Khorloogiin Choibalsan, 2/8/1895-1/26/1952）的指揮下。喬巴山原意也要攻下內蒙古，建立延伸到太平洋的大蒙古，而將中國的邊界定在長城以內。但史達林於1946年2月多少否決了喬巴山的構想，只同意了外蒙古的獨立。另一方面，史達林原本支持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如維吾爾人建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但最後又改變主意。而在攻下滿州國，運走了所有的工業設施後，史達林讓國民黨去接收東北。當時不被史達林看在眼裡的毛澤東頗為不滿。除了蒙古獨立外，史達林大都優待了國民黨。這多少說明了他滿足了蔣介石在蒙古議題上的讓步，而不再提「非份」的要求。（Sergey Radchenko: China Lost World War II.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3, 2015）。值得注意的是外蒙獨立是三強的協議（名義上那時外蒙的主權還在中華民國手上），但有但書說蘇聯必須取得中國的同意。這也是宋子文到莫斯科談判的原因。這說明了三強根本不把中華民國看在眼裡。也說明了中國不但不是四強一，甚至在領土主權上還任由三強擺布，而對史達林的要求一點討價還價的餘地也沒有。這只是一個戰敗國的表現，談不上戰勝國，更別提是四強 (或後來的五強) 之一了。

第六幕：半路認老爸

蘇聯的攻打滿州國（8/9/1945-8/20/1945），及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後，日本帝國投降了。雖說投降，但日軍尚占有一大片的中國領土及東南亞。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匆匆忙忙於1945年8月17日發給日本帝國大本營（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通令第一號」（General Order No. 1）。通令第一號指示日本帝國所占有領土的交接事宜。日軍佔領下的中國（除了滿州國外），台灣，及北越，由國民黨代表盟軍接收。1945年9月9日在南京國民黨所謂的投降儀式中，中國派遣軍的總司令岡川寧次可沒有向國民黨的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交出軍刀（岡川是何在日本陸軍大學求學時的老師），只交出降書。其象徵意義不言可喻。日本知道他們是敗於美國與蘇聯的。中國是日本的戰敗國，並非戰勝國。但當時的台灣人，即使是目前的台灣人，可是不知情。

國民黨雖只是代表盟軍來接收台灣，但不明就裡的台灣人以為是「回歸祖國」了。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會堂舉行的受降典禮上，我們看到了「慶祝台灣光復」的牌樓。「光復」這一字是頗有問題的。中華民國從未治理過台灣，何來有「復」。但我們也應了解這是中國人一貫善玩文字技倆的手法，所謂的「八年抗戰」，「抗戰勝利」，「為解救台灣同胞而抗戰」， …等等奇言怪論不勝枚舉。這也是喬治歐威爾的《1984》所描述的，而英文也將這種矛盾而離奇的語言稱之為歐威爾式（Orwellian）了。

「台灣光復」的結果我們不用多說。在那受降儀式中代表台灣民間人士的一些士紳，有些於後來遇害（陳炘、林茂生、宋斐如），有些入獄（王白淵），有些流亡在外（林獻堂）。當時的台灣人為什麼這麼不了解情勢？不了解中國？

台灣同日本一樣都經過大正民主（1912-1926）那段自由開放的時日。而隨著其後軍國主義的上台，壓迫與言論的緊縮也跟著而來。這在一定的程度上，我們不能怪當時的島內台灣人士資訊不足。而可能更重要的是，台灣一向是個殖民地，從來沒有自己的國家。日本治台只不過由一個殖民者（清朝）換成另一個殖民者罷了。但韓國在日治下是亡國的，因為他們原本有自己的國家。這也表現在軍國主義下韓國人與台灣人的不同策略與目標。當時一些抗日的台灣人也注意到了，韓國人的一些抗日團體與人員有很鮮明的要求獨立的色彩。那時李承晚所屬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與國民黨的關係良好，李承晚也曾在美國做遊說，而多少有開羅宣言中的那句「三國……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獨立」（…..in due course Korea shall become free and independent）。在此附帶一提的是，李承晚等人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也隨同國民黨到重慶。左翼方面，有部分左派人士到延安（延安派、親中派），或到蘇聯，或本土左派。最後統合這些左翼派系的是金日成。

當時在台灣因為資訊不足，我們可以理解大部分人對中國不了解。但在當年的中國及滿州是有不少台灣人的存在的，也有不少台灣人的抗日團體。至少有六個抗日團體當時在國民黨中央的調和下，在重慶組成了「台灣革命同盟會」（台灣省政府：台灣光復65周年特展專輯）。戰後也有不少「半山」風光的回台，如黃朝琴，游彌堅，李萬居，謝東閔，黃國書，林頂立，連震東，陳守山，吳三連……等等。這些人不能不說不了解中國。除了吳三連外，我們看不到有什麼為台灣說話或批評中國的言論或作為的。當然啦，我們也大可了解這些到中國去的人原本就懷有祖國情懷，要他們批評中國未免勉為其難。

我們只能說到中國去的原本就親中，但留美的呢？當時留美的人極其少數，陳炘與林茂生都於二二八事件中遇害。 廖文毅、廖文奎兄弟都在美國獲有博士學位，兩人也都在中國教過一段書，不能說他們不了解中國。但這兩兄弟卻也都在二二八事件後才如夢初醒。我們只能說當年的台灣人認識不清，認識不夠，加上士紳的親中，帶來了台灣社會的災難。

第七幕：被驚醒的主角

牽涉到台灣的一切，台灣人當然是主角。但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的世界局勢看起來，台灣人不了解中國，不了解日本，不了解美國，也不了解自己。回頭看起來，台灣人似乎只在於物色下一個殖民者，而不了解自己是主角，應該是台灣的主人。但這些都在228事件後驚醒了。

如果沒有九一八事變；如果沒有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將美國拉入戰局；如果當年台灣人有獨立的意識而從事獨立運動，並建立台灣社會的一定基礎，而且有人在華府做遊說的話；如果蔣介石沒有宋美齡在戰時中做對美國外交主力的話； …許多「如果」都會導致台灣有不同的結局。但這許多「如果」都敵不過一個基本的事實—-當你不立願當自己的主人的話，則只有任人擺弄的份。有幸的是，在二二八事件70年後的今天，台灣的主角已漸漸的浮上了檯面。解嚴前後此起彼落的呼聲到今天綠營的完全執政，主角的形象已越趨明顯。同是當年日本殖民地的韓國已於1948年宣布獨立。南韓在聯合國監督投票下，宣布獨立。北韓則在蘇聯的支持下宣布獨立。而所有前歐洲殖民地的亞洲各國也都已獨立。台灣卻是亞洲唯一沒獨立的前殖民地。台灣的獨立時程表仍是個未知數。我們只能期許自己說，一個更艱苦的任務，一段更困難行走的道路，將會帶來更豐盛、更甜美的結果。主角都已經走上檯面了，我們希望這個故事也將會有個喜劇的結局。從1947年的228事件後，這70年來台灣已走上了獨立的不歸路。無論就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台灣民族的意識，及台灣一般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情況而言，「光復」前的台灣與當今的台灣已是截然不同。套用左派的一句用語與哲學推論，台灣民族的獨立是一個歷史辯證的必然。對許多台灣人而言，獨立一直是一個夢想。也有不少人認為獨立會解決一切問題。但抱持這種｢獨立會解決一切問題｣想法的人在獨立後是會失望的。台灣的獨立固然已是一個歷史的必然，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及時機而已。時間一到及時機成熟的時候自然會水到渠成，沒有必要去硬推或強求。但獨立後的台灣仍有很多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上的改革需要處理。這個｢台灣本應獨立但卻成為光復｣的故事雖然會有個結局，但將來改革的路途仍然很遙遠。而已成主角的台灣人的故事也將會綿綿不斷的延續下去。但未來的這些故事都將會是以台灣人及台灣為主體的故事。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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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革命是20世紀最重大的變局之一。其重要性不只在一個龐大帝國沙俄的被推翻，而更重要的是布爾雪維克（後來改名為俄共）標榜他們的革命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俄國革命也便成為世界第一個建立社會主義體制的社會主義革命。

當法國革命（1789-1799）推翻封建體制建立共和後，所引起的是歐洲各個封建體制的緊張，深怕他們會是下一個被革命的對象。這也反映在拿破崙的攻打歐洲中，各個封建政體一再的建立聯盟以企圖阻止這股革命浪潮。深諳政治經濟學及那段歐洲歷史的馬克思對法國革命的解釋是，那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也就是說，那是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挑戰舊體制（封建體制）的革命。馬克思也認為，推翻舊封建政體而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也會隨著下一波的社會主義革命而走入歷史。因為資本主義下的無產階級，將會起而推翻掌有巨大政經利益而居少數的資產階級，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

馬克思的邏輯看起來很簡單。但歴史的發展與事實常不是如一般理論所預期的。

革命前的俄國是一個相當落後的國家。與西歐比起來，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工業發展上、及文化水平上，都有一大段距離。自稱是馬克思主義信徒的列寧，卻抄捷徑而宣稱由封建社會，避開資本主義社會，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俄共掌權的成功卻也鼓舞了歐洲、美洲、及亞洲，以共產主義自居的左翼份子。尤其在俄共建立第三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簡稱 Comintern，1919-1943），開始支援扶助國際間的共產主義運動後，更擴大了共產主義的勢力。

但俄共（後來的蘇聯）所支援的也未必全是共產主義者。在中國，他們原先支持的是國民黨，而非中共。蔣介石也於1924年被孫文派到蘇聯，去學政治與軍事組織的運作。寫《蘇俄在中國》的蔣介石是不喜歡蘇聯的，但後來的莫斯科中山大學裡吊有蔣介石的肖像。而在五一勞動節的遊行中，蔣介石的肖像也與馬列及其他蘇聯領導人的肖像並列遊行。蔣介石也被稱為紅將軍（Red General, Wiki）。西方國家對「紅將軍」自然有所警惕，而於北伐前支持曹錕的直隷系軍閥，而非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日本支持張作霖的奉天軍閥，蘇聯自然押寶國民黨。但北伐後的1927年，蔣介石屠殺了黨內的30萬名共產黨員而結束了與蘇聯的「合作」。蘇聯政治顧問鮑羅廷（Mikhail Markvich Borodin, 本名 Mikhail Gruzenberg, 7/9/1884-5/29/1951）與軍事顧問加倫（ Galens，本名Vasily Blücher, 12/1/1889-11/9/1938）則離華返俄。這兩人於後來也都遭到史達林的清算，死於獄中。

史達林下的蘇聯相當封閉，外人也大都不明瞭發生什麼。在集體農場及一系列的五年計劃下，蘇聯的工業發展及經濟建設是有明顯的起步。當1929年全球發生經濟大恐慌後，由於與西方的資本體系隔離，蘇聯的經濟並沒受到重大的影響。但在1930年代的經濟政策上，蘇聯與外在世界其實有類似處—政府的大量干預。美國在羅斯福總統下推行新政（New Deal），用大量公共投資的方式雇用了大量的失業人員。希特勒的國家社會黨也在德國用同樣的方式推動建設以降低失業率，如高速公路（Autobahn）的建設。1939年，在滿州國的岸信介也大膽的用「統制經濟」的方式推動五年計劃。

在用政府的力量介入以推動經濟來看固然有類似處，但史達林的手法卻有個與眾不同之處—免費勞工及低價糧食的大量使用。透過集體農場，政府壓低了糧價以補貼工業。使用了大量的勞改人員等於製造出了大量的免費勞工。蘇聯的經濟也因而在那段時日有明顯的進展，也於戰後成為超級強權並控制了東歐各國。這一招最後自然也被中共學習到了。中國的勞改及下放提供了大量的免費勞力。也不只共產國家如此，五十年代的台灣在國民黨下也實施了「勞動服務」一段時間。成年男子都被迫每年做一段時日的無贘「勞動服務」，為「國家」的建設「服務」。在一個獨裁極權政府底下，人民是免費而可隨意被拋棄或運用的。

雖然蘇聯的極權統治引人反感，也使共產主義得了個惡名。但社會主義的平等、福利、及就業保障，卻有其迷人之處。也多少源於此，北歐及西歐於戰後紛紛建立社會主義型式的社會福利政策，以保障人民的醫療、就業、與教育的權益。資本主義殿堂的美國是至今都仍然強烈反對這種社會福利國家的傾向的。

法國革命後所召開的國民大會（Estate General）中，座位的排座已定位了左右的分野。坐在主席台右側的傾向於保留舊體制與舊價值。坐在左側的傾向於廢除舊體制以建立共和。左派與右派也因而與當今的進步派與保守派劃上等號。保守的右派強調自由競爭，優勝劣敗，保存現況。進步的左派強調人民平等，照顧弱勢，建立福利社會。

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一直都是右翼的範疇。左翼的一些主張雖然都一直浮現，但都不是主力。所以一直是右翼的範疇源於民族主義—–台灣民族（綠營）對抗「中華民族」（藍營）—-一直都是台灣社會的主要問題。當代表藍營的一些大（國民黨）小（親民黨，新黨）黨都已走入歷史後，台灣將只是綠營本身內部的問題，而左派的一些社會議題也將會逐漸的主導台灣的政局。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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