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及陣亡者的記憶之一 法國凱旋門的今與昔 —–人類戰爭紀念物的演變

記憶是生物頼以生存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人類社會裡,記憶是以歷史敘述的方式出現。一個民族的生存是基於歷史敘述的脈絡延續下去。在人類歷史上,尤其是近代,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是沒法存活下去,而最終都會遭受到被消滅的厄運的。中華帝國境內的許多少數民族終皆遭到滅族的結果。遠的不說,台灣的平埔族之被「消滅」(同化)掉,就是本身缺乏歷史敘述及認同的結局。

歷史的敘述不只是口傳或文字敘述而已,也包括建築,標竿及物件。

其實也不僅止於一個民族的認同與生存有賴歷史,宗教也如此。在當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及約旦境內就保有許多與耶穌基督有關的聖地,也皆成為基督徒朝聖的所在地。而在佛教,阿育王在世時就於佛陀誕生,成道,第一次轉法輪及最後入湼槃(逝世)之地,廣立紀念碑。讓後人得以景仰及朝聖。阿育王所建立的紀念碑雖不能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但它卻顯示紀念碑—-一個具體的歷史証物—-在人類共同記憶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在人類歷史上提供了一個記憶凝聚的所在,對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做敘述,使後代的人能了解該民族(或宗教)的共同歷史。

在人類的歷史記憶裡,戰爭佔有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而戰爭也留下許多紀念物。但在古代,戰爭的勝利是一個君主的勝利。就以羅馬帝國而言,在羅馬就建立了很多不同帝王所要彰顯其豐功偉業的戰勝紀念碑。如  Trajan’s Column, Arch of Titus, Marcus Aurelius Column, Arch of Septimius Severus, Trajan’s Arch at Benevento,…. 等等。而在中國的唐朝以來,各朝各代也都或多或少的有忠烈祠的設立。要的就是表彰這些為皇帝而死的「忠臣烈士」。

在現代,戰爭常常加速或改變一個社會的演化方向,使身歷其境的人都會共同經驗那個陣痛及社會的巨變。尤其是當今參與作戰的軍人大都由平民社會徵招而來。不管因戰死或活著回來,軍人的經驗也多少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氛圍。而也如此,在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人類對戰爭的記憶方式開始漸漸以陣亡將士及退伍軍人為主,而非君主。這個轉變以法國巴黎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為最佳的代表。

法國革命後廢除了君主制與貴族世襲制而建立了共和。但法國革命也動亂了十年(1789-1799),直到拿破崙的掌權而自立為皇(1804-1814)。在拿破崙掌權期間,他發動了對歐洲各國的戰爭(Napoleonic Wars, 1803-1815)而捷訊頻傳。拿破崙的勝利固源於他的軍事奇才,但更因法國軍隊那時已多多少少是個「共和軍」,有法國民族意識,而不只是一個君主的傭兵。1805年 12月2日,拿破崙擊敗了奧、俄、神聖羅馬帝國的聯軍(Battle of Austerlitz),這時是拿破崙事業的高峰。1806年,他委任交付凱旋門的建造。但凱旋門的建造也因法國政局的變化而終止一段時間,直到1830年代才完成。凱旋門壁上刻有每個法國戰勝的戰役名稱及領導的將軍之名,一般軍人則不被包括在內。

從凱旋門的建造完成後,它便成為法國軍方及國家的象徵。在每次的戰役勝利及每年國慶(7月14日巴士底日,Bastille Day)的軍隊遊行都會以凱旋門為中心。既然是凱旋門,打敗法國的戰勝國也會到此「凱旋」一方。普法戰爭中勝利的普魯士軍隊(1871)及二次大戰中打敗法國的德國(1940),也都到凱旋門慶祝他們的勝利。二次大戰歐戰結束後,聯軍與法軍也都以凱旋門為慶祝的中心(1944)。

凱旋門的設計本來是要給軍隊遊行通過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個情況有所改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死傷慘重,而許多軍人的遺體也無法辨認。許多軍人慘死他鄉,而家人也無從埋葬招魂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日(Armistice Day,1919年 11月11日早上11點)的隔年, 1920年11月11日,凱旋門的拱門下埋葬了代表無名軍人的六個棺木而成無名軍人墓(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也點燃了追弔的火焰(Memorial Flame)以慰靈。二次大戰後,無名軍人墓成為悼念不只第一次,也包括第二次大戰中陣亡的無名軍人。無名軍人墓建立後,遊行隊伍不再通過凱旋門,以表示對陣亡軍人的尊敬。即使在納粹德國戰勝法國而行軍凱旋門時,他們也避開通過凱旋門以表示對陣亡軍人的敬意。雖然是敵國,敵軍,但對陣亡軍人的尊敬是沒有分別的。

法國革命及拿破崙的攻打歐洲對整個歐洲,及後來全世界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許多歐洲帝國倒的倒(如神聖羅馬帝國),衰弱的衰弱(如西班牙帝國)。但法國革命自由、民主、博愛的口號及馬賽曲(La Marseillaise,  法國國歌),也振奮了許多封建國家的人民,而於歐洲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民族國家的建國運動,及自由民主現代觀念的爭取與推廣。而在這個由封建社會轉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凱旋門成為各個戰役及陣亡將士的象徵。原本只是為誇耀戰役的得勝及領導的將軍而設立,在一次大戰後也因感念無名軍人而為無名軍人設立墳墓。凱旋門不再是凱旋而以,它已成為人們對戰爭及陣亡將士的悼念。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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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成虛幻‧虛幻成真 —- 拉斯維加斯,台北市,宜蘭市

成立於1776年的莫斯科波修瓦芭蕾舞團 (Bolshoi Ballet) 是俄國最有名,而也是全世界芭蕾舞界頂尖的芭蕾舞團。這支成立於沙皇時代的芭蕾舞團,卻也能活過共產革命及共產主義倒台後的今日,這多少源於各個政治勢力都想藉用藝術及表演來暗銷他們的理念。列寧及其圈內人都把芭蕾舞及戲劇當做是推銷他們革命思想的工具。在俄國,這種暗銷及意涵的傳遞還算相當的含蓄與間接。但當中共也把芭蕾舞運用於宣傳後,多少源於中國文化水平的低落,其產品就缺乏藝術品質及格調,而多少成為西方人士嘲笑的對象。在江青的年代,一些樣板戲如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等,到處公演。一些不合中國國情的西方舞式,如男女對跳及旋轉舞等也都被江青取消掉了。

但波修瓦芭蕾舞團之能於世界上占有頂尖地位,主要還是舞藝的湛深。其錄取人員之精挑細選及訓練之嚴格是有名的。到俄國的觀光客也都想欣賞波修瓦芭蕾舞的表演,但他們都會發現一票難求。但一票難求的波修瓦芭蕾舞團在1996年訪美表演中栽了個大跟斗。

1996年10月,當時成立已有221年,而首次於蘇聯倒台後到美國公演的波修瓦芭蕾舞團,在拉斯維加斯遇到了滑鐵盧。在首場(10月8日)的表演中,有七千座席的阿拉丁旅館的表演中心只賣出了1500張票。有人將那場失敗歸咎於缺乏宣傳,缺乏對波修瓦芭蕾舞團的介紹。也有人指出拉斯維加斯不適合這種藝術團體。當時波修瓦芭蕾舞團的執行長可可寧(Vladimir Kokonin)就說:在拉斯維加斯,我們有假的紐約,假的開羅,假的羅馬。我們現在有一個真正的波修瓦芭蕾舞,但卻沒有人要看!

拉斯維加斯的許多大旅館都仿世界的名勝而建立。除了紐約外,也有巴黎,金字塔,凱撤宮,金銀島,海市蜃樓,.…等等,不一而足。這是一個賭城,一個罪惡之城(sin city)。拉斯維加斯有許多虛假的東西,要的只是提供人們一個離開現實而求取歡樂的場所。它同迪斯耐樂園一樣。只不過是一個以成人為對象,一個以兒童為對象。這麼個虛構擬真的場所至少提供人們一個虛幻的歡樂空間去做短暫的逃避。

在台灣,我們也有這種虛構的空間。但它沒有帶來歡樂,只帶來混淆與荒謬。

走在台北,你會發現這是個小中國。有北平路,廣州街,開封街,漢口街,承德路,南昌街,長沙街,重慶南路…..等等。據一個統計,台北市共有154條街道的名字是以中國的地名(尚包括不是中國的西藏)來命名的。這其中,浙江省獨厚,有18條街名。居其次的福建省有14條。

台灣的街道不只有這種中國地名的污染,各城市的主要街道也都變成不是中山路就是中正路了。以台北市來說,當年的中正路(拓寬前的忠孝東西路)還是台北市市區唯一不能分段的,門牌號碼都上萬號。這種上萬號的門牌在台灣是很少見的。後來之所以改名,據說是在馬路拓寬後由蔣介石於1970年建議改名,以合八德街道的命名(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看當年的中山南北路與中正路就貫穿台北市的正中央(當今的火車站,行政院與監察院一帶)而分割成四塊。在台灣,大家好像都習以為常而認為中山路或中正路就是主要街道了。

第一次到日本時,我的舅舅說要帶我到他們城市的主街(メイン・ストリート,Main Street,也叫大通り)買東西。來美國後也發現大部分城市都有條主要街道,就叫做主街(Main Street)。好像只有台灣人認為他們的主街不叫主街,而以一個爭議性人物孫中山(也不是他的本名),或是殺人魔王蔣介石來命名的。這種荒謬的現象於2003年在宜蘭市上演了一場醜劇。

宜蘭市本來有一條紀念蔣渭水(8/6/1890-8/15/1931)的渭水路,這條渭水路是連接中山路的。2003年,時任縣長的劉守成在沒有事先做好宣導的情況下,舉辦了渭水路與中山路改名的「意願調查」投票。結果渭水路敗給了中山路,而由宜蘭市的地圖上消失。宜蘭出的名人竟然不見容於自己的故鄉。蔣渭水當年固然對台灣的文化、社會及政治運動有很大的貢獻,但他的一些雖不是很強的祖國派思惟也是值得檢討的。這是題外話。要點是渭水路之敗給中山路顯示了台灣人之將中山路等同於主街的想法,忘掉了那是一個外來暴政強壓在台灣社會上的產物。2015年10月,宜蘭市公所有意將另一條街(崇聖街)改名為渭水路。藉以補足本地名人卻不見容於本地的荒謬。

宜蘭市出了個台灣的先賢蔣渭水,但宜蘭市民卻寧願去擁抱一個與台灣及宜蘭都沒有關係的孫中山,而把原有的渭水路廢除掉。也不能完全說是遠來的和尚會念經的效應,無寧是宜蘭人缺乏對自己鄉土的認識,及台灣人普遍的對台灣歷史缺乏了解的結果。中山路,中正路,中華路及台北的小中國街道的命名法是強加於台灣人民身上的。那是一個暴政下的虛幻產物。拉斯維加斯及狄斯耐樂園的虛幻帶來了歡樂。大家知道那是假的,是虛幻的,但它提供了人們一個離開現實世界的空間。但暴政下的虛假你只有接受的份。久而久之,假的好像也就變成真的了。

李堅

自由民主與民族獨立 —-鄭南榕紀念館參觀後記

2016年1月21日,藉著回台投票之便,順道到台北市民權東路的自由巷造訪憑弔鄭南榕紀念館。今年的選舉勝負可說於選前大致底定,所以沒有往年來得那麼熱絡。在1月21日那個寒冷而潮濕的冬天早上,鄭南榕紀念館也顯得平靜。除了辦公人員外,只有一個年輕人坐在電視機前觀看有關鄭南榕事件的紀錄片。對於當時尚未誕生或年幼的年輕世代而言,可能很難想像昨日那個世代的努力與犧牲。昨日世代的努力,同當今年輕世代的努力一樣,都是為了有一個美好的明天。而今天努力的基礎是建立在昨日世代的努力之上的。

那一個動盪的年代

1979年 12月10日的高雄人權日事件,是國民黨要重新建立極權統治所起動的一系列鎮壓事件的開始,但也引起人民不斷的抗爭。高雄事件的審判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而許多辯護律師如陳水扁,呂傳勝,蘇貞昌,謝長廷,及江鵬堅等也都走上政治的道路。接著國民黨主導下發生的林義雄家滅門慘案,陳文成事件,江南案,及另一邊民間反抗運動所推動的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組黨與解嚴等事件,及鄭南榕自焚事件,也都將雙方對抗的層次一再的提高。在這些事件中,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固然令人看清國民黨的邪惡本質, 但鄭南榕自焚事件可說是重要的分水嶺。鄭南榕的自焚不是因為悲觀與絕望的自殺行為,而是信心與堅持原則及信念的結局。那是一個抗爭層次提升的結晶,及對反對運動方向的掌握。鄭南榕固然主張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但自由也不是鄭南榕唯一爭取而為之犧牲的信念。整個事件有其更深一層的意義。

1989年4月7日

鄭南榕讀過成功大學、輔仁大學、台灣大學,主修哲學。高雄事件及林宅血案發生後,他也為當時的一些黨外雜誌撰稿。在當時黨外雜誌一再遭受國民黨勒令停刊的時期,鄭南榕立誓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以辦雜誌的方式挑戰當時的政治禁忌。為了應付雜誌的可能一再遭受停刊的處分,他在辦雜誌之前就申請了十八張雜誌執照。1984年3月12日,鄭南榕開始推出《自由時代周刊》系列雜誌,一再向當權者及一些政治禁忌提出挑戰。鄭南榕是個行動哲學家,除了辦雜誌外,他也參與主張解除戒嚴的抗議活動,發起二二八真相平反運動,公開主張台灣獨立,並因於1987年11月9日的第二屆民進黨全國大會上,發送陳隆志的《台灣獨立的展望》一書遭朱高正制止後,向朱高正說「我要為台灣人摑你一耳光」而摑朱高正的耳光。

1988年 12月10日的國際人權日當天,鄭南榕在第254期的《自由時代周刊》上刊登許世楷的《台灣新憲法草案》而被控犯內亂罪。1989年1月21日收到高檢署「鄭南榕涉嫌叛亂」法院傳票的鄭南榕表示,將會行使抵抗權,不會出庭應訊。1989年1月27日出庭日,沒有出庭的鄭南榕公開表示:「國民黨不能逮捕到我,只能夠抓到我的屍體」。也從那一天開始,鄭南榕自囚於雜誌社的總編輯室,而計劃在警方強制攻堅後採取自焚。儘管國民黨官方已知鄭南榕可能採取激烈的抗爭手段,首席檢察官陳涵仍決議強制拘提,而由負責檢察官陳耀能於4月4日簽發拘補票。4月7日早上,台北市中山分局局長王郡及刑事組組長侯友宜領軍兩百人參與強制拘提。在遣開家人及雜誌社工作人員的混亂中,鄭南榕反鎖於編輯室內引火自焚。

1989年5月19日,在鄭南榕的入殮和告別式中,當出殯隊伍行進到凱達格蘭大道時,身上披著「身為台灣人,死為台灣魂」的詹益樺於總統府前引火自焚。

不自由,毋寧死

鄭南榕辦的是《自由時代周刊》系列雜誌,要爭取的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這難免令人認為他是為爭取言論自由而死。但自由有那麼重要嗎?自由與人類社會演變的關係如何呢?

寫《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書的弗洛姆 (Erich Fromm, 3/23/1902-3/18/1980) 認為,人類社會到二十世紀後才將自由視為重要的議題。弗洛姆所著重的是人類心理的分析與社會演化及宗教改革的關係。而在探討納粹的崛起時,弗洛姆多少將其歸咎於逃避自由的權威性格使然。自由也許重要,但在一個威權體制下,許多人是反對自由,逃避自由,而支持威權體制的。

以《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一書聞名的賀佛爾(Eric Hoffer, 7/25/1902-5/21/1983)對社會有許多敏銳的觀察。對於自由,他說:「當社會有真正自由時,爭取平等是大部分人的意願。當社會有真正平等時,爭取自由是少數人的意願」(Where freedom is real, equality is the passion of the masses. Where equality is real, freedom is the passion of a small minority)。他也說「除非一個人有自創的才能,自由只是個腦人的負擔」(Unless a man has talents to make something of himself, freedom is an irksome burden)。

對於強調自由,爭取自由的人來說,曾兩任維吉尼亞州州長的巴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 5/29/1736-6/6/1799)在1775年的一場激情演說最令人振奮。在那場演說中,亨利說「不自由,毋寜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亨利並沒有因為捍衛自由而死,但鄭南榕做到了。但爭取自由真的是鄭南榕自焚的動力嗎?

動力是民族主義

在巴特里克‧亨利的年代,英國不是沒有自由的。被剝削的美國十三州殖民地則沒享有與英國同樣的自由。爭取獨立建國的美國人所要爭取的不只是一個自由的社會而已,更要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是一個民族國家建國的動力。當時亨利領導美國人對英國的抗稅運動,主張獨立,要建立共和。在1775年3月20日的第二次維吉尼亞州大會 (Virginia Convention) 上,為了建立民兵以防衛英軍攻擊維吉尼亞州,亨利發表了一篇動人的演說而提出「不自由,毋寧死」的名言。亨利要的是爭取美國人被剝奪的自由,要組織民兵以抵抗英軍,要建立獨立的美國。那是美國獨立戰爭前夕的一場重要演說。追根究底,那是一場為爭取美國獨立所發表的演說,自由只是一個面相而已。

鄭南榕固然要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他也發起228真相平反運動,突顯二二八之為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在那台獨還是個禁忌的年代, 1987年4月16日在台北金華國中的演講中,鄭南榕除了要求解除戒嚴外,還公開提到:「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而最後促使國民黨對他要採取強制拘提的是《台灣新憲法草案》的公布。鄭南榕固然被人尊稱為「言論自由殉道者」,更多人尊稱他為「台灣建國烈士」,「台灣獨立建國之父」。「台灣建國烈士」之名深為得體。因為追根究底,台灣民族主義是鄭南榕自焚的動力。

一個魔咒的解除

鄭南榕自焚後,台灣的改革腳步加速了。台灣固然於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嚴,但許多行事作風卻仍如同戒嚴時期一般。雖然已解嚴,但鄭南榕自焚之發生於解嚴後的1989年4月7日即為一例。1989年年底,開辦了五年八個月,共出版302期的《自由時代周刊》停刊了。《自由時代周刊》的停刊代表了鄭南榕原先開辦雜誌的目標已達成了。台灣已走向全面的言論自由時期。

再下來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除,國會的全面改選,刑法一百條的廢除,及全面開放廣播頻率與有線電視也都一再見證了這自焚事件後的骨牌效應。

而更重要或具象徵意義的是,後藤新平魔咒的解除。當後藤新平發現台灣人有三項弱點可以好好利用以利統治後,後藤訂立了他的治台三策:一,台灣人怕死,可以用高壓統治;二,台灣人愛錢,可以用小利誘惑;三,台灣人重面子,可以用虛名籠絡。鄭南榕的自焚可說將後藤新平的魔咒也予以燒毀掉了。

言論自由日,自由巷

鄭南榕自焚後十八年的2007年,民進黨內開始有人提議將4月7日訂為「言論自由日」。 2012年台南市市長賴清德首先宣布,4月7日為台南市的言論自由日。隔年的2013年,高雄市,宜蘭縣,雲林縣,嘉義縣及屏東縣也跟進,而訂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2014年1月17日,有意角逐台北市長的柯文哲在參觀鄭南榕基金會後,有感而提出他的競選口號:「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改變文化,從台北開始」。2015年12月10日,已任台北市長的柯文哲宣布每年的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

鄭南榕基金會於2012年推動將鄭南榕自焚處的巷弄定為自由巷。台北市議會經由跨黨派連署提案後通過。2012年8月21日,鄭南榕遺孀葉菊蘭與當時的台北市長郝龍斌共同主持自由巷的揭幕儀式。

但自由民主的改革從來就不是一條平順的道路。鄭南榕自焚後當時,國民黨的媒體及趙少康之流就都已開始提出譴責。當2013年11月,成大學生通過「南榕廣場」的命名後。這個透過學生民主的決議竟然遭到校方的否決。更有成大歷史系教授王文霞將鄭南榕的自焚比為「伊斯蘭自殺炸彈客」。所幸民主的腳步是只有繼續往前走的。本來一直拒絕陳文成廣場命名的台大,於2015年3月21日經由台大校務會議,通過了2014年6月台大研究生協會的提案,將陳文成的陳屍地點命名為「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

死後才誕生

許多思想前進的人是於死後才被人發現的,或是說他們作品的重要性才慢慢地被發現。梵谷於生前才賣出一張畫,而且是經由他藝術經紀商的弟弟賣出的。尼釆的一些作品及馬基維利的《君王論》也都是在死後才出版的。我們相信鄭南榕自焚的意義及其影響也會慢慢地被討論及釐清。

走過80年代前那一段歲月的人會體會到,國民黨當年是顯得穩如泰山,堅不可攻。當年的許多反對人士顯得悲觀無奈,看不到台灣有自由民主的一天。在反對運動一再前撲後繼下,鄭南榕的攻堅及誓死抵抗扭轉了整個反對運動的前景。可能也因為是這種堅決反抗的意志及台灣反對運動的成功,有不少中國及港澳來的觀光客會到鄭南榕記念館憑弔參觀。對走過那一段時日的人而言,國民黨如今的垮台讓我們體會到人民的意願及意志是無法要阻擋的。國民黨會倒,共產黨也會倒!

李堅

鄭芝龍的傳人之四 鄭芝龍與施琅的不同下場 —-當主權意識高漲下會有不同結局嗎?

鄭芝龍率眾降清但最後卻遭到全家被株的厄運。鄭芝龍是個投機性格很強而也不惜犧牲同志的人。投機的人都是會算計的,亦商亦盜的鄭芝龍當然有他的盤算。但看來他是算錯了計。

要說算計,我們來看一丘之貉而比鄭芝龍更沒有格調的施琅。世琅本也跟隨鄭芝龍降清,但後來又改變了主意而去依附鄭成功。有軍事才華的他成為鄭成功的主要助手。期間鄭成功的手下曾德一度得罪了施琅而遭施琅逮捕。在鄭成功說不能殺之下,施琅還是將曾德處死。嚴厲又暴戾的鄭成功因此要將施琅的全家處死。施琅得以逃脫,但他的父親與兄弟皆遭處死。施琅因此再度降清而成為後來攻台的主要人物。攻下台灣後的施琅也奪占了南台灣已開墾田園的一半,稱之為「施侯租田園」。「施侯大租」也是台灣大租戶的源頭,直至日本治台後才廢止。

一些歷史紀錄顯示,施琅是個喜歡公報私仇的人。而看他本來是鄭芝龍的人馬,隨鄭芝龍降清,旋而又轉附鄭成功,與鄭成功有衝突後再去降清。鄭成功死後施琅說服清廷攻台,62歲的他領兵攻台。由這些轉換過程來看,施琅不但是個投機份子,也是個不知忠誠為何物的人。但投機份子本來就是不知忠誠為何物的人。鄭芝龍身為唐王的南安侯,負責南明的所有軍事事務,但卻降清。可以說他看衰南明而去依附一個中原的新主子。鄭芝籠之所以與施琅有不同的結局在於施琅與鄭成功的恩怨及時勢所造成的因緣際會。

除了算錯了計外,我們也可以說鄭芝龍不了解滿人的清朝。這種說法只能說是一種臆測。鄭芝龍有多了解清朝,我們不得而知。他也許看到大勢已去而「西瓜偎大邊」起來。說到不了解清朝及「西瓜偎大邊」,就不能不讓人想起絡繹於中國及中南海道路上的台灣政商人士,他們有多了解中國?三十多年前當中國剛開放時,你可說那時在戒嚴下受「炎黃子孫」教育長大的台灣人,以為與中國人同文同種而不知兩邊的差別。但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呢?

先說到底有多少台商在中國吧。或說有多少台灣人長住中國。這個數目說法不一,而且相差極大。若以2011年中國的普查數字來看,長住中國的台灣人總數為十七萬兩百八十三人。但據當年的北京台商協會指出,人數絕對超過一百五十萬人。台商最多是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長住台商就超過八十萬人。珠三角長住台商也有近六十萬人 (當年廣東省台辦的統計)。也有人估計在中國的長住台灣人有兩百萬人。這個數目可說不小。台商在中國固然人數多,但在黑牢中的也不少。到底有多少,確切數目也不得而知。以「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的理事長高為邦於2008年依據被關押後獲釋的台商提供的資料得知,東莞監獄至少關押178名台商,福建有兩個監獄關押了400名台商,福建莆田監獄關了五百名台商。估計2007年全中國就有兩千名台商在黑牢裏。以 2007年台灣監獄總人數共五萬三千三百人來看,在中國因案入獄的台灣人在比率上顯然過高。入獄的當然不乏一般的罪犯,但許多是與地方政府的商務糾紛所導致的冤獄。

談到商務糾紛。以2005年的資料顯示,向台灣的海基會投訴的台商受害案件就已超過一千多件。當年阿扁執政時期,海基會出版的雜誌《兩岸經貿》,每個月都會登一篇有關台商受害的故事。但在馬英九上台後,這種故事就不再登了。高為邦指出,掠奪台商就是中國的國家政策。理由是,以非法手段對台商下手的中方人士及官員,中國從來沒有處罰過。謊言與暴力是中共政權的兩大支柱,對台商當然沒有例外。

既然有這麼多人下獄,而也有這麼多不合理的商務糾紛,但還是有許多台商前撲後繼的大膽西進。理由之一不外是那是投資的風險之一。理由之二是,還是有不少人賺到了錢,何防賭一下。 算是賭徒心理。就像到賭城賭博的人一樣,只會談他贏的那遭,但不會提及共輸了多少錢。理由之三是無知。台商也好,台灣人也好,對中共政權的本質都欠缺了解。

2010年台灣的馬政權與中國簽了ECFA協定。英國的頂尖智庫「王家國際事務研究所」 (Chatham House) 就於2010年11月發表一篇名為 「跨過台灣海峽的投資」(Investmen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的論述,針對ECFA提出政策上的建議與警告。王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是於過去七年來都於全球6618個智庫中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 (Brookings Institution) 的智庫。在王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報告中,建議台灣必須要投資多元,不要太依賴中國,不能忽略中國的威脅及中國內部的不穩定性,也應於來往中對中國的改革作出貢獻。無獨有偶,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克魯曼 (Paul Krugman), 也於1990年代在與日本的經濟學家藤田昌久共同發表的「新經濟地理理論」 (New Economic Geography) 中,強調國家主權在國際經濟中的重要性。克魯曼強調在國際貿易中,我們必須以主權來保護自己的人民。

追根究底問題還是在於主權。也許我們不能太苛責鄭芝龍,他說來只是一個十七世紀封建時代,只知皇恩天命而不知主權為何物的奸商海賊。但在21世紀的今天,鄭芝龍的徒子徒孫們卻大量的如飛蛾撲火般地飛向北京,不知死之將至。其中當然也有不少人企盼成為施琅第二。但當台灣的主權意識高漲時,施琅們也將都會成為鄭芝龍們。 (系列完)

李堅

鄭芝龍的傳人之三 台商對中國的貢獻 —供奉統一?奉獻主權?

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從早期消費能力比第三世界的窮國家如海地都不如的情況下,發展到今天的快速經濟成長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過程與結果都令人瞠目結舌。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採用出口導向的方式,基本上是依循日本、台灣與南韓的模式。

改革前,中國的對外貿易都是透過香港的。開放後至今香港也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從1999年開始,美國才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國,香港第二。除了2013年那年香港再躍居第一,美國第二外,美國都一直維持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國。2015年,中國的出口國依序是美國,香港,日本,南韓。台灣則排在第十七。在李登輝及陳水扁時代,台灣在中國外銷排名上大都名列在八、九名左右。

在中國的進口方面,早期大都以日本與台灣為主,南韓與美國則分列三與四。2005年開始,南韓取代台灣成為中國的第二大進口國家。到2013年,南韓更取代日本成為中國最大的進口國家。2015年,中國進口國家的排序是南韓,日本,台灣,美國。

中國這種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我們台灣人來說都是相當熟悉的。台灣在戰後是以貿易立國的。早期台灣外銷的主要市場是美國。在八十年代,台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僅次於日本。那時的台灣常常上美國的媒體。美國一向是台灣的最大出口國。但從2001年開始,香港成為台灣的最大出口地區,美國退居第二,日本第三,中國第四。 2004年後,中國就成為台灣的最大出口國家。在進口方面,日本與美國向來是台灣的主要進口國家。從2006年起,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台灣第二大進口國。若以2014年前九個月的數據來看,中國將取代日本成為台灣最大的進口國。

以中國的眼光來看,台灣在中國的進口上佔有重要地位,但台灣在中國的出口則所佔的比例不高 (一般排在十幾名左右)。若以台灣的眼光來看,中國已成為台灣最大的進出口國家。雖然從2007年來,中國也都已成為日本與南韓的最大進出口國家。但總的來說台灣處於不利的地位。因為台灣的經濟體沒有日本與南韓來的大。而中國對台灣的併吞野心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而以2013年的資料來看,出口中國占台灣出口總值的26.77%,若含出口香港則占台灣出口總值的36.69%。這種對中國出口的依賴程度是相當驚人的。

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與模式由台灣、日本、南韓的角度來看固然一清二楚,但還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在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相當驚人。就這一點來說我們就不得不來看「同文同種」的台商所扮演的角色的了。

從中國開始對外開放以來,台商就前撲後進的湧進中國。即使在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時代及陳水扁執政時期,台商便已於中國造成相當大的經濟效應。在《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1988-2008年》的一篇論文裏,政大的童振源與洪家科,就綜合公私團體的資料做為基礎來做推算。他們用到了經濟部投審會,行政院陸委會,及一些公私部門的估計。他們也考慮到台商常常經由第三地 (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及香港等) 轉投資的作法。他們計算的結論是,自1979年至2008年,累計台商在中國直接投資金額高達1222.85億美元,占同時期累計外商在中國直接投資金額的14.34%。台商名列中國第四大外資。但若加經由第三地的轉投資,則台商名列第二,僅次於香港。從1980年至2008年,累計台商在中國國際貿易的總額為一兆四千四百五十八億美元,占同時期中國國際貿易總額的9.89%。2008年底,台商在中國雇用的就業人口數為1443.41萬人,占同時期中國勞動人口數的1.86%。從1992年至2007年,台商在中國繳納的稅賦總額約為878億美元,占同時期中國財政稅收總額的2.69%。

在李登輝及陳水扁時期的半約束情況下,台商的西進都已如此。2008年馬英九上來後,台灣可說是對中國全面開放。台商人員的西進可能增加不大,但大量西進的可能就是台資了。真的是大水庫通小水庫了。從馬英九上任以來,台灣的上市公司就匯去中國345億美元,超過過去總匯款數( 1.96兆台幣) 的一半以上。在最高的2011年,一年就有1949億台幣匯去中國。2014年開始,金融界的匯款首次超過電子業的匯款,共達684億台幣。其中與馬英九有特殊關係的富邦金控的投資匯款占最大宗。富邦於2014年就投資中國的華一銀行271億台幣。在過去六年來,台灣的上市公司匯到中國共一點零八兆台幣,但匯回台灣的卻只有六四零億台幣,不到百分之六。(Taipei Times, 2015年4月6日)

台商對中國的經濟固然有所幫助,但台商對中國最大的「貢獻」將在於台灣主權的流失與自由民主的殆盡。商人也許在商言商,但純商業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都不存在,更何況是在一個極權政體裏。中共極權政體用的是以政逼商,以商逼台就範。而在這種運作模式中,台商成為攻台的棋子。成者將享有有如施琅家族般的特權,敗者則將如鄭芝龍般的父子皆亡的下場。台商也許在商言商,但當他的對象是中共時,將會是一場個人,家族與國家生死存亡的賭博。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