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1日，藉著回台投票之便，順道到台北市民權東路的自由巷造訪憑弔鄭南榕紀念館。今年的選舉勝負可說於選前大致底定，所以沒有往年來得那麼熱絡。在1月21日那個寒冷而潮濕的冬天早上，鄭南榕紀念館也顯得平靜。除了辦公人員外，只有一個年輕人坐在電視機前觀看有關鄭南榕事件的紀錄片。對於當時尚未誕生或年幼的年輕世代而言，可能很難想像昨日那個世代的努力與犧牲。昨日世代的努力，同當今年輕世代的努力一樣，都是為了有一個美好的明天。而今天努力的基礎是建立在昨日世代的努力之上的。
那一個動盪的年代
1979年 12月10日的高雄人權日事件，是國民黨要重新建立極權統治所起動的一系列鎮壓事件的開始，但也引起人民不斷的抗爭。高雄事件的審判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而許多辯護律師如陳水扁，呂傳勝，蘇貞昌，謝長廷，及江鵬堅等也都走上政治的道路。接著國民黨主導下發生的林義雄家滅門慘案，陳文成事件，江南案，及另一邊民間反抗運動所推動的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組黨與解嚴等事件，及鄭南榕自焚事件，也都將雙方對抗的層次一再的提高。在這些事件中，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固然令人看清國民黨的邪惡本質， 但鄭南榕自焚事件可說是重要的分水嶺。鄭南榕的自焚不是因為悲觀與絕望的自殺行為，而是信心與堅持原則及信念的結局。那是一個抗爭層次提升的結晶，及對反對運動方向的掌握。鄭南榕固然主張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但自由也不是鄭南榕唯一爭取而為之犧牲的信念。整個事件有其更深一層的意義。
1989年4月7日
鄭南榕讀過成功大學、輔仁大學、台灣大學，主修哲學。高雄事件及林宅血案發生後，他也為當時的一些黨外雜誌撰稿。在當時黨外雜誌一再遭受國民黨勒令停刊的時期，鄭南榕立誓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以辦雜誌的方式挑戰當時的政治禁忌。為了應付雜誌的可能一再遭受停刊的處分，他在辦雜誌之前就申請了十八張雜誌執照。1984年3月12日，鄭南榕開始推出《自由時代周刊》系列雜誌，一再向當權者及一些政治禁忌提出挑戰。鄭南榕是個行動哲學家，除了辦雜誌外，他也參與主張解除戒嚴的抗議活動，發起二二八真相平反運動，公開主張台灣獨立，並因於1987年11月9日的第二屆民進黨全國大會上，發送陳隆志的《台灣獨立的展望》一書遭朱高正制止後，向朱高正說「我要為台灣人摑你一耳光」而摑朱高正的耳光。
1988年 12月10日的國際人權日當天，鄭南榕在第254期的《自由時代周刊》上刊登許世楷的《台灣新憲法草案》而被控犯內亂罪。1989年1月21日收到高檢署「鄭南榕涉嫌叛亂」法院傳票的鄭南榕表示，將會行使抵抗權，不會出庭應訊。1989年1月27日出庭日，沒有出庭的鄭南榕公開表示：「國民黨不能逮捕到我，只能夠抓到我的屍體」。也從那一天開始，鄭南榕自囚於雜誌社的總編輯室，而計劃在警方強制攻堅後採取自焚。儘管國民黨官方已知鄭南榕可能採取激烈的抗爭手段，首席檢察官陳涵仍決議強制拘提，而由負責檢察官陳耀能於4月4日簽發拘補票。4月7日早上，台北市中山分局局長王郡及刑事組組長侯友宜領軍兩百人參與強制拘提。在遣開家人及雜誌社工作人員的混亂中，鄭南榕反鎖於編輯室內引火自焚。
1989年5月19日，在鄭南榕的入殮和告別式中，當出殯隊伍行進到凱達格蘭大道時，身上披著「身為台灣人，死為台灣魂」的詹益樺於總統府前引火自焚。
不自由，毋寧死
鄭南榕辦的是《自由時代周刊》系列雜誌，要爭取的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這難免令人認為他是為爭取言論自由而死。但自由有那麼重要嗎？自由與人類社會演變的關係如何呢？
寫《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書的弗洛姆 (Erich Fromm, 3/23/1902-3/18/1980) 認為，人類社會到二十世紀後才將自由視為重要的議題。弗洛姆所著重的是人類心理的分析與社會演化及宗教改革的關係。而在探討納粹的崛起時，弗洛姆多少將其歸咎於逃避自由的權威性格使然。自由也許重要，但在一個威權體制下，許多人是反對自由，逃避自由，而支持威權體制的。
以《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一書聞名的賀佛爾（Eric Hoffer, 7/25/1902-5/21/1983）對社會有許多敏銳的觀察。對於自由，他說：「當社會有真正自由時，爭取平等是大部分人的意願。當社會有真正平等時，爭取自由是少數人的意願」（Where freedom is real, equality is the passion of the masses. Where equality is real, freedom is the passion of a small minority）。他也說「除非一個人有自創的才能，自由只是個腦人的負擔」（Unless a man has talents to make something of himself, freedom is an irksome burden）。
對於強調自由，爭取自由的人來說，曾兩任維吉尼亞州州長的巴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 5/29/1736-6/6/1799）在1775年的一場激情演說最令人振奮。在那場演說中，亨利說「不自由，毋寜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亨利並沒有因為捍衛自由而死，但鄭南榕做到了。但爭取自由真的是鄭南榕自焚的動力嗎？
動力是民族主義
在巴特里克‧亨利的年代，英國不是沒有自由的。被剝削的美國十三州殖民地則沒享有與英國同樣的自由。爭取獨立建國的美國人所要爭取的不只是一個自由的社會而已，更要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是一個民族國家建國的動力。當時亨利領導美國人對英國的抗稅運動，主張獨立，要建立共和。在1775年3月20日的第二次維吉尼亞州大會 (Virginia Convention) 上，為了建立民兵以防衛英軍攻擊維吉尼亞州，亨利發表了一篇動人的演說而提出「不自由，毋寧死」的名言。亨利要的是爭取美國人被剝奪的自由，要組織民兵以抵抗英軍，要建立獨立的美國。那是美國獨立戰爭前夕的一場重要演說。追根究底，那是一場為爭取美國獨立所發表的演說，自由只是一個面相而已。
鄭南榕固然要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他也發起228真相平反運動，突顯二二八之為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在那台獨還是個禁忌的年代， 1987年4月16日在台北金華國中的演講中，鄭南榕除了要求解除戒嚴外，還公開提到：「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而最後促使國民黨對他要採取強制拘提的是《台灣新憲法草案》的公布。鄭南榕固然被人尊稱為「言論自由殉道者」，更多人尊稱他為「台灣建國烈士」，「台灣獨立建國之父」。「台灣建國烈士」之名深為得體。因為追根究底，台灣民族主義是鄭南榕自焚的動力。
一個魔咒的解除
鄭南榕自焚後，台灣的改革腳步加速了。台灣固然於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嚴，但許多行事作風卻仍如同戒嚴時期一般。雖然已解嚴，但鄭南榕自焚之發生於解嚴後的1989年4月7日即為一例。1989年年底，開辦了五年八個月，共出版302期的《自由時代周刊》停刊了。《自由時代周刊》的停刊代表了鄭南榕原先開辦雜誌的目標已達成了。台灣已走向全面的言論自由時期。
再下來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除，國會的全面改選，刑法一百條的廢除，及全面開放廣播頻率與有線電視也都一再見證了這自焚事件後的骨牌效應。
而更重要或具象徵意義的是，後藤新平魔咒的解除。當後藤新平發現台灣人有三項弱點可以好好利用以利統治後，後藤訂立了他的治台三策：一，台灣人怕死，可以用高壓統治；二，台灣人愛錢，可以用小利誘惑；三，台灣人重面子，可以用虛名籠絡。鄭南榕的自焚可說將後藤新平的魔咒也予以燒毀掉了。
言論自由日，自由巷
鄭南榕自焚後十八年的2007年，民進黨內開始有人提議將4月7日訂為「言論自由日」。 2012年台南市市長賴清德首先宣布，4月7日為台南市的言論自由日。隔年的2013年，高雄市，宜蘭縣，雲林縣，嘉義縣及屏東縣也跟進，而訂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2014年1月17日，有意角逐台北市長的柯文哲在參觀鄭南榕基金會後，有感而提出他的競選口號：「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改變文化，從台北開始」。2015年12月10日，已任台北市長的柯文哲宣布每年的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
鄭南榕基金會於2012年推動將鄭南榕自焚處的巷弄定為自由巷。台北市議會經由跨黨派連署提案後通過。2012年8月21日，鄭南榕遺孀葉菊蘭與當時的台北市長郝龍斌共同主持自由巷的揭幕儀式。
但自由民主的改革從來就不是一條平順的道路。鄭南榕自焚後當時，國民黨的媒體及趙少康之流就都已開始提出譴責。當2013年11月，成大學生通過「南榕廣場」的命名後。這個透過學生民主的決議竟然遭到校方的否決。更有成大歷史系教授王文霞將鄭南榕的自焚比為「伊斯蘭自殺炸彈客」。所幸民主的腳步是只有繼續往前走的。本來一直拒絕陳文成廣場命名的台大，於2015年3月21日經由台大校務會議，通過了2014年6月台大研究生協會的提案，將陳文成的陳屍地點命名為「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
死後才誕生
許多思想前進的人是於死後才被人發現的，或是說他們作品的重要性才慢慢地被發現。梵谷於生前才賣出一張畫，而且是經由他藝術經紀商的弟弟賣出的。尼釆的一些作品及馬基維利的《君王論》也都是在死後才出版的。我們相信鄭南榕自焚的意義及其影響也會慢慢地被討論及釐清。
走過80年代前那一段歲月的人會體會到，國民黨當年是顯得穩如泰山，堅不可攻。當年的許多反對人士顯得悲觀無奈，看不到台灣有自由民主的一天。在反對運動一再前撲後繼下，鄭南榕的攻堅及誓死抵抗扭轉了整個反對運動的前景。可能也因為是這種堅決反抗的意志及台灣反對運動的成功，有不少中國及港澳來的觀光客會到鄭南榕記念館憑弔參觀。對走過那一段時日的人而言，國民黨如今的垮台讓我們體會到人民的意願及意志是無法要阻擋的。國民黨會倒，共產黨也會倒！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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