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的開始與史達林 ——–掌權者與全民的對立關係

在二次大戰期間,為了對抗歐洲的納粹德國與亞洲的日本帝國,美國及大英帝國與蘇聯結盟合作,共同對抗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美國誠然於當時早已是一個反共的國度,而當時的大英帝國保守黨總理邱吉爾本身也很反共。但在共同的敵人與目標一致下,三國在三個主要會談及德國戰敗後的一個會議後(德黑蘭會議,開羅會議,雅爾達會議,波茨坦會議),倒也都合作無間。但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蘇的關係漸趨緊張而最終進入冷戰階段(1947-1991),直到蘇聯的垮台。

那麼,冷戰是如何開始的?為什麼會有冷戰?這也是歷史學家一直在探討的議題。一般分析冷戰產生的原因大約可分成四個學派(Hal Brands, Charles Edel: The Real Origins of the U.S. –China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06/02/2019 )。

第一派的人將冷戰的原因歸咎於蘇聯。理由在於俄國的擴張傳統與她的企圖掌控歐亞,外加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史達林的病態多疑與偏執。第二派的學者認為美國的擴張傳統,外加美國對外國強加自由經濟的模式,與堅持門戶開放的政策,才是導致冷戰的主因。在美國的擴張下,蘇聯於東歐的緩衝地帶受到挑戰,轉而反抗,所以才導致冷戰的產生。越戰結束後所產生的第三派的學者則認為,美蘇在戰後成為世界兩大超級強權。雙方在歷史、文化、與政治體系的巨大差別下,也難以避免的會走上競爭與對抗的道路。蘇聯倒台後,在那一陣子的蘇聯內部檔案曾短暫的公開下,有些學者也修正了原來的看法,而一個新的解釋也出現了,而這個新學說也成為目前的新正統(neo-orthodoxy)。根據這個新說法(第四派學說),冷戰產生的主要原因在蘇聯,特別是史達林本人。戰後,史達林的一切行事所為都基於(依優先次序):他本人掌權的安穩;他的政權的安穩;他的國家(蘇聯)的安穩;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說,他個人的重要性勝於一切,他的黨及國家其次,意識形態墊底。

史達林這種視自己為中心而他的掌權勝於一切的想法,也不是他的「專利」。與他約略同期的一些惡名昭彰的血腥獨裁者,如希特勒、佛朗哥、蔣介石、與毛澤東等,都如出一轍。他們都是心狠手辣的在剷除異己後奪取天下的。這種視天下異己為草芥而奪權的人,豈有在拿下政權後突然變成無私的聖人,或者只成為一個想法及道德觀與一般普通人類似的「凡夫俗子」的。

這些血腥的獨裁者固然都是在殺出一條血路後登上「層峯」的,但他們大都也經過一些選舉(希特勒透過大選上台,其他的透過本身政團內的選舉與領導人的産生辦法而出線),及合縱連橫的運作,與無惡不做的手法而登頂的。看起來是血腥毒辣,但也不能說完全(至少在獨裁者上台前)沒有制度可言。在這個意義上看起來,一個獨裁者的產生與一個民主社會的領導者的產生,其差別只在於政治體制的不同,社會文化的演化水平差距,及道德取向的差異。一個民主體制下的政治領導者,他/她受限於領導者產生的體制所限制,民主社會的文化習俗的調教,與社會道德的規範,較不可能有如一個獨裁者我行我素般的行事風格。但那並不代表一個民主體制內的領導者,對本身權力欲加以維護的基本原則會大異於獨裁者。也就是說,即使在一個民主體制內,掌權的領導者的權位之穩定與否,也常常是掌權者所考慮的第一順位的。

人都是有私心的,而人也大都以自我為中心去做一切思考與盤算。這是人類的基本運作模式。而當一個人成為一個掌權者時,權力的掌握常會使那人更加強那種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盤算。當然不能說所有的掌權者都同屬一個層級的自我中心主義者,而常常是隨著國家的大小,文化傳統,與民主自由的成熟度而有異的。但即使在立國之初對權力的分配與制衡問題考慮的相當周全的美國,約定成俗的傳統也是會出問題的。首任總統華盛頓只當兩任總統而定下往後的總統只當兩任的傳統。但這個傳統於1940年羅斯福的選上第三任(及後來1944年的選上第四任)後被打破了。美國國會因而於1947年3月24日通過憲法第22條修正案,而於1951年2月27日達到三分之二州的同意而定案,限定總統的兩任任期。羅斯福被公認是一個偉大的總統,但他看來是要繼續「偉大」下去,其他次等總統與次等民主國家的掌權者之私心則更不用說了。

一再說慈悲是他的宗教的達賴喇嘛,強調他只是七十億(全球人口)分之一。他也要大家都做我們只是七十億分之一的思維,如此較能夠有體貼別人及發揮慈悲的動機與「理由」。但達賴喇嘛到底是個修行人,他要大家共同走在這條修行道路上,來共同改善這個世界以達到和諧共處。不幸的是,許多奸商巨賈與掌權者的思考方式是與修行者的法則方向逆道而行的。他們的思考方式不是七十億分之一,而是一大於兩千三百萬(台灣),一大於十四億(中國),或尤有甚者的一大於七十億的。有哪一個參選人不說他(或她)最有能力,最具道德勇氣,而能夠解決社會中的一切問題的。我們知道當然大都事與願違。就一個實際的公民運作而言,選舉只在於選一個較不邪惡的候選人(lesser evil)。因為說起來,要參選的人都有其邪惡性(而就本性而言,人都有邪惡性),我們只是要一個較沒有那麼邪惡的人而已。這其實也是美國的選舉政治中常聽到的一個說法:不在於選賢與能,而只在於選出一個較不邪惡的候選人。

李堅